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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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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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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直/文:吴宓 浪漫而严谨的学者

作者: -上传日期:2006/6/8
水直/文:吴宓 浪漫而严谨的学者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5-22 6:36:03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水直/文

  大约百年之前,一位大学者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等多所名校任教。他来成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写一篇与《红楼梦》齐名的小说。他便是吴宓,《学衡》派的领军人物,一个上世纪初与鲁迅、陈独秀论战的名家。在成都的日子虽不长,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浪漫的爱情生活,都给蜀中学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入哈佛沐浴西风

  吴宓并非川人,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安吴堡,字雨僧,又字雨生。他中学就读于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与吴芳吉交好。在一次事件中,两人双双被学校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是愿写悔过书的人,均可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一片辉煌;吴芳吉则因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照顾吴芳吉遗属,几十年如一日。

  1917年7月,吴宓赴美留学,先在佛吉尼亚大学攻读英文,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就读比较文学专业。他的范围,却又不局限于文学,广泛涉猎西方伦理、哲学、文化诸学科,苦读钻研。回国后,他即开设《中西诗之比较》一课,可谓开了中国比较文学之先河。所设外语系课程安排,至今仍是我国外语系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型,他还开设过“英国浪漫诗人”、“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自撰自讲《欧洲文学史》、《拉丁文法》等二十余门课,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他的恩师白璧德,曾忧心忡忡地预言中国古老文化传统可能被毁灭,他的焦虑传染给了他的学生吴宓。吴宓的一生,都以维护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1921年,吴宓学成归国,应梅光迪之邀,来到南京,执教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此时正值“五四”,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正在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而美国留学并未能给吴宓带来思想上的“新潮”,虽然他是一位沐浴了西风的先生,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还是固守着旧的文化传统,这与当时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合拍。

  创《学衡》与鲁迅论战

  吴宓与梅光迪创办《学衡》杂志,在自己日记中,吴宓写道,“拟由我等编辑杂志(月出一期)名曰《学衡》,而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此杂志之总编辑,尤非宓归来担任不可。”吴宓等人感到变革之中应有所保留,以图倡导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在给予传统文化公正评估的同时,寻找出潜藏其中的亘古不变的东西振兴中国,即“重建民族的自尊”。《学衡》共刊79期,坚持至1933年。期间,吴宓潜心于学术和诗歌创作,成果颇丰。

  新派倡导新文化运动,吴宓强调保守,自然剑拔弩张。鲁迅写了一篇《估“学衡”》的文章,说学衡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在当时颇有影响,再加上其他健将的助威,《学衡》很快败下阵来。本想一鸣惊人,却成为众矢之的,作为《学衡》总编辑的吴宓,或许心里也有诸多苦闷。

  时隔多年,重新回顾这场文化论战,《学衡》守旧;新文化运动方向正确,却也有过激之嫌。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在今日看来,其实说的很有几分道理。只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学衡》在一片喊新声中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吴宓晚年痛悔当年仓促上阵,尤其对《学衡》第一期的低质量感到痛心,被鲁迅轻而易举就挑出了一大把错误。他承认,《学衡》“实甚陋劣,不足为全中国文士、诗人以及学子之模范者也”。

  在成都的日子

  吴宓很喜欢《红楼梦》,认为是古今中外第一本好书,并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抗战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看到市街上一家牛肉馆挂牌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的住所,岂容亵渎,于是,吴宓提起手杖在里面就是一顿乱砸,社会舆论对他还是颇为支持。

  喜欢《红楼梦》的吴宓,想写一本与之比肩的好书,他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为了写书,吴宓选择到成都任教。据他自述:“1948年秋,我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解放后,我当然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吴宓在成都,先后执教过燕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书却最终未能写成。虽然成都的学子们没能读到此著作,但吴宓严谨的治学之法,却让学子们受益良多。

  早在1935年,吴宓将就自己900多首诗歌整理成书,配插图,加上注,给学生上课,也以自己的诗歌为例,详加解析。学生们对他诗歌的指向很感兴趣。吴宓无甚心计,学生们问什么便回答什么,甚至连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他自觉失言,就像小孩干了坏事一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一来二去,学生对他的意中人都知晓了,纷纷将他当作笑柄。不过,他诗歌的最大成就恰在于此,国学大师柳诒徵认为,“诗之格律声调色泽神韵宗派家法,末也。性情,本也。”吴宓的诗,乃是对自身性情的真实抒发,不矫饰,不伪装,可谓浑然天成。

