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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春长篇小说
《 昨天 今天》连载之三
十 九
张老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小学，当了“贫下中农代表”。至此，人们对他的称呼变成了“张代表”。他虽然有正式名字，但小学里大部分是年轻教师，直呼其名或叫“张老头”显得不太礼貌，至于叫“张傻X”那就未免太粗俗、太没有教养了。他毕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来我们学校上任，全体师生开大会欢迎他的情景。麻子校长宣布了上级的任命并请他上台讲话。他走到台上，坐在那为他准备好了的椅子上。拿出语录。他一边挥着它，一边坐开场白：“毛、主、席说……”
由于他这个人嗓门粗哑，说起话来一字一顿，同学们全都被逗得哈哈大笑。对于张老头，全体师生并不陌生，大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就是大槐树底下焊凉鞋的，许多同学都曾经是他的顾客，大家对他比较随便。所以，他刚一开始说那四个字，那一板一眼的样子不得不使大家发笑。他以为自己说错了，便重来一遍：“毛、主、席、说……”还没等他念出下面的语录，大家又都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别笑啊！”他说。说完，他又重新开始他那个惯用的，在任何会场上都一样的开场白。可是，同学们还是忍不住、有的人还故意起哄似的高声大笑。他越要求同学们不要笑他，同学们笑得越凶。最后，他在讲完那个“说”后索性不停顿了，干脆把下面的一段语录一口气连着念下来，仿佛说一句话似的，任凭大家再次哄笑。
有时候，张代表还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他忆苦的地方就在学校的大殿里，从前的关帝庙，和尚念经的地方，现在是我们小学的礼堂和老师的办公室。那时，农村小学是没有礼堂的。那一次，他就在当作礼堂的大殿里为我们忆苦。由于大殿里即使搬出了老师们的全部桌椅，但仍然坐不下全校三百多名“革命”师生，因此只组织了红小兵、班组长以及包括我在内的部分“红小兵积极分子”参加进去。尽管只有这一部分人，大殿里还是坐得满满当当的。
张老头忆苦时就坐在讲台上。通过听他的忆苦，使我对他的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就非常穷，他没有上过学，十几岁起就给人家打短工。他现在五十多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没有人肯嫁给他。他讲到难过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哭了。不管是真哭还是假哭，不管是发自内心的哭还是装给人看的哭。哭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殿里只听见呜呜呜的一片，把他的讲话声都淹没了。每当这时候，林老师总要不失时机地带领同学们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但是，由于张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忆苦的时候也常常闹出些笑话来。
有一回说到他扛长工时的经历，说着说着竟然这样告诉同学们：“东家有好有坏。他一年我干活的一户人家待我就不薄。这家人家吃得不赖。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肉吃。那年三十儿（除夕），东家给我炖了岗尖岗尖一大碗肉，肉片子那么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比划着。听到这里，同学们全都莫名其妙，心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主？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忆苦的人都试图使青少年们相信，旧社会所有的“地主，富农”都是些贪得无厌，荒淫无耻，敲骨吸髓，喝贫下中农血，吃贫下中农肉的反动派、大坏蛋。他说到这里，麻子校长赶紧插上一句：“同学们，这只能说明这个地主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张代表打断他的话：“不是那么回事，人家就是不错嘛。”还说到有一回他给日本人干活，有一个日本兵对他就不错，挺和气的，竟然还递给过他一根烟抽。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抽到“两头一样粗”的洋烟呢。
晚上，我曾就他说的这些希奇古怪的事情的真实性请教我的爷爷，爷爷说：“他说的财主就是西街村的老李家嘛！假不了！” “东方红，太阳升，解放了！”他说了这句几乎每个忆苦的人在说到“解放”时都要用的口头禅后，便说起了“解放”以后的事情。
依然是笑话百出。他不知不觉中说到了六O年，说起了六O年的饥饿。而此时的他依然是在忆苦中。他说：“那个六O年啊，算是真他妈把我饿着了！四O年猪吃的都比六O年人吃的强。”在谈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张老头这样谈他的体会：“通过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邓小平是刘少奇的媳妇儿！”他还领着大家呼了这么一句口号：“日刘少奇他姥姥！”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逗得全校师生哄堂大笑，更令请他上台讲话的麻子校长哭笑不得，极为尴尬。只有他说的这样一句话，直到二十几年后我仍然记得并认为是正确的，他说：“你们年轻人，应当珍惜今天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多长知识，而不要像我这样，长大了只落的个滋儿滋儿焊凉鞋的下场。”
他在讲台上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滋儿滋儿”的样子，引得同学们又一次欢快地哄笑。 有一回在操场上，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说，在我们国家东南部发现了不少台湾国民党空飘来的宣传品和爆炸物。有些爆炸物伪装成文具或玩具，遇见了千万不要去动。有些宣传品还能随风飘到北方来，任何人拾到后必须立即上交到公社。拾到这种东西如果不交，“在家里藏上一天，”他断言道，“你就是反革命！” 不知道他的这类消息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上级明确让他传达的，还是他仅仅是在听了别人的议论或者看到了什么材料后就来到我们学校故弄玄虚以显示他消息灵通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喜欢“神侃”的性格。 他接着说，最近一些日子，阶级斗争形势非常激烈，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不少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些暗藏的阶级敌人在各地书写了不少反动标语。他号召全体师生提高警惕，睁大眼睛，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他说，我们公社也发现了好几条反动标语，必须彻底追查。
不管他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是上面让他正式传达的，还是他随便说说的，总之，他的这番话立即在同学们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并随即在学校里掀起一股追查、防范、寻找“反动标语”的热潮。一连几天，同学们课前课后都在议论着这个事情。为了“不被阶级敌人所利用”，林老师一再苦口婆心告诫大家不要在墙上乱写乱画。追查反动标语是为了少出反动标语，但我觉得，似乎每一个同学都希望自己能发现一条所谓的“反动标语”，好赶紧去报告以立功受奖。 三年级开学不久，天气非常冷，早春比冬天还要天寒地冻。
