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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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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中的杰出人物[本栏图片说明:中国著名电影艺术家谢芳(中)、张目(右1)和郑光路合影]
四川及巴山蜀水人文[左图为郑光路(1排中)1985年与几个弟子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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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文学精品转载[图为1990年郑光路(后排右2白衣者)与众武术人士在少林寺参加武术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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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之有益的史学方面学术文章[图为郑光路(中)当医师时在医院为病人作手术]
郑光路著《中国当代热点问题透视—中国气功武术探秘》选录
郑光路文革研究专著介绍[图为两本专著封面]
四川近、现、当代史研究史料参考[郑光路1987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照片]
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体育武林前辈【左图:1984年时郑光路与李孟常师傅(右)。右图:郑光路与黄林派钟方汉师傅(右)】
郑光路巴蜀文化研究专著[郑光路与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郝勤教授]
隆重推荐作家原创精品[《武当》杂志主编刘洪耀(右)与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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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问题研究[郑光路1970年当知青时艰难环境下仍自强练功“朝天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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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评弹[1986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肖应鹏(右3)在一次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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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医学、养生文化[图为郑光路(左)与武友在山中古佛寺练武养生]
纪实历史、文学长篇[香港《明报》1987年刊登郑光路当医师搞科研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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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诗歌谈[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下排右1)和红卫兵战友]
放眼世界专栏[红卫兵文革闯将]
免费网上书屋、实用网站[more翻页还多!]图为毛泽东与张玉凤
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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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吟泸州诗赏析 .四川铁路发展百年回顾 什邡烟厂为毛主席研制特供烟始末

作者: -上传日期:2007/12/19

朱德元帅吟泸州诗赏析 .

四川铁路发展百年回顾

什邡烟厂为毛主席研制特供烟始末


      朱德元帅吟泸州诗赏析
      胡正旗/文

        朱德元帅文武双全,“戎马挥毫,儒将风高”,其早年诗词,颇见功力。他曾于1916年起,担任云南靖国军旅长,受命驻防四川泸州。在五年驻泸期间,他与当地文人组织诗社,常有唱和之作,但一直鲜为人知。1978年,泸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于该馆珍本《江阳唱和集》中发现朱德驻泸时期诗作十八首,后发表于《人民文学》。现将这十八首朱德元帅的早年诗作略作注解如下,以飨读者。

      拟杜工部《秋兴》七律八首其一
        飒飒秋风动上林,神州大地气森森。
        空间航艇如星布,海外烽烟蔽日阴。
        国体造成机械体,天心佑启自由心。
        征衣欲寄天涯远,思妇何须急暮砧。
        上林:原为古宫苑名,后泛指帝王的苑囿,此处当代指清王廷。航艇:指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军舰。海外烽烟: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此诗前四句形容辛亥革命前中国的紧张局势,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国体造成机械体:指封建统治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天心佑启自由心:指中国的进步青年已经觉醒。征衣欲寄天涯远,思妇何须急暮砧:化用唐杜甫《秋兴》诗之一:“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这两句象征革命战士远离家园,投入革命。砧:捣衣声。

      其二
        传遍军书雁字斜,誓拼铁血铸中华。
        悲秋客忆重阳节,起义师乘八月槎。
        燕地荡平鞭索虏,神州开辟种黄花。
        秋光未尽烽烟尽,鼓角声中半是笳。
        铁血:武器和鲜血,借指战争。悲秋客忆重阳节:1911年,云南革命党人受辛亥革命影响,于当年重阳节在昆明举行反清武装起义,经过短时激烈战斗,云南全省光复。起义师乘八月槎:指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槎(chá),木筏。八月槎,语出晋张华《博物志》卷三:“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燕地:原指北京一带,此处指清政府。索虏:南北朝时期南朝对北朝的蔑称。索,指发辫,古代北方民族多有发辫,故称。此处指清廷封建势力。黄花:黄色的花,多指菊花,此处象征国家出现新气象。鼓角声中半是笳:1911年11月,清政府派端方入川镇压革命,云南革命党人决定出兵援川,朱德在援川军第一梯团。鼓角,古代军队用来发出号令的战鼓和号角。笳,即胡笳,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一种乐器。

      其三
        重光祖国借余辉,万众同心用力微。
        毳幕腥膻终寂寞,汉家子弟尽雄飞。
        喜当年富兼身壮,时正秋高又马肥。
        戎马少年半同学,倾心为国志无违。
        毳幕: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毳:音cuì,鸟兽的细毛或兽毛皮。腥膻:音xīngshān,生肉或鱼肉类食物,亦借用指入侵的外敌。汉家子弟:犹言中华儿女。汉家,汉族。汉为盛世,常借代中华,后文的“汉业”、“汉旌”同此。

      其四
        筹安容意住龙头,惊起神州肃杀秋。
        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
        强梁子弟三乘马,大亲河山一泛鸥。
        回首剧怜民国土,几希幻作帝王州。
        筹安:指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设置的“筹安会”。强梁:强劲有力;勇武。《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三乘:即三乘车。每乘四马。殷商时为下大夫的仪制。《礼记·少仪》:“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其五
        蓬莱昕夜觅仙山,堪笑贪夫转念间。
        信有佳兵来北地,那知国土出南关。
        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
        报国归来天欲暮,笑看北地废朝纲。
        贪夫:指袁世凯,贪图权力,复辟帝制,短命而亡。言犹在耳成虚誓:1912年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违背誓言,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帝制。朝纲:此处指帝制。

      其六
        成败兴亡一局棋,金根不让实堪悲。
        相争权利皆新法,兢窃功名胜昔时。
        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
        鱼龙不蛰秋江热,捷足天门太不思。
        金根:即金根车,以黄金为饰的根车,帝王所乘。此处代指国家政权。余子:“余小子”为古代天子居丧时的自称或天子及诸侯王对先王或长者的自称。此处当指新旧军阀。布衣:借指平民。蛰:痛;刺痛。鱼龙:鱼和龙,均为鳞介水族,传说二者可以互变。捷足天门:传说鱼跃龙门,可化为龙。此处喻袁世凯不自量力,痴心妄想。

      其七
        中原未定漫言功,私信英雄入彀中。
        义举辉煌诩仁术,春光灿烂倏秋风。
        气虚紫极燕云黑,血映征衣蜀水红。
        正气人摧天不灭,芦中人困有渔翁。
        英雄入彀中: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篇》:“文皇帝(指唐太宗)修文偃武……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中,指弓箭射程之内。后因以“入彀”比喻人才入其掌握,被笼络网罗。后又比喻中圈套。此处当指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事。仁术:施行仁政的策略。血映征衣蜀水红:1915年12月,朱德受蔡锷之命发动讨袁起义,1916年1月率部入川,2月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与敌人形成拉锯战,战斗异常惨烈。
        其八
        博得功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逶迤;
        雄飞志在五洲外,烈站功存四海陂;
        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
        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烈站功存:建立功业。烈,功烈。陂:音bēi,旁边,边际。矜:注重,崇尚。此诗抒发作者心志:绝不与乱世同流合污,志存高远,不畏艰险,要做拯救中国的中流砥柱。

      拟杜甫诸将诗《感时》七律五首其一
        中华灵气在仑山,威势飞扬镇远关;
        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
        千秋汉业同天永,五色旌旗映日殷;
        多少英才一时见,诸君爱国应开颜。
        仑山:昆仑山。五色旌旗:由红、黄、兰、白、黑五种颜色组成的中华民国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殷:红。

      其二
        伟人心事在争城,扰攘频年动汉旌;
        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
        欣闻外地同时靖,默祝中原早日清;
        独抱杞忧安社稷,矢心为国睹升平。
        伟人:指拥兵自重的军阀们。靖:安定。杞忧:即“杞人忧天”的略语,此指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矢心:发誓,下决心。明何景明《别思赋》:“皎秋日以矢心,指寒岁以为期。”

      其三
        汹汹天下尽为烽,八载衅开百二重;
        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
        中央老朽谁能主,各省英雄岂自供;
        举国人人作政客,何人注意在商农。
        烽:烽烟,指代战争。八载:应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1919年诗人作此诗之时,国内局势急剧变化,内战频仍。衅:争端,此指战争。中央老朽:指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等中央政客。各省英雄:指唐继尧、熊克武等地方军阀。

      其四
        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
        冯妇知羞甘守节,徐娘无耻乱登台;
        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
        西蜀偏安庸者据,中原逐鹿是雄材。
        冯妇:古男子名,善搏虎。徐娘:指南朝梁元帝妃徐昭佩。《南史·后妃传下·梁元帝徐妃》:“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用以讽称尚有风韵的中老年妇女。前四句意指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实权却操纵在段祺瑞手里。后段与黎争权夺利,段迫使黎出走,冯当上代理总统。黑幕:指黎、段、冯等争权夺利的内幕。痛饮黄龙:化用岳飞的“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西蜀:即诗人当时驻防的四川。

      其五
        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
        南滇爱友嗟别离,西蜀知音太寂寥;
        为国无时还梓里,戎衣何日换金貂;
        买山筑屋开诗社,幸赋归来避市朝。
        南滇爱友:指朱德早年在云南昆明陆军讲武堂所结识的朋友。为国无时还梓里:朱德1909年离开仪陇至1919年作此诗之时,未曾回过老家。金貂:皇帝左右侍臣的冠饰。《汉书·谷永传》:“戴金貂之饰,执常伯之职者皆使学先王之道。”也借称侍从贵臣。

      《苦热》五首其一
        雨后朝朝上晓峰,登高缓步气从容。
        三官寺外炊烟澹,百子图中曙色浓。
        滚滚长江嗟远逝,茫茫大野喜云封。
        伏中炎热人何苦,心冷如何苦到侬。
        澹:安定,安静。百子图:画着或绣着众多小儿的图,含有祝子孙繁衍之意。伏中炎热人何苦,心冷如何苦到侬:“炎热”有喻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义,对于作者内心,则是苦闷而烦躁不安。1919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辛亥革命后内战频仍,民不聊生,朱德陷入怀疑、苦闷的状态,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希望能出国留学。侬:我。

      其二
        连夜雨潇潇,纳凉人寂寥。
        谁云三伏苦,气爽乐逍遥。

      其三
        避暑居高耸,搔首望仪陇。
        白云阻乡关,回看江涛涌。
        回看江涛涌:泸州为沱江与长江的交汇口,登高可俯瞰江景。

      其四
        伏暑贵体须珍重,心地清凉符心颂。
        待到新秋气爽时,重入颐园诗酒共。
        符心颂:心中默念符咒以祈福。符:符书,符箓。新秋气爽:与“苦热”相对,是作者期望的国泰民安之时。颐园:诗社名。1919年,朱德和赵又新等人参加颐园诗社,并和当地文人组织东华诗社、振华诗社和香山诗社。
        其五
        天气清新是巴蜀,时值盛夏山山绿。
        松风水月清如许,清雅人居畅所欲。
      做最具使命感、最富热情,宣传和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四川铁路发展百年回顾 

