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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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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春:长篇小说力作《 昨天 今天》连载之二

作者: -上传日期:2007/5/24

北京作家刘洪春

推出长篇小说力作《 昨天  今天》连载之二     

 

长篇小说《 昨天  今天》连载之二                             

       十 一  

       开学的第一天,姑姑送我去上学。临行前,奶奶给我穿戴一新,挎上书包--一年级的空书包,里边没有什么书本,还没发呢,只有一个铁皮铅笔盒,和姑姑为我买的一只铅笔,一把小刀,一根尺子和一块橡皮。早饭是一块热呼呼的红薯。 姑姑送我去上学的路上。新年刚过,天气奇冷。所幸没风。我在前,姑姑在后。土道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我心里高兴,不时用脚踢着地上的土块。 可能是第一天送我去上学,姑姑的心情也很开朗。她把双手扶在我肩上,一面推着我走,一面不停地问着我:“老道老道到了不?” “没到呢!”这时的我,也仿佛忘了她有时的严厉,大声地回答她。而且,撒娇地拉着长声。我们出了罗家胡同。我们村的罗书记就住在这条胡同里。 “老道老道到了不?老道老道到了不?”姑姑的声音是那样亲切和有趣。直到若干年后,我已经长大了,那声音仍然真切地响在我的耳边。 “没到呢!”没过一个地方,她总是那样问我,我也总是那样回答。 路上,姑姑问我:“天这么冷,你怎么没戴帽子?忘了戴啦?” “没有,在书包里。”我回答, “怎么不戴上?”姑姑说着就伸手掏我的书包。 “我才不戴呢。”我死死地按住书包,不让她把书包里的东西掏出来,” “反正你冷。”姑姑责怪地说。 

      书包里的帽子,我叫它“尖帽子”,确实,它又长又尖。自我一记事,它就有了,至于它是什么时候买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长长的帽子,又红有尖,肯定是婴儿用的,那么难看,那么丑陋,戴上去非常刺眼,我才不戴它呢。可以断定,我戴上它时的样子,决不亚于有的人第一次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时的情景。我是个男孩子嘛,怎么能戴红色的。后来由于我实在不喜欢它,上学前上学后总是把它藏在书包里,姑姑干脆给我改成了一副手套。 路上,姑姑见我实在不爱戴那个帽子,也就不再勉强我。她和我谈起了别的。她告诉我,她是一九六二年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才刚刚出生,而现在,我已经六岁多,快七岁了。她说,就在昨天夜里,她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又变成了一个小学生,又上学了。背着书包往学校走,可半路总是让各种各样的事耽误,好容易赶到学校,人家已经放学了。 这个故事很有趣,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老道老道到了不?” “到了!”我撒娇地拉着长声。 我们的小学,设在关帝庙里。因为是寺庙,村里的老人总喜欢管小学叫“大寺”。听说,解放以后,这里才改成小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解放以前,这里住的是和尚。里边最高最宽敞的建筑,是一座和尚打坐念经的大殿。文革前,里边还残存着一些佛像什么的,破四旧的时候,让中学的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都给砸了。现在大殿则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学校门口,学生们正纷纷往里走。姑姑轻推一下我的双肩,我便进了校门。一进门口,便能够直接看到最北端的大殿。从校门口到大殿,铺着一条不宽的小甬路。两旁是教室。我踩着路边的长条石板,走不远,抬头看去,一间教室门口,站着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女教师,她正打声地招呼着附近的孩子们:“一年级的都过来,一二班的都过来!” 这儿是一年级啊,我进了这间不大的教室。教室里,已经有不少学生了,其他的人还在陆续往里走。大家忙着找座位,已没有几个空着的。我向教室的中间走去,一眼看见了小虎子。原来,他蹲班了。小虎子也发现了我,立即同我打招呼,手指着身边的座位:“快,坐这儿!”我在他身边坐下来。 又进来一位小同学。这个孩子长得很瘦,他在我和小虎子前边的座位坐下来。一坐下来,更显得矮了,和他相比,桌子显得很高,他的下巴刚好到桌面。写作业的时候,他一定得站起来,我想,要是他坐的凳子再高一点就好了。 小虎子还在东张西望,又好管个闲事,他告诉前边的那个小同学:“把书包放位斗里。” 干嘛放位斗里?小同学不知道位斗是用来装书包的,他越发紧紧地护着他的书包,好象谁要把它抢走似的。看来这位小同学胆量比较小。 教室里已经安静下来了,座位也几乎坐满了。我巡视着我认识的人。除了身边的小虎子,还有牛牛,二蛋,胖胖,四丫头。 我对和小虎子同座感到不快。得找机会与他错开,我想。几个月前纪念章和口琴的事还使我心有余悸。 这时,刚才那位女教师走进来了,教室里立即鸦雀无声。女教师自我介绍说,她姓杨,大家以后可以叫她杨老师。杨老师快四十岁了,可还梳着两条又长又和黑的大辩子,给人一种轻快和明丽的感觉。 杨老师开始讲话。第一次看到她,第一次听她讲话,我就喜欢上这个女教师了。她的声音柔和,甜美,富有音乐感。她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小学生了,我们几十个人,就形成一个和睦友爱的集体了。 她接着讲课堂纪律。她告诉同学们上课要注意听讲,不要搞小动作,不要玩弄铅笔小刀之类的东西。她说这些话,听起来决绝不像立规矩,而仿佛是一位涵养极深的家长,在和自己的孩子侃侃而谈。同学们都睁着天真,明亮的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她讲话有时还很幽默,常常带出一两句笑话,教室里不时响起一阵阵轻松愉快的笑声。 她开始点名。每当点到谁,都要站起来,挺起胸,响亮地喊一声:“到!”有一位同学回答时太用力了,声音走了样儿,变成了一声尖利,难听的怪叫,又是一阵欢快的笑声。 怎么没点到我就完了?听着杨老师不停地说起了其他事情,我心里停纳闷,想问问,可胳膊动了动,终于没有举起手打断她。 下课以后,我没有去找她,而是去了学校门口的新生榜前。贴在墙上的新生榜,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我被分配在一(1)班。呀!我自作主张,进了一(2)班的教室了。

可是,难道我再转到一(1)班吗?我已经喜欢上杨老师了,我喜欢做她的学生。 当时,杨老师也没有察觉到,她的班里坐着一个她没有点过名的学生。我不准备到另外一个班去,一连几天,我都是去杨老师的教室。一星期以后,杨老师发现了我,她好象刚刚发现我存在。上课时,她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举手应答。杨老师发现我举手,想不出我的名字,便去查花名册。突然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 “刘潞。”我大声地告诉她。杨老师恍然大悟:我就是一班老师找不到,以为是报了名没来的那个学生。此时,我真怕杨老师说:“我领你到一班去吧。”所幸的是,杨老师没有那样做,她只是责备似的看了我一眼,便在花名册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杨老师喜欢我!我心里真高兴。她好象是看透了我的心思。 杨老师真好,对班上所有的学生都能够体贴入微。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小同学,是班上个头最矮,年龄大概也是最小的一个。他连生活的某些方面还不能完全自理呢,我多次发现,他系不好裤子。 刚刚从厕所回来 ,杨老师叫住了他,站在杨老师面前,他感到很难为情,因为……他刚刚从厕所出来。 “我给你系系裤子吧!”

他多么希望杨老师说这样一句话呀,而杨老师竞是这样善解人意。他高兴,害羞而又顺从地站在杨老师面前,让杨老师给他系裤子。杨老师蹲在地上,离他很近,他一定能够感觉到她脸上散发的气息,她就像妈妈一样。 我相信,这个小个子同学,如果不是今天上学了,他在家肯定还穿开裆裤呢。 系好裤子,杨老师让我带他到教室去。 “干什么去?”我不解地问。 “给他换一个凳子。”杨老师抚摸一下他的肩膀,“他个子太矮了,换个高点的。” 望着杨老师那慈祥,温暖的目光,我真的想起了母亲。啊,杨老师,我们愿永远做你的学生!                        

