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乡土小说的现状与缺失”研讨会综述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2/11  　         　  “四川乡土小说的现状与缺失”研讨会综述  .  2006-11-15  赵雷             四川现当代乡土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从沙汀、艾芜、李劼人开始，四川乡土作家执着地书写着巴山蜀水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中西交汇、新旧冲突的历史情境中描绘并思考着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一批大师级作家和经典名著。在六届茅盾文学奖中，四川小说四届榜上有名，乡土小说占据了其中的半壁河山。如何全面深刻地认识四川乡土小说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继往开来，创造四川乡土文学新的辉煌，是四川文学创作界、评论界、研究界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了“西蜀文化论坛2006年会暨四川乡土小说的现状与缺失”研讨会。会议于2006年10月24日在郫县犀浦镇浦园举行，有来自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当代文坛》杂志社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40多人出席。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苏宁主持。苏宁研究员总结回顾了历届“西蜀论坛”的议题和成果，指出2004年的“乡村叙事：全球化语境与本土经验研讨会”、2005年的“乡土四川：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理论研讨会”和2006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四川乡土文学创作研讨会”主要是对四川乡土文学创作成就予以鼓励和肯定，从文化、经济、社会等宏观层面对乡土文学的产生原因、存在环境、写作背景等进行理论探讨。本次论坛则着重对四川乡土文学的现状和缺失予以揭示和分析。从作品、作家、读者等内部视角对四川乡土文学的写作手段、风格类型、美学追求等进行现状分析。她强调，我们要通过文本细读来有效地把握和阐释作品，对四川乡土小说进行文体论、社会学、文化学、接受美学等各方面的具体实证分析。从剖析解读文本的组织结构、意义功能、语境语义等要素和层次，达到对作家作品的“三个还原”即艺术感觉的还原、情感逻辑的还原和价值取向的还原。由此我们才能看到四川乡土小说的成功经验，发现四川乡土小说的深层次问题。此外，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四川乡土小说的理论和实践都应该而且必须始终与现实紧密结合。因此，在文本解读中安置政治、现实、文化的关怀也是我们的评论者、研究者需要注意的问题。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开始主题发言和自由讨论。与会者从文学技巧、创作心态、知识结构、思想意识等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探讨了当前四川乡土小说的现状与缺失。          总体评价：丰硕收获与冷静反思          与会者一致认为，近年来，四川乡土文学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实力作家新作迭出，代表作品反响热烈。面对鲜花和掌声，四川的创作界、评论界和研究界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成绩背后存在的问题，看到发展之中存在的差距。这是继续推动四川乡土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家文汇》常务副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孙建军指出，《尘埃落定》之后，四川的乡土文学又推出了一些新作品，引起文坛的关注。前不久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贺享雍创作研讨会，与会者对作家的乡土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文艺报》用两版的篇幅刊登了相关评论。这固然是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肯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建立的文学批评往往看重文学性之外的东西，这就给予了目前的四川乡土小说也许是虚高的评价。因为现在建设和谐社会、抓“三农”问题，使得农村题材作品往往被赋予社会学的评判。似乎只要关注农村、诉说苦难就是好作品，小说本身的技术含量被忽视了。对此我们的作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荣研究员指出，贺享雍最近发表的两部小说《土地神》和《猴戏》产生了一定影响。有论者把他称为“四川的赵树理”。这样的文学判断和评价，个人更愿意把它当成对贺享雍写作乡土文的一种鼓励和期待。贺享雍是位勤奋高产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写作现在还是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小说《土地神》名为长篇，实际上更类似一部长的中篇小说，作家目前还没有写作《白鹿原》那样的鸿篇巨制型乡土小说的充分准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冯宪光教授提出，李一清的《农民》作为作家创作生涯上的重要进步，在全国却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与此同时，另一些农村题材作品如《中国农民调查》却很轰动。