但在这严冬时刻，学校却决定组织我们小学生搞野营拉练，目的据说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意志”。每个同学都在学校的要求下做了一个背包，然后，就排着队伍，顶着狂风，去行军了。因为我们还是小学生，所以这样的拉练活动一般都在一天之内结束。 因为各个班统统都要拉出去，出发前，麻子校长特别吩咐，每个班必须留下一两个人看守教室。留下来的人要提高革命警惕，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林老师把我留了下来。我被留下来的原因是那几天我正好感冒。虽然我已经表示了“轻伤不下火线”的决心，但林老师和麻子校长还是决定我留下来。我服从了领导的安排，打好的背包也白背来了。但我们留在家里的人并不是闲着，林老师给我们的任务是打扫卫生和擦拭玻璃。 我和我班留下的另一个人小不点，扫完了教室，便擦玻璃。两个人一个在教室外面擦，一个在教室里边擦。因为外面冷，小不点比我小比我单薄，我便让他在里，我在外。天气奇冷，站在窗外拿着湿布伸着手擦玻璃，滋味真不好受。简直是糊弄。
没多大工夫便收了工。那玻璃擦得真难看，还不如不擦。很快，我们俩便洗了手，到老师办公室去呆着，那个大房间有火，比较暖和一点。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先有别的班的几个同学在那里了，同时留下来的还有一名教师和张代表。张代表岁数大了，麻子校长也没有让他出去。我们留下来的这些人，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闲天，忽然，出去上厕所的二年级学生张亮，一个矮个的小男孩闯进来。他说：“报告老师，报告张代表，我在女厕所外面的墙上，发现了一行字，好像是，好像是一条反动标语！” 啊？！办公室里的人全都大惊失色。
张代表霍地站起来：“走，去看看！” 听了他的话，大伙呼啦一下，全都随着跑出办公室，跟着张代表来到学校北边的厕所外。果然，在女厕所的外墙上，有一条用绿色粉笔书写的反动标语。说是“反动标语”，其实就是在在墙上写着领袖的名字，然后在上面打个叉，但着足以说明，书写者是何等地反动透顶。 张代表立即吩咐留下那名教师，他说：“你和同学们留下保护现场，我去公社叫人。”看得出来，张代表对此事极为重视。 张代表说罢转身去公社了。看着五十多岁的他，一个人消失在呼啸的寒风中，那位教师似乎觉得过意不去。无奈，张代表已经奔出了校门，他只好认真地保护现场。张代表出名以后和公社的人很熟，公社机关他常进常出。一会工夫，他便带一名公社干部来到了学校。 这条“反动标语”今天早晨还是没有的，如果有，早会被上厕所的同学们发现了，怎么“拉练”出去的师生刚出发不久，这条“反标”就出现了呢？大家都觉得蹊跷，张代表更是纳闷，他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公社干部问： “张亮，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条反动标语的？”
张亮说：“早上，我和我班另外一个同学扫完了教室，我一个人上厕所时发现的。” “哦。这么回事，”张代表边思考边自语。 张亮说：“也许，是什么人随便写上去的，而不是反动标语？” “不会，绝不会！”张代表说。 那位留下来的老师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必须坚决查清。张亮，你今天表现很好，警惕性很高，发现问题很及时，立了一功。” “破案”的时间用得确实不长，不到半小时便水落石出了。谁作的案？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张亮自己！证据就是还沾在他手上的绿色粉笔末，而墙上的“反动标语”就是用绿色粉笔书写的。这个张亮也真笨，当他兴冲冲地来向大家报告他的重大发现时，竟然不知道将手洗一洗。这个孩子胆量不大，所以当张代表刚一怀疑他并严厉地质问时，他先还一声不吭，但很快就承认了。 张亮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脸色焦黄，站在办公室的一角，不停地哭着，一边哭一边用又黑又脏的棉袄袖子擦着眼泪和鼻涕。
张亮一边哭哭啼啼，一边结结巴巴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他听了张代表在全校大会上说的关于最近发现了不少反动标语，并号召师生们提高警惕之后，他想，要是我也能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或抓住一个书写反动标语的坏蛋那该多好啊！于是，自从那次听了张代表的讲话，他上学下学、有事没事就处处留神注意，专门盯着那些游过街、挨过斗的人，希望有所发现。可是，一连跟踪了好几天，全都一无所获。他开始失望了。为什么别人能发现我就发现不了呢？他认为，这只能怪阶级敌人太狡猾了。他仍然有事没事地到处寻找着。这天，全校师生去拉练，他作为二（1）班最小的同学被留下来扫教室。扫完了，别人都去办公室暖和了，他一个人去上厕所，刚到门口，便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紧贴着墙跟儿在干着什么。别不是在写反动标语吧？想到这里，他的神经一下子紧张或兴奋起来了，他想起出发前麻子校长要留下来的同学提高警惕的话语，赶紧蹑手蹑脚地跟到那个人附近，睁大眼睛监视着。一会，那个人走了，他立即跑到那个人刚才站着的墙跟儿。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原来那个人不是在写什么“反动标语”，而是在对着墙跟儿撒尿。其实，如果真的是在书写“发动标语”，小小的张亮也是逮不住人家的。
那个人撒完尿早走了。我们小学没有围墙，教室和周围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从任何一条胡同都可以进出学校。 张亮没有发现什么“反动标语”，只是闻到了墙下那一滩黄不拉机的液体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太倒霉了！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突然，他眼睛一亮，他想，我何不写上一条“反动标语”然后去老师那里去报告呢？反正也没人看见。于是，他便找来一支绿色粉笔，自己代“阶级敌人”写上了一条反动标语。说是“反动标语”，其实就是写上领袖的名字，然后在那上面打上三个X。在他的心中，恐怕没有比这更反动、更恶毒的了。
写完了，他边兴冲冲地去找老师和张代表报告。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事情便彻底败露了。 张代表气得浑身发抖。怎么处理张亮呢？这使随同张代表一同来到学校的那位公社干部很是为难，虽然他也认为这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恶劣的”，但确实不值得拿到公社上去，或惊动公社派出所，因为就张亮的年龄来看，肯定是抓不起来的，他毕竟才九岁。于是，公社干部对张代表说：“这件事你们学校看着处理吧。”便骑上车回公社去了。
公社干部虽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回事，并扬长而去，但张代表却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因为它关系着一个学生的政治品质，况且，张亮确确实实实书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张代表认为，必须严肃处理张亮。其实，不论是张代表，还是张亮，还是刘潞我，都是一个生产大队的，而且还在一个小队。张代表与我的爷爷奶奶及张亮的父母都是很熟悉的。公社干部一走，那位教师立即向张代表建议，说张亮毕竟年纪还小，是不是认个错，就我们几个人知道就行了。但是，张代表拒绝了这种善意的，但却是“丧失立场”的主张，第二天，他就召开了全校大会，将这件事公布于众。我想，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严肃的政治立场，鲜明的阶级爱憎；二是他不愿因为那样做而让师生们认为他有私字观念，即自己所在的村、队的熟人就袒护；三是纸包不住火，这件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再想瞒怎么能瞒得住呢？
全校大会上，张代表讲这件事时非常气愤，上纲很高，他说，张亮的真实意图就是一方面侮辱伟大领袖，一方面为自己骗取政治荣誉。 张代表在会上还说，经查，张亮的家庭出身是贫农，贫农出身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使他非常痛心。 张亮这个孩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还记得几年前他曾钻进我家院子偷桃吃被奶奶抓住的事情。那时，我只知道他的小名叫亮子。这鸡巴孩子，太蔫有准儿了。 之后，张亮被停了课，一连几天都在办公室里写检查。写了好多次，改了不知多少遍，才得到张代表的通过，并在全校师生面前当众宣读。