     十  二  

      寒冷的六九年很快就过去了。 放完了阴历年假,我们又开学了。换了教室。从这个年度起,我们已经不是一年级小学生,我生入了二年级。

    二年级第一天放学回来,我自豪地向家里人宣布:“我上二年级了!” 大人们真为我高兴。姑姑对我说:“上了二年级,你就这么高兴,将来上了大学,还不得乐死了!” 姑姑对奶奶说:“还真上下来了。” 是的,这个学,我上下来了。夏天,顶着烈日;冬天,迎着严寒。一年级,我没有缺过一天课。不光坚持了下来,还成了班上学习最优秀的学生,考试得了“双百”,这一点,完全出乎家里人的意料。当初报名的时候,姑姑就对奶奶说,能够上下来当然好,上不下来也不什么关系,反正岁数不大,再等一年也不晚。 然而,在这一年中,我们班四十多个人,真正把学坚持上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三。许多人没有坚持到期终。他们当中,有的有小弟弟小妹妹需要他们照顾,有的家里有活等着他们去干,比如挖个猪菜放个羊什么的,有的则没有任何原因,就不来上学了。那时候在农村,许多家长认为孩子上个一两年学,认识几个字就行了。所以一到二年级,经常隔不了几天,就有人退学了。不是这个“不念了”,就是那个“不念了”。

有一个学生的退学最有意思了,上学没几天,一天正上着课,忽然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也不和任何打招呼,自己就往门外走,杨老师问他:“你去哪里呀?”他看一眼杨老师,很自然地说:“回家找妈吃奶去。”轰!同学们笑翻了天。后来,他妈让他改上学前班去了。二年级开学的一天早晨,同学们来到教室,惊喜地发现,班上安上了“洋炉子”。同学们迎着凛冽的寒风,一进教室,立即感觉脸上发烫,暖气扑面而来,浑身上下暖烘烘的。同学们一个个虽然穿得比较破旧,但大多整整齐齐,捂得严严实实。不一会,身上便出了汗,有的脱下了外衣。 

“洋炉子!”每个人一见,都惊奇地叫起来。“噢!我们也有洋炉子了!”大家欢呼着,围着炉子看着看那。有人伸手捅捅炉圈,火盖,炉口,或是用长长的火钩子在炉身上使劲地敲敲打打,溅起纷飞的火星。从书包里掏出各式各样的食品,放在炉盖上烘考。黄的窝头,黑的小饼,杂面馍馍,在几乎是红色的炉盖上丝丝作响。一会工夫,教室里便充满了一股股的糊味和香味。 “洋炉子”这东西,农村不多见,尤其是那些年。那是一种较大的炉子。平常,只能在公社机关或规模较大的商店才能见到。现在,我们也用上这个东西了,大家自然感到新奇与自豪。 

      一个男同学,是我们村的小虎子,好奇心更强。他淘气地拿起铁钩子,打开了炉门,又去拉炉箅子。突然,“哗!”地一声,大家急叫着后退,没反应过来的,早已罩在烟雾里! 炉箅子被拉出来了,红通通的煤球滚了一地,遇着水的,丝丝作响。 幸亏没烫着谁。 四丫头等几个女同学,赶紧报告了老师。 杨老师来了,她并没有责怪谁,只是对大家喊:“都出来!都出来!” 同学们都出来了,杨老师却一个人进了教室去收拾。里边烟雾很浓,什么也看不见。站在门口都呛得咳嗽。 “杨老师怎么啦?她怎么还不出来?”等在外面的我们,都焦急地为她担心。里边多呛呀,我想。 好半天了,杨老师才从烟雾里钻出来。

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浑身落满灰尘。 我们都争着为她拍打衣服。 惹祸的小虎子静悄悄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知道,等待他的肯定是严厉的批评。 然而,杨老师却没有批评他,只是温和地对大家说:“从明天起,大家谁也不要来升炉子了,我来。” 一个同学说:“别的班都是每组轮着升。” “不”,杨老师说:“你们还小,天又这么冷,还是我来吧。”

 以后,有的同学特地早起来升火,可是杨老师来得更早。 下课了,同学们跑出教室。教室前,大家有的在踢毽,有的在玩仍包,有的做着别的游戏。 郑玉容,奔到我的座位前,趁我正集中精力写作业,一把从书包里抢出我的那顶红帽子,举在手中,得意地向大家展览:“大家快来瞧啊,刘文潞他一顶又红又尖的长帽子,快来瞧呀,戴上跟姑娘似的!” 开始,我有点尴尬,但旋即镇定下来。我命令郑玉容:“把帽子还给我!” 郑玉容,是班上最泼辣的女孩,个子较高,脸庞黑黑,声音粗壮。虽然是姑娘,可比小子还讨厌,霸道。上课不好好学习,下课专拿别人开心。她几乎可以说是粗野。她会把一支坏了的凳子腿放到虚掩的门顶上;她胆子大,能在成排的课桌上象走平地一样来回奔跑;能将年轻的女教师骂得一连哭上几个小时。这回,她竟然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 

我命令她把帽子还给我,她不听,反到继续奔跑,企图把帽子仍给别人。我气急了,一伸腿,奔跑中的她立即被拌倒在地,帽子也仍了。虽然摔得很厉害,但她并没有哭。由于她粗野,任何人都没有见她哭过。只见她爬起来,也不拍打身上的泥土,就要和我大打出手。这时,我已经拿起了自己的帽子,愤怒地注视着她。在我的怒不可遏的目光的注视下,她胆怯了,自知不是对手。霸道虽然霸道,可女孩毕竟是女孩。 郑玉容在我这里占不到便宜,又去欺负小不点儿。

 小不点儿,真名叫什么,我忘记了。他就是刚上学还不会系裤子的那个小同学。我只记得在班里他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力气最小,是班上有名的“受气包。”全班排队,他总要当小排头。他个矮,胆小的特点,很快就被同学们发现了,于是,有些人便无缘无固地欺负他。不知是谁,首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不点”,并在班上迅速传开。他们藏他的书包,使得他每天不论上课还是课间,总是把书包老牢牢地挂在脖子上。有一次,课间,他曾试着把书包放在位子里去上厕所,结果那么一会工夫,立即就被别人藏了起来。他找不到,急得哇哇大哭,而那些人却开心得大笑。

最使小不点害怕的,就是郑玉容经常抢他的书包,甚至直接到脖子上去抢。 郑玉容早已忘了刚才摔的嘴啃泥,这会,她抢了小不点的书包,在教室前仍来仍去,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小不点拼命追赶,就是抢不到,急得大哭。就在我心里盘算着怎么再拌她一跤的时候,有人高喊:“老师来了!”那几个人一下跑没影了。有人把这里的情形报告给了杨老师。但报告的内容不是一些人在欺负小不点,而是“郑玉容和刘文潞在打架。” 杨老师走过来,拣起地上的书包,拍去上面的泥土,还给小不点。她大声对我们喊:“上课了!” 教室里安安静静。杨老师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温柔,绷得铁紧。我也很沮丧,也许从今天起,在杨老师心中,我和郑玉容就是一样的坏孩子了。

她厉声地点名,叫那几个人站起来,首先是郑玉容。但出乎我的意料,罚站的人没有我。 我深深地感激杨老师,深深地佩服杨老师。杨老师火眼金睛,心明如镜,是非分明,她怎么会听信那一面之词呢?杨老师了解我! 课上。杨老师告诫大家,同学们之间应该相互友爱,谁也不要欺负谁。

  二年级开学几个月后,一天,杨老师忽然没有来学校。同学们很纳闷。她怎么没来呢?出了什么事?天气已经渐渐变暖了,用不着谁再来教室升火了。可杨老师到底干什么去了呢?我们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杨老师可是从来不缺勤的呀! 几天以后,终于有人打听到了消息,说她病了,病得还不轻。我和同学们都很挂念她,四丫头还提议去看看她,可是谁不知道杨老师家住在什么地方。又过了几天,有人说,她的父亲去世了,在休丧假,有人甚至说亲眼看见她的两只眼睛都哭肿了。

究竟哪个说得准呢?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又等了些日子,有传言说,她明天就要来学校上课了。 “明天”到了,她没有来。一连半个月,也没有再见到她的影子。 我决没有想到,一个月后,都到夏天了,我才在那样的场合,以那样的方式见到了她。 一天上午,代课的林老师通知我们,那天下午不用带书包只拿语录,开大会。我当小学生时,究竟开了多少回大会,我早已记不清了,但对于那次大会,却终身难望忘。 那时一次批斗大会。来参加大会的师生可真多,不光包括我们全校,还有中学师生,还有临近学校的学生。我们的操场挤得满满的。

 主席台上,押上来一大排挨斗的人。当一个女性被反剪着双臂押上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现象自己的眼睛。 是杨老师! 她像其他犯人一样,头发被剪得短短的,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着红叉的名字。啊……我的心颤抖了。同学们都很遵守纪律,有的甚至仍像上课一样,将双手放在背后。也许,是这类场面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而无动于衷,心都麻木了。

可是,你们没有看见吗?那里有我们的杨老师啊!我几乎哭出来了。这么多日子没有见到她,原来……原来她被“打倒”了啊!不,我不信,这一切都是假的!杨老师多好呀,如果她不当老师了,小不点的裤腰带再系不上谁来帮忙啊!虽然,小不点现在早已会自己系裤子了,可我还是愿意这么想,甚至我还希望她能给我系一次。我们不能失去杨老师。如果谁再去欺负小不点,抢他的书包,谁来保护他,谁来主持公道,班上的炉子再倒了,谁去收拾啊! 

