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春：长篇小说《昨天 今天》连载之五. 作者： -上传日期：2007/5/24   刘洪春：长篇小说《昨天 今天》连载之五        下卷   　　　　　　　　　　　　　一   我又一次遇见李芳，她极为沮丧地告诉我，她的丈夫也下岗了，这对他脆弱的自尊心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自此，他整天不出家门，把自己关在屋里喝闷酒。  我对李芳的遭遇极为同情，我完全理解夫妻双双下岗的艰难境地。李芳现在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的前景已茫然不知所措。  也就是在这一次，我和李芳有了一次长谈。为了使她暂时转移一下目前迷茫的心境，我问她：“还记得我们的童年时代么？”  “记得！记得！”说起童年，李芳的心情些许有了改善，忧郁暂时忘却了，她甚至有些兴奋起来。  “还记得马驹桥吗？我们人生的出发地？”  “记得。”  “还记得我们的小学，我们的杨老师、林老师，我们的同学们们吗？”  “永远不会忘记。”说到这里，李芳完全兴奋了，眼前的遭遇彻底忘记了。  “还记得中山小学吗？”  “当然记得！”李芳的眼里放出了光芒。                    　　　　　二  一九七二年过得真快，转眼冬去春来。再过不久，奶奶的院子里又将开满一树一树的桃花。可是，我却要随父母去到县城上学去了。老实说，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凉水河岸边的这个小小村庄。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对马驹桥这块贫瘠而多难的热土，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离不开我们的学校，离不开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更重要的是，离不开这里的亲人们。我真愿意永远生活在这里。我曾将“等到初中毕业再回城里”的想法与父母商量，但爸妈说，不行，爷爷岁数已大，不能再拖累他了。父母已经决定我立即回县城念书。没办法，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告别了家人，来到我完全陌生的县城。促使我同意转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这一年特别不顺。因为我和杨老师的关系。林老师已经那我搞得声名狼藉。班上的不少同学，受林老师的影响对我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看法。由于我坚持“错误”，听不进别人的批评，连林老师也厌恶我了。作为一个学生，连自己的老师都不愿意理睬自己，那滋味是很难受的。我的“红小兵积极分子”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学校组织的红小兵活动再也不让我参加了。但是，刚一同意转学，我就立即后悔了，初到城里，我将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没有熟悉的朋友，没有要好的   伙伴，还将意味着，一年当中，除了寒暑假，我再也见不到姑姑、叔叔和爷爷了。  临回城不久，我又一次设法找到了杨老师，告诉她我即将去城里念书了。杨老师听了非常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她还把她的一支钢笔送给了我。那支钢笔她用了许多年了，在别人看来，它也许是一支极普通的钢笔，值不了几个钱，但它却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学生时代，成了我心目中最为珍贵的东西。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终于结束了我在农村十一年的生活，背着我的书包，来到父母身边，成了一名五年级小学生。  没想到，在县城，第一天去上学，我就迷路了。我由妹妹带着去学校。通往学校的那条路，叫中山大街，我们的学校，就叫中山小学。为什么这条路取名中山？为了纪念孙中山？中山大街，名义上叫“大街”，实际上是很窄的。当我走在这条昔日曾经是这个县城的主要大街的路面上，看着两旁的树木、房屋，以及一同前往上学，穿得花花绿绿比我们农村学生明显要干净和整齐一些的孩子们时，我又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已经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姑姑、叔叔、爷爷，还有奶奶，还有婶，还有杨老师、林老师，还有所有的曾经引起我愉快和不愉快的，值得记忆和不值得记忆的，愿意回想和不愿意回想的人们。我在这已经开始了的新生活面前将会怎样呢？我不知道。  学校的门口明明是在路北，我却转了向，仿佛觉得它在路南。快到小学校的时候，我也分明知道我是在朝西走，却感觉是在向东。这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人们所说的“转向”。现在上学的时间是在早上七点，我却感觉太阳是挂在西边。而且，怎么瞧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我说学校的门口是座南朝北，妹妹则告诉我是座北朝南。为这，我还和妹妹抬了半天杠，我怎么也不相信妹妹的话。方向上转了向，但愿生活中别转向。  学校的传达室建得像岗楼一样，挺高挺高的。我和妹妹从旁边经过。她把我领到老师的办公室便离去了。妹妹离开后，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角落里默默地站着等待着。  这间看上去非常低矮的办公室，面积不大，大约比一间教室略小一点，仿佛是个建于许多年前的临时建筑。设备非常简陋，每位老师的全部办公用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一桌、一椅、一凳，桌子上不规则地摆放着些蘸水笔墨水瓶之类的东西，还有未改判完的学生的练习本等等。应该说，办公条件比农村小学是略强一些的，但这间办公室的坚固程度和我们小学的关帝庙相比差远了。每张桌子旁，都坐着刚刚上班的老师们，也有一些被老师叫来的学生，有的挨着批评，有的受着表扬。因为地方小，没有一个角落空着。房顶没有顶棚，可以直接看到又黑又脏的柁木檩架和芦苇。照明线离苇子很近，这时根本违反安全规定的。这个常识，是两年前我在奶奶家里得到的。那天早晨，全家人还没起来，就被一股刺鼻的气味熏醒了，原来墙上的电线都烧焦了，整个屋子内充满了塑料燃烧后产生的焦糊味。队里的电工说，要是两条电线搭在一起，那就更危险了，肯定会起火。电线离屋顶非常近。  墙皮已经脱落。我站在办公室的墙角，甚至能看到从墙缝里射进来的阳光。不过。这房子一时半会是不会倒塌的。  办公室里的人还算不少，虽然热闹并不喧嚣。每个老师忙着自己的事情。小学里女教师占绝对优势，这里也不例外。屋子中央，安着一个大洋炉子。现在正是二月份，天气还非常冷，炉身被烧得微红，上面“坐”着一吊子水，水已经开了，白色的水蒸气从壶嘴口和壶盖下喷出来，把壶盖冲得一动一动的。水蒸气缓慢而又迅速地升腾着、消散着。  屋里虽然热闹，但是，没有人同我说话。尽管我站的地方离炉子并不近，可一会工夫，我便觉得出汗了，身上热烘烘的。  真烦人。我的老师什么时候来呢。  来了。三十多岁。人刚进来的时候我并知道她是谁，直到把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打量了不止一番并跟我说话时，我才明白，她就是我的老师。  “你叫刘潞？”  “潞河的潞。”  “几岁了？”  “十二岁。”  她的装束，和我们乡下的妇女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和农村的小学教师也有很大差别，从发式到穿戴。后来我知道她姓陈。陈老师三十多岁，两只小刷子扎在脑后，脸是白净的，坦率地说，并不漂亮。手腕上戴着手表，大部分被毛线衣盖住，只剩下光亮的一圈。最使我看着别扭的是，她穿着一件呢子大衣，那大衣说是上衣又很长，说是大衣又很短，从前面看，刚好盖住膝盖。她的这身装束，更增加了我的陌生感。  陈老师继续问我：“你以前上四年级？”  “是，今年盖上五年级了。”  “十几啦？”  “刚才您已经问过了，前几天刚过十二岁生日。”  “是红小兵吗？”  “不是，”说到这里，我看到陈老师皱了皱眉头，似乎有些失望，“不是，但当过红小兵积极分子。”  “学习怎么样？”  “还可以。四年级期末考试，语文、算术都在九十分以上。只是，体育仅仅及格。”  我心里想，陈老师怎么这样没完没了地问。赶快带我去班里吧。  陈老师侧着身子，用那样一种目光斜视着我，好像对我说的话一百个不相信。不知为什么，在她的目光下，我竟然低下了头。  她说：“到了一个新的班集体了，就应该表现得更好，学习也应该更加努力，发扬原来的成绩，改正以前的不足，和同学们搞好团结。”  我想着我应该说些什么。  “走，到班上去吧。”话音未落，她已经出了教室。  我慌忙跟上去。  中山小学看起来比较大，大约有二十多个教室。许多年以后，我才清楚，其实这个学校是很小的——在这县城里。为什么我当初觉得那么大呢？那是因为我刚刚从农村过来，不知不觉中我把我们的农村小学和它做了比较。那样一比，这里当然显得大了。  通往教室的小路两旁种着小杨树，树不高，也不粗。现在正是二月，阳光虽然不错，但空气还相当寒冷。几天前下的雪还没有融化。教室顶上，小树枝上，还残留着积雪。