张亮念检查的那天，全校十多个班都到齐了。只见他哭哭啼啼，一面用棉袄袖子擦着眼泪和鼻涕，一面结结巴巴地念他的检查。那还是他第一次在全校面前亮相呢。 我曾把这件事说给我的叔叔听，叔叔说，幸亏张亮的出身是贫农，要是地富，那还真是个事情呢。 二 十 张老头在担任我校“贫下中农代表”期间，还参与处理了另一起轰动全校的事件。 学校里有一位男教师，三十多岁，给大家的印象是极为老实，不爱讲话。他是我们的体育教师。 他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不知什么原因，还是单身一人，没有成家。他一个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宿舍里。据说，在他的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在本地居住或工作，至于为什么他孤身一人在我们学校任教，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打听过。听他讲话，稍带一点外地口音。
他有一个并不多见的姓氏：时。 因为独身一人，时老师的生活很宁静，常常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他的书很多。冬天，他常常到学校附近的小湖里去溜冰。他有一双很漂亮的冰鞋，这使同学们非常羡慕。他的溜冰技艺精湛极了，看着他在冰面上飞一样地来回穿梭，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为他叫好。 学校里有一台不新的了电视机。那台黑白电视机，只能收一个频道。由于学校房舍少，没有专门的电视间，校领导便决定把电视放在他住的房间内。
况且，在他调来之前，那间房子本来就是学校的小电视室。这样一来，那台电视机便仿佛成了他的私人财产，起码开不开，什么时候开，他都有决定权。那时候在农村家庭根本没有电视机，即使公家的也不多见。 来看电视的人并不多，因为学校的老师大都是邻居村子的，一到晚上，人们大都回家去了，只偶尔有些学生来看看。但那间房子是他的个人宿舍，所以同学们并不会看到很晚。晚了，他也会把孩子们打发走。有一段时间，林老师忽然迷上电视了，差不多天天晚上来看，而且一看就一直把当天晚上的节目全部看完。
有趣的是，虽然时老师不太喜欢同学们在他的房间没完没了地看电视，但对林老师的到来，他却非常欢迎，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这个三十多岁了的，没结过婚甚至也没接触过异性的男教师，对林老师竟产生了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情或感觉。偶然有一天她没来，他的情绪则会变得非常烦躁，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好，或者无缘无固地和来看电视的学生们发脾气。而每当林老师一来，他的情绪则完全不同。二十一岁的林老师，却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些，依然每天晚上来他房间看电视，并且一看就看到很晚。
究竟时老师多少次在黑暗中偷偷地、痴情地凝视她，她则根本不知道。一天晚上，林老师又照例来他房间看电视。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学校里没有什么人。九点多钟，学校里只剩下他们俩了，只有他俩看电视的屋内还闪烁着荧光。据说后来是这样的： 时老师当时很冲动，他的头脑完全被一种激情所充斥。他鼓了巨大的勇气，突然在林老师毫无察觉，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把将林老师抱住。 “林……我喜欢你……”时老师说出了他要说的心里话。 林老师被他这突然的举动惊呆了。好半天，她才从羞辱中挣脱出来，挥手打了时老师一记耳光，然后捂着脸嚎哭着跑了出去。 林老师一口气跑到了公社，在派出所里哭诉了事情的经过。
的确，林老师对时老师没有任何想法，她到他那里去，仅仅是为了看电视，她一直是把时老师当作一位可尊敬的老教师来看待的。从某种角度讲，也许这正是她的纯真和可爱之处。林老师是个纯真的女孩，也许她的手还从来没有被异性碰过，或许她的心理是一种变态。虽然她已二十一岁，但一种从未和任何异性有过任何接触或交往产生的变态，促使她哭着跑到了公社派出所。在她眼里，时老师当时的举动，无疑是极端的卑鄙、无耻、下流。
据说，她在派出所哭诉时，其委屈、羞愤的程度，仿佛是真受到了歹徒的什么凌辱似的。确实，她把这个事情看得极为严重。虽然仅此而已，但足以使她羞愤难当了。 当夜，公社派出所来了两名穿白衣服的警察，把时老师捆上押走了。据看见的人说，双手是反剪着捆着的。那时，时老师虽已清醒，但为时已晚。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奔走相告”，这件事迅速传遍了学校。 事情过了大约二十来天的样子。一天，时老师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我们小学批斗示众。胸前的大牌子醒目地写着三个大字“流氓犯”。会上，我们学校的贫农代表张老头第一个发言，看他的样子，他对这个事件非常愤怒，简直是怒不可遏，他“代表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严惩罪犯。大家知道，他最烦这类事情了。 之后，我们听到可靠的消息说，时老师又被拉到公社中学和邻近的几个村庄批斗了几回。不久，贴出了布告，他因犯“流氓罪”被判了有期徒刑。
时老师进监狱已经不少日子了，林老师还整天哭哭啼啼的，觉得没脸见人，不肯来上课。听说还有一回试图自杀，用手去触灯头，结果只造成短路，没有死成。麻子校长、张代表、村干部都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不知多少次，她才打消了死的念头。 张代表虽然以前仅仅是个焊凉鞋的老头，但自从进了我们学校，他实际上成了学校的第一把手，至少是和麻子校长平起平坐。这次时老师被判徒刑，恐怕与他的强烈要求不无关系。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以贫下中农代表的身份讲出来的，自然也就是广大贫下中农、广大革命师生的要求。这种要求或多或少地会对时老师的处理产生影响。 张老头虽然当了学校的贫农代表，领导学校事务，有时也尽量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但他仍然保持着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因为他当初出名乃至后来的“当官”都是以此为资本的。来学校后，他学习不去街上了，改在校园里，每天坚持“学习”一两个小时。
他“学习”的特点是，他坐的地方总是大家都看得的地方，例如学校大门口。大殿的台阶上，夏天哪儿热，哪儿太阳晒着就专门在那儿读语录。尤其是一大群人围看他时，他读语录也就声音越大越来劲儿。 张代表在我们学校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有一次却载在了我的手里。 有一段时间，我们学校开展了“每周做一件好事”的活动。所谓“每周做一件好事”就是要求每一个同学在一周内至少做一件有利于学校，有利于集体或有利于他人的事情。例如帮助其他小组做个值日啦，上学早来一会给教室里外洒洒水啦。放学晚走一会擦擦玻璃、修理修理有毛病的桌椅啦，等等。每到周末，礼拜六下午，各小组开会，每个人把自己做过的好事汇报给组长，组长统计上来后，再交给老师。每月全班进行一次评比，做好事多的就在墙上评比栏的名字旁边，贴上一面小红旗以示表扬，而整整一个星期没做任何事情的则是一行小白旗，等于是受到了公开批评。
有一个星期，已经礼拜五了，我还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不是不想做，非常想，只是找不到事情干。想擦擦玻璃，那些日子玻璃总是干干净净的；想去修理桌椅，又没有坏的；下课时想去擦黑板，可钟一响，板擦早被坐在第一排的同学抢去了。干点什么呢？我努力寻找着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忽然，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和几个人曾到张代表住的屋子里去玩，他不是说他的劈柴不够了吗，我为什么不去弄一点木柴给他送去呢？那时候虽然已经打春了，可夜里还是比较凉的，张代表的屋里还升着火。 想到这里，当天下午我便早早地来到了学校，放下书包，我就跑到操场边上，弄了些树枝子，足有一小抱，给张代表送去。树枝很干，生火时一定爱着。