会场的喧闹,发言的喊叫,喇叭的杂音,我都听不到了。我只是痴痴地望着台上的杨老师。她被撅着双臂,弯着腰,头发很乱。太阳毒热毒热,坐在操场四周树下的我们,尚且汗如雨下,而站在会场中央大台子上的杨老师,其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挨斗的人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批斗会总也完不了,发言一个接着一个。我仿佛看见远处的杨老师脸色越来越苍白,气喘得也越来越厉害。她现在的滋味,绝对要比从前她一个人在烟尘滚滚的教室里收拾掉了箅子的炉子要痛苦得多。

 轮到我们的代课教师林老师发言了。从她的发言中我第一次知道,目前给我们代课的林老师竟然还是杨老师的外甥女,杨老师是她的亲姨。但是,这个关系,我才刚刚知道,它就立即终结了。林老师在会上庄严宣布,从即日起,她和杨老师断绝一切关系,要坚决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直到太阳西斜,大树的影子比它自身长十几倍了,长达数个小时的批斗会才结束。我隐约看见,杨老师突然瘫了下去,站不住了,是被两名大汉架出的会场。

 从那以后,我在也见不到杨老师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五个月,一年!还是没有见到过她,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  三  

     杨老师走了,我们的代课教师成了我们的正式老师。她就是林老师。这个年轻的女教师,头上扎着两只高高的“羊角尖,”一副娃娃脸还算好看,仿佛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她的面部总是冷冰冰的,严肃得很,好象很少见到笑容。当时她才十九岁,比中学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大不了几岁。听说,几个月前,她还是公社中学“红代会”的头头,按说,即使是她这样的人物,中学一毕业,也只能回队里种地。但是,杨老师想办法,让她进小学当了代课教师。

仅仅是代课教师。但由于那天她在数千人的批斗会上公开宣布和杨老师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革命行动”,使她在随即的转正问题上没遇上什么麻烦,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小学教师,一月挣二十五块六。 从批斗会那天起,林老师就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的印象。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她和我们的杨老师比,而实际上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杨老师有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而林老师初中毕业,连师范都没有上过,参加工作才一年多,她自然不如杨老师。林老师的嗓音真尖,直刺人的耳膜,她那个从样板戏里学来的挥拳头的姿势特别难看,好像要打谁。

 林老师第一次讲课,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夹着一本小语录,走上我们的讲台。不知怎的,她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讲起话来竟然有一股子听不出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可能是受了京剧样板戏里英雄人物念白的影响? 这第一堂课,她既没有讲义,也没带粉笔,只是翻开她那本随身带来的小红本,往讲台上一站,开口便念:“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她念着,与其说是念,到不如说是背诵更准确,因为我看她根本就不怎么看手中的小书。那本语录,有时打开,有时合上,有时翻到第一页,有时翻到最后一页,有时则随手那么一翻,也不知是不是她口中正念着的内容。林老师口若悬河,唾沫飞溅,她的讲台上湿了一片。她,尽管口中念着或者背着,眼睛却时刻注视着同学们。小虎子渐渐听不进去了,摸出一把小刀玩起来,她发现了,走到他身边,轻轻拿过小刀,打开铅笔盒,放进去,再轻轻盖上。尽管她手里做着这些连续的动作,但丝毫不影响她口中的背诵。说实在的,刚开始,同学们全都莫名其妙,第一天,第一堂课,什么也没说,也不做自我介绍,开口就是背语录。 

她念完了,扫了大家一眼,好像是问:“听得怎么样?”她背得太快,我有时都听不清楚。接着,她对大家说:“我再念一遍,大家用心听。” 她念了三遍以后,开始领大家念。念的次数多了,便开始背;上午也背,下午也背;背不上来的,中午不让走,再背不上来了,晚上留下。她累得真够戗,决没有一点虚伪。真困!我的眼皮总是打架。每当这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杨老师,想起她讲过的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那些妙趣横生的笑话。杨老师讲课时,同学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而现在,都快眯成一条缝儿了。 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虽然二年级开学已有几个月,但由于纸张困难,我们的教材还没有发下来,林老师便把小红书当成语文书。 但是,背诵那样的文章,对于二年级还识不了多少字的我们来说,实在困难。文章太长了。不过据说有的老太太都背下来了(如顾阿桃),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顾老太太还是文盲呢。 我们实在烦闷,她就另打起主意来。那时候,全国不少地方都掀起了挖防空洞的热潮,我们小学也不例外。今年学校决定,每个班都得在教室前挖一个防空洞,包括一二年级的低年级学生。林老师说,所以的人,都必须积极肯干,吃大苦,流大汗,迅速把防空洞建成。林老师还说,还要根据每个人在劳动中的表现进行评比,然后,根据评比的结果,发展一批红小兵。 

一想到那诱人的三角型塑料牌牌,我们每个人就像服了兴奋济一样,干起活来非常卖力。要是能戴上那个标志,该有多光荣啊,而我们全班现在只有几个人有资格戴着它。 校园里,不比农田那么好挖。地下厚厚的一层,全是些砖头瓦块,铁锹根本挖不动。脚下是那么坚硬,而我们的力气又是那么弱小。 林老师有一样是好的,同学们干活,她也决不歇着。我敢说,不要说全班学生,就是全校的女教师,也没有一个干得过她的。她热得脱去了上衣,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小褂,裹着鼓鼓的胸部,腰带还系得紧紧的。七八岁的我们,当然还不懂事,但路过的高年级学生似乎已经懂得了,他们当中有的上学晚又蹲过班的男学生已经十三四了。他们好像都尽量不去看那凸起的地方,可越是不想看,眼睛越是不由自主地往那儿看。 

林老师刚满十九岁。 而她却毫无察觉,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小,她不在意?也许是根本想不到旁边还走着高年级的学生?她越发甩着膀子,干得飞快。汗,顺着她的脖子,额头,双臂流下来,薄薄的小褂都湿了。她身后的新土,也越堆越高。其实,我们班的这个防空洞,大部分是她一个人挖的。她一边不停地干着,一边不断地催促我们:“大家快点干!瞧人家二(1)班,干得多欢!” 我们可比不了小伙子似的她。 “林老师,我们累了。”刘秋生说。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林老师,天气太热了。”

我说。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林老师,我想喝水。”小虎子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林老师刚说出这么半句,却突然“卡壳”了。她实在想不出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人可以不喝水,没有这方面的语录。毛主席语录不可能解决任何大小事情。林老师发现大多数同学已经掉了工具,气喘嘘嘘地坐在土堆上,也只得作罢,宣布休息,把铁锹往土堆上一插。 两星期后,全校每班教室前都挖好了一个防空洞。我们班的也挖好了,够宽够深了,塔了顶。 全校演习开始了。当时进行的那种大规模的防空演习,毫无疑问是一九六九年乌苏里危机在全国引起的反映。其实,若干年以后,我再回想起这些事情,我认为,在当时,京郊农村,某些地方的这种反映,其实已经晚了一步,仅仅是形式主义。中苏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一会晤,柯西金吃了烤鸭,形势就有了缓和,甚至有人说,“不打仗了”。

“演习”的时候,由学校专门指定的体育老师石老师负责吹哨子。哨音一响,全体师生便迅速进入秫秸杆搭成的地洞,以防避苏修重型轰炸机的攻击。 第一次演习,正上着课。突然,哨音响了,响亮而急促。同学们迅速从座位上蹦起,呼啦一阵拥出教室,像一群受了惊的小老鼠,纷纷钻进洞内。 地洞里,黑呼呼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针一样细的几丝光亮透进来。挤在里面,非常凉快,停好玩的。突然,“呼啦”一声,我们班的地洞塌了。四丫头腰被砸伤。她被送进了公社卫生院。伤得不轻。                         

 

     十  四  

       四丫头被砸伤,我心里很难过。几天后,刚一听说她出院,我就和几个同学,包括小虎子,迫不及待地去看她。 路上,我叮嘱小虎子:“咱们可是去看望人家的,到了四丫头家,你可千万别拿这拿那……”碍于情面,我没有说“偷东摸西”,小虎子一摆手,打断我的话:“我早不干那事了。” 四丫头姓李,她爸爸就是李春林,她在家排行第四。李家的三间小房,位于村庄最南边的位置。再往前,是一个臭不可闻的大水沟,全村的废水都排向那里。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热得厉害,空气仿佛是水蒸气一样,还离它老远就觉得呛鼻子,成团的苍蝇在那里嗡嗡叫着。三间坯房,很旧很矮,个子高的人进去得低头甚至弯腰。墙上的土坯砌得极不规则,外表胡乱地糊着一层泥巴,许多地方已经脱落,露着寸长的麦秸。整个二队的房子,虽说不上有几家高大的,但李家的最矮,看上去就像一个老挨欺负的小学生被别人恶作剧般地塞在队伍中似的。小小的院子,用玉米杆围住三面做院墙。另一面,除了出口,还有一个猪圈。圈里没猪,只有一个不知多少年了的旧猪食槽。窗台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些铁丝劈柴等,墙上贴着几个煤饼子。 我们几个在门口站住。

 “四丫头在家吗?” “大妈在家吗?” 四丫头的妈妈,我们叫她大妈,是个瘦小的小脚老太太。 “谁呀快进来。”里边传出一个沙哑而低沉的声音。 我推开门,“吱”的一声,不是门响,是锅台边的两只耗子飞也似的钻进洞内。我们从外间依次进入里屋。 

