祝尚书 ：《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作者： -上传日期：2006/7/10 教育教学论文       祝尚书 ：《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摘要：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       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       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       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       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关键词：宋代；科举；文学；君子事业；举子事业       中图分类号：C,40-09；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04)04—0075—10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论及宋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学者们往往将科举及科举考试列于其中。 早在宋末，就有论       者以为宋诗之所以不及唐，是因为宋代未能坚持以诗取士②，似乎若宋代“以诗取士”不动摇的话，       也会像唐代一样，成为欣欣向荣的“诗国”。那么，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如何?已故著名学者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指出唐代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的”(详后引)。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也认为唐代进士考试中，“按照对省题诗的要求，以及省题       诗的具体创作实践，来比较唐代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二者正好是背道而驰       收稿日期：2004—04—13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03JB750·11—44O02)       作者简介：祝尚书(1944一)，男，四川阆中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概说》，在论述“对促进文学的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       的因素时，第二项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且特别提到“实行了封弥制度”(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       第293页)。馀不烦举。       ②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O”《沧       浪诗话校释》第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75 ·       的。”[1](P410)他们对唐代科举考试与文学之关系的结论，已为学术界所接受，但能否引申到宋代?       这无疑是宋代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惜乎迄无较确切而有说服力的解答。       笔者认为，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难以简单地描述，大体可从两个层面，即外部效应(也       可称间接影响)和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主要指与文学关系相对较密切的进士科考试，下同)进行       审视。就外部效应论，科举虽带有极强的功利导向，但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       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如用韵、对仗、谋       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此应当充       分肯定。但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很容易产生片面性：过多地看到科举外部效应的积极面，甚至       以外代内，赞美场屋时文，而忽略或掩盖了其内部运作的真实面目(当然，内、外两个层面并非截然       分离，它们又相互影响，特别是社会文风，必然反映到科举考试中来)。我们认为，只有从科举的内       部运作也就是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考察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才能揭示出两者的真正关系，不为表面       现象所迷惑，得出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故本文拟从科举制度的核心—— 科举考试切人，去考察宋       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某些“外部”层面。       《宋史》卷155(选举志序》日：“宋初承唐制。”具体而言，宋开国初的科举制度，乃行后周之法，       而后周又承唐制。① 此后科举条制虽时有修订，但基本原则和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即在考试的同时       兼采“誉望”(社会美誉度)。②直到真宗朝制订出《考校进士程式》、《亲试进士程式》(本文统称“景德       条制”)，有“宋代特色”的科举制度方始形成。景德条制的核心，是将科举考试中糊名、誊录制度化、       法律化，目的是“防闲主司”。所谓“防闲”，就是严格限制考官的权力，这是宋太祖以来诸帝的一贯       思想，意在杜绝以“行卷”为主要形式的请托之风，防止像中唐以后利用“门生座主”关系酿成的朋党       之祸。