 成都铁路局史志办/文

        世界第一条铁路1825年在英国问世以来,距今已有180年的历史,铁路运输作为现代化运输的主要方式,具有大运力、低成本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铁路从1876年英国人修建的上海吴淞铁路开始,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侵略殖民政策而出现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旧中国铁路发展非常缓慢,分布极不合理。四川的铁路建设从1904年成立川汉铁路公司算起,至今已有100年历史。1949年以前,四川没有建成一条铁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党和政府开工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随后分别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掀起了三次西南铁路建设高潮,四川的铁路建设得到大发展。截至2004年末,四川地区(含重庆,下同)现有成渝、宝成、成昆、襄渝、川黔、内昆、达成、达万8条国有铁路干线,营业里程达3244公里,电气化铁路1786公里,基本形成了连接四方的铁路交通网,为四川及西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四川铁路发展的百年历史,概括起来具有“动议早、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旧中国的停滞期、新中国建立后四十年的发展期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期。

      一、旧中国四川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抗争,四川铁路建设仍是一场梦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闯入中国,推行殖民政策,出现了第一次掠夺路权的高潮。1897年法国人攫取修筑滇缅铁路特权后,英国人几度派人入川踏勘线路,声称把这条铁路延伸到四川。四川人民,包括统治阶级上层中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起来用各种手段抵制列强在川修筑铁路的企图,坚决要求中国自主修建川汉铁路,并奏请清朝政府得到批准。1904年1月我国第一家没有外资的省级铁路公司──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川汉铁路途经成都──重庆──宜昌全长1355公里,耗资巨大,清政府无力承担,1907年3月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民办,在四川省境内实行以“租股”为主的集资。1909年12月,川汉铁路举行开工典礼,但工程进展极其缓慢。1911年6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为保卫川汉铁路路权的四川保路运动,随后辛亥革命爆发,川汉铁路的修建就此搁置。
        1932年重议修建川汉铁路的西段──成渝铁路。四川督军周道刚和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倡议修建原川汉铁路的西段──成渝铁路,为此不断向人民征粮征税。这一时期,他们仅仅对成渝铁路进行了局部勘测和施工筹备,1936年才开始在21个工段分点施工,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建设中断。
        在旧中国的半个世纪里,四川人民为维护川汉铁路路权及修建成渝铁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无奈当时的统治者倒行逆施,腐败无能,以至一事无成,寸轨未铺。

      二、新中国成立四十年间,开创了四川铁路发展的新纪元
        1949年至1990年新中国成立四十年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四川铁路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修建成渝、宝成、川黔、成昆、襄渝等5条国有铁路干线2795公里,初步构成了四川地区的铁路骨架,大大改善了四川对外闭塞的格局,推动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四川铁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铁路建设的高潮阶段、曲折的前进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
        (一)1950年至1958年──四川铁路建设的高潮期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在国家百废待举,财力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1950年6月在重庆举行开工典礼,调集10万民工3万军工,仅用两年时间,建成了成都至重庆全长504公里的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是新中国依靠自己力量修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基建项目,被誉为“新中国第一路”。1952年7月2日成渝铁路开通后的第二天,四川第一条出省铁路,全长668.2公里的宝鸡至成都的宝成铁路开工,1958年11月1日正式交付使用。
        (二)1959年至1976年──四川铁路的发展历经坎坷在曲折中前进
        这一时期,四川铁路建设经历一个“大上、下马、再大上”的曲折过程。从1956年起,特别是1958年开始“大跃进”以后,内昆、成昆、川豫、川黔几条铁路干线相继开工修建,地方铁路建设也一哄而上,大大超越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60年铁道部确定新线建设全部下马,四川省也决定地方铁路全部停建。
        1964年党中央制定加快西南大三线(战略后方基地)建设的重大决策,四川铁路建设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务院把成昆、川黔、贵昆铁路和以后开始修建的襄渝铁路作为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在毛泽东主席的督促下,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组成“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调集铁道兵和铁路职工共31万人掀起了四川铁路建设第二次高潮。四川境内的川黔、成昆铁路全面复工。川黔铁路很快于1965年7月建成通车,成昆铁路进展迅速,可望于1968年通车。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四川铁路发展的进程。1969年,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成昆铁路的建设,重新调整西南铁路建设部署,使停工两年的成昆铁路北段迅速复工,于1970年7月建成通车。在成昆铁路会战告捷之际,铁道兵又根据中央部署转战襄渝铁路,于1973年10月建成通车。
        (三)1976年至1990年──以扩能改造为重点四川铁路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四川铁路建设又出现了勃勃生机。襄渝铁路在1973年建成通车后,四川没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铁路建设重点主要放在主要干线的电气化改造方面。1975年宝成铁路全线实现电气化,成为我国第一条全线电气化铁路。1978年3月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动工,1988年基本建成。1980年起,铁道部开始对川黔线和襄渝线以及成昆线和宝成线两条通道,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第一条通道上的川黔线电气化改造工程于1986年开工,1991年完成;第二条通道上的成昆线完成病害整治。这一时期的扩能改造,大大提高了铁路的综合运输能力,使铁路运输从限制型向适应型过渡,为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实现了四川铁路的快速发展
        1991年至2004年,党和国家坚持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政通人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家加大对铁路特别是西南地区铁路建设的投入。1991年为改变西南地区铁路建设长期滞后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西南铁路路网建设”的重大决定,铁道部也相应制定了“会战西南”的战略部署,这给四川铁路建设发展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成都铁路局迅速调集精兵强将,积极创造条件陆续上马新的建设项目,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的局面随即形成。十四年来,四川地区先后开工建设12个大中型基建项目,其中建成达成、达万、内昆新线3条、复线1条(宝成)、既有线电气化改造3条(成昆、渝达、内宜)。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四川铁路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
        历经十四年的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大致可分为“八五”启动阶段,“九五”高潮阶段和“十五”持续阶段。1992年6月达成铁路开工后,宝成复线、成昆电气化和渝达电气化相继开工,掀起了第三次四川铁路建设的新高潮。
        “八五”期间(1991年~1995年)新建达成铁路。达州至成都铁路是铁道部和四川省共同投资修建的合资铁路,全长362公里,1992年6月开工,1998年开通运营。
        “九五”期间(1996年~2000年)铁路建设大会战取得丰硕成果。(一)新建达万铁路。达州至万州铁路是铁道部和重庆市共同出资修建的合资铁路,全长158公里,1997年开工2002年底建成通车。(二)新建内昆铁路。内昆铁路北起内江,南至昆明全长872公里,新建中段水富至梅花山段全长385公里。内昆铁路北接成渝铁路,南连贵昆、水柏和南昆铁路,连接云、贵、川三省,是西南地区南下出海的便捷新通道。1998年6月开工2004年全线通车。(三)新建宝成复线。宝鸡至成都铁路复线建设是拓宽四川北通道,缓解出川运输瓶颈与运力紧张的国家重点扩能项目。宝成复线南段四川境内广元至青白江段全长293公里,1992年底开工1999年底复线建成通车。(四)成昆铁路电气化建设。成都至昆明铁路电气化工程,四川境内全长737.6公里,1993年开工1999年末投产运营。成昆铁路电气化开通,大大提高了成昆铁路的运输能力,给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五)渝达线电气化建设。襄渝铁路达州至重庆西电气化工程,全长225公里1993年开工1998年开通,提高了襄渝线的运输能力。(六)内宜电气化工程开通。内昆铁路内江至宜宾电气化工程全长116公里,1999年开工2002年4月18日提前开通。内宜电气化工程是新建内昆铁路的组成部分,满足了内昆新线运能的需要,提高了综合运输能力。
        “十五”期间(2001年~2005年)四川地区铁路建设持续发展,正在建设的铁路新线有三条:(一)渝怀铁路建设。重庆至怀化铁路是重庆和四川铁路对外运输的又一条东西通道,全长629公里,2000年12月开工计划2005年建成。渝怀线的建设对形成西南路网骨架、缓和川渝地区对外运输能力紧张状况具有重要作用。(二)遂渝铁路建设。遂宁至重庆铁路西起达成铁路遂宁站,终点接渝怀铁路,全长156公里,2003年开工计划2005年建成。遂渝铁路以客运为主,采用较高的技术标准,构成成渝间新的快速通道,是我国第一条客货共线时速200公里的快速铁路,不仅可以较大地提高铁路运输能力,而且较既有的成渝线(504公里)缩短160公里,缩短运行时间4小时以上,并与在建的渝怀铁路构成川渝地区至中南、华东地区的便捷铁路通道,对完善西南地区铁路路网布局、促进川渝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三)万宜铁路建设。万州至宜昌铁路(万宜线)西起达万铁路的万州站,东至鸦宜铁路的花艳站,全长378公里,是路网“八纵八横”主要通道之一的沿江通道,2002年底开工计划2007年建成。万宜铁路与达成、达万线铁路联网,对增强四川、重庆地区向东的铁路运输能力,促进鄂西地区开发和脱贫致富,加快沿江经济区发展,完善路网布局都具有重要作用。以上三条新线的开工建设,形成了“十五”期间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的新高潮,实现了四川铁路建设的持续发展。
        2004年初,国务院通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提出我国铁路网中长期建设目标任务,2020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0万公里(2003年末60446公里),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离,进一步完善路网布局,规划西部建设新线1.6万公里,形成西北、西南进出境国际铁路通道,西北至华北新通道,西北至西南新通道。从2004年开始,以铁路跨越式发展为主线,以实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契机,又掀起了新一轮铁路建设新高潮,四川铁路将取得跨越式发展。2005年四川地区将开工建设襄渝铁路增建二线和达成铁路改造工程。与此同时,铁道部决定2006年开工修建兰渝(兰州──重庆)铁路,正在规划西安至重庆复线,成都至峨眉复线,峨眉至宜宾新线等建设项目。这些铁路工程的相继开工,将促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强四川以及西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推进四川及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做最具使命感、最富热情,宣传和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什邡烟厂为毛主席研制特供烟始末      

