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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春：长篇小说<<昨天 今天>>连载之四
长篇小说 《 昨天 今天》连载之四
二十六
回到家里，我知道，叔叔又挨了斗，还挨了打，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罗振民欺骗了婶。
又一次挨斗后，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了，整天卷纸烟抽。这一回，村里那些人算是解了气了，他们认定，叔叔这回是完蛋了，绝对地是永世不能翻身了，再也不会跟他们争权夺势，对他们构成威胁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一个秋天过去了。现在离叔叔下台已两年有余。 秋后的一天，在离奶奶家仅二百米的小队部墙外边，公布了当年的年终分配方案。“分配方案”尽管是写在一张大红纸上的，人们感到的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没有一丝一毫喜庆的味道。因为张榜公布的名为“分配方案”，确切地说倒不如说是欠帐名单。社员们劳动了一年，没有一户家庭有现金收入，倒是每户户主的名字旁，都写着该户欠了队里多少钱。什么原因，不是大家不出工，不干活，而是劳动生产率太低，粮食产量太低。 “分配方案“一公布，立即在全队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失望致极，议论纷纷。敢说话的唠叨道：“罗振民的书记兼队长是怎么当的！”
社员们怨声载道。据说，我们二队的劳动生产率不光在公社倒数第一，甚至在全县也是倒数第一。社员劳动一天的分值只有六分钱，这个数字比外省市一些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还要低。社员们开玩笑说，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只能挣一个烧饼钱，要是早晨吃一个烧饼，中午和下午只能空着肚子或喝凉水充饥了。为了能吃饱，这一年，国家为我们二队运来了十万斤返销粮。十万斤，是保障全队几百张嘴吃饱的最低数目。由于社员们没有钱买这些粮食，只好以记帐的方式分到各家各户。这样，每户欠国家的钱又增加了。 这种情形对以罗振民为首的领导班子显然不利。不过，罗书记的脸皮也真够厚的，嘴皮子也真够好使的，在不久前召开的社员大会上，罗书记毫不脸红地向大家报喜：“我们队今年的分值，比去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这说明，队领导班子还是很有成绩的。” 去年分值五分，今年六分，罗书记算得极为准确。 社员大会上，叔叔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一言不发。这个生产队的“前队长”对今年的生产情况不愿、也没被准许发表任何意见。罗书记说过，他早就“栽”了。 叔叔真的对目前的情况没有任何想法吗？不！会后，他对一些社员明确指出，日值六分钱，只有全县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 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今年的队委会改选上。今年，包括队长、副队长等队里主要干部的队委会要进行改选。还让以罗振民为首的几个人继续领导二队吗？相信二队大多数社员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也忧心冲冲，因为罗振民目前把持着领导班子，他本人不光是队长，还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叔叔，指望着他能够复出。但是，他能够东山再起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是“八起八落”了啊。况且，他现在连走路都不稳当。 一天晚上，奶奶家里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人，把院子坐得满满的。全都是我们二队的社员，他们相约好了，一块来找叔叔。干嘛？请他出山！那天，气氛极为热烈。有的社员说：“二叔，该你出山啦！”有的说：“二哥，咱二队没你不行。”对于乡亲们的这种自发的请求，说实话，起先还真是出乎叔叔的意料，他本以为，大家来他这里仅仅是来发发牢骚的。他这样告诉大家：“我算不了什么，没谁地球都转。”“可二队没你就不行！”大家一致认为。 面对着大家的殷切希望，叔叔决定不负重望，接受大伙的请求，向罗振民一伙发动挑战。但是，有一个反对者，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
谁？婶。她指着叔叔的鼻子大骂：“你要是再不长记性，小心你另一条腿！”别看平时叔叔好像有点怕婶，可在这个问题上，叔叔对她却毫不妥协，他当众训斥婶说：“你懂个屁！” 还有的人为叔叔捏着一把汗。 叔叔虽然有点怕婶，但他决不怕罗振民，他当众表态：“我就不能让他们搞得干一天只值六分钱！” 叔叔的目标是，一个社员干一天，怎么也得挣六角钱。是六分钱的十倍。这相当于当时全县的平均水平。他说，他有这个把握；他说，他要让社员干一天，能挣十个烧饼钱。十个烧饼，才能让一个劳动力和他的家人勉强吃饱。
人多嘴杂，我家院子里一“开会”，村里很快就知道了。罗书记发出的警告和婶的警告竟然惊人地一致：小心另一条腿。 叔叔把这种威胁当作耳旁风。说干就干，叔叔开始了他的“非组织活动”。他首先去找公社。他在大队、小队、公社的“官场”上混了二十多年，从“互助组”时起他就当干部，队里有群众基础，公社里有多年的老熟人。他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上找公社头头汇报我们二队目前的情况，群众的情绪，下找二队的社员群众。在我们二队，叔叔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刘家人丁兴旺，是个大户。
人多，对一些事情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对叔叔企图扳倒罗振民，我们家还有一个反对者，那就是爷爷。爷爷好像对自己儿子的举动不甚理解，在叔叔搞“非组织活动”正忙的时候，爷爷还写了首诗贴在墙上，用来规劝叔叔。诗曰：人生在世似云烟，数十寒暑转瞬间。追求名利何来苦，大限一到奔西天！ 我的爷爷，那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据他自己说，少年时候，他曾经上过七年学。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庄户人家有几个能上七年学呢？确不多见。那时候没有数理化外语，“国文”是最重要的课程，因此他的古文功底比较深厚。作为一种个人爱好，能模仿几句诗词律句，也不为奇。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爷爷的同龄人中，文化水平算是比较高的，每到正月，有不少本村和邻村的人都来找爷爷写春联。爷爷则有求必应。他把这当成一种乐趣。
