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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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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汉镛 唐五代来巴蜀的外国人

作者: -上传日期:2006/4/30
冯汉镛 唐五代来巴蜀的外国人 
 
     
    史籍记载来巴蜀的外国人,最早的当在南北朝刘宋时候。《南史·裴松之传》说:“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汉靳阳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也。”这里所说的白题, 也是唐代的白国,其地在今新疆以西,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至于滑国,也应同白国相邻,所以才会结伴而行。他们来成都的路线,是沿岷山行进的。
    
    岷山位处成都西北,所以在当时又称为“西山路”,或简称“西路”。这条路线,是从今新疆于阗,经柴达木盆地,再沿积石山,取百谷城、洪济桥等五城,而抵达松潘的黄胜关,再沿岷江河谷,而到达成都的。其开通时间,最迟也在汉代。自此以后,直到清代,都未曾阻塞,不断地有外国人往来。清道光《绥靖屯志》卷十说: 
    
    乾隆戊午(1738)五月八日,有一喇嘛,路经绥靖(四川金川),备陈喇嘛系西天人,因慕中华峨眉、墨尔多诸名山,出外十三年。今朝山已毕,回途不必阻拦。
    
    绥靖,就是现金川县。从金川往国外,必经蓬婆山口(今鹧鸪山口);到达松潘后,取黄胜关, 沿“西山路”出国。 
    
    下到萧梁时候,有西域人何妥之父或祖,以经营商业,来到西蜀。《 北史·儒林传》说:“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腰胡,通商入蜀,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 考西域何姓,乃“昭武九姓”之一,其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故他的入蜀,若不是取道“西山路” 就是走的古“丝绸之路”。
    
    前面提到的白题国,在唐时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白行简, 由于自称是“十姓胡中第六胡”,显然是从那里来中国的。他在成都作官时,给西川人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则是促进了《产宝》的成书。考《产宝》一书,乃是中医产科第一部著作,既有理论,又有临床;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述。所以,迄今尚残存于《医方类聚》中。行简的哥哥白居易,也作过忠州刺史。他作刺史期间,曾把其地贡杨贵妃荔枝的事, 绘图吟诗,给后人考证杨妃荔枝是从蜀中贡进, 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还有当时以治痈疽知名的白岑,虽然没有记载说他曾经“入蜀”,但他本身是个“游医”,所以也不能说他未到过巴蜀。
    
    《法苑珠林》说:秦世英以谤毁佛法,触怒了皇帝,因而被贬到成都。陈寅恪《唐书札记》卷一称:“秦宗权的种姓由来俟考。疑为胡姓。”这就明白地道出了,凡是姓秦的人,如果没有土著世系可查,都有可能是外国人。至于秦世英这个人,《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说他是“方士”,“方士”就是具有一定技术的人士。就这点来说,秦世英当是一位外国人。据《陔余丛考》卷三十四说:“汉时去天竺求法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景伊。而景伊在《隋书·经籍志》和《法苑珠林》中,则写作秦景;《魏略·西域传》作景庐。一个人的名字,出现了这样多的差异,显系译音所造成的。又《梁书·南海诸国传》记有大秦国人名秦论,而给唐高宗治头痛的秦鹤鸣,也是外国人。疑秦世英被贬到益州后,就修建了传播大秦教的大秦寺。《能改斋漫录》卷七说:
    
    杜《古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得珍珠。又赵清献《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也。昔有胡人, 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珍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
    
    文里提到的《蜀郡故事》,可能就是赵氏的《成都古今集记》,记中也说“大秦寺是大秦胡所建。”这位大秦胡,无疑就是秦世英。
    
    自成都建起了大秦寺后,来这里的大秦僧人,就日渐增多。今可考者,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二《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颍第二状》称南诏侵蜀时,曾掳去大秦僧一人。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六说:“王建光天元年(918)春三月,西域胡僧满多三藏,来游峨眉山, 却归西域。”卷七又说:“广政三年(940)春闰三月甲申,西域胡僧来朝。”《锦里耆旧传》提到的胡僧,是否为大秦僧,还有待详考;但表明了唐代末年,来成都的外国人,是相当众多。人多了,其中就夹杂着奸宄, 内面也潜藏着奸细。《太平广记》卷九十九引《北梦琐言》逸文说:
    
    咸通中,有天竺三藏,经过成都,晓五天梵语, 通大乘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絷于成都府,具得其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国外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
    