王友平/文

        20世纪60~70年代,四川什邡卷烟厂曾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特别研制雪茄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时,所吸食的就是由什邡卷烟厂生产的雪茄烟。特供雪茄烟研制成功,在四川烟事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64年夏,四川省轻工业厅向什邡卷烟厂党委下达了让什邡卷烟厂为中央首长研制特供雪茄烟的指令。之所以选择什邡卷烟厂,是因为该厂当时在国内几家雪茄烟厂的名气最大,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贺龙元帅所吸的雪茄烟就是什邡卷烟厂工人范国荣等师傅卷制的,其质量已有定评,深受赞誉。据说这次下达的这一任务,就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的,然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决定下达的。什邡卷烟厂接受这一光荣而重大的政治性生产任务后,立即开始行动,着力于雪茄烟制作的工艺规程改革研究,不但要为中央首长生产好特供烟,还要力争雪茄烟出口。于是什邡卷烟厂职工们日以继夜地开展工作,经过上百次的试验,正式配方178个之多,既总结自己的经验,又学习外地的技术。经反复探索实验,什邡卷烟厂生产技术科研制出35种配方,将样品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审定。不久,厂方收到“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第1、2、13、33号配方进行生产”的通知。据说,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现在什邡卷烟厂里还珍藏着一张当年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什邡特供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首先是什邡卷烟厂领导的高度重视,选拔政治、业务过硬的职工,成立特供卷烟卷制组,设在厂部办公室的小院内,并在试制出口雪茄烟的“五车间”内,设置特供烟卷制工作室,该车间周围布置铁丝网,工作室随时上锁,节假日门窗紧闭,贴上封条,安全防范极为严密。特供烟生产场,是个大车间套小车间,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有一天上班时,工人师傅发现电灯开关的拉绳不见了,不能忽视,不敢隐瞒,逐级上报。当时认为不得了,非同小事,省公安厅派来了三名刑侦人员驻厂破案,昼伏夜察,尚无结果,后来翻拣房瓦,在老鼠窝里找到了电灯拉绳,此案始得告破。
        卷制特供烟在选料上,比出口烟还要严格,一捆重约25公斤的一级毛烟,最多只能入选一百来张外皮,每张烟叶都要剪下尖部点燃品尝,鉴定其烟质是否达到“接火、灰白、香足、味醇”的要求。卷制特供烟的师傅最多时仅4人,难以招架品尝烟叶味道的重任,便改用土制工具代替人吸口嚼,才渡过这一难关。当时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单人日产20-30支,包装用白盒,编号贴封条,指定专人送成都军区政治部吕长祥亲收。一月一次,交接制度甚严,必须对事对人。一次,厂里送烟到吕长祥办公室,吕不在,烦请另一干部转交,因违反交接规定,那批烟就全部作废。在生产特供烟期间,中央和省级领导人都非常关注,并加强组织和生产管理。当时四川省党政领导人李井泉、张国华、李大章等经常到什邡卷烟厂视察生产、慰问工人。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夫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肖里,是特供烟生产的四川方面负责人,她去厂次数最多,过问最细。1965年春,贺龙元帅在成都召见什邡卷烟厂负责人,将毛主席送给他的古巴雪茄烟转赠给什邡卷烟厂,作为研制出口和特供雪茄烟的实物参考,要求严把生产质量关。有一次,有几支抽不燃的特供烟由国家卫生部密封盖章退回什邡卷烟厂,按照烟上的生产记号,查出制烟工人姓名,立即调出特供烟卷制组。但总的说来,还未发生质量问题。
        1966年初,什邡特供烟卷制组迁驻成都。半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成都动乱升级,该组又迁回什邡卷烟厂内继续生产特供烟。“9·13”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到什邡卷烟厂察看,不久宣布将此特供烟卷制组迁往北京。于是什邡县公安局会同烟厂党委对进京卷烟职工进行政治审查。1972年11月,经过严格审查,选定黄炳福、范国荣、姜耀珍、刘忠贵等四人及其家属调京,落户北京南长街80号,对面便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迁京后的特供烟卷制组,除什邡卷烟厂的职工外,还有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工作人员危德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以及一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两名从北京卷烟厂抽调来的辅助工。这个特供烟生产组的联络代号为“132”,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联系人是秘书科孟科长。其生产原料仍由四川什邡提供,辅助材料在北京当地购买。月产雪茄烟15-20条。孟科长或毛泽东的警卫员随到随取,双方各备一个本子,对换签字,手续简便。“132”工作内部纪律十分严格。作息和学习制度也过硬,每天用90分钟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周一次党员会,一次民主生活会,用“老三篇”来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后勤生活方面,由北京市委负责。什邡进京卷烟职工的入户和子女入学等问题得到一次性顺利解决。
        1973年,技师黄炳福经申请被批准回到什邡,什邡卷烟厂又派人前去接替工作。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再生产特供烟。原特供卷烟组与北京烟厂派来的20多名学徒,生产“北京雪茄烟”,产品进入市场。不久,该特供卷烟组正式并入北京卷烟厂。后来范国荣也退休回到老家什邡。另外两名奉调进京的卷烟师傅刘忠贵、姜耀珍夫妇及其子女,现在北京烟厂“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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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古桥与成都城市特色之我见
      古桥与成都城市特色之我见
      刘祯贵/文

        成都自古为多桥城市,历代能工巧匠修筑了各具特色、展现城市风貌的桥梁。这些桥梁不仅是跨越河谷、连续交通的重要工具,在城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反映了蜀人崇尚公益的纯朴民俗,并在形态和工艺等方面饱含着成都悠久的蜀文化和民族特色。认真分析、深入研究古桥梁在成都城市特色中的独特作用,继承民族遗产,发扬成都传统“桥文化”,对于塑造特色鲜明、富有个性的新成都,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江众多作桥”,古桥是成都古城市的一大特色
        历史上,成都是一座水网密布、河桥众多的河湖城市。自秦蜀郡守李冰创建都江堰开凿二江(即流江和检江,又统称锦江)双流成都城南之始,成都即具有“江城”的特征。唐朝诗人杜甫“独宿江城腊炬残”中江城即为成都。由秦至唐,成都一直是“带二江之双流”(左思《蜀都赋》)的城市格局。唐末高骈筑罗城改引郫江(清远江)水沿罗城北墙转折东墙而入于锦江(又称南河)。而郫江故道,成为金河,由西向东穿罗城而过,再入锦江,形成“二江抱城”之势,历经2000多年而无大的变化。此外,横贯成都城内的河流还有府河、御河、沙河、磨底河、土桥河、水碾河……众多的大小河流,交错环绕,缓缓流淌,锦里人家,沿河筑巢,傍水而居。河流成为成都古城市的一大特色。
        俗话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水多了,应运而生的是“江众多作桥”,也就有了“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花蕊夫人《宫词百首》之一)、“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陆游《晓过万里桥》)这样的佳句。成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古桥?令人不得而知。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民初,成都有名可考、有址可寻的平桥、拱桥、石桥、铁桥、木桥、竹桥等各种大大小小的桥,总共有192座。《华阳国志》云:“故蜀立里,多以桥名”。现在,成都街名确实有很多以桥命名,如青石桥、平安桥、半边桥、卧龙桥、玉带桥、驷马桥等。这么多的古桥,造型各异,多姿多彩,老成都从西向东的金河水面,一座座小巧玲珑的石拱桥,宛如“金河玉带”上穿缀而成的一串串佩环,远远看去,赏心悦目,别有情趣。“锦江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李白《南京歌十首》其七)、“我到成都住五日,驷马桥上春水生”(虞集《代祀西岳至成都》)、“桥南花为浣花好,桥北油油生春草”(杨慎《过驻节桥读东阜刘远夫碑文怆然有作》)等诗句是对成都城市古桥之美的真实写照。
        成都古桥多,但名气最响亮、文化底蕴最深沉而扬名中外的莫过于九眼桥、万里桥、驷马桥这三座老桥。

        ──“‘九眼桥’南绿接天”
        九眼桥,建于明代,是锦江上最大的一座石拱桥。桥下有九个拱形的桥洞,是九眼桥名字的来历。九眼桥造型雄浑壮丽,与不远处的望江楼遥相呼应。“‘锦城’东下路萧然,‘九眼桥’南绿接天”(赵熙《下里词送杨使君之蜀》)。成都关于九眼桥的传说很多:有“桥是弯弓塔是箭”的传说;有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从九眼桥上升天,在一块红沙石板上留下一只脚印的传说;有中间最高处的桥洞下面是“海眼”,可通大海的传说等。这些传说,足以说明九眼桥在成都历史上的知名度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九眼桥从建成到拆除的400年里,一直是成都的象征。一些海外、省外的老成都人谈到成都时,首先记忆深刻的是九眼桥。不少图片、影视镜头也是以九眼桥为背景代表成都的形象。

        ──“‘万里桥’边柳色迷”
        万里桥位于成都市老南门,又名老南门大桥。宋刘光祖在《万里桥记》中记述,相传三国时,东吴来使张温访蜀后,取水路回国,诸葛亮送他到此桥上,对张温说:“此水下至扬州万里”;又传说蜀国大臣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费祎到此桥,临别时,诸葛亮一语双关说:“万里之行,请自此始”。后人故称此桥为万里桥,代代相传。万里桥为成都标志性建筑,历代诗人在诗中多有提及,一如“万里桥西宅”(杜甫《怀锦水居止二首之二》)、“万里桥边路迤逦”(刘道开《昭烈墓》)、“万里桥西万里亭”(吕大防《万里亭》)等句。今汉、唐旧万里桥早已不复存在,康熙年间重建的万里桥在1995年因整治府南河而拆去,1998年在原桥址重新建桥。

        ──“‘驷马桥’上春水生”
        驷马桥,又叫升仙桥,位于成都北门。相传汉代成都文人司马相如赴长安求取功名途经此桥时,在桥廊上大书立誓:“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后来,他与临邛(今邛崃)才女卓文君结缘,功成名就,青春结伴,衣锦还乡,传为佳话,升仙桥也就改名为驷马桥。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入蜀,在游记中记述道:“市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在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上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着各种生意……”
        万里桥、九眼桥、驷马桥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传说,桥的变迁史可说是成都城市的发展史。在经历岁月的变迁之后,老成都这水乡泽国古意盎然的千百年老桥的桥头风景,而今大多空留桥名,难觅踪影了。但古桥的名称、地址以及传说故事却流传下来了,是锦绣成都的记录与见证,并具有丰富的蜀文化内涵。

      二、注重城市文脉的延续,使古桥风貌成为现代成都城市的一大特色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桥是“形成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的特殊建筑,这说明桥梁除使用功能外,还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大功能。成都的古桥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城市文脉。因此,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对成都的古桥特色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保护和发扬,传承城市文脉,为城市增色。

        (一)再现古桥特色
        再现成都古桥,就是用现代材料、技术、构造方法,按照成都传统的古桥空间布局、工艺、色彩以及细部装饰等,对某些重要古桥予以恢复重建,以再现成都传统桥梁的风貌特色。这种再现,必须与成都的地域文化、历史环境结合起来才有意义。那种所谓的“复古桥梁”,生硬地套用成都地域传统桥梁形式,与环境不协调,只有外壳而无文化内涵,失去了传统桥梁存在的意义,是不值得我们提倡的。
        当前,成都可结合城市绿化小广场、建绿工程、沙河综合整治工程等的建设,布置千姿百态的水桥景观。既可依托现存之桥复旧景,如在浣花溪公园内可建“溪水才一尺,白石明可把”的“小桥流水”景观,在老南门大桥可现“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的风景,此外还可建成“石狮双坐三桥首”、“桥北油油生春草”、“‘驷马桥’边送客地"等景观;又可以新建一系列体现蜀文化内涵和传统习俗的桥梁。这些桥梁应充分体现并延续正在丧失的城市文脉,让桥成为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和谐载体。

        (二)保护古桥特色
        应采用有机更新的方法对成都现存的、优秀的古桥进行积极的保护,赋予古桥新的生命力,以再现昔日的风采。重点是在保存和恢复古桥特色风貌的前提下,使用现代技术、材料对其内部空间和结构进行有机更新,使其具备现代使用功能,满足现代交通、游览要求,以服务于新的时代,焕发艺术魅力。这种保护,不是对古桥的简单维护,而是将传统与时代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传统新的时代精神,延续其生命。
        要对现存的古桥进行修缮美化,加强管理,运用现代技术对其栏杆、桥面等细部定期维修。在历史文化气息浓郁的古桥梁两头采取树碑等形式记其得名由来、传说故事、历代变迁经过等,让人们熟悉古桥,热爱古桥,进而自觉维护古桥。此外,还可把现存和有确实资料记载的成都优秀传统桥梁仿建在府南河、沙河上。此举不仅可以抢救一批桥梁建筑文物,还可以模拟优秀的桥头建筑,如桥梁各部位的雕刻、装饰等。

