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地域的传统习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呈现出浓厚的民间色彩。在各个时代，特有的风习对日常社会生活的精神方式有潜在的作用。本文对成都历史上的一些习俗、精神方式作了回溯；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日常生活中，习俗意象文化因素的现实遗存与现代社会生活、精神方式的内在联系，以及所具有的某些意义。
主题词：习俗、精神方式、日常生活、地域文化。
（一）
古人说蜀犬吠日。蜀就是川西，而且是成都平原，成都平原上的狗，一看见太阳，便奇怪的吠起来，可见阴霾时候太多。但也指的是冬天，古人说这句俏皮话，没有指明季节，因而就遗误了好多的外乡名人，无论男性、女性，一到成都平原来，胸中便横梗了一个古怪成见，认为这地方那里配住下去，既没有太阳，又没有太阳灯。
——李劼人《天魔舞》
川西平原，沃野丰饶。由于水利资源丰沛及水利事业的兴建，到了战国时代，成都平原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华夏农耕文明这一大背景中，成都平原的地域文明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文化有丰富的内涵，它的传统习俗也在如此包容中生成。习俗是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阶层中，社会交往的实际做法。它是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约定行为，是民族、地域千百年历史文明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积淀；习俗也是一种精神方式，是民族、地域集体精神外在投射于日常社会生活的表现形态。它对一个地域社会生活的集体精神方式发挥着潜在的影响，而地域文化则处处浸透了地域习俗的内涵。
成都是我们的故乡。所谓“故乡”，总使我们将它的自然景观、人文遗存、民俗风情等，自然地集合成特定的观念或情愫，它让你难以忘怀，更令远在天涯海角的游子梦绕魂牵。它告诉我们的不止是邮政地区编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比房屋、街道和企业的总和要多的东西。这里指的是方言、文化、习俗、风景、传统和历史。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每天的行为习惯，以至于我们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达方式，均含有习俗的成份。川西平原的习俗有其充满生活情趣的一面，也蕴含着丰富、深厚的乡土人情：
“乡俗最重插秧时际。春深绿暗红稀，流澌渐活，土膏乍酥，筒车竞响，缫声隔林，布谷交啼，子规在树。田畔水鸣，黄花涨天。遥闻袅袅纤歌，发于桤湾柳曲间。味其语意，大都设为男女赠答之词。其歌必以‘石榴花’叶，盖即此以起兴也。清音婉转，听者怡神。凡插秧者必终日恒饮，方能入水。或五酒或四酒，食必以肉；或以豆花，佐以肉或豆乳。田家风味如见。”1
所谓“五酒或四酒”即指正常的二餐或三餐之外，再加送二顿“幺台”。
这正是川西平原农村习俗的一个方面——农家劳动、生活的生动画卷之一，即为人们心仪的“农家乐”。
“远近林盘如绿岛，万倾嘉禾似海洋”。川西平原独特旖旎的自然风光，川西平原源远流长的风土人情，构成了川西平原基本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禀性：热闹的青羊宫、幽静的望江楼、天下闻名的武侯祠与草堂、曾经豪奢的少城、也历经过繁华的东大街、富丽堂皇的昭觉寺、香烟袅绕的文殊院……它何曾不引起古往今来无数名士豪杰的赞叹！“天府文明”自有它的独到所在。
生长在成都，对府河、南河流域人民的生活方式、习俗耳濡目染。儿时的童谣唱道：“城门城门有好高？三十六丈高，几匹骡子几匹马？走进城门砍一刀！”；“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存钱买皮袄，你买一件，我买一件，你接婆孃我来看”；“青羊宫，真热闹，糖油果子三大炮”；“清早八晨，来了一人，大吼一声：‘倒马桶子’……”
逝去的时代，逝去的童谣和市井街巷的吆喝！这些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地域习俗、生活方式、时代氛围，或一种精神气质或心智。
清代前的成都人，即成都的真正土著人，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而清以后的成都人，多数为四川附近各省的移民。成都近代市民阶层形成的历史较短，远不能和上海那样的城市相比，其人际关系，世俗伦常中禀有浓厚的地缘亲情意识。我们说“明末清初湖广（人口）填四川”，是否也可以认为，成都在近代城市的形成中，温、郫、崇、新、灌……等周边农村人口是成都近代城市早期市民的主要构成来源。当然，这里所用的“市民”概念，仅是中国近代城市形成过程中，市民构成的特指。地域习俗普遍存在于地域社会各阶层中，它的形态殊异众多。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习俗确实是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