这样想着，抱着树枝向张代表那里走去。 张代表住在老师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里。那里原先是个堆放杂物的地方，张代表上任后，它便被腾出来，当他的宿舍。毕竟他是“贫农代表”，连间宿舍都没有不太合适。连林老师和以前的时老师不都有自己的单人宿舍吗？但张代表并不经常住在那里，晚上一般回到二队的家中，那间小屋成了他中午休息的地方。
我心里兴奋地想着，这一周我终于做了一件好事啦。我兴冲冲地抱着劈柴来到张代表房前。因为我和张代表是一个村的，和他很熟，他也认识我，所以我和他比较随便。我既没敲门，也没喊报告，推门进去，把树枝子往炉子旁一放，刚要说声：“张大爷，我给您送柴禾来啦！”一抬头，我忽然发现，张代表正一个人趴在床铺上,下半身什么也没穿,完全裸露着,身下垫着他那松软的老羊皮袄,正趴在那里不知干着什么，这时,张代表也发现我了，翻身坐起来，,迅速用羊皮袄盖住下身。这时，我看到的他，脸涨得通红，非常恼怒地问我：“你来干什么？”他对我从来没有这么的严厉，我被吓得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回答：“张代表，我……我来给您送柴禾，做、做好事……”他厉声地打断我，一挥手手说：“知道了放下走吧！”我刚迈出屋门口，身后的门就立即被关上了。
那年我才九岁，老实说我并不知道张代表当时在做什么。此后的好几天，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中午睡觉为什么还要脱衣服？为什么只脱下半身没脱上半身？自从那次自慰时忘了插门被我无意撞见，张代表见了我，总像耗子见了猫似的赶紧躲开，同时脸也涨得通红，生怕我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 张代表虽然外表看上去像个老头，但他毕竟只有五十多岁。公开场合他对男女之事恨之入骨，对时老师的行为义愤填膺，但他自己一辈子也没有亲近过任何女人。五十岁的独身男人有自慰行为，只能说明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就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的时老师，遇见年轻漂亮的林老师就向她求爱一样，也是正常的。
二十一
白天，我拉着三轮车为生计而奔波的同时，我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李芳。
我不知道她家住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怎样去帮助她。我所能做到的，只能是睁大眼睛，在茫茫人海里努力寻找。车上拉着客人时我在寻找，拉不上座的时候，我也蹬着空车到处搜寻着。我注视着我所能注意到的每一个角落，如菜市场、夜市、学校门口。可是，我一无所获。我只知道，她的小三轮车和车上的货物让工商扣了。我甚至还去过县工商局门口，可仍然没有见到她。就这样我在焦急和焦虑中过了半个月。就在我几乎完全失望和彻底绝望的时候，我才又一次遇到她。完全是意外的邂逅，就像那次隔了将近二十年我第一次意外遇见她一样。
我拉着一个客人，七拐八拐，进入了一片平房区。客人下了车，当我在狭窄的胡同口困难地掉头时，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李芳。她改行了。她不卖学具，改卖烤红薯了。像许多卖烤白薯的外地妇女一样：一辆简陋的车子，上面放着一个大圆桶改成的炉子。 “听说你的学具被扣了，要回来了吗？”我问她。 “东西被没收了，”李芳说，“车倒是还给我了，但罚了一百块钱。” “你卖红薯怎么在胡同口，这里一天能卖几块？” “街上当然好卖，可工商、税务、市容、城管惹不起。我亲眼看见过外地卖红薯的姐妹，炉子被推倒，车子被掀翻。” “这年头，挣点钱确实不易，做贼似的。”想了想，我又问李芳，“你可否考虑去办一份营业执照？” “去了，他们不给办。咱们这里。街头烧烤一律不给办照。” “为什么？” “他们说街头烧烤污染空气。但有门面的室内可以。” “但有门面的室内产生的废气不也得通过窗户污染到大气中去吗？” 李芳也答不出来了。 “作为一名下岗职工，你没有去求职吗？” “当然去了，”李芳回答，“可是一个四十岁了的下岗女工，要找到工作，难那。”李芳注视着我： “我们，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当待业青年时的起点上了。” “我们比那时还不如，”我深有同感地说，“那时，我们还不满二十岁，尚有父母的呵护；今天，我们已步入中年，上有父母需要照顾，下有儿女需要抚养。”
我问她：“你下岗后，你所在工厂的效益提高了吗？如果效益好转，你就仍有可能回到工作岗位上。” 李芳答到：“提高了倒是提高了，但提高的所谓效益正好是下岗职工失去的那部分收入。” 我说：“你卖红薯也要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帮人给扣了。你需要我什么帮助吗？” “不，”李芳坚定地回答，“你靠拉车养家，也挺忙的。”
二十二
三年级，由于我和小虎子是一个生产队的，家离得近，所以我和他仍然一起上学，一块放学，放学后在一起玩。上学以前的那些事情他恐怕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他那偷东摸西的毛病并没改多少。在班里拿过同学的铅笔、尺子、转笔刀，校外，有一回去他爸爸去所在的工厂，顺手摸回一把盒尺，到了每十天的一集，更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每逢这一天，他或是谎称家中有事，或是装肚子疼请假，或者干脆旷课。他到集上去就是为了偷鸡摸狗，例如趁货主不注意偷个西红柿啦，拿条黄瓜啦，摸个面瓜啦，总做这类事。虽然他机敏过人，胆子大，可有时候也免不了马生前蹄，让人家逮住。有一回，他叫了我，到邻近的西街大对去偷蚕豆，我不愿意去，他死拉活拽了半天，我才勉强同意跟着他，但不去偷，只在远远的地头等着他。我们俩到了地边，他说了声“看着点人！”就一个人像兔子一样钻进了西街地里。到了种有蚕豆的地里，就用手在地上挖。说是去偷蚕豆，其实蚕豆还没有长出来呢，他要偷的只是埋在地下才刚刚发了点芽的种子。
远远地，我看见他把蚕豆一个个挖出来，用手擦一擦，不剥皮就塞进嘴里。他吃了一个又一个，一边吃一边得意地冲我扮着鬼脸。突然，从一半堵墙的后面，窜出两个小伙子，是西街大队的知青，小虎子促不及防，被人家像捉小鸡一样地捉去了。我吓得一口气跑回家。 由于他的这些劣迹，奶奶经常叮嘱我，放了学就回家，没事不要和他在一起。
奶奶说一次，我就收敛一点，但有时也不长记性，仍然去找他玩。这主要是因为自上学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什么侵犯，再说他的那些行为也确实算不了什么大事情，毕竟是老鼠盗洞，小打小闹。他自己也愿意和我在一起，因为他这个人名声不好，许多同学对他都避而远之。而且，去隐约感觉到，这几年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他的毛病多少改了点，头年，二年级的时候，他还主动跟我去看望受了伤的四丫头。
我想，也许他是能够渐渐学好的。 想不到，他非但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学好，反而更坏了，竟然被学校除名。他成了我们班继刘秋生之后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他被开除的直接原因是他那次震惊全公社的“抢劫”行为。一天上午，小虎子有没有来上课，老师以为他有旷课到什么地方玩去了。由于他经常旷课，林老师点完名后也没怎么追问他去了什么地方，便开始上课。第三节课结束，大约是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传来了眼光惊人的消息，小虎子因为抢钱被押往公社去了。 他行抢的地方是镇里的副食商店。当时，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正在柜台上清点钞票，他站在旁边，人家还以为他正在看柜台里的商品，所以也没在意，继续清点钱票。突然，小虎子伸出手去，抓起一大把就跑，没等女售货员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他早已窜出了门外。