        (三)发扬古桥特色
        从深层次的蜀文化内涵出发,追求成都桥梁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协调、融合,强调成都桥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创造。特别是要从发掘成都传统桥梁空间布局中吸取精华,在现代的城市桥梁建设中加以发扬、发展,这样既发展了成都市传统的、地方桥梁特征,形成了新的桥梁特色,又具有现代的功能和内容,适应了现代交通的需要。
        最具成都特色的古桥,是“星桥北挂象天星”。七星桥名称众说不一,据《益州记》记载,“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种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其中,跨郫江者五,跨流江者二,晚唐筑罗城郫江改道,江上五桥废置,流江上笮桥为绳桥,近代毁弃,七桥中至今实存者只有万里桥,只不过多次改建罢了。笮桥的遗址在今百花潭东锦江上,可重建笮桥,仍采用索桥结构,桥两头建亭、坊等,专用于游览,再现“人悬半空,度彼绝壑”的险景,为蓉城增添新的旅游景点。在今天老南门大桥附近,可结合河岸绿化重出万里桥“花似火”、“柳带烟”、“绿树红桥”的景色,还可在桥上题“武侯饯费祎处”,让游客体会“万里之路始于此桥”的感触等。
        众所周知,人类进入21世纪,信息产业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一趋势强调了世界的同一性,而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历史沉淀的人类文明应有的多元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征却渐渐丧失。桥梁作为城市标志者,是提升城市知名度,展现城市文脉的有效手段。因此,桥梁应充分体现并延续这些正在丧失的城市文脉。当前成都正面临着旧城改造、新区建设、河流整治等新的历史契机,如何使成都古桥最能反映出成都城市特色,延续城市文脉,并成为成都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应当是成都城市建设者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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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二战中日军对四川的空中大屠杀
      二战中日军对四川的空中大屠杀
      常崇宜/文


        【摘要】: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对四川实行空中大屠杀,轰炸60余市县,杀死22519人,杀伤26010人,炸毁民房233600间,损失约近今天时价1万亿元。其特点是专炸城市与普通群众。日军的空中大屠杀行为,有深刻的历史、思想根源。
        【关键词】:抗日战争;四川;空中大屠杀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凭借其空中优势,对四川狂轰滥炸,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空中大屠杀。今值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笔者就见到的资料作一初步综合与探讨,并求指正。
        日本军国主义对四川的空中大屠杀,始于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的1938年。是年2月23日,四川曾两次发出空袭警报,但敌机主要是袭击武汉、广州等地区。7月23日,省会成都各界人士举行大会,通电响应巴黎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号召,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10月25日,武汉失守,广州也相继沦陷,敌机开始疯狂轰炸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沿岸,力图阻断我方军队与内迁厂矿机器物资的入川路线。11月5日,敌机首次侵犯四川西北地区,九架飞机侵入绵阳上空,成都第一次发出了紧急警报。关于发放警报的等级,当年政府规定,以省会成都为例,警报分三个等级:第一级叫预行警报,是指从湖北方向来的敌机,沿长江进入万县地区,或从山西运城方向来的敌机经过西安,即发布预行警报;第二级是空袭警报,敌机经过重庆,或西安,表明目的地是成都一带;第三级是紧急警报,鸣笛一长五短,汽笛发出阵阵短促的声音,街头行人禁止通行,不久敌机就会来到上空。从预行警报到紧急警报,成都人约可有五十分钟左右,供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百姓,疏散到城外叫做“躲警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1944年7月间,敌机共出动386批、7300多架次,袭击四川(包括重庆),轰炸了四川省61个县市,投下穿甲弹、燃烧弹、爆破弹26800枚。直接炸死和用机枪扫射死亡的老百姓22519人,炸伤26010人,炸毁房屋共233600余间,粮食34700余市担,牲畜2100余头,树木12800余株,轮船13艘、木船500余艘。杂物97万余件,折合今天物价,应近1万亿元。那时四川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平房,附带或大或小的花园或院坝,按今时价每户连同地价应值30~60万元;临街铺面价值更高,单房屋的损失就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航空兵团司令江桥英次郎中将,命令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集中攻击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大后方。后来,日本华北空军与华南海军航空队,也展开对四川的“百号作战”攻势。再后又成立第三飞行师团,对四川重点轰炸。1944年日本大本营下令成立第五航空军司令部,任命下山琢磨中将为司令官,专事对川,但由于太平洋战事已经爆发,日军节节失败,制空权已经不再了。
        1938年,日机共侵入四川省216架次,四川发出警报18次。其中重庆损失严重。
        1939年1月10日、15日,其后5月3、4、12、25日,6月9、11日,7月6日,9月3日,日军多次轰炸重庆。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死伤居民约8000人,其中死亡4400余人,受伤3100余人。英、法、德国驻重庆使领馆也未能幸免。重庆市区朝天门、大梁子、左营街、新丰街、陕西街等,以及《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等均被炸毁。
        成都则以“6·11”轰炸最为惨重。日机针对成都房屋大多竹木结构的特点,投置大量燃烧弹,从盐市口到城守东大街一带,连同纵横街巷,大火连天,共烧掉6075户民房,死伤800人。笔者那天随父母从城内槐树街跑到华西坝干枯阴沟内躲警报,傍晚时敌机到达,只见天空敌机用机枪不停向下扫射,就像阵阵流星雨似的。城内烈焰冲天,房屋被烧的劈劈啪啪声音震耳欲聋。华西坝也炸毁教育学院半截,两个洋人受伤。半夜进城,火犹未熄,父亲的一个学生被炸掉左臂。后来他写了一本《生命的动力》的诗集,现在只记得里面引用尼采的一句话:“仇恨比爱情伟大,悲剧比喜剧动人,”表达了坚决抗战,向日寇讨还血债的信心。那时诗人臧克家也有一本《感情的野马》的诗集,记得封面几句是:“开在你腮边笑的花朵,它要把人间的哀愁笑落,你的眸子似海深,从里边我捞到了失去的青春,爱情自古结伴着恨,时光在暗中偷换了人心,我放出一匹感情的野马,去追你的笑,你的天真。”当时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中,把两本诗集一作比较,觉得臧克家先生写的是爱情诗,而《生命的动力》是更为鼓舞人心的抗日诗。
        1940年7月4日,敌机重点轰炸成都东门一带,我母亲的昭忠祠街的西蜀小学被炸,许多师生炸死或受伤。猛追湾一带是被炸的重点灾区。那时东较场、猛追湾是川军潘文华部队的势力范围,猛追湾已是郊外,烟馆林立,多是穷苦的搬运工人、人力车夫才只能在那里烧廉价大烟,不料祸从天降,许多烧鸦片的无辜劳动人民做了冤魂。10月26日,我随家疏散到崇庆县,看见一架敌机飞得低低的,连飞行员伸出的脑袋都清清楚楚的。这架敌机随后扫射了正在修建的王场机场,因为没有放警报,民工猝不及防,死伤100多人。第二天,日机又炸成都皇城区域。这一天躲在皇城的市民,又多成了炸弹下的冤魂。1941年7月27日,成都遭受了最大的一次轰炸。这一天中午,敌机108架袭击成都。笔者在北门郊外树丛下躲警报,看见敌机9架一排,27架排成三字形,一共四个整齐的队形在数百公尺的天空飞来,这次猛烈地轰炸了西门区域,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到三洞桥,据防空司令部统计,共投弹1000余枚,炸毁房屋1000余间,死伤1600余人。当天警报解除后,我和同小学读书的三哥,从北门竹林巷出发,经青龙街、宁夏街到少城公园去观察,沿途哭声阵阵,公园树枝上还挂有人的肉片。也还有一些地方写有“未爆炸弹”的警示牌,附近的老百姓有家不敢回。那时日本飞机是从湖北宜昌或山西运城一带机场起飞的,炸弹多强迫武汉或太原的中国工人制造,工人常暗中制造一些不能爆炸的炸弹,所以未爆炸弹也不少。“七·二七”大轰炸后,连接多日,报上讣闻不断,市面棺材都脱销了。
        直到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空军大批来华,在中印缅战区的美机总数,保持在1500~2000架之间,仅成都就有蓝度、斯特拉斯梅耶等3、4位美空军将军坐镇指挥。美机的质量、性能都比日本的优越。加之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不断失利,日机对四川的空中大屠杀才逐步被阻止。1944年7~11月,日机还曾袭川,但多是黄昏时分尾随轰炸日本归来的美B29(当时称超级空中堡垒),企图袭击破坏B29起飞的新津等大飞机场。那时我们每天清晨看见B29一架一架地从上空飞过,傍晚时回来,就知道又轰炸了日本本土。B29是巨型轰炸机,火力也很强,日本在空中无法接近B29,就只有尾随而来企图在降落时袭击。随后美军调来了“黑寡妇”夜间战斗机,日本吃亏几次也就不来了。
        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了四川的61个市县,伤亡人数1500~1万人的有:重庆、成都、万县、奉节;万县和奉节因是长江港口,是内迁厂矿设备必经之道,所以被炸惨烈。伤亡人数500~1000人的有合川、泸州、乐山、涪陵、梁山、自贡。其余受到轰炸的还有南充、阆中、巴县等四十多个市、县。也就是说,除了甘孜、凉山的崇山峻岭外,连今阿坝的松潘县也受到轰炸,松潘城很小,群众又缺乏警报意识,被炸死近200藏民、炸伤近500藏民。
        日本军国主义的四川空中大屠杀,有着极其鲜明的特点。其目标主要是不设防的城市和普通老百姓。实际上国民党政府的军工企业很少被炸毁,像重庆、成都的兵工厂、重型机器厂,大都比较安全。而成、渝两大城市的商业中心,几乎都被炸得精光。被空中屠杀死伤的也基本上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达官贵人们大都早早地疏散到安全地点去了。如果说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日本飞机的轰炸还有一点阻扰厂矿企业内迁的军事战略意味,以及“以炸逼和”的政略意味的话,从1939年起到1942年间的连续数年的大轰炸,则纯粹是一种同希特勒杀犹太人,也同南京大屠杀一个性质的灭绝人性的罪行。那时内迁厂矿400余家均已迁定开工生产,投降派汪精卫也已经作了汉奸,“以炸逼和”已经绝无可能。无论从战略或政略上讲,日本军国主义都毫无必要,频繁轰炸城市商业区、屠杀普通的城市群众。
        从我国学者的初步研究与二战后日本人民与部分侵华战犯自己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屠杀中国人民的根源:一是所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这与法西斯德国的“亚利安民族优越感”如出一辙。这种种族沙文主义,是所有杀人政府必然高唱的论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杀人理论依据,也是历史上人类思想领域的一大祸害。二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向军队灌输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在二战期间,发展变质成为“我不杀人,人就杀我”的谶语信条,也成了日军的杀人纪律。试举日本军人上等兵本间源藏自己的记载:
