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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刘洪春
推出长篇小说力作《 昨天 今天》
连载之一
长篇小说《 昨天 今天》
作者 刘洪春
内容提要
诉苦难童年，说生活艰辛，道沧桑巨变。长篇小说《昨天 今天》文革题材，北京风味。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故事情节，结构上采用“串糖葫芦”似的的方法，通过一位少年的眼睛，“我”在少年时的遭遇和经历，知道的一些人，看到的一些事，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表现了儿童眼里的成人世界。《昨天 今天》不是儿童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它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在给今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讲述自己童年时代的故事。作者相信，《昨天 今天》必将受到同龄读者的喜爱，作品将使他们重温那过去的岁月；作者更希望，作品能够引起当代年轻读者的兴趣，因为他们渴望知道和了解过去。
上卷
一
真想不到，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又一次和李芳邂逅。
那天，我送八岁的儿子去上学，在小学校门口，儿子说：“你给我买一盒彩色蜡笔，”于是我便向校门口的一处小摊走去。那里有各种文具。“买一盒彩笔。”我说。“三块钱，”摊主木然地回答。当我把彩笔拿给儿子，另一只手同时将钱递过去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摊主的声音似乎耳熟。我抬头看去，一时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四丫头吗？
“李芳！”
“是你？”李芳也认出了我。
“你怎么在这里？”我惊讶地问。
李芳的神情似乎有些尴尬：“我，我在这里做点小买卖……”
李芳变了，先前的那个梳着两条小黑辩的，漂亮的青春少女不见了，她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年妇女。已近四十岁了的李芳，无论其发型，服饰，神情，还是其他，都和街上每一位走路的或者骑车的，送孩子上学或者自己上班的，买菜的甚至卖菜的妇女，都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我还是认出了她 。从今天她的脸上，依然可以辨出她当年的影子。
二
我和李芳的家乡，在通县马驹桥。翻开北京市地图，你会看见在离北京城不远的东南方向上，有一个不大的地方，名叫马驹桥。马驹桥这个地方，最初仅仅是当地凉水河上一座桥的名字。这座石桥，历史上曾数易其名。据说，明朝的时候，这里并不叫马驹桥，而是称为“宏仁桥”，后来，又改叫“宏仁马驹桥”，直到百十年前，才改成现在的称呼。当然，马驹桥现在不仅仅指那座桥了，早已演化成了这一地区的名字。地图上，她当然不大，而你到了那里，才会知道这是一个不小的地方。六七个大村子，紧紧地连在一起，再加上还设着个乡政府，来集的时候，也非常热闹。早先，周围十里二十里的庄户人家，都来赶这马桥集。马驹桥，行政上隶属通县，作为京南第一大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内战期间，整个北平都是和平解决的，而在这里，国共两军却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听说，为了攻占马驹桥，七名共产党士兵阵亡。现在，镇南面，还留有七名阵亡者的坟墓。
我不是在这里诞生，却是在这里长大；四丫头既是在这里长大，又是在这里诞生。马驹桥，给我们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据说，刚生下来，我才二斤半。人家说，二斤半的孩子是活不了的，仍掉算了。幸运的是，我终于没有被仍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是怎么有的呢？瞧我，问得多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子，我就存在了，就会哭了，就会笑了，就会尿炕和尿被了，我就有爷爷，奶奶，姑姑，叔叔和婶婶了了。奶奶家，除了我，都是大人，所以，我成了全家人疼爱的中心，成了奶奶心中的骄傲。最初，我被人们用小被子和小布片之类的东西，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我哭，我闹，我挣扎，可是不起作用．渐渐地，我的腿脚变粗了，长长了，小脑袋瓜儿上也长出了密密麻麻，当然起初是稀稀拉拉的头发。我会爬了，能从炕头儿爬到炕角儿，而且还能够爬回来。我能发声了，能发出除了哭声以外的别的声音来了，例如“衣”呀“呀”呀之类的声音。当然，这些声音是什么意思，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能看了，我前边一尺远的地方，如果有谁晃着一只玩具小猫或小狗，我的一双又圆又黑又狡猾的小眼睛能够盯着它看了。它如果转动，我的小眼睛也能够随着转动。我也能听了，如果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的小耳朵也能够支棱起来，并且明白，人家那是叫我呢。
我可以站起来了！即使只是用双手扶着窗台站起来，这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直得大书特书的伟大历史性事件。开始，我双手扶着窗台，两腿颤颤悠悠地站起来。一不小心，摔倒在炕上。屁屁摔疼了，我哇哇大哭，奶奶赶紧过来，抱起我，并为我抚摸和推揉屁屁，或是用嘴吹。真的，一吹，就不疼了。
我也长力气了。有一天，我在炕上，使尽全身力气，居然扯断了一根连在破枕头上的黑线.线断了,眼前升起一股薄薄的尘雾,阳光的照射使烟雾格外显眼.这是我力的第一次记录。对于我来说, 它当然具有一个举重运动员创造了一次自己最好成绩的同等意义。力气大了，走路的本领也增强了，我可以稳稳当当,不同摔跟头也不用扶窗台就能从窗户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而且还能够走回来。奶奶家有两扇窗户。
奶奶家的窗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他是我认识这个世界并与之联系的最初的窗口。两扇窗户，东边一扇，西边一扇,中间是大炕。 两间屋子连在一起,所以炕很大。 一扇窗户较大，一扇窗户较小，其中的一块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坏了，不过没全坏，只是从这块玻璃的中心穿了一个小小的孔洞， 沿着小孔，呈放射状，向各个方向裂开去许多条口子。口子被姑姑贴上了白色胶布，看上去大致像个米字形，跟英国国旗似的。当然,我是上了中学后才知道联合王国旗帜的形状的。
透过奶奶的窗户，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天空，云彩，邻居的屋顶和自家的庭院。 我每天看见，邻居哑巴不声不响地挑着水桶，总是在傍晚时分穿过我家的院子， 到另一户邻居的院子里去挑水。那家院里有一口土井，我害怕那个哑巴， 每当他挑水穿过我家院子， 我只敢躲在玻璃后边偷偷地瞧他一眼。他发现了我的这个弱点， 每当再见到我， 总要象征性地向我挥动一下拳头， 并且发出一种不是女人而类似女人的尖尖的叫声。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有意逗我玩呢，所以我很怕他。透过窗子， 我看见， 我们的天空无比宽广， 高远和美丽， 简直是五彩宾纷。 远空是湛蓝的， 树枝是翠绿的， 太阳是明亮的， 阳光是温暖的， 篱笆是金色风一吹就飒飒作响的。
我向往我们的世界。 我多么希望能够出去看看啊，去玩玩， 跑跑， 跳跳， 闹闹， 跟谁说说话儿。 毫无疑问， 我早就有了这种神圣的愿望。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是人的天性，是包括我在内所以孩子的天性。但是， 大人们不带我出去， 无论奶奶， 还是姑姑。我伸开双臂， 让他们带我到外面去， 可结果总是让我十分失望。 奶奶整天把我关在屋子里， 看在炕头上， 就像一只羽毛已经丰满了的小鸟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当然， 奶奶是为我好， 奶奶说， 外边乱。
我想自己出去， 试了几次， 却没有本事从炕上出溜下来。我的腿短。我家的土炕太高了， 不象邻居大妈家的土炕，非常矮， 我一伸腿， 很容易就能爬上去或出溜下来。 奶奶知道， 我爬不下自家的土炕， 便也不管我， 自顾盘腿坐在炕上， 戴着那只断了一条腿儿的老花眼镜， 做着她的针线活儿， 而爷爷呢 ，也自管坐在炕角子上抽他的旱烟。
我开始哭，我用哭声来抗议。
姑姑吓唬我： “大姑娘又来了!” 大姑娘! 我吓得一头扎进奶奶的怀里， 再也不敢出声，也不敢睁眼。 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睡的得很香。
姑姑所说的大姑娘， 其实就是贴在墙上的一幅画儿。 画上， 一个姑娘， 穿着红色的衣服， 瞪着双眼， 一条乌黑的大辫子攥在手中， 她一定是在生气。 我怕的就是她。