    除上述之外,《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说:“梁祯明四年(918),西天三藏钵怛罗至蜀,言摩揭陀至益州,途经九万九千三百八十里。“又卷三十二说:“迦摩缕波,其国已历千世,至今不信佛法。国之东境,山阜相连,可两月余,入蜀西南境。”里程既然说得这样清楚,表现了往来其间的人数众多;因而旁证了到巴蜀的外国人,在当时就为数不少。所以这条路线, 就被今人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在五代以前,来巴蜀的外国人中,还有李珣一家。李珣的父辈,来中国后,居住于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李珣也在梓州出生,当地人称之为“土生波斯”。他兄弟四人,其弟名叫李玹,另外两位,则不可考;还有一位妹妹,名李舜弦。舜弦善诗词,为王衍聘为妃嫔。珣在成长以后,曾去长安,后因蜀中内乱,奉命来成都调解,遂留在成都。他所著诗词较多,现还存在于《全唐诗》及《花间集》中;另外还著有《海药本草》,充实了中药的内容。其书虽佚,但还可从《政和证类本草》所引,来考证其内容。如《政和证类本草》卷二十“珍珠母”条引《海药》说:“谨案正经云:生南海,石决明产出也。主明目、面黑干……蜀中西路女瓜亦出珍珠,是蚌蛤产,光白甚好,不及舶上采耀。欲穿,须得金刚钻也。”又卷六“人参条”引《海药》曰:“有沙州(今甘肃敦煌)参,短小不堪, 采根。用时去其芦头,不去者吐人。”芦头系根接近地面部分。沙州在成都西面,其运来成都的路线,无疑与珍珠相同。
    
    除提到“西路”外,还提到云南。如卷四《海药》引《广志》说:“阿魏生石昆仑国,是木津液,如桃胶状,其色黑者不堪。其状黄散者为上……云南长河中亦有阿魏,与舶上来者,滋味相似。一般又无黄色。”又卷二十三“海松子”条云:“去皮食之甚香美,与云南松子不同。云南松子似巴豆,其味不厚,多食发热毒。”其他类此者尚多。从其中提到云南,即显示了“南方丝绸之路”,在当时也是畅通的。 
    
    正因为蜀中在五代时,国际交通路线没有阻塞,所以杜光庭《谢允上尊号表》说:“宝香来于绝域,美玉荐于殊封。”而陶榖《清异录》卷下也记有王衍用香药建造的“灵芳城”。其言曰:
    
    后唐龙辉殿,安假山水一铺,沉香为山,薰陆为城廓,黄紫檀为屋宇,白檀为人物。方围一丈三尺,城门小牌曰灵芳。或曰:平蜀得之者。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见到,巴蜀地区,虽地处西僻,但因有另外的国际交通线,输入的外国货物,其数量是不小的。
    
    《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还记在波斯大秦教进入成都的同时,有不少穆护教徒也相继来到巴蜀,并聚居于云安(今重庆云阳)。按俞樾《茶香室续抄》卷十五说:
    
    宋洪迈《容斋四笔》,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黄鲁直云:予尝问人,皆莫能说穆护之义。昔在巴僰间,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起舞而歌木瓠(穆护)。其词曰: 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 皆叙贾客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瓠归去。他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已事,而始末皆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瓠曲木,击之以为歌舞节尔。乃悟穆护盖木瓠也。
    
    黄鲁直在云安郊野,遇着穆护集聚祷神,说明那里居住的穆护教徒众多。这就旁证了《宋高僧传》卷二十二称波斯穆昭嗣,以医药得效于高从诲,从诲“令其去道从儒,简授摄府衙推”。这就说明了穆昭嗣的住地,距高氏治所的江陵甚远, 所以才被高氏令其“去道从儒”。这里的“道”,当是指穆护教而言。 
    
    此外,在唐德宗贞元(785~804)时,南诏王异牟寻遣使献骠国乐, 在经过成都时,节度使韦皋留着骠国乐队,谱次其声,并因其舞姿乐器,异于中国,仍图画之,遂成为骠国人进入成都的开始。
    
    当西方和南方的外国人,大量涌入巴蜀时,位居东北面的新罗使者,也相继来到成都。第一次是安禄山造反,唐玄宗迁都到成都时,新罗的使臣也随之来到成都觐见。这是一种患难与共,空谷足音的行动,令唐玄宗非常激动,就写了一首诗来赠给使者,以彰友谊。其诗曰:
    
    四维分景纬,万象含中枢。玉帛遍天下,梯航归上都。缅怀阻青庐,岁月勤黄图。漫漫穷地际, 苍苍连海隅……
    
    其次是下到唐末僖宗李儇时,因黄巢攻进了长安,京城失守,又一次逃来成都。当时从新罗出使的朴仁范,来到扬州后,因为道路遥远,本拟返回;但由于高骈和幕僚崔致远的劝谕,也不避千山万水、途程险阻的艰难,来到成都相贺。这不仅显示了中朝两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也说明了当时来巴蜀的外国人,真是多得如过江之鲫。
    
    在外国人大量进入巴蜀的状况下,就形成成都与国际空间的文化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与科技也随之兴盛起来,于是就出现了都会。地处海边的扬州和位在西蜀的益州(今成都),都是因此而发展的。“扬一益二”的谚语,就是从此而来。宋元以后,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形势的变化,使益州逐步闭塞,因而发展就逐渐放慢了。
    
    
    
    冯汉镛,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来源:《文史杂志》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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