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翼先生为郑光路文革书稿写序言
惨痛历史岂容忘记 代序言
雁翼 郑光路先生研究文革的两本专著,从当时最贴近民众生活、文革运动最主要内容“文斗”、“武斗”为主要脉络,来研究文革历史,是非常有见地的。书中再现了当时几亿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作为那个年代的惨痛亲历者,我由衷地对本书出版感到兴奋和高兴! 文革开始后,我因为对“造反派”打倒一切的做法不满,反对当时“中央文革”安排到四川最大的“造反派”头目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因而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老保”、“反革命文艺黑线的黑帮”,受到追捕,我只好从成都逃到了重庆。 郑光路本书中以极其充实的资料再现了那时“武斗”的方方面面。确实,那时整个四川都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之中,仅重庆,听说一夜之间就打出了上万发炮弹。我逃亡时,永川、内江一段“战事”更紧,坦克、大炮正忙着“武装支泸”,火车不通。长江上,轮船装上了寸厚的铁板,架上了大炮机枪当军舰,正在进行着“海战”,双方杀得正烈,连军队制止武斗的交通艇都被打沉了。幸亏有一个老战友在长江航运局工作,找了一条小客轮,我领着十岁的二儿子雁林,于难忘的1968年7月4日黎明,偷偷上了轮船,告别了炮火中的山城,顺长江而下亡命天涯。 岸边那弹孔累累的楼房,红得像血一样的最高指示牌,还有那不时传来的炮声枪声……..在灰黄色的长江的浪涛中,涌动着一片红的颜色,再细看,原来是几具女尸,在浪的涌动中,可以看见她们长长的头发,苍白苍白的脸,红红的运动衫上写着“红卫兵”三个黑字。她们为什么死?是集体跳江自杀?还是被集体屠杀?我不忍看,儿子问我:“她们……为什么死?” 我怎么回答?我只有沉默……3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模糊。全中国那种种血腥残酷的内乱武斗场面已被淡化甚至忘却。我想,如果不真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后世的人也要问一句:“这是真的吗?为什么要发生这一切?”读者读罢本书,可能就清楚这一切了! 船到涪陵,我被捕了,辗转被押回成都,被关在文庙西街的四川省监狱。 郑光路先生这两本书中还详尽地研究了文革中的各种“文化”、“文斗”现象,我对此深有感触,还愿意为本书补充一点书中没谈到的当年的“狱壁上的文化”。 当我关在冰冷潮湿的大牢中,心是寂寞的,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高高的围墙。因为那墙上有各种工具划下的各种图案和各种文字,是囚徒寂寞心境的表露,而且是随意性的:有用铅笔划下的,有用钢笔划下的,有用圆珠笔划下的,但更多的是用瓦片或石灰划下的。如果不用心细看,便什么也没有,倘若认真地看,潜心地研究,那墙壁便是一部十分丰富的囚徒文化史!一首四言小诗引起了我的兴趣,那诗写得很工整,像一个老夫子的手笔: “ 神仙打仗,鬼抬刀枪,气了道人,喜了和尚,木鱼声声,地狱天堂! 我暗暗叫绝,惊叹题诗人的胆智和苦心经营。短短24个字,就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内幕和外貌描写了出来。仅凭这首题壁诗,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但题诗人很会耍花招,不直接描绘而借鬼神来暗示。显然他知道文字狱的厉害,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另一首题在墙角的诗就直达直地描写了: “文化武,武化文,处处有新坟,冤魂夜夜哭, 声声都是恨!” 这首诗使我想起了泸州、宜宾的那场血战,即刘结廷、张西挺夫妇发动的“武装支泸”战争(郑光路本书中有极为真实详尽的记述)。刘结廷在宜宾当地委书记的时候,积极推行极左路线,饿死了许多人,那里的人民对他是恨的。想不到的是刘结廷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发家了,而且被中央文革指定为四川省的领导人。宜宾地区许多人不服,要打倒刘张,于是在泸州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也许,这首诗的题壁人就是那场血战的受害者。但那时候四川各地到处都在武斗,成都的城里城外也进行着拉锯战,题诗人也许是另外战场上的受害人,才悲愤地在押解路上写下了这首诗。 由于发现墙壁上有思想有感情有恨也有爱,犹如发现沙漠上有绿叶红花一样:目光便常 常在墙上停留了。有一天小便,竟然在厕所的墙上也发现了诗,显然,是老囚徒的亲身感受: “忙了夜叉,闲了鸡巴。瘦了腰身, 胖了脚丫!” 读了这首诗我哑然笑了。第一句是暗骂狱吏残暴虐待犯人的,第二句和三句用不着解释,是指无辜关进大牢,离开妻子、身心憔悴。第四句是说脚肿了,可能是常罚站、生病。这诗看来粗俗,实际上是无数文革中受残害、被冤枉打入大牢者的愤怒抗议!
