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春：长篇小说《昨天 今天》连载之六 作者： -上传日期：2007/5/24 刘洪春 长篇小说 《昨天 今天》连载之六                               十  我们上了中学。  这所学校名叫反修中学，在这个拥有数万人口的县城里，它是个很有名的中学。反修中学这个校名，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中起的，听说以前的名字叫汇文中学。  开学的头几天，老师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读的这所学校有着“悠久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强迫战败了的满清政府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其中一条条约是在庚子年间签订的，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帝国主义提供巨额赔款。那笔赔款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为了加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侵略，为了加深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奴役，美帝国主义的教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这座县城建了这所中学。起初，它当然的一所外国的教会中学，能到这所学校来读书的，大都是富家子弟。它是当时县城内最有名的、最高级别的学府。“解放”初期，继续保留了汇文中学这个校名，五十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进入这所学校尚需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才有资格进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制度立即被取消了，而改成了就近分配制。我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反修中学的。  这个学校的面积不小，全校如蜻蜓点水般地分布着一幢幢西式建筑。最有名最高的建筑是哥特式，名称仿照北京大学的名称叫“红楼”。“红楼”的顶端建有高高的尖尖的钟楼，和西方国家的教堂如出一辙。由于这些，使得你一进入校园，马上就感受到了浓郁的异国情调。各幢西式小楼的中间，不伦不类地分布着一排排五六十年代建的平房教室，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感觉。水面约占全校面积的四分之一，是一个不大的湖泊。湖泊好像是人工的，因为紧挨着湖岸，便是一座人工堆积的小山。堆山的土明显是挖湖时的土。小山上，栽满了苍松翠柏，这成了学校的一景。湖的中间，还留有一座小小的岛屿，岛上，有一座不知什么时代建造的亭子。从它那木制的柱子和顶上已经脱落的油漆彩画来看，年代已相当久远。  我们刚上中学的时候，正值学习黄帅的活动进入了高潮。黄帅何许人也？四十岁左右的读者是不会健忘的。早在几个之前，我们还在中山小学的时候，她的名字已经全国闻名了。我们刚上初中的时候她的名字叫得正响。刚刚踏进反修中学的校门口，我们就立即感受到了这种气氛。校门口右边的口号是“欢迎新同学”！左边的标语就是“向黄帅学习！”进入校门一抬头，还会看到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发扬反潮流精神！”  中学的学生来自县城南部的各个小学，因此我们一进入中学就进行了新的组合。我们班有将近五十个人。在这种新的组合中，有令我感到愉快的，也有令我感到不愉快的。令人感到愉快的是好多好同学都分到我们班，令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所在的这个班里还有杨军，并在开学没几天就成了这个班的班长。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安大柱。非常遗憾的是，李芳被分到了别的班。  黄帅事件发生以后，在我们反修中学掀起的浪潮不是砸玻璃拆椅子，而是掀起了一股给老师提意见的热潮。当然，这是由校领导和老师们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我们的老师在各个班级里，全都不厌其烦地向同学们表示，欢迎给老师提意见，如果老师在教学中有什么缺点不足，应该毫不留情地提出来，帮助老师进步，共同搞好教育革命。用当时最时髦的话说，就是老师和学生已经平起平坐，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已不存在什么“师道尊严”。  给老师提意见的活动，别的年级都搞得热火朝天，惟独我们一年级却怎么也开展不下去。原因是我们入学还没有几天，对老师的不论缺点还是优点，都几乎没有任何了解。没有了解，又谈何提意见呢？我们一（7）班的班主任是一个约五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姓管，“管理”的管。管老师一头剪发，戴丝边眼镜。说话和气，非常文静的老太太摸样，我们对她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管老师参加“运动”的热情非常认真，一再诚恳地请同学们给她提意见，并说，如果谁对她有什么看法，可以用任何形式表达，既可以当面提出，也可以请别的师生转达，还可以写成纸条，偷偷地放在讲桌上。无论哪一种方法，她都热烈欢迎，但特别希望当面提出。同学们绞尽脑汁，也没提出什么像样的问题来。只有一个同学眼尖，发现她在黑板上写字有一个习惯，用来写字的粉笔还有一小段就扔掉不用了。于是他把这条提了出来，希望老师注意节约。管老师当即表示接受，并热情地表扬了那个同学，还引用了一条毛主席语录：“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并希望大家继续提。受管老师的鼓舞，我也给她提了一条意见。虽然对当时“学习黄帅”的活动的性质在我长大成人后我才有了比较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但我对给?   芾鲜μ岬哪翘跻饧缓蠡凇Ｈ绻裉臁咏旰笕匀挥腥四茄觯宦鬯欠袷抢鲜Γ一故且岢隼础Ｎ业囊饧牵汗芾鲜π丛诤诎迳系暮鹤郑惺奔性幼挪欢嗟姆碧遄郑热缢压业墓掷锏摹坝瘛弊中闯伞盎颉弊职鸭父鲅宰直咧苯有闯伞把浴钡鹊取９芾鲜μ朔浅８咝耍樾牡亟邮芰耍⒈硌镂业南感模担骸袄鲜Γㄖ杆约海┠炅浯罅耍烧且蛭炅浯罅耍⒁饨邮苄律挛铮跃醭ネ纺灾胁皇币说墓サ亩鳌＜蚧止己褪褂谜饷炊嗄炅耍导噬弦丫皇鞘裁葱孪适挛铮馑得魑业耐纺浴苯幼牛垢墙擦瞬簧俟赜诩蚧值闹叮缂蚧值闹匾裕裨何淖指母镂被崃酱喂嫉募蚧郑嫉氖奔洌质圆渴住芾鲜Φ闹斗浅７岣弧?  但是，我发言以后，同学们就再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意见来了，因为大家对新老师确实了解甚少。后来，管老师见“运动”开展不下去，便鼓励说，不光可以对她，对反修中学的其他老师也可以提出意见，还可以对自己原来小学的老师提出意见，这样可以使现在的老师吸取教训，对目前的工作、对目前的教育革命也是个促进。对确有价值的意见，还可以以学校党支部的名义整理出材料，再转到那些老师所在的学校。这是充分考虑到同学们还刚刚进入中学，对中学的老师还缺乏了解。经过管老师的这一启发，同学们像开了锅的水，纷纷发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那提出来的意见真是五花八门。从老师留的作业过多或过少，到家访次数频繁，导致他多次挨打挨骂，应有尽有。  我们班最后一个给老师提意见的是班长杨军。他提出的“意见”是，他“发现”管老师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整堂课都坚持站着。他希望管老师注意身体，站累了，应该找把椅子坐着讲课。他还引用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  对杨军的“意见”，管老师非常感动。我对杨军的这一手，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班有个女生叫徐燕，个子高高的，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她虽然个头很高，但长得并不漂亮。她家境较好，穿戴时髦，开学没多少日子，同学们就发现，这个徐燕最大的特点就是自高自大，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连老师也不例外。她敢跟任何一位老师顶嘴，这在女孩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她学习不怎么样，但和老师顶起嘴来，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教师，对她都无可奈何。这可能是家庭娇生惯养的缘故？  这一天，是数学课，她迟到了，也没喊报告，推门就进。正讲着课的张老师问：“你怎么不喊报告？”“我忘了。”徐燕一面往座位上走，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张老师有些生气，说：“你回到教室门口，重新喊一声。”徐燕说：“我不！”“你迟到了怎么能不喊报告？这是对老师和同学最起码的尊重！”“我就不喊，我嗓子不好！”徐燕用清脆的嗓音回答。徐燕太出格了。张老师是一位已经五十多岁了的老教师，一个女学生敢这样当众顶撞他，确实使他很难堪，脸上有些挂不住。他先是和颜悦色地批评她，没想到，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她一句她能顶撞两句。她在老师甚至是家长面前大概从小就是这样。有些话对老师说得实在不像话。张老师一气之下，说：“你出去！以后我的课你可以不来！”出人意料，她真的背着书包走了。张老师便继续讲课。  以后的事情，恐怕徐燕自己也想不到，竟演变成那样。当天她背着书包回了家，第二天又上数学课的时候，由于昨天她和张老师的缘故，那堂课她又没有进教室，干脆自己在校园里闲逛。在湖边的小路上，她碰上了一个人，我校的一位教师张志。