天上没有云彩。树枝上还看不出一点绿意，没有风不摇也不动。  我所在的五年级四班紧挨着后门。这个学校既有前门，又有后门。十几年以后，当我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场就设在这所小学。我再进去的时候，发现学校的变化很大，绝大部分教室已经翻修，还盖起了一座三层教学楼，仅有几间房子还保持着原先简陋的老样子。原来的前门变成了后门，原来的后门变成了前门。  陈老师在前，我跟在后，向我们的班里走去。教室门口，有几个学生正在向这边张望。  “老师，这是谁？”门口围上来几个男生问。  “他就是我说过的那个新来的同学。”陈老师回答。  这些男生——还有个别女生，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伸长了脖子，争先恐后地打量着我。我感觉有些奇怪，我有什么可瞧的？我也是一个人，你们以后熟悉了就正常了，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或金丝猴。  同学们打量着我。待他们把我从上到下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审视了一番之后，有的人嘴角竟然露出了冷笑。看得出来，他们之中有的人感到失望。我隐约听到有人说道：  “真土气！”  “土鳖！”  是的，第一次站到城里的孩子们面前，我确实很土气。我身上还穿着奶奶为我缝制的黑色棉裤，脚上还穿着奶奶亲手做的棉鞋，连我背着的花书包，也是奶奶用碎布条拼制而成的。  同学们在背后对我品头论足着。由于我的土气，不时有人发出吃吃的笑声。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                     　　　　　三  初到这个班，给我感觉上带来最大的不快就是我从农村带来的土气和同学们造成的隔阂。这种“土气”即有衣着和语言上的，当然还包括气质上的。我要和从小生长在城市的同学们完全融合在一起，看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初到五（4）班，最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在班里发现了四丫头。虽然一年没见，但我刚一踏进教室，就一眼发现了她。她坐在第三组的第三个座位上。完全出乎意料，在我几乎把她忘了的时候。我想起来，一年前，她的姨母把她带到了县城。养母还为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李芳。  与我同时新到这个班的，还有一位小同学。名字我忘记了，只记得大家叫他小个子。如果说我的到来给这个班带来了“土气”的话，那么小个子的到来，简直是给这个班带来了耻辱。我记得，他是继我几天之后来到这个班上的。他第一次站到同学们面前，同学们，特别是男生们，更是无所顾忌地对他品头论足：  “哼！个子真矮。”  “还没我妹妹高呢。”  “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捅他一个跟头。”  一个同学还说：“听说又来一个男生，本来我还以为能给咱们班的足球队添一个主力呢，没想到是这么一个！”  这个同学确实长得很矮，所以大家瞧不起他。  班上还有一个名字像女生一样的同学：张雄燕。其实一个“雄”字，就足以证明他是男性。这个同学也时常成为大家嘲笑和挤对的对象。  实事求是地讲，张雄燕虽然人长得高大，智力、记忆力却弱一些，至少是反应能力明显比别人差一点。不知道他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听说，他也是前几个月才从别的地方转来的。反正他跟我一样，出来乍到一个新的环境，对许多规矩都是陌生的。这里的许多规矩他都不懂。比如，刚上课时，全体起立，男学生要摘下帽子，女同学要解下围巾，由于张雄燕总是忘记这点，老师对他怒目半天，他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比如，上课听讲的时候，双手必须放到背后，连我都没有听说过。  城里的小学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比农村小学相对要高一些，课程我必须赶快跟上。农村的小学不设外语课。人家这里已经学了两年外语了，每个人掌握了几百个英语单词。第一次英语小测验，我竟得了零分（要是得了100分那才奇怪呢）。看来得加紧适应。  小个子的座位在第三组的最前边一排，在我面前，和一个男同学同桌。上课的第一天，同桌的那个男生就在桌子上三分之二的地方，用粉笔划了一条直线，说：“不许侵犯我。”他说话的声音不低，连后排的我都听见了。我想，这个同桌怎么这么霸道？  但是，对他划定的这么一条蛮横无理的“边界”，小个子竟然默认了，至少他没有提出抗议。小个子个子小，老实又胆小，为了不“侵犯”他的边界，只好利用着课桌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地方。上课时，他还只好把凳子往外挪一挪。如果有人站在我们组的最前边看，肯定会发现，全组只有小个子一个人和全组不整齐，别出队伍一块，好像拐了个小小的弯子。  小个子的同桌叫什么来着？对了，叫安大柱。这是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名字。虽然他欺负别人，但他在班上也属于个头最矮的同学之一，长得也“瘦干儿狼”似的。小个子转来这个班，虽然大部分男生感到失望，但只有一个人对他的到来感到幸运和欣喜。这一点我敢肯定。谁呢？安大柱。原来在这个班里，由于他个子最矮，总是受别人欺负，这一点我也已经发现。例如，开学不久，天气还很冷，教室里还升着炉子，早晨上课前或课间的时候，总有一大群人围着炉子烤火取暖，他却从不敢上前，虽然他穿得那么单薄，总是缩着脖子。偶尔他也试探着凑过去，别人骂一声“滚X”！他就得赶紧退后一步，一声不敢言语。甚至有的大个子男生只用眼睛瞪他一下，他也立即溜之大吉。  而在小个子这个新来的同学面前，安大柱却完全是另一番趾高气扬神气十足的样子。他对待小个子，就像别的人对待他一样。由于他俩是同桌，他经常像首长对待士兵一样发号施令：“给我拣起铅笔！”“给我拿过橡皮！”“快点，要不老子就不客气了！”这样，表现了他的这样一种心理：他安大柱不再总受别人欺负了，他也可以欺负别人了；同时，也是向周围的人表明，他不再是班上最小、最矮、最受气的人了，起码跃进到了倒数第二个。  为了证明他不是最矮，排队的时候，他竭力让小个子当小排头，他排第二个。这样，也是为了向人们宣告，他不是班上最矮的人了。其实，他与小个子是一般高的，谁当小排头都无所谓。  安大柱还是个“熊奸坏”，做课间操的时候，每次做到“踢腿运动”，他都有意用脚踢小个子。小个子如果对他的专横拔扈稍有一点不从或反抗的话，他都要进行报复。  班上还有一个人经常挨欺负，他叫刘新怀。他倒不像安大柱那么矮那么小，而是很高，细高细高的。排队，如果小排头在前，他可以排到倒数第四、五个。他也很有劲，推铅球，能推出很远，跑得也不慢。单凭这些，别人也许看不出他和大家有什么区别。可他为什么总受气呢？我所看到的他，总是沉默寡言。课间的时候，常常哪儿也不去，就坐在他的座位上，或写什么，或看什么，或干脆呆着，连厕所都很少去。他上身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上衣，脚上是一双破球鞋。他戴那个帽子最有意思了，又破又旧，帽檐非常柔软，呈波浪型耷拉着，就跟几年后上演的一部电影《青松岭》里的反派人物钱广戴的那顶差不多。头一动，那帽檐也会随着颤动。听说刘新怀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他爸爸经常挨斗，甚至还拉到他上学的这所小学校来斗过。不过，这我倒没有看见过，那时，我还在农村看各种批斗会呢。这便是刘新怀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经常挨别人欺负的主要原因。对于别人欺负他，他向来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从不多言少语。他学习较好，遵守纪律，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位老师上课时点过他的名字——尽管一位科任老师非常爱点学生的名字。我敢说，任何一位老师也不会发现他在上课时玩玩东西，东   张西望，或搞点其他什么“小动作”。上课时他的腰总是挺得直直的，双手也总是规规矩矩地放在背后。  他的名字叫刘新怀，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彭德怀”。那时候，彭德怀这个名字，在小学生的心目中，当然还是个臭不可闻、臭名远扬的大坏蛋。起这么个外号是为了丑化他。我刚来到班上的时候，别人那样喊他，我还奇怪呢，心想他的爹妈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后来，有一次发作业本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他挨欺负相当严重。如果他和某一个人打架（当然是男生），确切地说，如果某一个男生存心找茬打他，别人就会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非把他打得捂着身上某一个地方哭都哭不出来为止。大家就是这样表现着他们的“阶级”爱憎，仿佛他就是个资本家，而不是某个“资本家”的儿子。  围攻刘新怀时，杨军这个人最起劲。杨军这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相当坏。