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革上海高校暗杀毛主席小集团案
张洁华
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在文革浩劫中的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上海各高校的造反派立即行动，在青年学生中寻找“阶级敌人”，并进行非法隔离审查和批判斗争，“罪行严重”的送公检法拘押。由于采用了严刑逼供，因此冤错假案层出不穷。我就亲身经历了一桩荒唐不堪，结果却是无比悲惨的假案。
飞来横祸
当时，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六九级的学生,对这场“毛主席亲手点燃的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离于运动之外，从不参与任何造反活动，是个道地的消遥派，闲着便和几个市西中学的老同学打桥牌。不幸，灾难还是降临到了我们这些很听话、非常遵纪守法的学生头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中的吴正（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学生），王汝仁（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朱中震（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蔡济亮（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生）先后被隔离审查。我和费叔子(同济大学地质系学生)尚未隔离，我俩碰了几次头，实在不明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费叔子也遭隔离审查。几天后，第一医学院造反派将我和蔡济亮押送同济大学，受三校（同济、一医、科大）联合的“二一一专案组”审查。
为什么叫“二一一专案组”呢？是因为王汝仁发起，我们这群消遥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带一个菜，在他家里聚餐。那天共有十余人参加，坐满了一个大圆桌。由此，专案组认定从那天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反革命小集团”。
刑讯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转移到同济大学的当晚，“二一一专案组”就在一个实验室里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由于是三校联合专案组，因此审问我的人很多，少说也有二十多个。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是我同班同学王国民。他后来成了张春桥的大女婿。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
审讯开始前，他们先叫我除掉眼镜，以免我看清楚他们的面目，然后就要我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还反复要我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我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交代，专案组人员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人开始打我耳光，他们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头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积起了一滩血。他们见我仍拒绝交代，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就将我按在地上，用扫帚柄猛击我的臀部，没打个几下，扫帚柄就折断了。后来，打手们将塑料电线编成了打不断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惨叫一声，像触电般在地上翻滚，……我的臀部很快便肿得像一块石头，痛彻心肺。
打手们打累了，就给我上刑。他们将一个四脚方凳倒放在地上，四个凳脚上各钉上一粒硬橡皮，然后将我双手反绑，强迫我用小腿跪在这四粒橡皮上。我当时的体重为六十五公斤，跪在上面二十分钟皮肉就烂了；人刚从凳脚上跌了下来，行刑者就用电线鞭子将我打到凳脚上再跪下，还开心地取笑我像个要被枪毙的犯人。没有几分钟我便又跌下来，再打，再跪，再跌下来……，为的是要我交代一个“特别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被逼自杀
连续二日的刑讯逼供后，我已被折磨得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小腿前部的皮肉烂得血肉模糊（至今留着永不消退的疤痕），晚上无法入睡。由于我根本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可交代，而又面对如此心狠手辣的刑讯。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绝境中，我决定自杀，以求解脱。
六月七日上午，我要求上厕所。在厕所隔间内，我用地上的红砖尖角猛击自己右太阳穴，想把自己砸死。但撞击多次，血流满面，人仍未死。正在为难时，看守我的张正维同学也进入一隔间大便。我乘机逃了出去，直奔对面的宿舍楼。那时正是夏收季节，学生都下乡去劳动，因此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我爬上了三楼的窗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温暖而和熙；年仅二十三岁的我，痛苦地和这个我想生活下去，但不容我生活下去的世界告了别，又向生我爱我的母亲作了忏悔后，便纵身跳了下去。
灭绝人性
我堕地后，四肢多处骨折，昏迷了过去，被救护车送进新华医院，两天后才苏醒过来。针对左腿股骨开放粉碎性骨折的伤情，骨科主治医生建议采用牵引复位固定，让股骨自然愈合，但需费时三个月。但专案组因无法派人长期值班看守，决定要院方采用安装内固定钢板的手术，而我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由于手术产生的错位愈合，导致日后我的左腿比右腿要短两厘米。至于左手桡骨骨折和右腿跟骨骨折，医生根本没有作认真的治疗，结果都是畸形愈合。根据“二一一专案组”需要的“治疗”，使我终身残疾。
