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之一。随着社会发展，计量的功能逐渐深入到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政治活动等各个方面。本文下面列举的事例，也许可以使我们更深入了解古代计量对于当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它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技术规范和行为准则。
清鎏金铜嘉量
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
古代计量(主要是度量衡和时空计量)的起源与国家的产生是分不开的。史籍记载，传说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禹在划分九州、治理水患时，使用规矩准绳等测量工具，并以身长和体重建立计量标准，最终完成了建立国家的大业。在国家形成以后，国家机器的运转: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兴修水利，建造城垣，制造兵器，组织生产、交换、分配等等，都离不开计量的技术保障。对此，历代统治者有清晰的认识，他们是把计量作为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来对待的。据史书记载，西周成王六年(公元前1037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一记载，就反映了颁布国家度量衡制度在行使统治权力方面所具有的象征作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政论家进一步主张把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对待。《管子·明法解》说:“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淮南子·本经训》则认为:“谨于权衡，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这些言论，都可以视为政论家们给君王的献策:推行划一的度量衡制度，谨慎法度宽严，天下的民众就会遵从国家的法令，服从君主的统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大张旗鼓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威镇宇内。宰相李斯一语道破了秦始皇这样做的用意，“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李斯指出，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提高秦国的威望。李斯所强调的，就是度量衡管理与治理国家的关系。秦以后历代，新王朝建立伊始，都要考校度量衡制度，颁发新标准器，以昭告天下，使民众听命于新王朝的统治。北京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和乾清宫丹陛前左右两侧，分别陈列着鎏金铜嘉量和日晷，两件计量器具庄严地展示着清王朝的统治权力。
传统计量除了度量衡之外，还包括时间计量。在时间计量中，历法的制订和颁布占有重要地位，古人对此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古人赋予颁历权以高度的政治含义，认为地方政权是否接受中央政府颁布的历法，象征着它们是否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治。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认为，君主是受上天的委托来治理天下的，是代天施治。历法反映的是天时，所以颁历就是君主代替上天向民众授时。承认了君主的颁历权，也就等于承认了他们作为上天代理人的身份，当然也就表示愿意接受他们的统治。也正因为这样，在清朝初年，传教士在协助清廷修订历法时，因为在颁行的新历的封面上印上了“依西洋新法”五个大字，被守旧派抓住，成了一条无法分辩的罪名。最后，守旧派以把颁历权拱手让给西洋人为罪名，判传教士汤若望有罪，还诛杀了一批涉案的中国人。可见，古人对计量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现代，原因在于他们赋予了计量超越其本身的政治含义，使其成了统治者行使权力的象征。
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手段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各诸侯国进行着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在这些变革中，度量衡制度的改变常被当作争夺政权的一种手段。史籍和文物上记载的几则历史片断，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1972年，山东临沂西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几枚记载了春秋时吴国国君与军事家孙武的一段对话。吴王问孙武道:在晋国的六卿中，谁先灭亡？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亡，其次是知氏，再次是韩氏、魏氏，最后由赵氏统一晋国。孙武做出这种预测的依据是各卿施行的赋税政策以及他们所采用不同亩制。他说，范氏、中行氏用160平方步为1亩，魏氏用180平方步为1亩，赵氏则用240平方步为1亩。范氏、中行氏亩积小，同样按亩数征收赋税，他们辖下的民众的负担就会沉重，这必然会导致失去人心，将最先灭亡。接着知氏、韩、魏氏也将相继灭亡。赵氏的亩积最大，又免征税收，民众归心，晋国当然是属于他的。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正如孙武分析的那样，只是韩、魏没有亡，而造成了韩、魏、赵“三家分晋”的局面。
同样是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田氏则把改革量制作为手段用于夺取姜氏政权。对田氏的做法，齐国大臣晏婴有过精辟分析，他说，齐国衰败了，它将要被田氏所取代。原因在于，齐国的四种量器，豆、区、釜、钟，前三种是四进制，由釜到钟是十进制，这是公量；田氏则把区、釜、钟改为五进制，钟也相应增大了，以此作为自己的家量。这样，田氏的家量就大于国家的公量。田氏为邀买民心，向外借贷时使用家量，而在回收时则使用公量。因此，民众拥护田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长此以往，国人抛弃了君主，政权焉能不归田氏？事态的发展的确如晏婴所料，田氏世家经过几代人的经营，终于取代了姜氏，成为齐国的新君主。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各诸侯国为了谋求在相互兼并中取胜，纷纷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第二次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他提出了废除贵族井田制、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普遍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六项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商鞅立六尺为步、240方步为1亩，“平斗桶权衡丈尺”，并制作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建立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商鞅建立的度量衡制度，除了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分配士兵口粮和关卡贸易使用外，还适应了当时各国建立年终考绩的“上计”制度的需要。“上计”就是“计书”，指统计簿册，“上计”包括仓库存粮数、垦田和赋税数目，户口统计，牲畜、饲草之数，等等。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长，每年必须把各种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国君把“券”剖分为二，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接受考核，如果考核成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职。为保证“上计”合券计数、计量准确，防止舞弊，就必须统一度量衡制。
西汉末，王莽秉政，建立新朝后，实行大规模的复古改制，在土地所有制上实行“王田制”，在经济上对铸钱、五均赊贷、酤酒、盐、铁、山泽事务等实行国家管理，同时制颁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他铸造的“六名二十八品”体系复杂的货币，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每改变一次币制，就造成一大批百姓破产。王莽的“经济改革”倒行逆施，导致新朝很快覆亡。但新朝留下的度量衡标准器，因制造精良，被后世尊奉为汉家重器。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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