他个子最高，膀阔腰圆，全班他最“横”（读去声），谁也不敢惹。最坏的是，他虽野蛮霸道，却从来不在老师面前显山露水。在陈老师面前，他总是以另一副面目，一副好学生的面目出现。他欺负别人，如果老师问是怎么回事，他总是头一个抢着向老师表白，说什么“别人欺负刘新怀，我护着他“之类。他可以用拳头作为威慑力量，强迫某一位同学向老师汇报他星期几曾帮着第几组做值日，星期几放学后曾一个人在教室里修理桌椅。他就是凭着这些“表现”蒙蔽着陈老师，骗取着陈老师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他很早就加入了红小兵并当上了红小兵中队长。由于他的“威信高”他还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全班上操或上体育课时，他在队伍前喊号子，可威风可神气了。我清楚地记得，从前，体育委员喊“立正”时，从来都是把立正的“正”字发成上音，而他却别出心裁，故意发成去声或轻声，非常短促，仿佛这样也能增加他的威严。  他打刘新怀，那才叫心毒手狠！一拳下去，能把他的脸打得肿上好几天；一脚踢下去，能把他踢得抱着肋骨趴在地上好半天起不来！而他却在一旁开心地哈哈大笑。那天正好陈老师看见刘新怀在哭，问是怎么回事，刘新怀不敢说，杨军替他说：“刚才不小心从单杠上摔下来了。”  上体育课他最吃香。踢球的时候，那个小足球几乎总是在他的脚下。从来没见有人敢跟他争球。如果有谁敢冒杨军之大不违，跟他太岁爷上动土——争抢足球，他就会毫不客气地一脚将球踢到你的肚子上或者脸上。经常，他一看别人，别人就会乖乖地把球传给他。  只有一个人敢跟他叫板。他叫“叫驴”——当然是外号，这个同学真名叫什么，我倒忘记了。只记得他的嗓门特别大。“叫驴”敢跟杨军抢球，是因为他们两个平时非常要好，是哥们，他不会真伤他。如果杨军真有意制他一下，他也自有他独特的对付办法。我看到，当杨军又带着球向对方进攻的时候，“叫驴”常常背对着他，弯着腰，用自己的屁股迎向他。他的办法是倒退着，一点一点地向杨军逼进，到了跟前，大叫一声，伸腿就抢，抢不到便迅速逃走。“叫驴”不光嗓门大，屁股也长得特别硬。有时，杨军知道他又要来这一手了，只得无可奈何地将球向“叫驴”的屁股狠狠踢去。不过，即使这样，“叫驴”也常常抢不到球，因为球撞到他的屁股上又会立即反弹回去，球仍在杨军脚下。  屁股那地方脂肪厚，肉多，弹性好。但是，“叫驴”守门的本来却很大，可也免不了用屁股。  刘新怀见了杨军，就仿佛耗子见了猫一样。全班的男生都怕杨军。为什么全班杨军最“横”？所以的人都知道，杨军的爸爸过去是造反派，从前就在这所小学里当过工宣队长，现在则在一所中学担任着同样的职务，有相当的权势。  也有不欺负刘新怀的，例如小同学小个子。因为刘新怀毕竟个子很高，又有把子力气。有一回另一位小同学安大柱不知天高地厚，非要和刘新怀比试摔跤。刘新怀没办法，只得和他摔，他让安大柱抱住他的腰，只一下，就将安大柱摔倒在地。再摔，也一样容易。这安大柱哪里摔得过张雄燕，仨也不行。  打那以后，安大柱再也不敢和刘新怀摔跤了。                    　　　　　四  又上体育课了。我想大概又是“齐步走、左转弯”之类。还好，刚排好队，体育老师就宣布，这堂课，女生踢毽子，男生踢足球。我们学校的操场不大，绕一圈也就二百多米，不是规范的操场。四周栽着一圈大树，所以面积更显得狭小。北边的墙很高，外面是大街，另一面墙外是民房和胡同。操场东西长，南北短。西边的足球门还像个样子，东边的早没了。  女生们都去踢毽子去了，男生将在这里踢足球。但是，比赛还没有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或者说是争执吧。  班上工有二十二个男生，按理说，分成两组没问题，一组正好十一个人。可是，分来分去，哪个组都不愿意要小个子！理由是嫌他个子矮、跑得慢、力气小、反应迟，都想把他推给对方，同学们你指着我的眼睛，我指着你的鼻子，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脸红脖子粗。小个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大家争吵。我觉得非常可笑，就为这么点原因，比赛迟迟开始不了。他们争来争去，理由只有一个，小个子不能算作一个人。我听着他们的争论：  “他（指小个子）也算一个人？！”  “你们干吗不要？”  “还没足球高呢！”  说这最后一句话、嫌小个子个子矮的是安大柱。有了小个子，他也可以公开挤对人了。其实，他就难道比他高吗？一点也不。  小个子在一旁听着，大家看不起他，他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一方说：“我们不要废物！”  另一方说：“你们是上坡，就得要！”  大家继续争吵着，闹成一片。这时有人提议说，让小个子在一旁给大家看衣服。可是，这个主意也不行。如果小个子不上场，另一组也必须相应地退下一个人，可谁也不愿意跟他一块给大家看衣服。  最后，经过反复的长达二十分钟的讨价还价——一堂课总共只有四十五分钟，终于达成了协议。多么艰难啊！其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和印度的边界谈判。而达成的“谅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非小个子所在的队需要把大门扩大一米！前边已经说了，我校操场西边的球门早已经坏了，现在仅用两块半头砖代替。因为小个子，一方的“球门”竟然宽了一米，宽了一米，进球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大了些。拭想，这方球员对他该是多么愤恨呀！而非他所在的队的成员也在想，我们并没有占多大便宜，我们还要了一个没用的人呢。  比赛开始了。  我决心帮小个子一下，让他把球踢得像个样子，让大家看看。我要用我的帮助，和小个子的实际表现，来证明他不是废物，而是一个有用的人。  人在跑。球在飞。每个人都在竭力表现着自己。天气已经暖和了，灼热的阳光无情地照在每个人的头上。大家一边奔跑，一边相互喊叫。肯定都出了汗。小个子也在拼命奔跑着，他似乎很珍惜大家给他的这个上场的机会，他要把球踢得像个样子，好让大家看看。  可是，“奋斗”了二十分钟，球却完全没有碰到过他的脚尖脚面。好几次，他都快追上了，却又被别人踢走了。有时，连我都似乎感觉到，球就要奔向他的脚边，可半路上又杀上个程咬金，球又被截走了。他二十分钟竟然没有摸上球！也难怪，个子矮自有个子矮的弱点。  我暗中配合着小个子。我把我接到的每一个球都尽量传给他。我利用长传、短传、空中球和滚地球把所有的他可能接到的和不可能接到的球都传给他。离下课只有几分钟了。我抢夺了多次在我身边和不在我身边的球传给小个子。小个子也发现了我的企图，追球更加努力。此时。我的目标，就是要把球传到他的脚下，让他一鸣惊人，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可是，多么难啊，别人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将每一个我自认为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球从他的脚边夺走了。有的人好像认为如果没能从小个子脚下把球夺走，就是连他都不如，就好像丢了多大面子似的。  一个球向我飞来，我前面没有人，我将它传向在个子，小个子刚要伸腿，从后面窜上来个安大柱，野蛮地将他一推，将球抢走了。绝对犯规，而且是和自己的队友争球。安大柱把球踢开后，还煞有介事地对小个子说：“我踢，你就别踢了。”他有意说给大家听，他的意思是：我安大柱比你强，我肯定踢得比你远比你准，有我呢，你就不用伸腿了。他也只能和小个子说这种话。  我有意和安大柱作对。我不跟别的人争球，包括对方和对友，我专跟安大柱争！我紧贴在安大柱身边，截走了快到他脚边的每一个球。从此以后，球再也没有碰到过他的脚面，他也摸不到球了。  又一个球向我飞来。径直飞来。这时小个子前后左右没有人，他站在离对方球门不远的地方。（其实他早越位了，可小学生有几个懂得越位这个词呢）我用脚将球稳住，接着，立即一个大脚长传，将球传给小个子。我之所以这么快就把球传出去，是考虑到大约几秒钟以后，就会有人跑到他的身边，对他说：“有我你就别踢了。”小个子既要和对方竞争，又要和队友竞争。班上每个男生都坚信，自己肯定比他强，有这种想法的人当然也包括安大柱。  我的那个球踢出后，飞得很高，飞过大家的头顶，准确地落在小个子的脚下。小个子抓住这个机会，接过球，带上几步，就在别人还未来得及争抢的一刹那，他一脚近射，球应声入网！当然，两块红砖组成的“大门”是没有网的。  肃静。大伙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小个子踢进了一个球，而且是这场比赛唯一的一个进球。  半晌，“呜--”同学们才欢呼起来。  下课的铃声响了。                     　　　　　五  城里的学生比农村的孩子淘。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学来到教室，想接着做上午没做完的语文作业，手伸进位子里，却什么也抓不到。我的书包哪去啦？再低头看去，我的位子是空的。谁把我的书包藏起来了，我寻找着。我之所以着急，倒不是因为我的书包和里边的东西值多少钱，而是因为我的书包有纪念意义。我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平时非常爱惜它，惟恐谁开玩笑把它弄脏了。  这个书包就是我刚上一年级时奶奶亲手为我缝制的那个花书包。我把它从农村带到了城里。见不到奶奶，我更加珍惜它。想家的时候，想奶奶的时候，我就瞧瞧它，摸摸它，背背它，甚至亲亲它。