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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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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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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文《山海经》中的成都印象

作者: -上传日期:2006/6/8
萧易/文《山海经》中的成都印象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5-15 4:09:21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萧易/文

  在秦代的紧张与硝烟过后,汉代的巴蜀迎来了平和与稳定。刘邦被项羽分封至蜀,然而,这次分封却改变了中国历史;汉政府通好“西南夷”,两座重要的国家工厂车官城、锦官城先后入户成都;汉代人出行,皆要用车,大大小小的车辆成为了汉代人的国家习惯;一本奇书《山海经》在汉代成为了汉代人的精神殿堂,汉代人据此雕刻出诸多画像砖,表达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

  奇幻莫测《山海经》

  撰写《史记》时,西汉太史令司马迁遇到了一本连自己也不敢妄加评断的书,《山海经》。因此,他在《史记》中老老实实地写道:“至《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其实不光是司马迁,历代史家遇到《山海经》,都要打个寒战,对它的内容、该归于何类头疼不已。《汉书》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则将它归入地理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又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

  史家们之所以看法不一,是因为《山海经》实在古怪。书中描绘了一个近乎离奇的世界:青丘之山上有九尾狐;长右之山上的怪兽长右,百姓见到它就要遭遇洪水;祈过之山上有长着人脸、生三只脚的瞿如;守护槐江之山的神英招,长着人的脸、马的身体、虎的斑纹及鸟的翅膀。

  《山海经》中,诸如此类怪兽数不胜数,不知道远古中国是否真是一个怪兽横行的国度。《山海经》的奇异之处却还远远不止于此,全书只有31000字,却记载了40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和400多种怪兽,地理、神话、宗教、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天南地北,包罗万象。

  有意思的是,历代君主对《山海经》颇为客气。秦始皇焚书坑儒,可能认为《山海经》还有保留的价值,因而留了下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摒弃的书不少,《山海经》也不在其列。由此看来,《山海经》并不是一本平常的书,它奇特的内容与丰富的想象,一直令古人心驰神往。

  谁写了《山海经》

  这本包罗万象、诡异莫名的《山海经》,到底是何人手笔?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旨校勘群书,上奏皇帝,“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刘歆认为,《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所写。要知道上表给天子,刘歆是不能信口开河的。

  刘歆的观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历代史学家一般奉其为圭臬。到了近代,关于《山海经》作者的说法一时蔚为大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海经》可能受到过伊朗或印度文化的影响,言下之意暗示其作者是印度人或伊朗人;卫聚贤进而在《古史研究》一书中考证《山海经》作者为印度人隋巢子。此外,认为是希腊人、美洲人撰写的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山海经》涉猎广泛,地域跨度极广,许多民族都能从中看到本族的影子,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史学家袁珂则认为,《山海经》历时久远,经手极多,是一部出自众人之手的合著;蒙文通考证其中部分章节便出自成都平原蜀人之手,学者刘少匆经过多年研究,指出《山海经》最后一卷《海内经》,描绘的即是成都平原的古老风貌。与诸多民族一样,三星堆人也在这本千古奇书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三星堆与《山海经》

  蒙文通等人的观点并未立即为史学界所认可,直到1986年。这一年,三星堆出土了众多古怪的青铜器。冥冥之中,《山海经》与古蜀人走在了一起。

  《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个都广之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 古蜀人是左言的,今天四川方言中还能听到“鸡公”、“闹热”等词,鸡公就是公鸡,依此看来,都广之野便是广都之野,蒙文通认为就是成都平原。《山海经》里的都广之野是一派人间天堂景象,成都平原也曾是蜀人温床,颇似天堂。

  史书说炎帝姜姓,出生羌族;黄帝至蜀,迎娶嫘祖;蜀地大禹,治水开夏。中国远古代伟大的部落首领,都与蜀人颇有渊源。《山海经》记载,大禹耳朵上有三只孔,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具耳朵上也有三孔,那些兽面具究竟是三星堆人想象中虚无飘渺的神灵,还是蜀人对大禹的怀念?

  高达396厘米的青铜神树被认为代表着三星堆人对太阳与光明的无限崇敬。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与太阳有关的神树并不少见,如建木、扶桑、若木等。《山海经》记载,神树建木就生长在都广之野上,也许,三星堆人是根据《山海经》铸造出一棵“青铜建木”,也不是没有可能。

  《山海经》每座山都有山神,它们半人半兽,张牙舞爪。其中,人首鸟身像在《山海经》中反复出现,北方之神禺强,东方之神句芒都是人首鸟身的。三星堆也出土了一尊青铜人首鸟身像,它站立在花朵之中,胸口正中刻着两个同心圆,代表太阳与光辉,显然,在三星堆人眼中,这尊人首鸟身铜像,应该代表着一位地位极其崇高的神灵,它会是《山海经》哪座山头的神灵呢?