其根源在于，十多年来我国“三农”问题非常突出，但很多小说不够尖锐深刻，没有写出农村的真实状况，没有触及农村中的阴暗面，没有写出农民流汗流血的痛苦经历。我们的作家还没有达到“讲真话”的创作要求。这一问题不仅在四川作家中，就是在当下的整个乡土文学创作队伍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两年研讨贺享雍的《乡官》时所提出的作家要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在恐怕还是适用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马睿副教授认为，阿来的成功，部分地借助了文化热的东风。90年代文艺界一个新热点就是对与中原文化和城市文化不同的边地文化的书写，描写川西风情的《尘埃落定》便借助读者的猎奇心理而引起关注。与此同时，描写普通内地乡村的作品，由于缺乏神秘感往往被忽视。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隔膜对乡土小说的写作和阅读所具有的这种深远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更多关注。          阿来小说：历史意识与独特视角          对当前四川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评论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以阿来、贺享雍、罗伟章、李一清等为代表的川籍作家活跃于文坛，其影响早已走出四川，辐射全国。有的获得国家文学最高奖，有的由中国作协主持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有的占据《人民文学》等大刊大报的头版头条，这一切充分证明四川乡土小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下的四川乡土小说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影响四川文学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与会代表就这一话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作为迄今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无疑是四川当代小说的领军人物，其《尘埃落定》则是新时期以来继《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之后四川乡土小说的又一长篇力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姜飞博士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阿来小说所表现的独特历史意识。他认为，五十年来的共和国文学史，历史小说不在少数，但大多是写历史的高歌猛进、社会的正面变革。事实上，历史进程还存在另外一面即旧人物、旧制度的没落消亡与旧秩序、旧价值的解体崩溃。而这些内容在当代文学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阿来的小说恰恰描写了在新事物登台时，旧的制度、价值、秩序、信仰的不断消亡。他的视点相当程度上是集中在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上的。这是阿来与别的作家的不同之处。因此，有评论者认为阿来具有一种挽歌气质，尽管作家本人似乎不太认同这样的说法。《尘埃落定》写的是1949年前阿坝土司制度的崩溃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秩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改变。《空山》的上部《随风飘散》以1949年后新制度的建立为主题，下部《天火》则写这一新秩序在“文革”中的崩溃。至于“文革”后的历史叙述，则反映在作家的另一篇小说《遥远的温泉》中。从这三部小说不难发现，作家的历史意识是聚焦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消亡事物尤其是那些令我们留恋的美好事物上的。这样的历史叙述，与《山乡巨变》、《暴风骤雨》等描写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小说相比，显示了观察的另一种角度，历史的另一种深度。其中所隐藏的批判意识是作品最深刻、最有价值之处。这样的作家作品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贺享雍创作：乡土经验与文学叙事          作为一位做过40多年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拥有近30年创作历程的乡土作家，贺享雍的《末等官》、《苍凉后土》、《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等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引起评论界的广泛注意，被有的评论者称为今天的赵树理。他的文学创作成为与会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向荣研究员分析了作家的新作《猴戏》，指出作者力图塑造一个卑微狡诈的农民形象，但用力过猛，刻意过度，给人感觉为狡诈而狡诈，是一种对狡诈农民的某种程度的自我想象。在艺术水准上无法与同期的《土地神》相提并论。这种同一时期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充分说明作家的乡土小说写作尚处于不完全成熟的探索阶段。          