景德科举条制在科举史上是划时代的，它是对自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客       观上，糊名、誊录制结束了“公荐”、“行卷”等制度漏洞，建立起了一整套“科场仪范”，最大限度地保       证了考试的公正，无疑是一大进步。与此同时，举子也由读书作文转而专攻“举子艺业”(简称“举       业”)。我们认为，欲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应当以景德条制以后的科举考试作为研究       对象。       二、有司：“文章取士，眷惟较艺”       如果说唐代“采誉望”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看平时、重素质的因素的话，那么糊名、誊录制则完全       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这是最显著的“宋代特色”。元人盛如梓说：“前辈谓科举之       法虽备于唐，然是时考真卷(按：指举子所做原卷)，有才学者，士大夫犹得以姓名荐之，有司犹得以       公论取之。??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誊录之制，进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2]③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故主持科举考试的相关机构(“有司”)，包括州郡、礼部及殿试三级，它们的政策       也不得不同时作出重大调整。       宋代科举既以考试为中心，“有司”便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故我们欲考察宋代科举考试的特       色，应当从“有司”说起，以摸清内部运作的实情。       ①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九月十日，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请准周显德二年(955)敕”云云，太祖“从之”，见《宋会       要辑稿·选举》14之1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       ② 参见《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亦日：“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中华       书局1979年版)       ③ 所谓“祥符中立誊录之制”，盖就普遍实施而论，实际上早在景德二年(1005)即已在御试中采用誊录制。       · 76 ·       首先是加大考题难度。为了突出考试的权威，加强淘汰，复以经义、策论可出之题有限，有司便       千方百计在考题上打主意，出偏题、难题，变着法儿对付举子，于是“竞务新奥”成风。顾炎武曾说：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3](卷16)作为国家考试，“欲其难”本无可厚非，但宋人却走上极端。       景祜五年(1o38)正月八日，知制诰李淑言：“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       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 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习业       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4](3之18)事实上，随着举子对付考试手段的多样化和有效性的提高，       “竞务新奥”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到南宋尤为突出，所谓“关题”、“合题”就是典型。       《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21载：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二十五日诏：“自今岁试闱，六经义并       不许出关题，亦不得摘取上下经文不相贯者为题。”先是，国子祭酒沈揆言：“六经自有大旨，坦明平       正，不容穿凿。关题既摘经语，必须大旨相近。今秋诸郡解试，有《书》义题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据此题目，判然二事，略不附近，岂可相关?谬妄如斯，传者嗤       笑，此则关题之弊。有《易》义题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当止矣，而试官       复摘下文‘君子以成德为行’相连为题，据此一句，其义自连下文，若止以上四句为题，何不可?此则       命题好异之弊。”宰执进呈，上日：“出题碍理，诚不可不革。见说近日科场文格卑陋，将来省试须是       精择试官，故有是命。”但此诏并没有禁绝出“关题”之风，嘉泰元年(1201)十二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四       事，第三事也是论“关题”：“近者经学惟务遣文，不顾经旨，此非学者过也，有司实启之。盖命题之       际，或于上下磔裂为断章，他处牵合，号为关题。断章固无意义，而关题之显然浑成者多已经用，往       往搜索新奇，或意不相属，文不相类，渐成乖僻，士子虽欲据经为文，势有不可。是有司驱之穿凿。       乞今后经义命题，必本经旨，如所谓断章、关题，一切禁约，庶几学者得以推原经文，不致曲说。”[4]       (5之24)       再看“合题”。庆元四年(1198)，礼部待郎胡兰灰言：“欲令有司，今岁秋试所出，六经各于本经内       摘出两段文意相类、不致牵强者合为一题，庶使举子有实学者得尽己见，足以收一日之长，而挟策雠       伪者或可退听矣。从之。”随后臣僚言：“近者臣僚有请，自今试场出六经合题，深中场屋之弊。但本       意正恐题目有限，士子得以准拟，反(原作“返”)使实学不能见一日之长。臣谓若出合题，则合题亦       自有限，士子仍旧准拟。乞下礼部，令遍牒诸路，自今出题，或尽出全题，或三篇中欲合一题，听从有       司，庶几不致拘泥，不为举人所测。”