立即,一股子不知是什么的气味,直钻人的脑子。屋里,地方太小了,小小的炕,占去了一大半,只剩下窄窄的一条。 我说:“大妈,我们来看看四丫头。” 大妈盘腿坐在炕上,吃啦吃啦地纳着鞋底子。她抬眼看我们:“啊。你们来啦?四丫头这几天老念叨你们。”啊,她的眼睛,多么暗淡,仿佛全是哀伤与忧愁。她是个极典型的农村老太太,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脸上聚着深深的皱纹,额头上,仿佛有数不清的蚯蚓胡乱地扭在一起。这些蚯蚓,交噬着,扭曲着,摆脱着,挣扎着。她咳嗽了几声说: “四丫头刚才还念叨你们那,老惦记着上学去,我没让去。

为什么?伤筋动骨一百天,且好不利索呢。” 我们来到四丫头身边。此刻,她还没有发现我们,睡得正香,嘴角竟然还露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也许,正做着什么好梦吧? 我发现,在这个家里,除了盖在四丫头身上的一条破旧的棉花套子已经滚露出来的被子外,别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任何放着的衣被了。仅有的这床被子,已经分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上面缝着好几块大大小小的补丁。是不是还有别的被子晾在当院呢?我欠起脚,发现外面阴着天。 “大妈,你们,夜里就盖这一床被子吗?”站在我身边的小虎子也看到了,问道。 “晤,”大妈看了我们一眼,苦笑了一下,活动活动一下盘着的腿,“这间小屋,闷得厉害,到了晚上,不盖着被子还热得流汗呢。” 

“那,到了冬天呢?”小虎子刨根问底。 “冬天?”大妈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冬天,也就这么一条,人多,挤在一块,暖和。” 我知道,这个家庭总共有七口人,四丫头是最小的一个女孩,她底下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弟弟。现在,这个小男孩就坐在炕上玩呢。 沉默。 “四丫头好点了吗?”我问。 “头晌打了针,脑袋还挺热的。晌午吃了一点饭,不知为什么,伏在我身上委屈地哭了一会,累了,就睡着了。” “这孩子,真让人操心。”大妈说着,往里挪一下身子,腾出一块地方,“哎,你们都坐下,干吗站着。” “大妈,我们不累。”我们这样回答。 

好长一段时间,屋子里的人谁也没有说一句话,不是不想说,我们都非常想说点什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屋里响着大妈吃啦吃啦地纳着鞋底子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四丫头翻了个身,刚要睡去,一睁眼,醒了,一眼看见了我们,吃了一惊,大概觉得我们是从天而降吧,或是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她高兴了,苍白的脸上现出笑容,兴奋得要坐起来。大妈斥了她一句:“烧还没退呢!” 她不再固执,顺从地趴在枕头上,听我们与她讲话。讲学校里的事,讲同学们之间的事。每听到逗乐处,她都要咯咯得笑出声来。没笑一次,随着肩膀的颤动,枕头糠都要从破开的小口里流出一点。 “你好点了吗?” “你们来我就快活。” “腰还疼吗?” “睡觉时不疼。”

四丫头笑起来很好看,她用双手托着下巴,“刘潞哥,你那回说要借给我一本小人书,带来了吗?” “明天我一定带来。” “虎子哥,我什么时候能上学呀?” “听我奶奶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上了骨头,得躺好几个月。” “唉--”四丫头大人似的,拉着长声,失望地叹了口气。她趴着用双臂支撑着身体。 “也好,”大妈纳着鞋底,用针拨弄一下头发,说:“在家躺着,省得出去给我找病。” 沉默了一会,四丫头又问,“学校最近怎么样?” 我说:“也没什么事。钻防空洞的活动已经结束,最近又搞起了野营拉练训练。学校要求每个人做一把红缨枪,打一个背包。” 四丫头无不遗憾地说:“唉,可惜我去不成了。” 踏踏踏,门外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不用见人我就知道,是四丫头的爸爸------李春林回来了。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走路时鞋底子离不开地面。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头发很少,脸色焦黄,驼背。不过进门方便,不用底头就进来了。 “大爷,您回来了?” “回来了。”他答应了一声之后,就仿佛以为我们已经不存在了似的,径直走进里屋,一屁股坐下来。 “你干吗去了?”大妈问,“一家子都等着你呢。又去牲口棚下棋去啦?” “咳,什么时候,我还有那份闲心。再说,我好久没去牲口棚去了。”李春林说着,抬头看了孩子妈一眼,闷闷地说:“刚才。我去了。” “借来了吗?” “没有。” “为什么?” “罗书记说,地主,富农不能借钱。这是队里不成文的规矩。他说,不开这个头。”

 我知道,四丫头家的成份是富农。虽然四丫头在学校里品学兼优,但她当不上红小兵。成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提起李春林的成份,我不禁想我爷爷说过的故事。爷爷说,“解放”前,爷爷家的土地不算少,生活还过得去。头“解放”三年,那时还是老爷子当家,老爷子欠了别人一笔陈年老帐,债主催得紧,可老爷子手头又没有现钱,只得一狠心,卖块地吧。卖给谁呢/卖给了李春林他爹。听说,李春林爹攒了半辈子银子,为的就是有一天买房子置地,好耀祖光宗,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那回,攒了点钱,终于得到了机会,将祖产扩大了几亩。没想到,就是这一买一卖,决定了我爷爷和李春林后半生的命运。我爷爷家由于卖掉了这块地,“解放”前夕又分了家,人均拥有土地比全村平均水平少了点,土改的时候,划成了上中农;而李春林呢,由于他那早已死了的老爹买进了我早已死了的老爷子的那块地,他家人均占有土地就比全村人均标准高出了一些,因此被划成了富农。

想当初,做这笔交易的时候,老爷子由于急需现钱,吃了点亏,到解放后一划成份,真是万幸,占了大便宜。而李春林家呢,当初好像占了点小便宜,可解放后,把我家卖该他的这顶“富农”帽子戴了整整三十年,真是得不偿失。 我正想着,只听大妈又说:“那没借来钱,怎么办?” 李春林说:“我又找了会计,我把人家说烦了,人家一急,哗啦!拉开了抽屉让我看,全大队一分钱现金也没有。” “那也得想个法子,给孩子治病呀,明儿个,还得打针,吃药,换药,捅多大窟窿。也得给孩子瞧!” “谁说不是呀!我又去找了他叔叔,前几天,他不是又当了队长了吗。他跟我说,会计说的是实情。队里没钱。后来,他实在没法子,他自己掏出一块五毛钱借给了我。”说着,李春林从衣服里的什么地方,小心地掏出一堆皱皱巴巴的毛票,又数了一遍,放在炕沿上:“先打针吃药吧。回头,再拿主意。” “唉,”大妈收起那钱,“棒子面也没两瓢了,明天就没吃的了。” 

“你死啦!得想个辙啊!”大妈喊起来了。 “哎呀你就别唠叨了,我这心里够烦的了!”李春林粗暴地喊了一声,摸出烟袋,却发现烟盒包是空的。 “大妈,我们走了。” “大爷,大妈,明儿见。” 听到我们的告别,他们仿佛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刚才他们争吵的时候,一定是把我们忘记了,或者是不知不觉中,把我们当成了他家的那一堆孩子。 “明天你们一定来呀。”四丫头趴在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我握上去,灼热,烫人。 “好,明天我们一定再来看你。”我们说着,出了李家的院门。在院外,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刚才屋里太闷了。外面的天空,阴沉得多么可怕啊!空气仿佛渗着水。 小虎子说:“要下雨了。” 果然,雷电交加,大雨滂沱。  四丫头的伤渐渐地好了,我们满以为这下她家没什么急的了。没想到,又一个巨大的灾难,似晴天霹雳,降临在这一家人头上。 她家靠拣白菜叶,煮小麦粒,和邻居家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周济,勉强地度了些日子,眼下,又揭不开锅了。 这天上午,李春林去地里送肥。他先把队里猪圈里的一堆猪粪,装了满满一车,然后,就赶着这辆小驴车,往地里送。 他要去的地里,离村较远,约有二里地。

回来的时候,路过青枝绿叶的玉米地。小驴车在玉米地中间狭窄的小道上吭哧吭哧地走着。驴悠燃自得,他却可以那份闲情。从昨天起,他家就已经完全断顿了,大人孩子没吃的,只喝过几瓢凉水。干了半天活,肚子饿得咕咕叫,不时头晕眼花。突然,他的眼睛睁大了,他看到了土道两旁的玉米。现在已经是秋天,玉米杆上,已经长出了不太饱满的玉米。一棵上,有的长着一个,有的长着俩,不少还吐露着嫩黄色的穗穗。他小意识地往四周看看,无边无迹的青纱帐,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沙沙沙的叶子声。 “吁--”他吆喝着,停下了小驴车。 他来到一棵高大的玉米前,那上面长着两个嫩绿的玉米。他迟疑了一下,拉住一个,撕开一点绿皮看,白嫩嫩的玉米粒,已经长了一些。虽然还未成熟,但毕竟可以充饥。 这个平时极为老实的庄稼汉子,平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不禁耳热心跳。