郑光路先生本书中讲述了文革中的许多冤假错案。题壁诗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文字狱的一种反抗,各个朝代都有,当然,因题诗而杀身的大有人在,文字狱史就显得更加丰富了。可惜我不能有笔不能有纸更不能把墙壁上的诗抄下来,只能凭强记印在脑子里几首特别有趣的,比如那首用瓦片刻下的寓言诗,写得既形象又深刻: “白羊和黑羊斗仗,灰狼坐阵观赏,羊斗得角断血淌,狼拍着巴掌赞扬。” 这首诗,不用说是在揭露“四人帮”之类的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在挑动民众相互残杀! 狱壁上的诗有三种:一是创作的,如上面提到的:二是题写别人的诗,多是古人的,是 借古诗抒今情或者叫“借古讽今”,如曹植的《七步诗》,用石灰写得字大笔粗,借它来抗争文化大革命的互相残杀;三是改写别人的诗抒发自己的心境,那巧妙手段也是令人赞佩的: “ 铁窗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低头想亲爱,今宵伴谁床? ” 我想,就是李白看了,也会叫绝的。这是对文革运动造成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的血泪控诉。 最令我偷笑的是改写毛泽东的诗词,那首什么“分田分地真忙”,竟然变成了“分权分利真忙”!读者们看了郑光路书中“群众组织”为争一把“革委会”交椅而拼得你死我活的章节,就不难领会这里乱改“伟大统帅”诗词的嘲讽味道了!改诗词者要是被“和尚”们抓住,一定要秘密处死的。 后来我又发现牢墙上又烂又乱的一幅幅画,许多形状离真实太远(我想,这是有意让人难看懂的),需要用想象进行复原。比如一群似鸡非鸡的长腿长颈长嘴鸦,你斗我我咬你的混战场面,显然是斥责野心家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变形图。引起囚徒围观的是一幅“老鼠追猫图”。那一排老鼠形状似猪,肥肥大大笨头傻脑地追击着猫,而猫的形状像猴,瘦得皮包骨头,最妙的是结尾,猴似的猫逃到树上,悲哀地望着老鼠站在仓库顶上大笑,正端着枪向自己瞄准……这无疑是对文革年代黑白颠倒、百姓遭殃的严酷现实的控诉。这也是一种极怪诞的“文斗”现象。 郑光路本书中论述到文革中惨无人道的“酷刑”、“群众专政”“冤狱”,还谈到一些文化界人士人性泯灭,成为迫害同类的打手。我于此更是有切身体会。 我在这座省监狱关了四个多月,要转狱了。看守员说:“把你交给群众专政,不吃皮肉之苦,你不会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一个办案人员却说:“你的案子太复杂,我们决定把你移交给省文艺界造反总司令部。”他笑得很冷:“现在提倡群众专政群众办案嘛。”还说:“你是上面命令关押的!”刘结廷当时是省革筹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我的被捕就是他下的命令。从省监狱里把我转走,显然是凶不是吉。想借群众专政的手折磨我,甚至想借群众的手把我在批斗中打死?我开始想这些问题,心里恐惧。 我被押到了当时在大邑县安仁镇进行“斗、批、改”的四川省文艺界造反总部。在一片“坚决对现行反革命分子雁翼执行专政!”的口号声中被押下了囚车。省文艺界的人在大门前排成了胡同:有的人拿着扫把,有的人挥着绳子,有的人举着拳头,我要在这条人的胡同里边接受抽打边穿过去,这叫下马威吧!但我知道他们和我无怨无仇甚至是好友,是被迫而为的……我满腔悲愤举起了戴手铐的手昂起了头,想亲眼看看我往日认识的歌唱演员、话剧演员、舞蹈演员、电影演员、川剧演员、图书馆员、编辑、记者和作家、诗人们怎么样打我! 这才看清楚,巨大庞杂的宅院原来是安仁中学,是刘文彩设土牢水牢之地。高墙外,便是刘文彩的新旧两座公馆。我这个赶走刘文彩的革命者,竟然被当作犯人押进刘文彩关押和折磨穷人的地方,多么大的历史讽刺!几排站得整齐的“犯人”迎着我,我匆匆看了一眼,“犯人”群里有我认识的人;著名电影男星冯喆(后自杀),四川省文化局长、峨影厂厂长、著名演员朱丹南等,他们胳膊上都套有“劳改”字样的袖章……他们前面有一个穿军大衣的人,胳膊上套有“专政大军指挥”的袖章,手里提着一条打人的皮带。这人是有名的打人魔王,原是四川话剧院演员…… 我意识到我面临的是被私欲鼓动起来的一群暴徒。我躺在竹子搭成的通铺上,拉开被子盖住里外都受折磨的身体。朱丹南一只手悄悄伸进了我的被窝,摸索着抓住了我的手,从手的颤抖上我知道他在悲伤地哭,我也想哭,但没有泪。我们一块从家乡从古老的卫河边走出来,枪林弹雨里这么多年,今天竟落到这样的下场,何能不悲不伤不愤!