它成了我的一种希望与寄托。在我的眼里，它简直就是个有生命、有感情的物品。它没有商店里出售的东西的华丽，没有工厂里制造的书包的庄重，可是，我却是那么喜爱它，我能够从它的身上，闻到家乡和亲人的气息。有的同学看不起它，嫌它土气，可我不那么认为。如果有人拿崭新的“军挎”跟我换，我还不换呢！  现在这书包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在别人的位斗里反复寻找着，可都没有。  终于，书包被我找到了。它被藏在教室后边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上面还挡着一把笤帚。那把笤帚很大，挡在书包上，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我拿起我的书包，拍去上面的尘土，再拍，脏的地方却怎么也拍不干净了。看来，只好认真地洗一遍了。  没想到，第二天，居然是在课间，我去喝水的一会工夫，书包又不见了。这回，藏得更巧妙，不是哪个角落、旮旯里，或笤帚底下，而是被高高地放到房粱上去了。我只得站到课桌上，才把满是尘土的书包拿下来。  我很生气。谁这么缺德？我首先想到的是去找陈老师告状，可一想，这又起什么作用呢？于是，我决心逮住他。所以，从这以后，每到课间，我就留心观察，但表面上不动声色，而是暗中注意着。几天以后，作案者终于被我当场抓住了。是安大柱。当时，他鬼鬼祟祟地从位子里偷出我的书包，正要放到高高的接近屋顶的小窗沿的时候，被我当场捉住。刚才，我表面上正在教室外看墙上的壁报，而眼睛却始终透过玻璃盯着里边的动静。  我按住他，气愤地问他：“你要干什么！“  安大柱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我能够当场捉住他。此时，他的神态，就像小偷在公众场合行窃时被当场捉住一样。只见他身子一哆嗦，人差点从课桌上摔下来。我一面质问他，同时一把夺过书包，拍去尘土。  周围已围上不少同学。  “没，没干什么。”他支支吾吾。  “你为什么藏我的书包？你这已是第三次了。”我揪住他的脖领子，“走，见老师去！”  “老师有什么，我不怕！”安大柱刚才仅有的一点窘态已完全消失了，变成了了一副无赖的面孔，气势汹汹地叫喊：“我藏它，是轻的！这个土里土气的东西要是再落到我的手里，我就把它仍到操场上去！”  “你敢！”我觉得应该教训他一下。  “怎么着？爷们儿？叫份儿？想练练？”安大柱摆出十足的小流氓的嘴脸，他仿佛才感到我正揪着他的脖领子，拼命挣扎，一边挣蹦着一边说着我进城后才听到的小地痞语言。  我揪着他的衣领子，他拽着我的棉袄袖子。他并不敢首先打我，而且极力做出一种轻松的样子，他使劲拽着我的衣服袖子，一面试探一面自我壮胆：“就你？还打架？我打你，小菜一盘！”他表面上是在吓唬我实际上这话是说给围观的大家听的。他的意思是，他安大柱可不像小个子一样，是班上最熊的人，他也敢跟比他高的人打架。  看来，安大柱吹牛X不上税，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只得教训他一次了。他跟我叫着劲，但我分明感觉到，他的力量是那么单薄。这时，我的头脑完全保持着清醒和理智，我在心里提醒着自己，我比他大，比他高，千万可别打坏了他。他虽然嘴上穷横，可是，他安大柱毕竟没有下河割过草，没有下地干过活，城里长大的孩子力气毕竟弱一点。我虽然不是膀阔腰圆，可也有把子干力气。我趁他正高傲轻敌，拧开他的双手，将他用里向后一推，同时，脚下灵活地使了个绊儿，他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大伙哈哈大笑。  “哎哟！”他长长地叫道。这叫唤，并不只是因为摔疼了，而是故意用那么一种吃惊和夸张的语态叫喊，表明他绝没有想到我敢这样对待他。同时也是向大家表明，到现在他也没有服输。  他爬起来，抄起一跟断了的凳子腿儿，企图大打出手。这时，同学们一拥而上，将他拉住了，凳子腿儿也被夺下。有人叫来了陈老师。  第二天，安大柱向杨军求救。他知道杨军是不会无缘无固地帮他的忙的，据说因此送了他一包“恒大”烟——那时候我们这个年龄的男生已经有少部分开始吸烟了，杨军得到了这点好处，便答应帮忙。当然，他不会像安大柱那样在众人面前打架，把我整治一番。他要顾及自己的身份，他是中队长，体育委员，陈老师面前的红人，他既要出气，又要维护他作为一个好学生的形象。  是的。他要出气，出气！他不光要为安大柱出气，更要为他自己出气。我早就把他得罪了。那天，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时候，小个子踢进了我队唯一的一个球，而球偏偏就是从他的脚下飞过去的，他一伸腿，没挡住。这一下，他成了一些人嘲笑的对象——当然，敢于当面嘲笑他的人不多。嘲笑他的人说，他的球技还不如小个子。安大柱则挑拨说，我有意把球传给小个子的（这一点他还真说对了），就是存心出他杨军的丑。他心里能不窝火吗？他能不寻机报复吗？  但是他不会用打架的方式报复。他的手段之一是，以后每当上体育课齐步走他喊号子的时候，当着全班的面，他常常出其不意地喊一下我的名字：“刘潞！注意力要集中，不要东张西望。”其实，当时我的精神非常集中，几乎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口令，可他存心让我出丑。  一次全校做早操，他突然乘我不备，有意高声地，让周围几个班的学生都听见：“刘潞！要挺胸抬头往前看！做操要认真。”他这句话，引得几百个人朝我这边看，弄得我不知所措。而当时我做操的动作完全正常。  一天课间，我发现家里弟弟的一把小口琴被我无意中装进衣袋，便拿出吹了几下。吹完后，又放进衣袋。一分多钟以后，上课铃响了，同学们坐好，陈老师走进教室，刚要讲课，发现杨军举着手：“杨军，什么事？”  待老师允许后，杨军极为遵守纪律地站起来，向陈老师报告：“刘潞铃响了还吹口琴。”  陈老师的脸立即阴沉下来，她生气地走到我的面前：“你把口琴交出来！”口琴被没收了。  这些日子，陈老师对我的印象相当不好，尤其是杨军向她汇报了我在教室里和安大柱“打架”的事情后，她对我明显地冷淡了。  杨军这样整我还嫌不够。一天，我正自己在操场边的单杠上玩，突然一个人来到我的身边。他是杨军的弟弟，四年级学生。他虽然比我低一个年级，但个头却比我高出许多，也比我粗壮有力地多，连岁数也不比我小一岁。他的形象令人讨厌，小小年纪却留着长发，使人一看就产生厌恶感。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是杨军的弟弟。他走到跟前，跟我争单杠，我让给他，他又不玩，我要离开，他又拦住我。看样子，他是有意来和我找茬打架的。  毫无疑问，是杨军唆使他来打我的。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比他哥哥还坏。但是，他们哥俩坏的表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杨军的坏，是从不公开，从不表露，坏在阴险处；而他的弟弟呢，则是类似安大柱的那种公开的坏，毫无顾忌的坏，不折不扣的坏，充分表现的坏。他公开地打架骂人，公开地破坏公物，公开地破坏纪律，当着全班与老师顶嘴，能把女教师气得直哭。  我忍无可忍，就在操场边同他打了起来，理所当然地是他占便宜我吃亏。看热闹的同学越围越多，杨军也来了，他见他弟弟吃不了亏，也没有劝解。  这场架打了好半天，杨军才第一个跑去向老师报告。看到他进了老师办公室，我知道，他又去告我的状了。可是，自以为聪明的我，绝没有想到他在陈老师面前是这样说的：“刘潞在欺负四年级小同学。”  欺负小同学！按照他的理论，我上五年级，当然是大同学，他弟弟上四年级，当然是小同学了。其实，他弟弟要是不蹲班，也上五年级了。  陈老师相信了杨军的话。她非常信任他。我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怪罪陈老师，因为打架的时候她并不在场，等她赶到，杨军弟弟已经溜走了。陈老师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她没有细究我究竟在跟谁打架，并比较一下谁大谁小，从而正确地判断出谁是谁非。她甚至根本不知道跟我打架的是杨军的弟弟。  这一下，杨老师对我的印象更坏了！一上课，她就厉声叫我站起来，撤去凳子，罚我站着。临下课，陈老师还特别交待，下一堂课我还必须接着罚站！下一堂课是常识课，常识老师走进教室，见我站着，很奇怪，便问我：“你怎么站着？”没容我说话，杨军就抢先举手回答：“陈老师不让他坐，他正罚站呢。”  常识老师也只好不再管我，开始上课。                     　　　　　六  陈老师对我的印象不好。她不光经常批评我，就是表扬，我听着都不舒服。  一九七三年的国庆节快要到了。为了迎接“十一”，放假前全校大扫除，各个班都被动员起来，以清扫自己班所在教室和周围卫生区为主。  我们五（4）班除了六七个人去打扫操场边的公共卫生区外，其余的同学全都负责教室内外的卫生。大家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有的人在擦洗桌椅，有的人在扫地，有的人在端着脸盆往干净的地方泼水，有的站到窗台上擦洗玻璃。  我们这组负责擦玻璃。我、安大柱、刘新怀、张雄燕为一组。陈老师还说，要我负责这三个人，领着他们把活干好。这真使我受宠若惊。我平生第一次担任了一个“领导职务”。我们班教室大，玻璃多，擦玻璃的任务相当繁重，得抓紧时间干。  我一个人擦着一扇窗户。刘新怀、张雄燕两个人擦一扇。安大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论是我，还是另外两个人，擦得都非常认真，先用湿布擦，再用干布擦，最后用纸擦，一直擦到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为止。