女售货员发觉，急忙大喊：“抓贼！有人抢钱了！快来人那！”随着喊声，副食店后门迅速走进两个男售货员，问清怎么回事，赶紧追出门去。这时，小虎子已经跑出一百多米远了。两人迅速追去。小虎子毕竟没有人家的腿长，要追上他还是容易的。追出不到二百米，在罗家胡同口，小虎子被抓住了。一人架着一只胳臂，据围观的人说，当时，小虎子还打着“千斤坠儿”，不肯走呢。 小虎子被押到了公社派出所。其实，他抢的钱并不多，虽然一大把，但大都是毛票，加起来也不过几块钱。但不论钱多少，仅仅这个事情就够令人震惊的了。当时，“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在商店抢了一大把钱被抓住”传遍了全公社。 小虎子的胆量确实不小，也真有勇气，可这次却彻底地“栽”了。不少人都说，挺机灵的孩子，怎么做了这么件傻事。 那天上午，我们听到消息，第四堂课谁也坐不住了，好容易熬到放学，都顾不上回家吃饭，许多学生，几乎包括了我们全班，都一齐涌向公社大院。在院子里属于派出所的那间房子外，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玻璃看，果然小虎子正站在屋内，他的身边坐着一位戴大沿帽的白衣警察。
“那就是吴铁虎！”看见了他的同学都这样对旁边的人说，好像刚刚认识他似的。小虎子的正式名字叫吴铁虎。 吴铁虎在派出所屋内呆了整整三天三夜，三天之后，才被大对干部和家长领走。之后，他就不可避免地、坚决地被学校开除了。他起码比同龄人提早五年就到生产队挣工分去了。
二十三
这些日子，我常常发现，我家里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谁不正常？我姑姑。近来，她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来，常常一句话也不说，就往炕上一躺，或是趴着。有时睡觉，有时睁着眼，却长久的一动不动。她这个人爱看书，可书刚拿起来，还没看几行，又放下了。奶奶以为她病了，摸摸额头，不热，就去做饭做菜。做好了，摆上桌子，她也不爱吃，跟没瞧见似的。奶奶有个好习惯，就是不待见桌上、炕上的乱七八糟，每天吃完饭，她都要立即收拾干净。抄去饭桌，洗净盘碗。炕扫得很仔细，一点尘土也没有。姑姑躺着或趴在炕上，饭也不吃，菜都凉了，奶奶很生气，不住地催她： “快吃饭呀！” “不想吃。”姑姑有气无力地回答一句，有闭上眼睛。
“不想吃饭？”奶奶对她真是无可奈何，“那就饿着吧！”话虽这样说，又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挂面汤，里边“卧”着两只又大又香的鸡蛋。 姑姑只勉强吃了一点。她究竟怎么啦？我想不出来。我只感到，她变得越来越烦躁，脾气越来越大。我想起来，她很爱听歌曲，高兴时，嘴里总是随时哼哼着。我想跟她说说话，说说我们学校我们班的事情，可我连着叫了好几声“姑姑！姑姑！”她都不理会，仿佛没听见似的。我犯愁了。怎样才能使姑姑的心情好起来呢？对了，我给她唱一支歌吧，她不是喜欢歌曲吗？于是，我便大声唱起来： “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 “去去！到外面唱去！”姑姑烦躁地突然坐了起来，脸上压满了杂乱的褶皱，眼睛红红的，她的面孔极为可怕，和三年前双手推着我去上学时的情景完全判若两人。我吓坏了，连着倒退了两步，站在炕角子，靠着被服垛，一句话也不敢说。
本来。年轻人是爱动的，但这个年龄只有二十三岁的姑姑，添了一项新毛病：嫌乱。 一天晚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姑娘，也是我们村二队的，来家里看她。她是姑姑最好的朋友。姑娘一进门，奶奶首先和她讲话：“玲玲来啦？快坐。”奶奶一边倒水，一边叫姑姑：“人家来看你啦，还躺着睡觉。” 姑姑坐了起来：“李玲来啦，没去开会呀？”
李玲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她坐在炕沿上：“二婶您别忙了，我不渴。要喝水我自己倒。”接着，她告诉姑姑： “今天大队开会有我，小队开会也有我，都通知我了，我两边都没去。回头大队问我，我就说去小队了；小队问我，我就说去大 队了。开会反正老是那一套，别人一振振有辞，我就没一点精神儿。” “唉，算了，别整天愁眉苦脸的了。”李玲接着劝说，“你看我，现在多自在，没一点烦事。因为让人生气、让人烦恼的事情太多了，我都麻木了，所以我也不再去想它。你知道，我这个记工员，要是再不给罗书记下跪、磕头，说不定过几天就要下大田干活去啦。我公正记工分得罪可罗书记的儿子。哎，我跟你说……” 说着，李玲扭头瞧一下，我躺在被窝里，奶奶出去串门去了。她压低声音： “前天晚上，姓罗的把我叫去，名义上是谈入党问题，可她对我，没安好心！幸亏他喝得醉醺醺的，我奋力推开他，逃了出来。” 说着，李玲猛得推一下姑姑的肩膀：“菊英！你怎么啦？他不说要给你个党内处分吗！，不就扬言要给你办学习班嘛！不就扬言要撤你的兽医嘛！就因为你爱看古书？就因为你看了《四郎探母》？甭管她，照样看！不，送给你！送给你……留个纪念……” “纪念？” “对，我要走了。” “去哪儿？” “结婚！出嫁！姓罗的对我不怀好意，每天都用狼一样的眼睛盯着我。我害怕。我在咱们村多呆一天，就觉得多一分危险。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闹腾，我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时候我也想，我才二十出头，不应该过早考虑个人问题，应该趁着年轻，多想想学习，多想想工作，多想想革命……可是不行，有罗书记在我身边，我害怕，我害怕呀……我想好了，我要去结婚，赶紧嫁走，也就去了这块心病……” 姑姑默默无声，用手慢慢地理着头发。 李玲拉起姑姑的手：“依我看，你也走这条路吧！”
“我？”姑姑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 “每个做姑娘的都逃不脱……” “不，不……” 正说着，奶奶回来了。李玲发觉时间已晚，不知不觉谈了很久，便站起来告辞：“二婶，我走了。” “再坐会二吧。”奶奶、姑姑挽留她。 “明儿来。”李玲说着，围起透明纱巾，奶奶送她出了外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全家刚刚起来来，那个罗书记的儿子就来了，来找姑姑。最近，我们队的领导班子又一次改组，罗振民又一次当了书记，叔叔的队长职务也又一次给撸了。罗的儿子还没进门，就扯着嗓子喊：“菊英！菊英！” 乡下人邻里之间的辈分意识极强，按理儿，他比姑姑小一辈，也应该叫姑姑呢。 “菊英！我爸爸让我告诉你，队里的那几头猪也不是有病，你是兽医也不能老在家里呆着，让你从今天起兼记工员，边干活边给大伙记工。” 吃完早饭，姑姑就骑着车，下地去了。半小时后，她浑身水淋厘米的，被两个身强力壮的男社员抬了回来。
人们说，一路上，她精神恍惚，总好像有什么心事。路过一座没有栏杆的小桥，遇见一队小学生。她骑着车上了桥，两个孩子打闹，她慌忙一躲，一下子连人带车栽到了河里。而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不救人，反而先训斥那两个学生。 她被抬到了炕上，换上了精湿的、紧贴着身体的衣服。还淋着水。她冷得浑身发抖，牙齿上下打架。
之后，奶奶请来了“先生”--我们那里老年人对医生的称呼。医院来的“先生”，给姑姑打了针、吃了药，然后她就蒙上棉被睡了。尽管天气还比较热，她头上一点汗也没有。 一连几天，她都昏昏沉沉，无言无语。一天，许多人来看她，她醒了，看着众人，眼睛直直的，忽然，一头扑在枕头上：“不不，不，我不想结婚。他（指我）爷爷奶奶岁数都大了，我结婚走了，他们怎么办？不，我不走……”一边说一边哭。 李玲就要结婚走了。姑姑想得对，如果她也走了，爷爷奶奶靠谁？两位老人都快六十岁了，没有了劳动能力，那屋虽然有叔叔，可他毕竟但过，婶又不孝敬，如果家里没有了挣工分的劳力，那还真成了问题。
姑趴在炕上，两只手乱抓，牙齿咬着被角。 又过了些日子，她开始清醒了。人们问她那天是怎么回事，她摇摇头：“我忘了。跟一场梦似的忘了。我只记得我掉进了河里，拼命挣扎。” 有人问：“你水性怎么样？” “我不会水（“会水”，即会游泳）。” “那你是怎么上来的？那条河很深呀。” “我只记得我掉进河里后，就拼命挣扎。两只手乱划，两只脚乱蹬。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她是被两个正好路过的男社员救上来的。 人们惊异，议论纷纷。 几天以后，她好了，身体、精神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再和人们谈话的时候，她那苍白的面孔竟也现出了一些笑容。但是，她再也不能只干兽医这个比较清闲的差使了，罗书记说了，她在干好兽医的同时，还必须下地干活，并兼给社员们记工。