可惜，爷爷的诗没有读者，奶奶不识字，叔叔没有任何文学爱好，姑姑虽然看一点小说，但对各种新诗旧诗则避而远之。于是，爷爷便把希望寄托在上小学的我身上。他每写好一首“诗”都要首先念给我听。我成了爷爷唯一的听众和知音。 但我并不认为爷爷的诗有什么造诣，他的全部的所谓“诗”都是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模仿。如这样一首： 玻璃小酒盅，家酿白玉明。细嚼花生米，好似卧天厅。热酒入了肚，精神百倍增。高谈与阔论，言罢到天明。 模仿什么人的风格和意境，不是一目了然吗？ 正因为爷爷有点文化，爷爷还是五O年的老党员呢，但仅仅几年以后，他的党籍就丢了。至于爷爷为什么丢的党籍，我没详细打听过，只是隐约听说他和当时的区委当权者在工作上有什么分歧。反正就是从那时候起，爷爷就完全与权势绝缘，从此再也没有丁点的名利功利思想。在做好庄稼人的同时，他的爱好就是瞧瞧古书，哼哼古诗，写些“庭前小场院，屋后小菜园，猪羊两大圈，鸡鸭一大栏”之类的东西。
爷爷虽然反对叔叔去和罗书记争斗，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争权夺利，对无才无德、品质败坏的罗书记，爷爷也爱憎分明，还曾经为他赋“诗”一首呢： 顽石一块半雕琢，似人似鬼真缺德。 随波逐流假革命，挨骂招瞪没奈何。 父母双亲吃“挂落”，三亲六故把汤喝。 事到临头后悔晚，呜呼哀哉见阎罗。 爷爷和叔叔虽然都有鲜明的爱憎，也有共同或相近的立场，但是他们的表现方式则完全不同。爷爷的作法是远离尘市，远离官场；叔叔则是被一种“责任感”驱使着，为了二队的社员群众，和罗振民争，和罗振民斗。 叔叔的努力没有白费。公社领导对以罗振民为首的领导班子这两年的工作极为不满，认为它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在公社的干预下，我们队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叔叔由于在我们村当过多年的村干部，有着相当的群众威信，再加上刘家又是大户大姓，他再次当上了队长。作为妥协的产物，保留罗振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说实在的，叔叔对罗振民没有任何好感，他根本就不愿意在罗的领导下工作。可是，他实在没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他连个党员都不是，他无权改变党的基层组织人选。况且，那罗振民毕竟也有着一帮子人呢。另外，公社领导对叔叔和罗双方都做了工作，希望他们屏弃前嫌，搞好团结，把村里的事情办好。后来叔叔觉得，这也够了，他担任了生产队长，就有权指挥全队的生产。 叔叔新官上任三把火，迈开了大刀阔斧的第一步。首先，他不怕得罪罗书记，立即撤了狗剩子，不怕谁说闲话，恢复姑姑当记工员。之后，他在全队社员会上宣布，从今以后下地干活，每个社员当天让你干什么活，干多少活，当天你就得必须完成。不干活泡蘑菇转腰子偷奸耍滑的即使下了地也坚决不记工。不记工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分不了粮食。那年月，粮食可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没粮食就吃不上饭。 对于叔叔采取的这些措施，罗书记哭笑不得，只能口是心非地表示支持。何况，公社也是跟他打了招呼的，要求他对叔叔的工作给以配合，他也没办法，谁叫在他领导下工分只值几分钱呢。 罗书记把二队搞得干一天只值几分钱，他不配合不行了。可据说背地里，他对叔叔咬牙切齿，声言：等下次运动来了再说！ 对可能的下次“运动”，叔叔无所畏惧，最害怕的是婶。批斗会上的公开打人使她心有余悸，她不赞成叔叔再当这个队长。她开始公开拖叔叔的后腿。记得叔叔刚上任时在一次社员大会上——那次社员会就在奶奶家门口的大槐树下进行——会上，叔叔正兴致勃勃地给大伙讲怎样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一天挣八角钱，讲怎样学大寨赶大寨，冷不丁，婶在院门口当着全队社员的面喊：“你在那里耍什么贫嘴，家里这么多活不来干！”
叔叔不理她，继续讲。 过了些日子，罗振民还来叔叔家，和叔叔一起“研究生产呢”。那天，罗振民和另外两个队干部又来家里找叔叔“研究生产，”他进院门的时候，刚好婶婶正站在外当院，她明明看见他，也不让道，反而冷冷得问：“有事不？没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罗书记实在哭笑不得。 以后，我又数次看见罗书记来家里“研究生产”，可是每次，都没见到他们谈拢。关于下一个年度怎样搞好生产，我只听得叔叔的意见是，除了种好粮食外，还应该种十亩园子，十亩冬瓜，十亩西瓜，十亩花生，十亩土豆，十亩红薯……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十亩”。 罗书记反对的就是这好几个“十亩”。我坐在一边，听他们在院子里辩论。罗书记反对这好几个“十亩”计划的依据，就是“以粮为纲”。叔叔则坚持发展这几个“十亩”，他认为，只有那样，社员们除了粮食外，才会有一定的现金收入，集体也才会有现金积累。 记得有一次谈崩了，罗书记说：“庄稼人的本分就是种粮食，你要种……种这个种那个的，运动来了可没我的份儿！”言罢扬长而去。 这就是我们二队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部内容。 看来，没挨过斗的罗书记比有些挨过斗的人更怕“运动”。 叔叔跟他谈不来，便照他自己的“既定方针”办。他信心十足地奔走于田间、地头，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连抽袋烟的工夫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简直就成了大队部或“生产办公室”，来来往往的人络亦不绝，叔叔一件件地处理着这问题那问题。
这时候，他的腿伤还没完全好呢。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次年秋后一决算，我们二队果然完成了叔叔奋斗的目标：日值八角多钱。零头我忘了。我只记得，打那年以后，叔叔的队长职务就再也没有被撤换过。他的这个职务一直当到了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彻底解体为止。 进入九十年代，叔叔老了，头发完全掉光，四周的一圈也没了。农村没有养老金，已经六十开外的他继续为自家的生计奔波着。他的生活非常艰难。记得香港回归的那年春节我去看他，他不在家，婶告诉我，他去给人家“看堆儿”去了。所谓的“看堆儿”就是给人家值夜班，每天晚上在工作地点睡一夜觉，每月只挣三百圆。有趣的是，和他倒班的，正是原先我们二队的“老书记”罗振民。 我个人对叔叔的评价是，他当年的那点作为，实在算不了什么。
