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作家聂作平：《四川人文读本》简明解析四川....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1/21      四川作家聂作平： 《四川人文读本》，简明解析四川....       作平按：受四川省教科所委托，本人为全省中学生撰写了一部乡土教材。此教材与以前同类教材的区别在于，文体上采用随笔方式，坚决避免简单死板的教材面孔。如无意外，当于今年九月发到初中一到三年级学生手上，目前正在作修订工作。 　　　　本人非历史专业毕业，不过自幼喜读史书而已，却每每只是观其大概，不求甚解。《煮酒论史》版人才多多，谨将拙著连载于此，各路仁人君子，如能教吾一二，当不胜感激。 　　　　一鞠躬，再鞠躬。 　　 　　 　　四川人文读本 　　 　　　　　　　　　 　　　　　　　　聂作平 　　 　　历史篇：消失的步履 　　　 　　 　　概述：走进先人的悲欢 　　 　　历史就是无数往事的堆积。在这些往事里，先人的悲欢生动地呈现。当我们回首这些往事时，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重与辽远。 　　我们将要涉及到的四川的历史，它上起史前，下迄现代，漫长的时间跨度达数万年之久。这数万年的光阴里，我们的祖先生于斯，长于斯，在同一方温暖慈祥的大地上，谱写着属于他们各自的正剧与悲剧，抑或闹剧。 　　先看看我们的先人上演这一幕幕历史剧的舞台――这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山河壮丽的省份，东部是人烟稠密的四川盆地，影响四川乃至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一区域；西部是雪峰起伏的青藏高原，人口稀少，它以亘古不变的冷峻和庄严，昭示着四川人精神的另一重存在。 　　很多人都以为四川的得名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河流，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先秦之时，四川大地上有巴蜀两个兴旺发达的小国家，及至秦军入蜀，实行郡县制，巴蜀两国就成了巴蜀二郡。唐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按山川地形分中国为十道，其中剑门关以南地区为剑南道。剑南道的东边是山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分为十五道。随后把剑南道分为剑南东道、剑南西道，也称剑南两川。再加上山南道，唐人称作“剑南三川”。故出现“两川”和“三川”的简称。宋代时，四川地区到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统称“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路”或“四川”，这就是四川得名的之始。元代置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到清代以后就称四川省了。 　　再看看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先人的血统吧：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主要人口以汉族为主，但在共同的历史上，藏、羌、彝、回、蒙、满、苗等二十多个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声音。如果说四川历史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那么这众多的民族就是齐心协力的演唱者，当他们的声音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四川历史的合唱才变得这样丰满可人。 　　至于那些已经成为星斗般的我们的先人中的英雄，从李冰到司马相如，从诸葛亮到李特，从王建到王小波，他们的故事已经走进了亿万后人的心灵，当我们回想起某一个时代的四川时，他们就会像一座标志性建筑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厚重的四川历史的大门已经徐徐打开，让我们走进先人的悲欢吧……　 　　 　　 　　寻找面目模糊的祖先（上）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 　　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当我们在面对这颗苍茫的星球和星球上百代如过客般的人生时，往往会从内心深处发出这种类似于天问的追思。如果说，哲学家产生于早年那些在寂寞夜晚仰望星空的孤独者，那么对人类来历的追问则产生了最早的历史学家。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有生死兴衰的过程。比如哺育了世间万物的太阳，它的生命约为100亿年，而今它刚过了50亿年，处于旺盛的中年时期。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淡蓝色的地球，它要比太阳年轻4亿年左右，至今约有46亿年的历史。科学家们曾有一个精彩的比方：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按比例缩短为一天，那么轮到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粉墨登场时，已经是这一天里的最后一分钟了。一分钟对一天来讲的确短暂得稍纵即逝，但对人类来讲，这却是至关重要的一分钟。 　　有关人类的起源之地，世界史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可能来自非洲。至于中国最早的古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元谋人。但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四川人的祖先从何处而来？他们最早生息在这片土地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着怎样的生活？这些问题一直到了1951年才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 　　这个答案缘于一次伟大的发现。那是1951年3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大批工人在忙着修筑四川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资阳县（今资中市）境内的沱江河支流黄鳝溪畔，工人们为修建一座大桥而挖下了深深的土坑，就是在一个满是泥桨的土坑里，工人们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资阳人的远古人类头骨化石。 　　那个春天，当重庆大学的张圣奘教授从冰冷的泥浆里捧出那具远古人类头骨化石时，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就此徐徐展开，困扰多年的蜀人祖先之谜也终于尘埃落定。化石的发现，引起了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指示把头骨化石送往北京，由北京人的发现者、著名学者斐文中和吴汝康等人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于1957年出版了专著《资阳人》。 　　资阳人化石为一颗较为完整的头骨，与现代人相比，资阳人的头骨较小，表面平滑圆润，额结节和顶结节都明显突起，额部丰满，头骨内面骨缝几乎全部愈合。经鉴定，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一头骨属于一个50岁左右的老年女性。从总体上看，头骨和现代人头骨基本相似，但仍然有许多原始的特征，比如额骨和顶骨呈扁平状，颞骨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小，从而表明她的脑量不大。 　　对头骨化石种种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后，考古学家们认为，资阳人生活在距今几万年到10万年之间，比北京人更晚，比山顶洞人更早，属于旧石器晚期。因为发现于资阳，学术界将其命名为资阳人。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在追寻蜀人祖先时所能见到的最遥远、从而也最模糊的一张面孔。 　　近年来，在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以西170余米处的深7.5～8.8米的砾石层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许多打制石器和动植物化石。这些丰富的化石以一种特殊的语言告诉我们，几万年前，在我们的祖先资阳人生活的时代，四川盆地的气候温和温润，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森林里，虎豹出没，巨大的东方剑齿象在湖沼边徘徊，寻找可供作为晚餐的食物。而那时的人类还相当弱小，虽然能够制造粗陋的石器，但还要等上许多年才能学会农业，因而他们过着靠采集野果和打猎为生的群居生活。那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30岁，而资阳人头骨化石的那位女性，她50岁的高龄，几乎是一种了不起的奇迹。 　　在距离发现资阳人头骨不远的资阳鲤鱼桥，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另一个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它距今约25000年左右；此外，在相对偏离四川盆地中心的雅安汉源县富林镇，也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距今约20000年。这三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再加上以前属于四川，现在则划到重庆市的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遗址，它们表明了在遥远冰冷的远古时代，蜀人的祖先就生息在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巴蜀大地之上，他们和北京人、元谋人、山顶洞人等远古人类一道，点燃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距今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进入了以精制石器为象征的新石器时代，四川地区的新石器遗址一下子从旧石器时代的3处扩大到近200处。东起巴山，西到大渡河，北达广元，南及西昌，广袤的四川大地上到处都是远古人类生生不息。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广元的营盘梁遗址和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广元营盘梁遗址位于广元市中子铺附近，其年代距今最少也在六七千年以上，它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５０００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在这个遗址之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房屋基址９座、墓葬及殉人坑８座、窑址４座、灰坑１４０余个、灰沟及灶坑１３座，以及令人称奇的近6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葬。这些大小不等的石棺，沉睡着曾经悲欢离合过的先人们。遗址中西部的一处类似于广场的遗迹，则表明这里曾经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鉴于营盘山遗址的宏大规模及重大的史学意义，考古学家们建议将它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在考古学上，以文化来命名某一遗址的，此前只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和半坡文化等不多的几个。 　　广汉三星堆遗址散布在广汉市南兴镇月亮湾，它的第一期遗址距今约4000 年到5000年。这里既发掘出了长达数千米的城墙，也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和巨大的祭祀坑，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可能曾是鱼凫时代的古蜀国都城。（关于三星堆，详见后面有关章节）。 　　此外，西昌礼州遗址、绵阳边堆遗址等都是著名的新石器遗址。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它们之间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这说明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它们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人类群体，后来在几千上万年的彼此交流中，开始了缓慢而长久的融合，他们共同创造了四川地区的人类原始文明，与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蒙昧的原始人群到文明时代，我们的祖先有许多路要走。很遗憾，我们无法像科幻电影中一样制造一台时空机器重返古代，从而亲眼目睹我们的祖先如何从虎狼群中慢慢直立行走，如何慢慢学会制作和使用工具，再如何一步步地把文明的曙光写上这颗星球的编年史。 　　在原始人群和文明时代之间，过于漫长的时间断层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按一些学者的说法，整个人类历史，可以分为神话时代、半信史时代和信史时代。在蜀人的神话时代，有关四川历史的神话传说，大抵都围绕着中华的始祖黄帝和炎帝以及大禹这样的英雄人物而展开，那是一个英雄与神灵共同生长的时代，伟说与现实交相辉映的时代。 　　炎帝又称神农氏，据说他长有一个透明的胃，曾经遍尝百草，以观察药性，从而利用草药为百姓治病。炎帝是南方部落的首领，后来在与蚩尤的战争中失败，随即与北方的黄帝联手，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与黄帝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我们今天所说的炎黄子孙中的炎黄即指他和黄帝。炎帝的传说中，他和四川相关的是他的出生地。据说炎帝的母亲叫少典，少典出游到华阳的路上生下了他。而古籍中的华阳，泛指古梁州下辖的四川地区。 　　我们知道，栽桑养蚕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在哥伦布进行环球航行之前，西方人偶尔通过波斯商人得到一些蚕丝，以及蚕丝织成的美丽丝绸，西方人曾经自作聪明地认为：丝是从树上长出来的。直到查士丁尼时代，西方人才通过两名印度僧人了解到，世界上原来有一种叫蚕的昆虫。而这时候，古老中国的栽桑养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据传，第一个教人们栽桑养蚕的不是别人，正是黄帝的夫人嫘祖。嫘祖本为西陵之女，后来嫁给黄帝。后世奉嫘祖为先蚕，所谓“先”，就是指她最先教民育蚕抽丝，所以嫘祖又叫蚕母。这样一位功系万代的女人，她的老家就在四川。口耳相承的传说里，嫘祖是盐亭人，在盐亭县金鸡乡嫘村山，这个据说是嫘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位杰出女性的故事： 　　据传说，黄帝在战败蚩尤后，建立了以他的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黄帝理所当然地坐上了部落联盟的第一把交椅。战争平息了，和平年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产，黄帝任命嫘祖和另外两个大臣胡高及伯鱼负责制作衣服。 　　嫘祖和胡高、伯鱼三人再次进行了分工：胡曹负责帽子；伯余负责衣服，嫘祖则负责帽子和衣服的原材料采集。这样，嫘祖就天天带领部落里的妇女上山剥树皮，织麻网，并把男人们打回来的各种猎物，凡是能用的皮毛都剥下来，一一加工成制作衣帽的原料。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部落里的大小首领都穿上了衣服，但还有更多的人仍然光着身子，或是仅仅在腰间系几片树叶遮羞，嫘祖由于劳累过度，终于病倒了。 　　嫘祖一连三天没吃饭，她手下的两个年轻女子悄悄在一起商量，准备上山摘些鲜果子回来给嫘祖品尝。两个女子在一片桑树林里发现树上结着一些雪白色的小果，这些小果子是她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看上去洁白可爱，她们以为找到了好鲜果，七手八脚地摘了一些带回去。 　　两个年轻女子准备把这些鲜果给嫘祖吃时，才想起刚才只顾采摘，还没有尝味道如何。她们中的一个放了一只果子到嘴里，用劲一咬，却根本咬不动。两个年轻女子灵机一动，她们把白色鲜果倒在水里，架起火猛煮。可是，煮了好长时间还是咬不动。 　　一个女子拿起一根细木棒，无意地在锅里乱搅，搅了一阵，她往外一拉木棒，却惊讶地发现木棒上缠着很多像头发丝那样细的白线。