手术后，我被送回同济大学隔离室。不久，我左腿手术伤口开始流脓，专案组从医务室拿了医药用品给我清洗换药。此时，我从审讯中得知，他们要我交代的罪行竟是“暗杀毛主席”。我们这些在思想上、言语上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学生，怎么会想到暗杀毛主席？对于这样极其荒唐的捏造，我坚决予以否认，于是他们就停止让我换药。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流脓的伤口瘘管里，苍蝇产下的蛆爬进爬出，惨不忍睹；几天后，隔离室便臭得连看管人员都呆不下去。“二一一专案组”组长王国民恶狠狠地对我说：“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不要想换药。”他将换药用品放在桌子上，让我清楚看到，但不给换药，然后用阴险而得意的口吻对我说：“你政治生命都不要了，还要肉体生命做什么?”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未来的医生，就是如此毫无人性地利用我的伤痛进行逼供。
听了这些话，我不由得想问他：“不交代暗杀毛主席的罪行，就没有政治生命了；那末交代了，又会有怎样的政治生命呢?”但在王国民淫威下，我为了保住腿，被迫认了“暗杀毛主席”的罪。但在“怎么去见毛主席？”和“如何搞到暗杀毛主席的武器？”问题上，我又无法使他满意，于是换一次药，便停二、三天，我仍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恣意捏造
王国民还担心仅一条靠逼供信虚构的“暗杀毛主席”的罪行，不足将我送去枪毙。一天，他在审讯中问我：“如果你在跳楼自杀前，看守你的张正维不让你逃出去，你会怎么办?”我对这种假设性问题根本不愿意回答，但他紧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逼问。我为了早点结束审讯，就对他说了“那我就推开他逃出去。”他听了后对我说：“哼！有这么简单吗？”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下午，第一医学院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宣布拘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蔡济亮”，在宣布“反革命罪行”时，我清楚地听到其中有王国民捏造的“跳楼前企图行凶杀人”的罪行，随即在一片“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洁华”的狂呼声中，我像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囚犯，被两个身强力壮的工宣队员架着拖出会场，押上警车。
医疗事故
我被关进了位于南车站路的“第一看守所”后，虽有看守所的医生隔几日换一次药，但远远不够。我的左腿又烂出了几个排脓的瘘管，每天流出大量的脓水。在看守所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只能自己给自己换药，用每日发给的饮用开水当消毒药水，用草纸代替消毒棉花、纱布。感谢上苍的圣明和青春赋予的生命潜力，在近二年的监狱生活中，我的左腿竟没有烂掉，奇迹般的保留下来。
由于化脓严重，看守所医生将我送入提兰桥上海市监狱医院。那时病犯都被迫批判林昭的“反革命罪行”，她不久前被判处死刑，后来是从监狱医院的病房里直接拉出去枪毙的。
为我治疗的杜大夫见抗菌素治疗无效，怀疑是内置的固定钢板刺激造成的化脓性骨髓炎，于是开刀拆除股骨上的钢板。手术中，他发现新华医院骨科医生在为我缝合伤口时，将二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他将此医疗事故通知新华医院，并告诉我“这下可以好了，伤口会痊愈的”。回到看守所，我继续每天用开水草纸清洗包扎伤口。然而脓虽流得少了，但伤口却并未见长好。
痛失好友
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将所有在押的高校学生犯，用二辆大型“飞行堡垒”警车，从第一看守所转送思南路第二看守所，并在那里办了一个学生犯的“学习班”。在那里，我见到了同案的吴正，王汝仁，朱中震和蔡济亮，却不见了费叔子。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前后，因不堪忍受王国民等专案组成员的残酷迫害，在同济隔离室跳楼身亡。费叔子是苏州人，生于1944年，被害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学习班的后期，让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乘机将自己过去的“交代”全部推翻。在这个学习班上，我们还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令人极为悲哀的是，他竟在文革浩劫结束后惨遭杀害。
一九七〇年六月，在挤脓清洗伤口时，忽然见一样东西从瘘管内冒出，我用手拉出一看，竟又是一块纱布。原来，新华医院的医生是将三块纱布缝合在伤口内，我无从知道这是故意，还是疏忽。从此，流脓显著减少，乃至最终愈合。但是，左腿上留下了瘘管口收缩而结成的六个深疤。
假案平反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和蔡济亮被释放，回到第一医学院，以“反动学生”的身份继续留校“监督劳动，以观后效”。粉碎“四人帮”后，清理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历时十一年的“暗杀案” 才终于得到了平反。但我们永远失去了好朋友费叔子。每想到他的惨死，我就止不住泪水，我身上除去留下了终生的残疾，还有那永远磨灭不去的非人岁月的痛苦记忆。我们和所有在文革浩劫中遭受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一起，从自己的悲惨遭遇中亲身体验了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恐怖活动，亲眼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有中国特色的恐怖分子。
于2005-01-06 23:29:02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知文革资料库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