他又不由自主地向四周望望,只有叶子的沙沙声。终于,求生的本能,消除饥饿的本能,促使他下了决心。 他掰下了玉米,撕开绿皮,还没等全撕下来,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很快,第一个玉米吃完了,接着,他又已同样的速度,吃了第二个,第三个。 三四个玉米下肚,心里仿佛舒服了点,身上也仿佛他了点劲。只是肚子里似乎不太正常,一会这里动一下,一会那里动一下,肠子精神抖擞,到处蠕动。吃完后,他从地上站起来,把棒子皮埋在土里,准备走。猛然,他想起了老婆,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她们也好几顿没吃上饭了。 当即,他又掰了十几个青棒子,藏在驴车底下。当他把最后一个掰下来准备藏到车上的时候,几只粗壮有力的手按住了他。

抬头一看,汗,立即顺着脑门子流下来。他傻眼了。是西街大队两个看青的知青。当即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以上这些,是后来批斗会上的揭发,和李春林的交代,以及邻居社员们的议论,我才知道的。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晌午了。当时,太阳升得正高,我正催着奶奶做饭,当街突然热闹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怎么回事?我正要跑出去瞧瞧--我这个岁数的孩子,正是爱看热闹的年龄。贪起热闹来,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我正要跑出去,小虎子,推门而入,看见我,大声宣布:“快去看,四丫头她爸爸给逮住了,正游街呢!” 什么给逮住了?正游街呢?我弄不明白。小虎子竭力向我解释,可越解释越不明白,越着急说话越结巴。

干脆,他伸手拉住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外跑。 我被拉到院外。往南望去,在人群的簇拥下,李春林正迎面走来。跟着游街的人不少,但大部分是孩子们在起哄。见走近了的李春林,脖子上挂着一圈显眼的东西,那是他偷的十几个青棒子。十四个青绿的玉米,结成一圈,头拴住尾,尾拴住头,挂在胸前。手里,还不停地敲着一面小铜锣。“咣咣”的敲锣声,非常震耳,几乎全村都能听见。跟在李春林前后左右的几十个孩子,更是千姿百态。有拿镰刀的,有背小筐的,光着膀子露着怀的,光着屁股露着腚,啃着贴饼子窝头,甚至还有端着饭碗的。铜锣敲响一声,他们便跟着起一阵哄,嚷着,跳着,跑着,蹦着。 全村的人,几乎都出来瞧了。人们站在门口,墙头,议论着,指点着。 

“真丢人!”有人说着。 走到李家门口了,民兵命令:“大声点,使劲敲!” “咣!咣!”锣声更响了。 李家屋里,我听见四丫头和她的姐姐在哭。 人群乱纷纷向北走去,只留下纷扬的尘土。 这天晚上,天阴沉沉的,晚饭后,写完作业,玩了一会,我就回屋去了。那时候的农村孩子,到了晚上没什么地方去。奶奶焐好被,我就要睡觉了。这时,外面隐约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我和奶奶又出了屋,到村南去看。没有灯火,天很黑。四丫头家门口,围着一堆人。 是四丫头妈在哭。她坐在潮湿的土地上,声音嘶哑地哭着。那令人毛骨耸然的哭声在漆黑的夜晚回响。刮起了风。远处的狗在叫。我只穿了件单衣出来,身子开始发抖。 眼睛适应下来,我看朦胧了,四丫头也在她妈旁边哭着。围看的人,都是我们二队的,老太太,小孩妈最多。 “我白活了四十多岁啊……

连几个孩子都养不活啊……”大妈哭着。现在我才知道,她才四十多岁,可看上去,她的模样也许要比她的实际年龄老二十岁。她,面孔黎黑,满脸皱纹,和其他农村老太太可以任何区别。 “妈,回屋去吧!”四丫头哭着央求着。 奶奶也劝她:“四丫头妈!别哭坏了身子,夜里天凉,赶快回屋吧,有话明天说。” “她嫂子!别急坏了。”人群里有个老太太也劝着。 劝了很长时间,她才停止了哭喊。慢慢地,声音由小到弱,由弱到喘,呼呼地出着气。 人们一再劝她,拉她,她终于接受人们的劝告,让大伙先回去,她一个人在这里再歇会儿。“歇会儿心里痛快痛快就好了。”

人们说着,一个个陆续走回家去。 大家都回家睡觉去了。我却久久地站在她的身边。猛地,打了个冷战。 没两天,大队就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场设在小队库房里。这几间库房,中间可以隔断,整个连成一片,所以里边显得很空旷,能容纳得下我们大队的大部分人。坐不下的人分散坐在门口门外的碌碡,碾盘,手扶拖拉机和坏弃了的打稻机,扬场机上。挨斗的人当然就是李春林。 批判会开始了。李春林被押到会场中间。会上,有揭发,他批判,队长罗振民当众审问。参与审问的还有大队治保主任李大宝。审的时候,问一句,打一下,要他交代以往是否还有其他罪行。交代时,罗振民嘴里不停地嘟哝着,稍觉得不满意,就大骂一声,抡起巴掌,照着那光秃秃的脑袋,毫不留情地打下去。一口气就打十几下。不打了,是他自己累了,胳膊酸了,不是不愿意打了。

但是,斗一个普普通通的“偷青玉米犯”,却有不伦不类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打倒李春林!”的口号声在会场不时响起。 我们村,开批斗会,历来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挨斗的人弯着腰,不管多长时间,都不准将手扶在漆盖上--以支撑身体。今天,李春林的手就两次被李大宝从漆盖上踢下来。 但是,审问来审问去,交代来交代去,李春林再也供不出其他什么问题。罗队长没办法,便宣布:“下面,由广大的社员同志们揭发,批判!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谁说?” “我!”人群中立即站起一个矮个子的中年妇女,大步走上前来。这个人,人们叫她狗子妈,因为她有个儿子叫狗子。她泼辣,粗壮,能说。 全队社员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们两家的冤仇。

大伙说得多了,我也知道个八九不离时了。那是几年前的事。 当时,狗子有个姐姐,名字叫秀儿,是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农村姑娘到了这个年龄,绝对应该谈婚论嫁了。先后有人给秀儿提了好几户人家,可她妈都不同意,不是嫌人家成份是上中农,就是嫌对方家境贫寒,拿不出彩礼,要不就是瞧小伙子长得不顺眼。她一心想给女儿找个人长得英俊,家里又有权势,又有钱财的主儿,最好能找一个在城里挣钱的工人,这样,她也就能够跟着沾点光,攀个高门楼/结果呢,秀儿的婚事一拖再拖,年龄也越拖越大,早过了农村的习惯年龄。在共同的劳动中,秀儿爱上了一个淳朴能干的小伙子,名字叫石头。正是本村李春林的大小子。狗子妈哪里肯依!先那几个尚且比这个强得多,而这个石头身无分文,家里穷得叮当响,成份还不行。她使用了她所能想出的一切手段,逼女儿与石头断绝关系。可是,二十四岁了的秀儿,早已不是那种天真烂漫的少女了,她再也不是几年前那个在母亲面前话不敢说一句,气不敢喘一声的胆小而羞怯的小姑娘了。经过好几次失败恋爱的磨练,经过多少年艰苦而贫穷生活的坎坷,她变得有主见了,变得成熟了,敢于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敢于为自己的幸福勇敢地追求了。她发誓:非石头不嫁。 

结婚那天,场面很冷清。秀儿家拒绝承认这门亲事。在没有任何亲属的陪同下,秀儿一个人走进了李家的篱笆门。 试想,狗子妈怎么能不恨李家,怎不对李家咬牙切齿!照她原先的想法,她还指望用秀儿给狗儿换回一个媳妇呢。结果媳妇没换来,闺女反倒被李家“拐”跑了。 现在。会场。狗子妈从认清里跳出来,瞪着眼睛,抡着胳膊,张着大嘴,很不得将李家的人一口吞掉。她窜到台前,先是学着别人的样子批判了一通,然后,冲到李春林面前,“嚓!”地一声,撕下了他肩头的一大块补丁,“啪!啪!”两下,照着露出来的肩膀狠狠两巴掌,夺女之恨总算出啦! 接下来的批判发言,揭发出来的问题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人说,李春林偷队里的东西并非第一次,有一回给队里干活,剥花生仁儿,他就边剥边吃;有人说,有一次他给自家贴煤饼子,竟把煤饼子贴在邻居家写有“农业学大寨”的后房山上!