他把头移到我耳畔:“他们比狼还恶还毒,打了许多人,比日本鬼子还凶!” 我在这里挨过同行的毒打。一个大个子女人曾揪住我的长发猛力地不间断地摇荡,嘴里不断地说:“你说不说,你交待不交待!”她猛力把我的头颅向砖墙推去,撞得我头颅嗡嗡叫……为避免再受苦,朱丹南劝我把长头发铰了。 所谓“斗批改”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落实政策解放干部”。那么,为了争取“解放”,就揭发别人表现自己了。这种互相残害的残忍的心理活动,便是各种群众运动能够运动起来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因此,我非常赞同本书作者的看法:文革中要想保存自己,就只有打起“造反”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使文革成为“全民运动”,“文斗”“武斗”盛行! 文革中,我目睹不少“造反”悲剧,也令我反思。当又一个被称为作家的刘星火,深夜用手指捏着刀片割破了自己的血管自杀而死,直到他全身的血流完,也没有惊醒大家的梦……我没有想到他死的如此勇敢,那一汪如雨水一般的血,使我在哀痛中有着自悔有着清醒。刘星火,五十年代初发表过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砍不倒的青纱帐》,当过“作协”重庆分会办公室主任。他曾利用手头的职权整过人,下台后也曾被人整。 此后,由于运动的繁多,他被开除了党籍,没有多少人再把他视为作家了。包括我自己,没有给过他同情和鼓励,他一个人长时期的处在被歧视的冷寞而又孤寂的世界里,见了领导和多少有点权的人,总是哈腰仰视,这使大家更加的看不起。而望着那一汪他的血,猛然感到我错了!原来,他仍然还是一个很有血液、很有血气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在混乱和冷漠中他突然勇敢起来,大约那些使他哈腰低首、顺从献笑的大小有权者全被打倒了的缘故,他也昂头挺腰造起了反,组建了自己的“独立战斗队”的造反组织;司令是他,战斗员也是他,他自己领导指挥着他自己战斗起来,不管他的意图和战斗所指是否对或不对,他的这一勇敢行动在他的生命史上是很值得赞佩的,毕竟他做为一个人的实体站立起来了。对比起他的“西崽”习气和惯常的哈腰低首,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不管多少人戏他为“唐·吉珂德”,但他总算挺起长枪向“风车”挑战了!我的后悔是我没有参加他的“独立战斗队”,让他这么一个司令手下有一名战士,结束他那种一个人写大字报一个人贴,一个人刻蜡版,一个人油印,一个人散发传单的孤军作战局面……但文革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解放”所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更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要让中国人享受所谓“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是大小野心家用来争权夺利的“运动群众。”杨星火也许累了,疲倦了,他用各种手段反抗了那么多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西崽”(奴仆)的处境,包括组建“独立战斗队”那英勇的一搏,也没有任何收获,反而引起耻笑,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又确实觉得再也没有力量反抗下去…..于是,在云南四川边界的“五七”干校,在大家都睡熟的时候,他独醒着,用自己的手指捏着自己的刀片断开了自己的血管! 郑光路先生这两本书中,更细致全面地论述了包括著名的《红岩》作者罗广斌等文革中的牺牲者。可贵之处是作者并非仅罗列史实,而是通过真实地披露历史,让人们了解发生这些悲剧的深刻历史因素。 文革运动,从上到下其实是中国传统的“皇权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大暴发。运动发起者一意孤行,而当年无数深受迫害的人,至死仍在高呼“永远忠于毛主席!”“毛主席万岁!”至今许多关于文革的书中仍将此作为正面描写……其实,这不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权思想的遗毒吗?为什么当时少有听到当时有高呼“永远忠于人民”的?