望着我擦过的玻璃，我觉得，简直都不能用“干净”两个字来形容，而应该说，怎么说呢，那明亮的样子，看着就好像没有那块玻璃似的。看着我们的这辛勤劳动的成果，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连忙指挥那两个人赶紧把剩下的几扇擦完。全部擦完后，我们又去帮助其他的组扫地、浇水、倒垃圾。我干得这么起劲，为什么呢？因为开学已经大半年了，我给陈老师留下的印象真是太坏了。当然，这跟杨军跟我作对，经常打我的小报告有关。但我决心用我的表现，用我的按时完成作业，作业本的干净整洁清楚，用我的从不迟到早退，而是相反的早来晚走，用我的劳动中的勤勤恳恳，不怕脏累，负起责任，来改变我在陈老师心中的印象。再有几个月，五年级生活就要结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学生活就要结束了——那时候小学实行五年制。我们就要进入中学了。光阴如梦，几乎就是在昨天，我还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孩童呢。在这最后的几个月中，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给老师给同学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否则   ，我人还没有迈进中学的大门，中学的老师恐怕已经有了如现在陈老师给我的不良印象了。陈老师多次说过，学习较差的，调皮捣蛋的，她写毕业鉴定时，绝不客气。  所以，我得好好干，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所付出的所有这一切，陈老师都看到了。我们组帮助其它组干活的时候，陈老师也在场。当然，对我愿意陈老师看到我们的劳动并表扬我们这一点，我不想隐瞒。  下午，最后一堂课，班会做总结的时候，陈老师真的表扬我（们）了。可是，听了她的表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陈老师说：  “刘潞所带的那几个人，表现还可以。他们虽然干不了多少活，但积极肯干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天那！我们组除了安大柱，别的人干得还少吗？我擦的玻璃难道不是十块而别人才八块吗？我擦高处的那两块的危险性难道不比别人多和完成了自己的以后并立即去帮助别的组扫地而那个组始终是在扫自己的那一小块卫生区并接受了我们的帮助吗？难道我们组不是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赶紧去帮助另一个组运垃圾而那个组的人却去休息了吗？（有一次，陈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给我批道：你的作文句子太长，太罗嗦。）  而班干部杨军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只是在陈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干了一点，并且特别卖力，而陈老师一转身他就马上放下工具去和别人打闹聊天或是“检查、督促”别人去了。等老师再来检查的时候，竟忘了工具放在哪儿了。看来，要改变一个人在他人心中的印象尤其是坏的印象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我组就是安大柱实际上什么也没干。老师不在的时候他打闹，老师在的时候他仍旧呆着。但是，就品质来讲，他难道不比被陈老师表扬的杨军更诚实一些、单纯一些吗？  如果把陈老师“表扬”我组的那段话用另一个句式表达出来，那就是：我们组虽然积极肯干，但没干多少。听了这样的“表扬”我的鼻子能不酸 ？我能不对陈老师产生想法吗？  更使我倒霉的是，下一个星期的一个偶然的事件，竟使我在全班面前做了一次检讨。那天是唱歌课。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一支歌，唱一支歌颂中阿友谊的歌。老师教大家唱了几遍之后，就开始让一些学生自己唱。这首歌的题目和大部分歌词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前两句是“北京， 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最后几个字是“恩维尔  霍查。”我把“恩维尔 霍查”唱成了“尼维尔  霍查”。不知怎么搞的，自我知道阿国那个最高领导人之后，就一直把“恩维尔”记成了“尼维尔”。这当然是一个记忆错误。音乐老师听出我唱错了，并不纠正我，而是要求我重唱那歌子的最后一句。一连重复了两遍。当然还是错的。我的错误引得一些同学吃吃直笑，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音乐老师把这件事向班主任陈老师作了汇报。陈老师很重视，当天就在下午的班会上公开批评了我。她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坏了，我出了“政治问题”了。这恩维尔. 霍查何许人也？他是阿尔巴尼亚国的“伟大领袖”，国际共运中杰出的“反修战士”，连毛主席都对他极为尊敬，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呢，却把他那高贵的名字记错了，这无疑是对那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掌灯人的极大不敬。在陈老师和同学们看来，   我记错了霍君的大名似乎同唱错了毛主席的大名一样罪大恶极。陈老师还充分发挥想象力，无限上纲地说道：“要是派你去参加有外宾观看的演出，你这肯定要出政治事故。”  于是，陈老师批评完我以后，我只好站在讲台前，向全班同学做了检讨。我承认我唱歌时出了“政治问题，”把“恩维尔”记错成了“尼维尔”，并当众表示，自己今后一定要注意政治学习，坚决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政治事故。”  真他妈倒霉，“山鹰之国”的那位“伟人”竟使我在全班面前做了一次我在整个小学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当众检讨。  那年代，写作文写出“政治问题”或“政治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  幸亏，由于四丫头--李芳的好心，使我避免了第二次类似的检讨，也许不仅仅是检讨。  这天下午放学，我和李芳两个人同路。四丫头来到城里后，养父母给她起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李芳。从此，四丫头这个名字就结束了。这是我转到城里半年以来，我首次有机会单独同李芳在一起。说真的，自从我惊喜地发现我和李芳同班后，我真想找机会单独同她谈一谈，同她说说话，共同回忆回忆我们在农村一起时的经历。可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和她放学虽然同路，但不属于同一个路队。而不同路却长时间走在一起又不妥当。今年，我们都已经十二、三岁了，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已经知道男女有别了。读者如果您不信，那就请您回忆一下您的少年时代，您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男女生之间已有一定界限啦？  --这天下午放学，李芳有意和我同路。今天我和她都晚了，别人早已排队回家了。李芳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交给我，她说：“我在你的作文里又发现一个错误，你改一下。”  我接过来，那是我的作文本。经李芳指点，我找到了我的错误。真使我大吃一惊。作文的题目，是陈老师出的。前几天，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她要求写一篇观后感。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卖花姑娘》，是与我国东北相临的一个国家拍摄的。于是，我便在这篇观后感上写道，我看了那部电影，如何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并决心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作文里，我又把另一位共产党“伟人”的名字写错了！我把“金日成”写成了“全日成”，金字少写了两点。给谁改姓谁也不乐意。我也太马虎了，如果这篇作文就这样交上去，陈老师肯定又断定我出了“政治事故”。而且，如果这天赶上杨军收作业，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很感激李芳，暗暗佩服她的细心。  “十一”放假以后，开始发展红小兵。读者——如果您是少年，请你千万不要奇怪。我为你解释一下：我上学的那个时代，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不叫少先队员，而是叫“红小兵”。据说，这个称呼，是后来摔死了的“林副统帅”给起的。虽然“林副统帅”早已折戟沉沙，可这个称呼仍沿用了好几年时间。