她们觉得十分奇怪，就边挑边缠，不大一会儿功夫，煮在锅里的白色果子全变成了晶莹柔软的细丝线。 　　两个女子把这件新鲜事当成趣事告诉了嫘祖。嫘祖听说后，愣了半晌，她的病情好像减轻了大半，她仔细端详了缠在木棒上的细丝线说：“你们摘回来的不是什么果子，它当然不能吃，不过，它可比鲜果更有用处得多。” 　　第二天，嫘祖亲自带着两个摘鲜果的女子到桑林里实地考察。嫘祖在树林里整整观察了好几天，终于弄清了这种白色果子的来龙去脉：原来这是一种嘴里会吐细丝的虫子绕织而成的，并不是树上的果子。从此，栽桑养蚕此拉开序幕，而序幕的拉动者，正是来自四川的嫘祖。嫘祖当然不会想到，她的这一伟大发现，将会创造一条更加伟大的丝绸之路。 　　嫘祖和黄帝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叫昌意，此人被黄帝分封到了四川，居于若水，也就是今天的雅砻江。昌意娶了一个四川妹子，即蜀山氏的女儿昌仆。昌意和昌仆的孙子名叫高阳，又称颛顼，是为传说中著名的五帝之一。屈原后来在他的作品里还曾骄傲地提到，“帝高阳之苗裔兮”，以自已是高阳的后代而脸上有光。 　　大禹因治水而闻名，他是远古禅让制中最后一位接受王位禅让的首领，也是禅让制的终结者，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启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大禹与四川的关系，远比炎帝和黄帝更为密切。　 　　《史记》说：“禹生西羌”，《吴越春秋》进一步解释说：“禹家于西羌，地名石纽”。《华阳国志》的记载更为详细：“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这些记载表明，大禹出生在汶川的汉族和羌族结合部，石纽即石纽山，在汶川境内。至今，刳儿坪还存于半山腰上，周围分布着禹穴、洗儿池、禹碑岭等相传与大禹有关的遗址。大禹治水时著名的导江为沱，也和四川有关――那就是把岷江上游的水引入沱江，从而减轻了岷江水患对人烟稠密的成都平原的威胁。 　　不可否认，神话传说并不是信史，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民间创作的夸张和渲染。但这些和蜀人远祖有关的传说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只有想象才可能抵达的远古，我们的先人就在这块热土上一代接一代地生息繁衍，文明之光如同接力棒一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百世流转；而厚重的历史就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从地处下游的当代望过去，虽然我们不能清晰地看见源头的风景，但我们能够确知，正是有了上游的涓涓细流，才有了下游的波澜壮阔。               寻找面目模糊的祖先（下） 　　神话时代的历史终于在我们的猜测和怀疑中翻过去了，下一页是半信史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特征是人与神的杂居。当神话时代的神祇们脸上的神光渐次褪去之时，人的面目便遥遥显现。从几千年后的今天回望历史，我们对半信史时代的更多了解，除了古书上语焉不详的记载，更多的是依凭埋藏在地下的先人的遗迹。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对半信史时代可信度的有效提升。 　　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位平生壮游四海、才思敏捷的大诗人在面对四川先民的历史时，也感到了严重的困惑，他在诗中皱着眉头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里提及的蚕丛、鱼凫，以及夹在二者之间的柏灌，这三位四川半信史时代的部落首领，他们曾经是四川这片土地上最早的统治者之一，他们所处的时代被史家们称为“三代。” 　　李白生活在距今1200多年前，从1200年前往回看四川上古的三代，李白也感到了茫然，何况1200多年以后的当代呢？在我们努力想要把往事看得更加清晰的视野里，出现的这些处于蒙昧与文明交接地带的先人们，他们的面目也如同神话时代一样模糊不清。 　　我们可以基本认定的一个事实是，依据《蜀王本纪》上的记载“此三代各数百岁”来推断，既然今天人类的寿命也只有七八十岁，那么几千年前的农耕时代，人的寿命当然无法达到“数百岁”的。学者们认为，不论蚕丛、柏灌还是鱼凫，这三个称号并非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他们各自创建的王朝。粗略地估计，这些远古君主――事实上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活动的时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夏朝末年到商朝和西周，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到3000年左右。 　　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来看，蚕丛这位古蜀第一王及其臣民们的长相和打扮比较奇特，如果他们出现在21世纪的街头，不知道是被现代人当作时尚还是小丑：他们的眼睛如同螃蟹一样向前突出，两颗眼珠子好像要从眼眶里夺路而逃；头发梳在脑后，像一个三角形的椎，衣服则从左边斜着开叉。 　　像螃蟹一样突出的眼睛使人联想到了近年来影响巨大的三星堆出土文物中那方青铜面具。那方青铜面具显然是曾经生活在四川盆地的某个时代的祖先的写真，虽然有人联想丰富地把它当作外星宇航员。三星堆青铜面具最明显的特征也是那大大的、向前突出的眼睛。三星堆面具和蚕丛先民之间，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呢？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有时可能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我们虽不能断言二者就是同为一体，但二者之间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却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古书上说蚕丛居住在岷山的石室之中，当时他们过着艰难而危险的日子。在虎狼出没的森林里，他们依靠打猎、采集野果，以及少量原始农业维持着最简单的生活。那时他们还没有文字，所操的语言也是难懂的方言。既没有礼仪，也没有文娱。部落里的人死亡之后，活着的人们把他们放进石头做的棺材里。今天的阿坝州茂县、汶川一带还有大量的石棺遗迹，只是无法确证它们是否真的就是蚕丛及其臣民的作品。但茂县、汶川和都江堰留下的蚕陵山、蚕崖关和蚕崖石等古老的地名，或许和蚕丛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 　　可能正是西部山地生活的艰难，迫使蚕丛的继承者们开始向东边的平原迁徙。在柏灌时代，古蜀国的“王城”从西部山区迁到了都江堰灌口镇。不过，关于柏灌的记载，史书上除了有这个名字，并说它生活在蚕丛之后、鱼凫之前外，再也没有任何踪迹可寻。 　　鱼凫的史料虽然也多是只言片语，但到底要比他的前两位先王丰富得多。不论是史料还是传说，鱼凫的身影都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今天的温江有一座古鱼凫城的废墟，据说那里曾是鱼凫时代的王城所在。近年来对该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它的确是早期蜀人的一个中心聚落。 　　正是在鱼凫时代，我们的祖先终于完全从西部山区迁徙到了成都平原。平原上土地的肥沃和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生产力的长足进步，生产力的进步则使鱼凫和他的子孙们建立了一个疆域相对辽阔的基本统一的古蜀国。而举世闻名的三星堆，很可能就是鱼凫王朝统治时期的古蜀国都城。 　　鱼凫的王国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强大部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制鸟头勺柄和青铜鸟头，都说明这个部落对飞翔在天空的鸟儿曾有过特别的崇拜。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原的商朝君主，他们也称自己的祖先是鸟儿所生。看来，在那个人类还被牢牢控制在大地上的时代，人类就已经对蔚蓝的天空和自由的飞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些渴望飞翔的先人，直到多年以后，他们生动鲜活的形象还飞翔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感叹了蜀国历史的茫然之后，李白还感叹蜀国与中原隔绝的地理环境：“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虽然蜀国四面俱是高山阻隔，但与中原的交往仍然不绝如缕。就是在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与中原的夏商二朝都曾有过相当多的往来。商代的甲骨文里，有十多处明确记载了商朝和蜀国之间的交往。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了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相似的高杯豆和陶杯。 　　但是，群山的环抱阻挡，使得在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远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这种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也对古蜀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来看，古蜀文明基本属于与中原文明相异的另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差异性表明，中华文明有着多个源头，是由多种文明走向最终融合的大文明。 　　比蚕丛、柏灌和鱼凫名声更大的古蜀国君王，当数望帝杜宇和他的继承者丛帝鳖灵。 　　成都近郊的郫县，至今还有一座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祠庙，名叫望丛祠，它所祭祀的就是望帝和丛帝。 　　公元前11世纪，正当中原地区发生了武王伐纣，商周更替之时，在四川，也发生了一场政变：来自云南的杜宇用武力赶走了鱼凫王朝的继承人，成为古蜀国又一个王朝的开创者。杜宇自号望帝，建都于郫，也就是今天的郫县，这是杜宇王朝的开始。 　　望帝最大的功绩是教民务农。在他的倡导之下，农业在成都平原渐次兴起，而农业的发展，不仅能使人民免于饥饿，也带来了其它副业的发展。史书上记载，望帝“为池泽”，“为畜牧”，也就是说他在四川第一个发展了渔业和牧业。望帝统治的最强盛时期，古蜀国势力北抵陕西汉中，南到青神，西到天全，东到嘉陵江。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蜀国也派出了一支军队参与作战，周朝建立后，蜀国因有战功而被分封。 　　望帝统治晚期，四川遭到了一次特大洪水。洪水是由一场超级暴雨引发的，暴雨的中心在沱江上游一带。野马般的洪水在旷野千里的成都平原上肆无忌惮地横行，而望帝对此却束手无策，只得听任人民成为水中之鬼。 　　就在这时，古蜀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具死尸从长江中游的荆地往上漂，一直漂到了岷江，并顺着岷江漂到了望帝的都城郫。接着，更奇怪的事发生了，这具溯水而漂的死尸竟然复活了，并宣称他的名字叫鳖灵，最擅长治水。望帝闻知此事后，立即委任鳖灵为相，委托他全权治理洪水。 　　这其实只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现实中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离奇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据此推测，鳖灵来自于一向多洪灾的湖北，想必有治水的经验，从而得到了望帝的重用。 　　鳖灵果然不负众望，他带着一帮人疏导堵塞，排除涝渍，与当年大禹治水时所采用的策略基本相当。沱江之所以成为洪灾的主要策源地，是因为金堂境内的金堂峡过于峡窄，挡住了洪水的去路。鳖灵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笨办法，最终成功地把金堂峡开凿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洪水远去了，那些逃往周边山地的人民重又回到了平原上，生活的秩序慢慢得以恢复。 　　鉴于鳖灵治水的丰功伟绩，望帝把自己的王位让给了鳖灵，从而结束了他开创的杜宇王朝。鳖灵登基后，号为丛帝，又称开明氏，这是开明王朝的开始。 　　望帝死后，据说他的灵魂化成了一只鸟儿，因为思念故国，也因为时刻不忘提醒他的人民及时耕种，每年春耕时节，这只鸟儿就会飞到村庄旁最高的树梢上，昼夜不停地叫着，直到从嘴里叫出一滴滴鲜血也不停止。这只鸟儿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杜鹃鸟，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锦瑟》诗里有一句“望帝春心托杜鹃”，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开明王朝建立之后，古蜀国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在整个西南地区，再没有其它国家能够与它抗衡。开明王朝共传了11世，计12王，其中传到开明9世时，他把王都迁到了今天的成都。 　　从望帝开始，四川的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丛帝的兴修水利，则使农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能正是有了望丛二帝奠基式的工作，也才有了后来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的基础。为了纪念望丛二帝的恩泽，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当地人就建立了望丛祠。望丛祠内，清代文人姜国伊所撰的一副对联深情地追述了望丛二帝的功勋： 　　巫峡西回，断崖猿声留胜迹。 　　岷江东去，故宫鹃魄认前朝。 　　每到农历端午节，望丛祠都要举行隆重而热闹的望丛歌会，这是全国惟一的汉族歌会。歌会所歌唱的内容，除了对望丛二帝的礼赞，也包括对农业丰收的祈望。 　　古蜀国的王城遗址今天还有据可证。在郫县城北的鹃城村，有一道长长的浅岗隆起于平原之上，它就是古蜀国王都的城墙。泥土中，偶尔还能找到秦代以前的陶器碎片，它们曾经见证了古蜀国的兴衰成败，起承转合。而今，当年人烟稠密的王都，已经成了农田。一座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杜鹃城的石坊，也已在上个世纪拆毁。历史的遗迹正在被时光的脚印抹去，只有幽深的线装书里，还记载着先人的悲欢离合。 打造天府之国 　　 　　 　　我们都知道，天府之国是四川的别称，它因为物产丰富而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府库。但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天府之国原先是用来指陕西关中的。秦末，张良在对刘邦献策时提到了“天府之国”，那就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 　　直到东汉末年，当颠沛流离而又雄心勃勃的刘备前往隆中向年轻的诸葛亮请教时，诸葛亮在这场著名的隆中对里，提出了先占领四川而后图天下的大计。其中，他明确地把“天府之国”的美称第一次加到了四川头上：“天府之国，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从那时到今天的1800年间，“天府之国”都是四川的一顶桂冠，而为了打造“天府之国”这顶桂冠，我们的先人曾耗费了数百年的时间。 　　一切，还得从开明王朝后期说起。 　　丛帝是开明王朝的创立者，也是一代明君。但正如诗人海涅所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丛帝的后人开明12世就是这样一只败家的跳蚤。 　　开明12世继位任蜀王期间，蜀国由于多年承平，国家势力还相当强大。在与北面强邻秦国的几次边境战争中，都以蜀军的胜利而告终。可就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历史要毁灭某个人时，总是先给他炙手可热的权势。很不幸，这一次历史准备毁灭开明12世和他的蜀国。 　　开明12世身上几乎集中了昏君的一切毛病：对金钱的贪婪，对女色的沉溺，对权力的滥用。为了供其享受，他大兴土木，修建了七宝楼和望妃楼等著名的建筑，这些建筑均用珍珠为帘。可惜，时过景迁，这些建筑连一丁点儿痕迹也没给我们留下来。 　　四处游荡作乐也是昏君的重要标志。开明12世在位期间，他建造了豪华的鹦鹉舟作水上交通工具。他出巡时，除了文武百官相随外，还有大量后宫美女和警卫部队，沿途所经过的地方必须提前准备好所需的一应物品，否则地方官格杀勿论。 　　有一年，开明12世兴之所至，北巡到了与秦国接壤的汉中一带。在组织了一次由上万名士兵参与的围猎后，他给秦王写了一封十分无礼的信。