张志老师不到三十岁，是我校最年轻的教师之一，平时留着分头，戴着眼镜，脸很白。作为一位老师，他的业务水平如何，我没领教过。我只知道，他这个人跟活跃，很爱表现自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逢学校搞文艺演出，参加演出的一般都是学生，而老师呢，只有他一个人自告奋勇，有时朗诵一首诗，有时唱上一支歌，有时还来上一段样板戏。他表演时的神态和模样，又可笑又夸张，常常引起师生们善意的哄笑。  张志老师认识徐燕，见她一个人在小路旁溜达，就随便问一句：“徐燕，你怎么没去上课？”徐燕随口回答：“张老师把我赶出来了。”“哪个张老师？”“教俺数学的呗。”“他为什么赶你？”“因为我迟到了，忘了喊报告。”  “啊。”张志老师一面这样表示他听懂了，一面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忽然又转回来，问徐燕：“你刚才说什么？就因为你迟到了，没喊报告，他就停了你的课了？”徐燕见他那认真而着急的样子，以为大概又得挨他的一顿批评了。没想到，张志老师思考了一会，对她说：“你立即去找年级组组长，你们的班主任管老师，把情况报告给她。”“我才不去呢，不上课更自在。”徐燕悠然自得地说。“不，你去，来，我来告诉你……”张志老师如此这般地教给了她。  一会儿，徐燕便来到了一年级老师办公室，管老师正在那里批改同学们的作业。徐燕闯进去，还是没有喊报告，站在管老师跟前，把她被张老师停课的事说了一遍。末了儿，她按照张志教给她的话说：“张老师搞师道尊严，党和毛主席给我的学习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管老师对她的最后一句话并没有在意，但她听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对徐燕曾经顶撞老师的事情也时有所闻，便微笑着对她说：“你呀，徐燕，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跟老师那样说话呢？去，给张老师赔个不是，回头我再跟他说一下。”她见徐燕站着不动，又说：“当然，张老师不让你上课，这种做法也未准合适。”  徐燕从管老师那里出来，没有去找张老师承认错误，而是去找了另一位张老师——张志去了。张志一听，立即喜形于色：“好，有戏唱了！”直到这时，徐燕仍不明白这个张老师的用意是什么，他要唱的是什么戏。  第二天，全校师生刚一进校门，立即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学校门口，贴着一排署名张志的大字报。题目是《坚决支持徐燕同学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大字报明确肯定徐燕是反潮流的革命闯将，宣布她就是反修中学的黄帅，而一年级数学教师张树峰和一年级组组长管正英则被指责为大搞“师道尊严”，“压制反潮流的革命小将”的罪魁祸首。大字报足足写了十几页，从学校门口一直贴到了学校食堂外面的东山墙上。  可以想见，张志老师的这排大字报犹如一排重磅炸弹，立即在反修中学掀起了轩然大波。同学们一堆堆地拥挤在大字报前观看，边看边议论纷纷。一连好几天，也没听说校领导对此持什么态度。只听见我们班的班主任管老师多次说：“不干了，不干了。”她的意思是说她的年级组组长的职务不干了，要领导另请他人。想不到，在黄帅事件发生后，这个在班上那么诚恳，那么热心地请同学们给自己提意见的老教师，竟一下子成了“师道尊严”的鼓吹者和卫道士。  事情过了大约十来天的样子，在全校大会上，县教育局领导首先表态了。表态的是一位副局长，他代表局长和局党委，明确宣布支持张志老师，支持徐燕。上级一表态，反修中学党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派发也立即表态，支持张志和徐燕。与此同时，学校工宣队杨队长也随即宣布，坚决支持反修中学的反潮流革命闯将徐燕。学校领导和上级并且决定，树徐燕为全县教育系统的“反潮流标兵”。而发现这个“反潮流标兵”的张志老师也得到晋升，取代管老师，出任一年级组组长。形势朝不利于管老师的方向一边倒了。各级领导纷纷表态也是他们不得已，因为张志老师已把这件事情捅到了舆论，报纸的一角都登了徐燕的事迹。  管老师大病了一场，一连几个星期没有来上课。  从那次事件起，徐燕经常不在我们班上了。她成了大忙人。不是去张老师那里，就是王书记找她，还经常要去参加县里和市里的各种会议。她真成了反修中学的黄帅。校办公室、教育革命组办公室、校广播室更是她经常出入的地方。据说，她还被安排去北京参加真正的黄帅主持的会议。  徐燕当然也曾在我们反修中学全体师生面前介绍过她的反潮流事迹。我记得，她变得越来越高傲了。学生如果在全校面前讲话，一般都是很拘谨地站着念讲稿，而她自出名以后每次走上台去，都是很自然、很随便地往那里一坐。有时，她在讲话前或念讲稿中间，会突然说一句：“二年级那儿注意！”她是在批评二年级，意思是二年级那里的会场纪律比较差。她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敢于在全校面前批评整个一个年级的学生。而她自己不过是个一年级学生。而通常只有老师甚至是担任一定职务的老师才会那样做。  入学后两个月，我们一年级就全都成了红卫兵。是的，我们也曾经是红卫兵，但我们的这种红卫兵，仅仅是戴上红袖章而已，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没赶上串连，武斗，抄家，破四旧，没有参与过“文攻武卫”，也没有明显地经历过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如“黑五类，红五类”等，比参加过那些活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几岁的我们对于人生阅历这不知道是一种损失还是一种幸运。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上中学的时候，强调红卫兵是中学生的“群众性”组织，只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可以参加，一般也不问你是什么家庭出身，是“红”类还是“黑”类。我们班包括上学没几天就打坏了三块玻璃的安大柱，都戴上了红袖章。  徐燕成了我们班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不久，她又成了我们一（7）班的第一个共青团员。在张志老师的首倡和推动下，还在我们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徐燕的运动。当然，范围仅仅是在反修中学内。但这，也足以使徐燕红得发紫了。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学校的标语上，大字报上，黑板报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向徐燕学习”的口号。                          十 一  中学一年级下半学期的一天，我正在学校的小甬路上走动，忽然发现从老师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么眼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林老师吗？  林老师怎么来到了这里？她不是在我原先上学的那个农村小学里教书吗？我又一次仔细辨认，没错，是林老师。她的模样没有多大的变化，仅是原先扎在脑后的两只“羊角尖”变成了搭在肩上的两条黑辫子。另外，衣服的档次比原来有所提高了，大概是到了城里的缘故吧？当然，用城里人的标准来衡量，林老师仍然是朴素的：上身穿一件手工编织的毛线外套，套穿花纹上衣，下身则是一条黑色的的确良长裤。  我看到林老师的时候，她并没有发现我，径直朝前走了。以后，在校园内，我又多次见到林老师，毫无疑问，她是来反修中学教书或者工作了。几次暗中观察后，我暗暗地责备自己：看见自己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怎么不理人家？太不讲礼貌了！如果我突然跑到林老师面前，大声地叫她一声：“林老师！”她将是多么高兴啊！  可是我立即又想起来了，林老师并不喜欢我。我想起了我和林老师之间的事，那些故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又放了一遍。要是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引起她的不快，那岂不是自讨没趣？  很快，这些想法都被我否定了。怎么可能呢？难道一个老师会那样去计较一个学生吗？我想，林老师不会小气到那种程度。我和林老师毕竟分别快两年了，如今能在这县城的第一流的中学里再一次以师生的身份重逢，她肯定会高兴的！  但是，应该让林老师先理我，我自私地想。于是，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林老师我这边走来，我便鼓足勇气，迎上前去。同时，故意把头扬得高高的好让她看见。  果然，我的那种关于林老师不会理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可笑的，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离我还挺远，林老师就看见了我，并向我招手：“那个同学，你过来一下！”  我高兴地走到她跟前。  林老师仔细地端详了我一番，问：“如果我没记错，你曾经在马驹桥小学上过学吧？”  “没错，林老师！是我！”我高兴地回答，“我是刘潞。”  林老师也显得很高兴，她说：“前几天，我就在校园看见过你，可我没敢认。想不到，才两年，长这么高了！”  “林老师，您来咱们反修中学教书啦？”我明知故问。  “是的，”林老师肯定地回答，“培训结束了，已经正式在咱们学校报到。”  我和林老师在这里意外重逢，没有引起任何一方的不愉快，相反，都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提起从前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在林老师的真诚邀请下，我还多次前往林老师的住处，并成了那里的常客。林老师单身一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宿舍里。她待我非常好，每次我到她那里，她都非常高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从前在农村那个小小的学校里，虽然林老师并不怎么喜欢我，但在反修中学，我和她却成了忘年之交。