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1/20 粽王府吧_明史论从             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王兆春              　　我国古代兵学典籍，卷帙浩繁，如汗牛充栋。由军事家和兵书著述家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则是兵学宝库中一部规模最大，篇幅最多，内容最全面的兵学巨著，被史家誉为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它是在明代后期，东南沿海外患丛生，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向明廷挑战的严峻军事形势下，由编著者在总结历代兵学成就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编纂成书的。              　　一、《武备志》的作者茅元仪              　　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又署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末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茅元仪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茅坤是著名的文学家，父亲国缙（一作晋）官至工部郎中。在家庭的熏陶下，茅元仪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读兵、农之作。成年后又熟谙军事，胸怀韬略，对长城沿线的“九边”①之关隘、险塞，都能口陈手画，了如指掌。              　　正当茅元仪立志报国之时，东北建州女真族崛起，其首领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政权，自称金国汗，建元“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为借口，兴师攻明，辽东战火纷飞，战乱屡起。明廷阉党弄权，国运衰落，军队战斗力低下，战败的消息纷纷传来，举国为之震惊。茅元仪于焦急忧愤之时，发奋著书立说，刻苦钻研历代兵法理论，将多年搜集的战具、器械资料，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辑成《武备志》，于天启元年（1621）刻印。自此以后，这位年轻学子声名大振，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与同僚鹿善继、袁崇焕、孙元化等人一起，在山海关内外考察地形，研究敌情，协助孙承宗作战，抵御后金的进攻，并到江南筹集战舰，加强辽东水师，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在孙承宗指挥下，明军在辽东收复九城四十五堡，茅元仪也因功荐为翰林院待诏。              　　由于阉党魏忠贤专权，孙承宗被排挤去职，茅元仪也随之被削籍，于天启六年（1626）告病南归。次年十月，朱由检即帝位，随后杀魏忠贤，阉党势力大落，茅元仪即赶赴京城，向新帝进呈《武备志》，因被权臣王在晋等中伤，以傲上之罪，被放逐到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骑兵直扑北京，孙承宗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等数十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击退了后金军的进攻，解了北京之危。茅元仪因功升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不久又被权臣所忌而解职，又受辽东兵哗之累，遣戍漳浦（今属福建）。之后，辽东军情复又紧急，他请求效死勤王，遭到权臣阻挠，于崇祯十二年（1640年）悲忿纵酒而亡。              　　茅元仪文武双全，时人称道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②茅元仪一生著述宏富，有《武备志》、《督师纪略》、《复辽砭语》等六十多种，数百万言。但因屡遭禁毁，散佚较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武备志》。              　　二、《武备志》的版本及编纂特点              　　《武备志》共240卷，200多万字，有738幅附图。其版本甚多。              （一）《武备志》的版本源流              　　《武备志》的版本主要有六种。其一是明天启元年（1621）初刻本，因书中“多悖碍字句”而被清代列为禁书，现仅在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有其藏本。其二是钱塘（今杭州）人汪允文据天启刻本的复刻本。汪氏在对明天启刻本进行重印时，作了挖改和修补，删去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焕、宋献、傅汝舟等六人的序言，并挖去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等字，因汪允文室号莲溪草堂，故此种刻本被称为“莲溪草堂”本。其三是清初据明天启本复刻而有删改的版本。其四是日本须原屋茂兵卫于日本宽文四年（清康熙三年，1664），据明刻本复刻的《武备志》，增刻有日本假名注音，对序言和正文未作删改，保留了明刻本的原貌。其五是清道光年间公开刊印的木活字本《武备志》。其六是清末时期，湖南据日刻本而复刻的版本，对序言和正文未作删改，保留了明刻本的原貌，全书最后一页刻有“宽文四年甲辰凉月洛阳隐士石斋鹈子直训点”等字。在上述六种版本中，以天启元年的竣刻本为最善版本，它保留了茅元仪辑著本的原貌。         2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二）《武备志》的纲目结构              　　茅元仪在编纂《武备志》时，把搜集到的资料，按古典兵学的逻辑联系，分为《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门类。              　　《兵诀评》18卷，选录了明朝以前的著名兵书《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兵书的全文，以及《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兵书的部分内容。他对这些兵书的要点，都作了精彩的评点，借以阐述自己的兵学观点。如他对《孙子》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③。              　　《战略考》33卷，按年代顺序，选录了春秋、战国至元等16个朝代中有价值的战争、战例，从战略上评论作战各方的得失。他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故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④。此话说明了他的编纂意图。《战略考》选录了600多个战争和战例，它们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而被兵家所称道。如勾践的卧薪尝胆，乘虚捣隙的吴越争霸，孙膑减灶示弱而诱敌入伏的齐魏马陵之战，孙剂联合破曹的赤壁之战，李世民据险扼要、疲敌制敌的虎牢之战等。              　　《阵练制》41卷，分“阵”和“练”两部分。前者要求详细周全，后者侧重深入浅出，切合实用。“阵”下分列94个细目，附有多幅阵图，全面论述了明朝以前各代的阵法内容和阵的图形，诸如诸葛亮的八卦阵，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等。他对每一种阵法都有记述和辨证。在阐述古阵时，既注重突出其优长，又澄清后人的伪托和牵强附会之说。“练”下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练艺等五个细目，详细论述了士卒的选拔，车、步、骑、轻重兵的编伍、赏罚、教习、训练等内容。              　　《军资乘》55卷，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类内容。类下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和全面。如营类内容就有营制、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等子目。战类内容也有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向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入伐、符契、旌旗、器械、祭等子目。其他各类内容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分为若干个子目。《军资乘》所记载的内容，包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的筹集、制作、使用等各个方面，从攻守器械、火药、火器、战车、战马、战船，到粮草、米，几乎无所不包，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后勤给养的大全。              　　《占度载》93卷，由“占”和“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验，企图通过占验以推断吉凶，有占卜天、日、月、星、云、风、雨、雷、电、雾、霜、雪、五行、太乙、奇门遁甲、六壬等项目，虽有不少迷信荒诞之说，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文、气象的一些朴素认识。