别看我已经会走路了， 会说话了， 胆量却还不大。 我怕黑夜。 每当夜晚来临， 黑暗一包围我， 我就害怕。夜里我希望开着灯睡觉。而大人不同意。奶奶说， 省点儿灯油吧。 没办法的我。 只好用有时微弱， 有时清脆， 有时尖细， 有时沙哑的苦声来为自己壮胆。 我愿意世界永远是白天。 姑姑发现了我这一点， 只要我一哭闹， 不睡觉， 老烦人，她就用那个画片来吓唬我。 我在这种武器面前毫无办法。可在我睡着以前， 油灯还是被迫经常点着。
以后 ，我上了小学，认识了那个曾经使我害怕的画上的人物， 她叫李铁梅， 十七岁--电影里的人。 她，双目圆睁， 长辫紧攥， 穿打着补丁的红色衣服。当我看了京剧电影以后， 便觉得她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她总爱哭， 动不动就哭， 她爹死后哭， 死前也哭。 她的哭声那么奇怪， 我相信， 我们看到的任何一部电影， 还是实际生活中， 都没有人会是那样哭的。 她喜欢伏在她奶奶肩上哭。
冬天， 我到外面去的希望更渺茫了。 天气一天天冷起来，我身上的衣服加了又加， 单衣服变成了棉衣服。 屋子里升起了火，火一“上来”， 奶奶就把它搬到里屋， 放在紧挨着炕边的地方。 姑姑坐在炉边烤火， 我坐在她身边，有时干脆就坐在她的双腿上。炉子很小，也很旧，炉边都快烂没了，奶奶虽然上了岁数，可般着它一点也不费劲儿。炉火旁，我伸着两只小手，烤着，烤着，又温暖，又舒服。真的，烤手的时侯，你会觉得全身都是暖融融的呢。红色的火苗，又时时蓝色的，在炉堂口欢快而又轻松地跳跃着。
外面的世界变的得银白了。透过窗户，映入眼帘的，满眼洁百。屋顶，树枝，地面，还有空中飘舞的，都是洁百。奶奶告诉我，那白色的东西，叫雪，有时，她也说，那时下白面了。常常我看见这银白的雪花，在空中飘呀飘呀，地面越积越厚。外面那样冷，风从窗缝儿钻进屋里，吹在脸上，象小刀一样。
早晨起来，看不见外面了。玻璃上结了美丽的窗花，也是白色外的。看上去，有的像起伏的山峦，有的像陡峭的冰峰。有时侯，当你坐在炕头上，久久地凝视着那美丽的窗花，你忽然会觉得，你已经进入了一个迷人的童话世界。也许，此时此刻，你还以为自己正置身于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呢。
度过了漫长的冬夜，春天终于不可阻挡地来临了。虽然，早春的气息仍是寒冷的，但毕竟有了春天的气息。很快，院子中间的杏树开花了，开了满树的银白色的杏花。这情景，不禁又使我想起那冬天的积雪。杏花谢，桃花开。那粉红色的桃花，一树一树，好像天边的彩霞，鲜艳得令人陶醉。渐渐地，我终于有能力用自己的闪着奇异光芒的双眼和纯真的童心，来观察我们的世界了。
三
父母住在县城，儿我是在乡下的奶奶家长大的。在我几岁以前，大部分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没有出过远门。偶尔到那儿去，也是大人，主要是奶奶带着。奶奶老了，快刘十岁了，属“大龙”的。她和无数的农村老太太一样，不多的头发白的不少，脸上的皱纹很多，脑后梳着纂儿，背稍微有点儿驼，脚很小，走的不快。小时候，我一刻也离不开奶奶。
天气好，不冷的时候，奶奶在屋子里做活儿，我便一个人在院子里玩。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就是我度过整个幼年时代的地方，它几乎成了我全部的世界。这里给我留下了那么多深刻的和不深刻的，美好的和不美好的，愉快的和不愉快的记忆。
院子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我看不尽的新奇和不新奇的东西。有冬天干秃秃下了雪又很好看的树枝，有春天盛开的五彩滨纷的桃花和杏花，有秋天挂在树枝上令人垂涎欲滴的果实，还有夏天下雨时落在地上的水泡。小时侯的雨可大了。我记得，每当下雨，院子里地势低，总是积满了水。这种时候，奶奶是绝对是不让我出去淌水去的，只容许我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隔着窗户看外面的雨景。奶奶一边做活儿，一边告诉我：“你看人家四丫头多听话，哪儿也不去……..”
四丫头，是隔院大妈家最小的女孩。
院子里栽种着十几棵老的和新的，高的和矮的，茂盛的和不茂盛的桃树。在我们那里，许多农家院子里都栽种着或多或少的桃树。那种桃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小毛桃。小毛桃虽然不大，却很好吃，用刷子刷去毛毛，一口咬下去，又甜又摧，我永远也忘不了那香喷喷甜滋滋的味道，闻一闻就能够解渴和解馋。
毛桃，还是家里的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那年头，收入全靠爷爷和姑姑在队上干活，但年年欠支，分不回钱来。于是，吃不完的毛桃，奶奶便把它们刷洗干净，装进一个大竹篮子里，让爷爷挑到集上去卖掉。虽然卖不了几个钱，可多少也换回些油柴米贴补家用。
可桃总是丢。是被西街的孩子们偷走的。我家西边，隔着一片二三百米的庄稼地，就是西街大队，偷桃的孩子们就来自那个村庄。最先发现有人来偷桃的，就是奶奶。一天，她到院子西边去，刚走过去没几步，还离挺远，就听见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由弱而强，最后变成一阵通通通的狂奔。等奶奶明白过来，他们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有地下还稀梳地丢着几个没有成熟的毛桃。
西街孩子来我家偷桃是很很方便的。西边并没有院墙，只有一段不长的土坡，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枣树颗子。小枣树很扎人，我很少到那边去。我高兴的是每年总有一段世界，我几乎天天都能吃到几个几乎能酸倒牙的小青枣--那种小枣确实又青又酸，吃几个，我的牙就“倒”了。偷桃的孩子们只要穿过那十几颗小枣树，看到院子里没人，就能偷到桃。他们还敢上树呢--奶奶说。
第二天，奶奶又在西边碰上了同样的事。看得出来，最西边的几颗树上的桃子，明显地减少了。有一天，奶奶又发现他们，他们又像以往一样逃跑，奶奶也不去追他们。奶奶快六十岁了，脚小不利索，她追不上兔子一般机灵的孩子们。奶奶是端着水到西边去倒的。“瞧，他们也敢上来了。”那回奶奶告诉姑姑。看见他们跑得没影了，奶奶便继续端着水盆到土坡上去到。谁知，刚一上坡，“呼拉！”又是一阵狂奔，那帮孩子迅速地，飞也似地钻进西边的庄稼地里去了。奶奶吓了一跳，她还以为他们早已溜回家去了呢，原来都还在土坡后面趴着！可把奶奶气坏了。吃过早饭，姑姑下地干活去了，爷爷去看场院去了，家里只剩下奶奶，老太太和我。奶奶背着我，站在高高的土坡上，开始大声地骂偷桃贼，骂他们没人管。奶奶的嗓门很高，整个西街大队都能听见。奶奶 骂一句，我也跟着骂一句；她骂什么，我也骂什么。当时，我说话还不利索呢。我的憨态把奶奶逗得直乐，同时，气也消了。后来，她还向家里人说起我那可爱而又可笑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但是，那帮偷桃的孩子们并不怕骂。天下哪有捱了几句骂就不淘气了的孩子呢？他们照样来，只是比以前更小心更谨慎罢了。
于是，奶奶便和家里人商量起对策来。决定让我和老太太到西边去看桃。爷爷的母亲，我叫她老太太。我三岁的时候，她已经七十九了，才比我大七十六。我小时候那几年，奶奶整天忙于家务，要喂猪，要喂鸡，要做饭，忙的时候，便让老太太哄着我。说是让老太太和我一起看桃，其实就是让她看着我，省得我一个人到处乱跑，也省得她一个人闷腾。
老太太，可以说是个名副其时的老太太，个子很小，背已经很驼了，走路费劲，说话吃力。她坐在那里，能看得住桃吗？
从此以后，我和老太太开始看桃。奶奶让姑姑搬来一张小炕桌，又找来两只小木凳，小炕桌上摆着茶壶茶碗。一个小木凳是给我的，但我坐不住。小孩子哪儿也坐不住。我记得，当时是夏天，天气比较热，老太太手里摇着芭蕉扇。
有人在院子里，开始还管点事儿，一连几天，西街的孩子们都没敢来。但时间一长，他们也有了队策，并付诸行动。他们发现看桃的仅仅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先是趁着我和老太太中午吃饭的时候来，后来，干脆从院子外往里扔石头，土块块，碎砖头，企图把我们赶走。奶奶知道后，立即让我和老太太回屋来了，她说，桃，丢几个不要紧，人可不能伤着。
奶奶决心自己逮住他一个。一天，她蹲在篱笆后面，悄悄地盯着。还没到晌午，偷桃的孩子们就来了，看到院子里“没人”，立即，有的上树，有的在树下揪树枝，一时间，高兴得忘乎所以。突然，奶奶大喝一声，冲上前去,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象耗子似地溜跑了，只剩下一个年龄最小的，人在树上，由于惊慌，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奶奶一伸手就把他抱下来了。手里还攥着几个未成熟的毛桃。
人证俱全。
他“哇”得一声大哭起来。
他确实很小，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年纪也比我大不了几岁。现在他被逮住了，话也不敢说，屁也不敢放，跑又不敢跑，只是一劲哭。哭的时候用袄袖子擦着眼泪和鼻涕。他那两个袄袖子黑极了，最边上已经很硬。
这个孩子，奶奶认识。他叫小亮。一会儿，奶奶边背上我，带上他，到他家去了。奶奶的脊背宽阔而又温暖，我趴在奶奶背上，走在窄窄的田间小路。
一进家门，看见自己的妈妈，他的哭声更大了，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或谁揍了他一顿似的。
他的妈妈是一个快五十岁了的小脚女人。长得很丑。儿子一进家门，见是哭着，她就一步窜过，一把抢过搂在怀里，一只手摸着那光秃秃的脑袋瓜儿，嘴里一劲地说着：“哎哟！宝贝！谁欺负你啦？妈找他去！这女人说话的声音很高很尖，震得窗户纸都微微作响。当她听奶奶说儿子是因为偷桃被抓住了时，她的脸由青变白，又由白变青，将儿子搂得更紧了，几乎是跳着脚儿冲着奶奶大嚷：“你逮我儿子，你要把俺吓着怎么办！你要把孩子吓出毛病来怎么办！不就为几个破桃吗？跟孩子一般见识！哎哟，我的宝贝…….”