他当年唯一的本事，不过就是会当当队长而已，不过就是能让一个社员干一天“能够挣十个烧饼”而已。他极普通，和后来我们所说的农村的“能人”、“致富带头人”之类的毫不沾边。 二十七 这一年，四丫头家里的干草堆，也越来越高了。为了这一堆干草，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这种努力，和她的年龄是不极不相称的。每天，当小弟弟小五还在睡梦中，她就早早地起来了。自她退学以后，她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早晨，她顾不上洗脸洗手，先给小五弄点吃的，小五吃完早饭后，她把他送到邻居刘四奶奶那里。刘四奶奶帮着看小五，作为报酬，每天从李春林的工分里为她拨去三分。安顿好小五，四丫头便开始了一天的主要工作——打草。她打草的地方还是在数里之遥的凉水河。
河边的清草丰美而又茂盛。四丫头的胆量也越来越大，这一点真让人担心。她到了河边，不光在岸上、水边割草，而且不管天气冷热河水温凉，还要下到水里去。四丫头的力气也仿佛强壮了，从她每次背回来的草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原先她每天去河边一个来回，现在每天则两个来回。一个来回就是十里地。她的脸更黑了，更红里透黑了，手心的茧子也越来越厚了，如果谁拿起那双小手看一看，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姑娘的手。这双手应该是去写语文、算算术的啊！ 四丫头把草从地里背回来后，立即就在她家的房前屋后、院里院外铺展开来，绿绿的一大片。在烈日下暴晒，直到完全晒干了，再堆存起来。以青草晒干草真不容易，五斤青草也未准晒出一斤干草来。凉在地上还不能不管它，上面的晒干了，还要用叉子把草翻过来，再晒底下的。赶上阴天还要等天晴了再多晒几天。有时，好不容易快晒干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又给淋湿了，还得接着晒。湿一点、潮一点队里都不收，必须保证质量。堆在一起的干草还要用东西盖起来，防止再次遇雨。要是雨把大堆的干草都给淋湿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干草还要及时通风，以防霉变。这些活儿在别人家都是两三个人干，年轻社员利用工余时间把草打运回家，妇女、老人在家翻晒。
而四丫头的草，从割到运，从晒到藏，全由她一个人包了。 了不起的四丫头啊，从秋到夏，她的干草垛比房子还高了。 别因为四丫头就是割草晒草，这仅仅是她每天劳作的一部分。上午，第一趟草运回来，立即将小五从刘四奶奶家接回来，接着，手脚麻利地给全家做饭，当她把饭菜烧好后，姐姐放学回来，爸爸也正好赶着小驴车从地里送粪回来。李春林仍然和从前一样，自从上次偷生产队玉米被抓住挨斗，老伴急死之后，情绪极其低落，对生活对未来没有了任何信心，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完了。每天的日子，和上一天相比，都不过是简单的重复，都是上工、送粪、下工，甚至连吃饭喝水都成了应付差使。他唯一的喜好只剩下了不言不语，一个人蹲着抽叶子烟。
劣质叶子烟一支接着一支，呛得他不断地咳嗽。 这仍然不是四丫头生活的全部，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还要去拣煤核。冬天买煤要花钱，于是，她像许多贫苦孩子一样，要去公社大院旁边的垃圾场去拣煤核。公社机关大院墙外，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站，机关里运出的煤渣，就源源不断地倒在那里。另外，不远处的商店、合作社、信用社的垃圾也倒在那里。在这些倒掉的垃圾中，有一些没有烧透的煤核。这些煤核，仍然能够燃烧。有时候，四丫头就提着小篮，拿着小铲，到那里去翻找煤核。有时，那里最多能有十几个孩子在拣。翻拣出的煤核，背回家中，一点点积攒起来，到了冬天就可以用来烧饭取暖，多少可以省一点煤钱。 拣柴禾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那时候，农村做饭一般都用大锅，这种大灶台锅的唯一燃料就是柴禾。柴禾从哪儿来呢？队里分的那点棉柴、棒秧根本不够烧，不够烧就得去拣柴禾搂树叶子。秋天，是搂树叶子最好的时节，凉水河两岸，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一到深秋，树叶纷纷落下。那里是四丫头常去的地方。星期天，不上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同她一块去凉水河边搂树叶。每次归来，四丫头的背筐总是塞得满满的，树叶子这东西不出数，不经烧，一大筐只能够烙一张糊饼。 四丫头还千方百计地为家里增加现金收入。她会编草帽辩。编草帽辩是个细致活，可四丫头心灵手巧。当时，编草帽辩几乎是社员们换取零用钱的唯一途径，它挣钱虽然不多，但钱能够立即拿到手。因此，工余和饭前饭后，常常可以见到姑娘们媳妇们，一边说话聊天，一边编草帽辩。甚至在社员大会上，妇女们也是一边听着罗书记讲着“学大寨”，手里一边不停地编织着。姑娘们编那个东西的姿势可优美啦，手在胸前不停地晃动着，麦杆在眼前不停地跳跃着，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一包包长短不一的麦杆，在姑娘们的手里便变成了长长的、好看的草帽辩。编草帽辩用的麦杆必须用水泡湿泡软才行。当编到一定的长度，好像是三丈，便可以把它送到公社的收购站了，按质论价，可以卖少到七分钱，多到两毛一。
四丫头编的每次都能被作价到两毛一。那可真是个技术活，手必须巧。那种草帽辩用的麦杆最细，编起来难度最大，图案最美，最受收购点欢迎。四丫头总是编那种，她编出来的草帽辩，连比她大几岁的大姐姐们看了都不禁叫好称奇，她们简直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妹妹之手。 四丫头用卖草帽辩挣的钱，为姐姐买了文具，为弟弟买了食品。四丫头的目标是争取每个星期让小五吃上一个带芝麻的烧饼。啊，四丫头，你不光是姐姐、妹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担负起了一个母亲的责任。 除了干活持家，四丫头还忘不了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学习。退学两年来，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尽管她早已退学，但她用自己挣来的钱，从学校为自己买来了算术和语文的教科书。上不了学就自己抽空学、抽空看，不理解的就去问同学问大人。
四丫头几乎每隔两天就要来向我讨教功课。而我也非常愿意她来找我，因为每次在给她讲解的过程中，等于我自己又温习了一遍。她的学习进度和学校是同步的。学校教到了哪一课，她也学到了哪一课。 秋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到来了。地里再也割不到清草了。每到这个时间，生产队收购干草的时间也到了。四丫头今年晒了大约一千斤干草。一千斤干草，至少要用五千斤青草才能晒成！四丫头估算着，按以往每斤五分钱计算，可以收入五十圆现金。想着着那未来的五十圆，四丫头的脸都兴奋地透红了。她的辛勤劳动终于快有回报了。她甚至已为那五十圆做好了打算：给弟弟扯一身衣服，给姐姐买支钢笔，给爸爸打瓶白酒…… 可是，今年我队的一个决定却让四丫头悲痛欲绝。队里在队部墙上贴出了通知，我队的干草已经收够，不再收了。 别的人家已经抢先交售了，四丫头去晚了一步。队里毕竟就那么十几头牲口，一个冬天收多少干草是有数的，收多了也没用。 得知这一消息，四丫头急得哭了。她从幸福的浪尖，一下子跌入失望的谷底。