《作家文汇》副主编、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袁基亮回顾了贺享雍的乡土小说创作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初期，以描写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中短篇为主。前一类基本属于“五四”以来的乡土写实小说，多写乡村的愚昧信仰、奇特风俗、闭塞心态，属于启蒙叙事文本。后一类写村、乡一级的“末等官”，由于作者基层干部的亲身经历而写得真实深情，但没有超越作家主体的情感体验；第二阶段以第一部长篇《苍凉后土》为标志。小说有一定的厚重感，但仍没有跳出人物和故事，陷于其中无法超越。由此引发一些问题，例如想作悲剧性处理却产生喜剧因素，把悲剧变成情节剧；第三阶段以《遭遇尴尬》为代表，作品在叙事和修辞上出现反讽苗头，说明作者在文体上的初步自觉，已开始跳出作品，作为旁观者让人物自己说话。但长篇的艺术完整性有所欠缺；第四阶段的创作是两部较明显的反讽作品—《土地神》和《猴戏》。但作者运用反讽的自觉性和熟练度还未完全到位，需要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整理总结。          罗伟章特色：地域文化与质朴情怀          近年来，罗伟章的十多个中短篇被国内著名文学刊物发表或转载。《我们的成长》、《大嫂谣》、《变脸》、《奸细》四部作品都占据了《人民文学》的头条位置，体现了对作家创作成绩的认可与肯定。不少与会者就罗伟章的乡土小说进行了探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曹万生教授认为，罗伟章的小说具有四川文化特色，是四川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的代表。他指出，罗伟章作品有一个基本思路，即农民进城后会由善变恶，最后只能回到善或者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这表现了作家一种真诚的焦灼感，其中对法律公正性的质疑和思考具有深刻性和启发性。近来作家开始涉及城市题材，但这类作品是逊色于他的乡土小说的，写中学教育腐败的《奸细》就远远比不上写善良农民蜕变的《变脸》。曹万生教授表示，罗伟章的优秀作品都是在写大巴山，他的长处在于地方体验和文化记忆。长篇小说《饥饿百年》跳出政治史、社会史框架写地域人杰、家族传说，虽有独到之处，但整体来说还比较勉强，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体验。关于罗伟章小说存在的问题，曹万生教授归纳了四点：第一，对大学的文学崇拜。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作者对大学教师、对文学教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写到大学、教授时不免拘谨，似乎潜意识里有种尊敬以致畏惧；第二，价值观问题。他的小说往往有“光明的尾巴”即符合一般人意愿的结果，比如《变脸》中腐败官员东窗事发就是典型的恶有恶报。好像有意在最后让读者出口气，却因此而消解了批判性；第三，罗伟章的小说语言有快感，尤其写乡村时具有嘲讽调侃意味，但写城市则不免有些局促，这恐怕和作家心态有关；第四，如何把大巴山文化予以经典化。李劼人把成都市井文化经典化，沙汀把川北乡镇生活经典化。如何在细节描绘中构筑大巴山文化的经典事物和经典叙述，应该是罗伟章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陈祖君博士充分肯定了罗伟章乡土小说的意义。认为其中所包含的朴素真诚的品质和对大巴山土地、人民的深厚情感给予读者一种久违的感动。作家所具有的实实在在的底层经验冲击了当下玩弄叙事技巧的“技术写作”，作品的真情实感冲击了沉溺一己呻吟的“私人写作”。这样严肃、认真、自信的创作态度，在今天的文坛具有特殊意义。陈祖君博士对于罗伟章乡土小说的缺憾谈了三点意见：第一，作品情节模式化。作家塑造的人物大多经历了“离乡—怀乡—归乡—又离乡”的过程。这固然是当代农民的两难困境，但重复过多不免显得单调僵化；第二，作家把农村和城市的对立描写得过于紧张。城乡对立客观存在，但把它强化到完全隔膜以致敌对的状态，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阻碍进一步的分析思考；第三，小说语言稍嫌简单粗糙，议论直白突兀。而作者完全有能力打磨得更加圆融流畅。换一个角度看，也许作家是在有意探索一种适合乡土题材的粗朴语言，但如果为此而损害了艺术性就是过犹不及了。          李一清与马平：农民叙事与消费写作          以《山杠爷》成名的乡土作家李一清，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父老乡亲》和《农民》，完成了他的农村三部曲，成为四川乡土小说的代表。冯宪光教授以2004年出版的《农民》为例，剖析了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冯宪光教授指出，和《父老乡亲》相比，《农民》前进了一大步。作品采取第一人称视角，用一个农民的立场、身份讲述现实经历，有一种亲历性、个人性。语言清新流畅，叙述真实动人。它在基调上和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有相似之处，后者写的恰恰是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农村的凋敝、农民的没落和传统生存方式、文化价值的瓦解。李一清的《农民》分上中下三篇，从实行联产承包写到进城务工再到返回家乡，即“在乡—进城—回乡”的过程。小说人物的生活和经历，正是中国农民二十年来的普遍遭遇，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代表性，力图写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作品通过书写日常生活表现农民的辛酸、痛苦和无奈，叙事上不刻意追求复杂情节，而是用平淡的笔触、通过平凡的事件反映农民的普遍生存状况，更让人感到悲剧的普遍和深广，可视为作家创作生涯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冯宪光教授还从叙述视角的角度分析了小说的局限性，认为用“农民”这样一个全称概念作书名就不仅要写乡村、农民，还要写“农民中国”、“乡土中国”，要表现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巨大深刻而复杂的变革，这是第一人称叙事难以完全胜任的。          