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忆重庆武斗/周孜仁 作者： -上传日期：2006/10/14 五柳村科    断忆重庆武斗/周孜仁  断 忆 重 庆 武 斗    周孜仁     文革中，重庆以武斗闻名。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并流处，群山环峙，气候畸糟，交通发达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孕生了重庆人鲜明、火爆的群体个性，催生了许多耿介豪侠、敢作敢为的血性汉子。这种环境足够滋养邹容、江竹筠、成然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而它一旦被导向了邪恶，必然将演绎出颠覆一切、毁灭一切的社会悲剧。     其次，重庆军工厂极多，除了飞机，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可以在此配套。坦克、军舰、榴弹炮、高射炮、海岸炮、重机枪、轻机枪、半自动、手榴弹、火焰喷射器……真刀真枪，一应俱全。据可以相信的资料记录，一九六七年七月，反到底派一次就从兵工厂把“一万二、三千条新式武器发出来扩散到外面”，所谓“反到底舰队”，三只船上均装备了大炮，“大的一只船装了十门之多”。而笔者所属的八一五派也一次从国防厂“抢出一百二十万发子弹”。两个原因汇而合一，重庆成为中国文革武斗最惨烈的地狱渊薮，便很自然了。     还有一条最要命的、全国共生的原因：文革前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教育，已把人起码的良知泯灭渐尽，同时把对于假想敌的仇恨膨胀到了临界点。人们从孩提时代开始成天关注的就是：蚕豆地里踽踽独行的老家伙，是不是梦想变天的地主老财在偷食公社庄稼？成天蹲在学校门口的小摊贩，是不是企图用关于吃吃喝喝的儿歌腐蚀下一代？喜欢到宿舍区外吆喝的磨刀匠，会不会就是当年杀害村干部的“雷四滚子”？……总而言之，炸药桶长长的导火索早已四处点着，经过十多年缓缓引烧，到文化革命算是燃到尽头，开始起爆了。人们对于应该给以百倍尊重的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都毫不足惜，可以轻薄，可以践踏，可以蹂躏，可以屠杀。性格火爆而又掌握了杀人武器的重庆人，把人性的丑恶、残忍，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个场景：黄昏，不知为什么事情，我跟着学校的卡车去了位于石油路的五一技校。那儿已成双方武力拉锯的前线地区。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就设在那儿。暮色如晦，并不宽大的校园里，少男少女们正在全力备战。正值花季年龄啊！他们应该穿着宽松的Ｔ恤和漂亮的连衣裙去黄昏的花园小道谈说自己的梦想和温情，但是这时的他们，却全都穿着肮脏的劳保服在抬石头，构筑教学楼前工事；还有的人则坐在地上，把石块砸碎，再用筐子挑进大楼作武器；更多的女生则用作业纸分包石灰，一小包一小包地放好，也是做武器用的。所有窗户都已砸得精光，学生们便挂上草帘作为掩护……这景象和革命电影《地道战》里老百姓对付“鬼子”进村时的繁忙毫无二致。我在兵慌马乱的校园里胡乱溜一圈，接着就看见有人从不知什么地方把几个俘虏押上车来，眼被蒙着，脊背被打得鲜血淋淋，长长的伤痕等距离地道道相挨，像是用刀背细细砍出来的，非常可怕。第一次对一位受虐者做如此近距离观察，我心中不觉直发颤。这已不是电影镜头的特技渲染，也不是教科书抽象的描述，更不是阶级教育展览馆会的泥塑模特。他完全真实，就是一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活人！我不敢直面它。我有意站到车厢板的另一面去，竭力去回想一个月前在风雨操场展示过的、我的同学被打得同样血肉模糊的背，好尽快催生报复的快感，保持心理平衡。     天完全黑尽我们的车才开动。旁边人告诉我抓的都是“红大刀”成员：“红大刀”是重庆建设机器厂有名的武斗之花。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乘夜来此，是要将这些俘虏运回重大。大坪地处两派拉锯热区，不安全。在黑暗里折腾许久，汽车径直开到了重大的第六教学大楼。第六教学楼正是我所在的电机系教学大楼，是沙坪坝最高的建筑物。我为它而自豪。每当月色清明之夜，下了晚自习，从长满青苔的石阶向宿舍走去，心里总是充溢着青春期躁动不安的、带着几分忧伤的情绪。和它共同生活了五年，可我压根儿不知道大楼下面还有一条很可怕的、暗无天日的地道。地道很长，中间还隔着几道沉重的铁门，扭动铁门把手，会发出地狱一般的匝匝声。完全可以想像，将俘虏们关进去根本是无法逃跑的。     那一天的经历使这样的概念变得不可动摇：我们和对立派之间的仇恨已经完全无法逃避，也无法调和。不是我们把他们消灭掉，把他们像今天这些俘虏一样关进地狱，那么我们（包括我），就会被他们关进地狱，或者消灭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念过千百次的毛教导已不再是“语录本”上轻飘飘的教条，它已经变成了一九六七年的中国人类群体每个成员必须遵循的生存法则，和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可怕的事情每日每时都在发生，都在不可动摇地刺激我们的神经中枢。我知道我已经被绑上了奔向死亡的战车，别无选择。我只能从我的视角将它们一件件记下来，记录在我当时负责编辑的报纸上，如同无法逃遁的囚徒在墙壁上刻画记号，作为随同时间流逝的历史见证。在我重新接手编辑的第一份《８１５战报》第三十一期上，所有版面都充斥着血腥和仇恨：     二版、四版：悲歌震华莹，碧血涌大江——望江机器厂反革命暴乱纪实；     二版：七七枪声：六中小将惨遭枪杀 ／ 二七战士英勇献身；匪徒血洗歇马场 ／英雄头断红岩厂；     第三版：死难烈士万岁。刊登了近日武斗死者生平事迹。死者计有：     余成英，建设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航峰、军工井冈山九一纵队“血洗”石油校时被长矛刺伤，抢救无效死亡，时年３７岁；     杨胜金，红卫纺织厂消防队员。六月二十四日上午被对立派毒打致死，死后被剜眼、割去耳朵和生殖器，用镪水腐蚀后沉江未遂，时年３５岁；     冯仲荣，望江厂工人。六月二十三日，在望江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用三棱刀刺为重伤后死亡，时年４３岁；     余开泉，望江厂供销科长。