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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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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彦.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

作者: -上传日期:2006/4/30
朱子彦.为蜀汉名将魏延正名 

朱子彦 
     
    因受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魏延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其谋反而被诸葛亮所杀,似乎是罪有应得。笔者最近去武侯祠,见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惟独没有魏文长之像。问其缘故,讲解员云:因魏延是叛臣,故无其像。然有人告诉我,邓小平同志于1963年亦曾来到武侯祠,面对文臣武将廊,他发表过这样的见解:“这些塑像,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又有了,比如魏延就该有,但没有塑像。”余闻此言,不禁喟然长叹,遂撰此文替魏延辨冤。
    
    一
    
    《三国志·魏延传》说魏延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是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木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决不亚于荆州。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困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镇守汉中者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述得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15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了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即使是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以治军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大相径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了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楙(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精兵5000,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4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楙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那么这4点质疑有没有道理呢?笔者认为,无论从蜀魏战争长久的战略角度,还是从这次战役的本身来看,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子午道虽然奇险难行,但很少有人去做过实地调查,而就算真的去实地勘察过,也不敢保证其路况和三国时代是一样的。魏延终究是当时的名将,他久镇汉中,对汉中一带的地理状况必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至于魏军是否会在子午谷埋下伏兵,我们不妨查阅《三国志》中的有关史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中写到:‘始,国家(指曹魏)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首次北伐带有极大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魏国无论在军事上,物资上,甚至在精神上连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可能在人烟荒芜、崇山峻岭的狭长山谷中留下一支伏兵呢?对于第二点理由,“夏侯楙未必会弃城逃走。”这又是不合情理的推论。夏侯楙何许人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记载得很清楚,此人为曹魏名将夏侯惇之子,曹操以女清河公主嫁之。“文帝少与楙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关中。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在西时,多蓄伎妾,公主由此与楙不和。”可见,夏侯楙只知蓄伎纳妾,聚敛钱财,凭借“主婿”的裙带关系而都督关中,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膏粱子弟,衙内式的人物。魏延深知其人,故判断“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是完全有道理的。第三点反对意见是蜀军“即使攻下了长安,也未必守得住”,这是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夏侯楙贪生怕死,素不知兵,以魏延老于兵革,料敌审己,可谓是胜算尽握。况且,诸葛亮首次北伐,有十万大军,兵力“多于贼(指魏军)”到此时赵云、吴壹、马岱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诱而招抚之以为臂助。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主力与偏师会师于潼关,然后魏延配合诸葛亮夺取陇右,这样八百里秦川,“咸阳以西”确实可以“一举而定”。魏延之谋是有先例的。楚汉战争时,韩信为大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然后主力东出潼关,分支军越陇山与从汉中向祁山的支军配合成钳形攻势取陇右。高祖还定三秦,一举而攻克关中。韩信用兵,奇妙无穷。魏延所出之谋,化自韩信出汉中之策,而其勇猛又过于淮阴侯,有如此良将善谋而诸葛亮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马谡,令人叹息。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有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后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况且,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是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不可能取胜。
    
    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是“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使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笔者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
    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邰,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魏延文武兼备,勇猛过人。关羽、张飞、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唯一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其实,对于魏延的军事才能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成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诸葛亮若要“自取”,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亦无人敢阻止其代汉称帝。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陈寿十分推崇诸葛亮,对其评价极高。但又云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对陈寿此言,余不敢苟同。众所周知,萧何佐刘邦成帝业,有韩信为将。但韩信本是一个胯夫,在项羽那里仅是一个执戟郎中,是萧何慧眼识英雄,向刘邦极力推荐,才使韩信登坛拜将,有了施展其才华的政治舞台。而魏延的军事才能并不亚于韩信。刘备是一个非常善于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为汉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养魏延成为大将军的打算,但诸葛亮对魏延却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邰战于街亭,为邰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由此可见,蜀汉并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也不乏类似韩信这样的军事奇才,但诸葛亮看不惯魏延这种类型的人物,始终是疑而不用,这就失去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所以,陈寿的“时之名将无韩信”云云,乃是为“尊者讳”罢了。
    
    二
    
    关于魏延之死,亦为一大冤案。《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段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是诸葛亮临死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既应包括自己的亲信,也应包括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时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都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3人之官职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的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这难道不是故意的嘛!其二,诸葛亮虽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但并没有安排谁为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杨仪任何职呢?不知道。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了诸葛亮让杨仪暂摄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杨仪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
    
    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笔者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悖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连后主刘禅都声称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而魏延却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当然招致诸葛亮的嫉恨。其三,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三国志·蒋碗传》载:“亮每言,‘公琰(蒋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临终之时,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询问诸葛亮:“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曰:“蒋琬之后,文伟(费祎字)可以继之。”姜维是公元228年归附蜀汉的,诸葛亮对姜维一见如故,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
    并很快就提拔他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深知如若要使蒋琬,费祎,姜维顺利地执掌朝政、军政,魏延是一大障碍,因为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时论必当以代(诸葛)亮”。为了排斥异己,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当然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僧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已闹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对魏、杨冲突,诸葛亮是如何表态的呢?史载:“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晓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从表象上看,诸葛亮装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不忍有所偏废”,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时,却已经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了杨仪一边。魏延未能参与诸葛亮的临终决策,又被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以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9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枢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是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忌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笔者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 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是一个低能儿。魏延死后7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给后主,其后果乃是将杨仪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份,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北伐时,“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到蜀汉国小,人才较之魏、吴要少得多,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内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医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势必加决蜀汉的衰落趋势。对此,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子彦,上海大学教授
 
   来源:《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2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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