我看着她很不舒服。
奶奶也不再说什么，拿一包随身带来的东西放到炕上，那是用姑姑的一个旧头巾包着的。打开，“咕禄禄”，几十个打桃滚了一炕。看得出来，它们都是经过特意挑选的，都已经成熟了。
奶奶说：“孩子爱吃，我就多摘了几个大的，红的，让他吃个够！可上树自己摘，还得长几年！”奶奶说着，也用手摸一下那光秃秃的脑袋：“亮子！按饱儿吃！吃完了，再跟奶奶去要，可别再上树了！”
这时，那女人的脸又由白变红，由红变紫了：“哎哟，他奶奶，您瞧您，您真是……..哎，我这孩子，也真是淘得出圈了。嘛站着，快坐下。”
“不了，”奶奶说，“该做晌午饭了。”
“别价，”那女人说，“您坐着，喝碗茶，我这就给您沏去！”
“明儿来，明儿来，”奶奶说着，背起我，“咱们走。”
那女人一直送到门口。
奶奶背着我，走再窄窄的田埂上。奶奶的脊背宽阔而又温暖。但是，奶奶的脊背已经有点驼了，我相信，那是我压弯的。
四
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潞潞，长大了，大号就叫刘潞。这是城里的爸爸给我起的名字。潞，通州的古称也。
“潞潞！”
院门口，传来一个孩子的喊声，是邻居的小孩找我玩儿来了，他叫土生。
我答应他一声，飞快地溜下炕，跑到当院。奶奶在屋里叮嘱：“别跑远了！”
我答应着，跑了出去。
土生，个头和我一般高，年龄也和我一般大，都快四岁了。这些日子，他经常来找我玩儿。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我们俩正在院子里玩着，又一个人来找我了，他叫小顺，今年六岁了，比我和土生都大，也比我俩长得高。因此，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成了我和土生的头头，我俩都愿意听他的。
现在，我们仨成了真正的好朋友，玩耍的好搭档。我从院李找来一跟细麻绳，于是，我们便开始玩拉车。小顺当赶车的把式，土生和我扮演拉车的。他在头里拉，我在后边拉。一连几天，我，土生和小顺都玩着这种我们自认为相当有趣的游戏。有一天，小顺看我的力气较小，便把我换到前边去，让土生到前边去“驾辕”，细麻绳拴在我们的腰上。但是，正是因为我的力气较小，有一次，土生一用力，重重地摔在地上，腿上的皮都破了。我心里很难过，真感到过意不去，因为这都是由于我的缘故。我很想说几句抱歉或者安慰的话，可四岁的我，语言表达能力毕竟是太差了，琢磨了半天，也没想出到底说什么好。幸运的是土生通情达理，没有一句埋怨我的话。土生太好了。他长得极为可爱，大眼睛，高鼻梁，圆脸蛋，也极聪明。正当我不知如何向他表示歉意的时候，小顺建议我们玩别的游戏。的确，对于拉车，我们已经感到厌烦了，想换换别的游戏方式了。
我的朋友也陆陆续续地多去来了。最多的时候，每天居然有十几个小朋友来找我玩。他们当中，有牛牛，胖胖，二旦，四丫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总是不约而同地来找我。来我家的这些人，既有小小子儿，也有小姑娘。那些天，是我童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在一去追追打打，吵吵闹闹。我们玩堆土山，夹小篱笆，过家家，捉谜藏，还挤旮旯儿--虽然天气并不冷。我们这帮孩子，就像一群小鸟，在院子热热闹闹，蹦蹦跳跳，真是开心。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来我家玩呢？大概是因为我家院子大，而奶奶也特别喜欢孩子们吧？
但是不久，我们的活动却渐渐衰落了，我的朋友也一个一个地减少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而且无形之中成了一条我们的法律，那就是：谁家只要一有挨斗的人，大家就不跟他玩了。挨斗的人都是坏蛋，我们还能跟家里有坏蛋的人在一起玩吗？第一被我们开除的，是老张家的二蛋。他的爸爸在大队部挨斗了。我看见了。那天，姑姑抱着我，在会场中央挂着大牌子挨斗的就是他爸爸 。
二蛋，首先被我们的小集体开除了。我还记得，当他最后一次来找我们，而我们大家都不理他的时候，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紧咬着嘴唇，都快要哭了。他慢慢地转身，走了。走远了，又回头再看我们。那目光，充满了留恋。以后，他再也没有来过。
第二个因为同样原因被迫离开我们的，是常家的牛牛。他的二哥哥虽然没有挨斗，可胸前挂个大牌子，手里敲着小铜锣游街了。游街，不跟挨斗一样吗？他的二哥游街时，就从村里的我家门前经过，我们大家都看见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人游街，开始，瞧那样子，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幸亏，旁边一个人提醒我：“小孩子，别瞧那好看！他是坏蛋，坏蛋才游街！”
我绝不是坏蛋，我想。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为了证明这个，也让别人也相信，我便经常在游戏中争当“革命群众”而不演挨斗的坏蛋。那时我们剩下的人，经常在一起玩这种游戏：模仿我们在大队部看见的场面。我们的游戏，就在我家院子西边的土坡上进行。土坡成了主席台。除了挨斗者和押着他的人之外，其他的人都坐在土坡上看着。“批斗会“上，“挨斗”的人的两支胳臂被高高抬起，就象真正的“喷气式”一样。有一次，胖胖说，由于“革命群众”用力过大，他的胳膊都被弄疼了。我扮演“革命群众”时，也学着在大队部看到的样子，不让挨斗的人在撅着屁股的同时用双手扶住双腿（以支撑身体）。如果撅的时间长了，腰累了，腿酸了，双手不由自主地扶到腿上，造反派就会出其不意地从后面照着他的手飞起一脚。当然，真正的批斗会上是狠狠地踢，而我们仅仅是象征性的碰一下而已。
牛牛走的时候，好像是挺知趣的。他没有像二蛋那样依依不舍眼泪汪汪地离开我们，而是在他二哥游街的当天下午就自动不来找我们了，这样，也就用不着我们开除他了。
我们剩下来的人，有时，还在一起唱歌。虽然整首的歌唱不下几首，但我大部分还清楚地记着。是不是我的脑子特别好使？歌儿都是我们跟大人在社员大会上学的。那时我们还没有上学。我记得，有一次，邻近三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们都来到我们二队场院来开会，把二队场院挤得满满的。天很热，会还没有开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主席台-------四辆马车搭成的台子--教大家唱歌。教的什么歌儿来着？曲目我忘了，我只记得，歌儿的最后两句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我清楚地记得，教我们唱歌的人，他不是北京市人，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外地口音，我们只能勉强听懂。他总是把“百炼成钢”唱成“掰断长竿儿”。每唱到这一句，我们都忍不住想笑。
牛牛走了，二蛋走了。但是，有一个人的“走”，却使我感到非常失望。一天晚上，土生的爷爷被押上了大会的批斗台。第二天，伙伴们便“一致通过一项决议”，把他开除了。我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土生毕竟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朋友啊！可是看着大家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也无可奈何。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同情与友谊，我把我最心爱的一根红玻璃丝送给了他。那时邻居四丫头送给我的。他默默地接受了。对于这种“丧失立场”的行为，我当然没敢让其他小伙伴们知道。但是，以后每当伙伴们来找我，并且我跟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土生来。他的小篱笆夹得可好了，捉迷藏时他藏的地点也最不容易找到。
最后，真正使我感到绝望的是，大伙居然也不跟我玩了。为什么？我的叔叔挨斗了！我们家有人挨都了，大伙自然也不跟我玩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五
那天，在小学校门口，我意外地碰见李芳--从前的四丫头。看见她推着个小三轮车，三轮车上摆着些铅笔，橡皮，作业本和其它文具。我感到很诧异。我问她：“你怎么在这儿卖文具？”李芳惨淡地一笑：“挣钱养家糊口呀。”我问：“我记得，你不是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了吗？第二职业？”“不是，”李芳淡淡地回答，“当年，我是进了一家工厂，可是前几年，我下岗了。”李芳接着问我：“你现在在作什么？”我想了想，如实告诉她：“我也和你一样，现在是下岗职工，以拉三轮车为生。”