在该厂“反革命暴乱”中被井冈山派惨杀，年龄不详；     张朝喜，林校学生。六月二十八日被红阳中学对立派追打，落入水池。死后发现左耳被割，头顶钉进二寸圆钉一颗，左肋骨被打断一根，左胸被刺进一刀，喉管塞满稻草，时年１７岁；     王吉强，供销社职工。六月二十四日凌晨被砸派用弹弓石头击中头部，跌下大楼，触断电线而亡，时年２４岁；     苏毅，六中学生，死时２０岁；     丁正贵，建设厂工人。七月一日被航峰武斗队员连刺九刀而亡，时年３１岁；     邓树荣，重纺五厂老工人。据称，七月一日，为制止砸派暴徒破坏该厂锅炉，被进攻方用长矛刺中胸部、腹部和大腿，流血如注而亡；     周芳英，重纺五厂工人，和邓树荣死于同一事件，同一时间，被刺穿腹部，腹中，已满四个月的胎儿尚在。死者年龄不详。     王崇杰，四川外语学院学生。七月三日，北碚八一五派抗议重纺五厂“七一血案”，抬尸游行，砸派对游行队伍实施冲击，王腹部被长矛刺穿，肠子外流，血涌如注而亡；     包自成，兵工厂（八一兵团２０团，不知为何厂——笔者）工人，七月五日被“偷袭”的对立派用钢钎刺穿左胸死亡，时年２８岁。     其他的死者就是《七·七枪声》一文中提到的，被小口径步枪击毙的六中学生陈乐州、八一兵团６５团的李叶明；七月八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等发动的突然袭击中，红岩机器厂的死者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     如果说过去，我做事情总会因种种原因而忧心忡忡，那么现在不了。在你死我活的文革丛林里，我必须为自己的继续存在寻找一个理由：比如我对自己说，八一五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必须和它生死相依；比如我对自己说，其他哥儿们都在舍生忘死，自己怎能作怕死鬼、懦夫、软蛋？甚至对于自己的生命，我也开始感觉不再重要了。有一段时间，嘉陵江对岸砸派射出的三七炮弹夜夜在我们编辑部头顶呼啸，黑暗的天空划出一道道红通通的弧线，我们不得不深垂窗幕施行灯火管制。躲在挥汗如雨的斗室，我给一位深爱我的女友写过一封信。她是我的同学，那时，她已逃回远离重庆的老家。我在信中对她说：     “我随时都准备死去。这封信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永诀。”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重新开始我的战报生涯的。     编辑部重新搭建起来了，但战事日紧，运输越来越困难，以至后来印刷器材供应、制版、发行等都变得极端麻烦，根本无法保证按时出刊。再后来，沙区和其他几区的交通完全中断，原来送城里的印制一厂专业印刷的，后来只能回到学校印刷厂自己印了。发行渠道完全断了。从三十四期开始，只能象征性地印一两千份，由编辑自己拿到街上去叫卖。从报面看，字体单调，印刷质量也明显差了许多。     其实，当时报纸出多少份，甚至出与不出，都不重要了。在战火烽起的山城，舆论本身显得苍白无力。武器的批判已经整个儿代替了批判的武器。《８１５战报》继续出版，唯一的作用仅仅是表示自己的存在。     一天晚上，我们去沙坪坝卖报，一个小女孩笑嘻嘻地走来。我们以为她要买报，正要抽出报纸给她，对方却连连摆手。她把自己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伸向我的同伴，要他把手掌伸开。手掌打开了，她的小拳头伸到上面，也打开：一枚金属落在握满硬币的手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响。我看清了，是一粒半自动步枪子弹。     女孩快活地笑道：     “拿去打砸派！”     然后又是一阵胜利的大笑，她飘然而去。     就在这时候，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带着几个“北航红旗”的学生到西南巡游来了。六月二十七日第一站到达昆明，他们自称是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的。七月四日离开昆明到达成都，还在成都军区主持了什么会议，接着到达重庆——他们快速穿梭，当然也是想要“就地解决问题”。     关于他们的重庆之行，《８１５战报》第三十二期用大量篇幅作了报道。总题目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文章说谢、王诸人“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委派，于七月十三日抵达重庆，并于十四日凌晨接见了八一五革命派和山城砸派。中央首长听取了双方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从报纸全文刊载的王力讲话中，感觉他们似乎也想稳定局势。讲话中一再强调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说“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二、三月份的事”，中央十条和五条发出后，“四川问题，重庆问题，从原则上已经解决。”讲话还一再说重庆驻军五十四军“是毛主席的好部队，是可以信赖的。”在天下大乱的危局面前，军队是唯一尚存的权威。肯定军队，事实上也就是强调了稳定。中央大员的到来，给战火初起的重庆和迷乱惶惑的重庆人，似乎带来一线曙光。     但是没有。     事实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未必知道毛的心事。那时的毛根本就不想武斗降温。据文革史家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一文披露，七月十八日，即王力在重庆讲话后第四天，毛在武汉召见周恩来、王力等人说：     “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毛是十五日秘密到达武汉的。前二日，即谢、王诸人到重庆当日，周恩来匆匆忙忙赶赴武汉为毛的巡视作安排，并电告谢、王火速赴鄂听候提调。因此十四日凌晨谢、王对重庆两派代表的接见显得极其匆忙。会议在警备区礼堂进行。《８１５战报》载：“会后，首长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然后登上直升飞机，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离渝返京。”     