度即度地，主要是论述兵要地志，有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等项目，对明代的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卫所部署、督抚监司、将领兵额、军饷财赋等内容都有论述。              　　《武备志》不但涵盖宽广，包容全面，而且在编纂方法上也有独到之处。              （三）《武备志》的编纂特点              　　《武备志》具有下述编纂特点：              　　其一是全书所用的军事资料做到了广采博收，丰富而翔实。其中既有茅坤家藏图书中的军事资料，又有茅元仪到处访求名家时所获得的2000多种秘图珍本；既有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中创造的优秀成果，又有当时最新鲜的珍品；既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又倾注了编纂者的心血。可谓贯通古今，包举宇内而纳百川于大海的古典兵学大系。              　　其二是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严选精取，去伪存真，收良剔莠，沙里淘金，强调所选的资料必须紧扣武备之主题，适合于当时之急用。如对《战略考》所选录的战争战例，做到了“非略弗录”，“略非奇弗录”的要求⑤。在《占度载》中，也只收对行军作战至关重要的内容，否则便略而不取。             3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其三是全书体系完备统一，在继承《武经总要》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又把古典兵学各门类及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大加扩展和延伸，几乎囊括了明代以前所创造的成果。全书逻辑严密，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按古典兵学的内涵分门别类地排纂史料。每类之前冠以小序，考证源流，说明史料之藏存；概括要义，阐述内容之主旨。每个门类之下有分类，分类之下视需要设立要目和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和典故。文上有眉批，写出编纂者褒贬得失的评论，并分别用圈、点、线等不同符号，标示出内容的奥妙和紧要之处，具有给后人引路和导读的作用。在论述每一门类的内容时，茅元仪采取由大要至细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方法，按事物发展的层次和顺序，次第落笔，逐层深入，如剥笋壳，直至里层。以《军资乘》门类为例，编者按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子目次序，逐一展开，写出军队作战部署的全过程：“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攻。可攻人，人即可攻我，故次之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待于天，地有定而天无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⑥从这段阐述中，可见编者的逻辑思维是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              　　其四是全书文图并茂，异彩纷呈，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其他三个门类共配有738幅附图，这些附图虽说古朴，但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军事技术、阵法、操法、军事地理等方面的发展概貌，便于读者理解书中的文字说明。更为可贵的是书中收录了极为罕见的图绘，诸如“郑和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过洋牵星图”、“神火飞鸦”、“火龙出水”，以及各种兵器、战车、战船、军事筑城图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三、《武备志》反映了茅元仪的军事思想              　　《武备志》虽系辑录历代兵学成果之作，其主要内容也侧重于展示历代兵家的成果，并非系统阐述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但从全书的框架结构、编纂的主旨，以及书前的自序、各门类的分序、旁批和点评中，也可以看出茅元仪军事思想的主要方面。              （一）主张文武并重              　　茅元仪针对当时重文轻武的现象，提出了文武并重的主张。他以史后例，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⑦。茅元仪所说的文事就是指的政治，武事就是指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当时明廷暗弱，朝政为阉党所左右，政权为阉党所把持，他们网罗诵经学理、擅弄权术、昧于武备的人为党羽，终日纵情享乐，陷害忠良，打击抗敌保国之士，视武备若儿战。遇有战事，他们便相顾惶骇，一筹莫展，只能驱无律之师，挥不训之军，徒遭丧师辱国之祸。为此，茅元仪建议朝廷整军经武，训练士马，从各方面作好御敌作战的准备。              （二）倡导学习军事和研究兵法              　　茅元仪认为，武备之事甚多，而将帅学习军事和研究兵法则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在编纂《武备志》时，把《兵诀评》和《战略考》两大门类排列在书前，意在倡导兵法研究，让统兵将领钻研《孙子》、《吴子》等兵学经典，熟谙兵法理论，提高军事才干。他要求统兵将领要能“上顺天时，下得地利，中应人和”，能“知彼知已，以仁为心法，以义为军声，以明为赏罚，以信为纪律，因时而制宜，设奇而料敌”。他认为“器贵利而不贵重，兵贵精而不贵多，将贵谋而不贵勇”，以智谋之将，统精练之兵，操锐利之器，则可以无敌于天下⑧。              （三）强调军事训练              　　茅元仪认为，“言武备者，练为最要”，“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他指出，士卒不练则不可以营，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⑨。要使训练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要以良好的兵员素质为基础，没有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便不能训练成劲旅。因此，茅元仪说“选即所以练也”⑩。兵员的选拔条件要视需要而定，车、步、骑、轻重和水兵的要求不同，其选拔条件也要有相应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不同兵种的士兵，要“分材而授之器”（11），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训练时要注重实战的需要，不要采用华而不实的“花法”。茅元仪关于强调军事训练和注重兵员选拔的思想，实际上是戚继光关于练兵、选卒、教战、用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纠正当时轻视军队训练和不注重兵员选拔的种种弊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四）注重边海江防的建设              　　明代后期，西北边防、东南海防和江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这些地方的守备设施，又因多年失修而罅漏百出。为此，茅元仪在《武备志》中多处阐述了加强国防建设的建议，主张实行边、海、江防并重的国家防御战略。他认为，国防建设的重点有三：“曰边、曰海、曰江”（12）。边防的重点在广袤曲折的西北，绵延数千里，应当“选将练兵，时谨备之”，要随地建堡，坚壁清野，人自为守，以保护边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3）。海防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对日本窥伺我国的野心要严加防范，预作充分准备，务必要将入侵之敌“拒之于海”（14）。与此同时，他还针对当时忽视江防，认为江防可缓作防备的思想，特别强调了加强江防的重要性。他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15）。              （五）强调足饷足食富国强兵              　　茅元仪认为，民以食为天，军以饷为重，故军队“足饷尤先务”。为保障粮饷供给，使民无缺粮之苦，军无乏食之虞，国家应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屯田，畅通水陆运输，开采矿产，发展经济。使国家富足起来，以便满足强兵所需要的军费，也就是茅元仪所说的“唯富国者能强兵”的思想（16）。              　　四、《武备志》是古典军事技术集大成之作              　　《武备志·军资乘》在阐述营、战、攻、守、水、火、饷、马等八个方面之要义时，全面记载了战争所赖以进行的全部军事技术条件，书中从卷102至134，把古典军事技术按野战、攻城战、守城战、水战、火攻等五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论述，对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对军事工程的构筑和使用，都作了概要而全面的反映，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学术性，既囊括了明代以前所创造的军事技术成果，又融汇了当时的新鲜内容，共有600多种，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堪称集中国古典军事技术之集大成的兵学巨著。              （一）钢铁兵器              　　我国自西周晚期出现人工冶炼的钢铁锋刃器后，到战国时期已大量使用块炼铁固态渗钢法制造钢铁兵器，到明代脱碳法、炼炼法、灌钢法等先进炼钢法运用后，为钢铁兵器的制造提供了大量精良的钢材，钢铁兵器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射远兵器的弓体更为坚韧，箭镞更为锋利，刺扎力和穿透力都超过了往昔的箭镞，有些已成为火箭的战斗部。长柄格斗兵器除常见的刀、枪、斧、叉外，又增加了多叉多锋的镗、钯、扒、狼筅，以及飞鎚、飞挝等索系兵器。在攻城器械方面，明初又创制了高层攻城器械吕公车，车身高大，内分五层，宽大坚实的底座下安四对车轮。底层可容多名士兵推车而前，使之抵近城墙；二三层士兵手持兵器和掘凿器械进行掘城作业；四层士兵持长柄格斗兵器进行抑攻；五层士兵持刀、枪、火铳，可直接从城顶攻入城内。另有形如覆船的半截船和用竹篷制成的厚竹圈篷两种中型遮挡式攻城器械，可掩护三五名士兵抵近城墙。在军事筑城和守城器械方面，除保留既往的内容外，又根据攻城器械的发展和城防设施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增加了大型城郭所需要的骑城铺和五星池，另一方面又收录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隆庆年间（1567—1572）于蓟镇练兵时，改建和扩建的墩堠和空心敌台，充分反映了火器大规模用于城防后，在军事筑城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与之相应的守城器械也增加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二）新型战船              　　《武备志》除刊载历史上的各型战船资料外，几乎囊括了嘉靖年以后新创造的各种大中小型和特型战船。              　　大型战船有广东船、大福船、蜈蚣船和车轮船等海上主力战船。其中广东船以坚硬的铁力木为船体，船首安有大型船首炮铜发熕，舷侧安有多门佛郎机炮，既能在较远的距离上炮击敌船，又能在近战中撞击敌船。车轮船因两舷侧安有多对用人力驱动的轮桨而具有较快的航速，是在宋代车轮船的基础上作了改进的大型快速战船。大福船除因船体较大而能在近海作战中撞沉倭寇小船外，还可与海沧船、苍山船等中小型福船混合编队，协同作战。         5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中小型战船有广东的尖尾船、大头船、海沧船、叭喇唬船、苍山船、草撇船、开浪船、艟船、八桨船、鹰船、鸟咀船、网梭船等。它们的形体较小，具有良好的机动性，便于调头、转弯，航速较快，既能在近海作战中配合大型战船攻击敌船，又可对闯入内河的敌船实施追击国歼。有的小型战船还可进行水上哨探和实施游击。              　　特型战船是明朝后期创造的战船，设计巧妙，具有特殊的战斗作用，主要有两头船、鸳鸯桨船、子母船、联环舟等。两头船无船头船尾之分，两头都安有木舵，可根据风向的顺逆而改变航向，节省了调头、转弯的时间，便于快速转移阵位，投入战斗。鸳鸯桨船由两船平行扣联，般内装备兵器，平时只用两船外侧所安的摇桨划船航行。遇有敌船时，两船迅速分开，内侧的桨同时张开划行，夹攻敌船。子母舟由母舟和子舟构成，母舟前半截安置狼牙钉，装备火攻药料和船具；后半截的外侧有船帮板，内里空虚无舱，尾部系一小船。作战时，母船快速航行，待接近敌船时，以船头猛撞敌船，狼牙钉便将船头钉连于敌船上；船上士兵即纵火焚烧敌船，敌船欲逃不能；士兵纵火后乘子船返航，脱离被焚之敌船。联环舟由两个半截船用大铁环相连，前半截占船长的三分之一，内装各种燃烧和致毒性火器；后半截占船长的三分之二，内载士兵。作战时，士兵乘风驾船，用船首大铁钉钉撞在敌船上，待火器点燃后即松开铁环，乘后半截船撤离战场。这些设计巧妙，构造特殊的各型战船的建造和使用，充分反映了当时设计者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              （三）火药              　　《军资乘·制火器法》所刊载的火药配方有50多个，其中枪炮所用的火药配方只含硝、硫、炭三种成分，其他各种慢燃烧物质已完全剔除。除火线火药方外，其他两种配方中的含硝量都在70—75％之间，是燃速快、发射力较大的发射火药，与当时欧洲所用的枪炮发射火药相接近。在其他火器所用的40多个火药配方中，有的用硝、碗、炭不同的组配比率（17）组成，有的是在硝、硫、炭中加入其他原料组成。它们都是我国宋、元、明三代的火药研制者，在对火药学、本草学、动物学、矿物学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硝、硫、炭和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油料的特性，经过反复试验后配制而成的，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火药配方。              　　明代后期火药配方的异彩纷呈，与当时火药配制工艺的严密细致是分不开的。《军资乘·制火器法》中，详细记载了硝、硫、炭的提炼与火药配制的多种工艺规程。在按规定的工艺规程，将硝、硫、炭提炼和精选后，再由工匠进行细心的配制。工艺规程主要有四：其一是把硝、硫、炭三种原料分别碾成粉末；其二是按所配火药的要求，把三种粉末秤准分量，配好比例，放入木臼中混合拌和，再加入少量的淡水或烧酒，将混合物拌和成湿泥状态，并用木杵反复捣碾成千上万次，使之充分均匀细腻，尔后取出晒干；其三是对成品进行取样检查，对不合格的制品再反复捣碾，直到合格为止；其四是用不同网眼的箩筛，筛选不同规格的药粒，分别供各种火器使用。这种选炼原料和配制火药的工艺规程，是自宋代以来经过不断改进后形成的，一直沿袭至19世纪中叶。              　　《武备志》不但记载了众多的火药配方及其配制工艺，而且还对有关火药的发火机制和组配原理，进行总结，使之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形成中国古代火药的理论体系。基本内容有三：              　　其一是用君、臣、佐使的关系，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火药赋》中说：“虽则硝、硫之悍烈，亦藉飞灰而匹配，验火性之无戒，寄诸缘而合会。硝则为君而硫则臣，本相须以有为……亦并行而不悖，唯灰为之佐使。”（18）其意是说，硝在火药的三种成分中起主导作用，因而称其为君，硫黄性活泼，被称为臣。木炭粉在火药中起助燃作用，被称作佐使。这种喻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它们各自在火药中所处的主次地位，又说明它们之间必须组配得当，才能在点火燃烧后得火攻之妙。         6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其二是用文武二臣辅君之理，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配比关系。《火药赋》把硝、硫、炭分别比作君主和文臣、武臣，以论述它们之间的不同配比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认为在正常组配的情况下，文武二臣协力辅君，能充分发挥火药的燃烧或爆炸作用。如果组配不当，硝材提炼不纯，则君主地位不突出，火药性能不佳；若火药中硝和炭的含量偏少而硫过多，即君主和武臣偏弱而文臣势大，则火药虽能速爆，但发火不猛；若硝和硫的含量偏少而炭过多，即君主和文臣偏弱而武臣势大，则火药虽能燃烧，但燃速慢而火力弱；若缺少硫或炭，即君主失去文臣或武臣的辅佐，则火药就会因为不能爆炸或充分燃烧而失去作用（19）。              　　其三是论述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火攻特性和作用。《火药赋》中所说的“硝性竖”而能直击的现象，是由于火药中的硝在点燃后能产生巨大的推力，将弹丸射至远方，命中目标，所以硝是火药能够直击即射远的关键。所谓“硫性横”能爆击的现象，是由于火药中的硫黄能迅速迸爆炸裂，所以硫黄是火药能够爆炸的关键（20）。上述关于火药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的研究者虽然受时代条件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还无法摆脱古代的“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伦理学说的束缚，因而对某些问题的论述还不免带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是他们对火药诸成分之间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对火药的发射、爆炸、燃烧等基本性质的认识，已经敲扣近代火药化学的大门了。              （三）火器              　　茅元仪在《武备志·军资乘》门类下的“火四”至“火十六”的十三个分类之下，有“火器图说一”至“火器图说十三”的十三个要目中，对宋、元、明三代火器的研制、构造、性能和作战用途，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其中有火铳、火绳枪、新型火炮、火箭、爆炸性火器（爆炸弹、地雷、水雷）、火球、喷筒等各种类型的火器，几乎应有尽有。              　　火铳中的手铳，则从元代的单兵手铳，到为提高射速而创造双管至三十六管的多管铳，以及能发射十发弹丸的单管十眼铳、发射百弹的十管子母百弹铳。还有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夹把铳和飞天神火毒龙枪等，盏口炮和碗口炮等较大的火铳，到较大的攻戎炮、千子雷炮和各种车载火炮。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传统射击火器的发展状况。              　　火绳枪炮则有单管鸟铳、多管迅雷铳，以及各种佛郎机炮，反映了明代嘉靖年以后，火器研制者对火绳枪炮制造的概况。              　　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在明代后期有飞跃性的发展。茅元仪对其成果的收录甚多。