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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遗诗《金粉泪》的遭遇令人啼笑皆非
《陈独秀与中国》编者按：
下面两篇文章，很耐人寻味！1934年，陈独秀在国民党狱中写的《金粉泪》组诗五十六首，即使按照中共最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绝对革命的，因为其内容完全是反对日本侵略和批判、讽刺当时的国民党官僚们的卖国、独裁、腐败、昏庸的。因此，它在国民党时代被禁是不难理解的，但在*统治下，也竟然被禁被批，发表它的有关部门和人士被迫检讨，甚至被免职，这就成了太不可思议的混账事了。难道真的“世道变了”，过去“敌人”害怕的东西，现在“我们”也害怕了。最后还好，为它平了反，“不准翻案的”“反动的东西”，成了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但是，当初拿起棍子打击它的有关人士和部门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出来检讨自己的混账呢？总得还那几位受害者的清白吧！将来在历史上也可写清这一笔：这件文字狱彻底纠正了。
发表陈独秀《金粉泪》组诗经过（摘）
郝圣潮
陈独秀在南京蹲监，时间较长。从他的学术成就来说，在狱中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下许多文字学、音韵学等著作。南京蹲监，是陈独秀“艰难炼骨”而“龙性不驯”——坚持爱国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的时期。他狱中表现出中国人的人格国格的风骨，十分突出，最为光彩照人。他的《金粉泪》五十六首诗，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组诗是政治诗，它的特点，感时伤事，针砭时弊，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在艺术上韵律和谐，虽语不求工，却朗朗上口，诗意很浓，风格独具。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中说：“全诗所陈，皆国家民族安危所系，一无个人失意的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三辑）。他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却不顾个人安危，时刻思虑国家的危亡，揭露、痛斥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连做梦也想到前方抗击日寇，其爱国爱民之精神实为可贵，令人敬慕，值得学习。
这样一组反映陈独秀爱国思想的长诗——《金粉泪》，作为给党史、革命史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的刊物，是可以而且应该发表的。然而，似乎时候未到。在1979年《金粉泪》被发掘出来后，想发表而不能发表；发表了，发表的刊物和涉及的人却受到批评和指责。
我是发表《金粉泪》组诗的主要当事人之一。那是1979年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标志了理论界春天的到来。理论务虚会的春风，吹拂了全国包括上海这个一度被“四人帮”控制的理论界。为理论界提供发表阵地的新刊物纷纷出现，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创办了《党史资料丛刊》（内部发行），第一辑就发表了很有价值的党史资料。当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任武雄副馆长看了十分欣赏。因为我是这个刊物的主要负责人，任武雄先生就主动同我联系，说他们馆里珍藏着一份陈独秀1934年写的《金粉泪》五十六首，还有陈独秀的挚友、老出版家汪孟邹先生1953年2月11日写的《金粉泪》五十六首的来历和证明，问是否可以在《党史资料丛刊》上发表。我们同意考虑。
他专门送来复印件。我们看后，非常高兴。但陈独秀《金粉泪》多是狂草手迹，很难辨认，且有些典故，不仅字难认识，也不懂诗意是什么？所以便请陈旭麓先生为《金粉泪》诠释，他欣然同意；经过潜心研究，几易其稿，于1981年底交来《简释<金粉泪>五十六首》一稿。我们打出清样，准备在《党史资料丛刊》上发表。但发表陈诗，必须上报请示有关部门，我们这样做了。然而，事隔半年多，得到的口头答复是：地方出版社无权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为陈独秀《金粉泪》和陈旭麓《简释》的发表，我写信给当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学家廖盖隆同志，他分管中央级出版刊物《中共党史资料》，推荐给他们发表。廖公看后，便决定在《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3期公开发表。接着我们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也发表了，并发表陈独秀《金粉泪》全诗的墨迹。
不料，《金粉泪》组诗发表不久，便看到有关部门的通知，说现在有一种为陈独秀“翻案”的思潮，有的刊物竟发表陈独秀的《金粉泪》组诗，甚至还发表陈独秀诗的全部墨迹……（大意如此）。通知下达后，首先发表《金粉泪》诗的廖公受到批评，并追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要我交待有关《金粉泪》发表的情况，质问我为什么把它寄给廖盖隆？当时我被问住了。我只好生硬地回答说：“同志，我同你们没有组织关系，请你通过组织来了解吧！”过了两天，他们又一级一级的通过组织找我谈话。
此事也影响到陈旭麓先生等人。当时我同陈先生谈起此事时，我说：“请您诠释《金粉泪》，给您添麻烦了。”陈旭麓先生幽默地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大概是因为陈独秀姓陈，我也姓陈吧。”他的话引得我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进入21世纪后，我认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关于“三个解放出来”的重要精神，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这才醒悟到：在我们对陈独秀的研究中，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的束缚、“左”的教主义的束缚、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在那时还是很厉害的。我们不仅受束缚，而且往往自己束缚自己。
（原载《世纪》，本文作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
昔日被禁被批“骇物” 今天“国家一级文物”
——也谈《金粉泪》的沧桑 叶又文
上海《世纪》郝圣潮（即郝盛潮）的《发表陈独秀〈金粉泪〉组诗经过》拜谈之后，感慨万千。过去我曾从当事人之—任武雄同志处详细了解过组诗发表始末，我感到有些重要事实可以补充如下：
陈独秀1934年在国民党南京狱中所赋《金粉泪》56首诗，是陈独秀的同乡挚友汪孟邹先生捐献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身），他是亚东图书馆（即书局）的经理。《独秀文存》等早期著作即由该书局出版。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陈独秀靠这本书的版税，维持了一家几口人生活。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陈独秀思想影响的深远，和当时知识分子的价值。汪为人忠诚、认真。他与其侄汪原放先生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在《金粉泪》原稿后面附信说：