  吴宓一生执教于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等十余所高校,致力于培养“博雅之士”,造就“专门人才”,而又尤为重视治学的“四大皆实”。王国维博闻强记,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莫不熟记于心;梁启超过目不忘。两位大师的治学态度,令吴宓大为赞赏,他大力推崇“埋头书卷”的勤奋之道,“夙兴夜寐”,孜孜不倦。择善以固执,严酷以律己;而其方法则是循序渐进,由渐而入,不可投机取巧。而对应于教学上,则是鼓励学生勤奋治学,传授治学之道,而不是简单的传授知识。

  与他的治学一致,吴宓做事也极其认真,他的一言一行,皆要以圣人为榜样,常常入夜便预备明日上课笔记,写提要。早上起来,要独自出门,反覆循诵,因此钱穆称他“诚有卓绝处”此外,吴宓还颇有些西方绅士的做派。

  他带学生在街上散步时,对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举起拐杖,让身边的女学生站在人行道上,这才放车子过去。他是教授,有点薪水,但在那民不聊生的年代,却仍旧清苦。当时有句话说的好,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吴宓也不例外。但穷归穷,吴宓还是经常带着他的研究生们去打牙祭。在一个小馆子里坐下来,庄重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价格,一笔一笔、一遍一遍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

  追求浪漫的爱情

  然而,如果据此认为吴宓是一个本分的老实人,却也不对。有一次,他要去欧洲进修,同人为他饯行,席间朱自清酒醉呕吐,吴宓见了,竟羡慕不已,觉得自己缺少一醉方休的豪情,太过拘谨,一时唏嘘不已。此君常常有惊人的手笔,他50岁时,白话文已深入人心,可他还是不服气,在一次聚会上,“宓以积郁,言颇愤疾”,扬言要“欲尽杀一切谋改革汉文之人”。

  不过,你如果又就此推断吴宓为人迂腐,毫无浪漫情调可言,则又大错特错,吴宓是一生都在追求爱情。陈寅恪说的好,吴宓本性浪漫,却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他追求爱情的劲头,新派作家和旧派文人都无法相比。严谨与浪漫本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很难想象两者会如此有机地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

  吴宓原配叫陈心一,吴宓准备同她订婚时,还曾委托同学专门观察,将对陈的印象、评价报告给自己。然而,认识毛彦文后,吴宓心动了,但他又害怕离婚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便私下询问陈寅恪能否去追求。陈寅恪说他“应持道德,悬崖勒马。”

  但吴宓并没有放弃,最终他的妻子陈心一无奈答应离婚。离婚让吴宓一度活在一片口诛笔伐之中。《学衡》同事一致谴责,老父更是怒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其实在当时,旧派娶妾,新派离婚,本不是什么新闻,但恰恰强调复古的吴宓一离婚,在旁人看来则是万万不可,这未免有些不公。

  离婚后,吴宓有无数次婚姻机会,他不断求爱,那些女子也做好准备和他结婚,然而真当别人想嫁给他,吴宓又犹豫了,毛彦文也是如此,最后毛一怒之下,另嫁熊希龄。想结婚又担心婚后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使吴宓左右为难。

  吴宓日记中也随处可见爱情的痕迹,常常是一长串女子名单。有一天的日记这样写道:敬精神上最相契合,绚生活上颇能照顾,铮机会最多,宪初是社交美人。而实际上,他更爱一个叫k的女人,理由是k天真活泼又似薇。一次,有人为吴宓的朋友介绍了一个美丽有钱的寡妇,友人大怒,觉得是侮辱,吴宓听了却“深切悲叹”,说自己若不是因为还爱着毛彦文,一定毫不犹豫地“往而求之矣”。他有一句名言曾在西南联大广为流传: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

  吴宓是一个矛盾人物,有人非议,有人敬重。王国维曾有遗命:“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就是一例。在二十世纪初反对新文化运动中,他如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一样,虽无法阻挡新文学的浪潮,然而他的学者气质却促使他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生活上,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学术上却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在学术和爱情上,他都独特无比,是一位既浪漫又严谨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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