        “队长边走边看地图,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则不声不响地行军。这种时候,队长通常会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拽出个当家的男人来问路。问完了,一言不发地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不会放走活的。队长说,那样会暴露我方行动……人就倒下去,血色渐渐从脸上褪去,皮肤脉脉地颤抖,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曾在山西临汾做军医的君冢清在《细菌战与人体活体试验》的信中,追述了臭名昭著的关东军731部队司令石井四郎少将视察的情况时写道:“视察之后,院长和院干部做东,为石井少将晚宴。席间放映一部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我们作讲解。”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做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人古老优美的武士道已扫地以尽,日本兵已变为一群嗜血狂……日本人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在人种上优于中国人,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手。德国人和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作下了伤天害理的事情。”陆军如此,空军也一样,被训练成具有杀人不眨眼的“素质”,以杀人为乐,杀人为本能。日军提倡“暴力维持军纪”,不守军纪不去屠杀中国人,就会受到严酷的军纪制裁。其三,是自从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潜意识中,就存在着把中国长期占领并彻底同化,变成它永远殖民地的企图。凡反抗者,一概屠杀之。我国历史上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后,也常有类似的企图。如,蒙元的某些统治者曾想在湖北杀绝“大姓”,“杀尽河南人”和在浙江杀光“刘李张王赵”等五大姓。清初统治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属同一意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中,自然好似杀的人越多,反抗的就越少,越利于将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统治与巩固。
        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大屠杀,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种族的与思想的根源。所谓修改教科书事件,正是这种根源的表现。根源未解决,单凭某个领导人道一声歉,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做最具使命感、最富热情,宣传和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原创]张大千北平受困记
      张大千北平受困记
      黄剑庆/文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张大千由四川内江祭母到上海。一天晚上,他和郎静山①在叶恭绰②家吃饭,郎静山拿了一份报纸给张大千看,说北平形势紧张,危在旦夕。张大千因为家眷在北平,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紧张起来,非常担心北平的家眷。朋友们也劝他赶快回北平将家眷接出来。于是,他匆忙赶到北平,不料受困北平。
        张大千的家在北平城里府右街罗贤胡同,但常住在颐和园。他到北平时,家眷已经从颐和园搬到了城里,城里还比较平静,不像传说那么紧张,但城里夏天热,他住不惯,想搬到颐和园去住。当时的情形,从表面上看,城内确实相对显得平静些,城郊则不怎么安全了。为此,张大千便去找消息灵通的老朋友汤尔和了解局势。汤尔和是京城有名望的士绅,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汤认为“北平安如泰山,绝无问题。”③于是,张大千决定搬到颐和园去住。回到颐和园住了二十来天,情况突变,园内的保安队忽然挨家挨户的通知,说日本人就要炮轰颐和园,还要放瓦斯,叫大家将大蒜捣碎,用毛巾浸水来防毒。这时,日本人到处设卡,把颐和园与城里的交通隔断了。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住在园内的七十多户人家,纷纷往外逃,一位姓梁的打算带着家人往西山方向逃,约张大千一起逃,张大千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干脆就呆在园内。就是那天晚上,他家和另外一家姓杨的两家人,躲在慈禧太后当年听戏的“听鹂馆”的戏台下,只听到外面马蹄奔腾,提心吊胆的熬了一夜,第二天才知道是宋哲元的部队从颐和园的后门西贡门撤退了。
        跟着,日本兵来了。张大千想,不能坐以待毙,叫儿子心亮设法躲过颐和园的日本卫兵,去给城里的家人打电话,想办法营救他们出去。家人通过关系,由在北平开洋行的德国经理海斯乐波,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号,开了两辆车来接他们。但是,颐和园没逃走的妇孺老幼,一大群人连哭带叫的要跟着张大千一家人一起走,车子坐不下,张大千便让车子先送妇孺老幼进城,然后再转来接他,可车子走了没转来,只能干着急。
        第三天,日本人下令,所有颐和园里的人,包括管理园子的职员和家属,全部在排云殿前集合,听候检查。张大千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又下雨,我们就淋着雨排队,像待宰的羔羊,好像随时都会被枪毙、被集体屠杀……”④还有一个士官老在张大千身边徘徊,甚至用手去摸张大千的额头,令张大千大吃一惊,不明其意。这时,旁边的人悄悄告诉张大千,说日本人觉得他像做过官的,摸前额看他是不是戴过军帽。之后,那士官又去拣了一块瓦片在地上写了三个字“贵姓名?”张大千掏出名片递给士官,士官看到“张大千”啊的一声,说:“久仰久仰,我对画画很有兴趣,在日本的报纸上看到过你的照片,所以见到你似曾面熟。”张大千心想,你说得倒安逸,这么紧张的场面,还谈啥画画的事情?但他装着听不懂士官的话,士官又在地上写了几个字“请安心,善意检查!”
        日本人对集合在排云殿前的人一个一个的进行调查,传张大千去调查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位士官倒热心,陪着他进去代为解说,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关。日本人在调查每个人时,又派士兵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的搜查,张大千回去的时侯,屋子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清点后发现有两件好东西不见了,一件是明朝雕刻的梅花香筒,一件是仿黄子久的山水画,不消说是被日本兵没收了。
        几天后,海斯乐波终于又开车来了,原来他第二次出城的时侯,日本军不买帐了,要他申请通行证才得放行,结果耽误了几天。张大千回到城里就去找汤尔和,质问汤尔和:“你不是保证北平绝无问题吗,害得我一家担惊受怕!”汤尔和即为张大千压惊,请张大千到春华楼吃烤鸭。席间,汤尔和问张大千城外的情况如何,张大千说:“日本兵可恶,抢劫、强奸、杀人的事都干,真是无恶不作!”汤听到就火了,说:“岂有此理,他们说他们的皇军如何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如今在北平市郊就胡作非为,我要质问他们!”张大千一听就急了,叫汤不要给他招惹祸事了。但汤还是去找了日本人质问,第二天又打电话给张大千,说日本宪兵队要找他谈话。张大千一听觉得这下糟了,祸从口出了。他本想闭门谢客,设法逃出北京。但又不可能立即脱身,日本宪兵很快就会找上门来,是祸躲不过,只有面对现实了。日本宪兵果然找上门来了,说有事要找他调查,把他叫到了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应讯。负责询问的日本军官开门见山,对张大千说要调查的是有损皇军军誉的事,这件事是你检举的,“说皇军在颐和园附近有抢、杀、奸的情形,请列举出来,如果调查确有其事,皇军自然要整饬军纪;如果查无此事,你说此话的人就要负责!”张大千便列举出了日本兵在颐和园外买东西不付钱、搜民房任意掠夺、一家卖猪肉的老板娘被强奸,以及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开枪打死米店里的人等事例。询问官板着面孔听张大千把话说完后,说:“你就留在宪兵队,等我们查清楚了再说。”就这样将张大千扣押了。张大千被扣押后,有报纸发表了“因侮辱皇军,张大千被枪毙”的消息,一时间炒得京城沸沸扬扬的,一个星期后,日本宪兵不得不放了张大千,但不准张大千离开北京,随时要找他。
        张大千回到家里,闭门养晦,谢绝应酬,城里住厌烦了,又跑去颐和园住,并给家人打招呼,任何请贴都不要转给他。他深感自己的处境不妙,日本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他在与晏济元到西郊退谷写生时,触景生情,赋诗“深红落尽空山,嫩绿初寻退谷;到门不问主人,敢道高情杂竹?!”并作一联曰:“感旧已去辽海鹤;怀乡忽见蜀山鹃。”抒发他此时此刻的怀乡之情。⑤日本人最终还是找来了,先是要他出面与他的好朋友余叔岩、程砚秋商量排戏,后要压榨他珍藏的名画,他正好利用这个题目找到脱身之道。日本人要他把名画捐给北平的伪组织,诱惑他说,“你最喜欢颐和园,我们就决定把颐和园的养心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不仅展览你珍藏的石涛八大,而且还要张大千的作品,让人瞻仰,永传后世。”⑥张大千心里明白,如果自己上了当,那才不是什么“永传后世”的事,是“遗臭万年”的问题了。他假装答应日本人的要求,但告诉日本人,自己收藏的历代名画绝大部分在上海,要去上海拿。日本人不上当,只同意他夫人到上海去拿,要他留在北京。不过,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已感到很满意了,只要夫人能带着孩子先逃出虎口,自己再设法逃出去就方便多了。
        张大千在等待机会的日子里,日本人又发起要成立“中日艺术协会”,黄宾虹、张大千等被列为发起人,报纸上一刊登,消息马上传开了,言传也跟着来了,“说张大千终于落水做了汉奸”,他是有口难辩,只能保持沉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人又要张大千做北平艺专的校长,他再三推辞,说自己对行政事务一窍不通,校长职务推掉了,主任教授却推不掉。处在那样的环境中,确实不妙,他在《三十九岁自画像》上题有的《浣溪沙》词:“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峨不为笑寒酸,画图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难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⑦可谓他心情的真实写照。这时,他的好友方介堪把上海报刊上有关报道剪辑,寄到北京,证实情况,其中有一份剪报是“张大千被枪毙了”。张大千灵机一动,拿去找日本人,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了,我应该回上海去露面向大家证明:张大千并没有死!”日本人说:“你寄画去上海开展览好了,就可以证明你人未死。”张大千说:“画别人可以说是生前画的,我一定要到展览会场露面才能澄清!”(张大千从来不到自己画展现场)说来说去,日本人就是不允许他离开北京。恰巧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张大千有个学生,按照张大千每展100幅作品的习惯,造了100幅张大千的假画,在上海举办“张大千遗作展”,画销售一空。张大千以此为由,又去找日本人,日本人不得不批准他暂时离开北京了,但限他一个月来回的通行证,只准他在上海办一次画展,然后把石涛八大的珍品运到北京去。张大千于1938年5月13日逃出北京,为避免日本人的怀疑,他将所收藏的墨宝全部留在了北京,托朋友代管,只身到天津搭乘盛京轮,与“船王”董浩云同船到上海,又经朋友相助,乘法国邮轮绕道香港,再经广西梧州、柳州、桂林等地回到四川。⑧他所收藏的24箱墨宝,亦由海斯乐波帮忙运到上海,又随他到了香港,再辗转桂林等地带回到四川。