二十四
那些日子，对我家来说，真是个多事之秋。叔叔的队长一丢，墙倒众人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姑姑的这个麻烦刚刚过去，新的麻烦继续找上她。 姑姑的记工员兼了半个多月了。一天傍晚，她刚刚从地里收工回来，奶奶已把饭做好。贴饼子已蒸熟，棒渣粥也熬好，只待弄点菜，全家人就可以吃饭了。这时，听见门外有人喊：“菊英！菊英！” 是罗书记的儿子。今年十八岁。他有个俗气得年能再俗气的小名，叫狗剩子。狗剩子一进院门，就大喊大叫： “菊英！我找你！” 狗剩子个儿不高、小脑袋、瘪鼻子、尖下巴、圆眼珠，长得那个难看劲儿，跟他爹甭找齐儿。 姑姑站起来问他：“你有什么事？”其实她知道他为何而来。
狗剩子气势汹汹地问：“这两天，你为什么不给我记工？”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一些社员在地里拔水稗（音BAI败）子。水稗子是长在稻田里的一种杂草，它跟稻田争营养、争空间，严重影响着水稻的产量，从前，手工劳动的时候，稻田中的稗子要由人一根根拔去。同去的副队长分工说，一个人一天拔两个稻格，上午一格，下午一格，不要图快，一定要拔干净。
副队长分完工，大家便分头去干。上午都十一点了，罗书记的儿子狗剩子才大大咧咧而来。见狗剩子来了，副队长指着两个稻格说：“这两格是你的。”说完便自己卷起裤腿干活去了。狗剩子虽然出工这么晚，还不忙着干活，东瞧瞧，西看看，一会要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拉屎，一会，刚下水就说让马鳖鳖住了，坐在田埂上看别人干活流汗。水稗子没拔下几根，头晌就收工了。过晌干活，他仍然是很晚才来。好容易姗姗来迟，还是不干活，等别人收工的时候，他却拿着几个捉来的蛤蟆回来了。狗剩子是个人人不待见的主儿，他在菜园子干活，让“园头儿”给轰走了；在副业组干，让副业组长打发走了，这不，前几天，才让他跟这一群社员来拔水稗子。
带领这群社员干活的副队长不敢得罪罗书记，放工的路上，他为难地对姑姑说：“你看这狗剩子……” 姑姑早想好了，她告诉副队长：“昨天他也这样。今天和昨天，算他白来，我不他的工！” “这……能行吗？”副队长担心地说。
“有什么不行！”姑姑坚决地说，“没记工的事，你告诉他，就说是我定的！” 别看姑姑喜欢孩子，对孩子们和蔼可亲，但对不良行为，却从不迁就。她的特点是不怕官、不畏权，不管你是谁，只要她认为自己有理，就敢跟任何人争吵。 现在，狗剩子来问记工的事，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她这样问狗剩子： “这两天，你干活了吗？” “我怎么没干？”狗剩子蛮不讲理，“我下地了，你就得给我记工！” 这记工的事我们家别人也不好插嘴，奶奶和爷爷坐在院子里，等姑姑吃饭。叔叔一家人在自己屋里吃着饭。我不饿，看着狗剩子和姑姑争吵。 开始，姑姑并不想和他争吵，她还和颜悦色地对他说：“狗剩子，队里的活儿可不能那么干，都像你那样，秋后不打粮食，咱们喝西北风去？”在姑姑眼里，狗剩子还是个乳臭未净的孩子。
但是，狗剩子并不把这善意的劝告当回事：“反正，我下地了，就得有工分！” 姑姑再说：“你应该接受这个教训，从明天起，好好干活。” 狗剩子急了：“你不给我记工就不行！我的那份副队长已经替我干了，你现在就给我开工票！” 姑姑也急了：“我说不行就不行！副队长干了我可以给他多记，你没干活就没有工分！我不跟你说了，把你爹叫来，我问问他，你的工能不能记！” 狗剩子那里肯听！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这时，奶奶站起来，说：“狗剩子，你小声点我们家有病人。”奶奶指的是睡在里屋的老太太。她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了。
但是，狗剩子的喊声并没有小，反而越来越尖，结果把老太太吵醒了。 狗剩子指着姑姑的鼻子威胁：“别忘了，你们家已经不是队长了！” 姑姑也不示弱：“我是记工员！” 狗剩子蛮不讲理：“你这个记工员，我爸爸让你当，你才能当；不让你当，你就当不成！” 狗剩子变得更厉害了，指手画脚，恨不能和姑姑动起手来。院子里，他跳着脚大吵大闹，并开始骂人。 事后，邻居说：“还不是狗剩子狗仗人势，欺负他叔叔又下了台。”
狗剩子不给记工就不走，罗振民明知道他儿子在这里胡闹也不来劝，院里院外，围着许多人来看热闹，正僵持着，忽然，屋里响起雷一样的吼声：“你们挤兑人都出圈了，我打你个狗剩子！” “哗啦”一声，什么东西被撞倒了，叔叔冲出来，手里拿着根棍子。 我的这个叔叔，四十来岁，膀阔腰圆，体壮如牛，能吃、能干。就是脾气不好。挖河泥，他的一铁锹，装在小筐里，我背都背不动；吃贴饼子，一顿能吃六七个，而且都是大个的。前些年，他一直当生产队长，而这几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他的职务时有时无。别人一起哄，就把他哄下去；生产不行，日值才和五分钱，只好又请他出山；什么人官瘾一犯，他可能又靠边站。照他自己的话说，他不能算是“三起三落”，而是“八起八落”了。这不，不久前，他的队长乌纱又丢了，肚子里窝着火，正没处发泄，今天，狗剩子找上门来闹事，更是火上浇油，终于按捺不住，冲出来了。 叔叔手里攥着一根铁锨把儿，嘴里不停地喊着：“我揍扁了你狗剩子！” 众人慌忙阻拦他。
他挣扎着，“叫着劲。” 一瞧见叔叔的铁锨把儿，狗剩子早跑得没影了。 叔叔嗓门大。他扯开嗓子，朝北边大声吼着：“狗剩子！你小杂种有种你别跑！”叔叔的声音就跟挂在村前大树上的大铁钟差不多，几乎全村都能够听见。 人们拼着力气，你拉我拽，好容易才把他制伏。有人这样劝说他：“别跟孩崽子一般见识。”他才进屋。
叔叔被劝进屋，当街，人们还在议论着：“他叔叔的牛脾气又上来了。” 奶奶被气得够戗，饭也没吃，说不出话，不住地咳嗽，痛苦地手捂着胸口。 打这以后，罗振民们，在给我叔叔罗列的罪名中，又增加了一条：打贫下中农，骂贫下中农。他们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搞掉他，让他当不成生产队长，而是要变着法儿地把他搞臭，继续搞臭，将他再次押上批斗会场，用当时时兴的话说，就是“彻底砸烂，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据说，他该再次挨斗的原因，还有一条，有一回老太太--他的奶奶上厕所时竟胡里胡涂地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当了手纸。虽然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文化，但这些事在当时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事是怎么让人知道的呢？是十八岁的狗剩子偷看女厕所时发现的。 没过几天，大字报已经刷到了我家的后山墙和院墙外。
那大字报上写着，揪出XXX，那是叔叔的名字。每个名字上，都用红笔重重地吖着叉子。 那几天，婶也四处活动起来。她知道，那些人正在策划再次批斗叔叔。上次批斗，曾把他的腿打伤了。婶四处脱人情，讲好话，她明白，以叔叔的脾气，这一关是过不去的。她央求罗振民把批斗会改成检查会。她觉得只能如此。她明白，批斗会，得训斥，得挨打；检查会，虽然也得低下头来服输，但会上只念一份检查。当然有个前提，那就是叔叔得首先承认自己是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但是，婶自己心里也没有信心，究竟行不行呢？罗振民对叔叔恨之入骨，能轻易放过他吗？ 真没有想到，出现了奇迹。不知经过了多少周折，不知送了多少礼，罗振民终于开恩，同意把批斗会改成检查会。但有一个条件：检查必须写得深刻、生动（我琢磨了半天，也不明白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得把过去怎样搞资本主义，最近又怎么目无领导，打骂贫下中农，都提到路线的高度去认识。
婶回家来了，脸上带着喜悦，那样子，就跟前些日子她在街上一连拾到两张一元钞票时一样春风得意。她几乎是兴冲冲地把结果告诉了叔叔。 没想到，还没等她说完，叔叔就咆哮起来：“检查？我检查什么？我不做！我谁也不怕！他们对？他们有能耐？砍掉了副业就算是社会主义？干一天就值五分钱？狗剩子他再敢胡来，我打断他的狗腿！”