作为四川乡土小说“60后”的代表作家，马平具有探索性质的乡土小说新作《草房山》也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卢衍鹏认为，这部作品代表了当前乡土文学中的消费写作取向。小说由梦境贯穿始终，革命与个人恩怨相纠缠，语言富有诗意。故事个人化。这样一种反感政治历史、摆脱宏大叙事的写法恰恰是90年代以来消费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文学阅读看，当前的小说读者大多是具有一定知识、文化和经济能力的都市人，这就需要把平凡的乡村素材写出现代性和消费性才能引起兴趣、得到关注。乡村和农民实际上成为一种引发消费的因素。他认为，这样的尝试包含着成功和缺失：其成功之处在于吸引了读者，缺失在于“光明尾巴”与整体的先锋性、解构性格格不入，从而损害了思维力度。在乡土题材和消费化写作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在市场经济中也不失为一种权益之计，但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还需要继续探索实践。          地方文化：知识建构与概念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四川乡土小说获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在六届茅盾文学奖中，四川小说四届榜上有名，其中乡土题材占据了半壁江山。对当前四川乡土小说创作成果和创作队伍作整体性、全局性的深入剖析，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与会专家学者们指出，在四川乡土小说已经取得的公认成就背后，还隐藏着某些问题，其中既有文学技巧、创作心态、生活积累方面的缺失，也有知识结构、思维层次、个人修养方面的不足。揭示、探讨并解决这些问题，是四川乡土文学创作者、评论者、研究者和所有关心四川乡土文学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共同责任。只有创作界、批评界、研究界共同努力，才能推动四川乡土文学的协调、健康发展。          民间立场和地域文化是乡土小说的基本特征。地方性知识作为民间立场和地域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与会者就如何在乡土小说创作中进行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向荣研究员认为，四川作家如何在乡土小说中重建四川的地方性知识，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四川乡土作家的代际划分而言，第一代是沙汀、艾芜、李劼人、周文，第二代是周克芹，第三代有阿来、贺享雍、李一清，第四代则是“60后”的马平、罗伟章等。四代作家各有特色和建树。但从整体上说，后三代在写作视野、文化期待、文学成就、艺术贡献上都逊色于第一代大家，尤其逊色于李劼人的“大河”系列。向荣研究员认为，迄今为止，四川乡土小说后三代作家的全部作品恐怕也未能超越一部《死水微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性知识建构的不足。在第一代大家的文本中，塑造了四川地方文化的符号性事物，如滑竿、鸦片、生人妻、吃讲茶等，这些具体的地方文化现象及其所包含的时代、情绪、精神和对农民生存的全面而深刻的体验，在数十年的阅读实践中逐步演化成一种地方知识史，从而建构起关于旧中国四川乡村社会的形象的百科全书。读者一看到这些符号，就知道是旧中国的四川农村。这种由大量细节所表现的地方性知识对于乡土文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既是乡土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学现代性和民族现代性的知识和美学的参照物。但后三代作家在建构地方性知识方面却越来越薄弱。向荣研究员特别提到了傅恒的《腰鼓阵》，认为作品所传达的被过去的文学作品忽视的“镇里人看不起乡里人，县里人看不起镇里人”的地域歧视恰恰是四川现当代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乡风民俗的价值取向。其中所表现的县、镇、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落差，也为四川乡村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知识参照。他提出，在小说中进行地方性知识建构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是今天在传统乡村文化失落、消费主义文化扩张的情况下重建乡村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这样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地方性知识以共同构筑新农村文化并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因此，在当前的全球化历史条件下，运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手段保护、发展我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传统就显得尤其紧迫和重要。          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坛》副主编夏述贵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探讨了乡土小说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他提出，我们需要首先厘清乡土小说的概念，检视新时期以来的四川文学中哪些是真正的乡土小说，哪些是真正的乡土小说作家。