代表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几位大员并非“离渝返京”，而是开始吉凶难料的武汉之行——几天后，正是那个王力惹得武汉“百万雄师”冲冠一怒，直接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七二Ｏ事件”爆发。毛是多年不坐飞机的，那一回，正当武汉满城都在欢呼“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时，毛泽东却不得不匆匆忙忙金蝉脱壳，潜飞离汉了。领袖遭险，举国震惊，于是全民共讨之，全军共诛之。东海舰队紧急奉命西进，溯江而上，近逼汉口，预防鄂省兵变……     “七二Ｏ事件”发生后第三天、即二十二日凌晨，怒气冲冲的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群众组织及其他方面代表，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国的第一夫人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第二天，《文汇报》刊登了这个讲话。     钦差大臣谢、王曾给重庆带来过的些许安慰，完全风流云散了。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懿旨”，总的感觉就是傻了眼。把《文汇报》交给大家传阅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既然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了，我们还等什么？”     大家无话可说。恐惧？困惑？还是松了口气？现在已经没有谁打算保护你了。大家说：那就打吧！破罐子破摔，就名正言顺乱打它一气吧！     那一天，我非常愤怒地用墨汁，在编辑部的一面白墙上，横横斜斜地划满无可奈何的誓言：     雄心尚未收     壮志何时酬？     不作怕死鬼     盔甲誓苦斗     下面的事件是谢、王离开重庆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我把它们从重庆文革研究史家陈晓文的《重庆武斗大事记》中直接摘录于后：     １９６７．７．２５  两派在工业校武斗中使用枪支。其后全市相继发生抢劫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事件，武斗全面升级。     １９６７．７．３１—８．６  荣昌县城两派大规模武斗，参战共６００至７００人，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死亡７８人。     １９６７．８．３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用高射炮击沉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舰上三名军人罹难。     １９６７．８．５  两派在建设厂清水池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打死２２人，伤多人。     １９６７．８．８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以三艘改装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２４人，打沉船只３艘，创１２艘。     １９６７．８．１２—１３  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五六百人，支援人员上万。动用各式枪炮和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     １９６７．８．１２—１３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进攻驻厂部队指挥部（设在郭家沱中学），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两名战士，一名工人。     两派在解放碑地区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     １９６７．８．１４  两派在嘉陵江大桥武斗，打死１１人，伤多人。燃烧市二轻工业局大楼、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房及部分设备。     ……     阅读这些条文，也许会让人感觉乏味，那么作为注释，我想在下面再直接引用一段文字——这是一位部队官员在当年所谓“清理阶级敌人”运动中的讲话。讲话介绍了军工企业造反派头头方文正（八一五派）和邓长春（反到底派）在八月武斗中的一些“罪行”，这些事实基本可信：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在舰艇反到底一号船上邓长春为了纪念武斗中打死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长春亲自下令枪杀两个革命同志，为李鲁沂这个坏蛋祭灵。邓长春本来决定要枪杀四个同志，其中有两个学生遭到别人反对才没被杀，但陪了杀场。……当时邓长春把李鲁沂留下的手枪交给付明礼，令他杀害了这两个同志，尸体被丢在了江里。”     ８月２２日，八一五派撤出空压厂，撤出前，方文正“阴险地问大家，地下室二十多个所谓俘虏怎么办？有人说用手榴弹去把他们全炸死。方文正同意了并指名三个学生去执行，……后地下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锁不通，未去炸成。２３日晚，……一个叫何大发的说，‘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方文正同意了，并叫何大发带三个学生去执行，何大发就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枪杀了。……特别残忍的是刘素德同志怀孕五个月。邓（刘的丈夫，也属五人之一）说：‘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遭到何大发拒绝，邓又要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何大发等人说不行而全部枪杀了。”     重庆大学在武斗中共死亡二十四人。     按照毛泽东的伟大教导：“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些同学死去的时候，战斗团确实都举行过追悼仪式，尸体下葬时，都向天空鸣了枪，让那时候非常紧缺的子弹炸出惊心动魄的一片乱响，为死者送行。