由于叔叔拒绝做检查，罗书记扬言：要是再顽固，就派民兵把他揪到批斗会场上去！ 队里、家里的空气空前紧张，那帮人几乎每天都要来家里一两趟，真个被闹得鸡飞狗跳。对这些，我心里很害怕，整天提心吊胆。这时，姑姑开始跟奶奶商量，是不是先把我送到城里的爸爸妈妈那里。我一个小孩子，已经不适应家里这样的环境了。最近还有扬言，要把我叔叔的奶奶也弄到批斗会上去，因为她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了屁股。奶奶气极发狠地说：“让他们抬走，让他们斗！” 老太太挨斗，并不是没有的事。我就曾亲眼见过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挨斗。
后来，还没等那场批斗会开成，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的老太太就死了。当然，她决不是被什么人“迫害致死”的，而是寿终正寝。高寿。她活了八十多岁。我清楚地记得，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她是那么乐观，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她根本就不相信，人们会把八十多岁的她抬到批斗会场？或是，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日子家里家外发生的事情？因为她在病中，整天躺在炕上，听不见外面的议论是可能的。反正，没等批斗会开成，她就死了。
我热爱老太太，我怀念老太太，我甚至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她一起看桃的日子。 办丧事的时候，罗队长还给作难，不让队里卖给我家打棺材的木料。那年月，也不实行火葬。尸体在家里停放了三天了，而且是“大三天儿”，再搁下去，恐怕就有味了，天气这么热。最重要的是，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人死了，三天必须埋掉，一天也不能多。为了能将老太太送走，一家人着了多大的急啊。最后，以叔叔为首的几个人，拆了部分家具，重要把棺材打好了，而且还油了漆。第三天，准时出殡了，搞得非常热闹。棺前，摆放着一个不大的花圈。入殓、“接三”、出殡、“圆坟儿”、六十天烧纸，样样符合规矩。 用罗振民的话说：“就是不能让他把日子过好，气死他！”叔叔听到这话的当天晚上，他把家里的旧收音机搬到当院，开到最大音量，又找来一个二百瓦的大灯泡，把院子照得亮如白昼，那把不知多少年了的旧京胡也被他翻腾出来，院子里，他是又拉又唱，故意让全村人都听见。他说，我非把日子过好不可，看谁气死谁！ 他嗓门粗，裘派京剧唱得满是味儿。
但是，姑姑的比较清闲的兽医兼记工员的差事却丢了。现在队里毕竟是罗书记说了算，他让另一个社员干了兽医，让自己的儿子狗剩子当了记工员。姑姑被派往大田干活去了。 二十五 家里越来越乱，我只好躲一躲。姑姑和奶奶决定，让我到县城里的爸爸妈妈那里住些日子。临行前，姑姑为我把书本准备好，她告诉我，到了爸爸妈妈那里，住上十天半月，千万别忘了学习，十几天不去上学，如果一点功课不做，回来就跟不上了。
本来，我是生在城市的--如果那个几万人口的县城也算是城市的话。因为爸爸妈妈那里生活困难，所以他们把我托付给了农村的爷爷奶奶。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去农村的时候，我才不满一周岁。所以，我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热爱哺育我长大的故乡和亲人，我热爱那块贫瘠而多难的土地。 而今天，为了躲避这里的混乱，我却不得不暂时离开了这里。
家里那么乱，大人们要忙的事情太多了，谁也没有功夫去送我。我只能自己坐车去。好在县城离我们村并不远，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十华里，汽车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姑姑送我到车站。她为我打好票后，反复叮嘱我，别把车票丢了，在哪儿下车，下了车朝哪个方向走，走哪条路，数第几根电线杆子，找多少号门牌号码，她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车在城南停住了。我下了公共汽车朝北走。姑姑为我买的车票攥在手里已经湿了。因为我以前来过，家里的地址我清楚地记得。 城市里和农村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人很多，来来往往；车很多，川流不息。汽笛声、喇叭声不停地响着，比村里嘈杂。有农村没有的楼房、工厂。
马路两旁贴着一张张、一排排新刷的大标语，标语上的墨汁还在往下流着。我还看到了游行的人们，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排着乱哄哄的队伍经过，不知道在庆祝什么或是又有什么“最新指示”发表了。对于这种景象我倒并不陌生，只是比农村的场面要大些，人要多些。宣传车带着刺耳的声音从马路上缓缓驶过。行人的衣着应该比农村整洁，以蓝色和绿色为主，色彩和农村基本一致。 挨着菜站的一条小胡同里，第一个门牌，小院里住着包括我家在内的三户人家。 晚上，妈妈带着我去邻居家串门，每到一家，她都自豪地向人家介绍：“这是我那大小子！”
之后，便是张家长、李家短。大人说的话，我不是不懂，就是不感兴趣，也插不上嘴，只得干巴巴地坐着，百无聊赖地听着。时间长了，我不免烦躁，老是催着妈妈回家。去了第一家，又去第二家；从第三家里出来，又迈进第四家的门口……深夜，也不知是几点了，妈妈带着我到了许多人家去炫耀了她不常来的儿子。我多么希望快点回家啊！我的眼皮都打架了。 我迈着疲惫的脚步走回院门。妈妈却还不想睡觉，又领着我，走家同院的一户人家。走进外间，她叫一声：“姥姥！” 我发现，城里邻里之间，老年妇女常被称为“姥姥”，谁都可以叫。妈妈这么叫，她也引荐我这么叫。这一点和农村不一样，乡下里人与人之间的辈分极为分明。 “来啦？”被叫作“姥姥”的热情地迎接我们。这是一个典型的城里老年妇女，她约有六十来岁。虽然已经六十来岁了，却不像农村老太太那样头上都留着个纂儿，而是梳着短发。姥姥好客地让我们进屋。 我和妈进了屋。
“这是谁呀？这么瘦？”姥姥问。 妈还是那样自豪地宣布：“我那大小子！” “是吗？几岁啦？” “比小铲儿大一岁。” 这个家庭的人还真不少，这可以从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相片里看出来。现在在家的人，有的坐着，有的嗑着瓜子儿，气氛好像挺热烈。 “他爸爸没在家？”妈问。 “我爸爸去工厂开会去了。”那个孩子大声回答，同时掂起脚尖，仿佛怕别人看不见似的。 妈环顾四周：“你们在干什么？” 我心里也正在想着这个。
姥姥回答妈妈：“听小铲儿唱戏呢！” 这回我听清楚了，这个比我小一周岁小男孩，小名儿叫小铲儿。嘻嘻，多么有趣的名字。 后来，我听妈说，这一家人，如果晚上没事，就听他们的孩子在家里唱样板戏。这是他们家一项经常的娱乐活动。 一段戏唱完了，大家拍手称好。他唱得那些东西，“话匣子”里天天播，所以我也不怎么感兴趣，我小声告诉妈，我想回家睡觉了。妈把我搂在怀里，等小铲儿一段戏唱完了，用手指头一点我的额头，说：“瞧瞧人家！” 这小铲儿大概是个“人来疯”，越有人越来劲。他又开始唱了，头带一顶小沿帽，身背一支小木枪，站在板凳上，学着李玉和的唱段，一边唱一边比划，很卖力气，唱着唱着还脱去了小褂儿。
他唱得真不怎么样。他怎么把《红灯记》和《沙家浜》唱到一块去了？我可以把这两出戏从头到尾，连念白到唱腔，连锣鼓到音乐一点不漏地背出来。可是我，既没有为小铲儿纠正，更不想同他比试。我才不在生人面前“人来疯”呢，这是临行前奶奶反复叮嘱我的。 在这家，又坐了好长时间，妈才领我回自家屋来。我早困了，进了屋，倒头便睡。 第二天，我睡了个懒觉。太阳很高了，我才从床上爬起来。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剩下我和妹妹看家。妹妹拿出她那些老掉牙的玩具。她拿出一只灰色的皮球让我看，我捏了捏，瘪的。她又让我看她一张周岁时照的照片。人不大。胸前的纪念章却不少，好几个，足足占了上半身面积的将近一半。 闲得没事，锁好房门，我们两个出了小院。钥匙挂在妹妹的脖子上。 门外，几个孩子在玩“方宝”。
啪！啪！他们玩得真带劲，地上被煽得尘土飞扬。 男孩子碰到一块，自然熟得快。我的手也痒痒了。 “我也想玩儿。”我说。 “行，就怕你不会。” “好！”我高兴极了，“我这就回家拿。”我拉着妹妹，飞快地跑回家，找出纸。很快就叠了几个。 回来。我把那“方宝”放在地上，照上面踩一脚。一个男孩举起他的方宝，刚要使劲往下煽（能够把对方的煽得翻个个儿就算赢）——突然，他的手臂在空中停止不动--放不下来了，同时弯着腰往下瞧，脸离地面也越来越近。 他的样子，立即使我想起我们班一个胳膊爱摘勾的同学，他一犯病，就跟现在一样。