其中有：架射式的飞刀箭、飞枪箭、飞刽箭等单级单发火箭，飞空击贼震天雷和神火飞鸦等有翼式火箭，三只虎钺、一窝蜂、群豹横奔箭等几十种从三发到百发的单级多发火箭，火龙出水和飞空沙筒等二级火箭。它们既反映了明代火箭技术的发展概况，又可看出现代火箭得以发展的渊源。              　　爆炸类火器有：用于城防的石炮、击贼神机石榴炮等爆炸弹，万弹地雷炮、无敌地雷炮、伏地冲天雷等地雷，既济雷、水底龙王炮等水雷。它们的外壳大多用石、木、陶、瓷、土、铁，以及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点火引爆方式有火绳点火、触发、拉发、定时爆炸、钢轮发火等。其中钢轮发火是机械式引爆装置，由戚继光于万历八年（1580），组织其部下修筑石门寨时创制而成，是地雷进入机械式引爆装置的重要标志。爆炸类火器既是除枪炮以外的大威力杀伤和摧毁性火器，又造价低廉，是明代火器研制者的重大贡献之一。              　　燃烧性和致毒性火器有：火球、火砖、火桶等火球类火器，满天喷筒、毒药喷筒、神水喷筒等火筒类火器。它们由宋代的火球与喷火枪发展演变而来，由于造价低廉，使用方便，所以在明代仍受到统兵将领们的重视，得到较大的发展，被广泛用于各种样式的作战中。              （四）火器战车              　　明代后期的战车又有较大的发展，除装备冷兵器的战车外，《武备志·军资乘》还记载了大量火器与冷兵器并装的战车，其中有万全车、架火器车、火龙卷地飞车、铁斗油车，以及装备各种火箭的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装备各种火炮的攻戎炮车、千子雷炮车、叶公神铳车、灭虏炮车、将军炮车，装备轻型火器的屏风车，综合装备各种兵器的万胜神毒火屏风车等。其中有些装备火器的战车，四周用坚厚的大木作木甲为屏障，实为古代的装甲车，它们为后世铁甲战车的创制启发了思路。明代这些战车的创制与使用，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技术家，在创制把兵器的毁杀作用，与车辆的机动作用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方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新的发展阶段。         7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五、《武备志》反映了茅元仪的制器用器思想              　　《武备志》不但是集古典军事技术大成的著作，而且也反映了茅元仪制器用器的思想。              （一）从战略高度倡导军事技术的发展              　　茅元仪在当时倡导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于改善明军的装备，改善国家边海防设施，提高明军的战斗力，达到在东南沿海抵御日本的侵略，在北方抵御后金挑战的战略目的。为此他强调要制器械，备火器，修城堡。他认为：“器械者，所以御侮也”，器械备，则国家便有所倚恃。“有所恃则神全，有所倚则力张。神全力张，稚子可以驱虎豹”（21）。在各类武器装备中，又以火器的威力为最，“五材并用，火德最灵。……锋利镞，力尚有穷，而火焰之精，无坚不溃”（22）。“本朝之得天下也，藉于火为多”（23）。可见茅元仪把火器列为发展军事技术之首位的思想。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他主张在通都大邑要建城郭，在西北之边地要随地筑堡。有城郭方可以安，“有堡始可以清野”，“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24）。              （二）坚持创新的观点              　　茅元仪对兵器的制式，坚持创新革故，合于时用。如他要求制弓的匠人不要沿袭《武经总要》所列弓的制式，而要创新。因此制成了适于“九边”使用的开元弓，适于内地使用的槽稍弓、槽欛弓、陈州弓、小稍弓等。              （三）坚持精益求精的思想              　　茅元仪要求工匠在制造兵器时必须精益求精。他以制枪为例指出，枪杆以稠木为上，要细心劈开而不要锯开，锯开的枪杆纹斜易析。北方枪杆不可用竹，东南方则竹木均可用。枪杆后部要粗细适中，过细不便把握。枪杆腰部不可过硬或过软，过硬不可拿，过软则无力。杆过粗而腰过硬，则应作为废枪抛弃，决不可用（25）。              （四）御敌保国必须善于使用火器              　　为了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达到御敌保国、克敌致胜的目的，茅元仪对使用火器的基本原则、技术和战术，都作了深入的论述，并要求官兵在作战训练中，熟悉各种火器的性能，要善于因时、因地、因敌、因器、因战而使用火器。              　　所谓因时而用，是指统兵将领要善于根据风候、天象等天时情况，指挥部队处于上风，选用火箭、火球、喷筒，因风纵火，杀伤处于下风的敌军人马，焚毁敌军的战具和城防设施，夺取作战的胜利（26）。              　　所谓因地而用，是指统兵将领要善于利用地利情况，指挥军队使用火器战胜敌人。在旷野平川，要用射远的火器射击敌军；在丛林隘道，要用火器夹击敌军；在居高临下之城上、山上，要用重型火炮击敌；在城下山下仰攻高处，要用火铳与喷筒射弹、喷火，实施仰攻；在水上作战，要指挥部队占据上风有利阵位，以火器攻敌（27）。              　　所谓因敌而用，是指统兵将领要善于因敌情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火器。在守城时，则用火器轰击攻城之敌的坚卖之处，坚处一破则其围自解；在攻城时，则用火器轰击守城之敌的瑕隙之处，瑕隙一破则乘机攻入城内；在同使用火器的敌人突然遭遇时，则乘其立足未稳，阵形未固的混乱之时，用重炮轰击，乘乱而胜之；在敌人已扎营时，则乘风高月黑之夜，于要道埋伏重兵，并派侦探混入敌营作内应，尔后四面吹号，并以火器四下轰击，劫其粮草轻重，敌必溃败；在驻营时，则于四周布设多道火器守备阵地，以防敌人前来劫营（28）。              　　所谓因器而用，是指统兵将领要善于因性能与用途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火器。战器（指单兵使用的鸟铳等火器）比较轻便，易于携带，可装备单兵使用；攻器（指便于机动的中小型火炮）利于机动，可用于随军进行机动作战和进攻城堡；守器（指重型守城炮）利于远击齐飞，火长而气毒，则用于坚守城郭；埋器（指地雷）利于爆击，则用于封锁要隘通道，炸杀来犯之敌（29）。              　　所谓因战用器，是指统兵将领要善于因不同的作战样式而使用不同的火器。在陆战时，要火器与冷兵器并用，轻重型火器并用，燃烧与爆作性兵器并用，长柄与短柄冷兵器并用，射远的弓弩与近战兵器并用；水战时，要用大发烦与佛郎机等舰首炮迎头直轰敌船，用神枪与火铳从侧翼夹射敌船，用火箭与火弩焚烧其桅帆篷索，殿后则以火炮、火弩、火箭射敌（30）。         8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武备志》问世后，在清代虽屡遭禁毁，但仍能几经翻刻，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在日本，除宽永年翻刻外，又在1974年翻成日文出版。《武备志》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古典兵学之百科全书，它所集纳的丰厚资料，对科技术、交通史、军事地理的研究，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 释              　　①九边：明代后期对长城沿线自东至西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事重镇的简称。               　　②方以智：《流寓草》卷7，《酬茅将军》。              　　③茅元仪：《武备志》卷1，《兵诀评·序》，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版，《中国兵书集成》27，第185～186页。以下引此书时简称《集成》。              　　④⑤《武备志》卷19，《战备考·序》，《集成》28，第801～802页。              　　⑥《武备志》卷93，《军资乘·序》，《集成》引，第3755～3756页。              　　⑦《武备志》卷首，《自序》，《集成》27，第88页。              　　⑧（26）（27）（28）（29）（30）《武备志》卷121，《军资乘·火三·用火器法》，《集成》32，第5151～5161页。              　　⑨⑩（11）《武备志》卷68，《阵练制·练·序》，《集成》30，第2695～2696页。              　　（12）（15）《武备志》卷219，《占度载·江防·序》《集成》36，第9555～9556页。              　　（13）《武备志》卷204，《占度载·镇戍一·序》，《集成》35，第8815页。              　　（14）《武备志》卷209，《占度载·海防一·序》，《集成》35，第9036页。              　　（16）《武备志》卷135，《军资乘·饷·序》，《集成》32，第5685页。              　　（17）组配比率：硝、硫、炭在火药中所占的百分比。              　　（18）（19）（20）（22）《武备志》卷119，《军资乘·火一·制火器法》，《集成》32，第5081～5084页。              　　（21）《武备志》卷102，《军资乘·器械一·序》，《集成》31，第4199页。              　　（23）《武备志》卷119，《军资乘·火一·序》，《集成》32，第5072页。              　　（24）《武备志》卷114，《军资乘·堡约一·序》，《集成》31，第4851～4852页。              　　（25）《武备志》卷103，《军资乘·枪（矛附）》，《集成》31，第4289页。              　　