从理论上讲，写乡土并不等同于写农村，李劼人写市井生活，沙汀写乡场小镇，都是公认的四川乡土文学代表。他认为，作为乡土文学就必须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独特的乡土文化，要表现民风民俗、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等本乡本土的独特文化形态。写到农村但不以反映某乡某土的独特文化形态为主，就不能称其为乡土文学。          反讽修辞：小说手法与文体自觉          作为叙事文学基本修辞手段的反讽，在形成小说意义世界、构成小说内在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逐渐受到当代中国作家的重视。乡土小说中的反讽手法和乡土小说家的反讽意识，也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          袁基亮从反讽性与文体自觉角度对贺享雍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梳理。他着重分析了《土地神》的反讽问题。认为作品通过主人公牛二把顽童式的轻松无赖和严肃高深的政治权力运作相结合而达到了双重的反讽：首先是牛二的无赖村官形象构成对乡村政治图景的反讽，其次牛二作为喜剧人物的特殊性格构成对主人公身份和自我的反讽。袁基亮也指出《土地神》存在前后脱节和人物性格分裂的问题。他认为，作家在运用反讽手法的同时表现出某种不安，以致最后加入道德诠释求得解决。但反讽的行为逻辑正是动机和结果之间的相左，即主观上的玩笑无赖和客观上为村民做好事的对比。道德诠释恰恰违背了这一逻辑，消解了反讽的效果。这说明作者对反讽的运用还未达到熟练的程度，对反讽的认识还未达到文本的自觉。          孙建军提出，成功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命运要有漂泊感才能表现大历史感、大命运感。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背后，所表徵的正是人类的普遍生存困境。而反讽手法和反讽意识的引入恰恰是表现命运漂泊感的重要的具体操作手法。他认为傅恒的《腰鼓阵》虽然并非农村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反讽意识引入了文本自觉。如果四川乡土作家能够使反讽手法和反讽意识真正成为创作的文本自觉，四川乡土小说的新突破将是可以期待的。          终极关怀：超越精神与思维能力          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在关怀现实的同时，还要对心灵、情感世界予以形而上的书写，对生存的基本问题作出超越性的思考，从而最终达到对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的深刻反思。因此，是否具有终极思考和终极关怀是文学的崇高追求，也是作家的重要品质。不少专家学者围绕这一话题，结合四川乡土小说发展现状进行了热烈讨论。          马睿副教授指出，任何成功的乡土文学作品，虽然内容集中于某一地域、某一群体，但在文化精神上，作家往往超越个人和地方性的情感体验。目前的四川乡土小说作家往往过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乡土题材，沉溺于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局限在主体体验中无法超越。因此，不少作品虽然严肃沉重，具有忧患和批判意识，但在主题提炼和情感把握上还是欠缺升华和提高。她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既在作家自身，也和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四川作家并不缺乏乡土生活经验，但不少人对于城市文化却比较隔膜，无法把握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据主流和优势地位的城市文化，从而导致作品影响局限于某一层次、某一范围。目前乡土小说创作处于薄弱局面的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转型期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相互隔膜，文化优势力量对乡村的疏远和抛弃。与传统农耕文化中的耕读一体不同，在社会转型期，大量人口包括文化人从乡村中分离出来，并且不愿再回去——这主要体现在精神上对乡村文化的惟恐避之不及。城市在看待和接触乡村时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感觉，乡村生活难以吸引作家中的优秀份子花上时间、投注精力去体验和创作乡土小说。          文学评论家、《当代文坛》常务副主编罗勇也谈到了超越问题。他认为就作品本身而言，目前活跃在文坛上的四川乡土小说作家对生活都有体会和把握，但总感觉超越度不够，更多地处于展示生存状态阶段，没有达到理论界提倡的对生活、对历史、对人类普遍命运的追问层次。          著名评论家、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超越性问题，指出四川乡土文学的缺失主要在于作家缺乏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从而不足以驾驭生活、驾驭题材。说到底这是一个思想能力问题。不少作家文字功夫不错，写出的长篇小说却并不成功。作者仅仅是在讲一个故事、一个过程，但没有很好地把握并超越具体的故事和过程。小说和戏剧一样，生存状态、生存体验和对存在的超越缺一不可。表现生存状态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个一般作家都能做到；进一步的生存体验一般不缺，缺乏的是体验的独特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存在的超越，则是作家普遍缺乏的。有的作家始终局限在乡村视野，没有超越事件之外、之上。