信中，开明12世傲慢地说：我将在褒地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来看看，我会接见你的。要是不来，也就罢了。 　　当时任秦国国君的是秦惠文王，这是一位对地处西北边陲的秦国迅速崛起并最终统一天下起过重要作用的贤明之君。接到开明12世的信后，他不顾官员们义愤的阻挡，决定低调地前去与开明12世相见。 　　在开明12世旨在炫耀力量的军事演习上，秦惠文王一行把蜀国军队的编制、列阵和装备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而开明12世却以为自己的声名已经足以令被称为虎狼的秦国低首。 　　当开明12世在偏安的蜀国继续着他的妇人醇酒的腐朽生活时，北方的秦国正在为了统一中国而厉兵秣马。公元前4世纪末，秦国朝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秦国到底应该以何种方式统一天下？诸多不同意见中，大将司马错的主张得到了秦惠文王的首肯。司马错的主张就是先攻占蜀国，利用蜀国占据长江上游的地利，再顺江而下消灭强敌楚国，最终完成消灭诸侯的重任。 　　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秦国相比，蜀国肥沃的土地和殷实的财富不能不令秦国君臣动心。当秦惠王和司马错等人在咸阳的宫中为统一天下而彻夜不眠时，蜀主开明12世的昏庸和蜀国的富庶以及战略地位的重要，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个古老的小国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就在秦国军队准备讨伐蜀国时，开明12世的弟弟苴侯图谋政变，他暗中交结巴国，企图夺取王位。事情泄露之后，开明12世和苴侯以及巴国之战发生了一场战争。巴国不敌，向秦国求救。这种事情就像打瞌睡时有人主动送上枕头，秦国君臣大喜过望。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在大将司马错和张仪的率领下，沿着崇山峻岭中一条名叫金牛道的崎岖小路逶迄南来。这条被叫作金牛道的古道，是从蜀国通往秦国的是重要通道，它北起陕西勉县，经阳平关到白水关，再到广元昭化，然后南下剑门关到达成都平原。关于这条重要通道的来历，有一个近乎于神话的故事： 　　据说，秦惠王派工匠造了五头石牛，放在与蜀国接壤的边境山上。每天晚上，他都叫人到牛屁股后面倒上一筐金子，第二天再派人把它们收拾回去，并向人宣称，这是五头神牛，天生就能拉金子。 　　这件事被开明12世得知后，这个贪财的家伙派使者前往秦国，向秦惠文王讨要这五头金牛。秦惠文王立即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运这五头牛回四川，开明12世派出了五位力大无穷的大力士（也就是李白诗中所说的五丁）前往搬运。 　　石牛运回蜀地后，开明12世发现它们根本就不会拉金子。生气之余，开明12世又命五丁把石牛给秦惠文王运回去，并责备秦惠文王骗他。由于巨大的石牛两番在秦蜀之间的山地通行，原本茂密的森林也被踏出了一条大路，这就是金牛道。用五只粗笨的石牛，秦惠文王顺利地打开了通向蜀国的门户。 　　当然，传说并不是信史，五丁开山的故事不过是后人的附会而已。历史的真实是，秦蜀之间虽然横亘着秦岭、米仓山等高大陡峭的山脉，但自古以来其实就一直有一条险要的小径相通，它既是一条文明的走廊，也是一条军事的秘径。 　　秦军入侵的消息传到蜀都后，开明12世带领军队仓皇迎战，在葭萌关（今广元昭化）一战，蜀国大败，开明12世率残部南逃到彭山，最终为乱军所杀。开明12世的太子则在彭州白鹿山战死，只有另一个名叫泮的儿子领兵三万从云南逃到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并在螺城（今越南东英县）建立了一个新的小国家，自称安阳王。这个小政权由于远离中原，又存活了一百多年，到了后汉时被南越王赵佗所灭。 　　开明12世的身死，标志着古蜀国精彩或荒诞的历史剧到此划上了一个苍凉的句号。从此，四川除了在几次分裂时代独立为王国外，它已经正式成为中原王朝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 　　统一的需要高于一切，对秦国君臣来讲，消灭蜀国，意味着完成了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如何把蜀国建设为消灭其它诸侯的后方基地和战争跳板。 　　公元前310年注定是一个应该被记录于四川史册的年头，这一年之前，古蜀国虽然先后有几座“都城”，但这些都城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至多不过是稍大的村落而已。没有城墙，没有城门，只有一些木头或泥土围成的矮墙。在战争年代，它们又如何能够抵挡万马千军的冲锋呢？ 　　这一年，由张仪主持，秦国正式修建成都城。史称，张仪此次建设成都城是：“与咸阳同制”，意思是说，成都城采用了和秦都咸阳一样的规模，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国上下对蜀国的重视。 　　今天，还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成都有一个别名叫龟城。这个名字的由来，和张仪初建成都城时的一个传说有关。 　　据传，张仪修城之初，民工们所筑起的围墙屡建屡塌，张仪为此心烦不已。这天，他在 　　城墙工地皱着眉头发愁时，突然看到前面的江边有一只很大的乌龟在慢慢地爬着。张仪觉得那乌龟的眼神很特别，像是一位思考的哲人一样深邃而冷静，就不由自主地跟着乌龟往前走。走了好长一段路，那只乌龟突然双眼一翻，倒在地上死了。张仪感到万分奇怪，就向当地的一个老人打听，老人告诉他，这是一只神龟。如果沿着乌龟爬行的路线筑城墙，就一定不会再倒塌。半信半疑的张仪按照老人的指点，沿着乌龟的足迹筑墙，城墙果然再也没有倒塌。于是，人们就把龟城的绰号送给了成都。这个故事曲折地向我们说明，先秦时代的成都是一个水灾颇颇发生的地方，我们的祖先在和乌龟争夺地盘。 　　竣工后的秦代成都城分为大城和少城两部分。其中先完成的为大城，也就是乌龟所指引的路线筑起的那座城，城周12里，城高7丈，城上驻扎着来自秦国的军队。筑好大城之后，张仪又在旁边筑了少城，与大城的军事和政治功能相比，少城更多的体现于商业和安居。当一旁的大城里传来秦军士兵们操练时兵器击打的叮叮当当之声时，少城里传来的则是婴孩的啼哭和商贩的叫卖。当少城的声音渐渐成为成都的主流时，四川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道霞光。 　　让这第一道霞光成为满天朝阳的，我们不能忘记续张仪之后的秦国蜀守李冰。李冰任蜀守期间，天才地设计并修建了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人类的智慧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关于都江堰，详见后面有关章节）。 　　都江堰建成之后的20多年里，秦国先后向四川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前后共有10多万秦国人越过秦岭安居四川。这些祖辈生存在缺水的陕北高原的移民带着浓重的乡愁抵达成都时，他们惊喜于四川那无处不在的流水了。这种开发式的移民，既促进了蜀地的发展，也让在黄土高原上艰难谋生的秦国人有了安居的乐土。这些移民中，后来出现了有史料记载的蜀地第一代大富商。其中最著名的首推西汉初年的卓氏家族，这个家族曾出了个比富商更著名的才女卓文君。 　　虽然一直到西汉，天府之国的桂冠还没有加冕于四川头上，但秦汉之际的四川，它在全国的地位已经相当重要。相对于历史而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相对于个人而言，历史又总是由无数的个体创造的。从秦灭古蜀国到张仪修建成都城，再到李冰修建都江堰，以及后来的文翁治蜀，一代代人前仆后继的脚印都通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盛世和太平。而盛世和太平，它将是天府之国必不可少的两条环线。 　　贴近古老的线装书，我们甚至还能听到我们的先人为此而激动不已的砰然心跳。        含蓄内敛翰墨骨，蕴藉典雅沉香木。 有沉香木，坚如钢筋，香若麝鹿。逐火而烧，香气冲天。沉于东海，千年而产香鱼芳草不断。心坚而质美，外拙而内秀，秉天地精华，化人间污秽，不易得之物也。  痴意 说:      走向边地 　　 　　历代君王中，汉武帝是引人注目的一位。他的引人注目，不仅是他以帝王之尊写下了西汉最优秀的几首诗作，发出了类似于常人的“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感叹，更在于他开疆拓土的巨大贡献。虽然后人也偶有批评他好大喜功，如唐代诗人讥讽的“空见葡葡入汉家”、“武帝开边意未已”，但凭心而论，他的开边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确功不可没。 　　从古蜀国历代君王到秦国蜀守，他们所能统治的地域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到了南边的雅安一带，基本鞭长莫及了，更不要说今天的宜宾、凉山、西昌和阿坝等地。统治那些地方的，是一些风俗、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古代的史书将他们统称为“西南夷”。 　　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建有自己的政权，虽然所统辖的地盘不过汉朝一州大小，但全都过着关起门做皇帝的幸福生活。我们所熟知的夜郎自大这个典故就发生在当时：有一年，汉武帝派使者前往滇地，滇王骄傲地问汉使：汉朝的国土有我的国土大吗？事过不久，汉使到夜郎出使时，夜郎王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由此可见，斯时中原和边地的交往何其贫乏，因而汉武帝开边拓土的诸多事件中，开发“西南夷”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汉武帝的开边拓土，吸引了一大批意欲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有志之士。赳赳武夫的行列中，有一位身材矮小，手无缚鸡之力的四川人。此人既不能冲锋陷阵，也不敢单挑独斗，因为他本是一位失意文人，多年来醉心于汉赋之中。 　　此人就是汉赋三大家之一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年轻时候，他因创作了《子虚赋》而颇有文名，曾经在梁孝王手下当差。梁孝王去世后，司马相如回到了故乡成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临邛（今邛崃）大富翁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两人以琴传意，卓文君深深地为司马相如的才华所打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和司马相如私奔到了成都。 　　卓王孙认为女儿的私奔让自己很没脸面，因而拒绝承认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二人只得在成都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店，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充当店小二，据说他们的酒店就在今天成都的琴台路。只是大浪淘沙，两千多载的时光之后，他们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美丽的传说。 　　后来，卓王孙终于接受了女儿私奔的现实，出资资助司马相如，让他到首都长安求取功名富贵。离开成都时，在城北的一座桥上，司马相如扬着马鞭发誓：如果不能坐上驷马高车，我再也不会踏过此桥。这座桥就是今天成都北面的驷马桥，它是古代成都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 　　司马相如卓越的才华和洋洋洒洒的大赋为他赢得了在长安的名声，汉武帝读了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后，龙颜大悦，封他为郎，留在身边做了一名文学侍臣。 　　但司马相如是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人，他并不甘心做帮闲文人，而历史也给予了他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开发西南夷。 　　那时，今天的广州一带有一个小国家叫南越，分裂于汉朝之外。公元前135年，番阳县令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希望南越内附汉朝。在南越期间，唐蒙偶然吃到了四川出产的枸酱，经过仔细调查，他才知道从四川经过夜郎（今贵州）可以抵达南越。回到长安后，唐蒙向汉武帝建议，可以沿着枸酱运往南越的路线，即从夜郎出奇兵袭取南越。 　　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主张，派出一支一万人的队伍，带着中原的土特产从符县（今合江）出发，直抵夜郎。就是在与唐蒙的会谈中，夜郎王竹多同提出了那个愚蠢可笑的滇王也曾提出过的问题。当他得知自认为广阔无比的夜郎国竟然只有汉王朝区区一个州的地盘大小时，竹多同羞愧之余，爽快地决定内附中原。 　　唐蒙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夜郎，汉武帝割四川的一部分土地，再加上原来夜郎王的土地，设置了犍为郡，治所在今天的酒城宜宾。 　　也许正是唐蒙的功业使司马相如见贤思齐，他想到了成都平原边缘的汶川、邛崃和汉源等地那些还未经王化的“西南夷”，于是他以文学侍臣的身分向汉武帝提出，他愿意回老家四川，为国家开疆拓土。 　　当时，恰好唐蒙在今宜宾、高县和筠连一带修筑一条通往贵州威宁的南夷道，目的是为今后出兵消灭南越做准备。南夷道所经之地大多是崎岖的山地，在没有炸药也没有挖掘机的汉代，全凭人力和畜力，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加上唐蒙性情急躁，动辄军法从事，或笞或杀，当地人民不堪忍受，宁肯自残身体也不愿修路。更严重的是，“西南夷”的一些部落也起而反抗。 　　司马相如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前往安抚“西南夷”，算得上是识时务之举。而西汉向有强汉之称，它的强盛不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在于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恢宏气度。对司马相如的主动请缨，汉武帝愉快地答应了。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公元前129年深秋，司马相如坐着驷马高车回到了故乡成都，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之间。他以诗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严谨，刚柔并济，终于归化了原本如同一盘散沙的“西南夷”。随即，汉朝政府在四川增设了十多个县，通由蜀郡管辖。从此，四川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悉数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除了极少数山高路远之地仍由当地的部落首领统率外，中央王朝的命令可以顺利地抵达巴山蜀水的每一个角落。 公孙述，割剧的悲歌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篇便为我们总结道：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这个论断验诸于历史，历史果然如此。无论统一还是分裂，它们原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历史的魔方总是充满了神奇的变数。 　　可能再也没有比四川成为割据王国次数更多的省级行政区了。著名的三国鼎立和前蜀后蜀不说，单是公孙述因风云际会而第一个在四川割据称帝的传奇，就已令人啧啧称奇。 　　公孙述并不是四川土著，他原本是陕西扶风人，但他的发迹和称帝乃至最后血溅沙场都是在四川，可以说，他一生中最精彩的华彩段落都是在四川书写并戛然而止的。 　　公孙述年轻时曾因祖辈的荫庇出任过地方小官。这些小官任上，公孙述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干练，为此一路升迁，并调到京城长安，出任供皇帝咨询的中散大夫。 　　时势造英雄，公孙述所遭逢的，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西汉末年。西汉末年的成帝、哀帝和平帝都没有子嗣，史家称作“国统三绝”。当时，朝中最有权势的是外戚王莽，王莽别有用心地立了一个婴儿作皇帝，自已则当上了摄皇帝（即代理皇帝，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例）。不久，王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废掉了婴儿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在新朝，公孙述颇受王莽重视，将他派往四川，出任导江卒正，也就是蜀郡太守。在蜀郡太守任上，公孙述政绩显赫，是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最能干的一个。 　　王莽的新朝可笑地坚持复古主义，进行了一系列荒诞的所谓改革，终于导致天下大乱。