仅从这点说,本书让人们认识真实文革,并对根深蒂固的中国“皇权文化”引起深刻反思。 对文革的评价,中共中央早在1981年6月十—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从根本上作了彻底否定,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迄今为止、既有份量又严肃的文革研究作品是不多的。文革结束后,我在受尽凌辱、历尽磨难,大难不死之后有过灵与魂、血与肉的反思和感悟,思索了10年又经历了l0年磨砺,才写成的一部记述我文革经历的《囚徒手记》。郑光路先生说他写作本书也历时20多年,费尽心血,我是能理解这种心情和成书之艰难的! 研究和深刻反思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一大悲剧的文化大革命是具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且也将成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自古真史藏民间”郑光路先生这两本著作,真实地将文革乱世中种种荒唐、杂乱的“文斗”和血腥的“武斗”现象再现在读者面前,写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也写出了其发生的深刻历史背景,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最大价值所在。相信它会使打开此书的读者朋友对中国的红色“文革”运动有更全新的认识!
附:序言作者雁翼先生简况 雁翼,原名颜鸿林,中国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1927年农历5月11日生于河北馆陶。近50年来共出版诗集、小说散文集等、电影剧本等70种。他的作品在国内外获各种优秀文学作品奖17次,其中中国家级奖的4次。其作品被翻译成9种文字在14个国家发表出版。 雁翼的事迹和传记被编入《中国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中国作家传略》、《中国新诗辞典》、《中国名诗辞典》、《中国文艺家传》等35种。雁翼的文学成就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杰出名人传》、《世界名人录》和美国的《世界优秀名人传》,1991年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的“世界杰出文学家”证书及银质勋章和金质奖章、英国剑桥“世界优秀知识分子”奖、美国“世界20世纪杰出文学家”奖。2000年9月,基于雁翼50多年的文学成就,美国世界文化艺术学院和世界诗人大会联合授给雁翼国际桂冠诗人证书和奖章。 1977年文革刚结束,他就写了揭批“四人帮”的剧本《十月风云》,被拍成电影风靡全国,电影获文化部颁发国家级大奖。他写的反思文革的优秀作品《囚徒手记》,被世界各国译成多种文字,受到海内外人士海内外人士高度评价。其《囚徒手记》和《人生悟语》已被美国的ABIRA研究院认定为“特别研究价值的珍藏品”,并藏入享誉世界权威的ABI图书馆和ABI档案馆。 雁翼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介绍中国文学,他在英国注册了“英国剑桥华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编辑;并创办了中英文刊物《华人春秋》。
由雁翼策划、发起、主编和出版的《世界和平圣诗》,耗时5年,在2000年1月问世。这本大书以中、英、法、俄、阿拉伯、西班牙6种文字出版,其中汇集了世界104个国家的首脑祈祷世界和平的诗歌与箴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总统克林顿、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英国首相布莱尔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为人类和平欣然提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诗为《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世界和平圣诗》的出版,在世界上影响奇大,被称之为“惊世创举”!