由此可见,这个富农分子对社会主义是多么仇视,他是实实在在地给社会主义抹黑!还有社员揭发说,李春林老婆在队里收获大白菜的时候,提着篮子去地里拣白菜帮子,拣来的东西,全部拿往自家去了,毫无疑问,是他指使老婆这样做的。发言人义正词严地指出,,集体的东西,不论拿什么,价值多少,客观上都是企图瓦解人民公社,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发言人最后还说,当然,白菜叶子不是不能拣,例如老贫农五保户赵老头,他也去拣,但他把拣来的菜叶子全都送到了大队猪场。相比之下,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贫农毕竟是贫农,从心里热爱集体;富农毕竟是富农,其灵魂深处的剥削意识并没有改变。

 这位社员分析得是多么透彻啊! 深夜十一点多钟,这场批斗会才散会。人们打着哈欠,从会场上回来。星星太少了,只有稀稀的几颗。天真黑。 小时候,我最爱看热闹。而最多的热闹莫过于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了。我从会场上跌跌撞撞的摸回家,刚要进院门,又从南边传来了哭声和喊声。还是前两天四丫头妈哭的地方,她现在一定觉得很痛苦,很羞耻,觉得无法见人。人们认为有必要还得去劝劝她,让她想开点,便纷纷向南边走去。我也跟了过去。 这次,不是上回她哭过的那个位置,而是再往南约几十米的那条臭水沟旁。 黑暗中,一些人围着。听得出来,四丫头在哭着,她的姐弟也在大声而凄厉地哭着。

凉风吹着,臭味难闻。有人在擦眼睛。 “怎么啦?怎么啦?”我极力想凑进去。 “你大妈死啦!小孩子家瞧什么!”一个大人不耐烦地训斥我。 啊?!我吓得后退了一步。透过人群,我听见四丫头和她的姐弟们在撕心裂肺地哭着。凄厉的哭喊,永远唤不回他们的妈妈了。 我不禁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从南边野地里回来,我摸着黑走进家门。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这一夜,我不断地做着各种噩梦,有时候会被突然吓醒。第二天早上,当我无精打采地背着书包来到教室的时候,我发现我旁边的一个座位空着。

那是四丫头的座位。她没有能够到校上课。一连几周,她都没有来。终于,林老师把那张课桌撤去了。我明白,四丫头不会再来上学了。妈妈没了,照顾小弟弟的责任理所当然的落在了她的肩上。她上了不到两年学,便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十  五  每天送儿子到小学校门口,我都继续寻找着李芳。我猜测着她不能出摊的各种原因。 可是,又是几天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找到她的下落。我问校门口的其他摊贩:“你们见到李芳了吗?” “李芳?李芳是谁?”一摊主问我。 “就在你旁边,一个卖文具的妇女,不到四十岁。” “她”摊主漫不经心地回答,“那天,她让工商的给扣了。车和东西都给扣了。”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我不认识她。大概去工商赎车和东西去了。” 我没有办法去找她,更不知道如何能帮助她。想起她那苦难的童年和她今天的这种境地,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十   六 

 四丫头离开了学校,每天的日程也由原来的上学--上课--放学,变成了起床--干活--照看小弟弟。我还经常去找她,而她呢,也非常乐意同学们去找她。只是,她每天忙得厉害。在她家里,常常,她一面手脚不停地做着各种事情,一面和我们说话。我发现,她虽然不上学了,却依然很关心学校里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二(2)班,更是她关心的重点。有时,对班上的事情,她问得特别细心,那问题,可能连班上的人都回答不上来或没有注意到。她虽然不在我们班了,却仿佛还是我们班的一名编外人员,或是她正在休一个较长的假期,而不是已经退学了。 四丫头现在成了她家里的一个重要劳动力。自从老伴死后,李春林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几乎是就在一夜之间,他明显地衰老了。眼变呆了,头变秃了,手脚迟钝了,整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每天,他仍是上午两趟,下午两趟赶着小驴车去地里送粪。收工后,什么也不原做,一进家门,就仿佛极度劳累一样地往炕上一躺或往地上一蹲。好长时间就那么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连饭都不愿意做。做饭的任务自然就是四丫头的了。四丫头的“上面”虽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但哥哥石头已经成家,虽然他有孝心,可毕竟要过自己的日子。两个姐姐,一个已远嫁他乡,二姐正在上中学。四丫头和二姐经过激烈的谦让,最终她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姐姐,她自己负责做点家务和照看小弟弟。

  这天是星期日,学校照例不上课。我,小土子--小时候常来找我玩,现在是同班的小土子,下午一同约了四丫头,去地里打野菜。四丫头这些日子瘦了,脸也比 黑了,能和我们一同下地,她显得特别高兴,一路上有说有笑。问这问那。她好久没有这样好的兴致了。我们三个人背着小筐,我和小土子带的是小铲子,四丫头拿的是一把大镰刀。 我发现了她背的筐,惊讶地问:“呀!你的筐怎么这么大?” “大吗?”四丫头回头看了看,说,“不太大。大点,盛的东西也多呀。” “可你的筐实在太大了。”我坚持说,“你看我俩的筐,正好背到屁股上,而你的呢,已经到小腿了,走路多别扭呀!”

 小土子说:“四丫头,你的筐是大,我看,你还是回去换一个小点的吧。” “不”,四丫头坚决地说。 见四丫头坚持不换,小土子热心地说,“不换就不换吧,回来的时候,我帮你背。” 四丫头自信地一笑:“我自己背得动!” 看着四丫头那柔弱的肩膀,我心想,我也要帮着她。 我们仨在土道上走着。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对四丫头说:“我发现,你爸爸这些日子好象不爱说话了。“ “是”。四丫头说,“最近,他抽烟越来越厉害了。原先,他的烟瘾没那么大,现在每天都要抽好多烟,没钱买烟就抽树叶,我抢都抢不过来。”

 我们光着脚,走入了田梗。 沉默了一会,四丫头忽然说:“咱们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你们给我说说,班上近来怎么样?” “班上--”我想了一下,“班上好象没什么大事。啊,对了,前两天,王玉霞好象不念了。 “还有李东虎!“小土子补充道。 “语文学到第几课啦?”四丫头问。 “第十七课!”我兴奋地回答,“第十七课……”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第十七背出来了,四丫头一边走路,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漏掉每一个字,由于她听得过于专注,一不小心,一叫差点踩在有水的垄沟里,幸亏小土子一把拉住她。 

走出这段田埂,我兴奋地对二人说:“你们看!” 随着我的喊声,他们二人向远处望去: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这里已是我们生产队最远的地方,隔一条不宽的河,就是另一个县的地界了。河边,建有一间不大的小砖房,那是公社的扬水站。这里,与河流交会的是一条很宽的水沟,沟里非常潮湿,但并没有多少水,沟里沟外长满了绿茵茵的野草和野菜。这儿是个打菜的好地方。 于是,我们三个人不由分说,各自忙碌起来。我一边割着猪菜,一边不时地将随手捉住的蚂蚱举给他俩看。真幸运,小土子还捉住了一只大肚子蝈蝈。他拿给我看,我说:“你可以用早编个笼子,编严实一点,别让他跑了。拿回家挂在屋檐下,它叫得可好听了。”

说完,我又提醒他:“咱们可别光顾了玩,得抓紧干活。”很快,我的小背筐的野菜已经满了,估计够猪吃个一两天的了,看着时候已经不早,太阳已经西斜,便站起来喊:“小土子!菜打了多少了?”“差不多了!”小土子回答。接着,我又高声问:“四丫头!你的怎么样了?”四丫头听见我叫她,说:“快啦,再有一会就行了!” 我对小土子说:“咱们在沟边等着她吧?” “好。”小土子说着,便同我一同背着小筐,走到离四丫头不远的地方。我正要坐下来歇着,突然听见小土子惊叫起来:“啊,四丫头,你打的不是野菜呀?” 四丫头站起,转过身,抹一把脸上的汗水:“不是呀。” 四丫头筐里装的是草。那种长在河边的草很长,很粗,她割了很多,被她严严实实地塞在筐子里。筐子旁边,还有几捆已经捆好了但还没有装筐的野草。 “你打草干什么?”小土子问,“你家里又没有羊。” 我知道了,四丫头打草,并不是喂羊,而是为了喂马,当然,是喂队里的马。打草,是我们那里社员们挣取零用钱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秋后,正是水草丰茂的时候,每到这时许多社员都要用给队里干活的间隙,打上一些草。少的,就用背筐背,用肩膀扛;多了,就用小车推。这些清草运回家后,立即在院里院外翻晒,直到晒得干干松松了,再一点一点收起来,等到入冬,把它卖给生产队,作为队里十几只大小牲口的冬饲料。报酬,大约是每斤三到五分钱。不过,这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挣的,割上五斤湿草。也未准晒出一斤干草来。

 可是,这种活儿,应该是年轻小伙子干的啊!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姑娘干这种活。再看看四丫头割过草的地方,我不禁又下了一跳。许多草,都是她从河边割下来的。说是河边,其实她已经下水了,她的裤腿湿漉漉的,腿肚子上沾着泥巴。水下的河泥很软,留下她深深的脚窝。刚才,我和小土子离她已经很远了,如果她不小心陷下去,或落如深处,可能连呼喊声我俩都听不见…… “四丫头!”我叫她,“以后不准再到河边去!出了事怎么办?” “没事儿!”四丫头掠一下她那好看的头发,但手上的泥也噌到脸蛋上,“水很浅,这儿的草长得高。” “那也不能自己来这里。”我警告她。

 这时,小土子插话说:“咱们俩帮她割吧?” “好,”我同意。 “不,不用,”四丫头连忙说,“割不了多少了,我自己来,你们歇着吧。” 我们俩还是努力帮她割起来。一会工夫,她的背筐便满了,压了半天,才用小绳“刹”住。 我望着那满满的一筐草,心想,她怎么能背得动呢?这时,四丫头蹲下去,对我说:“来,帮我一下!” 小土子也看到了那一大筐草,他说:“要不,我帮你背,你背我那个小筐?” “我背得动!”四丫头满有信心地说,“我已经背过好几回了。”她继续蹲着,“你们俩倒帮我一下呀!” 