我们默默无言……
六
叔叔挨了斗，没有人跟我玩，我第一次感到寂寞了。
我怀念我的朋友们，但我也知道，他们决不会再来找我了。我已经失去了和他们在一起的资格。经常，我一个人，很长很长时间，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半天一动不动。大人们的事情很多，要生产，要生活，要革命，要忙家务，不能整天哄着我。我闲得难受，有时便自己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我在柴禾堆里发现了一个收获时落下的一个小玉米，便把它掰下来，剥去外面已经枯萎了的叶子。这只玉米长得很小，和我的拳头差不多，果实呢，更是少得可怜，只有短短的两行，十几了玉米粒。几乎是个“瞎棒子，”我有事做了！我来到院子中央，高高地叫起了鸡。随着我的叫声，两只鸡，一只公的，一只母的，颠颠地跑了过来。我扔了几粒在地上，它们抢着吃了，并继续用希望的目光望着我。下面最有意思了，我把两颗玉米粒向东仍去，它们就迅速向东边奔去；我把两粒向西仍去，它们又赶紧奔向西边。它们就是这样被我逗着跑来跑去。我有心多逗它们几回，可惜手中的玉米粒太少，很快就扔完了。当它们发现我手中确实什么也没有了的时候，终于失望，也许是满足地离去了。南边墙根有一个不大的粪堆，它们在那里可以继续用爪子刨找食物。
我又无所事事了。奶奶发现了我刚才的举动，便告诉我，以后再在柴禾堆里发现小玉米，不要喂鸡，应当放到里屋装粮食的的小坛子里。“它们饿不死，”奶奶说。
我无所事事，便继续在柴禾堆里东翻西找，希望有新的发现。可翻腾了半天，去一无所获。几天以后，即使我再有小玉米粒之类的东西，它们也吃不到了。因为那曾在我寂寞的时候给了我些许安慰的两只鸡，被奶奶拿去卖掉了。为什么？母的不下蛋。不下蛋的鸡对庄稼人没用。庄稼人养鸡喂鸡，是为了下蛋卖钱，换些个油盐柴米，那时候叫“鸡屁股银行”。鸡不下蛋，还得喂它食，宰了吃肉又舍不得，奶奶便把它捉住，用小绳子绑着，拿到国家的收购站去换几个钱。看着可怜的两只小鸡被捆得嘎嘎直叫，我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 。到了收购站，真把我惊呆了：那么多鸡呀。收购站的一间大屋子里，足足关了上百只大大小小的鸡。
回来时，我问奶奶：“国家要那么多鸡干嘛呀？”
奶奶想了想，说：“宰了，给毛主席吃。”
“那些鸭子呢？”
“也是给毛主席吃。”
“那些兔子呢？”
“都是给毛主席吃！”
跟奶奶从收购站卖鸡回来，我只好又自己在院子里玩。与其说是玩，不如说是在消磨时光。而时间仿佛不动了似的。看蚂蚱在草丛里蹦，看树叶在烈日下低垂，看蚂蚁在为生计忙碌。偶尔，有只麻雀从房檐飞过。正是夏天，烈日炎炎，知了在树上烦躁地一声接一声地叫着。
我站在院门口，街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动静。空荡荡的当街啊！
我渴望着发生一点什么事情，那怕是灾难也行。我太寂寞了。
一个孩子在挨打，他手里攥着一把什么东西，一边吃一边跑，一边跑一边吃。那动作，与其说是吃，不如说是狼吞虎咽地在啃。他的妈妈在后边追打他，可追不上。跑到跟前，我看清楚了，那个孩子叫秋生，他爸爸叫刘玉奇。此前，他妈叫他到合作社--我们农村管商店叫合作社--去买酱油，可他却由于饿得难受，把他妈给他的八分钱买了油饼吃了。这就是他挨打的原因。那时农村孩子并不能经常吃到油饼。
很快，那母子俩就无影无踪了。不知道追上了没有。我想像着我看不到的事情。
知了仍然在刺耳地叫着，树叶依然在阳光下低垂。我还是寂寞与无聊。我甚至怀疑刚才的事是否发生过，是不是我的幻觉？
笑声。随着笑声，我看见几个同龄人，离我远远的，在跑，在玩，在闹。我认出来了，尽管他们离我老远，我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时我从前的伙伴们。它们玩得多么开心呀！可我只能远远地干瞪眼瞧着。他们也发现了我并朝我这边张望。可他们并不理我。我真想冲过去揍他们一顿。我发现，他们的人数又明显地减少了。又有谁被开除了？
他们消失了，我看不见他们了。我只得又继续张望那些死的、不动的屋顶，院墙和土路。空气多么令人窒息啊！
天气真热，我不能老在太阳底下晒着。我去找我的叔叔玩。前几天他刚刚挨完斗，这些日子正在家里反醒呢。叔叔，四十多岁，挨斗前是生产队的队长，头顶几乎谢光了，只剩下周围黑稀的一圈。由于他这个模样，不知哪个淘气的孩子给他编了个顺口溜儿，说是：
挺好的天儿，飞雪花儿，
挺好的队长秃脑瓜儿！
叔叔不爱讲话，但很喜欢我。当我走进他屋子里的时候，他正在炕沿上拉京胡。那把破京胡老掉牙了，弦也少了一根。京胡虽然不怎么样，他拉得却极为娴熟，非常精彩，我很爱听。看见我进来，他拉得更加起劲了。他既拉一般歌曲，也拉京戏；既拉古代戏，也拉现代戏。有时，他拉着拉着，胡弦会突然迅速一滑，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音乐效果，逗得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的京胡技法棒极了，据他自己说，年轻的时候，他很活跃，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据说，婶就是因为这些才喜欢上他的。
时间久了，不知道他自己觉得腻歪了，还是手腕子累了酸了，总之，他换了娱乐方式。他领我到院里，又是挖土，又是活泥，说是要给我捏一只小鸟。他还说，他小的时候，就喜欢用泥巴捏鸡捏鸟……捏这个捏那个的。一提起这些，他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而把眼前的一切都忘记了。他捏的鸟，用泥巴做身体，玉米粒当耳朵，小麦粒当眼睛，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喜欢得我很不能马上就拿在手里。叔叔说，还不能拿，得放到窗台上，晒干了，才能拿起欣赏。总共做了四只。
这就是生产队的“前队长”，村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家里过的“反省”生活。
闲着没事，我便坐在窗台前，看着那两只泥鸟。我真盼着它们马上就干。可是，我拿给谁去欣赏呢？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正当我独自一人守着两只既不会飞，也不能叫的泥鸟发呆出神的时候，忽然，四丫头来找我来了。她在门口叫着我名字。四丫头小时候长得很精明，很秀气，一双很黑的大眼睛，脑后扎着两只小辫。
“你家也有人挨斗了吗？”
“没有。”四丫头回答，“我来找你玩。”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这令我非常感动。我立即请她去欣赏叔叔给我做的泥鸟。真好，它已经干了。
“送你一对。”
“真漂亮。”四丫头爱不释手。
晚上没事，叔叔则常常到队里的牲口棚去玩。与其说是玩，不如说是他自己到那里去解闷儿。那里是他常去的地方，自从他挨了斗，被夺去队长职务以后，去得更勤了。三间连在一起的饲养室，拴着队里的十几头牲口。有牛，有马，有驴，还有骡子。另一间小屋，是饲养员住的地方。喂牲口的人，个头不高，瘦小驼背，五十岁出头，一个干巴老头。他就是刘玉奇。由于他有这么一个名字，我一见到他，就调皮地就他刘少奇。他既不急，也不恼，只会咧着嘴傻笑。脾气好。或许是由于我小时候的模样，他特别喜欢我？我叫他刘少奇，他究竟答应过没有，我到记不清了。他就是我曾经看见挨过打的刘秋生的爸爸。俺们村里，姓刘的是大户，高台阶。张王李赵遍地刘，姓刘的就是多。但刘玉奇跟我们刘家并不是本家。
叔叔到饲养室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下棋上。这里有一副属于队里的象棋，据说，它还是当时全队里唯一的一件娱乐用品呢。跟叔叔下棋的人不是刘玉奇，而是另一个人，四丫头的爸爸，李春林--一个年纪和“刘少奇”相仿，大约接近五十岁了的男人，我叫他大爷。刘玉奇不会下棋，别人玩的时候，他看也不看，自己蹲在一旁抽叶子烟，或是出去给牲口添点草料。
叔叔怕我到外面乱跑，磕了碰了不好，吩咐我不许出门，只准在屋子里看他下棋。可象棋这东西，非得懂行的人才能看得津津有味，不懂，一巧不通，那就“砸锅”了。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年仅五岁的小男孩，刚开始，还能勉强看上一会，可时间一长，就心不在焉，手脚也开始不老实，摸这动那了。每当这时候，叔叔便训斥我：“好好看着！”可我看什么呢？有时，它他们好长时间谁都不动一下棋子，有时刚刚拿起来，举在空中犹豫半天，又放回了原处。有时，干脆点上一支烟。
