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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8/1/2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晓  闻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包括新津县龙马乡的宝墩古城址、郫县古城村的郫县古城址、温江区万春镇的鱼凫古城址、都江堰市青城乡的芒城古城址、崇州市上元乡的双河古城址及燎原乡的紫竹古城址等,是迄今所知中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左右。

城址中发现有用于防御的高耸城墙、礼仪性大房址、干栏式建筑、木骨或竹骨泥墙房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和种类多样的灰坑,出土了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和装饰精美的陶器。这些古城址建筑技术相同,文化性质统一,是宝墩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是四川考古学上一次全新的发现和突破,对于建立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探索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

宝墩古城  城址位于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俗称“龙马古城”,当地老百姓传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60米,面积66万平方米,城垣墙采用坡状堆筑法夯筑而成,北墙和东墙保存较好,城墙残高约5米,城墙外没发现护城壕。城内文化堆积可分5层,陶器中,泥质陶数量较多,多以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方法制作,部分内壁手制痕明显,多见指纹。夹砂陶多夹细砂。以夹砂灰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褐陶和外褐内黑陶,部分器表有烟炱,纹饰主要有绳纹、少量戳印纹、划纹和凹弦纹,镂孔多施于圆足上,多平底器,也有少量的圈足器,平底器以外折沿纹唇花边口罐数量最多,圈足器以圈足尊形器和圈足罐形器为代表,也有一定数量的盘口形器,泥质陶中以灰陶和灰黄陶最多,陶质稍软的器表多施黑色陶衣,多施戳印纹和划纹,另有少量瓦棱纹和弦纹,以戳印纹和附加小泥条上戳印坑点带及篦划水波纹最具特色。器形以喇叭口高颈罐、宽折沿、深腹罐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圈足浅盘形豆和带耳器,石器以小型为主,有斧、锛、凿,均磨制,部分磨制精细。 

芒城古城  城址位于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村,当地老百姓俗称“芒城子”,传说为明末张献忠于匆忙中修建的“忙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为内外双圈城墙,内外城墙间有壕沟,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堆积有新石器时代和宋代两大时期的文化层。以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为主,可分5层,遗物以陶器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陶器种类较少,制法以手制加慢轮修整为主,泥质陶所占比重较大,陶色多红褐和橙黄色,灰陶相对较少,陶质较软,代表性器物有喇叭口高颈罐、宽折沿盆和宽折沿罐、器盖及少量带柄圈足豆。器表以素面为主,纹饰中主要见两三道平行划纹及由划纹组合成的几何纹、少量凹弦纹等。夹砂陶中以外褐内灰或内黑陶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戳印纹,器形以外折沿纹唇花边口罐和圈足器为代表,还有一定数量的盘口形器。石器均磨制,有斧、锛、凿。 

鱼凫古城  城址位于温江区万春乡鱼凫村,当地老百姓传说是古蜀王鱼凫的都邑所在地,习称“鱼凫城”。城址呈平面呈不规则的六边形,面积40万平方米。经调查、钻探,了解到城垣呈西北至东南向,南垣长约600米;东垣呈外弧形,长440米,西垣长370米,东北垣长280米,城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南垣东端一处现存高3.5、顶宽15.5、脚宽30米,墙建于台地边缘,墙的构筑方法为斜坡堆筑形式,墙下有一层小卵石层,可能为墙基。墙外侧也有卵石与土层相间的层位。系人工所为。城址中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和唐代三个时期文化层,以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最丰富,集中在城址的东部和北部。所出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和泥质褐陶较少,还有少量黑皮陶。夹砂陶多见绳纹装饰,另有少量戳印纹及圈足上的镂孔;泥质陶主要饰戳印纹、附加泥条上戳印、篦划平行线纹、水波纹及少量弦纹和瓦棱纹。以小平底器器底施旋转样绳纹最有特色。器形以夹砂花边口罐、小平底假圈足敞口罐,泥质喇叭口高领罐、宽折沿罐为代表。还有少量盘口形器和带耳器,其中圈足器较独特,石器以小型为主,多为磨制,主要有锛、斧、凿和穿孔石器。 

郫县古城  地处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的郫县古城乡,当地老百姓传说为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养马的“养马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城垣长650、宽500米,面积32.5万平方米;城址中部发现有面积达550平方米的礼仪性建筑。文化层堆积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和宋代三个时期的堆积。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最丰富,厚达80厘米,可分上、下两层。城内有房址,房址地面起建,呈方形,挖基槽,作木骨泥墙。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下层夹砂陶和泥质陶多半,上层则以夹砂陶为主,褐陶多见,灰陶较少,纹饰以绳纹、方格纹、戳印纹为主,器形以外折沿花边口罐、盘口形器、喇叭高颈罐、宽折沿深腹罐为常见,也有少量带耳器,另有陶纺轮。石器均磨制,有斧、锛、凿等。 

双河古城   城址位于崇州市上元乡芒城村双河场,当地俗称“下芒城”。古城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址基本呈正南北方向,城垣分内外两圈,内、外圈间距约15米,东垣内圈城垣保存最好,长约450米,城垣最高达4米,结构与都江堰芒城相似。对该遗址进行试掘时,发现人工柱洞14个,内有础石;其平面大致呈“十”字形,面积超过60平方米,与挖沟槽埋柱的木骨泥墙式房屋有较大的差别。此城址地层堆积较薄,遗物较单纯,陶器变化较小;较有特色的出土器物是一件三孔石钺和呈透明状的燧石质石片石器。 