“吃闲茶”。指只为消磨时光上茶馆喝茶。据清代宣统年间《成都通览》载：1909年，成都有街巷516条，茶馆454家。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街巷有667条，茶馆599家。直到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成都市茶业同业工会记载的茶馆数目为598家，几乎是有街巷就有茶馆、茶铺，实居全省之冠。李劼人先生在其作品中，曾生动地描绘过清末时成都茶铺的特点：“茶铺都很不干净。——茶碗哩，一百个之中，或许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疤万补的碎磁。而补碗匠的手艺也真高，他能用多种花色不同的破茶碗，并合拢来，不走圆与大的样子，还包你不漏。也有茶船，黄铜皮锤的，又薄又脏。”2卫生恶劣的茶铺，补碗匠人的手艺，作家的笔下记录了历史的陈迹。“茶”，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中蕴含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茶铺大致具有三种功能：一种是各业的交易市场（如解放前的安乐寺）；一种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称为“吃讲茶”）；再有，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了，即是“吃闲茶”。清晨，昏黄的街灯未灭，而茶馆却已门庭若市，有的以茶代早餐。更有不少“闲人”，起早贪黑，在茶馆从早泡到晚。如此日复一日单调的闲适！其动机似乎仅仅是融入“茶友”这一社会群体，悠闲地消磨时光。
“喜遨游”。成都人自古号称“喜遨游”。川西平原为典型的静风区，日照少，无霜期长，居民出行率高，户外活动较多。古人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到了近代，每年正月初一游武侯祠、望江楼及方正街丁公祠，名曰出行；初五、初九、十五再游武侯祠；初七游草堂祠，取义于“草堂人日（正月初七）我归来”的意思；正月十六登城墙漫游，名曰“游百病”，意思是游此则一年不生疾病。真可谓：好游苦于无名山大川，城里转悠，城墙上放眼巡游，登城聊作精神振，但求一身病不留！城墙为旧时成都城内居民难得的登高之处。以城墙之高，视野之远依然有限，但久居院落、平房的人们，领略到的眼界已算开阔，从而享受到精神上的愉悦。
至民国年间，社会中上层的户外出游已向城外延伸：
“成都中上层的人，没有不知道新都。因为新都有一个有名的桂湖，这里是夏季最好消暑的地方。湖大虽不及扬州瘦西湖之一半，而却浓荫盖道、曲港含情、小桥桂径、画榭波栏。游人如初游其地，顿觉进入清幽境界。成都的青年男女学生讲恋爱者，少不了要到桂湖来游游，而‘桂湖之夜’这一类的新诗和小品，又正是热恋的情人们回到成都以后，相互赠答的题目。至于上层社会的人物，特别是军人，他们是干脆带上姨太太，在自己建造的别墅，或占据一定的公共场所，大‘消’其‘夏’。月明之夜，他们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女人的嬉笑声，老爷的呵斥声，与役夫们的急步声相应和。益以游人的谈话声、蚊声、拍扇声、小孩的哭声、劳动者的怨语声，使人感想万端”。3
这是30年代中期成都中上阶层的风习之一瞥。
再看40年代中期，较殷实、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市民在星期天的出游安排：
“上午早点起来，早点吃饭，早点过瘾收拾（抽大烟）；然后带着继祖（作品人物的小儿子），到东门外四川大学农学院去看晚菊花，顺便到望江楼喝茶，看石牛堰掘藏金的遗迹。如果望江楼没有馆子，就绕九眼桥新村，到新南门外竟成园吃一顿小餐。唐淑贞打几个烟炮带去，就不必回家过瘾，等到断黑，就一直到春熙路三益公看《孔雀胆》话剧。散场之后，再回家消夜。这是何等舒适的一天！”4
精致、节俭的一天：观花、品茶、赏戏、看文物、下饭馆，还不愿耽误抽大烟（足见陋习之深）。其出游方式非常经济实惠而又不失别致风雅的审美情趣。
“看热闹”。此风习至今未衰。爱热闹，是川西民间的世俗情怀，特别是像成都这类历史上无大工业的纯消费城市，市民社会和城市周边的乡村集镇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日常习俗亦大体相似。地处内陆闭塞的地理位置，自得其乐的孤陋寡闻，使蜀人在历史上常常是得国人时尚风气之后，由此更逆反萌生出“看稀奇”，这种少见多怪的社会大众心理。近代以降，成都人好不容易开始感受到工业文明的气息，电灯、电影（“西洋景”）、等稀罕之物，终于也相继传入成都。一位老成都描述了1929年，电灯第一次在蓉城“点燃”，百姓争相看稀奇的热闹场面：
“市政府张贴出告示，通知市民分区试灯时间，在春熙路、劝业场一带。市民们下午提前吃了晚饭，许多人都自带椅子板凳，比赶花会还闹热，争先恐后地前去占位置，满街夹道，阶沿上下，人山人海。霎时间阻塞了交通，警察局派警察维持秩序、黄包车、私包车、少数的汽车全绕道而行，当官的行政首长全集中在孙中山铜像的下面，漱泉茶楼上加价卖茶，堂倌高呼：‘不要上来了！楼要挤垮了！’卖剪刀的廖广东、卖钟表的亨得利、……楼上全招待亲朋好友，他们都眼鼓鼓地看着新安装的街灯、店铺灯：‘看你不用火点，咋个会燃？’……临近燃灯时间，大家都屏着呼吸，有手表看手表，准8点正，不声不响地一下子真亮了。众人不约而同地震耳欲聋地欢呼着：‘亮了！’”5
亮了！确实亮得有点晚，快迈入30年代了！
过了40年，1969年，为了迎“九大”，人民南路广场试明碘钨灯，大批群众蜂拥而至，说是去看“小太阳灯”……