不过，我对那些棋子倒是蛮感兴趣的，那东西看起来非常可笑。棋子残缺不全，丢了好几个，只好用别的东西代替。代替棋子的，有石头，土块，棒骨儿。有的卒子是代替的，有的马是代替的（也真难为他们有那么好的记性），甚至连红方的老帅也是假的。代替红帅的竟是一只打火机。有时，叔叔想抽烟了，便拿起那只旧打火机，点上烟再放回原处。可那只打火机也挺有意思的，仿佛故意捣乱，非常不爱着，得一连咔嚓咔嚓几十下，才闪出黄豆般大的一点火苗。
我实在闲得难受，便到外面去看牲口。我站在牲口槽旁，专心地观察那些牛马驴和骡子。它们默默地站着，静静地吃草。我发现，马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它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会单独动弹。如果有一只苍蝇活蚊子叮在它身上，那块肉便会神奇般地哆嗦一下，把它们驱走。骡子和马也有这个本领。牛不光具有这神奇之术，它那长长的尾巴还能够灵活地上下和左右摆动，几乎可以抽到肚子以后的任何地方，不仅可以驱走蚊子，苍蝇，对人也有威慑作用。可是牛虽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对粘在它眼圈周围的蚊虫们却鞭长莫及，无能为力了，只得听任它们耀舞扬威。
我只顾看牲口，一不小心撞上了刘玉奇，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工夫过来了，他看清了是我，说：“别让马踢着。”
看够了牲口们，我又回到了叔叔和李春林下棋的屋子。在房间的上方，我发现了一件新的玩具，不，是玩意儿。那是挂在高处的一个大牌子，它是供挨斗的人在批斗会上挂在脖子上用的。那天晚上，二蛋的爸爸挨斗时就挂着它，平时就放在大队部里或这间饲养房里。
我发现了它，就试图把它摘下来。由于它挂得很高，我够不着，便搬来一只小板凳。但是我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重量，站在板凳上颠着脚往下拿的时候，双手不由自主地一摇晃，将一层土落在了叔叔的头上和肩上。看样子，它又有了十天半月地没用了。叔叔训斥我：“老实点！”可能是他正杀得难解难分，顾不上多说我，便又聚精会神地下棋。这块黑牌子是木制的，长方型，很大，上面写着我不认识的文字。当时我还没上学呢。但很沉，我都有点拿不动了。我的小手被勒得很疼，原来它虽然很沉，上面的铁丝却很细，跟线儿似的。
我便玩起这个黑牌子来。我一会把它靠在墙上，对着它又挥拳头又喊口号，一会又把它挂在自己脖子上，学着挨斗的人在批斗会上垂头丧气的样子。一会又把它挂到和叔叔下棋的李春林跟前。由于他们两个都是坐着下棋，那个牌子又很高，把李春林的眼睛都挡住了，使得他不得不训斥我。童年时代的我，是多么淘气啊！
这天晚上，叔叔和李春林又照例在饲养房下棋，我一个人也像前几天一样在旁边玩那块大木牌。叔叔和李春林默默无声地盯着棋盘，有时，拿起一个棋子，“啪”的一声，口喊“将！”震得小油灯的火苗都颤悠。除此之外，牲口棚内外静静的，黑黑的。外面黑灯瞎火，我也没到外面去看牲口。估计，刘玉奇又到外面去给牲口添草加料去了。突然，外面响起了喊叫声：“别动！不许动！你老实点！”和刘玉奇沙哑惊慌的辩解声：“别，你别，我没有……..”
叔叔，李春林和我都赶紧随着声音出门去看。外间，牲口槽前，生产队的治保委员李大宝正死死地按住刘玉奇的胳膊和手，李大宝拼命挣扎，可在大宝有力的按压下，动弹不得。这么回事？人们自然发出询问的目光。李大宝一面按住刘玉奇，一面对我们--其实不包括我--说：“他偷生产队的饲料！让我给逮住了！人证俱在。”煤油灯昏暗的灯光映照下，刘玉奇的脸更加焦黄，汗珠子也下来了，连辩解也结巴起来，“不，大宝……你听我说……我没有……”“你还敢抵赖！现在你兜儿里就有！”李大宝一只手摁住刘玉奇，另一只手果然从他的衣兜儿里掏出了黄豆。李大宝对叔叔和李春林说：“看到了吧？你们给作个证！”又对刘玉奇说：“告诉你，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都让你给扬了。”借着昏暗的灯光，我仔细看去，在牛屎马粪中，果然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一些做饲料用的黄豆。
刘玉奇傻眼了。但是，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大，大宝………咱们，咱们有话好说，都是本村本队的……..我承认，我是偷了生产队的黄豆，我愿意接受大宝你……..你们三位的批评和帮助，大宝，咱们刘李虽然不是一姓………”
“住口！”大宝不吃这套，“亲不亲，阶级分！你要真心接受批评和帮助，明天到社员会上去！”
刘玉奇彻底绝望了。
当天晚上，大队干部罗振民对刘玉奇进行了审问。第二天，大队革委会决定，继续将他留在大队部“隔离审查”，不准回家。刘玉奇供认，由于他家生活困难，常常揭不开锅，总共偷过几十次生产队的饲料，每次约几两。
怎么说，偷队里的东西也是不对的。大队干部并没有对他“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表白表示同情、怜悯或宽大。怎么处理他呢？大队干部研究了好几天。有的主张罚他一下，按照他偷的黄豆的数量，一粒罚一斤，那天刘玉奇被抓获的赃物总共有好几百粒。但是，这个建议很快被否决了，理由是，他家里既然已经“揭不开锅”了，他哪里去找几百斤黄豆交罚金呢？恐怕卖了媳妇也交不上吧？另一些人主张，干脆给他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政。
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既没有给他戴上“坏分子”帽子，也没有按黄豆的数量罚黄豆，而是几天之后，就在牲口棚前，开了一场现场批斗会。批斗会上，刘玉奇的脖子上，就挂着这些天来我经常玩弄的那块大黑牌子。它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抓住了刘玉奇，李大宝立了头功。会上，首先由李大宝讲述事件经过，讲用他怎样提高革命警惕，时刻牢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伟大号召，怎样勇敢机智地抓住了破坏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盗窃犯”刘玉奇的事迹。据李大宝说，早就有群众向他反映刘玉奇偷拿饲料的问题，他也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只是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为了拿到证据，在抓住刘玉奇的那个晚上之前，李大宝已经在牲口棚里蹲了三天三夜了。这李大宝也确实是机智勇敢，难怪让他当治保委员。他在牲口棚里的黑暗处蹲了好几宿，我，叔叔，李春林，还有刘玉奇，竟然连影儿都没有发现。
会场上，刘玉奇挂着牌子，弯着腰，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地接受着社员们的批判。他挨斗时的表现真有意思，每当大伙一喊口号，他就赶紧低下头去，把腰弯下去；一会，仿佛又忘记了，头和腰也不知不觉地渐渐直了起来，而当又一 阵连珠炮似的口号声响起时，他又赶紧再低下去。李大宝讲用完了，接着是批判发言。几乎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竭力从阶级，路线的高度阐述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认为，抓住刘玉奇，是我们村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挖出了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有一个发言的人指出，刘玉奇这次胆敢跳出来，反对人民公社，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是有他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刘玉奇家的成份虽然是上中农，可解放以前他家的土地比本村另一户富农的仅差几亩，他爹活着的时候，也雇过短工，这就是说，他对广大的贫下中农也有过一定的剥削。这位发言者着重指出--他的这种理论是非常奇特的，我相信，即使在当时，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说，整天梦想恢复失去了的资本主义天堂的人，不仅仅有地主，富农，还包括极少数的上中农。刘玉奇就属于这类人。因此，必须时刻提高警惕。那时候，我虽然还不到五岁，大多数人的发言我并听不懂，但新上任的生产队长罗?