紫竹古城  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崇州市区西南13公里处的燎原乡紫竹村,东北距西河8公里,距岷江21公里。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近20万平方米。城垣分内、外两圈, 呈“回”字形,与已发现的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平面形制相近。城垣一般宽15米左右,内、外城垣间距约10米,现存高度约1——1.5米。

二、

 对紫竹古城的试掘工作,先后在城址内东南部、西南部布探方发掘,并对西垣内圈、北垣内圈城墙进行解剖,试掘面积121平方米;清理宝墩文化灰坑9个,红烧土堆积1处,柱洞1个。灰坑平面形状分不规则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和三角形几种,其中以不规则形灰坑较为常见。6号灰坑坑口为第3层所压,7号灰坑打破6号灰坑,6号灰坑打破生土。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形,西部有一近方形的浅坑。灰坑长328厘米、宽200厘米,坑口距地表深25厘米、距坑底深46——80厘米。坑壁不规整,有直壁、亦有斜壁,底大致平。灰黑色填土,湿润,略呈沙性;杂有较多炭屑。灰坑周边壁、底结合处,有内凹的小坑,或为脚窝。出土物极为丰富,有宝墩文化陶圈足尊、夹砂矮圈足、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篦划纹泥质陶壶底片、桥形耳、纺轮和石锛等遗物。红烧土堆积位于1号探方西北角,为第3层所叠压,打破第4层。平面形状略呈圆形,直径约2米,堆积厚约15厘米。该堆积全由红烧土块组成,土块坚硬,经火烧烤时间较长,可能是一灶坑所在。清理部分没有其它文化遗物出土。

   发掘出土数量较多的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其中以陶器较多。陶器以泥质灰陶占多数,均为生活用器,有花边喇叭高领罐、绳纹花边罐、侈口罐、折沿双耳直腹尊、圈足尊、壶等,另外还发现有陶纺轮,陶器器表多装饰有绳纹、篦划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压印纹等纹饰;石器为小型的斧、锛、凿组合,另有数件砺石;还出土少量的骨制品,似为锥。

紫竹古城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四川盆地的宝墩文化,其文化面貌跟新津宝墩、崇州双河古城遗址十分接近,其东南方向20公里即为宝墩遗址、北18公里为双河遗址,均位于岷江西侧8——17公里范围内。根据陶器组合和器物发掘、演变的牲,紫竹古城遗址年代在距今4300年前后,属于宝墩文化较早的遗存。

  试掘表明,紫竹古城遗址是一处文化性质单一、内涵典型的以城址为特征的遗址,是宝墩文化的中心遗址之一,其两重城圈的城墙建造方式独具特色,突出再现了宝墩文化、长江上游地区在社会历史进和方面的特征,填补了巴蜀文化研究中的空白。

遗址出土的较为丰富的遗迹种类和文化遗物,对于全面揭示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探讨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对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调查、发掘的次数达10余次,总计发掘面积达8,000平方米,发现的各类重要遗迹有城墙、房址、灰坑、墓葬和卵石堆积等,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这些城址有一组贯穿始终的陶器群,如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圈足尊、宽折沿平底尊、壶、盆等,在筑城技术上均采用堆筑方式,房屋多为挖沟槽埋柱的木骨泥墙式建筑,其文化特征鲜明,被考古界命名为“宝墩文化”。这些古城的文化面貌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时代更替先后相继。它们和三星堆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为探索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途径,昭示着古蜀文明的起源。在成都平原西南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发现如此多的史前古城,其密集程度在中国同时期的古城中是最大的,这说明当时成都地区的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当高度。有理由相信,三星堆文化正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六座古城都建在平原冲击扇河流间的相对高地上,分布于古岷江干道及其支流文井江河道旁。其中最大的宝墩遗址面积达66万平方米。当时的经济应已是定居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混合经济。其时的居民不仅能够建筑中小型房屋,而且还能修建象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那样的大型礼仪性建筑。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六座古城的时代,在距今3700年至4500年之间,其文化内涵有互相继承和连接的关系,最早的是宝墩遗址,芒城紧接宝墩晚期,双河稍晚于芒城而接近于古城和鱼凫的早期。古城早期与鱼凫早期面貌接近,而鱼凫晚期则为诸遗址中最晚一期的文化,呈现出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二期转变的特征。

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发现,使我们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之际的文化发展线索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知道,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农耕聚居形态大致相当于四川盆地内星罗棋布的诸新石器时代遗址阶段,是向文明起源发展的准备阶段。而中心聚落形态正与宝墩文化相当。城是中心聚落的重要标志,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型房屋建筑的出现则标志着蜀人酋邦的形成,也标志着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的出现,这是古蜀文明的起源阶段。宝墩文化的下限与三星堆文明一、二期相衔接,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已出现都邑国家形态的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早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

这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同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古蜀王国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就已进入农耕社会,兴建了许多早期城市并修筑了规模宏大的都邑,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通过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所展现的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可知古蜀先民们虽地处内陆却并不封闭,有着很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同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广袤的西南夷地区乃至南亚和中亚地区很早就有了文化与经济上的交流往来。聪明的古代蜀人正是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往来,学习和吸纳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促进了古蜀社会的繁荣。而灿烂的古蜀文明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使古蜀王国成了长江上游西南地区名副其实的文明中心。

 

(作者:成都市文管会办公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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