也许，这是“他乡遇故知”的缘故？真的，和林老师在一起聊聊，谈谈那些过去的事情（当然不包括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回忆回忆我们从前的小学，从前的班级，谁学习好，谁是大笨蛋，谁文静老实，谁调皮捣蛋，也挺有意思的。  我还告诉林老师，她从前的学生——四丫头，现在叫李芳，目前也在反修中学读一年级。林老师听了非常惊奇。  后来，我渐渐地了解了林老师这两来的经历。她和时老师的事情发生以后（实际上她和时老师之间几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时老师虽然被抓起来了，判了徒刑，她自己也虽然在张代表和其他老师的劝说下，放弃了死的念头，勉强去上课了，但内心里仍然觉得没脸见人。于是，她向领导流露了想调走的想法。正巧，这时上级分给学校一个去县城师范学校培训的名额。经领导们研究，觉得林老师参加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出身好，工作又积极，人品正派，生活俭朴，人又年轻，就把这个名额给了她。林老师就这样离开了她任教的农村小学，一个人到县城的师范报到。据说，林老师读书期间，进步很快，还如了党。一年半之后，培训结束，她被分配到了县城最有名的反修中学。这对于一个从普通农家走出来的姑娘，该是多么幸运啊！正因为如此，林老师也格外珍惜自己的机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不久，又一件使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班主任管老师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了五年级，促使她要求调动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不久前发生在我们学校的“黄帅事件”——也就是徐燕事件。徐燕事件后，张志老师当上了一年级组组长。管老师不愿与他共事。管老师调走了，来我们一（7）班接替她的竟然是林老师。这下，我又成了林老师的学生了。林老师教我们政治课并出任班主任。  林老师一到我们班，立即就显示出了她对我的好感与关心。她上任没几天，就“提拔”我当了语文课代表和第三组的组长。虽然这是不光比芝麻粒，而且是比围绕着原子核转动的电子还小的“官”，但是，我还是非常感激林老师，她实际上是在树立我在同学们中的形象。林老师对我如此青睐，当然逃不过同学们敏锐的眼睛，但对此又都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的语文学习成绩，在班上并不是最优秀的。不过，我和林老师谁也没有透露过我们的关系。  但是，林老师对我的偏爱，并不是无原则的。因为，林老师发现，我的作文能力特强。这反到更证明了她“提拔”我的正确。  林老师是怎么发现我的“作文才能”呢？那是她刚来我们班不久，一次，学校组织我们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看完后，她给同学们留了一道作业，就这部电影写一篇观后感，要求能够联系当前实际，写写应该怎样向革命先辈学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两天后，上政治课，林老师要求每一个同学在班上念他的《观后感》。林老师刚一提到这个事情。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糟了，我把写观后感的事情给忘了！这可怎么办？如果全班同学都发了言，只剩下我一个人没写没念，那影响多不好。也会使林老师脸上无光。但是，略一思索，我便镇静下来了，我可以现写嘛！写那么个玩意儿算什么。于是别人开始发言了，我才开始在桌上写。林老师发现了这一点，走到我身边，轻声问：“写完能念吗？”“没问题！”我满有把握地回答。但是，林老师对我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表示怀疑。  别人一个个轮着发言，我也在桌上飞快地写着。仅仅二十分钟，我就“划拉”了整整三大片。刚写完最后一个字，就轮到我发言了。我拿着刚刚写成的讲稿，站在全班面前，把我的“观后感”口若悬河地给同学们朗读了一遍。当我通读完毕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林老师又惊喜又意外，她以赞许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并微微一笑。我很想告诉林老师，我的作文能力好是与过去杨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其实，我担心全班就我一个人发不了言就完全多余的，真正发言的人还不到全班的一半。好几个同学在轮到他们发言时都表示忘了写了或写不好写不出来之类。而且如果全班每一个同学都发言的话，一堂课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没有人发言了，林老师开始做总结。她首先表扬了我，说我的观后感是全班写得最好的，语句最通顺，观点最明确，联系实际最深刻，文章也最长。听着林老师对我的表扬，我感到当之有愧。其实，我的“观后感”也是采众家之长。  可有那么几个同学的“观后感”，真是让人不敢恭维，语句写得实在不像话。他们好像除了说看完这部电影“受了很大教育”，并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外，别的就没有什么词了。已经上中学了，不少人所谓的“观后感”却不足三百字。我就纳闷，这些人的作文水平怎么就这么差。作文课上，看着他们捏着钢笔，盯着作文本半天也写不出几个字来，我都替他们着急。  这以后，在林老师的推荐下，我又多了个“官衔”：年级报道组组长。  林老师教我们政治。其实，除了政治，别的课程她也教不了。林老师就是靠着突出的政治表现才来到我们反修中学的。我完全相信，她的数理化外语水平不会达到高中。这并不怪她，她是六七届的初中毕业生，是突出政治的年代把她推到教师这个职位上的。虽然后来在师范学校她又经过一年多的培训，但也只能教政治。  事后，林老师问我：“你的作文水平为什么那么好？”我说：“我平时非常喜欢看小说诗歌之类的东西，读的课外书较多。”“这么回事”，林老师说，“将来让你当宣委吧？”“什么宣委？”“团支部宣传委员呀！”“林老师，我还不是团员”。“你可以写一份申请啊。”林老师对我说。听着林老师的话，我突然明白了她的暗示。我感到一个极好的机会正摆在我的面前。到现在为止，我们班总共只有两名团员，一个是“反潮流闯将徐燕”，另一个是班长、体育委员杨军。那时候，入团在中学生心里，还是很神圣的。入团是当时中学生最大最高的政治追求和政治荣誉。有的人奋斗几年，才在毕业前得到团员资格；有的人努力数年还达不到目的。确实，中学生的团徽不像小学的红领巾或中学的红卫兵袖章那样容易戴上，即使到高中毕业，团员在学生总数中仍占少数。  我的心里，真正地感激林老师对我的照顾和“栽培”。我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和她的特殊关系。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第二天，我就递上了一份入团申请书。  又上政治课了。林老师上政治课还跟以前的“天天读”一样。只不过六九年七O年时，她教我们背语录，现在则是为我们念报纸读社论。她给我们念批林批孔的文章，评法批儒的文章，还有“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文章。有那么些日子，她每天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念“三大战役”的文章。当年、谁、为什么要掀起一场“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运动，历史早已作了定论，对此，这里不作过多议论，我只是想说，我倒是应该感谢那场运动，它从反面丰富了我的知识，就在那场运动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所说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那毕竟属于历史知识。  我发现，林老师有个缺点，有点听不进不同意见。每当她读到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或淮海战役歼敌五十五万时，她总是把“歼敌”读成“千敌”。有个同学给她提出，她还很不高兴，狠狠地瞪了那个同学一眼，并坚持把“歼”读成“千”。  我可不像那个同学那样傻，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诊视同林老师的关系，我还惦记着入团呢！我的内心是多么丑恶啊 ！可是，这年头，又有多少人的心灵是美好的呢？徐燕、杨军不是都当上团员了吗？我的另一个真实心理也从未向林老师透露过，上回她问我的作文水平为什么比别人好一些，我说我喜欢文学并阅读了大量小说，固然有这样的因素，其实最重要的是与小学时杨老师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可是，我能那样说吗？她听了能高兴吗？                           十 二  上了初二，我们就开始有“支农”任务了。“学农”，是当时中学生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虽然，在初一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也曾多次到附近生产队参加劳动，但那只限于当天去当天回，路程一般也比较近。上了初二，“学农”，则要带着行李，到数十华里以外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这种教学方法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去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农村“三夏”或者“三秋”时节。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就是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临行前，学校给我们作了动员。