附:
丝绸版《世界和平圣诗》出版江主席题诗《充满希望的新世纪》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记者吕诺)104位国家元首在世纪交替之际写下企盼世界永久和平的诗句———《世界和平圣诗》。这部由中国人策划的诗作,现以中国特有的丝绸印刷技术出版,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最美好祝愿。今天在京举行的“丝绸版《世界和平圣诗》新闻发布会”上,各国驻华使节和海内外新闻媒体共同见证了这一事件。 《世界和平圣诗》由剑桥华人世界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诗人雁翼和助手张文立共同策划,与世界诗人大会主席、美国诗人罗斯玛丽—魏尔金申等联合主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总统克林顿、法国总统希拉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英国首相布莱尔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为人类和平欣然提笔。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诗为《充满希望的新世纪》。 《人民日报》 (2000年11月07日第一版)
我的文革经历 我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郑光路
1966年中国文革开始,我正17岁。这是最敏感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终身不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亲眼目睹它的兴衰动荡。1958年我正在成都天仙前街小学读书,连学校也贴满"大跃进万岁"、"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天堂"之类标语口号。而教师、学生每天仅几两米吊命,饿得半死半活。食堂用大小盆子找来许多人尿暴晒,当时有科学家声称"尿液可提炼高蛋白",食堂就用那美名其为"小球藻"的"尿毛"液体合在红苕粉中蒸馒头,我们凭定量饭票抢着购买,现在回忆真觉可怜……我几乎天天看见有人用破席子裹着饿殍去成都五桂桥坟山掩埋(近年资料披露,大饥荒中四川“非正常死亡”700至800万人),因饥饿吃人肉的事远不是新闻…… 这种纯为“人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终于熬过,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若干务实政策、国民经济稍有恢复。数亿中国人刚吃几天饱饭,毛泽东就独断专行地发动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只有经历过那段大饥荒、又经历过文革大动乱的一代人,对“文革”的荒唐无理才有那种难以言喻的体会和深刻认识。 “阶级斗争”的残酷,若非亲身经历者实在难以想象。运动初期,"左派"们连十多岁的学生也不放过。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只不过曾说过:“我毕业后,要像写《南行记》的作家艾芜那样,去云南、缅甸旅游,写书……”竟被工作组和“左派”老师批判为“妄想叛逃国外当小反革命”,写入毕业鉴定,并组织同学开批斗会斗争。我们50多人的班上,学生不过十六七岁,挨斗挨整被写"黑材料"的不在少数……十多岁的学生被整的尚且如此之多,何况其它!许多运动初期被整的同学,后来都成了狂热的“造反派”。 1966年8月“破四旧”中,我读书的这个九眼桥附近的极普通的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被整成“黑帮”被斗被打、有的自杀。而我们学校还是非常“温柔”的,我到一公里外四川大学、到国内有名的成都4中去参观,目睹一批又一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刑讯逼供、皮鞭棍棒、罚跪抄家,连许多学生也逼得自杀…我们学校对面就有个川大宿舍,我常可见到沿街“痛打落水狗”口号声中,被剪成“阴阳头”、挨得头破血流的学者教授们狼狈不堪逃跑的可怜情景,令我触目惊心。