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有势力的地方官则拥兵自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做起了土皇帝。公孙述就是这众多的土皇帝中的一个。 　　公孙述身上具有一个能干的官员往往附带的那种自负，他认为自己虽然仅仅据有蜀郡之地，但必将像建立商朝的商汤和建立周朝的文王那样，以蚂蚁啃骨头的执着和好运气最终赢得整个天下。于是，公孙述在重创了绿林军之后，自称蜀王，于成都建立政权。到了公元25年春暖花开时节，他割据称雄的野心如同岷江的春潮一样滚滚而来，不可抑止。这一年，他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又称白帝。因为王莽的新朝崇尚黄色，而他必须与之旗帜鲜明地决裂，是故选择了白色。 　　如今长江三峡还屹立着一座著名的古城——白帝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大诗人都曾留下了歌咏它的诗篇。据说，这座城就和公孙述有关。父老相传，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尚未称帝之前，他曾多次看到紫阳城中的一口古井里，有一些神奇的白烟慢慢升起，形成一条龙的形状。公孙述认为这是大吉大利的象征，于是决定从王升格为帝，即白帝。他在大建紫阳城后，便将此地更名为白帝城。 　　动荡不安的乱世，武力能够打碎一切，也能恢复一切，这是公孙述和大多数割据者信仰的真理。称帝之后，公孙述认为要想以蜀郡为基地，进而进取中原，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作后盾。 　　与许多空有野心而没有实力的野心家相比，公孙述要聪明得多。为了扩张势力，他对那些前来投奔的人，一律封官许愿，量才录用。同时大量征兵，而正在为饿肚子发愁的老百姓，只要够条件的，都纷纷加入到了他的军队之中。很快，公孙述就拥有了一支20万人的部队。那时候，成都郊外的演武场上，天天喊声震天，马蹄阵阵，而战鼓伴随着城墙上老兵的长笛在夕阳下悠然传到城中。 　　人数庞大的军队既不能生产，还得花费大量钱财把他们养起来，对蜀郡这个人口并不算多，地盘也并不算大的地区而言，20万军队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到了人民头上。公孙述为了养这支军队，只得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一方面向人民征收重税，另一方面不顾政府信誉，废除了当时使用多年，信誉度很高的汉朝政府的五铢钱，另外铸造铁钱并强制人民使用，以便从中渔利。这种危险的方法终于导致了蜀郡金融的混乱，民间怨声载道。当时的一句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黄牛指王莽，白腹则指公孙述。在人民看来，不管是王莽统治也好，公孙述统治也罢，重要的是恢复旧有的五铢钱，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火烧眉毛的问题。 　　历史并没有给公孙述这样一个从容的解决机会，因为只有统一才是历史进程的主流，任何凭借地利或天时的分裂割据都是短暂的和不得人心的。 　　正当公孙述一面对民间敲骨吸髄，一面大肆任用亲信及子弟为官，从而遭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们的疏远时，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经过十来年的征战，已先后平定了中原，并占领了与蜀郡唇齿相依的陇西，消灭了另一个割据者隗嚣。 　　隗嚣的后台就是公孙述，向来被公孙述当作北方的屏障，然而陇西既失，蜀郡则唇亡齿寒。既平陇，复望蜀，这是刘秀的战略方针，也是后来我们常用的“得陇望蜀”这一成语的由来。 　　公元35年，刘秀决定消灭几十个割据者中的惟一幸存者，即坚守于蜀郡的公孙述。与如同旭日般冉冉上升的东汉相比，偏安成都的公孙述及他的小王国早已是暮气沉沉。腐败和排场已经成为这个小朝廷上上下下的主流，公孙述在成都修建了一座十层的高楼，栏杆全都用名贵的锦缎包裹。 　　公孙述有一个名叫马援的老乡，曾经在隗嚣手下任职，并代表隗嚣出使成都。与老乡相见时，公孙述上演了一出帝王秀：他不但不认马援这个老乡，反而要他对自己行帝王之礼。马援深为失望，对手下的人说：现在天下还在各中路豪强手中争夺，谁胜谁败尚不可知。公孙述如此自负傲慢，有才干的人哪里会与他共同建功立业呢？向隗嚣汇报时，马援又说：公孙述就好比井底的青蛙，看不到天下的广大，自以为了不起，妄自尊大，我们不如到洛阳的刘秀那里找出路吧。这就是成语“井底之蛙”的来历。后来马援真的投奔了思贤若渴的刘秀，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刘秀讨伐公孙述的大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岑彭率领，从长江逆流而上，再进入岷江。另一路由来歙率领，在甘肃成县附近大败公孙述军队后越过川北的重重大山南下。 　　刘秀方面两支军队势如破竹的胜利引起了公孙述极度的恐慌，为此，他派出刺客成功地刺杀了岑彭和来歙，以为如此就可以阻挡刘秀大军的强攻。但是，两位高级将领的遇刺身亡不但没有让刘秀军队人心涣散，反而加深了对公孙述的仇恨。 　　岑彭的继任者吴汉所率军队仍以水军为主，高大的楼船由长江而岷江，由荆州而武阳，很快就逼近了成都以南的水面。来歙的继任者臧宫与吴汉南北呼应，从北路攻占了战略要地绵阳和绵竹，并分兵袭取了作为成都犄角的彭州和郫县。至此，刘秀派出的两支西征军已经完成了胜利会师，成都成了两支大军合围的一座孤城。 　　决战在公元36年11月的深秋进行。公孙述派部将延岑率军抵挡北面的臧宫，自己则亲率大军于成都南郊迎战吴汉。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成都秋收后的广阔田野上，两支军队从日出激战到日落，多次的往来冲杀使双方将士似乎都杀红了眼。公孙述本人虽已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些年岁，可他知道此战乃是孤注一掷的最后赌博，他不能不身先士卒。激战中，公孙述被吴汉部将一枪刺中胸部，从高大的白马上大叫一声跌落下来。 　　身负重伤的公孙述没有死在战场上，他被侍卫们救回了铁桶合围的成都。当天晚上，公孙述在他亲手所建的高大楼台中凄然死去。是时，城外的刘秀军队连营下寨，鼓角清晰可闻。 　　得知公孙述已经身死的消息后，已无战心的公孙述余部在延岑的主持下，向吴汉军队举城而降。也许是对富庶成都的极度眼馋，也许是对公孙述派刺客谋杀这种不名誉手段的报复，总之，成都举城投降后，这座不幸的城市还是没能幸免于玉石俱焚的结局：吴汉不仅纵兵大掠，还下令烧毁了公孙述曾经苦心经营的宫殿楼台。那些伐自原始森林里用作栋梁的名贵古树，在火光中发出了低沉而连绵的哀吟。在成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是它第一次遭到兵火的涂炭。 　　至此，公孙述以成都为中心的割据王朝划上了一个苍凉的休止符。成都人再也不会看到那位骑着高大白马，一身白袍的公孙述先生庄严得有些夸张地踏过古老街道了。一个割据分裂时代已经过去，四川仍旧归于大一统的中央王朝。至于战争给它留下的创伤，它得花上一些时间去慢慢抚平。        含蓄内敛翰墨骨，蕴藉典雅沉香木。 有沉香木，坚如钢筋，香若麝鹿。逐火而烧，香气冲天。沉于东海，千年而产香鱼芳草不断。心坚而质美，外拙而内秀，秉天地精华，化人间污秽，不易得之物也。  痴意 说:      蜀汉，消失了的英雄时代 　　 　　 　　 　　安史之乱后，漂泊流离了大半生的大诗人杜甫辗转来到了成都。借助友人的力量，他在西门外的浣花溪旁筑起了一座小小的、但足以遮风避雨的草堂。那时候，年过半百的大诗人常常沿着美丽的浣花溪散步，与他的草堂相距不远的武侯祠，曾是他多次散步到达过的地方。在武侯祠，面对同为文人的诸葛亮所建立的盖世功勋，杜甫一定感觉到了心中的那份羡慕和伤感。老杜在他的诗中一再写到诸葛亮，那位经过《三国演义》和众多民间传说加工成了近乎于半神的智者。如：“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戏台上，我们所看到的诸葛亮是一个摇着羽毛扇的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他挥动羽扇的过程中，对常人而言难于上青天的问题已经找到了解决的答案。他聪明机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能够向上天借来冬季原本不可能有的东风，如此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周瑜想用火攻却无风可用的难题。不过，这些戏台上和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多半源自小说家罗贯中的拔高和后人出于景仰而搞的附会。所以鲁迅先生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类妖”――过犹不及，把诸葛亮的才智太过拔高，已经有把他妖魔化的危险。 　　幸而我们知道，在真实的历史的河流上，曾经有过的诸葛亮不是一个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魔法师，而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同时也愿意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杜甫在郁郁不得意中怀念的诸葛亮时代，那是一个英雄时代，一个令后人景仰的群雄争霸的英雄时代。 　　三国鼎立，豪杰并起，魏蜀吴这三个割据王国之中，诸葛亮所投身的蜀汉，其地盘和势力最为弱小，但它幸运地拥有了“人和”这一法宝，从而能与曹魏的“天时”，孙吴的“地利”分庭抗礼，上演了一出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与和平的传奇。在蜀汉这个消失了的英雄时代，对四川最具影响的人物并不是开国皇帝刘备，更不是他的继任者刘禅，而是作为蜀相的诸葛亮。 　　遥想当年，当刘备以一个织草鞋的手工业者的卑微身份起兵后，八方遭难，多次如同丧家之犬一样不得不带着一帮有勇无谋的武将四处投奔他人，从公孙瓒到吕布，到曹操，到袁绍，到刘表。直到诸葛亮的出现，直到47岁的刘备虚心向27岁的诸葛亮讨教天下大计，刘备的局面才得以打开。 　　腐败的东汉王朝的覆灭是迟早的问题，诸葛亮在隐居南阳的岁月里，早已策划下了如何收拾残局并建立霸业的方案。当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这位比自己年轻20岁的青年时，诸葛亮为刘备指出的道路就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根据地的首选就是“天府之国”四川。“天府之国，沃里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正是诸葛亮，第一次明确把“天府之国”的头衔加在四川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不仅是曾经的蜀汉丞相，还是四川的知音。 　　果然如同诸葛亮预计过的那样，随着对四川的控制，刘备集团走上了蒸蒸日上的上升之路，织草鞋的手工业者刘备终于建立了自己梦想的王国，从而与中原的曹魏和江南的孙吴呈三足之势。 　　今天四川的某些边远地区，仍有不少人喜欢用一块白布包在头上。相传，四川人曾经普遍有这种头包白布的习俗。究其根源，则是起源于我们的先人为诸葛亮之死而人人戴孝。也许这只是一种传说，但这个传说同时也表明，诸葛亮在四川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这种崇高地位的获得，和他治蜀期间的政绩一脉相承。 　　现在，让我们用粗线条构画一下蜀汉建立前后的重要事件：公元208年，初步平定北方的曹操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扫平江南，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在著名的赤壁大战中，曹操被孙刘联刘军击败，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刘备在控制了荆州的基础上，打算按诸葛亮的既定方针西取益州，也就是天府之国四川。 　　就在师出无名之际，昏庸无能的刘璋竟然向刘备发出了正式邀请，希望刘备前往益州帮他北伐张鲁。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一邀请无疑是引狼入室，好比把黄鼠狼请到鸡窝里做访问学者，它直接导致了刘璋的垮台。 　　公元211年，刘备留下诸葛亮和关羽驻防荆州，自率一军抵达成都北部屏障涪城，即今天的绵阳。在那里，刘璋与刘备握手言欢，相互饮宴达百余日。但刘璋给刘备增加了军队并补充了粮草之后，刘备却迟迟不肯北伐张鲁。不久，他借口刘璋杀死了建议迎他入蜀的张松，引军南下，攻取涪城之后又与事后赶到益州的诸葛亮合围成都。刘璋在极度的追悔中出城投降，于是刘备从此据有益州。 　　公元217年，刘备进军汉中；两年后，自立为汉中王。又两年后，也就是221年春天，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国号汉，史称蜀汉，诸葛亮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此时，蜀汉集团的势力达到了巅峰。 　　但是，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刘备即帝位后率军出征东吴，以报东吴方面袭杀荆州守将关羽并夺走荆州要地之仇。一生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这一次一意孤行，拒绝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苦苦规劝。随后的吴蜀夷陵大战，刘备大败而归。公元223年4月，刘备称帝仅两年后的又一个春天，当杜鹃花开满永安宫外的崇山峻岭时，刘备走完了从织鞋小贩到蜀汉君主的一生。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位，时年17岁，史称后主。历朝历代皇帝中，后主的无能与懦弱数一数二。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今天的成都市有一个区叫武侯区，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建丞相府，政事无论大小，均由诸葛亮决断。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君主年少而重臣在朝时，往往容易祸起萧墙，变乱频生，史家们把这种现象叫做主少国疑。但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不仅令当时之人感动，也令我们这些后人感动。与诸葛亮一同成为刘备顾命之臣的李严曾劝诸葛亮像曹操那样，趁着后主年幼，进爵封王，以便将来能自立为蜀汉之主。这一建议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辞拒绝。 　　诸葛亮在他著名的《出师表》中曾经深情地回顾了他追随刘备的前因后果，并指出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事实也正是如此。正是有了诸葛亮治蜀的雄才大略，才使蜀汉能够在三足之势中以弱小的国力支撑40余年。 　　诸葛亮治蜀采取了三项基本措施： 　　第一是修复了因刘备出兵而已告破裂的与东吴的盟友关系。联吴抗曹始终是诸葛亮坚持的一项重要策略，这一基本国策的结果使蜀汉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能够与东吴共同抵抗北方的强敌曹魏。 　　第二是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史称“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由于多年战乱，四川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到了蜀汉初年已经千疮百孔，诸葛亮对都江堰进行了较大的修复之后，还派出一支军队常年护堰，并设置了专职的堰官，这也是历朝历代在都江堰设堰官之始。四川历来以栽桑养蚕出名，诸葛亮大力发展蚕桑，设置了专门管理织锦的锦官，成都后来有了锦官城的别称，也是源自于此。 　　第三是平定南中叛乱，使蜀汉有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南中诸郡在刘备东征孙吴时，受孙吴策动而叛乱，严重威胁着蜀汉后方。诸葛亮执政后，恢复了和孙吴的盟友关系，也就切断了南中的外援。经过两年调养后，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率大军兵分三路征伐南中。此次战争中，诸葛亮对叛军首领孟获采取攻心战术，七擒七纵，终于使其心悦诚服，表示永不再叛。　　　 　　北伐中原、恢复汉室是诸葛亮的一贯主张。初步安定了蜀汉后方，诸葛亮从公元227年春天开始，先后五次进兵征讨曹魏。民间说他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其实乃是小说家言，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公元234年春，诸葛亮率军10万，由斜谷道出武都，据五丈原与魏军对峙。当年八月，秋风遍地时，诸葛亮在军营中病逝，年仅54岁。 　　关于诸葛亮这五次北伐的功过，历史上曾有过不少争论。