王兆春，祖籍江苏高邮，1937年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并从事科研工作，现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军事技术史和明代军事史，对明代火器的研制和使用、神机营和戚继光合成军的创建、明代军事的重大变革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所著“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火器史》，被学术界视为填补空白之作。已出版的专著还有《中国古代乒器》、《聂士成》，译著有《中国历代名将传》，合著有《中国近代战争史》，合编有《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近代化大辞典》等五种工具书；即将出版的专著有“八五”规划课题《中国军事技术史》、《中国军事史·明代卷上册》、《中国历代的兵书》等四种；参加撰写的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等十多种书籍；发表论文40多篇。              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初步研究              　　南炳文              　　1988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万历起居注》一书。如所周知，《万历起居注》是现存大部头历代起居注中最早的一部，是《明神宗实录》撰写时依据的重要文献之一，内容丰富，对研究明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以前，此书只有抄本传世，一般读者甚难利用。现在该书被影印出版，诚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其“出版说明”中所说：它“为明史研究又提供了大量稀见史料”，“无疑是海内外社会科学学者和广大读者盼望已久的福音”。但是，为了充分发挥该书的作用，该书的体例、版本源流等一系列问题是应该研究透彻的，而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极为有限。随着该书影印本的问世，这一研究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了。有鉴于此，笔者近几年围绕这方面的问题读了一些书，从而获取了若干心得，本文所记即这些心得中的一部分。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9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万历起居注》的“出版说明”称：“这次出版的《万历起居注》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抄本、民国抄本补配而成。”据查，这里所说的“明末清初抄本”，系指内容为万历元年记事的一个抄本。它在1958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中记为“明抄本”，在1991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中也记为“明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何以改“明抄本”为“明末清初抄本”？其原因不得而知。笔者椎想，当是为了加大保险系数、避免出现误断而故意把时间范围扩大了一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说明”中所说的“民国抄本”，据查系指内容为万历二年至四十二年（中间有残缺）记事的一个抄本，1958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中也曾将它收集其中，注明共37册。由上述可知，在影印本《万历起居注》的两个底本中，民国抄本的内容远较另一种抄本（即明末清初抄本）为多，所以民国抄本是影印本《万历起居注》的主要底本。              　　作为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抄本《万历起居注》，来自何处呢？查该抄本原书有一条署名“兼山”的识语（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影印该书时删掉了这条识语）：“明《万历起居注》五十册，藏天津河北省立图书馆，系蓝格棉纸抄本，原缺元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四十年、四十二年五年事迹。按：万历三年二月，翰林院编修张位请复起居注官，下部议。张居正疏言，明初设起居注官，日侍左右，后详定官制，设翰林院修撰等官。自职名更定之后，遂失朝夕记注之规，累朝以来史官阙略。嗣后今日讲官日轮一员，专注起居，并令追录二年以前事迹付史馆。此明诸帝皆无起居注文、而万历一朝独具之由来也。千顷堂及澹生堂书目皆载为二十卷，但未言起迄年月，此未分卷，当非一本。以海内各图书馆目录均所不载，希见秘笈，爱佣胥四人抄成别本，合装三十七册。兼山识”按查遍有关资料，没有发现关于天津设置过称为“天津河北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馆的记载，而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所载刘鸿志《天津图书馆的变迁》一文，今天津图书馆在1928年至1937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因此，识语中的“天津河北省立图书馆”当即指今天津图书馆，所谓“天津河北省立图书馆”当即“（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的略称。如此说来，影印本《万历起居注》的主要底本，当是自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万历起居注》转抄而来。据现在尚任职于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谢忠岳先生介绍，天津图书馆原有一任职多年的老职工，名叫拟兼山，死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是有名的藏书家。由此看来，上述识语的作者“兼山”当即这位姒兼山。换言之，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影印本《万历起居注》的主要底本，当为拟兼山雇人据今天津图书馆所藏《万历起居法》转抄而成。              　　今天津图书馆所藏《万历起居注》共9函53册，前7函50册系明抄本，内容包括万历二年至四十二年（中间有残缺）；第8函为1册，内容仅万历元年，系民国间抄本，其底本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抄本万历元年起居注，即影印本《万历起居注》“出版说明”所说的“明末清初抄本”；第9函为民国年间所写《万历起居注校勘记》稿本，共2册。据谢忠岳先生介绍，第8函和第9函最初与前7函并未合在一起，而是单独存放于普通图书书库之中，至本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工作人员在整理藏书时，才将它们与前7函合在一起，编为第8和第9函，改存于善本书库中。以上所说的影印本《万历起居注》主要底本当为“据今天津图书馆所藏《万历起居注》转抄而成“一句话中，其“今天津图书馆所藏《万历起居注》”并不包括今天津图书馆所藏该书的9函全部，而只包括其前7函。以下为了叙述方便，这7函书将简称为“天津明抄本”，而据之抄出的影印本《万历起居注》的主要底本将简称为“北大抄天本”。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10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天津明抄本第1函第1册附有旧书签1个，上有“天津图书馆藏五十册蓝丝阑抄本不分卷本馆自购”字样。据谢忠岳先生介绍，这一书签是天津图书馆建馆初期之物；而又据上述刘鸿志《天津图书馆的变迁》一文，今天津图书馆在历史上曾两度以“天津图书馆”为馆名，一为1908年建馆至1913年改名“天津直隶省图书馆”之前，一为1982年至今。由此推断，这一旧书签表明，天津明抄本乃为1908年至1913年期间天津图书馆通过采购而入藏该馆的。该书第1函第1本首页有“天津图书馆藏”印文，这一印文为天津图书馆建馆之初使用的藏书印，它也说明了该书入藏天津图书馆的时间，应为1908年至1913年之间。              　　最早介绍天津明抄本的著作，为已故版本学专家谢国桢先生完成于1931年、出版于1932年的名著《晚明史籍考》，其中说明，该书不分卷，50册，河北省立图书馆藏，不知编者名氏，旧佚万历元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四十年、四十二年诸册。              　　继《晚明史籍考》之后介绍天津明抄本者为1944年10月出版之《文史杂志》第4卷第7、8期合刊发表的陶元珍《万历起居注》一文。这是作者根据其在1937年4月春假于天津图书馆（当时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阅读该书所获心得而写出的。该文通过与《明神宗实录》作对比，论述了该书的价值。              　　另外，在日本1934年出版的19卷4号《史林》上发表的今西春秋《关于明起居注》一文，通过介绍《晚明史籍考》对天津明抄本的著录，也向日本学术界说明了天津图书馆藏有该书的事实。              　　二              　　推断北大抄夭本抄自天津明抄本的证据，除去上述姒兼山的识语之外，还有如下两个：第一，两者包括的内容完全一致；第二，天津明抄本的错误之处，北大抄天本一般都继承了下来。              　　天津明抄本所记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过去的说法皆遵从谢国桢先生在《晚明史籍考》中的介绍。而细查原书，发现谢先生的介绍不甚准确。