      注释:
        ①郎静山(1892~1995)浙江兰溪人,著名摄影家,曾任上海《时报》新闻记者,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摄影记者之一。
        ②叶恭绰(1881~1966)浙江余兆人。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画院副院长。
        ③④⑥⑧台北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93年3月出版,谢家孝著《张大千传》第117、119、126、127页。
        ⑤参见拙文《晏济元与张大千兄弟的深厚友谊》,载澳门《华侨报》1994年2月5~6日。晏济元,生于1901年,四川内江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国画院名誉院长。现旅居深圳。
        ⑦荣宝斋1990年10月出版曹大铁、包立民编《张大千诗文集编年》第236页。

      图片说明:
        张文修、张大千1936年在北平府右街罗贤胡同
        张善子(右)、张大千(左)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
        张大千1946年11月在北平颐和园课徒
      做最具使命感、最富热情,宣传和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原创][贴图]蜀派印圣杨鹏升
      蜀派印圣杨鹏升
      文世安/文

        杨鹏升曾被国内外达官贵人关注,也为专家学者和大文人侧目。人们赞誉他是“中国第一手笔”、“书法和制印高古”,甚至连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名人都称赞杨鹏升是“蜀派印圣”!




      杨鹏升先生藏印

      一、艰苦磨难成儒将
        杨鹏升生于1900年8月21日,病逝于1968年。书画署款“铁翁”。四川省渠县平安乡平安寨人,后迁居渠县三汇镇。杨鹏升4岁丧母,14岁丧父,家境本已不好,又无父母,生活困苦可想而知。为了糊口,他干起了为别人写状纸、打官司的营生,他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于1922年外出谋职,先后在军阀邓锡侯、李家钰、杨森等部任职。因无后台,又无文凭,他只任了文书、咨议一类闲杂小官,很不得意,决定另谋出路。
        当时吴佩孚逃到四川,驻在渠县梨树寺,杨鹏升前去投奔。吴已是丧家犬,竟然有人投靠他,心中窃喜,见杨年轻有为,遂封为“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中将政务参赞,要他去联络四川军阀出川“讨赤”。这是年轻的杨鹏升第一次任中将。败军之将的封号虽不值钱,但杨的才华已初露头角。
        杨鹏升借此机会到了成都,看到四川军阀各存异心,哪管什么吴佩孚,于是杨鹏升决定外出求学,学好军事,实现自己的抱负。1930年春,杨得邓锡侯等人的资助,随日本驻成都领事馆书记官康松夫妇(任满回国)一路到日本东京,就学于千叶县成城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学习六个月,后到静冈县日本14联队见习三个月,在进士官学校的同时兼读明治大学文科一年另三个月,于1932年回国。从此,他长期生活在民国军界,于1945年1月,杨兼任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中将参赞;1949年12月,杨任成都“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部”中将顾问。
        杨鹏升虽先后获得少将、中将军衔,但不是黄埔系,又不是蒋介石同乡,未得到信任和重用,一直没有实权,只能任教官、参议、参谋、咨议、参赞等一类闲职,甚至蒋介石逃台前夕,安排的“反共救国军”也只给他一顶中将“顾问”的桂冠,以示安抚,直至成都解放。

      二、情深义助陈独秀
        1923年,杨鹏升在重庆邓锡侯部任咨议兼代军法官时,喜欢阅读《中国现代文选》。《文选》经常刊载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文章。他读了这些人的文章很受启发,对他们十分敬仰,多次写信表示赞扬。陈、蔡等人还回信表示答谢,鼓励他好学上进。从此,杨鹏升与陈独秀建立了书信联系。
        1936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上海。杨鹏升并未因陈独秀被捕而断绝关系,反而买香烟、糖食、水果等物,托大律师章士钊带给陈独秀,并请代他表示慰问。危难之中见真情,杨的这一举动,加深了他与陈独秀的感情。
        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释放,先住南京。后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应邀前往武昌,住中华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即后补街5号)。陈独秀继续宣传抗日,在一些大学的演讲中公开点名批驳日本首相广田的侵华谬论。这些抗日言论为国民党投降派和恐日派所忌,但杨鹏升又一次不避嫌疑,反而与陈独秀更加亲密。这时,杨鹏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后调武汉防空筹备办公厅副主任,得知陈独秀到了武汉,带上礼物和刻制的三颗印章前往拜会。他们多年神交,这才初次见面,双方十分快慰。以后,杨多次去看望陈,与陈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转长沙到重庆,应江津名绅邓秋蟾之邀,定居江津县。陈独秀在江津贫病交加,生活十分拮据,但他一身正气,傲骨挺立,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蒋介石先后派陈立夫、陈果夫、戴笠、胡宗南等人前往游说,要陈做国民政府劳动部长等一类高官,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国民党要陈组织“新共产党”,并给以10万元的经费,也遭拒绝;还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以致他带病坚持写作的《小学识字教本》(实为文字学)一书,民国教育部预付了两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只要他改“小学”二字,陈独秀竟然退回全部稿费,拒绝出版。“傲气’’十足的陈独秀却很乐意接受杨鹏升的捐助,而且关系非同寻常。
        杨鹏升长期给陈独秀寄钱、寄物,关心备致,使陈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依靠。他们之间,称兄道弟,感情很深,关系密切,书信往来频繁。从1939年5月5日起,到1942年4月5日止,前后不到三年时间,陈独秀写信达40封,几乎是一月一封,其中1940年高达l8封。除写信外,陈还写诗言情,送与杨鹏升。1939年11月11日,陈为杨之妻包和平写诗一首,其内容为:“前年(即1937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劳君昨日情。可怜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城”。以后,陈又写诗一首送杨鹏升,即:“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陈还为杨的亡父写过一篇暮表。

      三、国画师承张大千
        杨鹏升从小喜欢书画,而且小有成就。早在1925年,成都美术专门学校(后改艺术大学)校长李英就聘他为该校董事。后组织“东方美术研究会”,杨鹏升是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当了会长(李英、许士骐为副会长,黄隐任名誉会长)。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已显露出书画才能。后交友张大千兄弟,其国画艺术水平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张善子在四川盐场任知事的时候,是杨鹏升的结拜兄弟。后张善子在上海西城里开画馆,杨经常去画馆帮助工作,从中学到不少书画技艺和经营书画的经验。
        杨鹏升与张大千是干亲家,关系非常密切。1930年前,张大千与杨鹏升在上海共同仿造的石涛、八大山人、石溪等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远销到日本、英国和法国。杨还协助张在上海、北京、东京等大都市举办书画展览和鉴定买卖文物书画,先后获得8万多元。
        杨鹏升结交了许多绘画的朋友,并向他们学习绘画技艺,取各家之长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绘画技能。特别是一代名画家徐悲鸿与杨鹏升是亲密朋友,杨虚心向徐学习。早在1934年,杨鹏升被国民党中央大学聘为文学院美术系教授,徐悲鸿是该系主任。他们互相切磋技艺,还多次共同一起作画,使杨从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直至1947年还共同为人画长寿图。
        杨鹏升在张大千、徐悲鸿一代大师的熏陶下,国画艺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多次在成都、重庆、昆明、香港等地开办书画展览,受到时人关注。他的书画也很值钱。解放初,因杨鹏升对书画颇有研究,曾安排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专门从事金石制印和国画教学,同时担任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和文联国画研究会委员。




      杨鹏升先生藏印

      四、治印比肩齐白石
        杨鹏升的诗、书、画、印,被人称为四绝。尤其是制印更有突出成就,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名人交口称赞,不少人以能得到杨鹏升印章为荣。
        杨经常将自己刻制的印章送入,借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1932年,他刚从日本回国,精心刻制“蒋介中正印”、“介石”、“武领”三方鸡血石图章送给蒋介石,蒋回赠兰袍、青褂、衣料和将官佩剑、指挥刀各一把,还称杨是蒋在日本的“晚期同学”。国民党很多上层人物都得到了杨鹏升的印章,吴敬恒得冻石图章五方、孔祥熙得冻石名号图章两方、张群得冻石名号图章两方,杨鹏升广送印章,结交了朋友,提高了印章声誉,也得到丰厚的回赠。
        杨鹏升历年制印,刻制了很多印章。他将各种印迹收集起来,编印成书,1932年出版了印谱《庐山集》,以后又出版了印谱《虎门集》。这些印谱捐赠给中山图书馆,不少大学也争相征集杨鹏升印谱。
        杨对治印很有研究,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他在民国中央大学专讲治印及印学史和金石文字考异,反对传统的优越印学,创造性地提出:“学印者,须法秦汉,印学坏于唐宋元明”,还提出要“创造蜀派印学,打倒浙皖两派”,以“印圣”自居。“蜀派印圣”由此得名。
        当时,国民党政要对杨的制印推崇备致。关麟征说杨的制印是“制印精妙,海内无双”。吴敬恒在《庐山集》的序言中称杨是“五百年来第一印人。”温建刚赞杨是“东方驰名的金石家”。
        杨鹏升的制印技艺,进步人士也是赞誉有加,鲁迅先生赠杨鹏升的诗中说:“印圣蜀派推千古,宇内四级画诗书”。杨的劲草园落成时,郭沫若、张大干、徐悲鸿等一代名入前往祝贺。郭沫若即席赋诗一首:“与人论艺常称公,蜀派印圣一世雄;味道神韵逼两汉,劲草先生知疾风”,高度称赞杨的金石制印。杨留下的印迹很多,章炳麟曾选编了《杨鹏升印谱》多集。
        1950年,杨将《杨鹏升印谱》送毛泽东,后又赠北京图书馆二十余件金石书画。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的专家认为“杨的印章,风格豪放,其艺独特,与齐白石印章风格接近,打印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准备经过整理,重新铅印出版《杨鹏升印谱》,使这一艺术珍品传之后世,后因某种原因而未果。 

          [原创]丹心铁石共绸缪
      丹心铁石共绸缪
      张惠昌 高少儒 杨正苞/文

        “老成都”都爱摆杨侯爷的故事,《华阳县志》卷二十八云:“杨忠武讳遇春,崇庆州人,官至陕甘总督,世袭一等昭勇侯,事迹载《清史》中。文庙街为宣宗赐第,清末假为铁道学堂,今归电报局;……其一宅南城外黉门街,忠武别野也。盖予告归后,林下优游尚余数年。池亭花木甚盛,而“观稼”一楼,近对平畴,万绿无际。茅屋数家,参差映带。春作秋成,历历在目。虽功著旗常,而不忘稼穑,古大臣之风也。后设存古学堂于此。存古又废,改为中学,无人知为故侯门第矣。”“老崇州”还能指点上南街和苟家乡的“宫保府”遗址,经常念叨“宫保府的照壁──活的”等有关杨侯爷的传说。《漫话杨遇春》和《历代诗人咏成都》收录有道光帝德镇旻宁乙未题诗《予告陕甘总督杨遇春入觐,因其屡著战功,老成端重,特进侯爵,诗以宠赐》:
        元勋入觐允归荣,功立才全际太平。
        宣力三朝邀宠锡,抒忠百代播威名。
        官兼文武真难遘,志笃廉明永不更。
        晋爵酬庸延后世,林泉颐养活长生。

      从来将相应无种
        杨遇春(1728~1837)字时斋,崇州人(今成都崇州市)白碾村人。早年家道中落,辍学从事牧牛等力所能及的劳动,稍长便练就了一双善于奔驰的“铁脚板”。农事稍闲除间断学书,即舞枪弄棒,并得武庠学使刘醇斋的教导。乾隆四十四年(1779)应恩科乡试得中“武举”应召从军。乾隆五十一年(1791年)尼泊尔土邦廓尔喀的封建领主,侵入我要后藏攻入日喀则、破坏藏民圣地,扎什伦布寺,遇春以茂州千总随四川总督福康安入藏反击侵略者,翻山越岭,直捣敌巢,收复失地,使藏民安居乐业,捧经书佛像送行,以军功得以在清朝名将海兰察麾下研习兵法,每赴戒机,必身先士卒,冲锋克敌。转战于川、滇、黔、湘、鄂、豫、冀、陕、甘等地,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戒马生涯50年,为清王朝屡建战功。乾隆帝赐以“劲勇巴图鲁”称号,嘉庆晋封一等男爵,赏加太子少保衔。

      塞外风云护节旄
        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杨遇春由固原提督署理陕甘总督。翌年(1826),南疆(今新疆天山南部区域)分裂势力头人张格尔,受英帝国主义支使,勾结浩罕、阿富汗等外国的野心家,利用部分回民对清廷驻疆官员荒淫无道的不满,裹胁部分回民叛乱,杀死多名官员,连陷喀什为中心的南疆四城,回疆震动,边区面临分裂的危险。杨遇春受命为钦差大臣率部平叛。在爱国回民的支持下,苦战两年,终于击溃叛军,收复失地,维护了多民族祖国的统一和国土的完整。
        《十朝诗乘》云:“张格尔之叛,二杨从长文襄(按,即扬威将军长龄)征剿,功最多。浑河一役,贼悉众抗拒,列阵二十余里。值火风霾,前队迷路,未即至。文襄欲退军。忠武(按,即杨遇春)曰:‘此天赞我也,时不可失。’遣千骑绕趋下游牵贼势。自率大军乘雾骤渡,突入其阵。贼大奔,遂克喀什噶尔。不旬日,英(英吉沙尔)、叶(叶尔羌)、和(和阗)三城以次克复。迨回疆平,即授忠武陕甘总督。本朝汉臣中由提督迁总督者,赵公良栋父子及梁公鼎、岳公钟琪,得公而五。忠武子国桢同时建节抚河南,后官亦至闽浙总督。”
        回疆平叛胜利凯旋,杨遇春的威望更有提高。到京后,清廷组织隆重仪式相迎,彰显护国之伟功。杨遇春实授陕甘总管、官阶正一品,田夫人(恩爱元配,人称大脚夫人)被册封为一品夫人。
        道光十五年杨遇春告老还乡,道光帝接见,晋封杨为“一等昭勇侯,在籍支食全俸”;后又赐以御制紫光阁画像赞一轴和御题诗扇(诗文如前所介)。道光十七年(1837)病逝,朝野挽惜,八方吊唁,遣使赐祭,谥号“忠武”。次年准奏入祀四川及崇州乡贤祠。