学校领导王书记说，搞这种“学农”活动，就是要大家在农村，通过和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将来毕业后去农村插队、上山下乡做生活上、心理上和体力上的准备。  林老师也在班上动员说，大家到了生产队，一定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爱护农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劳动中要敢于吃大苦、流大汗。她说，将来劳动结束回到学校，将根据此次劳动中的表现，发展一批团员。说到这里，林老师还有意看了我一眼，我立即心领神会，对她抱之以微笑。  因为都是城里学生，谁也没有长时间地下乡去劳动并住在过那里，所以大家对此事都觉得新鲜，一连几天都在议论这个事情，他们把农村生活想象成诗情画意。相反，我对此倒并不怎么热心，因为我就来农村，并在那里住过十年以上。不过，出去玩玩也没什么不好，总比闷在教室里听念报纸读社论强多了，况且我这个人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们去的地点叫东集公社，这个地方离县城足有三十多公里。运送我们的是学校不知从哪儿借来的大卡车。同学们把车子挤得满满的，在一片欢笑声中，大家出发了。  汽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疾驶，田野上麦浪滚滚，大部分麦海已经发黄。  汽车驶入东集镇。刚一进入镇里，一幅巨大横幅映入我们的眼帘：“热烈欢迎支援三夏的城里学生！”看来，公社领导对此事还是蛮为重视的。  我们二（7）班所在的村子叫谢各庄，这个村子的风景很好，北京市最长的河流之一潮白河就从村南流过，河水流经村子的这段，河面宽阔，清澈见底，还真有点诗情画意呢。  到达目的地，同学们欢呼着下了车。  进村后，在村里谢队长和林老师的安排下，同学们大多找到了住处。男同学几个人一组，分别住进老乡家，另有大约十几个人住进了该村小学。小学生这时也已经放假，参加麦收。  男同学们除了我，都落实了住处。林老师问我：“你愿意同谁住在一起？”我想了想，说：“同谁都可以，小学教室里人多，热闹，地方大，我就住在那儿去吧。”  进入中学以来，我已经完全改掉了当初刚转到一个新环境时产生的朋友少，甚至有点不合群的缺点。我已完全适应了新集体、新环境。  我说我愿意住进小学后，刚要去搬行李，林老师又把我叫住，说：“还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  林老师说：“为了搞好这次支援三夏的宣传活动，学校决定，每个年级选两名作文能力较高的学生，组成一个采访报道组。我推荐了你去，年级组长张志老师已经同意。你们这些人可以不直接参加劳动，而要到各班级去参观、劳动、采访，发现什么好人好事，就及时写成稿件，可以送到生产队的广播室，也可以回校后送到学校的广播站。另外，最重要的是，校团委在三夏期间，还要办一张油印小报，约五天一期，总共出版三到四期，写成的稿件主要送到它那里。派你去干这项工作，有什么困难吗？”  “没问题，”我十分高兴地回答，“感谢林老师的推荐。但我们每天都要去采访吗？”  “当然也要参加些劳动，”林老师笑着说，“不过，这次咱们学校出来三十班，住在这个公社的就有十九个班，分散在十六个生产队里，够你们跑的。”  看样子，我要当半个月的专业记者了。  把我的行李往教室一扔，我便赶紧到其他同学住的地方去看看。林老师说了，如果谁有什么问题，生活上有什么不便，我也有责任向老师反映。林老师实际上已经把我当成了班干部或班上的骨干。  我首先来到一户人家。这家住着我们的三名同学。我走进去，屋子里的人还真不少，既有同学，也有房东家的人。这个家庭现在在家的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约三十岁的媳妇，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这家人非常热情，给同学们指这指那，并亲自给同学们烧水和铺行李。  “大娘，您别忙了，我们自己来。”男生王亚生不好意思地说。  老太太对城里来的学生叫她“大娘”感到非常诧异，大概这里没有这种叫法。她一边帮同学们忙这忙那，一边热情地说：“别见外，别见外。住在我家，咱们就跟一家人一样。缺什么，你们就说话。”  我连连向老太太表示谢意。我逗那个小男孩：“小弟弟，今年几岁啦？“  “七岁了。“  “上学了吗？”  “还没有。”  从这家里出来，我又来到另一家。这里住着杨军、安大柱和另外一个同学。和他们说了几句话，我又来到第三家。  第三家住着我们的两个同学，因为这户人家的屋子比较窄。一进门，我就告诉他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反映给林老师。住在这里的一个男生叫李贵奇，他张口就说：  “还是给我俩换一家吧！”  “为什么？”  “我们这家的条件好是好，可有一样不方便。在这里屋的大炕上，除了要住我们俩，还有一个女孩和她爹。多不方便。”  “女孩多大？”  “七八岁。”  “七八岁的女孩，你怕她干什么！”我说，“再说，不是还有她爹么。”  “那也不行！”李贵奇坚持说，“你得想方法，改变一下。”他这个人的特点是性子急。  我向他解释：“老乡的住房条件大都不宽裕，队里为了给我们找住的地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样吧，等会我去找林老师，让她去再找谢队长，看能不能给你们换一家。”  我都迈出房门了，李贵奇还在后面叮嘱我，“哎，你可得当回事，赶紧跟老师说，晚上以前把事情解决了。要不，别人知道，又该开玩笑了，我就烦这个。”  “好，好，”我答应着，从李贵奇那里出来。我想，也该到我的住处看看了。我来到小学，这里正热闹。教室前，十几个同学都还没有进屋休息，正和该村的几个人——主要是孩子们，在吵吵闹闹。我走过去，看见他们正在逗弄这村一个叫谢大傻的人。这谢大傻，二十多岁，穿得破破烂烂，身上脸上甭提有多脏，双手黑糊糊的，头发乱糟糟，说话有些含糊不清，但基本上能够听懂。此人智力低下，虽说谈不到白痴，但毕竟缺个心眼。正因为如此，大伙拿他取笑。  “哎，傻子！你给我翻个跟头，我给你糖吃。”一个同学说。  叫谢大傻的果真很滑稽地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站起来，就张着脏手向那个同学要糖吃。他接过糖来，当着大伙，剥开就吃，一边吃一边黑黑地傻笑。吃完了，又用含糊不请的语音问：“还有吗？”  “没有了。”那个同学双手一摊，表示自己没有糖了。但他像变戏法似的，又从另一口袋里掏出一只吃了一半的烧饼，在傻子面前晃了晃：“你给我拿个大顶，我给你烧饼吃。瞧，芝麻的。”  看见芝麻烧饼，谢傻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赶紧拿大顶给大家看。看着他双手着地倒立着摇摇晃晃的样子，大伙开心地哈哈大笑。谢傻子的动作做完了，顾不得拍去身上的泥土，抢过那半个烧饼就大口大口地吃。  同学们看见我来了。王亚生冲我喊：“快过来瞧！”  我早就看见了。我走近，看大伙继续逗谢傻子。  王亚生问：“谢傻子，你多大岁数啦？”  “二十八！”谢傻子含糊不清地说。  “有老婆了吗？”  “没有那。”  “想不想要一个？”  “想。你给我说一个？”  “你要个什么样的？”  “比俺还漂亮的！”  “哗！”同学们笑得直不起腰来。和谢傻子在一起，同学们感到很开心。我心里却对这种取笑弱智人的行为并不感到怎么舒服。但此时也不便给大伙讲一通“不要拿残疾人开心，那是不道德的行为”的大道理。  有人提议和谢傻子摔跤。于是，我们班的几个男生依次上场，出人意料，他们全都一个个败下阵来。这个谢傻子别看模样丑、头脑傻，力气还是蛮大的。  很晚了，同学们才陆续回到教室，到用课桌拼搭起来的床铺上睡觉去了。我想，明天一参加劳动，到了晚上，恐怕大伙的精神就不这么旺盛了。                          十 三  劳动的第一天，我并没有出去“采访”，而是和大家在一起。我想，支农刚开始我就不干活，满世界去转悠，可能会在同学们当中产生不好的影响。  我们的任务是拣麦穗。说起来真是活活地羞煞人，我们虽然都是初二学生了，可还让我们和小学生一起拣麦穗。这没有办法，得听从安排。后来听说，队里之所以不让我们参加收割，是因为以前已经有了教训的缘故。这几年，队里已多次接待城里来的“支农”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对农活一无所知，干活的时候，这个镰刀伤了手了，那个麦茬扎了脚了的事情时有发生。况且，接待一个班的学生，队里还要至少抽出一个人领着大家干，两个人在伙房帮着做饭。实际上单这三个人就比一个班的城里学生干活还多。可又不能拒绝大家来。同意城里学生来“学农”，是队里接受的“政治任务”。既然来了，总得让他们干点什么。于是，我们便被安排去拣麦穗。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收割中造成的损失。  我们干活的这块地非常宽阔，南边是奔腾不息的潮白河，北面则是一望无边的田野。远处，社员们正为争取夏粮丰收而紧张地劳动着。  同学们每人负责一垅小麦的拣拾。要求拣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颗粒归仓。六月份，天气相当热了，背上很快被晒得火辣辣的。  “同学们，加油干！看谁拣得又快又好！”林老师鼓动着。  安大柱的速度出奇得快。别人刚拣了一半，他已经到了地头，并回过头来接杨军那垅了。林老师感到奇怪，便到他刚拣完的那垅去查看。没走几步，她就火了，厉声叫着：“安大柱！你是怎么拣的！麦穗还落这么多！回来重拣！”  安大柱只好又回来返工。同学们全都默默地干着。天气太热了。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拣拾上。只有安大柱兴致高，一边拣，一边唱唱咧咧。  休息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入潮白河，我脱了衣服，只穿个小裤衩，在河里“披荆斩浪”。潮白河里真凉快，好痛快。这一段河水真够深的，林老师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谁也别游远了。  从第三天开始，我就不干活了，开始骑着车到别的村、别的班去“采访”。整天总在一个地方拣麦穗也真是烦躁。林老师对我真是太好了。  另一个巧合更使我意外和惊喜。我们年级的另外一名“记者”竟然是李芳。我和她可以一同出去“采访”。对此，李芳也颇感意外和兴奋。  李芳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现在，我和她已经一年多没说什么话了。