后来，一九六七年大规模武斗结束，还在松林坡上为他们修了一座规模不小的“烈士陵园”。松林坡是学校紧靠嘉陵江的一座山坡，教授住宅区。坡上满是密密的马尾松，山头有一片开阔宁静的草坪，还有小亭一座，灰柱灰瓦，很有些幽情野趣的。假日，共青团员们都喜欢来这儿过组织活动，在霍霍作响的松涛中唱歌，朗诵报刊刚刚发表的抒情长诗。一九六七年秋天，没有死的同学就在草坪中央挖了一个大坑，将被枪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尸体一具具窖下去，埋上黄土，将校园内民主湖周围的石栏杆拆掉，抬上山，为墓地砌了围栏。坟前立了纪念碑，还在进口处竖了很大一面诗屏，诗屏上刻着毛的浪漫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另外，纪念碑上刻了“革命英雄永垂不朽”的字样，还镌上八一五火炬的图案，和一篇碑文。     后来，母校那一两个曾经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老领导东山再起，他们当然不愿意让这一堆乱草丛生的泥土继续刺激他们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神经。于是叫人把塑像砸了！把坟场挖了！通通的推了毁了！毁它个了无痕迹，毁它个寸草不留，毁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九九二年，我因生意上的事情回到母校，下榻于松林坡外宾招待所。面前——我发现正好就是当年的墓地只是现在已变成了招待所前的水池。半亩横塘，里面落满了残叶和暗淡的天光。我问刚刚成年的宾馆服务员：      “这儿曾经打过仗。你相信吗？”     天真烂漫的女孩拼命地摇头。     “这儿曾经炮弹满天飞，一晚上打几百发炮弹，你相信吗？”     还是摇头，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于是我说了，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就是在这儿，在现在水池这个位置，埋了好多好多死人，和你差不多，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冤死的大学生！     这一次，她真地吓坏了，吓得跑进屋里不敢出来。     我终究再也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完全弄清楚，但他们中的好些人，我至今记忆犹新：唐世轩、李盛品和董继平就是其中的三个，或许，还应该有段亚伟、刘文举和别的人。     根据资料提示，重庆大学的第一位死者应当是张全兴，采矿系三年级学生。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死于化龙桥市工业校之战，但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第一位死者，却是唐世轩。他也死于同一天，死于同一个地方，同一场该死的工业校之战。      唐是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非常奇怪，我们学校的好几位死者，包括下面还要谈到的李盛品和段亚伟，都是独子。大约独子所得到的太多的母爱很容易让他们变得理想主义，甚至还有点儿任性。唐世轩刚进大学，正遇校党委宣传部要求美术队把新闻摄影工作兼做起来。我们就悬榜招人，我主考，他来报名。他非常自豪地排开一摞照片请我鉴审：全是１２０相机拍摄的６厘米Ｘ６厘米生活照。照片主角大约是他女朋友：斜歪在公园的草地上扭捏作态。按当时的政治标准，这类照片反映的全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能藏起来偷偷地孤芳自赏，他怎么可以“恬不知耻”地拿来对人炫耀呢？真是荒唐！我理所当然把他回绝了。但是他并没灰心，事后依旧常常找我套近乎。理由很简单，当时学生都穷得很，想拥有一架相机比现代人想拥有一座高级别墅还难，而美术队有相机——是党委宣传部配发的——这对唐世轩的诱惑力毋庸置疑。那是党交给的宣传工具啊！非常神圣。不管他怎么表示亲近，我从来不敢私开缺口。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终于找到了一展艺术才华的大好机会——在总团宣传部谋到一个梦寐以求的位置：摄影。那年头自由得很，更何况他出身工人阶级，底气绝对十足。他有了自己的专用相机——不知他是从哪儿搞来的？动乱年月只要胆子大，搞一台相机实在太容易了。九月徒步上京、天安门广场谒见领袖、国庆大游行，到处都能看见他不知疲倦地跑前跑后，累得大汗淋淋。八一五惨淡经营之初，所有活动的照片都出自他的镜头。     《８１５战报》成立后我们交道就更多了。他常常送些照片要我鉴赏，当然是希望能刊诸报端。当时制版条件差，我一直没能给他一个机会，虽然他的热情总是那么让人感动。而我确实答应过一定安排版面给他发表——没承想他死了，死得那么突然！     事情是攻打工业校引起的。     重庆工业校位于沙区通往市区的咽喉地带：化龙桥。化龙桥本属于八派势力范围，反到底掌权的工业校正好成了一个“钉子户”，有点骨鲠在喉的意思，八一五自然必欲拔之而后快，这就有了七月二十五日之役。八派进攻，先是死了张全兴，这是重大八一五第一次死人，听说是被守方射手用小口径步枪射杀的。而且据说凶手还是市体委一名专业射击运动员，枪法非常准。尸体运回，举校哗然。从来喜欢出头露面的唐世轩当然憋不住了，当即宣布：我马上去把现场拍下来！我要用镜头揭露砸派开枪杀人的罪行！于是就去了，赶得还特别急。当时八一五还处于冷兵器时代，意外出现的热兵器使进攻方一时不知所措，全都停住冲击，躲进了四面的安全地带等候命令。唐世轩到了，看见主楼前面了无人影，心中好不欢喜：喏大空地，完全足够选择一个最佳的拍摄位置呢！于是他大摇大摆走上前。于是，据说，主楼上狙击手黑洞洞的枪口正好对准了他——躲在四旁的同伙们吓坏了，大喊大叫要他赶快躲开。可他不！他是唐世轩呀！唐世轩是不管这一套的。他镇定自若，旁若无人。他今天来，就是要抓拍这样的好镜头呢！这才是过得硬的历史罪证呢！他偏不躲！他聚精会神地对镜头，调焦聚，拨光圈——还等不急摁下快门，枪又响了，就一枪。唐聚精会神对镜头的时候，枪手也正好有工夫认认真真地调整枪口准星，不错，就一枪：正正击中唐世轩额心。他死了。     唐世轩和张全兴的尸体同时放在图书馆供同学们凭吊。二人的遗体都穿着军装。这些军装当然是赝品，总团不知从哪个纺织厂搞了些黄布来加工的，做工极其粗陋。给他们的尸体穿上，算是安慰一下殉道者和苟活者焦虑难平的心吧。