一些人认为，由于诸葛亮师老无功的北伐消耗了蜀汉的国力，导致了三国之中蜀汉最先灭亡；另一些人则认为诸葛亮的北伐乃是以攻为守，虽然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但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所以大诗人杜甫诗中才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 　　其实，诸葛亮北伐的功过暂且不论，单是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已将他升华为那个消失了的英雄时代的大英雄。 蜀中已无诸葛亮 　　 　　 　　 　　 　　将星陨落，大树飘零。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的消息传到成都，蜀汉上下一片悲声。诸葛亮生前所担负的军政职责，由蒋琬、费祎和姜维等人分而担当。但是，无论是政治能力还是个人魅力，这些续任者们都无法与诸葛亮比肩。蜀汉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当诸葛亮这位最优秀的掌舵者死后，立即险相环生。 　　后主刘禅与诸葛亮的关系耐人寻味。刘备临终将刘禅托付与诸葛亮，曾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一定能安邦定国，统一天下，如果太子可以辅助，你就辅佐他；如果无法辅助，你就自立为君吧。我们无法判断刘备的这一席话到底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还是政治手腕，但它所产生的结果都一样，那就是诸葛亮只会对蜀汉王朝永远忠心而不可能另生异心。 　　终其一生，诸葛亮被刘禅称作相父，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诸葛亮这位杰出而又事必躬亲的相父面前，刘禅身为蜀汉之主，但所起的作用十分弱小，只有当诸葛亮去世之后，刘禅才真正拥有了帝王的权力。 　　可惜，刘禅有了帝王的权力后，对蜀汉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场灾难。刘禅的昏庸无能为我们留下了“扶不起的刘阿斗”这句民间俗话，170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还在被我们用来喻指某些无能的人。 　　君主如果只是无能，也还不是完全不可救药；不可救药的是刘禅在无能之外还加上了昏庸。刘禅的昏庸在诸葛亮执政时没有机会表现出来，当蜀中已无诸葛亮，再没有了这位伟大相父慈父般的教导，刘禅身上的人性之恶开始渐渐显现出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颓废也。”然而，诸葛亮的声音犹在耳畔，刘禅已经重蹈了后汉的覆辙：对宦官黄皓的宠信，对小人陈祇的重用，对巫师的言听计从，种种昏君的特性表露无遗。 　　没有了诸葛亮的规劝，没有了诸葛亮的文治武功，蜀汉已经日薄西山。当大将军姜维不得不因得罪了宦官黄皓而屯兵沓中避祸时，刘禅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当时东吴的使臣来到成都，看到的是一幅亡国景象：“朝无直言，民有菜色，而不知祸之将至。” 　　三国之中，独霸北方的魏国最具统一天下的势力。随着司马氏对魏国政权的控制，司马家族统一天下的事业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衰弱的蜀汉则不幸被司马家族选作了统一天下的第一步棋。 　　公元263年8月，魏国相国司马昭命大将邓艾和钟会等人兵分五路伐蜀。驻守于沓中的姜维闻讯后立即上表后主刘禅，请求调兵防守。但刘禅对这些来自边关的告急文书一律置之不理，因为黄皓为他推荐的巫婆已经告诉了他：“陛下您就安心地在宫中享福吧，数年之后，魏国的所有地盘都将属于您。” 　　姜维孤军在外御敌，害怕成都有失，于是退军回到剑阁，依据剑阁险阻与魏将钟会和邓艾相持。魏军将领邓艾也是当时的一代名将，他决定另辟蹊径，采取偷袭的办法进入成都平原。邓艾率领一支军队经过极其艰苦的跋涉，在死伤过半的情况下，终于从小路偷渡阴平。所谓阴平，是一条古道路名，从甘肃文县穿越岷山，经过平武、江油绕出剑阁以西。 　　当邓艾的奇兵如同神兵天降一样出现在江油关时，蜀军守将马邈不战而降。消息传到成都，刘禅终于慌了手脚，他在匆忙中派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阻击。但无论是军事才能还是政治能力，诸葛瞻都无法与他的父亲诸葛亮相比。他对蜀国的忠义之心并没有能够阻挡邓艾大军的步伐：绵竹战役中，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双双战死沙场。诸葛亮和他的子孙都为蜀汉的江山流尽了血管里的最后一滴鲜血。 　　绵竹既破，邓艾军队已经进入了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而不明真相的姜维还远在剑阁与钟会苦苦相持。 　　该年11月，刘禅在成都召开了他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刘禅既不同意撤往蜀国的南方据守，也不同意到东吴流亡，他想到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降。 　　邓艾接受了刘禅的投降。刘禅让人把自己捆绑起来，然后再叫人抬上一口棺材，率领蜀汉文武官员，出成都北门十余里，和邓艾一起上演了投降仪式，同时命令各处蜀军放弃抵抗，一律投降。 　　从刘备建立蜀汉到刘禅出城投降，蜀汉这个割据政权存在了45年。 　　在蜀汉灭亡过程中，发生了一起惨烈的插曲：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不愿投降，在劝说刘禅进行抵抗无效的情况下，他杀死妻子和三个儿子后，自刎于祭奠刘备的昭烈庙中。 　　从历史记载可知，这座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历代都曾多次维修或重建。但是，除了正规的史料上把它叫作汉昭烈庙外，民间给予了它另一个名字，那就是武侯祠。武侯即诸葛亮。这种有趣的名称变化，从中不难看出民间对诸葛亮的敬仰。武侯祠里，塑有两米多高的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的塑像――众多的塑像中，没有刘禅的一席之地，据说以前曾经有过，但到了明清，后人认为刘禅昏庸误国，把他请下了神殿，代之以他那位刚烈自杀的儿子刘谌。香火弥漫，古意盎然，一个消失了的英雄时代被后人用艺术的方式留存下来。        含蓄内敛翰墨骨，蕴藉典雅沉香木。 有沉香木，坚如钢筋，香若麝鹿。逐火而烧，香气冲天。沉于东海，千年而产香鱼芳草不断。心坚而质美，外拙而内秀，秉天地精华，化人间污秽，不易得之物也。  痴意 说:      流民王国的兴衰 　　 　　　　 　　 　　 公元298年是个凶年。那时候，统治中国的王朝是西晋，也就是司马炎灭掉了蜀汉和孙吴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王国。那时候，西晋王朝的最高领袖是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后来的谥号是晋惠帝，但即使我们用显微镜观察，也没法从他的身上看到一星半点惠的迹象。 　　西晋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一般而言，统一的帝国总是享有较长的统治期，但西晋是个例外。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司马衷是个著名的白痴，关于他的白痴故事，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最有名的两个。其一：司马衷听到池塘里的青蛙叫，问左右的官员：它们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左右只好搪塞这个白痴：在公家的池塘里叫的，是为公家叫；在私人的池塘里叫的，是为私人叫。其二：司马衷听说人民因为没有饭吃而纷纷饿死，竟然吃惊地问：既然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 　　皇帝的昏庸无能，必然导致众多有势力的野心家对皇位蠢蠢欲动。这些野心家中，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离权力中心最近，从而也最有机会的一个。正是在这个矮胖女人的折腾下，西晋从公元291年开始，陷入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司马家族的八个王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纷纷起兵，一会儿你杀我，一会儿我杀你，把大半个中国都变成了血腥的屠场。除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均在战乱中横死外，大量无辜的百姓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流离失所，整个中国陷入了比三国争霸时更混乱的乱世之中。 　　之所以说公元298年是个凶年，不仅它正处于八王之乱的中期，还因为这一年的北中国大多数地方都遭受了可怕的饥荒和瘟疫。为了在乱世苟全性命，人民不得不逃离家园，企图找到一块可以得到温饱的土地。 　　甘肃的略阳和天水一带的六个郡是灾区的重中之重，除了少数走不动的老人，大多数人都拖着因饥饿和疾病而奄奄一息的身子向南方流浪。连绵不断的流浪队伍中，有一个人叫李特，虽然当时他还藉藉无名，但机遇已经把他推向了历史舞台，他注定要成为这些流民中惊天动地的人物。 　　李特（？――303），字玄休，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人，他不是汉族，而是一个叫做氐族的古老民族的后裔。李特的祖上原本居住在宕渠，即今天的四川渠县，故又称巴氐。李特的家族是略阳有名的望族，家道殷实，在族人里享有较高的声望。 　　一旦连李特这样的望族子弟也无法生存，可以想象一般平头百姓的生活该有多么的困难。这样，在席卷半个中国的流民潮中，李特也带领由氐族人组成的一支流民家族，从甘肃辗转来到了益州。 　　天府之国四川比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略阳要好一些，李特和其他流民们慢慢安顿下来。他们多半以卖苦力或是做小商贩的方式，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虽然也很艰难，但到底要比在家乡活活饿死好得多。 　　3年以后的公元301年，腐败的西晋政府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突然下令要求全国的流民都必须从暂住地返回故乡。在执行朝廷的这道命令时，短视而贪婪的益州刺史罗尚认为这是一个天赐的发财机会，下令在他的辖区内遍设关卡，当流民从这些关卡经过时，守护关卡的官兵便将他们随身所带的钱财搜刮一空。至此，流民们愤怒地发现，当他们在面对北方的饥荒仍然没有丁点好转，八王之乱还在继续，而自己那点可怜的钱财随时可能被罗尚巧取豪夺时，他们要么在回老家的路上饿死，要么就是揭竿而起。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真理。流民们在官逼民反的情况下选择了造反，而领导这些流民造反的，就是那位略阳乡下的农民李特。 　　流民起义的队伍如同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扩展到了几万人。公元301年秋天，李特率流民义军2万余人进驻赤祖（今德阳境内），与广汉太守辛冉率领的3万政府军队展开激战。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出人意料地以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且数量占劣势的流民义军的胜利告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表面强大的西晋政府已经是外强中干。 　　赤祖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流民义军，他们共同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益州牧。也就是说，由于再也活不下去而纷纷加入到造反者行列的流民们，他们已经不再承认西晋政府，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 　　李特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才干，他就任镇北大将军和益州牧后，学着当年刘邦的样子，与蜀人也来了个约法三章。同时一面打开官仓赈济灾民，一面训练军队，准备迎战随时可能卷土而来的政府军。 　　李特这些简单而有实效的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遭受压榨已久的流民和当地土著都纷纷加入到了李特的队伍中，父老们还编出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次年，李特在绵竹大败罗尚军队，成都以北的大部分土地被流民义军攻占，罗尚只得退据成都自保。公元303年，李特开始了攻打成都的战役。攻下了成都少城之后，因军粮不济，李特散众就食，也就是把相当一部分部队派往周围县邑，以便解决吃饭问题。不想，这一举动使李特遭到了杀身之祸：罗尚采用偷袭的方式进攻李特，李特不幸阵亡。 　　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继续攻打成都。303年冬天，在流民义军两年之久的攻打之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益州牧罗尚率少许军队突围而逃，成都落入李雄手中。304年10月，李雄自立为成都王。两年以后，即306年，在范贤等人的拥戴下，李雄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成。后来李雄的弟弟李寿即位时，曾改国号为汉，故历史上把这一政权合称为成汉。成汉是第一个从西晋帝国里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它与随后的十多个割据政权一起合称十六国。 　　与其父李特相比，李雄更具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李雄称帝后，他宣布废除西晋时期的种种法律，只与人民约法七章，像他的父亲李特约法三章一样，用简单而有实效的方法统治益州。李雄当政的31年里，他减轻人民负担，所收的田租远比西晋时低，至于向人民征收的实物，如绢和丝绵，更比西晋政府少得多。与此同时，他积极开疆拓土，极盛时期，成汉的国土东至巴东，西抵岷江上游，北达汉中，南及云贵高原。十六国里，成汉的疆域要算比较辽阔的一个。当中原的西晋一片民不聊生的惨状时，经过李雄的治理，益州却是一派世外桃源的繁荣昌盛。 　　古人早有断言：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李雄死后，其弟李寿即位。与父兄相比，李寿是个不折不扣的昏暴之君。他一面大修宫室，大肆选美，以满足个人的欲望，另一面则一改李雄时期开明宽宏的政治策略，企图用严酷的法律来加强他的统治。最终的结果却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好不容易等到李寿寿终正寝，但是，李寿的儿子李势比他的父亲更加残暴，也更加荒淫，安定了30多年的益州重又陷入了乱世的怪圈中。 　　早在李雄时期，西晋帝国就已经在多重打击下灭亡，司马家族的司马睿南逃到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一个偏安的王朝，那就是东晋。当成汉在李寿和李势父子的折腾下奄奄一息时，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的东晋已经有了征伐成汉这种割据王国的力量。 　　公元347年，东晋派出荆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率兵攻打成汉。桓温的军队溯长江而上，通过长江三峡进入了成汉地盘，驻守在川东的镇东将军李位向桓温投降。此后，桓温留其部将与成汉守军相峙于乐山一带，他则自带一支轻骑昼夜兼程飞赴成都。在成都郊外，桓温三次击败成汉军队，成汉末代皇帝李势匆忙弃城逃往广元昭化。在那里，穷途末路的李势听从了随行官员的劝谏：向桓温投降。作为割据蜀中的末代皇帝，李势最终的命运与刘禅颇为相似：他们同为投降的亡国之君，都被胜利方带回各自的首都，安排了公侯之类的爵位，最后客死他乡。 　　桓温是东晋名将，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他相当多的轶事。从其中一则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名将身上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桓温北伐经过故乡时，看到早年种的小柳树已长至十围，于是为之流泪，发出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著名感慨。 　　但是，在对待平定成汉的问题上，桓温一点也不浪漫，完全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认为成都由少城和大城两座互为犄角的城池构成，易守难攻，容易被人利用来割据。于是，他下令　拆毁了少城，只留下一座单一的大城。 　　　　桓温灭成汉后，益州仍不断有人起事，如范贤之子范贲自立为帝，与东晋对抗，直到几年后才被东晋派出的军队所灭。相传，早在范贤活着时，他就预言了李雄家族和自己的家族将要遭到劫难，为此，他给他的后人们安排了一个隐居之所，那就是獠泽。据说，这个地方就在离青城山不远的汶川县水磨村。 一个唐代商人的典型生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不是生病或是不在成都，每一个清晨，天才刚刚亮，谭和甫就会在晨鸡的啼叫里醒来。