笔者根据原书统计，得知其确切的时间范围是：万历二年正月至三年十二月、四年四月至八月、四年十月至九年十二月、十年四月至十二月、十一年闰二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年四月至五月、十四年正月至十五年三月、十六年正月至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年九月至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年十一月至二十七年闰四月、二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四年正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六年五月至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一年七月至十月、四十三年七月至十二月，由此可知，天津明抄本所记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笼统说来是万历二年至四十三年；其中缺载者为四年一至三月和九月、十年一至三月、十一年一至二月、十三年一至三月和六至十二月、十五年四至十二月、十八年一至八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三年一至十二月、三十六年一至四月、三十八年五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四十一年十一月至四十三年六月。再查北大抄天本，可以发现其所记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完全与天津明抄本相同，并且各年、月、日之下的记事，除特殊情况（如误抄、漏抄、改误等）外，也与天津明抄本完全相同。可见，从内容上看，北大抄天本与天津明抄本是完全一致的。              　　天津明抄本存在的错误包括漏字、误字、格式不当、记事次序错乱等；对比天津明抄本和北大抄天本，便会看到，前者的这几种错误，后者皆同样存在，并且其发生错误的具体处所，也彼此相同。例如关于漏字错误，笔者发现的北大抄天本与天津明抄本相同者，可举下列8例：（1）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记事中有“以动心忍性”一句，其“以”字前应漏一“所”字。（2）万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记事中有“臣等不胜倦倦愿望至”一句，其“至”字前应漏一“之”字。（3）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记事载有大学士王锡爵等所上关于纂修本朝正史的题本一个，其末尾为“计开纂修官”字样，这里应是在“纂修官”三字后漏掉了纂修官的具体名单。（4）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九日记事中载有大学赵志皋请求举行皇长子冠婚大典的奏疏，其末尾为“巨无任”三字，语句不通，三字之后应有漏文。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11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5）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记事中有“臣偶有愚”一句，其“愚”字后应漏一“见”字。（6）万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记事载有大学士沈一贯等关于纂修玉牒的题本一个，其中有“合将本官（指大理寺左寺副章伯辉——笔者注）量升部主客司员外郎”一句，其“部”字前应漏一“礼”字。（7）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记事的开首为“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戊申”字样，按此日为该月之朔，而该书凡遇朔日皆在干支后加“朔”字，这里显然应为在“戊申”二字后漏了“朔”字。（8）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事载有给宗人府的敕文一道，其中有“自万历二十六年以前已经修辑，至十一年未及增修”之语，语意不通；查《明神宗实录》卷465也载有这一敕文，其于该语“至”字之后有一“今”字，因而读之语意甚明；这说明天津明抄本及北大抄夭本子此应漏一“今”字。              　　关于误字之误，笔者发现的北大抄天本与天津明抄本相同者，可举下列18例：（1）万历二年五月八日记事中有“各赐金箱牙筯一双”一句，其中“箱”字应为“镶”字之误。（2）万历八年正月四日记事中有“岂独近代臣人之所稀觏”一句，其中“臣人”二字应为“人臣”之颠倒致误。              　　（3）万历九年三月十六日记事中有“遣官奏告郊庙”一句，其中“奏”字应为“祭”字之误。              　　（4）万历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记事中将该日千支记为“壬辰”，而查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诸书，其干支当为“壬戌”，可知这里的“壬辰”应为“壬戌”之误。              　　（5）万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事中有“今又责令各官写完太祖高皇帝实禄”一句，其中“禄”字当为“录”字之误。（6）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事载有大学士王家屏等人题本一个，其中有“亦各照例遵行”一句，这里的“各”字，据上、下文意当为“合”字之误。（7）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事载有大学士赵志皋等题本一个，其中也有“亦各照例遵行”一句，这里的“各”字，据上、下文意同样应为“合”字之误，（8）万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记事中有“太寺少卿兼司经局正字马继文等”字样，其中“”字当为“仆”字之误。（9）万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记事中载有大学士赵志皋等关于纂修本朝正史的两个题本，其中皆有推荐翰林院编修“史继阶”堪任纂修官的内容；而按之清人怀荫市所修《泉州府志》卷44“明列传”10，这里的“史继阶”当为“史继偕”。（10）万历二十六年七月记事中出现了“四月丁亥”一条记事，其实这里的“四月”乃为“四日”之误。（11）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记事中有“臣切照李桢籍系陕西人”一句，其中“切”字当为“窃”字之误。              　　（12）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记事载有大学士赵志皋的一个奏疏，其中有“东征事之”一句，它当为“东征之事”之误，“事”字与“之”字颠倒了位置。（13）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记事中有“罔违道以千百姓之誉”一句，其中“千”字当为“干”字之误。              　　（14）万历三十年闰二月十六日记事中有“庶汗清有期”一句，其中“清”字当为“青”字之误。（15）万历三十年四月十五日记事载有大学士沈一贯题本一个，其中有“合理题请”一句，其“合理”二字当为“理合”二字颠倒而致误。              　　（16）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记事载有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关于纂修玉牒的题本一个，其中有“制敕两房官员”一语；按之《万历野获编》卷9“两殿两房中书”条，阁臣掾属有“制敕、诰敕两房”，因而这里称“制敕两房官员”实有不妥，当为“制诰两房官员”之误；叶向高著《编扉奏草》卷7也载有这一题本，其中此语确作“制浩两房官员”，这为笔者的上述推论提供了佐证。（17）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记事有“先该臣等具题，将万历三十七年以后玉牒照例续修”之语，按之该书上、下文，此处之“三十七年”当为“二十七年”之误。（18）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记事载有大学士李廷机等为纂修玉牒所上的题本一个，其中有“先该臣等具题，将万历三十七年以后玉牒照例续修”之语，按之该书上、下文，此处之“三十七年”亦当为“二十七年”之误。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12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关于格式不当的错误，笔者发现的北大抄天本与天津明抄本相同者，可举下列2例：（1）万历三年三月四日记事中包括两条记事，一为记明神宗在文华殿讲读时，读《帝鉴图说》发出感慨，面对大学士张居正等讲了一段感想，一为记大学士张居正因议处史职而上了一个奏疏。按照全书体例，这两条记事之间应留一空格，但这里没有留下空格，而是将两条记事紧接书写。（2）万历三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记事中包括两条记事，一为大学士沈一贯的一个奏疏，一为大学士朱赓的一个奏疏。按照全书体例，“十九日丙戌”（这一天的干支为丙戌——笔者注）字样只应出现在第一个奏疏之前，后一个奏疏前应用“是日”字样。但是这里全是写上了“十九日丙戌”字样。              　　关于记事次序错乱的错误，笔者发现的北大抄天本与天津明抄本相同者，可举下列2例：（1）将万历七年九月仅有一条关于明神宗“御文华殿致斋”并赏赐三个大学士的记事，误置于同年十月的记事之后。该年十月记事共四条，一条为明神宗“御文华殿讲读”，一条为大学士张居正等上奏答复明神宗因土蛮大举进攻辽东而要求兵部讨论对策的指示，一条为明神宗又一次“御文化殿讲读”，一条为张居正等上言要求明神宗收回“今年暂免行刑”的意见。关于这一处记事次序错乱应予说明的是，北大抄天本的抄者在抄写时，大概因为发现这里的有关各条记事所系的日期相互间存在矛盾，曾武断地将它们作了更动。