E4](5之20)       无论“关题”还是“合题”，目的都是与举子为“敌”。清代考八股文，有所谓缺头短尾、东拉西扯       的“截搭题”，也是为了“杜绝考生抄袭的弊病”[5]，“关题”、“合题”，大概是“截搭题”的老祖宗。       唐代进士考试，举子有不明题意者，可以“上请”①，宋初亦然，后来被禁止。洪迈《容斋随笔》卷       3载：“国朝淳化三年(992)，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       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1o05)，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抄略古今       文赋，怀挟人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1008)，       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祜元年(1034)，始诏御药院，御       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4](1之4)既出“关题”、“合题”而又不许“上       请”，举子如何不“多懵所出”，如坠五里云雾?考试认题，于是形同猜谜。       其次是废除“公卷”(唐代称“省卷”)。苏颂《议贡举法》日：“旧制，秋赋先纳公卷一副，古律诗、       赋、文、论共五卷，预荐者仍亲赴贡院投纳，及于试卷头自写家状。其知举官去试期一月前，差人贡       院，先行考校，内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如程试与公卷全异，及书体与家状不同者，并行驳       ①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       请。”(中华书局1984年版)       · 77 ·       放。”[6]既实行糊名、誊录制，去取只看卷面成绩，则“先行考校”所纳“公卷”已完全失去意义。于       是，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       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仁宗‘从之’。”[4](15之11)03       纳公卷的目的是观“素业”，但也难免先人为主；废除公卷，意味着最后一项唐代遗制从有宋科       举中消失，“考试”的中心地位，至此完全确立。       第三，考官“锁院”阅卷。每到贡举之年，朝廷要任命知举、同知举及各类考官，他们的职责就是       “较艺”。②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知举官“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4](1之4)这       叫“锁院”，又称“锁宿”。锁院虽始于太宗时，但实行景德条制以后的锁院“较艺”，较之以前大不相       同：考官只能批阅既经封弥、又经誊录的卷子(“草卷”)。这就切断了考官与外界所有有形、无形的       联系，以真正做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第四，技术性问题成为去留的“关口”。虽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决定去留的往往并非诗文       内容的好坏，而是程文的形式(文体程式)及人为禁忌，主要是用韵、声律(平仄)和避讳等。景德条       制除“防闲主司”外，又“为《礼部韵》及庙讳之避”[7]，从此确立了一整套科场技术规范和文章定格。       早在太平兴国三年(978)九月二日，太宗即下诏日：“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       侧次用韵。”[4](3之4)盛如梓日：“唐以赋取士，韵数、平仄，元无定式，? .至宋太平兴国三年方       定。”[2]自《礼部韵》出笼，就被称为“官韵”，诗赋不押官韵或落韵，便人“不考式”。④ 《燕翼诒谋录》       卷5日：“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       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在仁宗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       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准敕详定贡举条制中，“策论诗赋不考式十五条”，其中有用庙讳、御名，诗赋脱       官韵，诗赋落韵(用韵处脱字亦是)，诗失平仄(脱字处亦是)，重叠用韵等，都在“不考式”之内。宋祁       等的条制后未施行，但他们是主张放宽的，谓“旧制以词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试一字       偶犯，便遭降等”，以为“拘检太甚”，主张“依仿唐人赋格”。④ 放宽后尚如此，可推知实际施行的条       制，比上述更加苛刻。孙觉《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更改》日：“今乃拘以声势之顺逆，音韵之上下，       配以缀缉，甚于俳优之辞。”[8](卷8o)由此可见一斑。《四库提要·(大全赋会)提要》概括了宋代场屋       律赋的各种禁忌，可使我们理解“拘检太甚”的含义：“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       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其违试不考之目，有       诗赋重叠用韵，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来处，赋得(疑“第”)一句末与第二句末用平声不协       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拘忌宏多，颇为烦碎。又《淳熙重修       文书式》，凡庙讳、御名本字外，同音之字应避者凡三百一十七，又有旧讳濮王、秀王诸讳应避者二十       一       。是下笔之时，先有三四百字禁不得用，则其所作，苟合格式而已。