置“公馆”、说“安逸”。温湿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再加地理上与外界的相对封闭，为“安逸舒适”的自得生活提供了天然的物质基础。我们可以从成都方言中撷出使用率颇高的“安逸”一词，对其进行语源的观照，也许可以对地域文化的深层结构作某种把握。《庄子.至乐》有：“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安逸”，来自于古代的通语，成都方言保留了“安逸舒适”之义。如：“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逸”。6在30、40年代的成都，“安逸”还特指性生活的满足，当时的大姑娘如口出此词，是要挨嘴巴的。川西的大小地主、商人、官员、军阀等等，均置“公馆”于成都市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寓公”社会阶层，与之相应的社会消费形态也就随之形成，茶馆、饭馆、戏院、妓院……他们的生活方式、时尚等等具有社会风标作用，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普遍的影响。对于成都一般的城市贫民来说，确也谈不上多少“安逸”。他们大多一天只吃两餐，即上午八点前后一餐，下午三点前后一餐，天明即起，打二更就睡，不吃午点，也不吃消夜。其原因可能出于经济上的节俭，更有可能源于城市生活的各方面仍保存着农村的早作早歇的习惯。
这些丰富而颇显地域特色的习俗，印证了古人对成都的形容：“俗好娱乐”。
即：市俗社会日常生活风习好“舒适”、“享乐”的地域习俗特征。
由于现代文明的引入较晚，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整个民国年间，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川西平原许多小县城的生活内涵别无二致，市民的风习均有浓厚的“小县城”生活方式的烙印。透过习俗，可窥见日常生活中，大众禀有的某些精神方式。有学者从中归纳出了“成都味的人格气质”：
“土肥物富，人情温暖，长时期笼罩着一种消消停停，悠游慵懒的世态氛围。这种氛围熏陶习染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独特性格和精神气质，它若以圆滑、乖巧、狡黠、灵活、机智、八面玲珑、自由主义、乐观主义等等而言，似乎都不够准确和完整，又似乎正是所有这些形容的综合才能道其神髓。它总是渗和着好的或坏的人品而存在，却又很难笼统抽象地评判好坏是非，如果把它抽象出来，姑且叫做‘成都气质’吧。”7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特定文化的道德、审美等意识评价性元素称为“精神气质”（ethos）。而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特征和品质，它的道德、审美风格和情绪。
这种气质的具体精神方式浸渗在日常生活中。
（二）
名人们若果运气不好，偏偏选着冬季到成都平原来，那，实在不能为讳，虽说不象伦敦那么雾得化不开，虽说不象巴黎那么阴沉得要终日开电灯，可是到底不象六月炎天，火伞高张，晒得名人们对着月亮也喘气的天气；自然更不能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天气相比拟。以此，每到冬天阴霾季节，不但外来的名人们不自在，就是在成都平原土生土长的土著们也不舒服的呀！
李劼人——《天魔舞》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的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自90年代以后，现代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挡。成都地域文化建构中，也大量地吸纳着外来的文化。新的文化内涵融入了以往传统文化之中，使蓉城社会的精神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成都人，对外来文化有敏锐的感受、接受力，可以体验到城市社会生活中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注入新的内容，成都正在经历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整合，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精神方式的嬗变。追忆逝去的过去，将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民风习俗已湮没在历史的进程中，再也见不到了，慨叹之余，又生出些许怅惘；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发展、积淀过程中，所具有的丰厚底蕴仍然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现象以一种令人吃惊的规律反复出现，甚至一些最细微的表面上看来十分幼稚的行为也以惊人的一致反复出现。” 8习俗意象文化因素的现实遗存即是一种。
“世间流行的传统习俗就是大量的琐细行为，这比任何个人在个体行动中（无论他的行为有多古怪）所能展开的东西更令人惊异不止。……至关重要的是习俗在经验和信仰方面都起着一种主导性的作用，并可以显露出如此众多殊异的形态。”9本尼迪克指出了传统习俗的现实遗存与人们日常行为的直接关系，特别是对人们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可能产生的主导影响和呈现的复杂表现形态。