不是不想说，而是见了面，又觉得无话可说。我们大了，毕竟不能再在一起玩织玻璃丝了。经常，我和她在校内外碰见，但并怎么过分亲近。人多嘴杂。  现在，又有机会和她在一起，我真是高兴。  我问李芳：“你怎么也被选上当记者了？”  李芳莞尔一笑：“这有什么奇怪，我是我班的语文课代表，作文写得好。”  “你喜欢作文？”我问。  “写个表扬稿之类的东西问题不大。你不也一样吗？”  “真有意思。这点差使我还是能应付得了的，隔两天交上一篇文字就行了。”  “这也好，”李芳快活地说，“大热天的，省得在地里晒着。”  此时。我们就走在潮白河的岸边。河面在这里不宽，水流湍急。我们欣赏着潮白河的美景，领略着夏收中的田野，我和李芳来自农村，甚至来自同一个村庄，我们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这样，白天我和李芳到各村去“采访”，晚上临收工的时候，则各自回到所在的班级，参加一会儿劳动，同时打听一下这一天班上有什么新闻，有没有可以写进稿子里的“好人好事”。劳动的前几天，我们班的情况正常，似乎很平静，每天就是起床、吃饭、干活、睡觉。但是，从第四天起，我们班接二连三地出事了。  这天傍晚，我刚刚回我们班里，还没吃上晚饭，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卞小兰挨打了。“挨谁的打？”我问。“李贵奇！”我越发奇怪了，我们也都老大不小了，都是半大姑娘半大小子了，怎么会发生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打起来的事情？“因为什么？”我接着问。“还不是因为她那张嘴！”  同学们说的这个女生卞小兰，十五岁，在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个子也最高，但人并不漂亮。我对她有一定的了解。这卞小兰虽然脸蛋长得不中看，自己却并不觉得，反到认为自己是一朵香花，总是怀疑别人对她如何如何。例如，我就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说她怀疑某个男生对她“有意思”。她对这种“有意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向别人显耀。而她所说的别人对她“有意思”的唯一依据，不过就是别人看她一眼啦，跟她说句话啦之类。她不是跟这个嘀咕嘀咕，就是跟那个嘀咕，总是离不开这类话题。不是这个男生“喜欢”她，就是那个男生“看上”她，常常把人家搞得哭笑不得。莫说女生，有的男生都对她的做法嗤之以鼻。有一回，男生王亚生对我说，一天时间还早，同学们大都还没有来校，教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课桌上做着下午必须交的作业。他写着写着，突然教室开了，进来了卞小兰。他抬头看她一眼，便继续做作业。那天卞小兰穿了一件崭新而漂亮的连衣裙，与她那自有的容貌极不相称。没想到，这么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不存在任何事情，王小兰却连续对好几个女生说，王亚生注意到她了。王亚生对这卞小兰真是厌恶至极，他说：“这丑丫头片子也真是，我在教室里坐着，门突然   开了，进来个人，我能不抬头看一眼吗？没看，只能说明我是聋子！”  卞小兰不光对有关她自己的这类问题疑神疑鬼，对别人的这类问题也同样极感兴趣，并且传话速度极快，所以同学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快嘴儿”，因为她素以嘴快著称。什么捕风捉影的一件小事，到了她嘴里也会走样。她热衷与宣传的，全都是关于男女生之间的事情，内容也没什么新鲜的，无非是某个男生和某个女生说话啦，某个女生给某个男生写条子啦，某男生和某女生一块去看电影啦……这类消息总是被她首先打听到。这天，我们班的任务依然是拣麦穗，一个人一垅。李贵奇干得很快，一会工夫就领先大家一大截，把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当然，他干得快，决不是安大柱的那种“快”，安大柱几乎是从田垅上走过去的，半天也见不到他弯腰。而李贵奇的快呢，则是真正的快，又快又干净，在他拣过的地里，很难再找到一只麦穗。  李贵奇第一个干到了头，就转过头来接别人。本来，他是准备接王亚生的，谁知，和接的人都快碰着了，他才发现，由于这一片田垅特别长，垅也不直，他接上去的竟然是徐燕！李贵奇发现自己搞错了，脸一红，就又去帮别的男生去了。本来，这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情，却又被卞小兰看到了，并在休息时煞有介事地对别人分析：“李贵奇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帮，他专去接徐燕呢？毫无疑问，他对她，有意思！”  “不可能吧？”别人问。  “错不了！”卞小兰说，“昨天傍晚，我亲眼看见他们俩溜潮白河大堤去了！”  坏了！卞小兰准是把我和李芳当成徐燕和李贵奇了。  “徐燕和李贵奇昨晚曾去溜潮白河大堤，”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没多大工夫，就迅速传遍了全班，晚饭后，又不可避免地传到了李贵奇的耳朵里，并不断有人开他的玩笑。李贵奇一听就火了，脸上的青筋爆起。他这个人，最烦这类事了。他膀大腰圆，立即揪住别人问这消息是哪来似的。问了一个又一个。问来问去，果然不出他所料，谣言来自卞小兰之口。  “她姥姥的！”李贵奇骂了一句脏话，马上就去找卞小兰算帐，当时，他正在气头上，一边走一边说：“我非打她小丫挺的不可。”同学们谁也拉不住。到了卞小兰住处，迎面出来 的却是徐艳，他厉声问：“咱们班的快嘴儿呢？”徐燕不知道他火气为什么这么大，就说：“屋里，”“让她出来！”李贵奇大喊一声，并随手抄起一跟铁锨把儿，“我非打扁了她不可！”徐燕大吃一惊，刚才在屋里听说有人找她的卞小兰刚迈出门槛见是李贵奇吓得又赶紧缩了回去。怎么回事，她当然自己最清楚。李贵奇举着铁锨把儿一直向门口奔去，一边奔一边骂。徐燕自己对这类传言并不怎么在意，她反倒在赶来看热闹的众多同学面前，一把将李贵奇拦腰抱住，一面死死地抱住她，一面说：“你别进去，你听我说，你会把她打伤的！”李贵奇一面挣扎，一面叫劲，“我非打扁了她不可！”徐燕仍死死地抱住他：“别进去！里面是女生宿舍！”  一句“女生宿舍”，李贵奇清醒了，再加上同学们的劝说，他终于渐渐平静下来，可嘴里依然不依不饶，坚持说要把卞小兰“打扁了”。  大家好不容易把李贵奇劝走了。  卞小兰这个人也真够戗，差点挨了一顿棍子，却依然不长记性，没过两天，她就又恢复如常了，并绘声绘色地对别人描述那天李贵奇要打她的情形：“那个徐燕呀，一下子就把他拦腰抱住了，就那么一搂，嘿……”  晚上，灯下。对着稿纸，我不禁犯了愁，心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怎么往文章里写啊！即使写出来了，难道《三夏战报》就刊登这个吗？  我班第二个出问题的是肖丽华。肖丽华这个姑娘，给人的印象是相当的文静老实，学习上刻苦，政治上进步，二年级以来已是班上重点的团员培养对象。她出问题出在吃上。那天她一个人，到村里的副食代销店，买了一包饼干，一块面包，一块巧克力。可巧，她买这些东西时被徐燕发现了，徐燕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林老师。林老师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认为，在这里劳动，每天发的饭菜足够大家吃的，谁也饿不着，怎么还去买那些东西呢？这不明摆着是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吗？当天的总结会上，林老师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她说：“来前，动员会上，学校领导和我都反复向大家讲，到了农村，一定要绝对地做到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感情上，一定要做到和贫下中农一致。肖丽华首先违反了了这条规定，这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们来到这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接着，林老师宣布：“晚饭后，全体班干部，还有肖丽华，到我的住处开会！”  “会”上，徐燕首先发言，她在对肖丽华的行为提出了明确批评后，说：“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贫下中农的饭菜你吃不惯，说明你在感情上和贫下中农之间还有距离。我认为，应该重新考虑肖丽华同学的入团问题。”  这次会上，包括林老师在内，大家都一致指责肖丽华不该去买饼干吃。肖丽华是个很文静、很内向的姑娘，此刻，她独自坐在角落里，掩面而泣。而唯一为肖丽华说了句公道话的倒是杨军，他说：“这也不能全怪肖丽华，昨晚的饭做得有点生，我也觉得不太好吃，买饼干吃的不也有贫下中农吗？”  杨军说到这里，发觉林老师听着有点不高兴，又赶紧补充：“当然，肖丽华也应该接受这次教训，尽量做到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自恃与林老师的关系，也为肖丽华辩护（林老师已“提拔”我当了班委，因此我也是班干部）：“肖丽华以后应确实注意这个问题。但同学们也不要过于为难她了。我们是应该做到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但也应该看到，如今在农村，不论是饼干，还是巧克力，都已不是什么希奇的东西。在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正在芝麻开花节节高……”  为了减轻肖丽华的压力，我几乎是在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了。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敢于对我的观点进行反驳。其实，我不满的不是林老师，而是徐燕。  最后，经过几个班委和林老师的商量，决定肖丽华第二天在全班面前作公开检讨。林老师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让全班同学都受受教育”。  