这些都使我早熟、学会独立思考。我心里已在问:“这是为什么?”当我融入几千万大中学生洪流到北京“大串连”,看到毛泽东那一瞬间,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呐喊声中,我确实没有丝毫激动感觉,反而在想:“这和朝见封建帝王有啥子区别?”当时有这种“逆反”念头的人不会少,但无人敢说出口,怕打成肉酱! 我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团”,我“造反”了!是“造反团”耍笔杆子的“宣传大臣”,每天刷标语、大字报、刻传单……1967年后,有名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支小分队,进驻成都布后街3号的四川省“文联”内,我也曾参加其中,天天搞宣传队、办小报,大搞“文斗”……为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狂热地参加运动?社会严峻现实告诉我:这是登峰造极的政治高压的结果,因为谁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满,就会立刻打成“现行反革命”坠入地狱、家破人亡(请见本书专章)……当时只有“黑五类”“黑七类”才不准“造反”。要想不被整,就只有打起“造反”旗号投入运动,去整人而自保!因此无数人人性泯灭、兽性狂萌,“我整你、你整我、互相整”已形成怪圈…… 我至今认为那种“文革蓬勃发展是因为中国人民无限崇拜毛主席”的看法,是极其浅薄的,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缺乏真实的了解。文革前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历次运动伤害了无数中国人。文革之所以成为“全民运动”,固然有一些中国人迷信毛泽东,但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利用民众去打倒政敌和以此实现其“宏伟”的政治构想的情况下,民众也利用文革运动维护或改变自身可怜的生存环境,通过残害同类而保存自己,是地道的“兽性”。许多人以疯狂“造反”的“文斗”“武斗”来发泄所受的寃屈——这才是文革运动之所以一浪高一浪发展的深层因素和广泛社会基础。我亲眼目睹无数“相互乱整”的情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造反派”批斗“走资派”、“造反派”斗争“保皇派”,“造反派”斗争“造反派”……被整的人,上至当时被骂成中国西南“土皇帝”的西南最高官员李井泉、下至走路都要人搀扶的居民老太婆……而批斗大会上那种愤怒的口号声、疯狂的投入性,令人热血沸腾又深觉滑稽。我想到古人一首嘲讽诗:“但见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是头终须剃,何人不剃头!”当时无数中国人已发现“神圣”光环下的“文革”运动,只是别有用心的人挑起来的几亿民众荒唐大混战! 正因为在“革命旗号”下疯子般的“你整我、我整你”,运动才由“文斗”迅速演变为疯狂“武斗”。四川当时是“全国之最”,打得天昏地暗。成都街头从1967年5月后,“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之类标语铺天盖地。5月6日,成都发生“5.6武斗大血案”,震惊国内外。这一天我随浩浩荡荡的支援队伍到武斗现场。当上百辆救护车、卡车、吉普车、小轿车、摩托车在急促的喇叭声中,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死尸、伤员从我身边疾驰,当我看到成都公路上已形成数十万人簇拥而成的人巷,从营养不良的几岁儿童到七八十岁穿补疤破衣的老太婆,都在顿脚狂吼“报仇!报仇!”……本是普通百姓之间的相互残杀,却全都乐此不疲,这让我深切体会到这场全民运动的疯狂性!我朦胧地认识到:中国已成为民众相互残杀的“绞肉机”! 很快,成都又发生“5·19中和场武斗事件”,我身临现场。铜锣声、喊杀声雷霆万钧。成千上万的衣衫褴褛的农民拿起锄头、扁担同工人、学生拼命恶战……当一把雪亮的锄头从我头顶砍下,我惊叫一声“妈呀!”狼狈不堪逃命时,才认识到这场运动是多么恐怖……事件后,四川最先吼出“武装保卫文化大革命!”从此,“文化大革命”成了赤裸裸的"武化大革命"。 我还亲眼目睹无辜百姓的惨状。武斗高潮中,成都两派在一号桥隔河对峙。有天我和同住曹家巷的母女二人过马路,"砰"然枪响,不知何派射来的子弹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击中身旁七、八岁的小姑娘。子弹洞穿小女孩的脸颊,左边进右边出,血洞吓人……女孩惨叫几声,抽搐着死去,母亲撕心裂肺嚎哭,痛不欲生……这一幕,在我记忆中终身难忘! 无数中国人都在文斗:写大字报、斗嘴动“大辩论”;无数人都在武斗:玩枪玩炮、横冲直撞……当我协同战友办好一期“小报”,又揣着一只“可尔提”手枪准备去参加一场武斗时,我曾拜师习武的一位老拳师臭骂我一顿:“有人保卫毛主席,有人又保卫刘少奇。平头百姓饭都没毬吃饱,去保卫哪一个?打来打去,谨防卸磨杀驴、秋后算账!”这位没啥文化的老拳师的话,一两年后竟然被充分验证:许多运动骨干分子都被清查或入狱。 老拳师的话警醒了我,从那天起我将手枪转赠他人,坐山观虎斗。我自小喜好文学,作文全校出名。我每天还有写日记习惯。我朦朦胧胧认识到:报纸广播上不是天天在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我不能写一本记载“史无前例”文革的书? 我虽然当起“逍遥派”,却“旁观者清”,能更冷静地看待打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的两大派文斗、武斗。每当有“大事件”发生,我都要当“好事者”去看热闹,实则调查经过情形,事后记述日记。