二人的死相都极可怕，而活着的模样却幼稚得可爱——我们在八月二日出版的第三十四期战报上刊发了二人的照片，用整整三个版面刊登了纪念文章，第三版几乎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张全兴的日记摘抄，并用他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了标题：“我要做一个雷锋、王杰似的人”。唐世轩没有留下日记，仅由“唐世轩烈士生前所在战斗组２１１１纵队”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纪念，题目是“怒向刀丛觅小诗”。     几十年后才得知，那一仗反到底也死了人。战斗以八一五的胜利而告结束，抓回的俘虏自然不少，都交重大处理了。重大的“卫戍部队”除了将其中少数“首恶份子”扣押待审，其余人等全部用翻斗车运去沙区门户小龙坎，稀里哗啦倒在街上了事。这事当然也很荒唐而且残忍。重要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会这么神圣、这么心甘情愿地举起杀人凶器，对准素不相识的、并无怨仇的陌生人下毒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这么神圣、这么心甘情愿地从容赴死、暴尸街头？      几十年后得知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在那一场战斗中不仅仅反到底动用了热兵器，八一五同样也动用了热兵器。作为综合性工科大学的学生，重大八一五利用其他院校学生不可能有的知识和条件，很早就开始试制热兵器了。这些热兵器包括：“八一五”式冲锋枪、手榴弹，还有土火焰喷射器等。中梁山战斗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因为八一五方使用了自制的土火焰喷射器。     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重大３０１纵队得知反到底武斗队从煤校返回电机厂，便安排喷火手及土炮在路旁玉米地设伏，指挥者在房顶上用探照灯和号声指挥。那天，反到底“武斗之花”航锋战斗队先行通过。小伙子们胜利凯旋，士气正旺，排成整整齐齐几路纵队，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矛而前，很像十九世纪欧洲精神战时期神气活现的步兵方阵。重庆大学３０１纵队不慌不忙，排成横队，挺直长矛拦住去路，只是个巍然不动。等到“敌军”方阵步步接近，突然从屋顶上传了一声哨响，横队如门洞开，喷火手Ｚ和Ｈ从人群中冲来正中：灭火罐中的火焰喷射而出——古典兵器遇到“现代化”，结果不言而喻：“武斗之花”顿时被烧得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漫山遍野地逃命，大学生于是乘胜追击——据几年后清理文革学生“罪行”的结论性材料称，该战斗烧死对方两人，刺伤轻、重各两人，活捉多人押回重大“处理”。     我曾有幸鉴赏过这类武器，甚至看过某些武器的制作过程。严格讲，这些杀人凶器质量是很糟糕的，比如８１５式冲锋枪，一抠板机，子弹没射出，弹簧倒先从枪膛里蹦了出来。更严重的是，手榴弹的引爆时间严重不准——据一位参与制造的同学、电机系姓Ｄ的高材生、现四川某大学教授告诉我——从拉环拉出到爆炸，时间应该是三秒六：这个时间正好足以投掷出去并正好杀伤敌人。可重大八一五自制的手榴弹，引爆时间七长八短，根本无法掌握投弹时间。李盛品，机械系一年级学生，当时著名的“八一五烈士”，就因为这个白白送了命。     李盛品，川北山区考来的农村孩子，喜欢梳偏分头，一看便是那种很土却非常乖巧的好后生。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出版的战报第三十五期几乎用了一个整版刊登关于他的文章，计有：八一五总团追认唐世轩、张全兴、李盛品三人为“优秀红卫兵、模范八一五战士的决定”，有李的生平事迹简介，有悼念文章一篇、悼词五则以及题为“无私才能无畏”的评论等。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发表在同一版的李盛品日记摘抄——“青年英雄的壮丽史诗”，和“李盛品烈士给一位朋友的遗书”。这封遗书，实际上是他死前写给女朋友的情书。当年大学生忌讳谈恋爱，所以我们发表时在文字上做了技术处理：把“女”字删了。该情书是武斗刚开始时写的，还来不及寄出他便死了。他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回忆了旧社会他家所受过的大苦大难，结论道：“如果没有祖国的前途，一切所谓个人的前途都是骗人的鬼话”，因此，“阶级敌人随时都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毛主席早已下了决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现在是决战时刻，是关键，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他告诉女友，“为了制止武斗，宣传群众，掌握斗争大方向”，他将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区去，他没有说是去辅导中学生使用自制土手榴弹。对于本校产品的质量问题，李盛品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演示时，他让中学生躲得远远的，自个儿拉掉引信，然后将手榴弹握在手上测算投弹的最佳延迟时间。不幸的是，他试验的这一颗，引爆时间恰恰很短。他粉身碎骨了。     在那封没来得及发出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这个故事和抗美援朝时著名作家李准写的那个关于志愿军给妻子写信的小说几乎完全一样，让所有读者感动不已。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总团专门派车派人在连天炮火中把他母亲和女友从遥远山区接来学校参加了追悼会。一老一少两个不幸的女人来到学校，当天我就赶去看望了：老母亲一直扑在学生宿舍的桌子上痛哭不止，整整一下午都没抬起过头。我只能看见一部散乱的苍苍白发，那么耀眼而摄人心魄！     董继平的尸体不在墓坑里。他中弹后没有马上死去，一直到了几十年后，他才默默无闻地倒在了四川新津岷江支流一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     他负伤于那次全市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统一策划的战斗。