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条》的模糊语言与造反派的互相攻击
•欧阳龙门•
《红十条》是指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因为该决定共有十条内容，所以称为《红十条》（见附录）。《红十条》的第５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要帮组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出人意外的是这段话不仅没有使得两派“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反而使两派“互相攻击”。有趣的是：两派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以这段话为依据，都利用了“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这句话的语言模糊性，对“这样的”三个字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大联合”应该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
在描述两种不同的解释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广义的语言环境。
在《红十条》下达之前，成都和四川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分为三派：一是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为核心的“产业军”保守派；二是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的“红成派”；三是以“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的“八二六派”。
“红成派”和“八二六派”都是造反派，起初“川大八二六”只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支队。后来“川大八二六”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的造反不够坚决，不够彻地，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分裂出来自成一派。而“红成派”则攻击“川大八二六”是“极左”、是“分裂主义”。
在１９６７年初的“一月风暴”夺权过程中，“八二六派”把矛头指向成都军区，因而在后来的“二月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严厉镇压，大量的成员被抓进监狱。作为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没有卷入与成都军区的对立，所以没有遭到镇压，但是同属于“红成派”的一些工人组织还是被当成“反革命组织”被取缔。
成都军区原本打算在镇压了造反派之后，以“产业军”为主体，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团结对象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然而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以及《中共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使局面发生了逆转。被抓进监狱的造反派成员获得了释放，受到镇压和打击的造反派开始恢复发展。
这时，由于还存在共同的敌人，“八二六派”和“红成派”的矛盾暂时被掩盖起来，两派合力向“产业军”发起进攻，武斗不断，直到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发生了流血事件，５月７日《红十条》下达。
《红十条》的下达使保守派的“产业军”很快土崩瓦解。按照中央的意图，“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应该能够迅速联合起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因为：以李井泉为首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第１条）；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组织已经平反（第２条）；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已经改组，中央也指定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３条）。按说道路已经铺平，障碍都已经扫清，成立革命委员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红十条》出来还不到一个月，“八二六”和“红成派”却闹开了。两派都认为应该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两派都以《红十条》为根据，都引用了上述的这段话。
“八二六派”的解释是：《红十条》之所以说“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革命最坚决、造反最彻底，受到了“走资派”的打击和镇压，被打成过“反革命”。因此要以我们为核心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红十条》说：“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这就是讲明了要以我们为核心，来团结你们。你们只是团结的对象，我们才是要注意团结别人的核心。
“红成派”的解释是：《红十条》之所以说“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革命在过去的革命造反过程中，经常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破坏团结，造成分裂，“转移了斗争目标”。因此，《红十条》要特别提醒“这样的”组织，“注意团结”，不要再犯错误。“这样的”犯过错误的组织当然不能成为核心。
两派又互相攻击发展到武斗，武斗又从棍棒发展到枪炮、坦克，整整斗了一年，一直斗到１９６８年５月，才以军队为核心组成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当然两派中那一派也没有当上“核心”。
附录（略）
于2005-05-07 22:59:15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知文革资料库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