其一为没有照抄天津明抄本关于明神宗“御文华殿讲读”的第一条记事所系的时间：天津明抄本在这里仅“七日己卯”四字，北大抄天本在其前加上了“万历七年九月”六字，从而使之成为“万历七年九月七日己卯”。其二为没有照抄天津明抄本关于明神宗“御文华殿致斋”并赏赐三个大学士的记事所系的时间：天津明抄本中原为“万历七年九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北大抄天本将之改为“万历七年十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北大抄天本的抄者在北大抄天本上作了这一改动后，可能自认很高明，又进而将天津明抄本中的“万历七年九月申辰朔、二十八日辛未”改为“万历七年十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细审现存天津明抄本此处的“十月”中的“十”字，是在“九”字之上加写的，这正是北大抄天本抄者对天津明抄本进行上述改动的有力证据。经过北大抄天本抄者的种种改动，单从各条记事所系时间的表面顺序看，此处记事次序错乱的错误，可说是能被遮掩过去了。然而细读内容仍可发现矛盾（如在所谓的九月七日记事中，竟以回顾的口吻谈及“十月初二日”的事情），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怀疑；倘进而查对年表中关于有关日期的干支的记载，以及《明神宗实录》等文献中关于有关史事的记载，事实的真相即可水落石出；笔者之发现北大抄天本和天津明抄本共有的这一处记事次序错乱的错误，即是由此而实现的。（2）在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十七日记事之后和十八日记事之前，插进了六条记事：一为“十二日”关于御史邓炼、大学士申时行等请求停减江西烧造瓷器的记事，一为“十七日”关于明神宗徒步至南郊致祭祈雨的记事，一为“十八日”关于大学士申时行等要求议处带征钱粮的记事，一为“二十六日”关于申时行等要求尚宝司少卿羊可立说明其本章中“奸党”字眼所指为谁的记事，一为“五月九日”关于明神宗应大学士申时行等之要求减少婚礼费用的记事，一为“十九日”关于明神宗于暖阁召见辅臣申时行等、就陕西巡按董子行的本章商量政务的记事。经查阅《明神宗实录》等文献，可知这六条记事所记史事的前4件发生在万历十三年四月，后2件发生在万历十三年五月。可见，这一处记事次序之错乱，是将万历十三年四月和五月的记事误放在了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十七日记事和十八日记事之间。                            　　三              　　北大抄天本是何时抄写的呢？其入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又在何时呢？细审有关资料，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大体搞清的。              　　如前所述，姒兼山在抄写北大抄天本时所写的识语，称收藏其底本即天津明抄本的今天津图书馆为“天津河北省立图书馆”，而“天津河北省立图书馆”当为“（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的略称，今天津图书馆之馆名叫作“（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的时期为1928年至1937年。由此来看，北大抄天本的抄写时间应当即为1928年至1937年之间的某一年或某几年。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13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北大抄天本万历三年正月记事部分的首页，有“姒兼山藏”印文，为阴文篆字；万历三十五年正月记事的首页，也有这一印文；并且这两个印文占据的皆是该页的右下角，是加盖藏书章的最佳位置。在万历三十五年正月的首页，在“姒兼山藏”印文之上，还盖有“国立北京大学藏书”阳文篆字图章。这些现象说明，这一抄本最初当是姒兼山为自己转抄的，其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乃为后事。              　　北大抄天本上在若干页写有眉批。如万历二年正月九日乙酉记事（内容为“上视朝”）部分有眉批为：“隆庆六年，定以三、六、九日视朝，见《明会典》。”万历二年六月七日庚戌记事（内容为“以皇考穆宗庄皇帝升祔禫除”，明神宗“于宫中设晏，奉两宫圣母”）部分有眉批为：“《明史·后妃传》：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张居正下廷臣议，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生母贵妃李氏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万历二年七月十七日己丑记事（内容为大学士张居正因《明穆宗实录》纂修完毕，上奏明神宗为有关编纂人员等请赏）部分有眉批为：“故事，日讲率以翰林大僚充之，至是赵志皋、陈于陛、沈一贯、张位、于慎行均以修实录              功，进修撰，直日讲，盖属异数。见《明史》。”这些眉批的笔迹皆与姒兼山为整个北大抄天本所写的识语完全一致。这说明这些眉批皆为姒兼山所写。能在书上任意书写批语，只有在该书属于本人的条件下，才可办到。由此看来，北大抄天本上留有姒兼山的多则眉批这一现象，为该书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前确曾归姒兼山所有，提供了又一证据。              　　北大抄天本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具体时间，从已知的资料看，可推定为1946年秋季之后、1958年12月以前。在该书万历三年记事和四年记事两部分之间，有一则共14个字的校记：“丙戌秋，寂居津门，取此书校读一过。”这一校记的笔迹，与该书的识语和各则眉批完全一致，它肯定为姒兼山所写。其中的“丙戌秋”，当指1946年秋季。这一校记表明，直到1946年秋季，该书仍归姒兼山所有：因为这时倘他对之无所有权，他便不可能在其上信意书写校记了。这样，该书之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必在1946年秋季之后，便找到了充分的证据。至于该书之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必在1958年12月以前的证据，则为1958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因为如前所述，这个书目中已把该书收了进来。              　　四              　　书籍被传抄一遍，难免出现错误之处，加之姒兼山所用抄书者无一是著名的学者，所以北大抄天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同于底本即天津明抄本的抄写错误。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北大抄天本不同于天津明抄本的抄写错误，包括三类：字误、漏文和装订错乱。              　　关于北大抄天本不同于天津明抄本的抄写过程中出现的字误现象，可举如下数例：（1）天津明抄本万历二十年十二月记事中，有一条时间系于“九日乙未”的记事，而在北大抄天本中这个“九日乙未”被抄成了“九日己未”。查陈垣著《二十史朔闰表》诸书，可知北大抄天本误而天津明抄本不误。（2）天津明抄本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记事的末尾，署有撰写该月起居注的各位记注官的姓名，其中之一的姓名为“萧良有”，而在北大抄天本中这个“萧良有”被抄为“萧良有”。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等书，可知当为“萧良有”。北大抄天本同样地误将“萧良有”中的“萧”字误抄为“萧”者，还存在于万历二十一年八月记事的末尾所署记注官名单之中以及万历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记事之中。（3）北大抄天本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和六月两个月的记事的末尾，在所署记注官名单之中，皆有“盛纳”之名，而在天津明抄本的相应部分，皆作“盛讷”。查《明史》卷243“盛以弘传”等文献可知，又是北大抄天本搞错了。              　　（4）天津明抄本万历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日证事部分所载大学士赵志皋等所上关于正史纂修工作停止后善后事宜的题本中，有“原系玉牒遗叙人数”一句，其在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被抄成了“原系王牒遗叙人数”。如所周知，“玉牒”是封建社会中皇族的家谱的名称，“王牒”则是没有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的词语。无疑在这里北大抄天本是又一次发生了误抄。（5）天津明抄本万历三十年六月七日记事所载大学士沈一贯等所上关于纂修玉牒的题本中，有“再照诰敕房亦属缺员，合无将周秉忠、刘尚宾改补浩敕房办事”两句话；而在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中，这两句话被抄成“再照诰敕房亦属缺员，合无将周秉忠、刘尚宾改制诰敕房办事”，两本有一字之差。细读其文，可知天津明抄本意思连贯，而北大抄天本前后互不照应，这只能使读者判断为北大抄天本在这里仍是抄错了。（6）天津明抄本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记事所载大学士沈一贯等关于要求明神宗勤政爱民的题本中，有“昔麦丘邑人谓齐桓公”一句，而这句话在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被抄成“昔夏丘邑人谓齐桓公”。按，古代地名中有“麦丘”而无“夏丘”；另外，《明神宗实录》卷399也记有这一题本的要点，并且保留了这句话，其中所记为“麦丘”而非“夏丘”。如此等等皆说明，北大抄天本抄为“夏丘”实为错抄。