这一千斤干草是她的全部希望啊！怎么办？四丫头急得团团转。她去央求保管和收购员，人家说，没办法，这是队里的决定。看着四丫头痛苦的样子，我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去找我叔叔。听到我的启发，她立即找了我的叔叔。我也帮着她说情。其实，对四丫头家的情况，我叔叔是完全了解的。叔叔也很同情她。叔叔表示，要尽力帮助她。叔叔很快找到罗书记反映了这一情况。罗书记皱了皱眉头，说：“还有两户也找了我，和她的情况一样。”叔叔对罗书记说：“冬季草料的数量也不可能严可严儿，打着点富裕也没什么坏处。”罗书记绷着脸说：“再说李春林又是个富农……”此时，叔叔并不想和他讨论四丫头家的成份问题，他仍然坚持说，四丫头年龄不大，弄那么多草不容易，怪可怜的，能不能照顾一下？由于叔叔的一再坚持，最后，看在他是个队长的情面，罗书记才极不情愿地说：“不过，队里已经没有现金了。这么着，照顾她，收她一半吧，她家是超支户，钱，折以前的帐。” 叔叔立即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四丫头。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她。四丫头听到后，立即找来手推车，我帮着她，一车一车地将草运往牲口棚，由保管过数、会计记帐。虽然没有拿到现钱，但这一半的劳动毕竟没有白费。 可是，另一半怎么办呢？再去找罗书记是不可能了。四丫头还是着急，我也同样为她着急。这时，有人告诉她，能不能去问问其他生产队，也许别的村还有收的。听到后，四丫头立即去了临近的东街大队、西街大队、前街大队、后街大队、中街大队，可是，询问的结果都令她大失所望，这些村子都不收购了。难道眼看着这另一半劳动白费，眼看着几百斤干草全都烂掉吗？就在四丫头几乎绝望，她甚至想能不能借点钱买只小羊自己喂的时候，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小虎子告诉她，他姐姐的婆家所在的村子，我们村南边的南店大队，可能还在收。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傍晚了。第二天一早，四丫头就风风火火地跑往南店大队，结果真是令她喜出望外，收，现金收购。但美中不足的是，南店村的收购价不是预期中的每斤五分钱，而是四分。这意味着这另一半的劳动价值立即就贬值了百分之二十。但是，四丫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第二天的上午，她的上中学的姐姐也请了一天假，同她一块将剩余的干草送往六里路远的南店大队。剩下的这另一半，原先估计有五百来斤，上称一称，竟然足足有六百斤。按每斤四分钱计算，这些干草卖了二十多圆。
钱，当时就领回来了。 当天，四丫头还以此为内容，写了一篇作文，让我转交林老师为她评判。她在作文里写道： 今天，我拿到了卖干草得来的二十多圆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我把这些钱交给爸爸的时候，爸爸哭了，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爸爸说：“孩子，从今天起，我一定要振作起来，好好干活，好好活着，我一定能够养活得了你们，我一定要撑起咱们的家来！” 二十八 以后，四丫头仍然像往常一样，白天干着各种各样的活，寻找着各种各样的挣钱门路；晚上，仍然契而不舍地坚持着学习，隔几天就来找我一次，一块做做作业，打听打听学校的事情，听我讲讲新学的功课。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她的生活就会命中注定地这样延续下去。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一个星期日，我又照例拿着书包，去四丫头家找她一块温习功课。四丫头正好在家。她说，今天家里有客人，咱们在院子里复习功课。说着，她搬来一张小木桌，找来两只小板凳，于是，我们俩便在那里做起功课来。 一会，四丫头说过的来她家的客人出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从衣着打扮来看，肯定是城里来的。她出来后，走到四丫头身旁，关切地询问她近来的生活和学习。
看得出来，这女性对四丫头极为喜欢，对她的家庭也极为熟悉。连我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啊，我想起来了，是在两年前四丫头妈出殡的那天。毫无疑问，是经常走动的亲戚。她和已逝去的四丫头妈的模样有些相似。 待那女性回屋以后，四丫头告诉我，那是她的亲姨，母亲的妹妹。她姨回到屋里，不知道在和李春林谈论着什么。 一会，李春林出来了，叫：“四丫头，你进屋来，你老姨有事和你商量。” 四丫头进屋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小桌子旁写着作业。不知道叫她干什么，对别人家的事我也并不关心。 一会，四丫头从屋子里冲出来，哭着说：“我不去！我不去！” 四丫头的老姨也跟了出来：“去吧，要不，你再想想？” “不去！” “去了，你就可以入红小兵了。” “我不入！”
四丫头哭着跑出院子。 “唉，”老姨无可耐何地叹了口气，我看到，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下午，我和四丫头去搂树叶。这天，我们搂到的树叶特别多。背着小筐回家的路上，看着树上跳跃的麻雀，望着空中飞翔的燕子，四丫头的脸上竟也露出快活的笑容。可是有时，一丝忧郁的神情涌上她的面颊。 下个星期日，她的老姨又来了，李春林仍然和上次一样，把她叫进屋内谈话。可是，不长时间四丫头又一次哭着跑出来。 他们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我猜想，和上次谈话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记得最后一次，我才基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四丫头的老姨来自县城，她是来跟李春林商量，能不能让四丫头去和她与丈夫一起生活。姐姐的意外死亡，使她感到无比悲痛。这两年，她对姐姐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对失去母爱的几个孩子的无限同情，促使她提出这一要求。听说，还有个主要原因，那就是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生育，他们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哪怕是领养的。