开始是想攻占建设厂——那是一间著名的兵工厂——以获取武器。队伍都开到了，快要开打了，该厂的内应人员却说他们不知道对方的火力点布置在什么地方，真是荒唐透顶！好吧，反正人也来了，就去攻攻空压厂吧，空压厂也是个好东西，厂里武器肯定也不少，不攻白不攻。反正有坦克掩护，这回胜仗是打定了，这就冲。目标是该厂医院和水塔一带，时间是八月二日。这一仗战况如何现在已无资料可查，但重大死了好几个人却一点没错，我能询问到的，便有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刘文举。在向水塔前冲的路上，董继平的钢盔被子弹击落，接着子弹便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甚至没有成为植物人，经过相当时间的治疗，他活了下来！会吃饭、会发音，开始是一些简单的元音：“啊”“哦”之类的，后来，同学们去看他，故意在病床前高呼毛万岁，他麻木的脸会微微一抖，接着会伸大拇指——表示赞同；哥儿们故意又说“刘少奇！王光美！“他又换成了小拇指。第四十二期《８１５战报》发表的专访文章无比感慨地赞叹：董继平同志“爱憎是何等鲜明！”——正因为这，大家把他称之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德式的英雄”。再后来，董继平可以在同学的搀扶下蹒跚学步。开始还好，同学们还在学校，还能随时给他喂食，帮助他解便和洗澡，不久毕业分配了，人去校空，这位“麦贤德式的英雄”境况就说不完的凄凉了。尤其“糟糕”的是，他竟开始恢复了记忆！分配外地的同学回校看他，这位“英雄”便会傻傻地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啊！还等我毕业寄钱啊！说着还会流泪！开始，学校每月还支付他十来块生活费，后来，干脆把他遣送回乡了事。同学们都在天南地北为自己的命运奔忙，他也就被慢慢忘却了。直到前几年，我到四川新津县公差，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他，只能靠乞讨和拣拾垃圾堆里的食物为生，最后，不知什么时间，他终于倒在了岷江支流那片冷冰冰的河滩地上。     刘文举也是死于这次战斗。一位亲    历者作过这样的叙述：     Ｌ大汉做了简单的动员，说这一仗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大家接着就冲上去了。兵分三路，正行进间，听冶金系纵队方向有人问：口令！不等回答，双方就交了火。我们是由“红农八一五”的人带上去的，突然发现前面有对方工事，大家急忙卧倒，紧接着从后面响起了炮声，炮弹呼呼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去。扑下身子回望，发现是空压厂的坦克在掩护我们进攻。对方工事很快被摧毁了，但我们还是不敢进攻，整个指挥一团糟，我们害怕坦克打了自己。一直等到坦克开走了，我们才向山头冲去。上去了，对方战壕里还留下一架１２７（按：一种机枪，发射直径１２．７毫米炮弹的）架子，枪管已经给扛走了，地下是一大滩血，估计枪手受伤撤退了。旁边还留了很多炮弹。刘文举，我们一起冲上来的同学，一看便高兴了，高兴得蹦起来——就在这时，正好一排子弹扫来，他大腿中弹，翻身倒地，鲜血涌流如泉。我们马上组织还击，把残敌打跑，这才急急把刘背下山去，到空压厂医务室找人紧急处理。     一个医生准备对刘的静脉注射一种叫右旋糖疳——据说是扩容的药剂。不知什么原因，竟注射成了酒精（后来发现是用装右旋糖疳的空瓶装的酒精）！把刘拉回重大的时候，血管完全僵硬了。我们正围着尸体抱头痛哭，来了一个七军医大的女军人，告诉我们，说那医生很可能有意杀人。大家顿时盛怒难遏，提起枪就赶回去抓那医生。医生已经跑掉了，——如果不跑，文化革命的死亡簿上，肯定又会多添一具冤魂。     还有段亚伟，机械系四年级学生。     据说段是在战斗中被对方抓住的，后来给拖在汽车后面，活活拖死了。段亚伟死后，同学们在广场上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把他的父母也请了来。父母二人好像都是教师，而且好像也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茹苦含辛，好容易拉扯大。可以想象，儿子的死让他们何其悲苦！但是发言的母亲在会上没有像来自山区的李盛品母亲那样泣不成声，而更多些知识妇女的“理性”。母亲这样说：“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是非常悲痛的。但是我感到骄傲，因为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她发言时的悲苦和庄严让我想起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那幅有名的《牺牲》：可怜的母亲用树枝一样枯瘦的手臂将自己的孩子无助地举向上苍。我们在《战报》第四十三期刊登了追悼会的消息。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大字报为他出了纪念专栏。我们把她母亲发言中关于为共产党培养了一个好儿子而骄傲这句话，写成了通栏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的八月，沙坪坝是一座孤城。     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东北面，横亘着嘉陵江深深的河谷和滚滚江流，对岸是被八一五称做“沦陷区”的反到底势力范围。有名的兵工厂江陵机器厂的砸派绝对控制局面；东出化龙桥、沿江至少有三公里路段完全暴露在江陵的机枪火力之下。八一五周年纪念，曾有外地来渝参加庆祝会的年轻人，从城里返回，正遇江北的机关枪密集扫射，子弹打在路边岩壁上辟哩叭啦响，火光如电，乱石横飞，全都是些真家伙，大家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得匍伏在地，靠着江边马路的石栏杆连续爬行几公里，到了土湾方才敢起身直行；沙区东南出口是小龙坎，往前就到了大坪、杨家坪，那儿鏖战正急，打得难分难解。卡车总会不时地拉些鲜血淋淋的伤病员和死尸回来，一会儿又将一卡车一卡车全副武装的年轻人拉上战场。和平老百姓们挤在小龙坎狭窄的街道两旁，热热闹闹地向他们鼓掌欢呼，送稀饭送鸡蛋什么的，有点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胜凯旋、或送子弟为国捐躯的热烈与悲壮。往西北好点，出北碚，一直向西，到合川、到武胜、到南充……都是八一五的势力范围。但是，沙坪坝最关心的，是它和重庆市的政治经济中心：市中区的联系。