      关洛旌麾父子同
        据《清史稿·列传》称:“遇春束发从戎,大小百战,皆陷阵冒矢石,未尝受毫发伤。仁宗询及,以为福将。”治军善于训练,“疲卒归部下即胆壮,或精锐改隶他人,仍不用命”,“将战,步伐从容,虽猝遇伏,不至失措……遇降卒有恩,尤得其死力,苍溪之役八百人奋战,其例也。”操守廉洁,治家严整,一是正面教育为主。尝与长子国佐书云:“尔此时正在年富力强之际,尽可操练本事,学习见识,万不可赋闲……带兵打仗全在鼓励士卒,赏罚公正,同受甘苦……切不可稍有畏怯,必须身先士卒……我一生全靠心术专一,上可以对天,下可以对众……诸事谨慎而行……尔其勉之勿怠!”
        二是适当惩罚。次子国桢以刑部侍郎出守颍州,途中至固原省亲;及门不许入。盖国桢年少倜傥,在京时以贵公子豪饮不羁,遇春怒之也。国佐为跪请,久乃召而庭数之。国桢免冠谢。遇春曰:“吾起武举,上擢拔至此,恩遇极矣,常恐不知所报。不期汝云何忘之也!”命予杖。文武吏士为叩头乞免;不许。已,皆大骇服。及国桢授河南按察使离京陛见时,道光帝曰:“好自为之,如有不称,当语尔父知”

      官兼文武真难遘
        杨遇春一生不但骁勇善战,治军有方,为官之后更是体恤百姓,兴利除弊,深得民众厚爱。他任提督二十余年,未尝发生过军政和军民之间的不和谐。在任固原提督期间,他捐俸办义学,并适当调整汉回两族的居住点,保持了两族人民的和谐相处。在陕甘总督任内,镇守大西北的十年中,他裁减地方官员,合并地方机构,裁减军队,组织屯垦,发展生产,蠲除弊政,杜收浮费,加强防务,使清朝政府“无西顾之忧”。组织屯垦,裁减机构和兵员的方式减轻民众负担,特别是他在整顿马厂和清免梨贡这两件事上,深为当地人民所称道。一是马厂经过整顿,为国家得到了良马,为民众得到了平价马;二是旧例回疆每年需向宫廷进贡瓜果,经办之人往往借此扰民,杨遇春不惜由此剥夺了宫廷权贵的口腹之好,专奏请免,群众因而得以免遭扰掠。
        予告回乡,仍然心系桑梓。崇州的宫保府也没修照壁,意在留出地面便利车辆行人往来。但遇礼仪需用,则搬出一对石狮各插长杆,挂出彩绘的大幅布幛“照壁”;事过又拆除。成都的方言常说“富保府的照壁──活的”,就是爱民口碑。

      华胄堂堂出将门
        时隔百余年,成都“宫保府”杨氏家族又一位英才出世。他就是为川西和平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杨叔明。杨叔明一生情志笃厚,从政多年仍不失书生本色,重友谊而擅文艺,故能得友朋倾心。已故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民盟四川省委常委、教育家韩文畦《吊菽翁》诗可见杨叔明生平的一斑:
        华胄堂堂出将门,一时文采最推君。
        美词妙绘增余绪,怀宝迷邦失太真。
        垂翅冥鹏终异燕,参天古柏归来禽。
        卅年往事成倾盖,怅望春风失俊人。

      一时文采最推君
        杨叔明(1894~1961),名永浚,以字行,一字蜀民。少年时期,在封建传统教育思想和门弟等级观念的驱使下,一心想“光耀门眉”、“重振家声”
        1909年杨叔明考入四川当时的高等文科学府四川国学院,从院长谢无量学文学、音韵,从廖季平学经学、医理,从吴之英学文学、文字学,从曾学传学哲学、宋明理学,除了文史知识获得进一步增长外,理学家“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的宏大气度,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个人和家族的事比起国家和天下的事,就显得太渺小了。在此期间,国内发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覆亡,北洋军阀窃据政权,出现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国外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加强了对我国的侵凌和势力范围的分割。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以及深重的内忧外患,促使他的爱国思想蓬勃高涨。为求富国强兵之道,1917年他在成属联中任教的同时,考入德文学堂,积极作留学的准备。后因中德宣战而未能成行。不久受聘于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并于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与一批有志之士共同探求救国之道。据他的同窗好友蒙文通教授五十年代初的回忆,当时在少年中国学会中最为活跃而又各有理论体系的,是共产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杨叔明在参加何派的选择上,曾一度傍徨。叔明另一同窗挚友彭云生受《醒狮周报》的影响,常以国家主义的理论和他研讨,对于怀抱爱国激情,又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杨叔明,自是易于接受。青年党总部特派员、留法学生张雨村对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介绍尤令杨倾心,于是由张介绍加入中国青年党,为谋求国强民富开始了他漫长而曲折的政治生涯。

      怀宝迷邦失太真
        1924年杨叔明任第二女师校长,安插青年党人担任教务、训育等要职,续聘的张闻天等进步教师,也因难以发挥作用,于一年后相继离校。二女师遂成为一个传播国家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26年6月,二女师学生在青年党教师怂恿下,以“有意侮辱学生”为口实,捣毁了《新蜀报》。杨叔明作为校长虽作了一些善后处理,但维护青年党人,给进步报刊造成极大损失,则是责无旁贷。是年秋,青年党首脑李璜、魏时珍、陈启天等人回四川任教于成都大学,时人认为他们学术成就显著,声名所至,国家主义思潮在成渝两地,乃至全川泛滥。1928年春,青年党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杨叔明结识了该党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又一批首脑。他们自西欧留学归国,分别在各大学任教授或著名报刊任主编,对欧洲的议会民主政治大加夸赞,认为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救中国,杨叔明更笃信不疑,并为实现反对独裁、追求议会民主的愿望而奔走了一生。
        1936年初夏,刘湘、刘文辉言和,蒋介石为笼络刘文辉以制约刘湘的扩张,任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委员长。刘不愿蒋的势力插手西康,特邀持反蒋立场的同门(均曾学传弟子)杨叔明任秘书长。杨亦以此为实现其愿望的一个阶梯,遂去康定筹建省府房舍并开始行政工作。一批青年党中层骨干同去西康协助工作,企图由此初步建立起一个既能联刘抗蒋,又能发展国家主义势力的基础。这种动向当然引起了蒋政权的警惕,故省政府成立后,杨叔明却免职离康回蓉,他更加坚决反对专横的蒋政权,作为刘文辉智囊群的一员参与许多重要秘密活动。

      会当携手叱风云
        1942年杨叔明参加了民盟,并被推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四川省委常委,积极参与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对付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旧交民盟中央委员朱蕴山来成都工作,曾住杨方池街宅,向杨介绍一些来自中共方面的情况,对杨的思想更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45年,日军进一步侵入中原和西南,洛阳、衡阳、独山相继失守。中共为号召西南广大人民起来保卫家乡,又由南方局派该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友渔秘密到成都做刘文辉的工作。朱蕴山介绍张与杨联系,由杨帮助张与刘面谈。三个多月中,张详细地介绍了中共坚决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这些主张和措施,正是杨所日夜企盼的,故能密切配合工作。杨听到了张对时局的分析和有关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介绍,又进一步开拓了进步的思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政权为独吞胜利果实,又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并派出大批的所谓“接收人员”侵吞掠夺国家人民财产,全国怨声载道。杨叔明为此十分痛心,在其《读文山年谱》诗中吟道:“八年万死事谁知,辛苦残生为底迟”、“满眼苍生望苏息,遗民何足与安危”、“痛哭西台事已非,书生报国愿终违”等沉痛之句抒发心中愤怒。
        1946年杨叔明出席旧政协,在会上的讲题是《加强地方自治》。
        1946年秋,国共争端趋烈,杨叔明曾参加第三方面的协调工作,可惜未得成功。翌年初,蒋介石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酝酿组建“联合政府”,杨被推选参加,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幻想在分管工作中发挥“独立作用”,使政府职能得到改善。在职期间他提出并坚持审核削减“励志社”(从事特工活动和专门接待美军的国民党要害机构)的经费,干涉的结果是被排挤出了行政院。他对蒋政权的最后一丝幻想、联合政府的愿望破灭了,对青年党屈从蒋政权的行为感到愤慨!立即离开南京经上海乘船回到四川。经过重庆与老友吕超等人暗谈,认同“有朝气的、站在人民方面的,终要成功,带着暮气的、违反人民意愿的,必定失败。”“解放军人才、士气、组织皆远胜蒋军,成败已成定局。你我皆须考虑自已的作为。”

      垂翅冥鹏终异燕
        1948年4月,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制造了镇压学生的“四九血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川康地方实力派逐渐向人民阵营靠拢,暗中形成了一个反蒋倒王的统一阵线,并公推熊克武领头组织“川康渝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省市参议员联席会”(简称“民联会”),公推熊克武、向传义、吕超为主席,何宗杰、张惠昌为正副秘书长,应变政治组由唐昭明、杨叔明、张惠昌、汪潜组成。此后,杨即按民联会指派的任务工作,与李蜀华、胡恭先等人先后赴重庆、广州同张群、李宗仁会面,再向蒋介石面陈王陵基措置不当之处,请予撤换,均未获成功。
        1949年10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蓉,强迫刘、邓配合其所部在川西与共军决战,并提出合署办公和把他们的家属送到台湾。刘、邓决心潜出成都响应起义。通知时在邓宅的杨叔明、李蜀华、李炜如速去灌县其师长于戒需处暂避。12月初云南起义通电后,12月9日刘、邓、潘联名在彭县发出起义电文,10日邓派黄瑾怀接熊克武、杨叔明、张惠昌到彭县与刘、邓、潘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同住龙兴寺,杨并一直参与秘书班子的起草电文工作。他们一方面作防御蒋军进攻的部署,一面陆续发出通电策动其他在川康的驻军反正。首先来彭联系的是国民党第16兵团副司令董宋珩,21日他率所部3万余人在金堂、广汉起义。这时,罗广文的第15兵团已退据温江。在彭县的地下党临工委考虑让杨叔明去策动连襟罗广文兵团起义。此前,罗驻防川东北时,杨两次去和联襟面谈,劝其选择正确道路,但他总以“形格势禁”为辞。11月26日,杨陪同罗广文之父罗宇涵到西南长官公署找到张群的亲信李伯申秘书长,谈好保释其次子罗广斌(共产党员,关押在重庆渣滓洞)之事。老人即应允劝说长子罗广文反正。这时,杨叔明写信与罗约定,23日杨和邓锡侯之子邓亚民到郫县两路口晤谈,反复劝罗:看清当前形势,如战争发生,所部必遭重大伤亡而终归失败,切莫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国家,对不住刘、邓、潘对你的敬爱和我们家人亲友们的愿望,况且中共工作人员正等待着欢迎您呢!罗听哭了,激动地表示同意。24日上午罗广文同贾应华来到龙兴寺和刘、邓、潘及中共工作人员晤谈,商量好起义的安排,即由杨叔明拟稿发出罗起义通电。此前,杨叔明还写信由陶元甘亲自送去安县,成功地策动另一好友──四川保安第四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团团长邹楠起义。