那时的“红小兵”也不是上了学或到了年龄就入的，而是仿照共产党发展党员那样一批一批地“发展”，一次多则三五个，少则一两个。写了申请书而暂时还没有被“发展”的，叫“红小兵积极分子”，这实际上是发展党员的做法和“党的积极分子”称呼的翻版。不怕谁笑话，我都上五年级了，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还没有戴上红领巾。  据说，这批红小兵，是今年发展的最后一批。对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谁都清楚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班只有几个人没有戴上红领巾，我就是其中一个。  说真的，我还真渴望着这次能发展我。我渴望着我能戴上红领巾。红领巾，鲜艳夺目，我多么希望它能够燃烧在我的胸前啊！  由于全班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戴上红领巾，所以这几个人站在队伍里格外显眼。我们这几个人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这几个人都是男生。小学的老师，不论是男老师还是女教师，都特别喜欢女同学，而男孩子则往往令他们讨厌。  这天，我们班讨论发展红小兵的问题。按照惯例，先自由提名，再举手表决，一半通过即可。  同学们一个一个地提名。  提了一个。又提了一个。第三个提名人站起来了，是李芳。她站起来，等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她才开始说：  “刘潞。”  我似乎现在才发现，李芳的声音是那么悦耳而清脆，简直像唱歌一样婉转而动听。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李芳。李芳早已戴上了红领巾，现在还是红小兵小队长。李芳长得和打扮得好看多了，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城市女孩，从她身上再也看不出当年——其实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当年的“柴禾妞”的一丝一毫的印迹了。如果我和她自己不透露，恐怕任何人也不知道她还有过两年的“务农”生涯，任何人也想象不出现在的李芳，坐在第三组第三个座位上的红小兵小队长，曾经那么能干，她会割草、晾草，她会拣煤核，还会大筐大筐地搂柴禾。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她的命运，虽然这种改变是以远离父亲、远离姐弟为代价的。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乡下的困苦女孩都能得到的。  李芳提了我的名字，陈老师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陈老师写人名字有个习惯，大概是为了省事，也可能是为了表示亲切，人名只写名，不写姓。  七个未戴上红领巾的同学，有五个被提名。  开始表决。头一个，举手的人二十个，不足半数。第二名通过。第三个同意的人竟达四十一个，而全班只有四十七个人。  最后才表决我。“同意的举手。”陈老师说。我回头看去，举手的人并不少，我惊喜地发现，好几个平素和我关系并不好的男同学都以一种极不情愿的或无可耐何的神情举起了手。他们此时究竟是什么心理呢？  陈老师统计了一下数字。二十四票！“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这句话是昨天我在收音机里的国际新闻中听到的,是报道某个国家新当选的总统。现在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再适合不过了。  通过以后，再由老师作最后的考虑，然后就可以正式举行入队仪式了。   一连几天，我都非常激动，从早上到晚上，总想着这件事情，就像一个从未接触过异性的小伙子，突然接到一位姑娘的求爱一样兴奋。我想象着，我戴上红领巾后是多么得意的样子。走在路上是什么样子，坐在教室里是什么样子，站在父母面前该是一副多么得意的样子。然而，几天以后，我却由幸福的高峰一下跌入失望的浪谷。陈老师不同意我入队。毫无疑问，班主任老师对班集体的决议是有否决权的，就像英国、法国、中国、美国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一样。  陈老师否决了我。她有她有她的理由。她在班会上说：“刘潞同学虽然最近在学习上有所进步，得了二十四票，但是……”她谈到了我和安大柱“打架”“欺负四年级小同学”，以及不久前写作文出了“政治事故”等等。我知道，有不少问题都是杨军背后给我穿小鞋的结果。  又是一连几天，我一直沉浸在失望之中。我痛苦极了。但是我并没有流泪，一个十二岁的男子汉已经不轻易流泪了。  但是，陈老师并没有把话封死，她说，她要争取让所有的同学毕业前都戴上红领巾。以前说这回是最后一回，但学校决定，将在年底前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再发展一批。希望剩下的三名同学——这次发展了四个——继续努力，一定要争取在圣人生日时被发展，从而诞生“小学的这个政治生命”。        　　　　　             七　  “你还记得中山小学吗？”  “记得。”  “你还记得我们五（4）班吗？”  “记得。”  “你还记得陈老师吗？还记得咱们五（4）班的那些人和事吗？”  “永远也忘不了。”                  　　　　　   八  为了能戴上红领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经历了不少周折。  那次发展红小兵以后，赶上一次劳动。我们全班排着队，去我们的劳动地点——距县城几公里远的一处河堤。  这条河又宽又长，河水很清亮，站在这边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对岸小树在水中的倒影。河水清亮得甚至可以看见鱼。小鱼摆动着尾巴，艰难地逆流而上。  我们班的任务是挖树坑。树坑的深度要求能达到零点六米，隔一段挖一个，总共要挖两排。  同学们根据老师的安排，两个人挖一个。我自恃在农村呆过，干过点力气活，一个人挖一个。别人都在有说有笑地挖着，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没有人跟我说话，只自己干着。  直到干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才气喘嘘嘘地直起腰，向整个劳动工地望一眼。这时，陈老师正好走过来，看了一眼我挖的坑，说：“你，怎么挖得这么慢？”  “老师，这块地不好挖……”我试图向她解释。  “甭强调客观原因，”陈老师打断我，“怎么别人的都好挖，就你这儿不好挖！”  没等我再说什么，陈老师就走了，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告诉你，今天每个人挖树坑的任务是五个，完不成的，不准回家，快挖！”  我快挖。我发现，陈老师有个偏见，每当一个同学，特别是她不喜欢的同学有什么过错，或是没有达到什么要求，她批评你，你要解释，她就说：“甭强调客观原因！”不知道我的思想早熟还是复杂，我总反复思考着：有客观原因为什么不让强调呢？原因，不光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会导致结果。为什么要强调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呢？“甭强调客观原因！”成了一些老师——当然还包括各行各业的大小官员批评他人的口头禅。  而现在，我就确实存在着“客观原因”而且是导致结果——我的树坑挖得又慢又小的主要原因。我挖的这块地方，土质特别硬，地底下尽是些碎砖头碎瓦碴子，看样子这里不是处女地。每一锹挖下去都非常艰难，用脚往下蹬有时都丝毫不进。有时，铁锹的锹尖由于用力都弯曲了，可就是不顶用，光听见铁锹和石块接触时那种难听的“卡扎卡扎”的声音，就是挖不出半锹土来。铁锹不论正着用反着用都不行。我的这把铁锹又相当差，刃已经卷了——在我使用之前。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勉强把这个坑挖好了，手上打起了两个血泡，而别人，都是两个或三个一组的，少的已经挖了两个，多的已经挖了四个，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当然这并不奇怪，他们那边的土质松软。  看来，有时候挑点“艰巨”的任务干如果得不到老师的理解，那还真是费力不讨好呢。  我提着铁锹，准备挖第二个，还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脚下就是一个待挖的坑。前后左右都挖好了，怎么惟独剩下了这个呢？这不明白地做着白灰标记吗？肯定是同学们忽略了，好，我来。  我开始挖这个坑。出乎意料，这里离我刚才挖坑的地方虽然不远，土质却非常松软。我很高兴，劲头十足地挖起来，我要以大跃进、千里马的速度挖出一个来，让陈老师看看。  在我的努力下，在天时地利的配合下，这个树坑像疯了似的，快速地向下延伸着，而且越往下挖越好挖，越挖越省劲，一锹下去，能挖起整整一大锹土——我都有点端不动了。很快，深度就够标准了。我还不放心，干脆跳下去，从下面往上扔土。一会，坑的深度就到我的胸部了，再往底下挖就出水了，我的衣服、鞋也脏了。我这才跳上来，肯定合格。  望着这件土坑，像望着一件精心制做的工艺品似的，我很满意。陈老师也肯定会满意。  陈老师过来了！