在林老师的布置下，当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灯下，仅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一片小稿，题目就叫《坚决做到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文章中，我违背林老师的“指示”，没有点肖丽华的名。几天以后，这片稿件就在《三夏战报》上发表了。不知道林老师细看了没有。  肖丽华虽然当着大伙的面，几乎是痛哭流涕地做了极为诚恳的检讨，但是她入团的事还是黄了。  我们班的第三个问题出在王亚生和杨军之间。就从那天起，他俩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几天前，王亚生由于生吃黄瓜，正闹肚子，上吐下泻。为了照顾他，林老师让他去伙房帮忙，这样就用不着每天下地去了。从第二周开始，我们要上夜班了。考虑身体和生理原因，夜班只安排男生上。“夜班”的劳动是相当累的，任务是脱粒。同学们把一捆捆的麦个儿搬到拖粒机面前，推进口里。脱粒机轰隆隆地响着，场院照着一百瓦的大灯。干活时，尘土和“麦鱼儿”把同学们的脸上和身上弄得黑不溜秋的，一个个跟鬼似的。  大约一点钟的时候，除了场院灯火辉煌，周围一片漆黑。王亚生和另一个同学抬着一个木桶，给同学们送夜班饭来了。说是“夜班饭”，其实仅仅每人一个馒头，外加一块咸菜。王亚生把馒头和咸菜依次分给大家。  杨军很快就把一个馒头吃完了。吃完后，他问：“还有吗？再给我一个。”  “没有了，”王亚生回答，“每人只有一个。”  杨军伸着脖子往木桶里瞧：“不是还有一个吗？给我吧，我一个不够。”  王亚生挡住他的手：“不行，这个是给张志老师留的，他马上就来。”  杨军还伸手抢：“管他呢，先给我！”  “那怎么行！”王亚生不依，他一伸手把杨军推开。  杨军吃了一惊。在班上还没有人敢这么驳他的面子呢。从小学起，他就是个人见人怕，谁也不敢惹的“横”（读HENG去声）人。上中学后，他在班上仍然是最拔尖的，谁也不敢得罪他。基于这一点，刚上中学他就当上了班长。  “你他妈的给不给？你想找死，身上痒痒啦？”杨军翻了脸，使出了流氓手段。  王亚生并不示弱，他一把将杨军推开：“不给你，你敢把我怎么样？这个馒头是张老师的！”  你一言，我一语，眼看着杨军和王亚生就要打起来。这时，在场的大部分同学都为王亚生捏着一把汗，有人或许在想，他怎么打得过杨军呢？这时候只有我似乎并不怎么为王亚生担心。王亚生的实力我知道，他虽然个子不是很高，也就中等个儿，但腿脚粗壮，力气惊人。从平常的体育活动和多次的与别人的摔跤较量中，我观察到，他和班上任何一个男生动起手来都是吃不了亏的。为什么杨军显得“横”一些呢？除了心理因素外，还因为王亚生这个同学平时比较老实，从没有听说他跟谁打过架。  就在这两个人正要打起来的时候，张志和林老师来了。杨军因为要在老师面前维护他“好学生、班干部”的形象，才故此罢手。他恶狠狠地威胁王亚生：“走着瞧！”                          十  四  这天傍晚，同学们正在吃饭。伙房就设在生产队的小队部院里。同学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快快乐乐地吃着。突然，院门被“哗啦”一下撞开了，一个同学慌慌张张地闯进来。一进门，立即就对正在吃饭的张志老师大喊：“张老师！林老师出事了！”张志边吃边问：“慢慢说，出什么事情了？”那个同学戴着哭腔说：“林老师……您快去吧，林老师她出了大事了！”  这时，张志才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扔下饭碗，说一声：“走！”就奔向门外了。  “林老师怎么啦？她出什么大事啦？”同学们议论纷纷，谁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呼啦一阵，追随张志老师向外跑去。  我一边跑着，一边心里纳闷，林老师刚才临收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大家在报信的那个同学的引导下，一齐跑到了河边，村干部、谢队长也闻讯赶来了。  林老师已经被人从河里打捞上来，直挺挺地放倒在河堤上。她的全身湿漉漉的，头部被包裹起来，腹部非常鼓，看样子水喝足了。  林老师死了。  同学们被这意外的事情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全都悲痛欲绝。有的女同学已经哭出声来。张志老师像发疯似的：“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刚才，临收工仅仅半个多小时前，林老师还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和同学们在一起劳动。还是拣麦穗。林老师的干劲很足，她不光自己负责拣一垅麦地，而且还不断地来回巡查同学们拣过的田垅是否干净。看到谁落下的麦穗特别多，她都会生气地把那个人喊回来，让他返工。看见一两个偶尔落下的麦穗，她都要认真地拣起来。林老师来来回回地忙碌着。天气很热，一绺秀发粘在她那好看的额前，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由于她那丰满的身材，衬衫显得特别合身。  林老师长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她虽然已经是中学教师，但和我们这些初二学生比，大概也就大个十岁八岁的。林老师二十三岁了，二十三岁的姑娘，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据说，年级组组长张志已经对她表示了好感。但她对张志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或许，她认为自己还年轻，应该把精力更多地用在工作上、学习上、革命上？我们倒没有听说他们之间建立了什么关系。初二的学生对这个问题已经感兴趣了，至少开始议论这种话题了。如果林老师和张老师真的建立起了那种关系，我想，大概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我认为，林老师对待张老师，还没有对待我热情。林老师的单人宿舍，我可以随便出入，张老师则绝对不行。这两个人虽然都左得可爱，但林老师对他确无共同语言。不光林老师，连我们都认为张志这个人具有某种危险性。就说头年他给管老师贴大字报，树徐燕为反潮流典型这件事吧，在当时，这件事正确，一炮打响，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可谁又能保证将来呢？既然他这么富有战斗性，又有谁能保证他将来不犯错误呢？林老师大概也明白这一点。  另外，就我对林老师的了解，她可能对所有的男性都不感兴趣。几年前我上小学时她和时老师发生的那件“事”至今使她心有余悸，那件事使得她对除我之外的所有男性拒而远之。我例外是因为我在她的眼中还是个孩子。  张志一时半会得不到林老师的爱，但他并不死心，继续对她下工夫。他作为年级组组长，偏偏来我们班蹲点，而我们二年级有十个班，分散在七个村子里，我想他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在接近林老师。由于他的不断纠缠，林老师对他已经明显地反感了。今天下午干活的时候，我发现她总是离张老师远远的。张志走过来，她则到那边去；张志追到那边去，她又回到这边来。为了表示对他的反感，她有意疏远他，反倒对谢傻子亲亲热热的。这是对他的一种有意羞辱。谢傻子，虽然是个将近三十岁的男子，但他因为傻，干不了多少活，于是，队里便安排他和城里来的学生一块拣麦穗。只是，拣麦穗这种活他也干不了多少，倒是他出的一次次洋相，逗得同学们快活地哈哈大笑，这样多少也消除了些许疲劳和炎热。为了羞辱张志，林老师有意和谢傻子亲近，和他说这说那，开着玩笑，显得很随便。张志在一旁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都快气歪了。林老师一会叫：“谢傻子！帮我把麦子捆起来！”一会喊：“谢傻子！把这把麦穗送到大堆上去！”每次听到林老师叫他，谢傻子都嘿嘿地傻笑着，赶紧惦儿惦儿跑过去，十分圆满地完成林老师交给他的任务。看得出来，被林老师支使着，他是喜欢的。  太阳已经落山了，大家即将回村吃饭。同学们陆续走出麦田，在地边排队。林老师刚要走出麦地，忽然她站住了，大声喊道：“哎呀，这垅是谁拣的？麦穗怎么还这么多！”问了半天，才有人说：“这垅是安大柱拣的。”“他哪儿去了？”林老师问。“已经先回村了，”同学们告诉她。林老师是个很细心很负责的人，她对同学们说：“大家先回去，我把这垅再拣一拣，落下的麦穗太多了。”这时，我说：“我留下和您一块拣吧。”“不用了，”林老师说，“你们赶紧回去吃饭吧。”林老师想了想又说：“要不，谢傻子留下和我一块干？”  “行！”谢傻子高兴地跳起来。  由于谢傻子表达能力差，说起话来含糊不清，事后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之后的情节，我们只能想象了：  麦地里只剩下林老师和谢傻子两个人。林老师拣了一阵，胳膊里的麦穗已经一大抱，都快抱不住了，她大声喊：“谢傻子！把这些麦子抱到大堆上去！”谢傻子惦儿惦儿地跑过来，接林老师手里的麦子。突然，他的手碰到了林老师的手，接触到一块不动了。林老师漂亮的面容、首先是作为一个女性吸引了他。他手中的麦子掉在了地上。他失去了理智——其实，他是一个傻人，是根本没有什么理智的。他一把将林老师的手抓住。“你要干什么？”林老师被他的突然举动吓呆了，但这时候已经晚了，她全身被谢傻子抱住。此时的谢傻子，并不会说什么，只会嘿嘿地傻笑着，他已完全处于原始的欲发泄状态。谢傻子人虽然傻，但那方面还是正常的。林老师想喊人，可这个时候谁能听得见呢？我们已在村里吃饭了。  可怜的林老师，她怎么能敌得过力大如牛的谢傻子呢？她被他死死地压在身下，他的手已经去拉她的内裤……  事情也许是这样的：  ……林老师被谢傻子死死压在身下，她拼命挣扎，又抓，又咬，忽然，她使出全身力气，从他身下挣脱出来。跑上离麦地不远的河岸。如果是这样，林老师的身子还是干净的，她并没有受辱。但即使这样，林老师也肯定觉得没脸见人了，当初在农村小学，不是仅仅一个男老师向她求爱从背后搂了她一下，她就寻死觅活的吗？  就这样，林老师带着她难言的屈辱，纵身跳入了汹涌的潮白河。她要让那奔腾的河水，洗涤掉她身上的污垢……  对林老师的意外，我深深地感到自责，如果我当时留下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几天以后，我们的这次支农活动结束了。有人带回了奖状，有人带回了团籍，而我，却永远地失去了林老师。  林老师死了，我心里异常悲痛。