衩竦南备韭薮舐璧姆⒀晕一故呛芨行巳偝摹Ｋ谏缭贝蠡嵘纤担醇跤衿嬲飧鋈司筒凰逞郏踔撂搅跤衿嬲飧雒志推淮蛞淮础Ａ跤衿妫土跎倨嬷徊钜桓鲎郑∷锢献痈鹫饷锤雒郑隙ň褪窍肴盟绷跎倨娴男⒆酉退铮∷慕不坝昧司薮蟮恼粕业男∈侄寂奶哿耍墓鄣憔谷缓筒坏轿逅甑奈也荒倍希∥也桓纱嗑凸芰跤衿娼辛跎倨媛穑?
七
叔叔毕竟不能整天哄着我玩。况且，他的反省生活已经结束。老让他在家里“反省”，那到便宜他了。村里的造反派已经派他去干最苦最脏最累的活计--挖河泥去了。能有资格干这“三最”活儿的，只有地富反坏右。刘玉奇的事情暴露以后，饲养员换了，叔叔也就不到牲口棚去了。我实在无事可做，便闹着让奶奶带我出去玩。奶奶不带我出去，她说：外边乱。可我哪里肯听？继续整天缠着奶奶。奶奶说，听话，在家。奶奶还给我讲故事，说笑话。奶奶说的顺口溜是这样的：
大麦王，小麦王，
上东头，瞧老娘。
老娘让我屋里坐，
爹爹让我吃饽饽。
大嫂子出来瞅一瞅，
二嫂子出来扭一扭，
甩起袖子我就走！
不从你们大门走，
不从你们二门走，
专从你们墙头走。
墙下卧个大黄狗，
撕了我的裙儿，
咬了我的手，
王八羔子不给我看着狗！
奶奶的故事老掉牙了，我不爱听。说了不知多少遍了。我还是缠着奶奶带我出去玩。先，奶奶不去，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就带我出去了一趟。奶奶，在我心中，永远是慈祥和善良，永远是溺爱，我就从来不记得她曾经真正打过我一下。奶奶真好，带我出去玩了。
奶奶领着我，往街里走。我不用奶奶背着，跑得飞快，她是小脚，走得慢，总落在我的后面。“快点呀！”我不停地催促她。
从我家到当街，要经过罗家胡同。罗家胡同曲里拐弯的，里边好几家都姓罗，都是罗队长一大家族的。快到军军家了，我更加惊慌地催奶奶快走。军军--罗队长三弟的儿子。我知道，因为罗家最恨刘家的人，所以每当有刘家的孩子从这条胡同经过，军军都要放出狗来咬。军军虽然才九岁，上小学三年级，可他人儿虽不大，心眼儿可坏了，狗越咬人他越开心。他家的大黄狗可厉害了，支棱着耳朵，张着大嘴伸着舌头，逮谁咬谁。有一回牛牛被大黄狗咬住了裤角子，吓得哇哇大哭，而军军却开心得哈哈大笑。二蛋说，遇上比他小的孩子，他非得让人叫他一声爸爸或爷爷才准过去。刚一走到军军家门口，我就开始提心吊胆。小时候，我可怕狗了，别说大黄狗，小叭狗也怕。
今天还算幸运，军军家里没人，门锁着，只听见大黄狗隔着院墙汪汪地叫了几声，它大概听见院外的脚步声了。我和奶奶随即来到了街上。荷！街上可热闹了！人群来来往往，车辆（农村的小推车）川流不息。那年头汽车还不多。这里有演样板戏的，那里有跳忠字舞的，到处熙熙嚷嚷，跟庙会似的。这天，正赶上城里来的一支拉练的红卫兵队伍经过这里。他们大概是北京城里或是县城来的，可是不论北京城里还是通县县城，离这里都有四十里路。他们四个人一伍，队伍很长，一个个昂首阔步，背上背着包。那年头穿绿衣服的特别多。那些背包都很大，肯定都是一床大棉被捆成的，不相我的一个邻居姐姐，四丫头的姐姐，三丫头，学校每次搞拉练，她的背包都是一条薄薄的毛巾被。今天这些出来的学生们，看上去累坏了，他们一定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骄阳似火，不少人的后背都湿了一片。马路两旁，许多路过和不是路过的人们都在驻足观看。
队伍中，走来一位约十三四岁的女红卫兵，她也穿着一身当时最流行的绿军装。军帽下，压着一绺好看的但已被额前的汗水粘住的头发。她已经疲惫到了极点，气喘嘘嘘，几乎走不动了，但她仍然奋力地迈着大步，努力不使自己掉队。众人的眼光投向她。她仿佛也发觉了，更加努力地支撑着自己。突然，她大声地，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背起了语录：“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一连背了三遍。围观的人无不露出惊叹，也许是赞叹的目光。她背完了语录，仿佛真的增添了力量似的，步子也迈得稍快稍大些了。但是人们也听出，她的嗓音已经沙哑了，在这之前，她肯定已经背过不少遍不少段语录了。她很快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融入了队伍。我记住了她的面容。在她之后，仿佛发生了连锁反应似的，不少人都开始背语录为自己鼓劲。这些精疲力劲的人啊！
队伍里，有人起头唱起语录歌。唱了一段又一段。隔一段队伍里就有人举着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好长时间，这支队伍才算过完。
奶奶开始催我回家了。她说这里太乱。可我哪里肯听？这里多热闹啊，我简直开心死了。
忽然，前边不远，不知为什么，围起了一群人。怎么啦？好奇心驱使着我，不顾奶奶在后边怎样叫我，一溜小跑，钻进了人群。
我人小，很容易从人缝儿钻进人群。里边，两个戴红袖箍的年轻人正揪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小老头。一看，我吃了一惊，这不是我们村的张老头吗？听说，张老头是个老光棍，已经没有任何亲人，由于腿脚不利索，干不了重活，也就挣不了几个工分，是我们村生活最困难的一个。工余，他便经常捡些破烂维持生活计。他住的房子，确切地说是一间极为简陋的窝棚，在村庄的最南边，紧挨着场院，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那里。他的力气不大，有一次队里分粮食，他只分了一小袋，可他怎么弄着都费劲，背着不是，扛着也不是，只好在地上拖，看着他那样子真是可笑。后来，他求助于一个在旁边看着他笑的小伙子，正赶上是罗振民的二儿子，他拒绝说：“你给我多少钱？”
现在，他居然胆大包天。在光天化日之下，撕了大字报--他的小筐里，放着一大团刚撕下来的大字报纸。刚撕下来，就被人抓住了。筐里的纸还是湿漉漉的，流着糨糊。“要是去卖一定有分量。”人群中有人开着玩笑。现在，这个张老头，吓得几乎魂不附体，浑身筛糠似地哆嗦，张着掉了一个牙的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起来，走！”戴袖章的人照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到公社去！”
捡破烂的老头被押走了。
那边，更热闹了。来了游行和游街的队伍。这回，跟我以前看见过的牛牛的哥哥游街时的情景可不一样。这些人不是挂黑牌，而是头顶着一只高高的纸糊的帽子。纸帽子上写着我还不认识的字。我还没有上学嘛。上一回是一个人在村里游，而这次是好几个人在公社门前的这条街上游。尖帽子一人一个，高高的人群里非常显眼。好几面罗鼓镲一齐敲响，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次人也多得出奇，好像全公社的人都来了，整整一街桶子人。那里还有庆祝“文化大革命”的游行队伍。我们这里也和北京城里一样，只要有了“最新指示”发表，街上马上就会出现欢呼的人群。当那几个游街的人走得离我最进时，我认出其中一个竟然是我们村的，这下，我更兴奋了。由于我一直好奇的盯着他头上的尖纸帽子，以至有好几个人善意地提醒我往马路边上站站，别磕了碰了。
这天上午，我一共在街上玩了两三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我自己。奶奶找不到我了。十一点钟的时候，游行的人流已经散去，而我却余意未尽，忘了渴，忘了饿，仍然一个人在街上东游西逛。“出溜出溜这儿一趟，出溜出溜那儿一趟。”街上的人并不少，尤其是罗家胡同门口，公社革委会门前，人流更是有增无减。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场我在文革中看到的唯一的一场武斗。不过，它和二十年后我在电影里戏剧中看到的却不大一样。既没有机枪大炮，也没有坦克战车，闻不到火药味。只是尘土飞扬。“战场就在公社大院十几间房的房顶上。不知怎的，人们都跑到了房顶上。开始，人们看到两派的斗争方式是对骂，文攻，用一条条的语录攻击对方，对方也用一条条的语录回击。可渐渐地，语录枯竭了，文明词汇消失了，开始用最丑陋的，最难听的国骂攻击对方。对方也毫不含糊，针锋相对，连对方的祖宗八辈都卷出来了。一个个嗓子都嘶哑了。突然，双方都把屋顶上的瓦片揭了下来，并用它来投击打对方。公社院子不大，房子距离较近，所以很容易被打中。有一位的脑袋被“开”了，疼得差点从房顶上掉下来，鲜血直流。公社院子及门前的路面上，碎瓦片子摔得满地都是。
