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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美国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2014郑光路文史及批评[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演李逵的赵小锐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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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史精华文章专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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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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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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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文:顾颉刚成都辨古史

作者: -上传日期:2006/6/8
嘟嘟/文
顾颉刚成都辨古史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6-5-29 3:39:39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嘟嘟/文

  大学者顾颉刚,对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造诣精深,1939年9月,被誉为学术界“通才”的他到成都齐鲁大学(齐大当时在成都)任职,他先居住在华西坝,后又搬到北郊崇义桥的赖家院里,他和许多名家一起,在这里治学、生活,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日子。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就读,1920年毕业留校以助教名义任图书馆编目。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疑古思想,很早就有志于考辨伪古史,从事资料搜集积累。他作笔记,记录读书心得,终生不辍,又作《清代著述考》初稿二十册,全面了解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

  1921年,他计划推翻伪古史,两年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史学界的激烈争论。后他将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辩的文章编为《古史辨》7卷9册。1922年,他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王钟麒、叶圣陶等合作编书,两年后回北京大学,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先后编辑了《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以后,他在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里任职,成为了一位声名颇大的学者,被誉为学术界的“通才”。

  赴成都研究国学

  1939年春天,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顾颉刚出任该校国学研究所主任。顾先生与齐大本无渊源,此次邀请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当此之时,顾先生因信任张氏而相信齐大,加以当时迁昆明者日多,“北平文化机关几乎尽来,——交际既无时间,不与敷衍又招人白眼,遂致此间有北平之坏处(熟人多)而无其好处(材料多)”,故而先生对齐大邀请慨然应允。

  当年9月,顾颉刚到成都,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该校与华西、金陵等大学均为教会大学,也可由哈佛燕京学社基金中拨款,于是顾先生向哈燕社协商,一年得经费约五万元,拟定各种章程及经费预算,延聘人员,包括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他在所里主持之中心工作是标点二十四史,并编索引,在当时致叶圣陶信中说道:“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廿四史,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其中首先着手编辑的是中国民族史材料集。他在齐大第一年任“中国古代史”、“古代史实习”课,所讲偏重于古史中制度记载之演化,以及古史材料之种类及异同。他在所中先后录取研究生10多人,为引导和鼓励学生,他创办《责善》半月刊。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故取是为名,愿我同学咸铭之于心焉。”

  他又将笔记《浪口村随笔》抄出数十条,修改后逐期刊于《责善》,并主编《齐大国学季刊》。两年后由于经费紧张,哈佛燕京学社欲取消华西、金陵、齐鲁三大学研究所之自办刊物,故《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各出两期后便停刊,《责善》半月刊经顾颉刚力争而得以保留。当时,这三所大学遵从哈佛燕京学社之意,联合出版《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顾颉刚与刘世传(书铭)、钱穆、张凌高、闻宥、陈裕光、吕叔湘、李小缘、商承祚等共事。

  从华西坝到崇义桥

  齐大在成都南郊华西坝,是借用的华西大学校舍。由于来往客人颇多,休息不好,顾颉刚经常在春季患病,尤以失眠症最为严重。他为摆脱各种牵缠,决意舍去都市生活而移家乡村,在成都北郊崇义桥租下赖家院,将国学研究所迁去。

  此处离城20多里,四周都是农田,院中屋宇宽敞,花木满园,且有一亭,池水环绕。不久,他又向华西大学借得藏书家粤东罗氏书3万册,移至赖家院供研究所使用,于是参考资料比较充足。从这时开始,顾颉刚在所里任“目录学”、“春秋学”、“经学”、“古物古迹调查实习”、“编辑方法实习”等课,又陆续请叶圣陶、张维思、陈锺凡、吕叔湘、闻宥、韩儒林、孙次舟等到所里作学术讲演。

  为了研究所的管理,顾颉刚亲自起草从学则到宿舍规则及值日等各项章程,并在会客室担任第一届值日员。他在此时的日记中写道:“予主研究所一年矣,至今日方得渐上轨道,甚哉作成一事之难!”“当家真不容易,我虽从事教育廿年,但从未独当一面。今则上须对付校中当局及有力同事,中须管理研究所职员,次须管理研究生,下须管理仆人,外须对付当地士绅,实觉不易措置。”