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悲痛里不能自拔。我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回想着我所知道的林老师。有些她的经历，在我们二（7）班，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从林老师不满十九岁时刚参加工作当了教师，与同样当老师的杨老师划清了界限想到我在小学读书期间和她产生的种种不愉快的故事；从她被保举到县城上师范学校，想到我和她在反修中学不寻常的密切关系，最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她的死。有时候在梦中，她的形象仍不时映现在我的脑海：汹涌的潮白河河面上，漂着一具令人毛骨悚然的女尸……  林老师就这样走完了她短暂的人生历程。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的全部欢乐与痛苦，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没有爱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爱过。二十三四岁，正是玉米绣穗般灿烂的芳龄！  几天以后在学校，我意外地遇见了前来料理林老师后事的杨老师。当然，她早已不是教师了。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看到杨老师。能在反修中学意外地遇见杨老师，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苍凉而又凄苦。杨老师老了，头上有了白发，脸上多了皱纹，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老师的影子了，她和一个普通的农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我问杨老师：“您怎么也来了？”  “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啊！”杨老师哽咽着说，她的眼睛已经哭红了。  “林老师……她是您的……”我问。  杨老师告诉我：“她是我的外甥女，我是她的亲姨，是我把她带大的。”  “那，她为什么曾和您断绝关系呢？”  “当初，她如果不那样做，就会影响她参加工作，”杨老师说，“她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是环境逼着她那样做。我不责怪她。这个孩子的命真是太苦了，她从小就没有了父母，所以她跟着我长大。从她来到城里，到现在还不到三年的时间，谁想……”  杨老师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看到杨老师如此哀伤，我有意转移话题：“杨老师，您不要过度悲伤。注意身体……杨老师，几年来，我一直想念着您，您送给我的黑色钢笔，我还在使用着……”  在我的引导下，杨老师也转移了话题。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能够来到咱们县这所最有名的学校来念书的，咱们班好像只有你一个，这机会非常难得……”  杨老师说的“咱们班”是指我在农村上小学时的班集体。  我告诉杨老师：“不止我一个，您从前的一个学生，四丫头，现在叫李芳，也在这里读书。”  “是吗？”杨老师颇感意外，停顿了一会，她说：“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机会，在这里好好读书，争取将来有所作为。”  杨老师的每一句话，我都永远地牢记在了心里。她在悲伤中还如此关心惦记我，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问杨老师：“您现在……”  “我现在的身份是农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教师的职业。”  同杨老师分别的时候，杨老师再三叮嘱我：“给我写信，汇报你的成绩。”  在我的心中，杨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说实话，林老师的意外死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对我的损失也太大了。首先，我和她来自同一个公社，同一所小学，是老乡。我对她有着特殊的感情与尊敬。可以说，当我强烈怀念家乡的时候，只要去找林老师聊聊，谈谈那些过去的事情，说说那些家乡的风土人情，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很大的安慰。毕竟，特殊的奇遇，使我和她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相信，我对她的这种感情，她对我也会多多少少同样存在。另一方面，失去了林老师，也就失去了她利用班主任的身份给我的种种关照，最立竿见影的是我入团的事起码暂时泡汤了。中学班主任对本班学生如入团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当然，我的这些想法未必健康，只能说明我的自私。我知道，我还不够团员的条件。但从另一方面讲，这次我没能入团，反到有利于团组织的纯洁性。                         十 五  自从上次和李芳进行了一次亿旧式的长谈之后，我又好长时间见不到她了。她上哪儿去卖烤红薯了呢？蹬着三轮车，我在街头巷尾寻觅着她。见不到她的踪迹，我内心不禁焦闷起来。我特别留意着行人较少的街巷里、拐弯处。因为这种地方行人较少，所以工商税务人员来的次数也少。买卖虽然少点，但相对安全些。  有时候我也想，你那么上心地寻找人家李芳干什么？！她和你还有什么关系？！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我和李芳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我和她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家庭，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为各自的家庭忙碌着，奔波着。但是，我也认为，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一点相互的关怀的。正是有了这种相互的关心，这世界才有些许色彩，我们才有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勇气。  一天中午，我拉着一个客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里是县城最宽阔、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客人下了车，我收了两圆钱刚要拐回，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不是李芳吗？她的红薯车就停在路旁。见到她在这里，我吃了一惊，立即放下车，走过去，告诉她：“你在这里卖不行，一会就会有市容或城管人员来，他们会抢走你的车子。”  “没事。”李芳自信地对我说，“我也知道，他们简直不给老百姓一点活路，他们抢小商贩的东西就像土匪一样。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半了。”  “中午十一点半他们就能良心发现吗？”  “不，十一点半一到，他们就都急着下班回家去了，他们也得拉屎吃饭。我在这里可以一直卖到中午一点多钟。一点半一到，他们下午又该上班了，我也从这里撤走了。”  “还撤回到比较偏僻的地方？”  “不，我回家睡觉。等他们下午快下班，也就是五点多钟的时候，我再出车。我可以再卖到晚上七点来钟，等他们上夜班的出现在街上时，我又推着车子回家了。好在这两段时间正是人们肚子比较饿的时候，买卖也最好。”  我有时也感到疑惑，有的城市管理者似乎并不明白，在一座城市中，到处都是做买卖的，买卖兴隆，购销两旺，那才是真正的繁荣。而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被他们称之的“马路市场、占道市场”统统拆掉，全都种上花木、草坪，街上见不到任何小商小贩，身着各种制服和大盖帽的管理人员成帮结队，那才是“文明”城市的象征。  看着我，李芳凄凉地对我说：“总之，是他们上班我下班，他们下班我上班。”听了李芳的话，我真是又欣慰又辛酸。李芳与“敌”周旋的技巧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不短提高的。我问李芳：“你丈夫好点了吗？”  “他呀，比以前喝得更厉害了，”李芳回答，“他在下岗和失业后产生的苦闷和屈辱中无法自拔，整天借酒消愁。他的脾气越来越坏。”  借酒消愁愁更愁。我深深地同情李芳，为她担忧。  忽然，我看到，李芳的眼里放出坚毅的光芒，她说：“你不必为我担心，我知道应该怎样生活。我卖出去的烤红薯，能够让我丈夫吃上饭，也能够为我女儿交上学费。为我的女儿，我也得好好地活下去。我曾亲身经历了幼年丧母的痛苦。我绝不会走我妈妈的路。”  听着李芳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对她放心了。我相信，小时候，她曾用辛勤的劳动，感动了她父亲；今天，她也一定能用真诚，唤起她丈夫对生活的信心。                           十 六  林老师意外死亡后，由年级组组长张志兼任我们二（7）班班主任。三十多岁了的张志老师，还保持着以前的老样子，分头梳得非常潇洒，看上去仿佛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戴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一朝博学多才的青年学者风度。  张志老师可不是像“文革”中某些由工宣队员转成的中学教师那样，除了政治课什么都教不了的草包。张老师教师科班出身，毕业于正经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他聪明绝伦，博闻强记，不光完全胜任语文课，对中学生的历史、地理等其他文科课程也讲得头头是道，他甚至能够代理他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英语和俄语两种外语的教学。