一方渐渐占了上风，另一派只得防守和退却。突然，不知为什么，（也许有人逃到马路上？）占上风的一方纷纷把瓦片投入看热闹的人群。立即，人群大乱，大家夺路而逃。全都狂奔起来。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我在人群里，个头刚过人们的大腿，慌乱的人群根本注意不到我，我被挤得东倒西歪，害怕地大哭起来。可是，有谁能听见我的声音呢？周围的各种嘈杂比我的哭声要大许多倍。许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当我再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后怕呢：当时，我要是倒下的话，我一定会被纷乱的人群踩死的。万幸的是，我没有倒下，而是被人群簇拥着，到了路边，罗家胡同门口。这里就比较安全了，虽然人也不少。这时，正在万分焦急地到处找我的奶奶，一把把我拉出了人群。
我脱离了危险，可鼻子流了血。流了很多血，衣服都染红了。奶奶到处给我找着纸，她从附近找来了许多有字和没字的，干净和不干净的纸。奶奶一边给我擦着鼻子上的血，一边心疼地数落我：“叫你别出来，别到处乱跑，你偏不听。”我鼻子的血几乎是喷涌着往外冒，在眼前形成了一条红色的血柱。奶奶说，“血块子”流出来了。“血块子”是什么？血快要流完了吗？过了好长时间，血终于止住了。奶奶背起我回家。我已经很少让奶奶背着了。趴在奶奶背上，我感到了绝对的安全。在奶奶的背上我就睡着了。
从此，我再也不嚷嚷到外面去玩了。
八
大部分时间，我仍然是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又经过一段很长的孤独和寂寞后，我总算又有了一个新朋友，一个愿意和我在一起的人。
他叫小虎子，虽然他不属虎，他妈妈却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他比我大两岁，又一般高，可比我要聪明和机灵得多了。玩的时候，往往眼珠子一转，一个好主意或馊主意就想出来了，而且肯定会比我高明，令我大吃一惊。我自愧不如。所以每当我俩在一起玩的时候，总是我听他的。他说玩土，我就玩土；他说活泥，我就活泥；他说摘枣，我就摘枣；他说爬树，我就爬树。不过上树的本领我可比不过他，虽然他叫小虎子，可爬起树来，简直赛过猴子。他能够爬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我就不行，“吭哧坑哧”爬半天，衣服都磨破了，也怕不上去。即使爬上去，也只敢提心掉胆地骑在最下面的树杈上，抬头望望高高的他，我心里都哆嗦。要不，我怎么能够服从和佩服他呢？
他的嘴皮子也比我有能耐，语言能力比我灵活和丰富地多。一次，他骑在我家高高的杏树上，伸手摘了一个又大又红当然也最香的熟杏，举在手里，大声问我：“想吃不？”我当然想吃了，嘴里都冒出酸水来了，我仰着脸，眼巴巴地等着他把杏给我仍下来，他说了声“接着！”一抬手，却仍进了自己的嘴里，掉下来的却是一颗湿漉漉的杏核。他骑在树上，开心地哈哈大笑。对了，他笑的时候，不是“哈哈”的，而是“嘿嘿”的。
但是，经过一件事之后，我就不再跟他好了，
我们俩刚可是交上朋友的时候，只在院子里玩。后来，我们对西边邻着西街的那块土坡发生了兴趣。有时，我和他一连很长时间，甚至整个上午或下午都呆在那里。前边已经说了，那里是一片枣树棵子组成的小树林。除了十几棵长得高矮不同，七扭八歪的小枣树外，还夹杂着一些个小扬树，小柳树，小榆树，还有少量的小槐树和臭椿树。树干都不粗，也不直，连个铁锹把儿都做不了。树底下杂草丛生。在长得极不整齐的这些小树身上，乱七八糟地缠绕着豆角秧，丝瓜秧，葫芦，野葡萄之类。它们的丝蔓儿大部分密密地缠在树上，越爬越高，越来越密。每年一到夏天，这里最适合不过捉迷藏了，对模仿电影里的侦察英雄也是个非常合适的场所。真的，如果我们趴在里边或是在里边悄悄地爬行，只要不弄出声响，站在院子里，不仔细还真发现不了呢。
小虎子渐渐地和我混熟了，我对他也就没有什么了保密的了。我有一些心爱的宝贝珍藏着，那是几十个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大部分是头像，也有几个仅仅刻着文字。这些像章都是姑姑送给我的。她不光给我，她自己也收藏。当然，姑姑送给我的，都是她挑剩下的，好的，漂亮的，个儿大的珍品她都自己留下了。她把它们别在一块大手绢上，锁在箱子里，不光不给我，看看都不行。那些东西被锁得严严实实钥匙从不离身，所以我想看也看不到。我自己我别在一块小手绢上，尽管这些都是姑姑挑剩下不要的，但我还是十分珍惜。它们的形状图案各式各样。那上面的毛主席像，有笑的，有不笑的；有招手的，有不招手的；有戴袖章的，有不戴袖章的；有半身的，也有全身的，也有的仅仅是一个头像。我清楚地记得，我五岁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奇怪的念头：红袖章是年轻人戴的，是中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戴的，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七十多岁了，为什么也戴着？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后来，我长大了，上了学，才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的我们的红司令。
这天，我和小虎子在西边土坡的树棵子里玩。玩着玩着，不知为什么，小虎子突然建议我把那块手绢连同那几十枚像章都埋在地里，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等我们玩完以后，各自回家吃饭时再取出来，这样，中间就不会被别人偷走了。我犹豫了一会，觉得他说得对，于是俩人便一齐动手，在地上挖了个小吭儿，把手绢埋进去。在那里用手挖个小吭儿并不难，因为土质并不硬。以后，我们两个便继续在一起玩堆土堆儿，刚才的事似乎忘了。之间，奶奶曾叫我，说我脚上穿的鞋太脏了，她让我换上一双好的，脏的她好拿去刷干净。我对小虎子说：“等我一会儿！”便飞快地跑去换鞋。换鞋回来，小虎子依然在土坡上等着我。又玩了好长时间，将近傍晚了，我感到饿了，便想回屋，不玩了。他同意，说他也要回家了。这时我想起了还埋在地下的纪念章，就去挖它。不料，却怎么也挖不出来了！也许，记错了地方？便又去挖。可是，土坡上一连挖了十几个小吭儿，还是一无所获。我急得哭了。小虎子自告奋勇，跑到窗户跟前，扛了一把铁锹过来，费力地帮我挖。其实根本用不着铁锹，没埋那么深。小吭儿的位置，我也清楚地记得。可真见了鬼了。我哭得更加厉害和委屈了，那是我好不容易才积攒起来的几十个纪念章
呀。小虎子一边安慰我，劝我别着急，一边更加仔细地帮我找。就在他正要找一把镐头准备刨的时候，奶奶听见了我的哭声，问是怎么回事。我哭哭啼啼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正好收工回来的姑姑一听，马上严肃地训斥我：“太大胆了，毛主席像章是可以往土里埋的吗？叫派出所把你抓起来！”奶奶听了，立即断定像章是被小虎子拿去了。开始我还不信，心想，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来找我玩的，决不会是他拿的。后来，姑姑也似乎看出了门道，吓唬他说，他要是不把像章还我，就不让他走。天快要黑下来了，小虎子也仿佛害怕了，靠在门框上，不言不语，手里玩弄着他那个玩了几天的玩意儿。那是一把小锁，大概是用来锁提包用的。他靠在那里，用钥匙一下一下的，锁上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反复地重复着那个动作。直到这时，我仍然不相信手绢是被他拿走的。这时，奶奶跟他谈判了，说如果他把纪念章拿回来，可以送给他几个，他喜欢哪个任他挑。说到这里。奶奶还故意大声地问我行不行。我说，除了那个晚上灭了灯依然放光的以外，别的全由他挑。好一会，小虎子才决定回家拿了，而且很快拿了回来。这时，我才真正相信手绢和纪念章是在我回屋换鞋时被小虎子挖出去送回家去了。