只见她走到我的面前，看看我，又看看坑，说：  “还不上那边去！这个别人已经挖好了，你还挖什么！”  我立即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也没有了。尽管在下午的劳动中，我一再试图鼓起劲来，却怎么也不行了。  后来，是李芳告诉我，是刚才杨军对陈老师说：“刘潞一个人在后面磨洋工，在挖一个别人已经挖好了的树坑。”  下午，收工后，全班集合，由老师做总结。陈老师说了说这一天的劳动情况，表扬了一些“好人好事”，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之后，她说：还存在着问题。说着，她转过身去，拿起一把铁锹，举在半空让大家看。这把铁锹的尖部掉了一块，不小的一块。不用站在近处，就能明显地看到锹尖上的一个呈不规则形状的豁口。陈老师说，谁把这把铁锹弄坏的，请自动站出来，如果态度好，可以宽大处理，如果不承认，企图隐瞒，就要照价赔偿。  陈老师说完了，同学们谁也不言语，队伍里鸦雀无声。大伙你瞧瞧我，我看看你。  两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承认。  五分钟过去，还是没有人承认。  “怎么？都不承认？查不出来今天就不放学！”陈老师使出了最厉害也是最后的一招。  “不放学”也没人承认。  “这么着吧，我现在开始数数儿，如果在我数到十之前承认，不赔；过了十，加倍！”  陈老师真是别出心裁。她当真开始数数儿了：“一，二，三……”  她一面数，一面用目光扫视着同学们，希望能从谁的异常的表情上有所发现。  “……六，七，八……”  数到九，陈老师停顿的时间特别长，显然，她是想给那个犯错误的同学更多一点时间。  “十！”陈老师数完了，还是没有人肯承认，她既愤怒又无可耐何。“既然不承认，那也有办法。”可是，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不禁为陈老师担心起来。  正当陈老师冥思苦想，我们都担心她下不来台的时候。忽然，我身边的安大柱举起手来，并迈出队伍一大步：“报告老师，我知道是谁把铁锹弄坏的。”  “说，”陈老师盯着他，同学们也把目光投向他。  “是，是这么回事。”安大柱看了一下左右，“是刘潞和刘新怀休息时对钢对坏的。”  我大吃一惊。不光我，还有同学们，包括刘新怀，都吃了一惊。“对钢，”就是两个人各用一把铁锹，尖对尖，刃对刃，看谁力气大，或者说是看谁的那把铁锹结实，这纯粹是一直拿公物取乐的破坏行为。  现在，安大柱竟然公开造谣，诋毁我，报复我，惟恐天下不乱。他刚一说完，我就跨出队伍一步，和他争辩，声明没有这个事情，希望老师认真调查。因为在这一整天的劳动中，我从未和刘新怀接触过，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而安大柱则一再向老师表示，有这么回事情，他“亲眼”看见的，并说，当时杨军曾制止我和刘新怀这样做，但我们俩人没听。  我心里明白，这时安大柱对我的报复并借机讨好杨军，甚至有可能就是杨军指使他这样干的。听说，安大柱最近已不怎么挨欺负了，因为杨军保护他，代价是每星期一包香烟。  陈老师见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时间也不早了，便放同学们回家，只把我和刘新怀留下。  全班都走后，陈老师继续盘问我和刘新怀。我当然坚决否认，而刘新怀呢，却吭吭吃吃，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陈老师说，她准备这样处理：这把铁锹，由我们俩照价赔偿。一把铁锹价值三块五，我们俩谁摊得钱多，这把铁锹就归谁。  听到这里，看来非赔不可了。刘新怀竟呜呜哭起来，一边哭，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辩解：“不……不……我没有……”他这个人有个毛病，一急，就哭，一哭，话就说不完整。上次我们班发生的“拉屎”事件，他就是这个样子。几个星期以前的一个星期一，同学们刚一进教室，便觉得里边臭不可闻，不知谁这么缺德，在教室桌子下拉了一泡屎。陈老师自然非常气愤并决心非查出不可。就是安大柱，一口咬定是刘新怀拉的。后来经过仔细辨认，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狗的排泄物。  这个安大柱，今天又故伎重演，惟恐这个班不乱。  我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再次坚决否认之后，丢下陈老师和刘新怀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在田边，陈老师仍在全班面前说这件事，，说我要是再执迷不悟，就让我在这次劳动结束后再重新劳动两周。这时，班长杨军也假惺惺地劝我：“希望刘潞同学端正态度，承认错误。大家都回校上课了，单独留下你再劳动两周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对陈老师讲话时应该保持一定的礼貌，但我觉得对杨军则大可不必，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杨军：“我曾在农村劳动和生活过十年之久，难道还怕再呆两个星期吗？再说，老师从来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要热爱劳动，劳动是光荣的，怎么不光彩？劳动不是也不应该是惩罚人的手段……”  陈老师铁青着脸，听着我和杨军的辩论，她打断我：“你瞧人家刘新怀，一听说赔钱就吓得直哭，可你……”  难道我也应该“吓得直哭”，才算态度好吗？由于刘新怀态度没有我这么“恶劣”，所以陈老师没有说也再罚他劳动两周。  就在这关键时候，女生队伍里，有人举手说：“报告老师，我知道铁锹到底是被谁弄坏的。”  说话的是李芳。陈老师开始并没有听懂她说的话，待她又重复了一遍之后，便让她说。李芳站在全班面前以肯定的口吻说：“铁锹是第六组的张春霞同学弄坏的，安大柱纯粹是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我可以作证，铁锹是张春霞弄坏的，但不是故意的，她一直不敢承认，是因为怕老师批评，让她赔。昨天回家的路上，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听两个女生议论，铁锹不是谁有意弄坏的，而是张春霞劳动中弄坏的。于是，我问明了情况，之后我迅速追上张春霞，告诉她劳动中正常损耗的东西是不用赔的，这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一样，也不会挨批评。况且，干了活的人比那些一点活也不干，专会在老师面前摆样子的人强多了。张春霞这个同学有比较腼腆，又不爱讲话、胆量较小的弱点。经过我的动员，她已经决心承认了，这样，也就不用再冤枉别人了。张春霞，现在请你出来讲一讲吧！”  李芳一口气把这么一大堆话说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话都讲了出来，她的心里极为痛快。  平时沉默寡言的张春霞从队伍里出来了。说是出来，其实仅仅迈出一小步。她由于紧张，结结巴巴半天才把事情的经过说明白。她说，昨天上午快收工的时候，她挖坑总是比别人慢，而她挖的地方偏偏又不象别人的地方那么松软好挖，尽是些石头碎砖瓦之类，怎么也挖不动。铁锹尖好不容易踩进石头瓦块之间的缝隙里，又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她只好像压杠杆一样，将铁锨把儿继续使劲往下压，企图把石块撬起，结果“卡吧”一下子，石块没动，铁锹尖却崩掉了一块。她吓坏了。幸好没有人看见，她也没敢找老师承认。  事情就是这样。对于李芳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怀疑，陈老师也不例外。安大柱杨军也无话可说。李芳是班上公认的好学生，她是红小兵小队长，也算个班干部。她今年已经十二岁了，她今天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非常美丽，一双大眼睛晶亮晶亮。她来城里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已迅速完成了由一个农村女孩向城市女孩的气质转变。由于不干农活了，脸也不像从前那样黝黑，而是光洁柔嫩了。  由于李芳的及时说明，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安大柱并没有受到严肃的批评和应有的处理。只是，一直到下午干活的时候，碰巧我和安大柱都在陈老师身边，陈老师说：“这安大柱也真是，没那么回事，干嘛瞎说？”  陈老师说话的声音很大，周围的人都听见了。她是故意说给我和安大柱听。她的意思就是向我宣布，她不再认为铁锹是我和刘新怀弄坏的了，她完全相信李芳和张春霞的话，她已公开为我平反了。同时，她的话，也就是对安大柱的批评。我知道，让一个老师向同学道歉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仍然感到有些愤愤不平。好几次，我鼓足勇气，想对陈老师说：“这件事情就这样完了吗？安大柱太可恶了，他制造了多大混乱？他不光制造了混乱，欺骗了您，他还破坏了您的威信！”  但是，我最终没有向陈老师说这些。  下午，收工了，回家的路上，陈老师问我：“累了吧？”  “不累。”我说。我发现，我和陈老师的关系已有所松动。                     　　　　　九  然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李芳的功劳。