梳洗之后，下人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简单的早餐。早餐之后，谭和甫就坐着那乘青色的小轿，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着，从位于浣花溪畔的谭府前往城中的谭记商号。一路上，溪水潺潺，花木繁荫，一条条通往城里的大道上，三三两两的人流漫漫汇聚到了一起。初升的太阳下，伟岸的城门楼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谭记商号地处成都闹市，高大整齐的几间铺子里，20多个伙计早已忙个不停。这是一家经营多种蜀地土特产的老字号，几个相邻的门面，分别主营着酒、茶、丝绸和纸张。伙计们热情的招呼声中，谭和甫慢慢坐了下来，一边喝着上等的蒙山清茶，一边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作为一个生意人，谭和甫喜欢这种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唐代的成都商人，谭和甫为成都感到骄傲。 　　唐代的成都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成都所在的益州，在当时天下各州郡的排名中位列第二——扬一益二。扬是江南的扬州，自古以来就是烟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益州则以它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雄居第二。 　　短命的隋朝被唐朝取代之后，四川被划分为剑南道东川、剑南道西川和山南西道，合称剑南三川，简称三川，与我们今天四川的称呼，似乎只差一级台阶了。 　　谭和甫亲眼见证了唐代四川和成都的繁荣。谭和甫的老家并不在成都，而在成都平原西部的郫县，那里距成都还有半天的路程。肥沃的土地，勤劳的人民，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多年以来的承平，使郫县这样的小县也颇具盛世景象。谭和甫没事时喜欢吟几句诗，他觉得杜甫先生的那首《忆昔》，写的就是他的老家郫县：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世。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唐代的成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天府之国的美称――它已然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天然府库。 　　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物产，粮食自不用说，更重要的是茶叶的种植。名山和川南的深丘里，到处种满了青青的茶树，采茶季节，漫山都是忙碌的人影在穿梭。与四川相邻的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那里对茶的巨大需求，使雅安等地成了茶马互市的重镇。 　　栽桑养蚕这一古老的传统得到了继续和发展，流经成都的锦江名符其实――织锦的女子们在江水里清洗着刚刚从织机上摘下来的锦缎，锦江成了一条美丽而灵性的河。益州工官窦思伦算得上当时的工艺美术大师，他设计的蜀锦，上面织着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如鸡、羊、凤、麟。这些蜀锦不仅流行于坊间，甚至也是唐朝皇帝们赐给外交使节的礼品。 　　粮食的大量积存也催生了酿酒业。宜宾的荔枝绿酒、成都的生春酒和绵竹的剑南烧春都是当时的名品。四川的美酒正是通过谭和甫们的商号被舟车或人力贩往长安、江南、云南乃至吐蕃。当时四川美酒的名声一点不比今天的所谓川酒六朵金花小，它们中的不少品牌本身就是今天某些名牌的前身。当时的诗人们为四川美酒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句，如：“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此外，四川还有两大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产品走红全国。首先是纸张，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有名于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产的纸张书写。双流用楮树皮制成的广都纸，质优价廉，则是印刷书籍的首选。此外，女诗人薛涛所制的诗笺，颜色深红似芙蓉，大小恰好能写完一首七律诗，被人们称为薛涛笺，当时的文人墨客莫不以能得到此笺为荣。其次是雕版印刷，那时候活字印刷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品多是经书，而四川在这方面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国内现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就出自谭和甫们的成都。 　　丰富的物产决定了成都将是“搬不完的成都府”，而商业的兴盛和城市的发达也成为必然。可考的资料证明，唐代中期的成都，其规模和人口是隋朝时的10倍，如此巨大的发展速度，在古老城市家族中，很少有能够与其相比的。 　　谭和甫的时代，成都和四川的繁荣有目共睹，无数个谭和甫就通过商业走上了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阳关大道。 　　当谭和甫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他并没有后来这样庞大的产业。当时，他在成都还只有一间小小的店铺，经营着采自名山县蒙顶山的茶叶，那茶叶曾经是诗人白居易称道不已的：琴里知闻惟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当地的民谣则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谭和甫经营茶叶的时代，他带着几个伙伴，奔走于从成都到他乡的路途之上。那个承平的年代，按史书的记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因此20多年的行商生涯里，谭和甫竟然没有一次遇上匪盗的机会。 　　都说蜀道难，但唐代四川的交通已经有了了不起的发展。以谭和甫为例，如果是贩运茶叶到江南，那将一点不需要劳动双脚：成都城外的岷江支流上，停泊着发往岷江下游乐山的船只，到了乐山，再转乘往返于长江上的更大的船，可以轻松地抵达数千里外的江南。谭和甫清楚地记得，他喜欢的诗人杜甫曾经写过：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如果是到首都长安，则需要陆路的长途跋涉。不过，这时候的长途跋涉，比起谭和甫的先人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是安全比较有保障，其次则是由于成都是唐王朝的陪都，陪都和首都之间的官道，尽管多是穿梭于山脉之间，但官道的维护仍然不错。如果骑马，只要20多天，就能从成都的驷马桥走到长安的朱雀大街。 　　谭和甫的茶、酒、丝绸和纸张，还有不少销往益州以西的少数民族地区。那时候，从成都到灌县再往西，有一条松茂古道，可以通往汶川和阿坝等地。而另一条商道则更为遥远，它从成都出发，通过雅安，再进入到今天的云南大理等地。当谭和甫的谭记商号发展壮大之后，属于他的商队经年累月地往返于这些古老的商道上。马蹄声声，沿途的村寨已经熟识了那些赶马的伙计。 　　谭和甫并不是一个特例。在盛唐，在幸运的谭和甫们的盛唐，有无数个谭和甫这样的乡间少年，一步步通过勤劳和智慧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商人。而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商业兴旺，城市发达的唐代，即便是商人们，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质。“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凭借《全唐诗》的作者几乎涵盖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层次各种职业这点，我们就能知道，作为一个商人，谭和甫对诗歌和文化的热爱并不只是附庸风雅。多年以后，当谭和甫的子孙们半商半读并在长安的进士会试中榜上有名时；当谭和甫的子孙们也开始刊印属于自己的诗集和文集时，经济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才显得如此深远而广大。        含蓄内敛翰墨骨，蕴藉典雅沉香木。 有沉香木，坚如钢筋，香若麝鹿。逐火而烧，香气冲天。沉于东海，千年而产香鱼芳草不断。心坚而质美，外拙而内秀，秉天地精华，化人间污秽，不易得之物也。  痴意 说:      逃向四川 　　 　　那些从四川北部进入四川的人，当他们的双眼已经看厌了连绵起伏，纵横千里的秦巴山地，突然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成都平原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幸福和侥幸。至少对逃向四川的两个唐朝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来讲就是如此。 　　天宝十五载，即公元756年，这时在位的最高统治者乃唐玄宗，也就是曾经辉煌无比的开元盛世的主宰者。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是故有昔日开元盛世的盛唐气象。但到了晚年，唐玄宗不问政事，宠爱杨贵妃，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基本不问政事的晚年唐玄宗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而被他倚重的李林甫骄横专权，排斥异己，杨国忠则到处搜刮，广受贿赂。 　　自唐玄宗以下满朝君臣的昏庸，想必给那位来自北方的野心家安禄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内心深处萌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安禄山本是胡人，因为善于伪装忠诚并结好杨贵妃及李林辅而深得唐玄宗的喜爱。 　　安禄山当时的职务是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有唐一代，对国家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节度使这个怪胎。节度使原本是边境地区统兵防御少数民族骚扰的边防军将领。设立之初，节度使只能掌管兵权，平时实行屯垦，战时统兵打仗。后来，因为作战的需要，节度使又兼管了所驻地方的行政和财政。至此，节度使的权力已经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尤其是一些节度使的职务，不是由朝廷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是由部将继承，相当于一个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小王国。 　　众多的节度使中，安禄山的权力和权谋都首屈一指。表面上，安禄山经常跑到首都长安，装出对朝廷无比恭顺样子，还认比他年轻得多的杨贵妃为母，由此骗取了唐玄宗的宠信。唐玄宗不仅给予了他越来越大的权力，并对大臣们要他提防安禄山的进谏置之不理。据记载，有一次唐玄宗曾经指着大腹便便的安禄山，开玩笑问他大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安禄山回答说：全是对陛下您的忠诚。另一方面，安禄山在他的老巢积极扩军备战，他在范阳城北修筑雄武城，招兵买马。 　　经过了长达10年的苦心经营后，安禄山认为时机已到，公元755年11月，他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大军南下反唐。与他一同造反的，还有其部将史思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它既是一次让全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内乱，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安禄山造反之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无不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几乎没有遇到过有效的抵抗。更有甚者，有些士卒登上城楼时，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然吓得纷纷坠落城下。 　　唐代有一个著名将领，名叫哥舒翰，曾多年驻守西北边疆，唐诗里有一首诗就是歌颂他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得过临洮。”哥舒翰被命驻防长安门户潼关，他决定采取固守待变的方式。但是，杨国忠和哥舒翰有多年以来形成的矛盾，一再不怀好意地促使唐玄宗下令哥舒翰开关迎战。结果，一代名将遭到惨败，哥舒翰不仅全军覆没，他本人也不体面地作了俘虏。 　　潼关既失，长安已经无险可守，如果再不逃跑，唐玄宗和他宠爱的杨贵妃只能成为叛军的战利品。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后来，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里这样描写了唐玄宗的仓皇幸蜀。我们不知道公元756年正月，当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的消息传到唐玄宗耳朵里时，这位曾比父亲信任儿子更甚地信任着“忠臣”安禄山的71岁的老人心里是何滋味，但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在756年农历六月那个逃离长安的夜晚，唐玄宗一定感觉到了人生的荒诞无常。 　　那个微风吹拂的夏夜应该有一轮淡淡的月亮，月色下的长安城依旧房舍连片，鳞次栉比，依旧是旧时的繁华帝都模样。但是，叛军已经攻破潼关的噩耗一定令满城军民的夏夜之梦充满了惊恐。当整座城市渐渐在恐惧和流言中昏然睡去时，皇宫沉重的大门打开了，一行人悄然从皇宫鱼贯而出，马车和马队在经过了长长的街道之后，终于从延秋门蜿蜓而去。长安远了，只有夜行的灯笼在六月的夜空里闪闪烁烁。 　　逃离长安之时，唐玄宗肯定没有预料到在通往四川的路上将会与他最宠爱的杨贵妃及宠臣杨国忠生死相别。 　　“蜀土丰稔，甲兵全盛”，这就是当时四川在全国的印象，仓促出台的逃亡计划里，四川就是唐玄宗一行的目的地。 　　然而，这又是一次狼狈之极的逃亡。这次避开了白天所进行的夜晚的秘密逃亡，正如史书所说，“妃主、皇孙以下多从之不及”――因为走得急，也因为想要搞得更机密一些，唐玄宗只带了少数卫队和官员，连他众多的后妃和皇子皇孙也有很多人没有通知，就匆匆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途。 　　这支小小的逃亡队伍的前进速度并不快，一则因为入川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二则因为皇帝身边总得有嫔妃随行，队伍想要快也快不起来。一天傍晚，这支如同惊弓之鸟的队伍在一个叫做马嵬驿的地方宿营时，原本就弥漫在卫队官兵中间的对杨国忠兄妹乃至对政府的不满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哗变一触即发。 　　处死杨国忠，这对唐玄宗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但要处死杨贵妃，则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十分踌躇。最终，在高力士等人的劝说下――更有效的劝说其实来自那些哗变的士兵手中寒光闪闪的刀剑――唐玄宗不得不忍痛下令赐杨贵妃自尽。 　　马嵬驿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传奇，也是中国绘画和诗歌一再表现的主题，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但对于一阵大动乱给唐王朝及其治下亿万生灵带来的痛苦，则是任何帝王的爱情悲剧都无法比拟的。 　　当年十月，秋风渐起之时，唐玄宗在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反侧之后，终于走进了成都平坦宽阔的大街。点检随行队伍，只有官员和卫队1300人，宫女则只有区区24人。 　　唐玄宗在成都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这时的唐玄宗已经不再是皇帝了，而是被遥尊为没有实际权力的太上皇。早在唐玄宗逃往成都途中的七月，他的儿子李亨就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作为一种安慰，唐肃宗把唐玄宗避难的成都升格为府，号南京。 　　唐玄宗自公元756年十月到成都，次年年底返回长安，一共在成都生活了1年又两个月。成都的这14个月如何度过的，史书没有给我们写明更多的细节。我们仅仅知道，这14个月里，蜀军曾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哗变，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了。