“怎么啦？”我还着慌地问呢。 “反动！反动！”他大声说，接着想同伴们揭发，“你们看，他的方宝是用报纸叠的，上面有毛主席的名字。你们瞧，在这儿！第三个字看不见了，折在底下。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字踩在脚下，反动！反动！” 立即，其他的几个孩子也不玩了，跟着他围着我连续地跳着脚喊：“反动！反动！” 我只好拉着妹妹，离开他们，来到街上。 我们在一家商店前玩了一小会，刚要进门，忽然，一帮孩子堵住了我们的去路，那么突然，仿佛从天而降。由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被吓了一大跳。我相信，此时的妹妹也一样吓得不知所措，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小手在我的手上越攥越紧。 他们都是男孩子，一个个瞪着眼，攥着拳，玩具刀枪对着我们，好像是遇见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人足有七个，年龄和我们相仿，但块头比我要壮实些。我仔细一瞧，咦？不是刚才玩“方宝”的吗？怎么这么会工夫就变脸啦？ “你是哪儿的？干吗把毛主席的名字踩在脚下？”一个满脸横肉、长得又肥又胖的“奔儿头”气势汹汹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犹豫着向后退了一步，差点摔倒。虽然妹妹吓得不敢说话，我却冒出这么一句： “你管不着！” 这时候，肥胖的“奔儿头”，小眼睛一瞪，小拳头一挥，大声地招呼他的“士兵”：“同志们！敌人不投降，我们怎么办？” “揍他！”六七张小嘴异口同声，接着不由分说像群小老虎似的向我和妹妹扑来。妹妹吓得哇哇大哭。 我躲过一个拳头，顺势搂住他的腰，用力向一个推去，一下子撞倒了两个。趁他们混乱，我急忙转身，拉起妹妹，飞快地穿过马路，一口气跑回家。 看来，城里也不安全，城里的孩子真凶啊！这里的政治气氛比农村还要紧张，并一样深深地影响到孩子们。 我和妹妹跑回到院门口，坐在台阶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休息了好半天，才去开门。妹妹一摸脖子，钥匙丢了。再回到商店门口找，却怎么也找不着了。没办法，我们只好等爸妈下班。我心里好怕，丢了钥匙，还不挨打？妹妹又要哭。
奇怪的是，这天爸爸提前下班回家，听我支支晤晤地说把钥匙丢了，既没责怪我，更没打我们，只是迅速地弄开门，赶紧做饭。做的是面条，又快又省事。面条做好了，我们三个人刚稀里糊涂地吃完，妈就回来了。她很奇怪，问爸是怎么回事，爸刚要回答，一眼看见我和妹妹，就把妈叫进里屋，小声交谈。我把耳朵贴在门缝，一句完整的话也没听情。 一会，爸爸出来了，他对我说：“走。” “去哪儿？”我不解地问。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推出了自行车，手按住车轱辘——还有气儿，“去你奶奶家。” 我昨天才来的，怎么今天就让我走？我想，妈妈还没炫耀够他的儿子呢。可还没容我开口，爸爸早已把我抱上了自行车大梁。几分钟以后，自行车载着我们，早已驶过了城南，回头望去，家已经看不见了。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爸爸一言不发，只顾使劲往前骑。我坐在大梁上，看不见他的脸，不多工夫，我们已驶在了乡村的公路上。 临出门的时候，我想告诉爸爸，天这么阴，会不会下雨？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一迈腿，坐到了坐位上，车子骑动了。 天空变得更加阴沉，像涂了一层铅似的。那块云的形象特别可怕，仿佛张着血盆大口。太阳也许接近了地平线，也许还在天边低垂着。浓云密布，看不到也判断不出太阳究竟在什么地方。没有任何一丝光亮。 刮起了风。由小变大。风吹在脸上，凉凉的。道路两旁高高的扬数叶和矮矮的紫树槐猛烈地摇曳着。树叶哗哗地响着。路上除了我们，前后一个人也没有，左右是无边无际的稻田。 我真害怕。我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去。 爸爸仍一言不发，只是使劲地蹬着车。但因为顶着风，速度相当慢，大梁上还有我。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远处，一道闪电划破天空，呈“之”字型。起初，雨点是很小的，脸上刚刚感觉到。但是，很快雨点就大起来了，分不出个个儿来了，落在地上哗哗地。空中，一条条斜着的雨线织成了一面笼罩着一切的雨网。我浑身湿透了，水顺着裤脚子往下流。我想起，这么半天，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走出多远。 “爸爸，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说。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雨声那么大，雷声那么响，我的声音却那么弱。风雨把我的声音吞没了。身后的爸爸，仿佛根本没有听到我的劝告。低头看去，只看到他的两只脚吃力而顽强地蹬着。 一辆自行车，载着两个人，在这风雷雨电之夜，漂泊着，挣扎着。谁也不知道渺小而又可怜的我们。大风，好像是故意要阻拦我们，故意和我们作对似的，竭力不让我们前进，仿佛是一道无形而又坚固的墙壁。雷声轰响，我的耳朵都快震聋了；闪电，来自四面八方，一道接着一道，刺得我睁不开眼睛。路变成了河，而车却变不成船。
我冷，我冷啊，我浑身打着哆嗦，牙齿也上下打着架，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车把，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被汹涌的水流冲走，卷到未知的可怕地方。 “喀嚓！”一个落地雷，劈倒一棵粗壮杨树，横在路面，好像一具魔鬼的尸体。 我们的车子在风雨中比步行还慢，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摔倒似的左右摇摆。 雨水在路面哗哗地流着。 我的眼前，飞来了一只燕子。那是一只极普通的家燕。闪电中，我看见它的羽毛是纯黑的，但肚皮下却是美丽的白色。雨水抽打着它，狂风呼啸着它。但是在这险恶的逆境中，它并没有屈服，它不甘灭亡，拼命挣扎，充满了那么一股坚韧的、拼搏的力量和精神。它顽强地昂着头，奋力挥动着翅膀。我看到，它好像是要落在一棵树杈上，可是，急雨中，它没有成功。它也许疲劳了吧？只见它一个摇晃，我就再也看不见它了。也许是被暴雨打落在河里了，也许是飞得更高更远了。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只在暴风雨中挣扎、搏击的小燕子！啊，燕子啊，你来自何方？啊，燕子啊，你飞向哪里？ 回到奶奶家，已经是深夜了，我脱了衣服，光溜溜钻进被窝，被子里又温暖又柔软，真舒服，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得了感冒，非常严重，发烧，咳嗽，流青鼻涕。之后，又是打针，又是吃药。那一天，爸爸也老是睡觉，身上盖着棉被。 我在城里仅仅呆了两天一宿，就这么回来了。以后，又连续几天病在家中，没能去上学，不知道算不算旷课。 十几年以后，有一次闲说话儿，我才偶然知道那个风雨之夜爸爸带着我匆忙出走的原因。 原来，那些日子爸爸所在的工厂派性斗争正热闹，气氛非常紧张。本来他什么派都不是，只因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得罪了其中一派的头头。那个头头，正是和爸爸同住一院的小铲儿的父亲。他扬言一定要派几个人到我家来教训他一下，而且时间就在当天晚上。爸爸听说后，心中忐忑不安，还没等到下班，就找了个借口回来。回到家，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带着我慌忙出逃了。把我留在家里，他当然不放心。
那天晚上，小铲儿的爸爸真会派人到家里来教训他吗？还是仅仅发个口信，吓唬他一下而已，好叫他以后老老实实，别再乱说乱动？或许是爸爸自己胡思乱想，心神不宁，导致他疑神疑鬼，神经过敏？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爸爸带着我逃到奶奶家，也没住几天。两天后，他就返回县城了。不管那里对他有多大危险，他也得回去。家里还有妈妈和妹妹。令人欣慰的是，后来倒也没有传来他遭到什么“教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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