      留得丰碑励后生
        杨遇春和杨叔明,是从清朝乾隆至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突出的“一门双杰”。他们在卫国、护国的征途中,真实地演绎了闪烁民族智慧光芒的精彩人生画面。他们留下的历史故事,脍炙人口,客观上早已在了解成都、建设成都的人们心中铸起了高大的英雄丰碑。
      做最具使命感、最富热情,宣传和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原创]巾帼英雄秦良玉──兼论秦良玉的晚节问题
      巾帼英雄秦良玉──兼论秦良玉的晚节问题
      滕伟明/文

        鉴湖女侠秋瑾生前十分崇拜一个人,她在《题芝龛记》组诗中写道:“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芝龛记》是乾隆年间董榕所写的传奇剧目,共60出,反映秦良玉、沈云英的英雄事迹。)这个人就是明代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平台赐诗”是指崇祯皇帝对之赐诗封赏,往下看就知道了。
        秦良玉本是忠州(即今重庆忠县)人,生于1574年。父秦葵,是忠州的岁贡生,也兼习武。这样,秦良玉从小就同哥哥秦邦屏、弟弟秦民屏研读书史,练习骑射,成为一个远近知名的侠女。1598年,良玉24岁,嫁给石砫土司马千乘(26岁),并帮助马千乘操练出一支“白杆兵”,最为史家所津津乐道。据秦氏家传(十世孙秦秀原撰)记载,所谓白杆兵,就是矛柄以白木为之,不假漆饰。马千乘是一个世袭土司,有史料说他是一个苗族酋长,大约也包有土家族(巴人后裔)在内。马千乘去世后,秦良玉接替土司之职,说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要涉及对秦良玉的后期评价问题。
        秦良玉生当明万历、天启、崇祯与清顺治年间,正是明朝急剧衰亡的时候,不过这个侠女也就刚好派上用场,成为当时一颗耀眼的明星。1590年,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司杨应龙叛乱,几年之中,已打到江津、南川、合江,綦江一带,为害甚烈。1599年,朝廷命令马千乘出兵,与官军一道剿灭杨应龙。这一次,马千乘带三千兵马先行,秦良玉带五百人后至,与叛军在邓坎相拒。第二年春节期问,秦良玉估计叛军要前来偷袭,便与马千乘分兵设伏。下令军中:“有解甲韬戈者斩!”叛军来时,正中埋伏,秦良玉与马千乘首尾夹击,大破贼兵,而不曾设防的官军却遭受严重损失。秦良玉乘胜追击,连破金筑七寨,又联合酉阳土司冉御龙围攻桑木关。桑木关十分陡峭,难以攀援。良玉绕至山后,用白杆长矛(前有钩、后有环)钩连登山,一举破敌。是年6月,攻入叛军老巢海龙囤,贼首杨应龙自缢死,乱平。由此,“白杆兵”的威名震动天下。
        然而,接下来秦良玉却经受了一场始料不及的磨练。原来在万历年间,马千乘之父马斗斛已在石砫开矿,后来被查亏损而贬戍口外。当时马千乘年尚幼,也被收系,多亏族人凑足赎金,马千乘才得以出狱掌印。现因有平叛之功,难免有不敬之举。当时太监邱乘云在四川办矿税,乘机敲榨矿主,酉阳、永宁等地土司,都出钱打通关节,得以保全。马千乘交过一次钱,不耐烦了,邱乘云便借故收系马千乘,1613年,又用浸水黄纸闷杀马千乘于云阳狱中,时年41岁。这时马千乘与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才13岁,朝廷便命令秦良玉掌石砫土司印。为了顾全大局,良玉忍辱负重,接受下来。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史称后金(后改满清)。1618年,后金兴兵反明,明军节节败退。1620年,朝廷加秦良玉三品服色,加秦邦屏都司佥事,加秦民屏守备,带领白杆兵“数千”(据测算应是三千)驰援。这一战至为惨烈,我们可以在明实录中读到秦良玉的奏疏。浑河之战,她的哥哥秦邦屏“先登杀贼,为国捐躯,族兵数百、部目千余同时战殁”民屏拼死突围得脱。秦良玉派人到北京,缝制冬衣一千五百套发给残卒以表慰问,又与其子马祥麟(已20岁)统率精兵三千赴敌。战斗中,马祥麟右眼被射中,他忍住剧痛拔出箭头,带领士卒冲锋陷阵,打退敌人进攻,被誉为“赵子龙”、“小马超”。兵部尚书张鹤鸣闻报至为感动,上书朝廷:“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殁,良玉驰抵榆关(今山海关),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宜录邦屏子(锡世荫),进民屏官。”朝廷乃加秦良玉二品服色,加马祥麟指挥使。国难当头,秦良玉不惜身家性命,奋勇杀敌,理应被视为民族英雄,永远光耀史册。
        由于白杆兵以打硬仗、打恶仗著称,1622年,兵部便要秦良玉回石砫再募兵勇二千驰援。秦良玉回家的第二天,却碰上了永宁宣抚司奢崇明的大叛乱。奢崇明本是永宁(今叙永)的世袭土司,久蓄异志。他自请援辽,与其婿樊龙率马步兵二万赴重庆,巡抚徐可求催促他出发,奢崇明便借口粮饷不继,发动叛乱,杀徐可求及道府、总兵五十余人,分兵攻陷遵义、泸州、内江、新都,并包围成都,自称“大梁王”,川中震恐。忠州通判胡平表听说秦良玉回来了,从重庆缒城而出,奔石砫痛哭,请求平乱。这时,奢崇明的使者樊定邦也赶到石砫,向秦良玉献上金银财宝,请求共叛。良玉“斩使留金”(见土司传),犒赏士卒,发兵四千,由弟民屏,侄翼明、拱明,己子祥麟统领救重庆,又留兵一千守忠州,并移文夔州府,要求他们发兵守住瞿塘峡。良玉至重庆南坪,烧毁叛军船只以阻其东下。这时成都危在旦夕,巡抚朱燮元敦请石砫、酉阳、平茶等土司救援。其他各路土司因收受了叛军贿赂,逡巡不前。独良玉一路六千人,奋勇当先,连克内江、安岳、乐至、新都等县,逼进成都。良玉咬破手指,以示士卒,“血淋漓溅战袍,部下人人无不感愤涕泣效死”(金步瀛秦良玉传)。在秦良玉、朱燮元的里外夹攻之下,奢崇明大败,退回永宁。成都围解,良玉旋即回师东下,斩叛将张彤,攻克二郎关、佛图关,收复重庆,樊龙败死(合川历史学家张森楷考证樊龙为土司所杀)。朝廷闻报,封秦良玉为一品诰命夫人,改授都督佥事,升马祥麟为宣慰使(比宣抚使高一级的土官),进秦民屏为副总兵,翼明、拱明为参将。1623年,秦良玉率弟民屏入黔追杀奢崇明残部,民屏战死,奢崇明也死于乱军之中。秦良玉与杨应龙、奢崇明同为土司,而深明大义,自觉维护国家统一,不受利诱,每次平叛,都旗帜鲜明,冲锋在前,战绩辉煌,即此一节,也应列入爱国酋长名录。
        1626年,后金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立。皇太极改变策略,绕过山海关,改由蒙古攻明。1630年,后金进逼至长城一带,崇祯皇帝震恐,命令各地拱卫京师,秦良玉奉诏勤王。这一年,秦良玉已56岁,但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她还是率部出发了。到了北京,“都人闻白杆兵至,聚观者如堵,马不能前”(见秦良玉轶事)。秦良玉率部驻扎在北京宣武门外,这就是名噪数百年的“四川营”。秦良玉至京,立即参加了收复滦州的战斗,她亲冒矢石,一举破敌。崇祯皇帝闻报大喜,在平台召见秦良玉,赐红蟒衣一件,玉带一条,加封四川总兵,并赐诗四首。据张森楷考证,可靠的是第二首:“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秦良玉的红蟒衣与玉带,至今保存在忠县石宝寨的绀宇殿中,我们凭借这些实物,再加上其他史料,完全可以想象出秦良玉当年的飒爽英姿。她的身高大约在1.8米左右,骑桃花马,持大刀,常着男装,威风凛凛。也有些史料说她长得很漂亮,恐怕有点小说成份。总之,秦良玉在明朝末年已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难怪董榕要用那么长的连台剧本来歌颂她。
        秦良玉最后一节,是在川与农民军作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被史学界视为“污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张献忠在川的暴行也逐渐被史学界所承认,因此对秦良玉最后一节的评价,也应重新考虑。
        1634年,张献忠进入四川,攻陷夔州。秦良玉带领马祥麟进行阻击,张献忠退回湖北。1640年,秦良玉带领其侄秦翼明又在川东击败罗汝才。罗汝才遂与张献忠联合攻开县,杀死守将张令,秦良玉领兵救助,败绩,退回石砫。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马祥麟战死。这对秦良玉打击很大,从此改为守势。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称“大顺”,崇祯自杀。是年张献忠也攻入成都,称“大西”。他“遍招土司,用降人,铸金印诱之”,良玉不为所动,发布《固守石砫檄文》,坚壁清野,守土安民,张献忠也奈何她不得。附近士民,纷纷投靠良玉,石砫遂成为蜀中少有的避难所。
        郭沫若在《关于秦良玉的问题》一文中,在充分肯定秦良玉的历史功绩后,也不得不承认,她与张献忠的对峙,“是她最不名誉的污迹”。但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现在看来,不无屈从之嫌。研究地方史,与国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1916年,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倒袁,这在国史上当然算是义举,但滇黔军进入成都后,与四川军阀巷战,对老百姓的祸害也不轻。对于滇黔军的祸害,国史可以略而不记,而地方史却不能不写。同样,作为地方史,我们无法回避张献忠入川对蜀人的大屠杀,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秦良玉的所作所为,似乎不能轻率下以“污点”的断语。
        张献忠称“夫西”后,不像真的要建立一个新朝代。他杀明宗室,杀明朝官员,姑且弗论,但他杀四川百姓、杀僧侣、杀自己的丞相与皇后、杀应命前来参加考试的士子,却怎么也无法理解。尤其是在放弃成都前,他竟在自己的部队内开刀,“移营之日,有金银必弃,有妇女者必杀;其屯留久者,或已成夫妇,有子女,军行发令,辄惨恸”(蜀碧),共杀40万人,可以说完全陷于疯狂。他杀人的次序,是先蜀人,后楚人,最后秦人(他的家乡人),在他离开成都时,这个西南都会已是一座空城。那些攻击秦良玉有“污点”的人,设想此时此境,君将安处?史料证明,在与张献忠对峙的阶段,秦良玉基本是在自保,并未主动出击张献忠。这段时间,她惟一的大事是杀掉了张献忠的奸细──族人秦缵勋。我们已在上文指出,这时秦良玉是石砫土司,她要对土著负责。秦缵勋背着土司出卖本族,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作为一个土司,国家在时保国家,国家不在时保本族,这是她的本份,不知有什么值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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