我还有意识地搜集千奇百怪的小报、传单及各种文革印刷品。这些,为我研究文革史奠定了相当牢实的基础。 我目睹许多青少年学生受搧动武斗而成为“烈士”。隆重下葬时,红卫兵战友们疯狂打枪、悲嚎狂吼,场面神圣庄严……不少校园中雨后蘑菇样矗立起这样的“烈士墓”。但是,作为文革工具的“红卫兵”从"毛主席的天兵天将",很快成为劣等公民一一必须"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被撵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下乡之前,我和同学们伫立在成都20中学六座坚固的坟墓前,默然无语…红卫兵们从虚幻的“红色彩虹”中坠落,被严酷现实摧毁梦想,失落、悲哀、愤慨,一下子成熟了! 在极为贫困的农村、在饥寒交迫的茅草屋内,我开始了对文革的研究写作,至今30余年了。 研究文革的中外人士,通常把“文化大革命”时间阶段从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但以我亲身经历感受,我更同意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这种观点。所以许多学者公认:1970年后的“后文革时代”,因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毛泽东极权统治年代,史料丰富,政局相对平稳。研究文革最困难的,是1966年到1970年文革高潮时期。这三四年中,中国各省市地方政权机构完全瘫痪,处于最为狂乱无序的运动中。而要披露、研究当时真实情况,要想用当时文革当局留下的档案资料,那只能是为人唾弃的“伪史”。文革结束后,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书藉中,要么主要讲中共上层争斗史,要么只是零零碎碎的个人见闻和回忆,很少有从文革期间广大民众生活及社会现实现象、文化现象系统、全面评述的。 有学者早就认为:中国关于“文革”史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全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机构,甚至连学会也没有。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引人注意的是,近年也有人提出要肯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大搞“文革”式的学生运动来解决现今腐败问题。我认为这种“以暴易暴”的观点是错误的,很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了解文革时期的血腥荒唐的真实社会情况。 多年来“文革”史研究中还有一种庸俗化倾向。国内及海外出版的一些“文革”题材的“纪实”作品,打着披露“内幕”、“秘闻”的幌子,随意杜撰史实,这只能让人曲解历史。 我写作此书,抱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极严肃态度,决不作空洞的理论阐述、决不作凭空的杜撰虚构,而主要根据本书作者曾亲历、所见、所闻,根据本人搜集的极其丰富的资料并从中沙里淘金、甄别筛选。本书以文革高潮时期最主要内容——“文斗”、“武斗”作为主要脉络,我希望使之成为第一部以客观公正态度、以极详实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再现当时几亿中国民众群争互斗、混乱不堪的严酷现实,来填补文革研究中的某些空白。 如果读者看罢此书,能了解到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那段罕见的疯狂岁月的真实历史,我将为30年来写作此书虽费尽无数心血,而感到欣慰! 流沙河先生1957年因在<<星星>>诗刊发表散文诗《草木篇》,被认为嘲讽时政,曾引起毛泽东注意,而成为名惊中国的大“右派”,此后直到文革中饱受迫害。文革结束他写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以其惨痛、感人的文字饮誉海内外,被学者赞誉为“从噩梦中大彻大悟的先觉者”。承蒙沙河先生为《文斗》书稿题词:“险人弹冠,良士戴帽。真理暗哭,妖魔红笑”;为《武斗》书稿题词:“争权夺鼎,虎攫狼吞。大官苟活,小民偷生”。先生题词,言简意赅,我在此向沙河先生致谢! 中国著名作家、诗人雁翼先生,文革中饱受迫害、数年牢狱之灾。文革刚结束,他就写了揭批“四人帮”的剧本《十月风云》,被拍成电影风靡全国,电影获文化部颁发国家级大奖。尤其是他写的反思文革的优秀作品《囚徒手记》,更是受到海内外人士高度评价。雁翼先生今年77岁,抱病欣然为本书作长序。我在此向雁翼先生致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朋友们,对我研究吃力不讨好的“文革史”始终不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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