至于哗变的原因，都和唐玄宗等逃亡队伍在成都的穷奢极欲有关。 　　对唐玄宗来说，四川既是王朝的避难所，也是他充满哀伤和疲惫的晚年的后花园。在这座后花园里，他会时时梦见曾经的开元盛世和曾经相约三生三世结为夫妻的杨贵妃吗？当这个后来被梨园尊为始祖的退休皇帝坐在成都行宫的花园里打盹时，历史已经飞速流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留给了过去，而未来的路还在杳不可知的远方。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年唐玄宗逃往四川时，他恐怕不会想到，再过124年，到了他的后裔唐僖宗当政时，这位在历史上总是给人以轻浮之感的晚唐皇帝，还会重复他的祖先唐玄宗的逃亡之路。 　　与唐玄宗的逃亡之路一样，唐僖宗也是从长安逃向四川。对唐王朝来说，四川的存在就像溺水的人在慌乱中抓住的一只救生圈。依靠这只救生圈，他才不至于被强大的波涛吞没，才有凭借它重新上岸的可能。 　　唐僖宗入蜀在公元881年，若依农历，则为880年。这时离唐朝的土崩瓦解已经只有20多年的时间了，因此，唐僖宗入蜀比起他的老祖宗唐玄宗还要凄凉，还要悲惨。 　　已经是腊月初五了，往年的这个时候，长安城里已经有过新年的迹象，达官显贵们已经忙着四处赴宴饮酒了。即便中等人家，也着手准备年货安排新年的日程。但880年的腊月，长安城里满是肃杀之气，这一肃杀之气比起当年安禄山的军队攻破潼关逼近长安时还要严重。 　　这一次兵逼长安的不再是拥兵自重的大军阀，而是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人，多年来举进士不第，公元875年率领数千人在曹州起义，878年，王仙芝死后，黄巢被推为领袖，称冲天大将军。黄巢曾在最后一次落榜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咏菊花的诗，预言他将推翻腐败的唐朝政府：“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公元880年，当黄巢数十万大军攻克洛阳后，迅速向长安的门户潼关进军。当时，朝廷负责京师安全的是一支号为神策军的队伍，但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这支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以外，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当他们得知京师的防务交由宦官首领，也是神策军实际上的控制者田令孜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出钱找贫民作为自己的替身，跟随田令孜上前线。 　　但田令孜并没有亲往潼关前线，他只派出一名副将和一支几千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且只带了几天的粮草。当这支军队与黄巢军队刚一交锋，立即作鸟兽之散。至此，坐困长安的唐僖宗只有像他的祖宗唐玄宗一样选择逃跑了。 　　那是一个严寒的凌晨，天还没有亮，空中飘着细细的冷雨。唐僖宗带着皇后、太子和近侍数百人，骑着马从子城含光殿金光门仓皇出城。比他的祖先唐玄宗还更凄惨的是，由于走得过于仓促，这支由皇帝率领的逃亡队伍竟然没有一兵一卒，不少高级官员天亮后上朝时才发现，他们的皇上已经在一个时辰前弃他们而去。 　　唐僖宗前脚刚走，黄巢后脚就进了长安。幸好黄巢在长安忙于称帝，忙于建立他的大齐王朝，并没有派出追兵。唐僖宗一行得以在路上喘口气，顺便召集了一些从长安溃散出来的神策军队伍。 　　经过半年多的长途跋涉后，唐僖宗于881年6月抵达成都，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亲自出城迎接。 　　唐僖宗在四川的时间长达4年，比他的老祖宗唐玄宗长了一倍多。蜀花四度开，蜀潮四度起，公元885年，唐僖宗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长安了，这时逼他南逃的黄巢已经在虎狼谷兵败自尽。唐僖宗一行挥手作别了曾庇护过他的巴山蜀水，但此时的长安已经不是彼时的长安了，破败，萧条，战争的创伤让这座千古名城已经远远落在了成都之后。 牛贩子的小王国 　　 　　纵观四川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公孙述在蜀中称帝，其后有刘备的蜀汉，李雄的成汉，以及五代时的前蜀和后蜀等几个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国运不长，没有任何一个的统治时间超过半个世纪。而且，其中的蜀汉和前蜀后蜀，都是二世而终。蜀汉、前蜀和后蜀这三个割据王朝，同时还有另一个相同点，那就是父辈艰难创业，子辈则荒淫无道，父辈是开国之君，子辈则成亡国之君。 　　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曾经面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这种呐喊对若干出身贫寒而又渴望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讲，既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提醒。前蜀王国的开国之君王建，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低微而最终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的人。 　　王建不是四川人，他的老家在北方的许州（今河南舞阳）。王建年轻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间二流子，他维持生计的方法不是像父辈那样埋头于黄土，而是靠给人杀牛，有时也顺便偷偷乡亲们的驴子，间或还冒着杀头的危险贩卖私盐（封建社会里，盐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贩卖私盐就像今天贩毒一样，是国家法律严厉禁止的）。乡亲们都看不起这个不务正业的青年，因他姓王，又排行第八，于是给他取了一个不雅的外号：贼王八。当王建奔走于北方的乡间给人杀牛时，如果有人说他今后会有远大前程，不仅别人不会相信，恐怕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但时势造英雄，更何况，王建身上除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外，也有他出众的一面，比如他长相英俊，身强力壮，虽然大字不识，却能审时度势。 　　王建年轻时，黄巢起义如火如荼地席卷了中国大地。为了混口饭吃，也为了混一个光宗耀祖的前程，牛贩子王建加入了当地的地方武装。不久，秦宗权重金招募勇士时，他又投奔了秦宗权，很快就因作战勇敢，在士兵中间有一定威望而做了一个小头目。 　　黄巢起义军进逼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往四川，当时，王建属于秦宗权部将杨复光。杨复光将其统率的部队分为八个都，每都一千人，而王建就是其中一个都的首领，称作都头。应该说，王建比他的领导杨复光更有政治头脑，他深深地意识到，尽管唐僖宗已经逃到成都，唐朝的中央集权已经严重分解，但要想真正混出名堂，还是需要得到唐僖宗所代表的朝廷的赏识。这样，当杨复光等人忙着趁乱扩充地盘时，王建却带领另外四个都头，千里迢迢跑到四川护驾。 　　对落难的唐僖宗来讲，王建给他带来的不仅是区区几千军队，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政治宣传。大喜过望的唐僖宗当即重赏了五个都头，把他们封为随军五都，由大宦官田令孜统率。王建以一个投机者的狡猾看到，流亡成都的唐朝中央政府中，田令孜权势最为显赫，他需要这个一向以阴险著名的宦官做自己的后台。于是，他拜田令孜为义父。 　　黄巢起义平定后，唐僖宗的流亡政府重返首都长安，王建投奔唐僖宗和田令孜的投资有了初次回报：王建被任命为神策军的主要将领，负责宫廷的警卫。 　　光启元年，即公元885年，唐僖宗在阔别长安四载之后，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被兵火折腾得面目全非的首都。龙椅还没坐热，就不得不又一次弃城而逃：由于与田令孜争夺对国家盐税的控制权，军阀王重荣联合了几个节度使的军队围攻长安，田令孜又一次带上唐僖宗及部分官员出逃。在从凤翔（今陕西凤翔）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的路上，王建被任命为清道使，负责保管皇权的象征――玉玺，同时也负责包括唐僖宗在内的皇室成员的安全。逃亡的路上，栈道被烧着了，浓烟滚滚，王建就走在唐僖宗的前面为他牵马。好不容易到了安全地带，休息的时候，唐僖宗又惊又怕，疲惫之极打起了瞌睡，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王建的腿上。一辈子经历了两次大规模逃亡的唐僖宗对王建的忠诚大为感动，流着热泪解下自己的御衣赐给王建。 　　我们搞不清楚王建的这些举动是出于对皇室的真正忠诚还是一种作秀，但结果都一样，他赢得了唐僖宗及天下人的好感。 　　王建随同唐僖宗逃到兴元后，田令孜怕唐僖宗追究这次战乱的责任，就主动提出到他的弟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幕中监军。田令孜走后，杨复恭取代了军容使的职务。杨复恭认为，王建是田令孜的党羽，自然容他不下，就将王建派到壁州作刺史。 　　壁州在今天的通江，在王建的时代，那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杨复恭的本意，是想将王建困死在壁州那种偏远的化外之地，不让他有更大的作为。但天算不如人算，王建到了壁州后，收编了当地一个叫溪洞的部落，那是一个英勇善战的部落，组成了一支8千人的队伍。以这8千子弟为资本，王建攻占了附近的阆州（今阆中）和利川（今广元），很快便据有了川北的大部分土地，挖到了他事业的第一桶金。 　　当时的四川由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二人掌控，陈敬瑄对王建在川北的崛起很不放心，田令孜满不在乎地说：“王八不过是我的义子，一向都听我的，我只要写封信给他，他就会前来投奔。”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他原本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进成都呢。这样，王建带了一支2千人组成的精锐队伍前往成都。还没抵达成都，陈敬瑄手下的一位谋士劝告他，认为王建是一个有虎狼之心的奸雄，一心想夺取他人的土地，等到他来了，必然不安心，对你一定不利。陈敬瑄害怕了，派人告诉王建，要他依旧呆在壁州，不必再来成都了。 　　王建对陈敬瑄的反悔十分恼怒，一举攻占了成都北面的门户汉州（今广汉），并邀约顾彦朗一同进攻成都，讨伐陈敬瑄。成都城高墙厚，粮草丰富，王建和顾彦朗的联军久攻不下。这时，顾彦朗也怕王建攻下成都后对自己不利，就告诉王建说：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用兵的人如果不能用天子的名义，大家就不容易团结。我们不如向皇帝奏报陈敬瑄的罪行，让朝廷另派大臣来统帅，我们一同辅佐他，那样或许能有所收获。 　　朝廷得到王建和顾彦朗的奏报后，宣布免去陈敬瑄的职务，另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韦昭度到川后，陈敬瑄却拒绝交出兵权，韦昭度除了干瞪眼，也无计可施。王建觉得这个从朝廷来的宰相在身边不仅帮不上忙，还多了个绊脚石，就劝韦昭度说，你还是回长安去辅佐皇上办大事吧，对付陈敬瑄这种小事情，交给我就行了。韦昭度犹豫不决，王建很生气，耍起了流氓手段：他派士兵把韦昭度手下的一个小官员绑到军营里，活活割下他身上的肉吃了。之后，王建跑到韦昭度那里去哭诉，说是他的士兵们太饿了，所以要吃人肉，他也管束不了。韦昭度乃文人出身，哪里见过这种血腥场面，吓得把西川节度使的印信全交给王建，自顾回长安去了。 　　有了节度使的印信，王建更加理直气壮。他暂且抛开成都，令军队在西川其他地区攻城掠地，成都周围的资州（今资阳）、简州（今简阳）、嘉州（今乐山）等地均先后平定。等到这些地区都控制在手中后，王建开始进攻已成孤城的成都。 　　王建攻城时，田令孜曾经站在成都城头向王建高喊：我与你相交甚厚，你为何相逼到这种地步呢？王建回答说：我与你确实有父子之情，我哪里会忘记呢？然而我受天子的旨意，讨伐不肯听从朝廷命令的人，又岂能不尽心尽力？情知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陈敬瑄听从了田令孜的意见：开城投降。 　　投降并没能使陈敬瑄和田令孜得到善终。陈敬瑄被王建迁往雅州（今雅安），随后派人将其处死；至于以义父自居的田令孜，王建觉得他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让他做过短期有名无实的监军之后，把他关在牢房里活活饿死。 　　王建并不满足于仅仅拥有四川这片土地，他决心把他的蛋糕做得更大。当时，北方的朱温和李茂贞长期对立，相互间为争夺对唐昭宗的控制而征战不休。王建的势力无法和朱温、李茂贞相比，他又一次以其流氓嘴脸大耍两面派手段：他对朱温大骂李茂贞，表示他忠诚地站在朱温一边；对李茂贞则表示，他在必要时也会出兵讨伐朱温。而事实上，王建趁着朱温和李茂贞混战时，夺得了今天的陕西和湖北的大片土地。 　　天复三年（903年），也就是唐朝灭亡之前的第四个年头，唐昭宗下令封王建为蜀王，等于承认了王建在东川和西川的合法地位。 　　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昭宗，自立为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这是五代中的第一个王朝。称帝后，朱温曾派使者前往成都，要求王建拥戴他。王建没有答应，反而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下令传檄四方，宣布讨伐朱温，恢复唐朝。但这只不过是做样子给天下人看，朱温称帝仅5个月后，王建也迫不及待地在成都称帝，建国号蜀。从乡间的牛贩子到割据的皇帝，王建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到他如愿以偿地坐上皇帝龙椅时，他已经是一个60岁的白发老人了。 　　从王建发迹历程中的诸种表现不难看出，这个牛贩子皇帝身上集中了狡诈、多变和投机等等特性。但作为前蜀王国的开国之君，王建也体现了一个人君的风范，在他执政的10多年里，前蜀王国基本处于太平局面。十国之中，前蜀的地盘仅次于南唐和吴，位列第三。 　　王建虽然目不识丁，但对文化人相当礼遇。唐朝灭亡后，不少唐朝旧臣和中原的文化人纷纷入蜀，王建大多予以重用。王建手下的一个将军认为王建对文化人好得有点过分，王建批评他说：“你们这些人见过什么世面？以前我在神策军中，负责宫门的守卫，亲眼看到皇帝半夜还召见翰林学士，相处得比朋友还要亲密无间，根本不是对待将相时的态度可以相提并论的。我现在这样对待他们，哪里能说过分呢？”王建对待文人的友好态度，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许多原来的唐朝官员纷纷投奔到旗下。 　　在五代十国那种群雄争霸的战乱时代，军队的强大是一个政权能否存在的关键。王建重视发展骑兵，他利用与吐蕃相邻的机会，不断购进马匹。冷兵器时代的骑兵，其杀伤力的强大好比今天的装甲部队。由是，蜀军的战斗力一直很强。但除非迫不得已，王建很少对外用兵，而是与民休息，发展农桑。这样，当中原地区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争硝烟时，只有远离兵火的四川，在一片安宁与祥和中走着自己的路。        含蓄内敛翰墨骨，蕴藉典雅沉香木。 有沉香木，坚如钢筋，香若麝鹿。逐火而烧，香气冲天。沉于东海，千年而产香鱼芳草不断。心坚而质美，外拙而内秀，秉天地精华，化人间污秽，不易得之物也。  痴意 说:      花间的风流与末路 　　 　　王建聪明一世，到了晚年，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老爹。在接班人问题上，王建一招不慎，弄了个满盘皆输。 　　王衍原名王宗衍，在王建众多的儿子中排行十一，原本没有成为接班人的可能。但由于王建的长子，也就是王衍的长兄早逝，王建必须重新选定一个儿子继承大位。王衍之所以能得到命运女神的垂青，并不是他有什么才华和能力，而是得益于另外一些因素：其一，王衍像三国时的刘备一样，双手过膝，大耳垂肩，这种长相现在看来很有些类似于猿和猪的复合体，在古代却认为是大吉大利的人君之相；其二，更重要的一点，王衍的生母徐妃是王建晚年最宠爱的妃子，如此一来，王衍很顺利地成了前蜀王国的接班人。 　　王衍身上没有任何行为可以验证此人有一国之君的素质，相反，他的表现倒像一个十足的浪漫文人。王衍对文学的雅好，与他父亲王建的大字不识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考究父子两人的历史功过，文盲父亲开创了一个小王国，词人儿子却成了亡国之君，这种相映成趣的历史事件，几乎翻遍史书也不多见。 　　王衍身上流淌着浓浓的文化血液，这是一个毕生以追求浪漫和高雅为目标的人。王衍热爱文学，词写得很好。五代时的两个后主——蜀后主王衍和南唐后主李煜，竟然都是著名词人，也都是著名的亡国之君，且他们的亡国都和沉溺于赋诗作词，疏于国事有关。王衍有一首著名的词，可以看作他人生观的直接表达：“辉辉赤赤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 　　王国维对王衍的词作十分推崇，认为他在五代的词人中首屈一指。也许王国维的论断没错，王衍的词作从技巧上讲，的确炉火纯青。可是，我们想要问的是，当这些充满才气的词作没有一句与民间疾苦相关时，我们只能说那是一些精致的废话而已。 　　