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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上篇)
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上篇)
1977年下半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喜讯一经公布,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青春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大龄青年们,从角落里翻出蒙尘多年的课本,彻夜苦读。 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想,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 多少普通人的命运由此发生改变,而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 何东昌(教育部原部长) 教育部维持推荐上大学的方案上报后,邓小平果断地说 “立即把报告追回来” 1977年8月,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我有幸参加并聆听了小平同志的教诲,所以记忆犹深。
当时粉碎“四人帮”已有10个月。但对教育界来讲,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工作是修正主义黑线占了主导地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像两座大山压在教育工作者头上。
清华大学是一个在“文革”中受灾严重的单位——全校9000名教职工中被立案审查的多达1120人;一个清华大学却分散在北京、四川和河南三地办学,在北京又分三处,学校的仪器设备损失惨重,有的因经久不用又无人管理,麻雀都做了窝;清华学堂连地板都几乎拆空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到处是一片劫后满目疮痍的景象。广大师生员工心中迷惘,不知何去何从。这种情况在教育战线很有代表性。
1977年,小平同志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两次谈话传到学校,重新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希望。 我在“文革”中被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当时仍被宣布为不能平反,在学校党委极力争取下才在5月中旬恢复了工作。当我8月3日接到通知去北京饭店参加小平同志召集的座谈会时真是思绪万千。
参加会议的有三十多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大家环坐,每天上午、下午讨论,小平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插话。会议集中谈了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就是“两个估计”。这个问题得到小平同志的明确回答:“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上。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大家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比如有人提到清华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三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小平同志听了此言,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教授学者们情绪激昂地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大家都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小平同志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8月8日上午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作了著名的“八八讲话”。当时全国形势总的讲还处在徘徊中前进的状况,教育战线却因此得以开始先行拨乱反正——会后不久即对“两个估计”开展了揭露和批判,从而加速了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其影响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调动了几千万青年学习的积极性,“文革”造成的“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小平同志在“八八”科教座谈会上对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既高瞻远瞩又切合实际,比如要从国外引进智力和派出留学生等,这些指示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这次讲话成了教育战线走出灾难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查全性(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听到倡议恢复高考建议后拍板 “好!那就决定今年恢复高考” 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也是很偶然。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的。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那个时候也就是50岁左右,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算年轻的。去之前,我对于这是个什么会,我能做什么事,没有任何可能进行准备。
在第一次会议上,我就知道,是邓小平同志委托方毅组织主要是来自科学院的一些老科学家参加这个会,像我当时那么年轻的人很少。 为什么会在这次会议提出恢复高考这个问题来?我觉得,整个会议的气氛给我非常好的印象,就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次会,而且是用很虚心诚恳的态度来听大家的意见。我举个例子,我们开会,小平同志头一天参加了,以后每一次他都是准时到会。他在会议上很少插话,他耳朵不太好,都是邓楠在他边上一句一句给他说,他很认真地听。
8月6日我就讲到恢复高考这个事。恢复高考是我在这个会上首先发言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觉得应该恢复高考,但是他说今年大概来不及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之后,大家反映,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今年只要做还来得及。小平同志说,好,那就决定今年恢复高考。他事先可能并没有一个恢复高考的明确意见,他是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才决定恢复高考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谈出来的意见一点也不新奇,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师,心里话都是一致的。我在那个会议头两天讨论之后,就有个感觉,在这个会议上谈出来有可能解决问题了,尽管不是绝对的把握,但是觉得比较有把握。