没想到，这样一出戏，第二天又照原样演了一遍，真可谓惊人相似的一幕。第二天上午，小虎子依然找我来玩。虽然昨天的事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快，但我对他的厌恶并没有达到最高程度，我仍然愿意跟他玩。小孩子嘛，事情一过就忘记了。他却好像并没有忘记，他是趁奶奶到邻居家串门时来的。我们俩还在院子里玩。我相信，他不会再干那种事了。
但是，就在第二天，他就顺手把我的另一件玩具拿走了。那是一把供儿童吹的口琴，是住在城里的爸爸上个月刚刚给我捎来的。虽然吹不出什么调调来，我却非常喜欢它。可是，小虎子却把它拿走了。于是，又像昨天一样，找半天，找不到，就在小虎子正要悄悄溜走的时候，奶奶叫住了他。又是奶奶断定是被他那走的并跟他谈判，又是姑姑吓唬他，他才被迫承认并回家拿了回来。
他拿着口琴，站在远远的地方向我招手。我不愿意过去。奶奶叫他过去。我心爱的口琴失而复得，奶奶也遵守先前跟他许诺的条件，把我那枚巨大的，晚上灭了灯还闪闪发光的像章送给了他。但是，我却失去了他---小虎子---这个我们家有人挨斗之后唯一愿意跟我玩的伙伴。他不再来找我来了，同时，我也不愿意再见到他了。
九
继小虎子只好后，又一个人不顾我叔叔挨斗来找我玩。他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叫土生。当土生叫着我的名字来找我的时候，我真是喜出望外。他是我最满意的朋友。
土生，今年也六岁，生日刚过。他长得很好看，圆脸蛋白白净净，一双大眼睛非常明亮，跟小姑娘似的。他为人聪明。他诚实，不象小虎子似的，整天偷东摸西，这一点特别赢得我的好感。我很喜欢他，我们俩整天整天地在一起。他不光经常来找我玩，还喜欢我到他家去。一个儿童，很容易崇拜他人，我就几乎是崇拜他了。他聪明，诚实，可爱，模仿力强。说起他的聪明，有本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天，在我家门口，我和他正在玩耍，忽然看见几个明显大我们几岁的学生，兴冲冲地从我们眼前跑过。我看见，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把漂亮的，极为精美的小手枪。那手枪虽然是纸做的，可极为逼真。这些小手枪，有的是“盒子”，有的是“左轮”，。看着，我和土生羡慕极了，心想，要是我们也能有那样一只小手枪该多好多神气啊！那些孩子看见我们，还将“枪口”对着我们，一边比划，一边嘴里学着“哒哒”的枪声。他们跑过之后，土生和我也着实赞扬了一阵他们的枪。忽然，土生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咱们也做那样的枪，你一支，我一支。”“你会做吗？”我激动极了。“会的！”他说。虽然他的回答充满自信，我却还是不大相信，那枪是那么精美--连准星都有，制作起来一定不容易
，那能那么快就学会呢？况且，还必须得有人教。没想到，几天以后，他已经学会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来，当天晚上他就向人家讨教去了。我们找来一些纸，他就一五一十地向我介绍起纸枪的“构造”来。他的手比小姑娘还要灵巧，记忆力象照相机一样准确。不大工夫，一把活灵活现的纸手枪就做成了，我喜欢得爱不释手。
我的好朋友土生，他不光会做手枪，还能制造和组装飞机呢--当然也是以纸为原料。他既能制作直升飞机，也能制作喷气式飞机。我比较喜欢喷气式的，因为我听说，喷气式比直升式飞得高飞得快。
我的这个朋友土生，对我最好，最忠实，和我保持友谊的时间也最长。对于我来说，他已经很重要了，如果有一天他没有来找我，我反到觉得挺奇怪的。他还为我做了一把木头手枪。
我的朋友又重新多起来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队伍。她就是四丫头。这个邻院的漂亮女孩叫四丫头，并不表示她的父母养了四个姑娘，而是包括兄弟姐妹全部在内她行四，所以父母为她起了个这么个小名。四丫头的出现使我身边重新响起了银铃般的笑声。我眼前重新跳起了靓丽的身影。奶奶也因为我重新有了不止一个的伙伴而省了不少精力，姑姑也为我不再寂寞与鼓动而欣慰。
土生也曾试图为四丫头制作一把纸手枪或一把纸飞机，但四丫头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武枪弄炮。她是女孩，女孩有女孩的特点。
四丫头喜欢扎红皮筋小辩；
四丫头喜欢喇叭花戴头上；
四丫头喜欢跳绳踢毽儿；
四丫头喜欢过家家。
四丫头最喜欢玩玻璃丝。她能用玻璃丝织出许多精美的图案。她曾手把手教我这怎样织“红军桥”，怎样织“面条”“驴槽”“死蚂蚁”等。我断定，那段时间是四丫头一生，至少是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和四丫头还玩了一回我毕生难忘的新郎与新娘的游戏。土生是那次游戏的见证人。可是，我绝没有想到，土生他，我竟那样，那么快地永远失去了他；也决没有想到，他竟然那么突然地离开了我。
有一天，他病了。一连几天，他都没有来找我。其实，他的病并不重，根本威胁不到生命。可是，他却死了。他病了以后，他妈妈带他大队“赤脚医生”那里拿了药。药拿回家后就吃了。吃了，他就死了。据说是“赤脚医生”把药拿错了。当时，大队“赤脚医生”是队里罗书记的儿子。是在次日。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几次哭晕过去。在土生家的院子里，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他的头被一件小衣服包裹着，只能看到他瘦小的尸体！我真想哭。平常，我最害怕死人了，某个地方哪怕仅仅停放过死人，晚上我也不敢一个人到那里去。可这天，我去丝毫没有恐怖的感觉，只是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心里想着：以后，我再也不能和土生在一起了。意外，使他过早地夭折了，他仅仅活了六岁。
土生死了以后，他的家里花了两块五毛钱，雇了本村的张老头，把他埋到村南的野地里去了，连棺材都没有。那时，已如严冬，村南响着呼呼的北风。
一连好些日子，我都在想着土生。想着他的模样，他的动作，他的语言。不久以前，他还和我一块用纸做飞机做手枪呢。而现在，这个人，竟不存在了，或永远躺在了村南的野地里。由只剩下了四丫头和我。
（十几年以后，当笔者为创作这部小说，回到那个我曾经度过幼年和童年的小村庄，重温儿时的生活，帮叔叔扫房，收拾东西时，在一个多年没人动过的，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破烂的底层，发现了一把已经发黄了的木头手枪，我立即就认出它来了，这也是土生为我做的，立即，泪水模糊了双眼。）
正当我极为悲痛，极为寂寞的时候，奶奶告诉了我一件令我高兴和感到新鲜的事情，过了阴历年不久，我就要上小学了。那时，还是寒假招生。姑姑已经替我去学校抱了名。
开学的前几天，奶奶给我脱下了开裆裤，换上了一件她亲手缝制的“整腰裤”。这件棉裤，是奶奶用姑姑的一件旧棉袄改成的，可穿在身上，却丝毫没有“破，旧”的感觉，相反，又整齐，又温暖，穿着它，站在奶奶面前，我忽然感觉到：我长大了。
奶奶还用布给我缝制了一个新书包。，没有整块布，就用碎布头碎布片拼接而成。每一部分，都拼成很好看的象雪花形状似的六角型。颜色也组合得极为巧妙，构成一幅好看的图案。如果有谁事先看见过奶奶面前的那堆碎布，谁都不敢相信经过艰苦的排列组合，几天之后会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花书包。我太喜欢它了，背在肩上，我感到很得意。
十
此后，一连不少天，在小学校门口，我都看到李芳在那里卖文具，因为我每天都要用三轮车送儿子到那所小学去上学。但是，我发现她的买卖日渐稀落。这年头，做买卖的人多，什么买卖都不好干。那样一个小摊能挣多少钱，能养家糊口吗？
一天早晨，我又拉着儿子来上学，在校门口，我又习惯地想那个位置张望。今天李芳怎么没来？我问其他摊主，人家说，不知道。李芳虽然现在与我没什么关系，既不是同事，也不是邻居--她住在哪里我都没有打听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她仅仅是认识而已。可是，她怎么没来呢？第二天，第三天，一连几天，都没有看见她出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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