  后来,胡厚宣、钱穆相继到所就职,可谓名家济济一堂。顾颉刚那时作《赖国杂咏》16首,“首述居此因由,中道同人生活状态,末则箴勖从游诸君”,在其诗中,他大赞崇义桥此处的惬意生活,说这里清静闲适,又可以专心作学问,如若仙居。

  当时,顾颉刚除主持研究所事务及指导研究生工作外,个人也作了不少研究工作,他着力编春秋史材料集,并由书记助编“春秋经通检”,同时研究古蜀史,作成《古代巴蜀与中原之关系说及其批判》、《秦汉时代的四川》等文章。

  至于他所预想的边区调查,困于经费而未能成行。当时他为江应樑考察凉山之事筹措经费,校中没有着落,“幸(冯)汉骥主川博物馆,正需要边区调查人才,慨允二千元,乃得成大凉山之行。”

  1940年,顾颉刚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黄文弼、金静庵等74名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他为此刊作《发刊词》,论述史料与史观之关系,认为两者在史学研究中乃相辅相成,“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企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惑众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又曰:“史学领域既随新观念而扩大,其方术又随新方法而精密,……迄今尚不见有中国史学会之产生,岂惟深憾,实为大耻。抗战以来,大学多迁西南诸境,加以旧有,其设置史学系者且十数。同人等夙具此怀,爰创斯刊以为中国史学会之先声。”

  顾颉刚到成都后,对边疆问题依旧关注,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由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4所大学共同发起,顾颉刚当选为理事长。适值马鹤天、赵守钰各自在陕西、重庆分别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合并,并谓总部应设在重庆。于是他们以重庆的会为总会,以其余两会为陕西、四川分会。会员共有600多人,凡边疆的知名人士和内地对于边疆有研究者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均设有分会。分会有《边回》周刊,总会有《中国边疆》月刊,并出版《边疆丛书》。但后来“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搜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的消沉下来。”

  离蓉赴渝遇险情

  1940年初,朱家骅连来许多函电,招顾颉刚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顾颉刚很是奇怪,为什么在这抗战紧张的时候要办这种太平时候的刊物,他便辞谢不去,但朱氏仍是不断地来催。后来,顾颉刚还是在6月5日飞至重庆。但他没想到,自己的重庆之行,竟然险象环生。1940年6月5日即大隧道惨案发生之日,据顾颉刚自己回忆道,那次他去重庆一下飞机便遇到空袭警报,不远处有两个防空洞,他未加选择便进了其中一个,而在警报解除之后,另一个防空洞的管理人员却不知去向,洞里由于人员过多、空气不足而发生“大隧道惨案”。他说那次自己如果进了另一个洞,就必死无疑了。

  在重庆与朱家骅见面之后,顾颉刚问办这刊物的原因,朱家骅说:“抗战以来,物价日高,一班大学教授生活困难。政府正替他们想办法,办这个杂志就是办法的一种,要使能写文章的文学院教授们得到些稿费作生活的补助。”顾颉刚因感念过去朱氏在中山大学与他的交谊,以及对自己通俗读物和边疆研究两项工作的支持,便同意了。

  那年7月中旬,顾颉刚回成都处理各种事务,9月中旬乘船赴重庆就职,将研究所职事交钱穆代理,以后在致钱穆信中,顾颉刚说:“研究所者,弟费了两年心力所建设者也,自身虽去,终不忍其倒塌。去年走时,所以仍担任主任名义者,即恐因弟一走而致人心涣散,故欲以请假延长时间,使兄之力量可渐深入,则至弟正式辞职时可无解体之忧也。”次年1月,顾颉刚又回到了成都,处理研究所事务,当他返回重庆不久,便辞去研究所主任的职务,从此后,在成都生活了许久的顾颉刚终于离开了这个留下他诸多回忆的城市。

  1949年后,顾颉刚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晚年深入研究《尚书》,作成《周公东征考证》和《校释译论》多篇。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在北京病逝,临终时,他嘱托将个人遗体捐献,以供中国医学科学院做解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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