他认为，目前四川乡土文学作家思想、超越能力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对哲学的疏远。优秀作家一定要对哲学有所了解，有哲学思维能力，要使形而上的思考变成作家自觉的条件反射。在当前的四川乡土文学界，一旦和生活、题材相遇就有思考、有超越的作家还没有出现；其二，对思想史的陌生。有的作家不关注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写长篇小说要对生活、对历史作出判断就缺乏基本的参照。把握一个民族的灵魂，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透彻把握这个民族的思想史，我们的作家如果不看这类书、不考虑这类问题，写小说很容易就事论事，触及表面而无法深入。          陈祖君博士从作家自我意识的缺失角度论及超越性的话题。他认为，文学永远是作家与现实的对话，要找准作家在创作中的位置，用自己的真切感受、独特思想穿透现实、化入对象，才能成其大、成其真，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直逼本质的力量，要避免把现实描绘变成单纯肤浅的展示。          创作心态：浮躁氛围与自我调适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出版和传媒越来越深刻地介入和影响文学创作。在写作的生产化和阅读的消费化倾向日益明显的今天，作家如何调整心态、摆正位置，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与会者畅所欲言，表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罗勇认为，不仅乡土小说，现在四川的整个文学创作都有一种浮躁心态，跟风写作长篇，但事实上很多人目前还是更适合中短篇。冯宪光教授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界出现长篇小说热，作家纷纷投身其中，但很多人并没有创作长篇的充分准备，许多作品并不成功。就目前的四川乡土作家群而言，很难说有谁充分具备了撰写长篇的长期积累和雄厚实力。长篇小说具有复杂结构和反复起伏，尤其故事叙述中的多头并进，需要高超的叙事水平和结构能力。目前的很多长篇小说线索比较单纯、内容比较单调，作者为了掩饰这种单纯、单调，往往加入大量议论、抒情，成为散文式的写法，这样是写不出成功的长篇小说的。四川的作家尤其是乡土小说作家如果立志写鸿篇巨制，要做的基础工作就是认真研究长篇小说的写法，然后才是素材积累等其他问题。廖全京也指出四川作家存在对宁静的规避问题。很多作家身兼数职，有的是杂志主编，有的是教育局长，都有很多不得不做的繁杂工作，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这既是作家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文化环境的因素。他认为，要创作长篇小说，无论是历史的通盘考虑还是细节的反复斟酌，都要静下心来才能真正做好。这点现在的中国文坛是比较缺乏的，四川乡土作家也不例外。          姜飞博士坦率指出阿来新作《空山》存在的某些问题。他认为，《空山》缺乏象《尘埃落定》那样沉静的写作心态，在细节方面有粗糙之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下文坛的一种浮躁心态。《尘埃落定》在语言、结构、叙述各方面都经过精心打磨，写作、修改非常认真。但《空山》在这方面并不尽如人意。比如，书中人物兔子的年龄，第6页和12页就交待得不一样。这就是没有认真处理好作品细节前后一致的问题。此外作品在语法、标点方面也有纰漏，例如《天火》开篇第一句，连用了“立即”和“立刻”，似乎也并未强调某种深刻的文本含义，只能理解为语义重复。这恐怕是编辑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姜飞认为，当下的文学从写作、修改到传播、流通的整个过程都显示出一种浮躁。阿来在四川作家里是最具有批判意识和历史深度的，语言才华也极其突出。遗憾的是，大家所期待的新作《空山》却无法与《尘埃落定》相提并论，甚至似乎没有进行第2遍、第3遍的仔细修改。如果我们的作家不能摆脱浮躁、静下心来，我们的文学编辑不能更认真、更负责，不客气地说，即使阿来这样的作家，恐怕也很难再写出像《尘埃落定》那样精致的文字。这是当前四川的作家和文学编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历时一天的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西蜀论坛2006年会”也落下了帷幕。但对四川乡土小说的关注和探讨没有也不会终结。发韧于20世纪的四川乡土小说，在以沙汀、艾芜、李劼人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乡土写实大家手中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当今文坛上，活跃着一支以阿来、李一清、贺享雍、罗伟章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创作队伍，他们的成就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当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只要正视成绩背后存在的问题，找到发展之中存在的差距，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在创作界、评论界、研究界和关心四川文学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四川文学将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家作品，四川乡土小说将在新世纪迎来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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