迈入21世纪的今天，习俗，以它可能继续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特有形式传承着，虽然传承是动态多变的，传统文化随时代的变化会注入新的内涵，但仍然有传统精神气质、方式的某种延续。同样，我们也面临着某些传统习俗、社会意识的现实遗存与现代社会充满活力的精神创造协调一致的困难。
1、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意识
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
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
流行的街市民谣像是在自嘲调侃，又像是在这种低层次的“享乐小日子”里发出的无奈感慨，呈现的现实精神方式，多少有点灰暗。这是一种普遍的市民社会的现实！以至于麻将、“麻辣烫”的规模、势头到了有碍市容观瞻的地步。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享受呢？以卫生条件、环境构成等现代文明生活的基本水准参照，只能算是低档次的。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中的餐饮娱乐消费向多元化、高层次发展，典雅的高档茶楼、豪华的宾馆、餐馆、丰富多样又颇具现代时尚的娱乐场所大批涌现，装点着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构成了城市“现代性”的景观。遗憾的事实是，低层次、于健康不宜的消费方式，却仍然是非常大众化的消费方式。有人归咎于人们的精神方式中，仍潜含着传统习俗中“好娱乐”的遗风。无疑，习俗意象文化因素的消极、负面的现实遗存，这些普遍的社会意识，是显而易见的：贪图享乐、懒散松懈……
市民日常生活体现出的精神方式，是一定时期社会意识的反映，是现实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由市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无论过去的、或时下的社会意识的产生均是如此。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市民就业率的高低、精神文明的状况等与此密切相关。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角度看，“好娱乐”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这种社会意识存在的物质基础是低水平的，从市民消费的社会差别分析，就突显出问题的实质。
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关专家最近所作的《成都市居民家庭消费状况调查与研究》表明，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五万元以上的仅占2.7%；年收入三万元至五万元的家庭占6.4%；年收入一万元至三万元的家庭占47.9%；年收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家庭占28.4%；年收入五千元以下的家庭目前仍有14.9%之多。从总体看，我市居民消费结构仍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消费为主，促进家庭发展与享受方面的消费所占的比重小，满足生存消费是目前多数家庭消费的主要方面。所以，就普通市民而言，还难以说得上有多少“享乐”！而要真正彻底解决市容的脏、乱、差，除了依赖提高城市管理的整体水平，市民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等文化素质的改观，归根结底：在于加快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社会意识与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是现实的最终关系。
2、社会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精神方式
地域的社会存在伴生出地域的文化，文化的发展，孕育出地域的文明。而地域的文化模式构成了地域人们的集体习性体系、特定的生活方式、或制度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其生存状态。前一段时期，展开了关于成都地域传统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的讨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概括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现代社会充满活力的精神创造格格不入的社会意识、精神方式，对社会存在的消极反作用。主要归纳出这样一些内容：封闭保守、浅尝辄止、依赖附从、墨守成规、惰性厚重、以情代法、不思进取……无论称为“农耕文化的负面意识”也好，或称之为地域“传统习俗意象文化因素的现实遗存”也好，概括是基本准确的。在市就业局组织的一次用工招聘会中，一位下岗职工对某公司的工资报酬嗤之以鼻，发出喟叹：“还不如回家去打小麻将！”他大概准备继续在麻将桌边等待、观望下去。