是她，在关键时刻不怕得罪杨军，勇敢站出来，使我在“危难”中绝处逢生。我怎么能不感激她呢？  此后，在剩下的几天劳动中，我都曾想办法接近她，并考虑用什么话语，向她表示感激。可是，我总是接近不了她。我想干完自己的一份，再去帮她，可等我干完，她早已去帮别人去了。收工或者休息的时候，我想和她说句话，可她总是和几个女生在一起，我不便上前。我一整天总盯着她，好像不找个机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对不起她似的。  劳动结束了，回学校上课，还没等我把话讲出，她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大出我的意料。  她找陈老师作了一次长谈。谈我。她把最近一年来她所知道的关于我的情况，都一股脑地告诉了陈老师。她不光谈了那天的“铁锹事件”，还谈了好多以前的事情。她明确告诉陈老师，那次根本不是我“欺负”四年级小同学，而是所谓的“四年级小同学”和他的哥哥杨军——都是大同学，联合起来欺负我。她还说，几天前劳动的时候，我挖坑的地方的“地质情况”确实复杂，这个她和张春霞也深有同感，要不，张春霞的铁锹怎么会坏了呢？绝大部分干得很好，没有几个人消极怠工。  李芳的谈话，彻底改变了我在陈老师心中的形象。我的陈老师的关系很快正常了。  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李芳的谈话，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杨军在陈老师心中的印象。按照我的想象，按照一般的逻辑，陈老师多少也会对杨军产生一些想法的，从而加深她对他的真实嘴脸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只是在人的心里，并不需要写在毕业鉴定上。我相信，即使过了几十年，陈老师再想起她教过的这个同学的时候，她那种经过转变了的认识也必将存在。    从这以后，我和李芳经常接触。但是，她却很不乐意听我说的那些向她表示感激的话。我一说，她就制止我。她说：“我们不是曾经互相帮助吗？你不也曾帮过我家割过草、卖过草吗？”李芳说对了，这才是我和她之间应有的关系！我们仍然像小时候一样，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谈生活，谈理想，谈学习。我们就学习中的问题互相请教。李芳很聪明，她的学习虽然曾经中断达两年之久，在没有上过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情况下，直接跳到五年级，可她的学习成绩比起别人来一点也不差。提起这个，李芳对我说：“这里边也有你的功劳呀。”是的，对于李芳那两年的学习，只有我最了解她。为了学习上不掉队，她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啊。我很乐意同她在一起。原先放学回家，我们这个组共有五个人，虽说五个人，按学校规定，也应该排队。但最近有个同学因病长期休学了，另一个转到别的学校去了，还有一个家离学校很近，出校门没多远就到家了。这样，剩下的大部分路程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走。我们还“排着队”，只是变成了并排。有时候，放学早了点，我们便慢慢走，边走边说，边走边玩。我们还一块去过体育运动场玩单杠和双杠。  我和李芳奇迹般地恢复了两年以前的关系。  李芳已经十二岁了，比在农村时更漂亮，也更活泼。也许有人认为，用漂亮、美丽这类字眼形容一个女学生未免太乏味，太空洞，可我认为，要描写她，就非得用这两个字不可！她的额前，总是随风飘着一绺美丽的黑发，有时，头发把眼睛挡住了，便很习惯地用手掠去，或是很自然地将头一甩，那个动作非常潇洒，我相信，绝对比《红灯记》里李铁梅那个甩头发的动作要潇洒得多。——于是，又露出那双明亮、乌黑的大眼睛，透过那双眼睛，我甚至可以看到她那美丽的内心世界，那也一定像天上的白云一样纯洁，像流动的河水一样清澈。  我还知道了，李芳的家离我家并不远，不过几百米。她家住在一座楼房的五层上，站在她家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南边的一大片平房。我家就住在那片平房区里。  我当然去过她家。有一次，在她家里，她忽然问我：“你想戴上红领巾吗？”“想！”我什么都不瞒她。“你会系红领巾吗？”“没戴过，所以不会。”“好，我教你。”她热情地说。于是，她就手把手地教起我系起红领巾来。示范两次以后，她叫我自己拭拭。我拭了，系得很不像样子，低头一看，啊，我的脸一定像红领巾一样红了！真不知怎么就横七竖八地扯在了一起，连拆都不好拆。她又一次耐心地教我，还是手把手地教。“这样，这样一绕，这样一系，再这样抻一下。”教了许多遍之后，终于使我这个毛手毛脚的人学会了。我真高兴，我和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戴着李芳的这条红领巾，我又得意又满意。  “你戴上真好看。”她看了看我，忽然说：“这条红领巾就送给你吧！”  我心里非常喜欢，这条红领巾还是绸子的呢。但是，我慢慢地把它解了下来：“不，我不要。”  “我还有一条呢。”她说。  “不，”我低下头，“我还没有资格戴它。”  “会有的！”她热烈而又肯定地说。  “可，毕竟……”我还要推委。  “拿着！”她假装生气了，“你不要，我不跟你好了。你现在没有资格戴它，可以先收着，等以后有资格了，再戴上。”  “好吧。”我只好把红领巾收起来，“可是，即使我以后能戴上，又能戴几天呢？再有两个月我们就毕业了。”  “那你就争取再蹲一班！”她刚说完，自己就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也笑了。笑完了，她也忧郁地说：“是啊，我也不能保证你一定能戴上，”她问我：“你愿意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吗？”  “永久的纪念？”我不解地问。  “对，你应该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忆！下了楼，街对面就是照相馆，你戴着红领巾去照张像吧！对，现在就去！”  “不，我不去。”  “去！”她劝我，“以后你一看见这张照片，就会想起你曾经戴过红领巾。即使没有戴上……”  “不，”我坚持道，“不去。你生气我也不去，你不跟我好我也不去。要是按照你说的说法，照一张照片留下来，那以后我再看到它，只会感到难受。我愿意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忆，但我绝不愿意留下一个永久的欺骗。”  她理解了我，不再要求我去照相了。我向她保证：“以后如果我真的戴上了红领巾，我一定要照上一张相，也一定要送给你一张，留作永久的纪念。”  为了打破沉默，她提议道：“我们玩玻璃丝吧。”  “好！”我高兴极了。别看我都小学五年级了，都快毕业了，可还非常喜欢玩玻璃丝。她拿出两条玻璃丝，一条红的，一条绿的。玻璃丝，非常柔软，非常光滑，与人手指接触时怪痒痒的，挺舒服。她的头发也是用玻璃丝系住的。玻璃丝有两种玩法，一种是一个人玩，一种是两个人玩。一个人玩就是自己织，织出花样来给别人看。我织了“红军桥”、“南京长江大桥”给她看，她织了“花蝴蝶”、“死蚂蚁”给我看。两个人玩就是你一下，我一下，我开头，她接过去织成“鱼网”，我接过来改成“菜园”，她又改成了“驴槽”，我又改成了“死疙瘩”，她很快就解开了。  很小的时候，我和四丫头就玩过这种游戏，今天，我和李芳又玩上了这种游戏。此时的我与她，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童年时代的那份纯真，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红领巾，尽管这天距离小学毕业已经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了。我能够戴上红领巾，李芳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也靠了同学们的支持。不是吗？这次表决，同意我的人由上次的二十四个上升到了三十多个。至此，陈老师也实现了她曾对同学们许下的诺言：在毕业之前，要让所有的同学都戴上红领巾。而这次，真正的是最后一次了。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我该怎样感谢李芳呢？我也要实现我的诺言——戴上红领巾的当天，我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一张我自己留下，一张送给了李芳。照片上的我，是多么得意啊！李芳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在我相册的第一页，还珍藏着那幅已经发黄了的我戴着红领巾的照片。尽管它已经有些模糊和破损，但它留给我的记忆，却是那么清晰和美好。每当我看到这张发黄的照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想起我的老师，想起我的同学们，想起李芳……  这以后，我们上了中学，我和李芳的接触，却明显地减少了。因为我们已经——大了。回想小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可笑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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