她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女孩。四丫头现在十一岁，实际上已经失学。她和丈夫都认为，如果提出领养四丫头，李春林估计不会反对，至少有很大的同意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多少可以减轻一下他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彻底改变四丫头的命运。政治上，躲开了家里的富农成份，对将来的前途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生活上，她和丈夫虽然都只是普通的工人，但县城里的双职工经济上毕竟比乡下农村家庭要强许多倍。四丫头和老姨、老姨夫自小就关系密切融洽，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她、疼爱她，要是她能够天天在他们身边，将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快乐。四丫头真是聪明、漂亮、勤快。 据说，老姨刚把她的想法告诉李春林的时候，老实说，他还真有点舍不得，尤其是最近两年来，他仿佛重新认识了闺女似的，她是那么能干能吃苦，小小年龄的她，身上竟然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在逆境面前，她爆发出了那样强大的毅力，表现出了那样坚韧的性格。她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得力助手。冷不丁有人要把她领走，他怎么能舍得呢？可是仔细一想，他又觉得，不能光为自己着想，闺女的前程重要。老姨是孩子的亲姨，孩子到她那里生活，他绝对放心。如果四丫头能与老姨一起生活，不光可以躲开他的富农成份，立竿见影的好处是，她可以立即摆脱每天的繁重劳作，重新进入学校上学。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于是，他由开始的犹豫，变成了与老姨站在一起，共同动员四丫头进城。
但是，四丫头不愿意去。她毕竟不是三两岁的小孩，她已经十多岁了，她怎么能离得开自己的亲爹啊！虽然老姨待她极好，虽然在家里是富农成份，上学时因此入不了红小兵，可她还是不想走，不想离开她从小长大的家。我相信，任何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四丫头说，有一次，她跟爸爸谈崩了，她跟他大吵了一番。她说，我也不能光想我自己，我走了，谁去打草，谁去拣煤核，谁照顾小五！ 她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 四丫头上中学的姐姐知道此事后，也加入了劝说者的行列。她深知这个机会对四丫头的重要。在四丫头以家里的这事那事为借口，坚决不随老姨去城里的时候，她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别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决定：退学！虽然她已经上了初二，再有一年多就初中毕业了，但她还是决定不念书了。她觉得，再也不能拖累妹妹，让妹妹供自己上学了！长此下去，那将对不住自己的妹妹，该自己下地劳动，取代妹妹，成为父亲的帮手了。不能再耽误妹妹！至于小五，姐姐说，有我呢！ 至此，四丫头已无话可说。
她再也找不出任何一条令人信服的借口。家里的一切事情爸爸和姐姐已安排妥当。他们说，你就放心走吧。 四丫头哭着点了头。但她有一个条件，让她在家里再住一段时间，等到来年开学再走。 说真的，我还真不愿意四丫头走呢。她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最要好的同学之一。 二十九 一九七二年春节后，过了初五，奶奶决定，带我到她的娘家住些日子。去那里的原因是她的老父亲病危了。我没有料到，这一住就是二十来天。在奶奶娘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如坐针毡，因为学校早已开学了。可是，奶奶一直等到老爷子去世，办完丧事，培了土，圆了坟，才和我回到家里。 回到家，屁股还没有坐稳，小土子就跑来告诉我：“刘潞！老师让你上学呢！”一会，又有几个同学跑到家中，催促我：“老师叫你上学呢！再不去，就要开除了！” 我可不想被开除，可是，按学校的规定，旷课十五天就要开除。第二天去上学，我心中忐忑不安，我知道，我已经够开除的条件了。 “铃……”上课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进教室。
我也坐下——座位还给我留着。林老师还是那个老样子，头上扎着“羊角尖”，胳膊里夹着备课本，神情严肃地走进教室。“起立！”班长喊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待大家向墙上的像片敬礼之后，班长又喊：“坐下！” 林老师走到讲桌前，谁也没看，低头翻弄她的备课本。我想，她大概还没有看到我。 林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 “刘潞！你站起来！谁请你去啦？你旷课半个月，学校不要你了。” 接着，她开始讲课。 当然，以后学校并没有不要我，更没有谁来赶我走。我还照常读书，照常背语录。那时候的农村小学，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制度。 其实，林老师早就知道了我这些日子没有来上课的真正原因。她发现我连续几天没有来上课，就去问姑姑。姑姑和她虽然不在一个村，但她们互相认识。姑姑告诉她，我跟奶奶串门去了，至于为什么非得带着我去，姑姑这样向她解释：他离不开他奶奶，他奶奶也不放心他。
这以后，每当我看到林老师，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对不起她似的。所以我便尽量讨好她，让她高兴。我跟林老师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为了能够改变因为旷课半个月在她心中造成的恶劣印象，我抓紧一切几乎讨好她，我按时写作业，按时背语录，抢着擦黑板，经常做值日。 有一回，在校园里，我看见好几个老头在劳动。他们搬砖、挑水、活泥、正在翻盖一间坏了的教室。我发现他们以后，就决心做一些好事，让林老师看看。现在不是还继续提倡每周做一件好事吗？我每天都做一件！说不定林老师一高兴，会把我旷课的事情忘了呢。 于是，课间的时候，我就常常帮那些人干活。搬砖，活泥，抬水。我干得很起劲，经常满头大汗，浑身是泥。尽管我做了这些“好事”，却一点也不影响学习。