陋习为何如此深广？传统习俗意象文化因素的消极成份在成都市民中的确存在，但仅仅限于这一层面进行分析显然不够，一味的指责更有失公允。以某种价值观、道德观对其加以评判，笼统地将其贴上消极的、或积极的标签加以界定，也是容易的。而具体地分析禀有这类惰性心智的主体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则更有意义，依据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地域的文化特性如何形成？现代社会学中，意识形态的解释方法认为：某种地域文化特性的形成，是地域某个阶层或某一社会利益集团支持的结果。当地域的社会存在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导着地域的某种文化特性并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环境，那么，作为社会个体的主体的精神方式，顺其地域主流文化特性而生成，也就不足为奇，但如反其道而逆向构成，必将受到极大的抑制，更难以形成某种张力。
“成都人出了盆地，如猛虎添翼”，话虽说得有点夸张，然古往今来的实例还确实不少，社会生存环境与主体生存状态的关系不言自明。地域领导阶层思想意识观念的更新，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主体精神方式的核心体现为心智。“‘心智’一词，指生物体的某种癖性定势(a certain set of dispositions)”。“它既不是一种行动，也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种有组织的习性体系，它表现在一些行动和一些事物中。”10
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书箱好过年。
川剧《做文章》中，这位纨绔公子哥儿有非常聪明的心智，可惜的是，这种心智却用在他对自我的“延迟”寻找“坚实”的理由上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这位人文主义的忧郁王子，也有一种“延迟”，这是另一种心智的动机延迟，最后他也领悟到：
决心的赤热的光彩，
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
伟大的事业在一种考虑之下，
也会逆流而退，
失去行动的意义。
哈姆雷特的动机延迟是其性格的悲剧，但他最终还是行动了。
3、世俗精神方式中的深层文化价值
李伯清先生的“散打评书”，以当今成都市俗社会的世态百象作为素材，用地道的成都市俗方言艺术，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的现代市井画卷。所谓“散打”，又称为“摆玄龙门阵”。“玄”，虚也，似乎有点不着边际，而龙门阵吹出的世态百象则是实实在在的。其谐剧式的方言艺术的夸张表演，获得了令人捧腹的效果，他熟悉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与习俗、当今市民各阶层的世故人情，深谙其行为方式、生存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表演中的描摹刻画常常是入木三分，展示出成都市民某些特有的精神方式，从中可以窥探到地域的某些深层文化——另类文化的特殊价值。
“说老实话，我那阵买的莴笋是全院坝买得最好的，我‘老孃’随时表扬我。我的莴笋是咋买的喃？人家买的是市面价八分，我回去始终报六分，第一我就比人家相因两分，第二我的莴笋叶子在路上我就把它垮得差不多了（笑声……），一席丢了，回去少报三两就是了，秤我少报点，而且一看我的叶子没得好多，人家买的都是一大抱叶子，但是每个月月底，我的烟钱就横顺凑不拢（笑声……）”。11
讨好老婆也蕴含着狡黠的心智与幽默乐天的机趣。
平民的日常生活是多么的琐屑微渺，浸泡在庸常生活的寂静海底，还有什么意义可言！然而，正是它的重负可能会扼杀卑微灵魂的精神火花，正是由于它具有太多的无聊与苍白，正是由于乏味的生活之流总还是要流淌下去，从粗糙的生活内涵中、从大量杂芜的习俗中，仍然会生长出特有的精神方式，由此而生发出特殊的意义。虽然不一定有什么高远的精神、宏大的抱负，由于有了这些意义，日常生活的这一层面就已经不是“沉默无声的一群”！
“小妹，当前作为男人要搞事业，市场经济来讲，我们这些，也不说好港 ，七八百万是有的，不过话又说转来，小妹，你真正嫁给我，最低嘛，我们也该住‘锦绣花园’的隔壁子……”12
经济意识、财富神话，是婚姻的头等价码。成都人“提劲、冲壳子”的禀性，已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内涵。再看对生活方式的评价：
“都晓得‘酒色财气’是四个圈，世人都往吼头钻，谁人钻出圈圈外，长生不老你就‘活神仙’。又有几句话说得好：酒是穿肠剑，色是刮骨刀，钱是人的胆，气是惹祸包。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反过来讲它的好处：有酒不醉最为高，贪色不乱乃英豪，不义之财君莫取，凡是忍气祸自消。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13
圆滑快意的调侃，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某种辩证的中庸处世观。执两用中是为庸，这正是成都人的圆滑所在。