一旦卡断，它就成孤城了。     当然也有办急事需要进城的，但必须是武装车辆，如坦克、土装甲车之类。所谓土装甲车，有两种，一种是在普通卡车的外面完整地蒙上一层钢板，仅在驾驶室前面露一长方孔以作观察之用，这种当然比较接近洋装甲车了。还有一种更土的，则是在汽车四个车轮外各装一个圆形钢板，车斗里仅垒上砂袋，驾驶室外仅蒙些棉絮什么的。用以运输粮食，从化龙桥至沙坪坝来往的车，多是这种，遭遇袭击，只要没把车轮打坏、驾驶员打死，都可以全速开动冲过封锁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沙坪坝的夜是最黑暗的，黑暗得像地狱。夜还没有来临，热烘烘的夕阳还悬在山头发烫，嘉陵江两岸的大喇叭就开始骂起阵来。先是北边江陵厂的，总是气势汹汹宣告；“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今晚我们将炮击重大！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请重大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接着是南边重大的，重大的广播内容要丰富些：首先，“向战斗在江北沦陷区的八一五战友表示崇高的敬意！”接着，“对生活在江北沦陷区水深火热中的江北和平居民表示亲切慰问”，接着还要奉劝对方的顽固份子弃暗投明、悬崖勒马之类，最后才是“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今晚我们将炮击江陵！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请江陵周围的和平居民后撤十五公里！”骂阵结束，不一会儿就动真格了。一排排炮弹挟着红通通的火光从天而降，炸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为了避免挨炸，大家都不敢开灯的，都躲安全地带去了。校园一片漆黑。重庆大学图书馆一位职工回忆当时的情况：“从前几天起该厂（指江陵厂——笔者注）就每晚广播，要重大和平居民后撤五公里，人们无处可撤，只好到几栋楼房的底层去，各楼底层都人满为患。水泥地上横七竖八铺着油布、席子，一家人不分男女老幼挤在一起过夜，天明再回家。几天后没有打炮了，但广播依旧，人们躲疲了，就在家里窗户挂上棉絮，桌子上铺上棉絮，人躲到桌子下。几日无炮仗，以为平安了，谁知一天夜里十点突然炮声大作，还夹着机枪声，出门一看，只见夜空中一颗颗炮弹从对方闪着红光飞来，十分密集，人们顶着棉絮往树林里跑。炮弹像是在头上飞过，十分骇人。一直到凌晨六时才停。”     白天还是热闹的。战争打成这样，工厂自然是不上班了，没有去处，就到重大看热闹。重大校园面积不小，风景秀丽，看点很多。依旧行者游于途，累者歇于树。有些人是被赶出来的，如江北“沦陷区”的八一五派，无处可逃，也就跑重大来了，反正重大钱多气粗，对哥儿们管吃管住。有些“难民”住在学校里，无事好干，每天只能瞎逛。加上临时来游者，再加上本校学生，真的热闹非凡。看点几乎都集中在民主湖边的防空洞。那儿是停放死者的好地方。山城八月，毒日似火，尸体很容易腐烂，一腐烂就臭气熏天，蚊蝇乱飞。防空洞凉快，停那儿自是好些。难民和本地居民喜欢去那儿为陨命战场的“烈士”洒几滴泪，顺带也看看被小报传单描绘得非常狰狞的“砸匪”到底什么样子？被俘的反到底分子一个个蓬头垢面，被人押解，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敌人”洗尸裹尸。     负责押解和管理俘虏的同学叫郑志胜，成天也总是蓬头垢面，和俘虏一样蹲在尸臭四溢的洞里为自己的“战友”洗尸裹尸。     郑志胜，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文革前，每逢课余假日，他都喜欢背个竹篓到街上检废纸、废物、桔子皮，去荒货站卖掉，又买回些字纸篓、理发剪什么的为大家义务理发。那时的大学生穷。同学们对他的义务服务赞赏有加，遂评为班级学雷锋先进分子。他本人当然也穷。没钱买鞋，就光着脚丫上课 某天，在五教学大楼阶梯上遇到校长郑思群，他不知道是校长。那时校长和中央首长一样深居简出，高不可攀。校长问他为何不穿鞋，又问在哪个系、哪个班。第二天便出现了奇迹：一个和蔼的陌生人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他很快知道了这位陌生的送鞋人 就是校长秘书。文革初起，校长郑思群无辜蒙冤，自杀身亡，重大学子因此奋起造反，首开“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的先河，郑志胜顺理成章成了八一五的铁杆。因为太铁，他便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斗中与多起血案牵连，最终被监禁十余年。出狱时郑已两鬓斑白，万念俱灰。     一次我去重庆公差，听说他出来了，曾相约在母校见了面。话说文革当年，大家都有说不完的感慨唏嘘。我告诉他，当初看见他天天和俘虏们一起兢兢业业洗尸裹尸，我们都特别感动，我还在报社内部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实际行动就是让编辑们走出办公室，分批上前线做战地采访，和３０１哥儿们并肩战斗。感慨之后，我认真问他，当时你为何造反呢？     他眼神木讷，沉思良久，极其认真地回答我：     “就为了那一双鞋呀！”     这已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的他还风华正茂。武斗初起，他对文革也曾想不通，非常困惑。让他命运发生转折是有一天黄顺义来找到了他。担任总团勤务员的黄是他同系同年级的同学。黄诚恳无比地对他说，现在送来重大的死人太多哪！本单位的、外单位的，凡死了人都送重大来。真是不堪重负呀！事情也是，谁叫你是重庆八一五的龙头老大呢？谁让高教部每年拨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钱给你破费呢？现在不上课，教育经费自然都给文革派上用场了。黄说，总团请汉渝路的王老汉来裹尸，裹一个五十元，裹两个一百，如今死人成堆，国家的经费受得了么？黄顺义对这个学雷锋的模范说，反正你没事，就干干这个吧！为国家省点儿钱！     郑志胜二话没说，出山了。他让总团把俘虏全交给他——从此以后，他便有了重大文革史上很出名的一个绰号：“尸长”。     尸长非常敬业，每天一早就将俘虏们带出来，先把裹尸布洗洗干净，在运动场的双杠、单杠上晾好，然后像幼儿园阿姨一样，成一行地带着俘虏们向防空洞进发。俘虏衣服褴缕，他也衣服褴缕。俘虏蓬头垢面，他也蓬头垢面，和俘虏毫无二致。问题就出来了：老百姓站在防空洞外面看热闹，对“砸匪”骂骂咧咧，骂得起性，捡起石头便砸，操起棍棒便打。