其浮泛浅庸，千手一律，固亦       不足怪矣。”[9]       唐五代试进士，诗赋已讲究用韵、避讳，但远无宋代把它看得如此重要，对举子威胁如此之大，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载此事，文字稍异：“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       一切考诸篇试，则公卷为可罢。”(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如《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54载元祜八年(1093)十二月二十四日祖禹上言日：“知贡举官止以出题较艺为       职，专意抡选天下之士。”       ③ 见《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2o。又《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条式》(四部丛刊续编本)引《绍兴重修御试贡       举式》“试卷犯不考”条，凡诗赋不压官韵、落韵、重叠用韵及赋协韵、正韵重叠，皆入不考式。所谓“不考式”，《条式》       日：“但一事不考，馀皆不考。”简言之，就是一旦举子违犯了某一项特定的规则，便被全部否决。       ④ 以上引宋祁等奏，见《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23。       · 78 ·       几乎成了“一票否决”的死穴，甚至连考官阅卷时如有落韵没有看出来，也要降官。①嘉定七年       (1214)，鄂州举子宋倬赋卷中第六韵押“有”，见《礼部韵略》第四十四，上声；而赋日“诏劝农桑，及乎       令守”，“守”在第五十一“宥”韵内，去声。经湖北转运司、礼部、国子监反复讨论，最后确认落韵，由       皇帝下诏“驳放”。一字失韵，不仅决定了该举子的命运，且惊动了皇帝，并煞有介事地将此事写入       《宁宗实录》[4](6之20)，生动地说明了所谓“较艺”的可笑。宋人别集中许多墓志文，都曾记载墓主       做举子时“栽”于失韵的经历。在《宋史》中也有，如该书卷3l7《邵亢传》：“再试开封，当第一，以赋       失韵，弗取。”②       自取士变为有司“较艺”之后，选才的评价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采“誉望”，举子为获取       “誉望”，就不得不努力提高写作水平并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以求得社会的承认，包括用“行卷”的       手段。因此可以说，那时的评价体系是相对开放的，多元的，录取与否，卷面并不太重要，社会对其       作品的“美誉度”常起关键作用，所以程千帆先生说由科举考试派生的行卷对唐代文学“起过一定的       促进作用”(见下引)。而封弥、誊录制彻底关上了社会参与的大门，使科举成为极少数人(考官)唯       凭卷面的锁门“较艺”(又叫“衡文”)。考官“衡文”时注重的并非文章优劣，而在于纯形式甚至非文       学因素的“技”(详下文)，人为地设下许多陷阱，结果使“文章取士”徒有虚名，形形色色的限制(“不       考式”)既牵着举子也牵着考官的鼻子跑。评价体系由相对开放的、多元的变为绝对封闭的、一元       的，评价标准由质量转到技巧，是科举制度的重大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科举考试与文学的关系。       三、举子：“待问条目，搜抉略尽”       如果说景德条制后，有司(考试机关)把取士变成“较艺”的话，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举子为了       应对，便不得不变化策略，改变关注点：由先前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然后奔走势利之途以求“誉       望”③，转移到在考题上打主意，比如“搜括题目”—— 现在叫“建立题库”，以便“打题”。这是科举风       气的又一重大转折，对举子影响极大，据苏轼说，当时“打题”已达到“待问条目，搜抉略尽”(见下引)       的程度。具体而论，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举子大量使用策括、套类。为了对付策论及经义考试，儒师、书肆相互配合，煞费苦心，从       可能拟作时务策、经义题目的经、史书中进行“地毯式”搜索，然后编成策括、套类，利用“题海战术”       进行“打题”。这类策括、套类又被称作“兔园册子”(《兔园策》出唐代)。上引苏轼《议学校贡举状》       日：“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       有司莫能辨也。”[10](卷25)       这不只是个人的看法，元韦占八年(1093)三月二十三日中书省言，也如是说：“进士御试答策，多       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4](8之36)南宋人岳珂说得更详尽：“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       之学为先，故凡类编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市肆，方日辑月刊，       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 ?       而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       ① 如《宋会要辑稿·选举》19之11载：庆历七年(1047)孙锡、李大临“坐奏名举人诗有落韵者，降诸州监当。”       ② 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论宋代律赋》(同上2003年第5期)将宋人写作四       六文和律赋比为走钢丝或“戴着枷锁跳舞”，说“限制越严而又越能自由驰骋，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他没有看       到“钢丝”或“枷锁”同时有扼杀文学才华和创造性的一面，实为悖论。       ③ 宋初(太祖到真宗)，科举制度处于转型期，故尽管当局禁止请托，但进土行卷之风仍然存在。