对“散打”的成功之处也许有多种阐释，而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这是灌注了丰厚地域习俗的情怀。“散打”也不乏某些拍案惊奇，劝喻世人而寓教于乐的内容，体现出典型的成都市民特有的“院坝生活”、“院坝情绪”， 其中包容的成都市民阶层的生活习俗不可谓不丰富。某些话语本身，就是市民习俗意象的一种模本、象征符号：啃兔脑壳、打启发、打假叉、提劲、经商、炒股、买房、……内地封闭的旧消费城市的市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重新追寻生存定位的市民。处于时代、社会深刻的变革中，其心态是复杂的：仍然有圆滑、狡黠、灵活、散漫、热情与乐观，又透露出新的时代赋予的特征：
特有的精神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你可以说，这是区别于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但正是这种边缘文化，体现出了地域市民文化中的“深层文化”。它反映出当今成都人的某些价值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等等，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产生、传承这种情怀的既往特有的文化语境正慢慢地消褪，因而也更显其“剪不断，理还乱”的独到价值。
“散打”的许多内容，虽然也嘲弄着成都某些小市民日常生活中平庸、灰色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旨趣，但是，在某些口无遮拦的滔滔铺陈中，往往也给人以相反的印象和审美效果——更乐于在反讽中品味、把玩那些他似乎想要批评的恶俗！鲜活的民间艺术也常常陷入庸俗的窠臼中。文化具有自己的历史继承性，然而文化的积累与传递又依据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要求而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显然，“散打”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某些格调还有待提高。
21世纪已经来临。成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从农业到工业化的历程，也必然要向服务型社会过渡，这决定了，观念形态层面的深刻嬗变是必然的。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处在一种既定的不能由自己选择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环境的熏陶与教化，成为该社会的成员，然后再在这一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然而，要突破自身文化结构的某些局限，在一定意义上犹如“凤凰涅槃”！
“我们都必须脱离孩提时代，同样我们也必须脱离故乡。如果我们一直呆在母亲怀里和象孩提时代一样在母亲保护下生活，那我们就不会长大成人。所以，这也是人的一个古老的景象：我们必须离开故乡，闯进陌生的世界里去，故乡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同时也是危险的东西。对故乡的需求和渴望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种危险的事情。”14
德国当代神学家赫尔穆特•戈尔维策尔从哲学层面对“故乡”作的形而上的如是阐释，确也意味深长。
注释：
1《郫县志•风俗》
2《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43页
3《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著、新华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3页
4《天魔舞》李劼人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42页
5《民俗文化研究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6《死水微澜》李劼人著
7《李劼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3页
8《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法）E•迪尔凯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1页
9《文化模式》（美）露丝•本尼迪克、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10《文化的解释》（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版、第90页、67页
11 根据中国唱片成都公司出版、成都国泰音像公司制作的《李伯清最新散打评书》整理
12 同上
13 同上
14 《1987年历书》（前联邦德国）Joachim• Peters 著、联邦德国新闻出版局出版
第3页
参考书籍：
《四川方言与民俗》黄尚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版
（本文已在《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