我迟疑着:“四丫头,你的腰受过伤……” 她显得不耐烦了:“没事儿!快点吧!” 于是,只好由她蹲在那里,背靠着装满青草的的背筐,我和小土子在她后面,手托着筐底,她喊一声:“起!”一使劲,她竟背起来了。 就这样,我,小土子和四丫头踏上了归途。 这条河,距我们村庄约三四里地,据说,它的长度只有几时公里,地图上是找不到它的踪迹的。地图上虽然找不到,但在我们县。却是一条较长的河流。现在我们正走在河的最宽处,对面,一条支流缓缓而来,宽阔的回合处,烟波浩淼,对岸显得极其遥远。由于支流是斜着汇来的,与大河形成一个很小的夹角,夹角仿佛一个小小的半岛。此时,已是傍晚了,落日把河水映得一片血红,河面反射着阳光,射出一条条耀眼而绚丽的金线。一只雏雁从河上疾速掠过,河中映着它矫健的身影。 背着沉重的野菜,四丫头仿佛不累,她依然谈笑风生。她极有兴趣地打听班里的各种事情。夕阳映在她瘦弱的脸上,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看着她背着大筐奋力而顽强地行走,我忽然感觉到,尽管她的妈妈去世了,父亲消沉了,但只要有了她,她的家庭就完不了,她的弟弟就有希望。 路上,小土子对四丫头说:“最近,咱们班出了一连件怪事。”

 小土子一说起“怪事”,我马上就知道了他指的事实什么。小土子说: “最近,咱们班总是丢东西。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吃的。从第一天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回了。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同学书包里的食物,例如馒头,窝头,白薯丢失。大家纷纷向林老师告状。林老师知道后,左查右查,也查不出谁来,只是告诉大家以后多留心。 四丫头说:“是不是让狗叼去啦?看门的老头不是养着一条狗吗?“ 我说:“绝不会的,教室里总是有人,那条小狗根本进不了门教室。“ 四丫头问:“那是不是上体育课,班里没人时进去的? 

小土子抢着说:“更不可能。现在每次上体育课,教室总要锁门的。”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四丫头一边吃力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毫无疑问,此时此刻的她,完全是我们班的一员,而不是已经退学了。这时,四丫头又想起了功课,她问我: “咱们的算术学到第几课啦?” “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我告诉她。 说起功课,四丫头高兴了:“那你快给我讲讲。” 于是,我便把加减乘除混合运算的规则,例如先乘除,后加减,先算括号里,后算括号外等等,详细地讲给他听。四丫头极为认真地听着,她边听边说:“有功夫。我也得给自己出几道习题。”现在,我虽不是老师,她却是真正的学生。 我想,四丫头应该回校去上学。 四丫头走着走着,忽然她说到:“要是我还能去上学该多好啊!” “当然能啦!”

小土子说,“你要求回学校吧,老师和全班同学都要你!” “不,”四丫头低垂着眼睛:“我永远也不能去上学了。” 沉默。只有扑扑扑的脚步声。 又是我打破了沉寂,我想起一件事:“四丫头,你出来打草,你弟弟呢?” “他?”四丫头说,“送到邻居刘四奶奶那儿去了。她没事情,也热心肠。” 当我们三人回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奶奶早已给我做好了热乎乎的饭菜。而四丫头呢,却还要自己做饭。此外,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带小弟弟,要贴煤饼子,明天,还要拣煤核,拾柴禾,打草晒草……                         十  七  第二天,四丫头继续忙她的活儿,而我们则继续上我们的学。 第二天,当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知道了林老师把昨天我们曾议论过的丢食物的事,报告了学校领导。因为近几天不是早晨就是课间,每天都要发生一起丢吃的事件。对此,麻子校长很重视,要求林老师一定要彻底查清楚,并说,这不是 一两块饽饽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同学的品质,更严重的是,它把我们二(2)班搞得人心慌慌,极大地败坏了我们班的声誉。 林老师按照学校领导的指示,更加认真地追查起来。她采取和前几天不大相同的办法,扩大了“侦破面”,充分发动群众,号召每一个同学都行动起来,睁大眼睛,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那几天,林老师仿佛当上了公安局的警察,她极为认真地分析各种可疑情况,详细地了解每个人的家庭成份,现实表现,谁下课不愿意出去玩,喜欢自己独处,谁的家庭生活较为困难等等。

一个个“作案嫌疑人”进入她的视线,又一个个被排除出去。 但是,有那么几天,林老师的工作方法出了问题,她在她的这种“清查”行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知道她受了社会上什么事情的影响,许多人都受到了她的怀疑。几乎绝大部分男生,少部分女生,都成了怀疑对象,在她的眼中,似乎只剩下几名班干部,红小兵是清白的。由于林老师无端地怀疑一些人,使得这些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更严重的是,它极大地伤害了这些同学的自尊心。导致一个人退学。一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怕要到了人人过关的程度了。幸亏两星期后,这桩“案子”破了,事情真相大白,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纸包不住火。两星期后,偷饽饽的“贼‘终于被抓住了。谁?刘秋生!他是班里的一个男生,细高个儿,脸黑黑的特别脏,说不定三天五天也不洗一次,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大概从来不梳不拢,人长得挺瘦。这天早晨,同学们都去做早操了,林老师忽然发现男生队伍里没有刘秋生,便到教室去找。正巧,教室里,刘秋生正鬼鬼祟祟地翻开一个女同学的书包,拿出一块烤得焦黄的红薯准备塞进衣袋的时候,被林老师当场捉住。人证俱全。毫无疑问,以前发生的这类事情也都是他干的。至此,这个迷彻底揭开。刘秋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麻子校长对他进行了审问。据刘秋生自己的交代,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家里粮食不够吃,他每天早晨只能空着肚子来上学。换句话说,他的家里根本就没有早饭。

而他,已经是一个十二岁的半大小伙子了,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他已经蹲过几次班,今年是他第三次上二年级了。十二岁,正是长身体长饭量的年龄。他因为上午饿得厉害,所以偷拿了同学的食物。 我认为,刘秋生的说法是可信的。我对他并不陌生。我还记得几年前他将他妈让他买东西的钱买可油饼,他妈一边追着他跑,他一边狼吞虎咽时的情景。那一次就因为吃。那时在我们农村,油饼烧饼之类的东西并不是经常能够吃上的。秋生是他家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虽然他年仅十二岁,可他下面还有七个姐妹,加上他,他妈妈总共养了八个孩子,这一点,创了我们全大队的记录。其实他妈妈也不过四十岁左。邻居们说她虽然又瘦又小却“一年儿一个”。由于孩子多,又没有一个能挣工分,生活自然也最困难。他家孩子穿的衣服,总是大的孩子穿小了,再给小一点的孩子穿。秋生的学习用具,除了书之外,几乎没有花钱买的,本子,是找纸自己钉的,铅笔,很短的一节,是跟别人要的。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从来就没有使用过整支的铅笔,写字的时候,手里捏着的永远是一个小小的铅笔头。

他的铅笔盒是用盛过注射液的旧纸盒充当的。他家是全大队超支最多的一户,有一年榜上公布的数字是: 刘玉奇  2700圆 那时,一个劳动日只值一两角钱,两千七百圆这个数字,对于普通的公社社员来说简直无法想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两次的速度不断增加着。 不管怎么说,偷同学的食物总是不对的。对这个问题,林老师有一点想不通,那就是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刘秋生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 怎么处理刘秋生呢?麻子校长指示林老师组织我们全班进行讨论。麻子校长的本意是利用这件事对全班进行教育。在决定刘秋生命运的讨论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气氛极为热烈。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学都异口同声的提出:立即将刘秋生这个害群之马开除!讨论会,也让刘秋生本人参加了。他一个人,坐在全班面前,平时老师讲课的地方。他坐在凳子上,低着头,默默无语。当听到许多人纷纷要求开除他的时候,他竟然哭了。这一点,很出乎同学们的意料,因为他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同学,平时只见过他欺负其他人,还从来没谁见过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哭过。他再三恳求大家不要开除他,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这时,一个同学愤然站起来大声说道:“对刘秋生这样的人必须开除!他是什么人?大家听着:他爸爸几年前就曾偷过二队的饲料被抓住了挨斗!可见,刘秋生是深受他爸爸的反动思想影响的,老子反动儿混蛋,上梁不正下梁歪!” 听到自己家里的老底儿都被连锅端了,刘秋生再也坐不住了,他再也没有脸面坐在同学们面前了,他猛地站起来,满脸泪水,哭着说一句:“我不念了!”便转身跑出了教室。 

几天以后,麻子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宣布了对刘秋生的处理决定:根据他所在班级的一致要求,决定开除他的学籍。 虽然,我们上学两年以来,班上有不少同学退学,但刘秋生是第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十  八  