  远古时期,有一种怪蛇曾令古人惧怕不已,这便是《山海经》中的鸣蛇,鸣蛇头部与背上皆长有翅膀,声音如磐石一般高亢。传说此蛇不祥,古人见之则要大旱。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蛇模样如《山海经》记载的一般,出土时早已成了碎片,显然,三星堆人对这种异物并无好感,或许这便是《山海经》给他们的忠告。

  成都人的西王母

  如果说古蜀人与《山海经》的关系还停留在猜想阶段,汉代成都人或许早已阅读过了《山海经》。成都近年来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能看到《山海经》的影子。

  画像砖上露面最多的神仙,当数西王母。在汉代,西王母是主神,地位远远超过了一般神仙。《山海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此山方圆八百里,高万仞,西王母即在山中。西王母模样似人,却长着虎的牙齿与豹的尾巴,蓬头乱发,在天庭掌管五刑,是一位极为冷酷严厉的女神。而四川汉代画像砖上雕刻的西王母则身着女装、道貌威严、仙气萦绕,可能因为西王母是主神,纵然《山海经》记载“蓬头乱发”,古人仍然害怕这样粗糙的形象会开罪她吧。

  汉代成都人还生动描绘了“昆仑之丘”上西王母的生活,他们不少的想象以《山海经》中其他怪兽为依托,看来早在汉代,成都人便已对《山海经》了然于心,并将诸多场景栩栩如生地组合在一起。画像砖上,西王母座下有一只三足乌,长喙利爪,是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神鸟下面,有只怪兽,模样似牛,可能是《山海经》里“其状如牛,白身四角”的异兽;三足乌左侧,一人持戈而立,是守卫在西王母身边的“大行伯”。西王母右上方有只九尾狐,九尾狐模样像狐狸,却有九尾,声音如同婴儿一般。古人认为多尾即寓意多子,也把九尾狐当作子孙兴旺的祥瑞,“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王孙万户,家蒙福祉”说的便是祈求西王母多赐子孙。

  汉代人也将西王母与射日英雄后羿联系在一起。传说后羿为求长生不死,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王母处求得不死之药,妻子嫦娥瞒着后羿自己偷吃,独自一人飞到月亮,茕茕孑立,对影自怜。汉代人十分鄙夷嫦娥的自私,他们眼中的嫦娥,早已不是那个独守在月宫中的美丽仙子,而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的蟾蜍,画像砖上的蟾蜍还挺着大肚子翩翩起舞,颇有讽刺效果。

  由于西王母掌管不死之药,她也成了汉代人最为敬崇的神灵。汉哀帝建平四年,长安城中出现一件怪事:城中黎民百姓,在街头巷尾秘密集会,又跳又唱,并相互传言:“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意思是说,如果不信西王母,便是死期不远了。这次热闹的集会直到当年秋天方才偃旗息鼓。同样在建平四年,民间传闻西王母将巡行人间,于是百姓纷纷持火上屋,击鼓呼号。

  在另一些画像砖中,也有看到汉代成都人对永生的追求。彭县出土的《仙人骑鹿》上,神仙悠闲自得,骑鹿遨游,身边有一女神,手握灵芝。汉代《长歌行》写道:“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而以现在眼光看来,汉代百姓富裕,仓廪富足,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汉代人曾经在瓦片上,坦然而理直气壮地表达对“富”、“富贵”的追求,这是这个王朝给自己的最佳定位,富贵的汉代人自然希望永生不死,活在这个黄金王朝。如果生于乱世,活下去尚且困难,又有谁会有闲心去追求永生呢?

  除此之外,一段神话中的爱情故事也是汉代成都人叹奇唱绝的主题。在郫县东汉墓出土的石棺盖上,刻有一幅《牵牛织女》画像。牛郎牵牛,向北遥望,焦急万分;织女执梭,长袖飞扬,脉脉含情,他们中间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似乎代表着漫漫银河,只可遥望不能相逢。在汉代,牛耕已经普及,一般农家男子耕作,女子纺织,恰如牛郎织女一般,而在当时,又有几人能真心相许,还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看来,汉代人往往能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找到共鸣。也基于此,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中出现了名篇《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神话与爱情的双重悲离,是汉朝人的奇异想象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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