在我的带动下，其他人也都来做这好事了，尤其是几个大个子男同学的到来，帮了那些老头的很大的忙，大大地减轻了他们的负担。看到这一切，我心里很高兴，说不定林老师还会表扬我呢。 但是，我的这种希望落空了。林老师没有表扬任何人。几天以后，当她发现一些同学经常去那里帮忙时，就在班上郑重地告诉同学们，不要去帮忙了，让他们自己干。那几个老头都是来我们学校义务劳动的四类分子。大家要做好事，可以去找别的事情去做，不要去他们那里。 我很沮丧，我的努力白费了。从林老师提醒大家的那天起，我也不去那里了。林老师说得对，做好事，干点什么不行，干嘛去帮四类。 但是，仅仅三天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那劳动的队伍。这倒不是我对地富反坏右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对阶级敌人也恨之入骨，这是那个时代灌输给我们的，而是一天早晨，我突然在那几个干活的人中，发现了杨老师。啊，杨老师！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杨老师了。就在我即将将她忘记的时候，她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杨老师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脸上显得苍老了。大辩子已经剪掉，改成了剪发，还戴着眼镜，因为天气寒冷，围着一条很旧的灰色围巾。
杨老师就在那劳动的行列中。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她，立即就认出她来了，我激动得跑到她面前，叫了一声：“杨老师！”开始，杨老师并没有反应过来，不是没有听见，以为不是叫她。也许，对于“老师”这个称呼，她已经觉得陌生了，成了极其遥远的过去。但她明白我是在叫她的时候，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从前的学生。杨老师毫不思索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你不是刘潞吗？长这么高了！”听着杨老师的夸奖，我心里喜滋滋的，可又不知怎样回答她。杨老师站在我的面前，手里握着一把铁锹，身上尽是泥点。一时间，我和她在互相称呼了对方之后，好像都没什么话好讲了。好半天，还是她打破了沉寂，她说：“小不点现在会系裤子了吧？”一句话，问得我和她自己都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忙说：“会了，他早就会了。
现在，我们已经上四年级了。”不过，我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她，“小不点因为家境困难，已经退学不念了。” 杨老师的心里，还惦记着我们班。还惦记着她的学生们。 我问：“杨老师。您怎么来干这个？” 她说：“大队让我来的呀。” 我想，这个派活的人真他妈的缺德！怎么能将杨老师，一个四十岁的妇女，分配到这里，和几个老头一起干活！这里，不论是活泥、挑水、搬砖，无不是重体力劳动。杨老师怎么能干这种活？怎么能和四类分子们在一起！这领导真他妈混蛋！但是，在杨老师面前，我不能讲粗话，更不能骂人。 以后，杨老师干活的地点，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就连课间十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也不放过。每次见到她，我都恭敬地叫她一声“杨老师，”但是有一天，杨老师郑重地告诉我，不要再叫她老师了，她早已不是老师了。可是，这个要求我感情上还真接受不了，因为自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她在我的心中可是个“老师”的形象。这最初的形象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我不同意她的要求，可她坚持说，不要那样叫，影响不好。 “那，我叫您什么呢？”我天真地问。 “你就叫我杨阿姨吧！”杨老师爽快地说。 我勉强地接受了这个称呼。但我实际上很少那样称呼她，只有在她特别提醒的时候才那样叫，许多时候仍然不知不觉地叫她“杨老师”。 看着杨老师干活实在太累，我到她那里的时候，便经常帮助她干这干那。我那时毕竟还是个十岁出头的孩子，干不了多少活，但我的心里，绝对是真诚的。我愿意以我的一点微薄之力，尽量为她减轻哪怕一点点负担。 杨老师开始批评我了，她说你到我这里来，站着看看就可以了，不要帮着我干，这是我自己的任务。后来，她干脆要求我不要再到她这里来了，她说：“你来我这里影响功课，你的任务是学习和读书。” 但是我仍不断地到杨老师那里去。
为了表明我“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我开始拿着书本到她那里去。我特别喜欢带着语文课本去找她。在杨老师面前，我毫无拘束地把我所有不懂的问题说给她听。而杨老师呢，也非常高兴、非常认真地为我讲解书中有和没有的各种知识。杨老师讲的语文课还和从前一样，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令我百听不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许多我在课堂上听不懂的问题，到了杨老师那里，立即迎刃而解。经常，我人在课堂上，心里却想着杨老师，每次一下课，我便急不可待地跑到杨老师那里。那里，成了我的第二课堂。虽然这堂课，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我在那里度过的每一个十分钟，都非常充实，每次都能增长新的知识。
这个时候，杨老师才真正感觉到，她现在是一个教师；我也切实感觉到，我是一名学生。杨老师每次不论给我讲解什么知识，都非常认真，非常专注，仿佛她面前不仅仅是一个我，而是她从前她那整整一个班的学生。这时候，她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我的功课上，而把其他一切都忘了。我相信，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时光，不光使我感到过得充实，而且她一样会感到充实。我使她再次体验到了当一个教师的快乐与责任。 不用说，我这些日子的活动很快被大家发现了。有几个人赶紧去林老师那里去报告。实际上用不着报告，林老师自己也看到了。 在一次班会上，林老师谈到了我的问题，当然不是表扬。她说： “他（指我）最近总到正在干活的那几个人跟前去，并帮他们干活。那些人需要水，他就去抬；需要泥，他帮着活。特别严重的是，他还跟一个从前的教师，一个反动的教师打得火热。大家都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全是四类，全是地富反坏，他们来我校干活，是来接受我校广大革命师生监督、改造的，他去帮他们！而且，那些人的身份学校已经告诉大家了，他也听见了。同学们做好事，都不到那里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去！他那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去做坏事！同学们，大家都不要向他学习啊！” 林老师的最后几句话，是那么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灵。我知道，此时此刻，全班同学肯定都在盯着我、议论着我，我低着头，恨不能立即找个地缝钻进去。林老师，您没有看见吗？