王晓望(北京飞利浦电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在黄山邓小平和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合影 “就以百步云梯为背景吧” 照片上站在小平右手边的就是我,左边是刘晓红和陶维佳。 我属于最幸运的那拨人,1978年中学毕业,正好赶上7月份的夏季高考。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正好是我的18岁生日。对“老三届”的学生而言,恢复高考弥合了他们心中一个破碎的梦。于我而言,本来连这样的梦都没做过,但突然间,竟能高考、上大学了,感觉真像是天上掉馅儿饼。
1979年7月,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同另外3位同学结伴游黄山。没想到,小平也在那个时候来到了黄山。我们很快觉察到了,于是,游山玩水的兴致一下子变成了遇见小平的期待。
13日,我们在黄山海拔最高的莲花峰上游览,眼睛却不时留意着峰下主路上的动静。突然间,我远远看见一行人已绕过莲花峰,正往百步云梯方向走,队伍中还有两乘滑竿。那肯定就是邓小平一行了。我朝同学大喊:“我先下山啦,邓小平已经绕到山下了。”说完,我一肩膀背着水壶、一肩膀挎着书包、手里还拎着行李,丁零当啷地就往下跑。
我一口气冲到那队人的最前面,一路也没人拦我。我真的看见他了!邓小平当时正在百步云梯下小憩。我几步迈到他的面前,大着嗓门气喘吁吁地说:“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的学生。我还有同学在后面,您能不能在这儿歇一会儿,等等她们。”
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拦住他,好让其他同学赶过来。刘晓红和陶维佳都是“老三届”的学生,比我大10岁。我紧接着说:“后面有两个同学是‘老三届’的,她们能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所以她们非常非常感激您,很想见见您,您一定要等等她们。”我看到老人家慈祥的笑容,知道他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邓小平关切地向我询问了学校伙食和其它生活问题,我回答:“好,好,都很好。”我还说:“看到您这么大岁数还能登山,知道您身体很好,我们都非常高兴!”小平同志风趣地回答:“岁数大喽,快见上帝去喽。”
说话间,刘、陶二人满脸通红地赶到跟前,一边喘气,一边与小平同志握手问好。然后,我们提出要跟小平同志合影,老人家颔首同意。随行人员问以什么为背景拍照,小平环视一下四周景致说:“就以百步云梯为背景吧。”小平本来只穿着一件圆领的老头衫,合影前,他特意又套了件长袖衬衫。我还伸手帮他把衬衣领子整了整,所以就站在了靠后的位置上,当时心里的感觉,就像一个心怀感激的晚辈跟和蔼可亲的长辈在一起一个样儿。
开学以后,我就收到了这张寄来的相片,珍藏至今。 穆 扬(原人民日报社记者) 我写了份内参反映《纪要》成为恢复高考障碍,小平认为 “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真相”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当时人民日报派我参加这次会议。很多代表私下里都认为应该恢复高考,但也有一些人总是不能从旧框框里跳出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会上就流传开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终不开。
会上最大的障碍和阻力就是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由于是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的,“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就成了金科玉律。其实,与会的绝大部分代表心里都不支持《纪要》,但没多少人敢站出来打破这块坚冰。于是,我找到当时驻会的教育部副部长雍文涛,他的思想比较开放。我对他说:“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我想写个内参给中央。”雍文涛说:“你要想写,可以写。”
9月3日下午,我请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同志到我驻会的房间里座谈。我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之后,我连夜将大家的意见进行整理并写成内参,又逐字逐句地斟酌了好几遍。座谈记录,我也保留着。当时就想,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还可以留着备用。
15日,人民日报社将我写的座谈记录以《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的方式报送中央,题目就叫《全教会〈纪要〉是怎么产生的?》,全文有2600多字,详细写了“四人帮”操纵“两个估计”出笼的背景。
9月20日,在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的代表得到通知,到教育部大会议室集中,听文件传达。当时我已经感觉到传达的文件会和我的那个内参有关。
那天,天气阴冷,还飘洒过一些细雨。人们和天气一样,个个表情凝重、茫然。“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主持人接着传达小平同志的原话:“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真相。”一听这话,我才松了口气。
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为之一变。 刘金田(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77,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考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上任伊始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
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在座的科学家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这次座谈会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但由于前一天(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给招生会议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深刻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就在这次谈话后,历史上最长的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这一年的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年的考场。当年全国高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77级学生于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于秋天入学,两次招生仅相隔半年。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两个估计”的推翻,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两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是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拉开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的序幕。 北京日报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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