一九三六年，或是一九三七年，我因事到南京，便到监狱里去看托匪独秀（原文如此，盖格于当时形势也——引者），他拿这金粉泪五十六首给我看。后来我和他说‘你给我拿了去，让我的侄辈和同事都去看看吧。’他便给了我。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只有东收[藏]西收[藏]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清是藏在哪里了。今天检出十分难得，故把来历写下。独秀不曾署名，也无印章，我也应该为之证明。请给我一收条。
汪孟邹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原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任武雄说：这个《金粉泪》在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命运”不隹。根据上级部门的规定：革命纪念馆藏品应分两类，一是文物或革命文物，二是参考品，凡是价值不大的或是反动者的墨迹、手稿、实物与书刊等均编入参考品一类，而参考品阅读、借用较方便，一般不需要上级审核。于是《金粉泪》便被打入数万件价值不大的参考品的“冷宫”中，因为陈独秀当时还戴着“托匪、汉奸、反革命”的大帽子。《金粉泪》之珍品，除了任武雄与当时个别经手的干部知道外，无人知悉。犹如“佳人深藏闺中无人晓”。
文革活动结束好几年后，陈独秀的“汉奸”“反革命”的帽子首先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中摘掉，理论界也出现了打破左倾教条、稍为清新的空气，在这种情形势下，老任就考虑到是否发表《金粉泪》的问题。
任先生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反复读了《金粉泪》，认为《金粉泪》56首，没有片言只语谈及*的事，也没有一字半句说到托派的事，只是讽刺国民党的腐败，冷嘲热讽国民党高官要员的昏庸腐朽。正如有些学者如唐宝林、林茂生后来看了《金粉泪》说：陈独秀“赋诗《金粉泪五十六首》，揭露和讽刺国民党及其头目蒋介石、汪精卫等独裁卖国，崇洋媚外，尊孔读经，复古倒退，寡廉鲜耻，腐败无能，苛捐杂税，侵吞灾款等种种丑行，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陈独秀年谱》）其内容并不涉及政策法律所禁止或限制公布的范围，完全可以公之于世，这对于人们研究“二十世纪的思想伟人”陈独秀，了解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大有裨益。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促使老任考虑《金粉泪》的发表，那时纪念馆的库房是借用河南路延安中路口的原上海博物馆的四楼，上海博物馆几次提出要他们搬迁，以便将四楼收回自用。库房大搬迁是最令人头疼的事，纪念馆原先已经过几次的搬迁，若文物资料万一有所遗失损毁，那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过去有过这种情况）。而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史资料丛刊》（内部刊物）深得史学界读者的欢迎，应该在内部刊物上先发表。
老任还说：他还记得文革结束后有一天，汪原放先生突然来找他们说：“《金粉泪》还在吗？仍在你们馆里吗？有没有遭破坏？”答复：“安然无恙”。汪先生说：“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假如过去不交给你们保藏的话，可能我们被抄家，砸四旧，早已付之一炬，灰飞烟灭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与上海的《党史资料丛刊》等开风气之先河，刊登了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录与研究专题等，但也需要重要的文献资料，以作为研究者依据的第一手资料，以此考虑，及时刊载《金粉泪》是需要的合适的。
老任在过去曾根据“一大”馆的有关资料编过一本书，交由某出版社出版，他当时向上级请示，上级单位的书面指示是：凡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可由出版社直接向其上级机关请示。老任以此为例，就将《金粉泪》复印件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郝盛潮、周琪生。
郝盛潮将陈诗请示上级部门，事隔半年，答复是地方出版社无权决定出版。郝写信给当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史学家廖盖隆同志，他分管中央级出版刊物《中共党史资料》，推荐给他们发表，廖公看后，便决定在《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公开发表。因《金粉泪》多是狂草手迹，也引用了一些典故，所以郝盛潮先请华东师大陈旭麓教授写过《金粉泪》的解释，所以接着北京之后，郝盛潮就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内部刊物)发表了《金粉泪》的全部手迹和陈旭麓的解释。这样一来，就引起了风波与磨难。
北京、上海两地相继发表《金粉泪》后，有关部门1984年3月就发出通知，说现在有一种为陈独秀的问题“翻案”的思潮，此外有的刊物竟发表陈独秀的《金粉泪》组诗，甚至还发表该组诗全部墨迹，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以后应严肃注意防止发生同类事情。
后来，廖公受到批评，《中共党史资料》进行了检讨。郝盛潮也有了麻烦，遭到有关部门的查问。任武雄是始作俑者，上级责令他作书面检讨，以后就免去了他的“一大纪念馆”党支部书记与副馆长的职务（当时无馆长）。
值得庆幸的是，《金粉泪》发表后，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陈独秀之为人，他在狱中的崇高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心声。
隔了几年，唐宝林撰写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动（对？）派》一书出版（1989年），又发表了全部《金粉泪》，并根据陈独秀的历史处境，参照陈旭麓教授的解释，作了更详细的阐述。1993年任建树等所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也收录了《金粉泪》的若干首诗。1995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靳树鹏等所编的《陈独秀诗集》，又收入了全部《金粉泪》56首。萧克将军为该集作序说：“‘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居首位。”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
在历史进步潮流和正义力量的冲击下，党史界的研究务必采取求真求实的精神，正在进一步发扬，这是可喜的现象。
到了上世纪末，过去连“文物”资格都没有的《金粉泪》，现在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真是沧桑之变啊！
据2006年9月出版的《陈独秀与中国》总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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