参见祝尚书       《论宋初的进土行卷与文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oo3年第2期。       · 79 ·       记诵，以欺有司。??”[11](卷9)       上引庆元四年(1198)~L部侍郎胡绒主张出“合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打题”，他说：“今之诗       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有骈四俪六之巧。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积日穷年，搜括       殆尽；溢箧盈厢，无非本领(《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引作“初无本领”)。主司题目，鲜有出其揣拟       之外。”E3](5之2o)       看来，只要“锁院较艺”存在一日，“搜括题目”就一天不会止息：它们是科举考试制度催生的一       对孪生儿。如果下看清初的情况，此弊殆无药可救。顾炎武《日知录》卷l6《拟题》日：“今日科场之       弊，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       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俊慧者记诵熟习。入       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       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3](卷16)       二是诗赋、策论、经义等类时文集大量刊售，以供举子揣摩。《直斋书录解题》卷l5著录《擢犀       策》一百九十六卷、《擢象策》一百六十八卷。并谓“《擢犀》者，元韦占、宣、政以及建、绍初年时文也，       《擢象》则绍兴末。大抵衍举场屋之文，每降愈下。”《宋会要辑稿·选举》5之2l载，庆元五年(1199)       正月，礼部尚书黄由等言：“乞将今来省试前二十名三场程文并送国子监校定，如词采议论委皆纯       正，可为矜式，即付板行。仍乞检会陈谠所奏，将《三元元韦占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       象策》同加参订，拔其尤者，并付刊行，使四方学者知所适从，由是追还古风，咸资时用。从之。”[4]       (5之21)则《解题》所录《擢象策》，“擢”当是“拔”之误；而《擢犀策》、《拔象策》两书皆时文集，庆元前       已有刊本，至是又由官府选刊(所谓“拔其尤者”)。这有如今天的考试参考书，在宋代相当流行，有       的见于书目，部分还流传至今，如魏天应编、林子长注《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十卷即是。明       何乔新《论学绳尺序》日：“若此书所载，则皆南宋科举之士所作者也。”《四库提要》道：“是编辑当时       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于此，存之可以       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       文源流所自出焉。”[9]较之单纯的“打题”，这类书重在传授技法，但最多也只能培养出摹拟高手。       三是科场作弊频繁。经义考试中的传义、怀挟，各科都屡见不鲜的“代笔”(现在叫“枪手”)等       等，作弊方式层出不穷。科场作弊虽不始于宋代，但由于景德条制后糊名、誊录的普遍实施，“较艺”       成绩的好坏成了录取的唯一依据，于是侥幸在卷面上“取胜”，便是举子要竭力争夺的出路，以至不       择手段，作弊就不可避免地普遍化和频繁化。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详之[12]，此不赘。唐代“采誉       望”的科举模式，造成“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而为“行卷”奔忙的“风景线”①，这固然       不是科学的选举制度；但就“采誉望”这一点论，似乎多少带有重能力和素质的因素，因为“名”毕竟       不可浪得，若没有一点真本事，就算得到有力者的吹拂，也未必能被社会接受。宋代自景德科举条       制之后，既然“卷面”决定一切，于是“应试”遂成为举子最主要的价值取向，他们(甚至整个社会)都       在为对付考题而竭思尽虑，即便有志于创作，也得待获得“名”之后。文学就这样被“挤”出了考场。       四、“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       现在可以讨论景德条制后的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的关系了。       黄庭坚在《与周甥惟深》的书信中，把“观古人书，每以忠信孝悌作服而读之”称作“君子之事       ① 《文献通考》卷29(选举二》引南宋项安世语。       · 80 ·       业”，而将读“一大经，二大经”、专为科举而读书作文称作“举子事业”。[13](卷1，P1924)在他看来，同       是读书作文，然就“事业”论，却有高低之分。刘克庄说：“士生于叔季，有科举之累，以程文为本经，       以诗、古文为外学，惟才高能兼工。”[14]他的意思是说，“本经”(程文)对士子虽是一“累”，但重要性       却超过“外学”(诗文创作)。大意相同的话，宋人还说过不少。总之，在他们看来，“举子事业”与“君       子事业”，“本经”与“外学”，已造成价值取向的彻底裂变，而两者的轻重，则被科举完全弄颠倒了。       除少数“才高”者外，一般人于二者难以兼得，士子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和放弃。       景德条制实行后，科举中那些促进文学发展的因素已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举子事业”。程千       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写道：“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       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       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       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15](r'88)       程先生的论点是中肯的。