就像精于填词谱曲一样，王衍对于如何寻找生活的浪漫和乐趣，也显得十分在行。比如他曾经发明了一种有20只轮子的大车，取名流星辇，车的四周挂满金银和流苏。王衍亲自驾驶，里面坐着他宠爱的妃子和一些善于凑趣的帮闲文人。当他陪母亲游青城山时，命宫女衣着上画满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 　　王衍挖空心思在后宫的假山上用丝织品搭建了一座彩色的亭子，叫作缯山。这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假山，王衍把御厨也召到了假山前的草地上烹调各种美味，号称当面厨，他则和一帮后妃及宠臣们从早到晚大吃大喝。他的一个哥哥比较正派，看不惯王衍这种胡作非为，哭泣着劝告他，可那些帮闲的弄臣们却起哄说他喝醉了。 　　从后花园回宫中睡觉，虽然只有区区数里路，可王衍既不准备坐轿子，更不打算骑马，他要坐一只大船，由几百个嫡滴滴的宫女拉着船，举着几百根红烛，一路吹吹打打地回宫。等到这些花样都玩厌了，他就无休无止地出行，一支庞大的队伍像蝗虫一样往来于他那个小小的王国。所到之处，他倒是玩得高兴了，可有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王衍不记得，历史同样也不记得。 　　这种腐败的王国的确没有存在于世的理由，它的灭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必然。公元924年，崛起于中原的后唐派大臣李严出使前蜀，李严敏锐地看出了这个割据一方的小朝廷的虚弱，他回朝后建议后唐出兵前蜀。后唐派大将郭崇韬率兵集结在秦岭以北，这时王衍仍然一无所知，正打算前往汉中一带游玩。边关守将用加急文书的方式告诉他后唐大兵压境时，王衍却认为这是边将想用后唐入侵的谎言阻止他大发的游兴。等到王衍一行到了利州（今广元），遇上了从前线溃败而来的残兵败将，这才知道后唐的确已经动手了。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抵抗措施便逃回了成都。当后唐大军将成都包围时，王衍选择了和后主刘禅一样的方式：率领文武百官出城投降。从后唐军队南下到王衍投降，时间仅70天。更可叹的是，王建为了建立前蜀，前后奋斗了将近40年，可王衍只用了仅仅7年时间，就把大好江山拱手送与他人。 　　王衍却不会有刘禅那样得到胜利者哪怕是表面优待的好运气了，他必须为他的胡作非为付出血的代价。公元925年春天，往年这时正是王衍郊游踏青的好日子，可这一年的春天他已经注定只能作一个以泪洗面的囚犯了。后唐军队把他和他的华丽家族统统打进囚车，沿着苍茫的平原往北方押送。成都远了，往日的风流生活远了，而死亡的阴影却近了。当囚车到达陕西秦川驿时，后唐方面似乎对这种远距离的押送失去了耐心，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蜂拥而上，乱刀之下，王衍和他的全体家族成员就以这种极不体面的方式一命呜呼。是年，王衍刚刚25岁，放在今天，还是一个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小青年。 　　王衍曾经把他喜欢的艳词200首编为一册，名叫《烟花集》。上行下效，整个前蜀小朝廷里充溢着一派享乐之气。后蜀时赵崇祚编有一本《花间集，里面收录了五代时期靡靡之音的代表作，18个作者中，除了温庭筠等人外，余者14个均为蜀人，其中包括首相级别的韦庄。这些词作一色的文字华美，内容却只关心男女艳情和闺房春思，没有任何一句与民间疾苦有丝毫联系。当天下生灵涂炭之时，王衍们却以一种“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人生观疯狂地沉溺于享乐之中。多年以后，宋代诗人陆游在评点《花间集》这部醉生梦死的作品时，犹自愤怒而伤心地说：当时天下岌岌可危，可士大夫们却如此放荡不堪！ 二十万人齐解甲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从朱温的后梁开始，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5个短命王朝次第登场，是为五代；南越、南唐、吴越、前蜀和后蜀等10个地方割据政权则如同星星一样环绕在中原朝廷周围，是为十国。 　　五代十国的10个小王国中，前蜀后蜀分别前后统治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王建的前蜀小朝廷被中原的后唐所灭，四川又归于大一统之中。时间只过了仅仅9年，四川又再次与中原王朝脱钩，崛起了另一个割据小王国。这一次称雄于蜀中的，是孟知祥建立的后蜀。 　　孟知祥是邢州龙岗(今河北省邢台县)人，因战功而颇得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明宗李嗣源的器重。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后，打算提拔孟知祥做权力很大的中门使，孟知祥却极力推辞，因为以前的好几个中门使都因为得罪了喜怒无常的主子而不得善终。李存勖见孟知祥执意不从，只好要求孟知祥推荐一个人代替他，孟知祥便推荐了郭崇韬。 　　数年之后，后唐派郭崇韬领兵灭蜀，大军出发之前，郭崇韬为了报答当初孟知祥的举荐之恩，就向李存勖保举孟知祥为以后蜀地的军政长官。郭崇韬很快平定了蜀地，李存勖尊重郭崇韬的意见，委派孟知祥前往四川主持蜀地的军政事务。 　　李嗣源在五代的君主中以专横著称。天成四年（929），李嗣源向蜀中摊派各种赋税高达100万缗（相当于全川几年的财政收入），孟知祥无力承担，只给了50万缗。李嗣源认为孟知祥不遵王命，打算派夏鲁奇等人担任遂州、阆州和绵州剌史，以便武力对付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 　　孟知祥与董璋原本不和，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两人只能选择同盟。后唐中央政府派出后来因向辽国称儿皇帝而臭名昭著的石敬瑭率兵征讨四川。两支军队在剑门关一带的互相攻击中，石敬瑭军队一败再败，只得收拾起残兵败将退回了北方。 　　李嗣源见来硬的不行，只得来软的。他派使者对孟知祥说君臣刀兵相见都是因为奸臣在中间挑拔，我们不但是君臣，而且还有姻亲关系，应该和好如初。当时，孟知祥的家属还有人留在洛阳，李嗣源为此别有用心地强调说：你的这些亲属在京城都很好，请你放心吧。 　　孟知祥也不愿和中央政府作对，那时他羽翼未丰，而且留在京城的家属也不能不令他顾忌三分。孟知祥派人找到董璋，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向朝廷谢罪，以求和解。董璋和孟知祥的看法不一样，他怀疑孟知祥出卖了自己，想拿自己去请功。他对孟知祥的使者说：“孟公的家属都没事，我的家属却被杀死了，我去谢什么罪！” 　　董璋不仅没听孟知祥的建议，而且派兵攻占了汉州，孟知祥只好领兵出击。董璋的军队一触即溃，他本人也于兵败后被部将所杀。孟知祥趁机把东川也控制在手中。 　　这样一来，在与朝廷的力量对比中，孟知祥的砝码又加大了。他要求朝廷让他独自治理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四川全境。李嗣源虽然万分不乐意，但也无计可施，只得答应了，同意蜀中刺史以下的官员都由孟知祥自己派任。到了933年，李嗣源又封孟知祥为蜀王。 　　公元934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去世，孟知祥再无顾忌，当即在成都称帝，建国号蜀。为了和王建所建的蜀相区别，历史学家们把孟知祥的这个小朝廷称为后蜀。 　　孟知祥建立蜀国后，在位的时间仅有半年，但他事实上统治四川的时间则有5年左右。他当政期间，按《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蜀中群盗犹未息”。当时派往一些偏僻地方的官员，竟然在半路上遭到饥民们的抢劫。面对如此乱世，经过孟知祥几年的政治手术，四川又神奇地出现了太平迹象。 　　公元934年6月的一天，孟知祥设宴慰劳文武官员。席上，部下纷纷向他敬酒。当他伸手去接部将张虔钊所敬的酒杯时，忽然手臂一阵酸麻，接过酒杯后，已经不能举到唇边，只得俯身呷饮。宴会结束后，孟知祥挣扎着走进内室倒在床上，没想到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孟知祥去世后，其子孟昶继位，是为后蜀后主。与前蜀后主王衍相比，后蜀后主孟昶作为一个人君，显得要稍称职一些――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孟昶继位时只有16岁，许多大臣都是跟随他父亲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根本不把这位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大将军李仁罕提出要主管军队，孟昶假意答应了，然后派人看他是否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等到发现李仁罕另有异心，他不动声色地加封了李仁罕，趁他进宫朝见之时令武士将其抓获并当场处死。孟昶的果断措施给蜀国那些恃功自傲的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蜀也由此度过了最容易发生变故的瓶颈期。 　　孟昶执政也还是有两下子。他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全国官员的行为准则。 　　但是，孟昶毕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志大才疏的毛病在他身上很明显。此外，从他登基后的诸多行状来看，他又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孟昶在位之际，蜀地已偏安多年，民富而国有，与中原的连年内战相比，可谓人间天堂。假若孟昶久有大志，完全可以依凭蜀国军力与宋太祖赵匡胤逐鹿中原。但孟昶整个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富贵子弟的奢侈与无能。他的奢侈之惊人，可略举一例作说明：史书明载，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以七宝作装饰。多年后，当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时，宋太祖叹息之余命人全部打碎，他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孟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据说正是他第一个在新年时，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我国过新年时贴春联的习俗就始于此。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幅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工整的对仗，良好的创意，都说明这位国君并非愚笨之徒。如同王衍长于填词一样，孟昶在这方面也有特别的天赋，他有一首传下来的《玉楼春》，放在中国优秀的词作行列里也绝不会逊色：“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又据说，正是他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以后才使这座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称。孟昶还雅好丹青，设立了“翰林图画院”，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由是蜀中涌现出了黄筌这样的艺术大师。还据说，在他统治四川的年代，四川的蜀绣和蜀锦都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那条如同玉带一样环绕成都的河流里，到处是濯锦的女子。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定，孟昶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 　　 　但是，生活的艺术并不等于治国的艺术，孟昶的创意更多是享乐的创意，而非为天下人考虑的创意。在五代那样的乱世里，一个君王当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为那原本就只是过把瘾就死的翻版。但是，这种快乐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训与代价。 　　　 如果说孟昶不愿也不可能统一天下，那么他保其险阻，偏安四川一隅也未尝不可。可令人惊讶的是，后蜀的君臣们竟然轻率地引火烧身。962年，后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向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献计说，你一直没有大的战功，现在受到国主重用，此时不建立大功，如何让人心服呢？他提出，与北汉相约发兵攻宋。王昭远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饮酒作乐外，对时事基本不过问，当然也就毫无见地，他立即批准了这一荒唐的建议。结果，当他派赵彦韬等人携带着密信前往北汉联盟时，赵等人立即投奔了宋太祖。这件事为后来宋兵的进逼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 　　公元964年，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由凤州进兵攻蜀。孟昶听说宋军来攻，立即召见引起祸端的王昭远等人来商议。孟昶的母亲提醒孟昶说，王昭远并不懂兵法，却爱纸上谈兵，你把他当亲信，恐怕他会误事的，蜀中有将才的是高彦俦，你却因为他的耿直而不任用他，现在国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快把他召回来委以重任吧。 　　孟昶对其母的劝告充耳不闻，依旧任命大言炎炎的王昭远为总指挥。王昭远率军离开成都时，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为他饯行。宴席上，王昭远手执铁如意，学着戏台上诸葛亮的样子，牛气冲天地对李昊说：我此行何止克敌，我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然而，战争绝不是靠吹牛皮说大话能赢的。和宋军的交锋中，王昭远一败再败，后来竟然吓得无法起床，把指挥权交给了手下的一位将军。几次败绩之后，王昭远这位以诸葛亮自居的吹牛大王居然只身逃脱军营，跑到东川一个农民家中藏起来，但仍被宋军所俘。 　　　 孟昶听说王昭远兵败后，惊恐万状，派太子孟元吉为帅，率军前往剑门拒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位孟太子出征之际，令部队的旗帜全部用上等的蜀绣，旗杆则用锦缎包裹，随军带着十几个姬妾和数百个唱戏的伶人，一路吹吹打打，热闹且快活。这不像是去打仗，倒像是郊外踏青，见者无不窃笑。当他慢腾腾地走到绵州时，听说剑门已经失守，竟然吓得只带着姬妾和伶人，放弃了军队跑回成都。 　　孟昶闻讯，无计可施。老将石奉认为，宋军远道而来，必不能久，建议聚兵坚守成都，使敌军师老无功，然后再作打算。但一生锦衣玉食的孟昶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江山社稷作任何努力，更不愿意冒哪怕一丁点儿风险。他只是无力地发牢骚说，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40年，而今国家有事却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箭。现在如若固守，谁肯效死？他和朝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只想到了两个字：投降。 　　孟昶命宰相李昊写好降书顺表，送往宋军大营，而这时宋军还远在成都以北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从王全斌自汴京出发，到孟昶投降，前后不过66天。一个拥有200多个县，数十万甲兵，以及大量财富的天府之国就这样可笑地灭亡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替孟昶撰写降书顺表的李昊，早在前蜀王衍时，也曾为王衍写过给后唐的降书顺表。当时有人对李昊这种墙头草的行为感到愤怒，趁着黑夜在他家的大门上用黑炭写下了“世修降表李家”，以示讥讽。 　　当孟昶下令在开满芙蓉花的成都城头上遍插降幡之时，距他的父亲孟知祥建立后蜀仅仅30年。公元965年初夏，孟昶等人被千里迢迢地押送到东京，被宋太祖封为秦国公。如果没有意外，他将以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公身份老死东京。令人生疑的是，在东京居住不到半年，孟昶便突然身死，享年46岁。 　　孟昶死后，他的母亲李氏全无悲戚。她以酒酹地，高声说：“你不能为了江山社稷和蜀中百姓而死，活着也只是苟延残喘自取其辱。我之所以冒死和你来到东京，只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今天你撒手西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几天后，李氏绝食而死。 　　后蜀王国的覆灭，标志着以四川为基地的割剧王国到此告一段落。从此之后，四川再也没有出现过割据者，一直作为中央政权管辖的一部分而运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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