从我们学校门口出来,一直往东走,拐个弯,就来到了街上。“合作社”对面,就是有名的四眼井。合作社--是社员们对商店的称呼;所谓“四眼井”,则是口又大又深的水井,上面有四个圆形的一般大的井口。据说,这还是个马桥的标志呢。四眼井旁边,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下,有一块长方形青石板。至于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就不知道了。四眼井可有些年头了,打我爷爷记事起,它就存在。至少是“老佛爷”时代挖的。附近的村民都吃这井的水。 小学生不象中学生,放学比较早,经常说老师“开会”就提前两节课放学走了。上哪儿去呢?小小年纪在家是呆不住的 。

于是,我们便在街上东游西转,看这看那。 四眼井旁边的老槐树小的石板上,经常坐着一个老头。这老头五十来岁,我常到他那里去玩。那里有时非常热闹。老槐树非常老,非常粗,也非常高,盘根错节的根须,胡乱地拥挤着钻入地下,树皮上开裂了许多口子,呲牙裂嘴的,样子挺吓人。树身都黑了。这个老头就经常坐在石板上,靠在树身上。

我知道,这个老头姓张,也是我们二队的人,名字叫张连基。但他的名字许多人并叫不上来,由于他有点似乎傻呵呵的样子,有人便管他叫张傻基,后来这称呼又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一个极为下流极为难听极为污秽的称呼:张傻X。人们这样叫他的时候,好像并不觉得难为情或有失文雅,时间久了,张连基也不得不那样回答人家。 他长得很瘦,没有头发,脑瓜子晒成了红色,脸上没什么肉,好像绷紧了的猴皮。他很穷,住在村南边一间靠近场院的小房子里。说是房子,其实只能算个窝棚。他身上穿得永远是那么破破烂烂,夏天褂子露着肩膀,冬天棉袄露着棉花,大脚趾总是露出鞋外。据说,他最穷的时候,曾一度只有一只鞋。一跟不粗不细的麻绳系在腰间。他的脸好像十年都没有洗过似的,“胡子拉茬”。

 他一辈字也没有结过婚,没有儿女,是个“老绝户”。他过去拣过破烂,他现在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焊凉鞋的收入。他身边,他一个半死不活的小炉子,是用小破圆桶改成的。火不旺。火大了,他怕多烧煤;火要“回去”,他又赶紧添上一两块煤。煤并不要他花钱去买,离他不远就是公社机关大院的垃圾堆,在那里常可以捡到还没有烧透的煤核。他那个炉子主要用处就是烧着一把废锯条和用一只很脏的“把儿缸子”烧点水喝。谁家大人孩子的凉鞋坏了、豁了,便来找他,他用烧红的锯条把坏的地方焊上,从而挣人家一角或五分钱。这便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冬天有时也给人家缝缝鞋,不过他的缝鞋手艺不行,门外汉。他的鞋缝得远不如马路对面的瞎皮匠,别看瞎皮匠真是个瞎子,可缝出来的鞋又结实又好看,比有眼睛的缝得还好。找他来缝鞋焊歇的一般都是些孩子们,但是正因为多是孩子们,所以常发生穿上焊好的凉鞋不给钱就跑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几乎全镇的人都认识他。他这个人太普通了。

可就是怎么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人,在一九七O年,却戏剧般的时来运转了。那年月,如果所有的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小红本招摇过市,谁也不觉得谁奇怪。忽然有一天,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来看他。一时间,他坐着的老槐树底下门庭若市。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一个焊凉鞋的老头,居然也手捧着一本语录,坐在那里学习起来。原先,大家还因为他是个文盲呢,原来他也识几个字。他坐在那里念念叨叨。 打那次以后,人们就经常看到这个焊凉鞋的老头,没事、没活干的时候,一个人捧着语录聚精会神地学着。 

一天傍晚,公社的一名干部下班回家,路过老槐树。张傻X正照例坐在那里念叨着。突然,张老头微微地站了起来,并向公社干部招手:“杨同志,您停一下……” 待他又招呼了第二遍之后,公社党委的宣传干事杨同志才知道是在叫自己,他停下脚步。他实在想不出这个每天焊凉鞋的老头找他他什么事。 这时,已经围上了一大群人,但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此时,站起来的张老头,看到许多人围过来,反到有些不敢或不好意思讲话了。 杨同志见张老头支支晤唔的,便尽量和蔼地劝他:“别着急,慢慢说。您有什么事啊?是谁焊了凉鞋没给钱吗?” 

“不,不是,”张老头的嘴动了半天,才终于说了出来,“杨同志,语录里有一个字我不认识,想问问您。” 众人发出嘘嘘声。人们确实没有想到是这样。 他的话,也出乎杨同志的意料。他想了想,说:“好吧,您问吧,哪个字不认识?” 原来他不认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的“客”字。 杨同志告诉了他。 以后,张老头依然有事没事地坐在那里学语录。 没想到,一个月后,张老头时来运转了。张老头不知道,杨同志在公社党委里是分管宣传的,当时他正愁没有材料可写、没有典型可树呢。张老头的名字开始不时地响在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后来,他居然仍掉了锯条和炉子,被请到各大队“讲用”去了。他不论到了哪里,哪里自然管吃管住。不过,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还是那身不变的装束:露着棉花的棉袄上系着一根破麻绳。仍掉了焊凉鞋的破锯条,多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语录本。他自己解释说,这才是贫下中农的本色呢。

 那年国庆节,张老头作为我们公社唯一的一名代表,全县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参加了北京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据说,还“幸福地”见到了什么人。 从天安门回来,人们对张老头更加刮目相看了。张老头出了名,成了贵人,平常已难得一见。 他时候,张老头也偶尔回到他曾经焊过凉鞋的地方。当然不是再去从事那过去的营生了,而是向人们宣讲。大青石板,成了他向众人宣讲的台子, 有那么一回,我就有幸挤在人群当中,亲耳聆听过一回他的演讲。他神气地站在石板上,虽然还是那身打扮胡子却刮了。脸也好像洗了一回。他腰间系着的麻绳里,右边插着烟袋,左边插着语录。那本语录由于总是插在腰间,被麻绳勒出了明显的印记。 

人们问:“游行的人多吗?” “多!”他神气地回答,“北京城的人可多了,尤其是游行的时候,一瞧啊,黑压压一大片,不,红压压一大片!” 他那天当然不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不大可能在观礼台上,更不可能坐在直升飞机上,他仅仅是在游行队伍中,不知道他那“黑压压一片”或‘红压压一片“是怎样看到的。人们当然谁也没去细问,毕竟他是个开过眼界、见过大世面的人。 “北京的马路宽吗?”一个人问。 “豁亮,倍儿豁亮!”张老头虽然是驼背,但还是努力地把头抬起来,“北京的路面又亮又滑。游行的时候,你说我走满了,跟不上队伍;走快了,又怕滑跟头!” 众笑。他接着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真大呀,有时候我想,那么一大块地方,不用时闲着真可惜,夏收时晒麦子最合适!” 哗!众人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 他却一点不理解人们的哄笑。 另一个人问:“你们住在哪儿?” “北京饭店!”他豪迈地说,“它是北京城最高的地方。” “吃烤鸭了吗?” “吃了!”他的“吃”字拉的特别长,同时神气地一扬头,“那烤鸭啊,一咬,滋儿滋儿地流油!” 众又笑。正当他要给大家讲北京饭店里的厕身是如何高级时,有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问: “见到毛主席了吗?” 

这可是个重要问题。人们全都瞪圆了眼珠子等着他的回答。他呢,却故意卖关子似的,一连干咳了好几声,才用大家十分失望的语气说:“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哪有工夫见我呀。游行的时候,究竟谁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也没看清。所有的人都伸着脖子瞧,我还没来得及瞧清楚,队伍就乱哄哄的过去了。” 众人自然非常失望,好像是的知唐玄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迈进了西天大雷音寺却没能够拜见如来佛祖一样遗憾。张老头停了一下,忽然他眼睛一亮:“不对,见着了!” “见着啦!”众人眼珠子都溜溜圆了。 “见着啦。”他肯定地说,“在电影上。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登上电影来看我的。” 我站在人群里,满有兴趣地听着张老头的演讲。他毕竟是见过大世界,去过北京城,而且吃过烤鸭的名人。这一点谁也不如他。我也一样。我长这么大,还出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呢,记事以后,最远的旅行,也不过是去过县城的父母那里。 张老头当然不能到各村各队去讲用,也不能每天来大槐树底下。让已经入了党,并且当上了公社一级的党委委员的张老头去干点什么呢?总不能还去焊凉鞋吧?他这一出了名事情到难办了。原先他作为一个极普通的社员,坐在青石板上靠焊凉鞋湖口,人们都感到极为正常,他活着大家以为他死了,他死了大家以为他活着。

听说,公社的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这事还真是棘手。吸收他当干部,他年纪太大了,又确实没什么文化和专长。最后决定他去小学。那些年,正好赶上大讲什么“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每个学校都得派去一两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去担任“贫下中农代表”。公社觉得让他去学校担任这个“代表”职务再适合不过了。他出身好,觉悟高,能背下不少语录,是全县有名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其实让他去干别的事他也干不了,他虽然是公社一级的党委委员,但文化水平确实低下,识的字不多,最大的本事,也不过是会写几篇“一二百字”的大批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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