他对包括古文、诗词在内的古典文学有着较深的造诣，讲起课来眉飞色舞，成语典故也信手拈来。他不光对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对当代的马恩列斯语录也能出口成章，而且融和得非常巧妙。他还好写毛笔字。但张老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爱出风头，这个特点有时候是优点，有时候则是缺点。他这个特点的突出表现是去年他迎合“反潮流”运动，给管老师和教我们数学的张老师贴了大字报，并一炮打响，得到了上级领导和报纸的肯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很难说，那得经过长久时间的考验。另一点给全校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他的登台演出。每次全校文艺汇演必定有他的节目，而且他总是唯一的教师演出者。张老师每次都自告奋勇出这个风头，这当然不算缺点。  张老师特点的另一面绝对是优点。是他优良品质的突出表现。那就是他对工作的热情，对班集体的关心。担任我们班班主任的那两年，是张老师工作上最认真、最负责、心气最高的一段时间。在那些日子里，他班里班外、校内校外，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是他的课他到，不是他的课也到；上语文课他到，同学们上自习课他也到。我敢说，中学的老师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班级管理上他还喜欢搞点标新立异的东西。他独出心裁，发动全班进行了“勤工俭学”活动。那时，每学期一开学，学校都发给每个班一笔班费，每学期十元。这笔钱主要用来补充班上各种用品的不足，如买几张纸啦，买盒粉笔啦，换个板擦啦等等。但张老师说，十元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不够用怎么办？学校办公费用有限。不能光等着上级发钱来。我们应该自己想方法。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张老师引用毛主席的话也是口到随来。  想什么方法呢？张老师看中了学校操场周围的那圈槐树。我们学校的操场，是个标准的四百米操场，操场四周，栽着一圈大槐树。树非常密，一棵挨着一棵，至少有数十棵。每到夏天，槐树上果实累累，长满了槐树豆。张老师要的就是它们。树豆成熟的那些日子，张老师每天抽出一堂课，组织我们打槐树豆。他自己亲自动手，找来木棍、竹竿，绑上铁钩， 他还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筛子、大筐，他自己一边干，一边指挥同学们干。打下来了大量的槐树豆。这些树豆就凉在操场中央，铺了好大一片。经过几天的晾晒，完全干了，再分别装如口袋，然后，再用手推车（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借来的）推着送往收购站。国家收购槐树豆是因为它可以入药。在这一打、晾、收、卖的过程中，张老师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不怕脏，不怕累。经收购站一结算，我班本学期的班费是其它班级的好几倍！同学们欢欣鼓舞。张老师指导我们，用这些钱买了篮球、足球和其它体育、娱乐器材。这些东西不光能供我班使用，还满足了其它一些班级的需要。张老师成功了。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学校。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获得一致的叫好。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本来，学校领导是准备将这件事情当作好事表扬甚至作为典型向全校推广的?   炊哉呷衔绻６既ビ妹刻煲惶每卫锤愦词瘴疵獠缓鲜剩偎担阏飧霭嘁丫研Ｔ澳诘幕笔鞫苟即蛳吕戳耍渌氖霭啻蚴裁矗拷徊浇玻＃暇故怯说牡胤健８猩跽撸腥嗽谘Ａ斓济媲案┝烁霾淮蟛恍〉男⌒凳牵菏魃系氖鞫棺魑恢植撇热挥屑壑担陀Ω霉檠；蚬宜校阏胖舅阶宰鲋靼阉闪四闼陌嗉兜牟撇闱胧玖怂考热宦袅饲忻挥邪床莆裰贫劝欤柯袅硕嗌偾硕嗌偾菇谟喽嗌伲共皇瞧灸阏胖疽桓鋈怂盗怂悖?  这最后一顶帽子可不小，真正的棉里藏针。那年头，为了几块钱说不清道不明耽误了入党影响了前途可不是没有。既然有这个说法，校领导原先表扬甚至推广的想法也只好作罢。这说法传到张志本人那里，更令他番然醒悟：没有得到领导的肯定，吃力不讨好。果然，下个学期，张老师再也不提“勤工俭学”的事了。  张志老师的特点是既有业务能力，又能紧跟当前政治形势。“紧跟”的最好证明就是头年他贴大字报树徐燕。我敢断定，他脑中的“阶级斗争”观念绝对不比从前我所知道的林老师、张代表差。  张老师在任期间，还力主处理了安大柱，使他背上了升入中学以来的第一个处分。  上个学期，支农和其它劳动，占了一学期的一半时间，过了暑假，我满以为这回可以塌塌实实地上点课了。可是，开学仅仅一个来月我们又开始学工了。而且一学就是两个月，又是占一个学期的将近一半时间。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谓学工，其实就是到工厂去干活，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道去上班、干活、下班。刚接受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得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漫长的学工生涯，我觉得真是没有意思。工厂里、车间里的生活比农村枯燥多了，整天听到的是机器响，闻到的是汽油味。同时，我也从不认为这种长达两个月的“学工”活动会使同学们真正受到什么“再教育”。如果说它稍微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不过是让我们提前几年知道了工厂里车间里是什么样子，以及车床铣床刨床的最简单操作。但那是以停课两个月为代价的。  我们学工的地点是一家制造厂。这个工厂不小，大大小小总共有十几个车间。我、安大柱和另外几个人被分配在一车间。一车间是一处机加工车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几十台车铣刨磨设备。我被分在车工班，安大柱被分配在刨工班。每天我们和工人一道上班，一道下班，中午一道在食堂吃饭。我们也各有了一个“师傅”。上班的时候，我就像真正的学徒工一样，站在师傅旁边，认真地看着他怎样操作并为他打下手。有时，师傅也让我干一点简单的操作。每天如此。我觉得，这次两个月的学工，也仅仅是使十三岁的我，知道了什么是车床，车床怎样启动，怎样关闭电源，怎样变速，以及怎样把零件卡住，怎样吃刀，有时师傅还带我去砂轮间，指导我怎样磨车刀。这便是我学工期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全部收获。  安大柱则连这点“收获”也没有。他不像我，能够整天规规矩矩地站在车床旁。他的“师傅”，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工说，她一整天也未准见得到一次她的“徒弟”的面。这个安大柱，在机器旁根本呆不住，更甭提帮师傅干点什么活了，整天在车间里车间外东游西转。张志和班干部们也懒得过问他。安大柱是张志老师最讨厌的一个学生，学习拖拉，纪律松懈，调皮捣蛋，人见人恨。  有一次，车间的一位工段长，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是个爱管闲事、办事认真的人，正在车间里来回巡视。正因为他做事认真，所以车间领导要求他做好工作的同时，负责照看一下来学工的几个学生。——他正在巡视，忽然他发现我们班的安大柱正在砂轮间磨着什么，砂轮机轰轰地响着。在门外他看到，安大柱磨刀的时候正好站在砂轮机的前面，而根据安全规定，砂轮飞转的时候，人应该站在一侧，这样一但砂轮破碎，人可以免于伤害。他决定进去提醒他。他走到安大柱旁边，还没说话，突然发现他磨的不是什么车刀，而是一把匕首！他生气地把砂轮机关掉，抓住了安大柱，并不由分说，立即把他退回到张老师那里，并告诉张志，安大柱制造了凶器。据说，这里以前曾发生过学工学生用私自磨制的凶器打架伤人的事件。      其实，安大柱磨制的刀具是谈不到什么“凶器”的，其冲量最多不过是一把水果刀，比正经的水果刀也未必好用，因为其原料不过是一截断了的钢锯条。  张志接到报告后非常震惊。他想不到他的学生竟然胆敢去制造凶器。凶器，多么耸人听闻的字眼。据他自己说，他刚一听到安大柱制造凶器，脑子里立即闪出这样的问题，他安大柱为什么要制造凶器？他准备干什么？他的家庭出身是什么？现在社会上阶级斗争这么激烈，万一这背后有什么背景……他越想事情越大，越想越害怕。他当即决定停止安大柱在工厂的学工，并立即将这一事件报告了校领导。  校领导对此事也极为重视，表示将严查安大柱，并作出严肃处理。可是查来查去，并没有查出安大柱有什么“背景”。但安大柱抵触情绪极强，他想不到磨了一把水果刀竟引起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也是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学生，对张老师张口“阶级斗争”闭口“严查到底”极为反感。在询问时，他多次顶撞张志和校领导。这又使领导认为他“态度恶劣”。后来我怀疑，工段长在向张老师汇报时究竟有没有亮出那把安大柱制造的“凶器”。我怀疑，张老师和校领导大概都只是听到了“凶器”这个词，实际上并没有亲眼看到那把用废锯条磨成的水果刀。  张志还帮着校领导分析道：“再有几天就要到“十一”了，在全国人民欢度国庆佳节的时刻，安大柱制造凶器，万一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  后来，问来问去，也确实查不出安大柱受什么人指使。安大柱出身普通工人，父辈和祖辈都是城市贫民。  学工活动结束后，在张老师的力主下，校领导在全校面前公开宣布，给安大柱记大过处分。他是我们班也是我们年级第一个受到处分的学生，那时安大柱十三岁。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从心里也认为自己是个坏人了。从此，他更加破罐子破摔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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