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14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关于北大抄天本不同于天津明抄本的抄写过程中出现的漏文失误，可举如下5例：（1）天津明抄本万历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记事载有右谕德田一的事迹，北大抄天本相应部分将“田一”抄为“田”。查《明史》卷216有田一的传记，可证北大抄天本在这里是抄漏一“一”字。（2）北大抄天本万历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记事中有“原任詹府事刘虞夔”一语，语意欠通，“詹”字之后应缺一“事”字，“府”字之后应缺一“詹”字，经查对天津明抄本得知，天津明抄本的相应部分确有“事”字和“詹”字。（3）天津明抄本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记事中载有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的一个题本，其中一段文字为：“先该臣等题前事，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敖文祯、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唐文献等专管纂修玉牒，迄今在籍，尚未到任。照得纂修事重，难以久虚，臣等推得见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范醇敬堪充玉牒纂修官，合将范醇敬量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令其不妨原管讲读事务，兼管前事。”在北大抄天本中的相应部分，这段文字少了共46字（自“唐文献”三字始，“至翰林院侍读”五字止）。由于有此漏文，北大抄天本的这一记事因而变得语意不明，并且“范醇敬”其人的原任官职被变成“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与《明神宗实录》卷346的相应记载（”左春坊左庶子”）存在矛盾。              　　（4）北大抄天本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事载有大学士李廷机等关于纂修玉牒的题本一个，其中一段文字为：“照得旧例纂修该用翰林官二员，查有原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郭正域，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方从哲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行取来京，令其专管纂修玉牒事务。”读这段文字，令人甚感语意不清；找到天津明抄本的相应部分加以查对，即知原来它在“郭正域”三字与“升吏部左侍郎”五字之间抄漏了共19字：“原任国子监祭酒方从哲，俱堪起用，合将郭正域”。《明神宗实录》卷465的相应记事有“拟以原任礼部侍郎郭正域、原任国子监祭酒方从哲为玉牒纂修官”一句话，这为证实北大抄天本在这里有漏文提供了佐证。              　　（5）北大抄天本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记事载有大学士方从哲等请求明神宗批发本章的题本一个，其末尾一句为“臣等又不胜仰望之至，谨”，语意不通。查天津明抄本的相应部分，乃知天津明抄本于“谨”后有一“题”字，而北大抄天本将之抄漏了。              　　关于北大抄天本不同于天津明抄本的装订错乱之处，可举如下2例：（1）北大抄天本自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记事的第134字起至同月二十四日记事的第137字止，错装于同年四月记事的末尾与五月记事的开头之间。              　　（2）北大抄天本自万历三十年七月十九日记事的第37字起至同一日记事的倒数第120字止，错装于同年同月十六日记事的倒数第3字与倒数第2字之间。由于以上错装的存在，使其涉及的有关部分无法读通，而对照这一部分没有错装的天津明抄本，找出其错误所在并加以纠正，语意即立刻变得清清楚楚。              　　五              　　从总体上讲，北大抄天本的可靠性不如天津明抄本。这从一般规律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上文（特别是第四节）所谈及的一些事例，也为相信这一点提供了根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记事中，北大抄天本皆不如天津明抄本。天津明抄本在抄写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北大抄天本可说是将之大部分承袭下来了；但北大抄天本也改正了其中的一部分，或纠正误字，或补进漏文，或更正装订顺序之误，其总量虽然并不太多，而其价值却是不可忽视的。              　　关于北大抄天本改正天津明抄本误字之处，可举如下7例：（1）天津明抄本万历二年三月十五日记事中有“乃嗣服之始，尤斤斤焉”之语，语意不通；而北大抄天本在相应部分也有这9个字，但又将其中“斤斤”二字抹去，旁边另写“兢兢”二字，从而使语意通顺清晰。（2）天津明抄本万历三年四月十四日记事中有“辅臣张居正等持绎疏奏请上裁”之句，根据这个记事的全部文字以及《明史》卷307“陆炳传”，句中的“绛”字应为“绎”字之误（陆绎是陆炳之子）。而在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这一“绛”字已被“绎”字代替。（3）天津明抄本万历三年五月三日记事中有“上未必即点，而且博誉于一时”之语，从上、下文意来看，其中“点”字当为“黜”字之误；而在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此语虽照天津明抄本的样子抄了下来，但又将“点”字（原文为繁体字“点”——笔者注）涂改为“黜”。（4）天津明抄本万历三年五月六日记事中有“不务学者业”一语，按照上、下文意来判断，它当为“不务学业者”之误。查北大抄天本相应部分，正是做了这样的变动：它先照天津明抄本的样子抄下此语，而后在“者业”二字上加了颠倒符号。（5）天津明抄本万历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记事有“叨蒙起召，再点朝行”之语，以上、下文意可知其中“点”字当为“玷”：无照天津明抄本抄下这八个字，而后抹去“点”字，在其旁另写“玷”字。（6）天津明抄本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记事中共有两条记事，其第二条记事的开头语为“陛国子监祭酒曾朝节为詹事府少詹事”，其中的“陛”字无疑为“升”字之误。        作者： 云梦浦  2006-3-31 08:35 　 回复此发言          15明史论从.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武备志》              在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此字正是改写为“升”了。（7）天津明抄本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九日记事中有“未有署阖虚无一人者”一句，从文意上讲，其“署阖”二字当为“阖署”二字之误。在北大抄天本中，先照抄了天津明抄本的原文，而后在“署阖”二字之上加了颠倒符号。              　　关于北大抄天本补进天津明抄本漏文之处，可举如下2例：（1）天津明抄本万历四年十二月记事，自“二日庚申”始，这四字之前漏写“万历四年十二月”七字。北大抄天本在相应部分加写了“万历四年十二月”七字。              　　（2）天津明抄本万历四十三年十二月八日记事所载大学士方从哲等所上关于纂修玉牒的题本中，有“而管孙汝游又蒙钦命回部管事”一句，从上、下文意看，“管”字前漏一“代”字。而北大抄天本的相应部分加上了“代”字。              　　关于北大抄天本更正天津明抄本装订顺序错误之处，可举如下              2例：（1）天津明抄本的万历十二年八月记事，误装于同年九月记事的第2页和第3页之间；北大抄天本中纠正了这一错误，将之改在了同年七月记事和九月记事之间。（2）天津明抄本的万历三十六年五月记事，误装千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记事之后、三十五年正月记事之前；北大抄天本将之改装于三十六年六月记事之前，纠正了天津明抄本的错误。              　　了解北大抄天本的来源、缺点和优点，对于更充分、更正确地利用该书无疑是有帮助的。然而更重要的在于，这有益于更充分、更正确地利用当今流传最广、以北大抄天本为主要底本的影印本《万历起居注》。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仅是初步尝试，期望能有同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论著陆续问世。              　　南炳文，男，1942年1月生。河北省广宗县人。196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68年5月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71年调回南开大学工作。现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著有《明史》（上、下册合著）、《南明史》、《明清史蠡测》、《清史》（上册合著）、《清代苗民起义》、《清代文化》（合著）、《中国古代史》（合著）、《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合著）、《天津古代人物录》（合著）等。译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清代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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