尸长外观既然和俘虏毫无二致，也就免不了要挨点石头挨几下棍棒什么的。为了表示区别，总团就给他配了一柄手枪——当时武器紧张，配给他的枪是没有机头的，根本不能实战，无非作为标识而已。不料这柄枪日后恰恰成了一条线索——有人就以此举报他曾持枪杀人。他于是被审查了，于是就和我一起住了“学习班”，天天写交代。     关于他的举报材料最多，他的交代材料自然就写得最是没完没了。有一天写着写着，他突然嚎啕大哭：“我处理过这么多尸体，难道都是我杀的么？这样写交代，什么时候有个完？”说着拿起尚未写完的材料便撕——被我拦住了。审查结束，工宣队长给我们发放毕业分配证，念到郑志胜名字，他从凳子上始而讪讪地站起，继而猛然大呼：     “毛主席万岁！”     接着便扑倒在床，大放悲声，哭得人人为之动容。工宣队长也感动了，走上前拍他肩膀，像诳娃娃一样，说：“毛主席说过，老实人不吃亏！老实人不吃亏！你看，事情不是说清楚了吗？”     事情当然没有说清楚。     事实是，在那个是非颠倒、整个中国都着了魔的年月，他已被套上了自己无法解脱的链条。他果然参与过杀人。毕业离校不久，他便从遥远的克拉玛依被捉回来，投入了大牢。几十年后，我看过有关他的审查资料。他和其他一些同时被捕入狱的同学们，在战火纷纷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在那些个我们不知道的、戒严的黑夜里所做过的一切，确实让人震惊又匪夷所思。我竭力让自己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纷飞战火中去，设身处地去重新想一想，去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我又总是这么害怕。我无论如何不想去责怪他们，事实是，他们（其实也包括我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这就够了。     几年前，好莱坞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曾用非常真实的镜头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纳粹党徒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场面，让人震惊而颤栗。现在，当我回忆并重新摘录曾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杀人故事，我除了梦魇般的颤栗，还有深深的自责：这一切不过才过去三十多年呀，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就忘却了？ 作者简介：周孜仁，成都人。１９６６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机系。文革中，参加“重庆八一五派”，主编重大《８１５战报》。文革后期被审查，发配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６９年底调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办公室任秘书，谭遇刺后，转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７４年涉嫌参与“中共（马列）特别行动委员会”，送农村隔离审查，后以反革命疑犯身份送云南汽车厂劳动。７９年冤案平反，调技术部门工作。后调昆明自来水公司任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现任云南远程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原载   往事 第三十期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往事》编者的话：本文行文流畅，条理清晰，而所述之事却像发生在失控的疯人院，作者清醒地追忆着那荒诞无稽的梦境。在这个梦境里，那些高尚的情操——忠诚、正义感、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并遭到了无情的嘲弄。另一方面，如影随形，卑鄙阴暗的品格——阴谋、残忍、对生命的践踏——也都做了最充分的表演。总之，革命激发了人性中最美好和最丑陋的东西。     清醒的过程是痛苦的。那些战火中的旗帜、呐喊，硝烟弥漫的战斗，模仿着革命战争的场面，青春、热血和生命轻易地抛洒，被证明除了闹剧般的喧嚣与骚动，除了悲惨和残酷，毫无价值。     更可悲的，是大批当事人的不清醒。他们的痛苦在于依然纠缠当年的是非恩怨，看不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灭顶之灾死无噍类。     后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一个领袖的子民会高喊着“捍卫”而互相杀戮？革命的本质或终极就是杀戮么？高高在上的领袖为什么允许、纵容甚至挑唆这样的杀戮？考验他们的忠诚？锻炼他们的胆量？摧毁对手的意志？还是嫌这面旗帜、这座江山不够红？其实，他和他们处于同样的癫狂。     于是，就不能不付出代价。秩序毁了，财富毁了，生命毁了，“信仰”也毁了。对武斗的反省必将导致对“革命”本身的质疑。这场武斗是几十年来暴力革命的积累和延续，它的结果，它的缩影和最夸张的摹写，而暴力革命则难免让人联想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持续时间更长的武斗。     重庆武斗终于被遗忘。在那些牺牲者无意义地死去之后，在那些“烈士陵园”被夷平多年之后，“革命”也毁了，曾经加诸“敌人”的一切诅咒落在它自己头上。为了掩盖这一点，为了哄骗别人和自己，“革命”的神话仍在延续，甚至一度喧嚣起来，但已形存神灭，取而代之的是弥漫社会的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文革是真疯，眼下是装傻。 那场武斗不再被提及，它遥远得仿佛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而作者告诉人们，它就在那些自以为忘掉了它的人们心中，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中蠢蠢欲动。正如马克思的警告：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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