唐代科举促进文学发展的，并非举子在考场中所作诗赋，而是在考场       外的“行卷”，也就是他们为求得“誉望”而向社会“展示”的文学创作成果。“行卷”之所以能促进文       学发展，是因为它不受“程试”的限制，举子可以用各种文体充分发挥自己之所长。除行卷外，还有       “省卷”(公卷)，也能收到类似的效果。上引苏颂《议贡举法》在说了“旧制”纳公卷后，接着道：“是举       人先纳公卷，所以预见其学业趋向如何，亦有助于选择也。景事占以前，学者平居必课试杂文、古律       诗、赋，以备秋卷，颇有用心于著述者。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惟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诗、赋为       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岂所以激劝士人笃学业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举人请应依前令投       纳公卷一副，? ?如此，庶几人知向学，不为苟且之事矣。”[6]由于实行糊名、誊录制，恢复公卷既不       可能，也没有必要，但由此可见与行卷一样，公卷也是促使举子平时努力学习写作的动因之一。如       果视经义为广义的“文学”，科举也未必能起促进作用。南宋初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8中说：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       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       必能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       笑也。”[16]总之，科举“应试”严重束缚了举子的手脚，使他们无暇读书写作，如苏轼《李氏山房藏书       记》所说：“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10](卷11)魏了翁《杜隐君希仲墓志铭》也说：“释       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17]       其次，上面说过，实行封弥、誊录后，取士变成了唯卷面的“较艺”，而事实上，举子科场诗赋只能       算作“技”，最多也只是“工艺品”，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吕公著于熙宁二年五月上《答诏论       学校贡举之法》，日：“进士之科，始于隋而盛于唐。初犹专以策试，至唐中宗乃加以诗赋，后世遂不       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见其实；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观言。是以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       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8](卷78)       如前文所述，是否有技术性的“硬伤”，成为考官们的关注点，故将场屋篇什称为“尚方技巧之       作”，就再恰当不过了。“采誉望”使评价体系或多或少地与社会接轨，而“唯卷面”则使两者分离，故       成为“技”之后的科场诗赋策论(时文)优劣的评价标准，与社会已全然不同，俨然形成两个价值体       系。欧阳修《六一诗话》日：“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惟天圣二年省试       《采侯》诗，宋尚书祁最擅场，其句有‘色映堋云烂，声迎羽月迟’，尤为京师传诵，当时举子目公为‘宋       采侯’。”[18](P272)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也说：“科场程试诗，国初以来，难得佳者。天圣中，梓州(今       四川三台)进士杨谔，始以诗著。其天圣八年(1030)省试《蒲车》诗云：‘草不惊皇辙，山能护帝舆。’       · 81 ·       是岁，以策用‘清问’字下第。景韦占元年(1034)，省试《宣室受厘》诗云：‘愿前明主席，一问洛阳人。’       谔是年及第，未几卒。”[8](P275)二人所举“佳作”，“佳”在声律谐和，没有掉入“不考式”的人为“陷       阱”，而内容不出歌功颂德，殊无可称。如果说场屋经义策论大都为“预制板”的话，那么诗赋则多为       “木乃伊”。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47写道：“汉以经义造士，唐以词赋取人。方其假物喻理，声       谐字协，巧者趋之；经义之朴，阁笔而不能措。王安石深恶之，以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也。然及其       废赋而用经，流弊至今，断题析字，破碎大道，反甚于赋。故今日之经义，即昔日之赋；而今日之赋，       皆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盖不以德而以言，无向而能获也。诸律赋皆场屋之伎，于理       道材品，非有所关。”[19]       考试既将鲜活的“艺”变成了死板的“技”，则场屋时文与文学创作甚至“理道材品”失去关系，就       是必然的了。       第三，宋代举子视场屋诗赋为“敲门砖”，得则弃之，而去追求“君子事业”。如余靖所说：“近世       以诗赋取士，士亦习尚声律，以中其选。署第之后，各图进取，或以吏才成绩，或以民政疚怀，或因簿       领之烦，或耽燕私之乐，回顾笔砚，如长物耳0”[20]而有志于文学者，登第(或放弃科举)后，往往要       再学习，转攻原来的“外学”，如强至所说：“予之於赋，岂好为而求其能且工哉，偶作而偶能尔。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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