几天以来，我没有再帮那些地富反坏，我帮的是杨老师。杨老师，她还是你林老师的姨母呢，是你的长辈啊！林老师，您曾在大会上宣布断绝和杨老师的关系，可断得如此彻底！您就这样表现您在政治上的进步吗？ 下课的铃声一想，我立即跑出教室，来到学校南边的墙外。杨老师正在那里劳动。我觉得，天下只有杨老师一个人能够理解我，能够安慰我。在杨老师面前，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只有在杨老师面前，我的眼泪才能尽情流淌。杨老师轻轻为我擦去眼泪，她说：“以后不要到这里来了。”我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林老师还把我的事情汇报给了校领导。麻子校长表示，一定要把我从错误的泥潭拉回来，并且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大问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如此热衷地争夺我，连我都奇怪，我竟如此重要。
鉴于我“屡教不改”，为此，林老师发动了全班对我进行帮助。她要求每一个同学都要发言。名曰“帮助”，实际上成了变相的揭发和批判，只不过我没挂牌子，没坐喷气式。会上，有一位同学当众揭发，说我不止一次地管我们村的李春林叫大爷。对这一点我在班会上供认不讳。我们学校曾经给同学们订过一条纪律，不准管地富反坏分子叫大爷大妈的。只准叫贫下中农，不准叫地富反坏。可是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辈分观念极强，谁比谁大一辈，谁比谁小两辈，谁是谁叔，谁是谁侄，都很明确。尤其是自己所在村庄的长辈，怎样称呼他，那是从小就明确了的。碰见辈分高的长辈称呼他一下，那是一个孩子懂礼貌、有教养的一个重要标志。可是我们学校竟如此规定。只准对贫下中农讲礼貌，不准客气地称呼一下成分不好的人，即使他比你年长几十岁，否则就是没有划清阶级界限，就是丧失阶级立场，违反学校纪律，就得挨批评。我因为叫了富农分子李春林为大爷，便被当众揭发了。（不知道四丫头管李春林叫爸爸是否是“丧失立场”）在全班面前，我承认了这一“错误”，但我无论如何不愿把杨老师和坏人联系在一起。 我断定，由于大多数同学是讲礼貌的，有教养的，学校的这条规定大多数人做不到。究竟谁能做到呢？我看见的只有一位，谁？林老师。林老师碰见杨老师从来都是目不斜视，扬长而去。这方面她确实给全校师生做出了表率。 帮助会结束了，我又怀着满肚子的委屈，到学校南边去找杨老师。可是，那里干活的只有那几个老头，惟独没有了杨老师。“杨老师呢？”我问他们。他们回答：“她不来了。” 原来，麻子校长把杨老师给赶走了。杨老师永远不来了。知道这消息后，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想再见到她，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她说，还有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要向她请教；而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她尽快结束在这里的体力劳动。确实，这里的活都是适合男性劳力干的。 杨老师干活的地方，是学校的墙外。这里没有风，太阳晒着暖暖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这里出神地想着，想着杨老师、林老师、帮助会……忽然，我惊奇地发现，在这残墙的墙跟，竟然有着一丝绿绿的东西。我蹲下去，认真地看着它，是一棵小草。这是一棵很小的草，它孤零零地，生长在墙跟，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呢。
啊，在这严冬！尽管，它今天还十分弱小，万分娇嫩，每时每刻都被严冬摧残着，但它仍然顽强地吸收着养分，吸收着阳光，顽强地生长着。我相信，它决不会被冻死，决不会萎缩，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枝繁叶茂，成为充满希望的绿色一束。 啊，杨老师，你在哪里？ 啊，幼草，你何时长大？ 啊，春天，你何时到来？
三 十
奶奶吃饭越来越少了。她的饭量在惊人地减少，才几个月时间，已经发展到每顿饭只吃几口。 奶奶也明显地消瘦了，走路一晃一晃的，颧骨突出得极为分明。 全家人都为奶奶的身体担忧着。姑姑劝奶奶到公社卫生院查一下，可说了好几次，奶奶也没去，奶奶说：“没什么大毛病。去医院，又花钱，又麻烦。家里还有这么多活。”
近来，奶奶虽然吃得不多，可什么活也没少干。她觉得她还有力气。她照常早早起来，给全家做饭，别人吃过饭下地干活去了，她还要喂鸡，叉猪食，看叔叔的孩子。没事的时候。还在炕上做一点针线。 叔叔也常来劝奶奶：“您不合适，（“不合适”的意思是身体有病）就甭干这活那活了。” 奶奶说一声“我没事儿，”就又去忙她的了。
可就在这时候，还有人气奶奶。 谁？ 婶。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婶是常和奶奶吵架的。究其原因，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婶和叔叔，带着他们的兰兰和东东，名义上是已分家单过，可婶还是千方百计地占这屋的便宜，常常打发东东到奶奶这屋要这要那。比如，东东从外面玩回来，说：“妈！我饿了，要吃饽饽。”婶就说：“跟你奶奶要去。”“妈！我的算术本用完了，”兰兰说，婶这样告诉她：“你奶奶昨天刚卖的鸡蛋，去跟你奶奶要钱。”有一年，正是毛桃成熟的季节，奶奶、姑姑和爷爷把大部分已经熟了的桃摘下来，分装在两个笸箩里，准备过两天拿到集市上去卖。奶奶放下装有毛桃的笸箩，就到外面去干什么去了，回来的时候，奶奶发现，桃，明显地减少了。哪去了呢？被婶偷着拿走装进她的墙柜去了。
那年，院子里还有九棵桃树，本来说好了，五棵归婶，四棵归奶奶，可婶还不知足，还要变着法儿占奶奶的便宜。她这样做，还不许别人说，只要没被别人捉住，哪怕是两分钟以前的事，她也决不承认。奶奶从来也没有和她计较过那几斤毛桃，可有时也不免唠叨她几句，因为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可婶呢，嘴就是硬，死不认帐，还撒野撒泼，嘴里不干不净。有一回，真把奶奶气得够戗。也是那一回，把叔叔也惹火了，牛脾气一犯，把婶揪到当院就是一顿鞋底子。 奶奶病了以后，婶的这种行为依然没有收敛。这天，奶奶在外屋做晌午饭，揭开一锅，放到里屋，便到院外抱柴禾去了。这时，正巧东东从外面放学回来，刚进外屋，就喊：“妈！我饿了。” 那屋，婶一掀门帘，对东东说：“你奶奶正蒸馒头那，快，多拿两个来！”
于是，东东便进到这屋，刚揭锅的馒头，一手抓一个，还企图用嘴叼起一个，大概因为太烫，叼了两次没有成功，只得作罢。他做这一切的同时，连炕上还坐着我这个大活人都没看见。就在他抓着两个馒头刚要溜回那屋的时候，姑姑正好也收工回来，一见，立即把两个馒头夺过，仍回锅里，厉声训斥东东：“你爹不管你饭？！”她有意大声说给那屋里的婶婶听，她最不待见她的这种行为了。 “哇！”地一声，东东大哭起来，躺在地上打滚儿。 婶立即从那屋出来，拉起东东，冲姑姑大嚷：“你跟孩子一般见识，不就俩破馒头嘛！东东别哭，妈带你买油饼去。”她还不依不饶，不断地甩着各种闲话。姑姑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这时，奶奶从外面抱柴禾进来，明白了怎么回事，她立即说姑姑：“你也是，他一个孩子能吃多少。”姑姑说：“我说的是大人！” 奶奶那馒头端上饭桌，摆上一盘菜，喊：“东东！赶紧过来吃饭，吃完去上学！” 其实，奶奶不吃，也得先让东东吃。 东东刚要进来，被婶一把拉住，按在炕沿上照着屁股“啪啪！”就是两巴掌：“不准去！那馒头有毒，药死你！”
东东哭哭啼啼地再也不敢过来。 奶奶能不生气吗？！ 奶奶被气得这顿饭一点也没吃。到了晚上，全家都吃完了，在姑姑的劝说下才勉强吃了点东西。可是，刚吃了两口，就立即噎住了，全吐了出来。奶奶让姑姑把饭拿下：“吃不下，明天再说。” 可是，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奶奶仍然觉得胸部噎得厉害，吃不了几口就吐出来。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十几天。至此，叔叔和姑姑决定，不管奶奶愿意不愿意，一定要送奶奶去医院检查。 在县医院，仅仅一天，检查结果就出来了。那结果令全家悲痛欲绝：奶奶患得是食道癌。当姑姑问是否还有可能医治时，大夫摇摇头说，奶奶的病情已进入晚期，建议好好伺候，准备后事。 就这样，奶奶回到了家。姑姑强作笑颜，告诉奶奶：“医院说，您没有什么大毛病，三个月去复查。”
一转身，泪水立即涌出了眼眶。 奶奶真的相信了姑姑的话。她又像往常一样了，早晨起来生火，中午下午做饭，饭前饭后喂鸡鸭。奶奶仅仅干了一天，就被姑姑制止了：“您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可身体并不好，要绝对歇着。”她强迫奶奶躺在炕上。 婶还是没心没肺，仍然每天把兰兰送到这屋来。婶和叔叔有两个孩子，大的东东，七岁上学了，还有三岁的兰兰，正是需要大人照看的年龄。婶天生爱玩，喜欢东家坐坐，西家串串，又要去队里干活，这样兰兰便成了她的极大拖累。跟奶奶关系较好的时候，她便把兰兰托付给奶奶，说一声：“妈，帮我看会兰兰。”说完就到别人家串门或下地干活去了。跟奶奶关系不好，刚气完奶奶的时候，，她只好自己带兰兰。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持续不了多久，过不了几天，她就仿佛把以前的事忘了，仍然把兰兰送到这屋来。这不，前几天刚气完奶奶，她就开始想辙了。她又“发明”了一种新办法。由于前些日子的事情，婶和奶奶这几天没什么话说。她把兰兰抱到奶奶这屋，我本想她又会像往常一样说声：“妈，帮我看会兰兰。”没想，她把兰兰抱到这屋，放到炕上，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去。奶奶还以为她到外面干什么去，短时间就回来呢。结果婶已经下地干活去了。
婶年轻的时候虽然懒，可不能不下地干活，不干活就没工分，就没粮食吃。 这个办法，据她说是串门时跟一个邻居学的。那个媳妇教她道：“你把孩子往炕头上一扔，一句话都甭说，你就走你的，我就不信，她的孙女要拉要尿要吃要喝，她眼看着不管！” 婶一试，这办法果然灵验，奶奶当然“管”了。于是，那些日子，奶奶一面养病，一面在炕上做针线，同时仍能照看兰兰。 奶奶累了的时候，就哄着兰兰玩，给她讲故事、说笑话。奶奶给兰兰说过这样的顺口溜： 罗罗，罗罗，请你婆婆，你婆婆要吃压合烙。东一碗，西一碗，案板底下藏一碗。 还有： 太阳出来点点红， 师父骑马我骑龙。 骑着青龙上东海， 东海有我丈人家。 大舅子出来往家让， 小舅子瞧见往家拉， “里里拉拉”到他们家， 隔着门帘瞧见她： 圆盘大脸黑头发。 奶奶说得好听极了，兰兰被逗得笑出声来。 奶奶还用一只手指头，点着兰兰的小脚丫儿，逗她说：“点，点，点牛眼，牛眼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不要读轻声，读拉长声音的FU斧）豆腐烂，摊鸡蛋…… 兰兰相信，她的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谁的奶奶也比不了。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像现在教兰兰一样，教我说那古老的顺口溜： 小姑娘，十几啦？ 婆婆捎信儿要娶了。 一对龙，一对凤。 金瓜越斧朝天凳。 小红鞋，蝴蝶梦。 爹也哭，妈也哭， 姑爷过来劝岳父： 岳父岳父你别哭， 姑娘到我家， 梳油头，戴大花， 红门帘，盖红被， 扎花枕头要一对。 八仙桌，摆银钟， 乌木筷子摆茶盅， 白面烙饼卷大葱， 咬一口，“卡卡称”！ 听着病中的奶奶说着这些童谣，我也倍受感染，再也没有了从前那种“老掉牙”的感觉，仿佛是第一次听见。我真愿意永远这样听下去。 奶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吃不下任何东西，已经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身体越来越消瘦，仅靠自身残留的那点营养维持生命。可那能维持多久呢？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折磨着她，谁都无能为力。起先，奶奶还真的相信过些日子家人会送她到医院复查，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家里人谁也没有再提起过这回事，只是偷偷地抹眼泪，每一个人都尽着自己的能力，把奶奶伺候好。连兰兰和东东都特别听话了，每天都要甜甜地多叫几声奶奶。虽然没有人对奶奶说起过她的病情，可奶奶渐渐也明白了，她得的是不治之症。奶奶显得很平静。 奶奶终于病危了。城里的爸爸妈妈也赶来了。全家人，包括婶，都日夜守护着奶奶。
这天，经过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奶奶用最后的一点力气，从褥子底下拿出两件小衣裳，吃力地对婶婶说：“天凉了，我给兰兰和东东做了两件小坎肩，一人一件。让两人穿上……” 婶双手接过坎肩，哽咽着：“妈！”她想说什么，却想不出怎样来表达。半晌，她才拉过兰兰和东东：“快穿上，让奶奶看看。” 看着兰兰和东东把小坎肩穿上了，奶奶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奶奶又拉过我的手，断断续续地对爸爸妈妈说：“潞潞在家，十年了……现在，我把他……还给你们……” 第二天夜里，奶奶去世了。她在被病魔折磨了几个月之后，终于走完了数十年的人生历程。临“走”的时候，她没有任何遗憾，她把她该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交待。 站在奶奶的坟前，眺望着马驹桥这块辽阔的原野，我在心里说： 马驹桥，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你啊！ 上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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