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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研究综述
文革是群众的文革，中国文革研究是民间的研究。互联网是中国文革研究的主要活动媒介，近百位文革亲历者不惜时间和金钱自发地收集历史资料，抢救这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 文革研究有很多专题，各专题都有人做过文献综述，对文革研究的基本现状也有详细的介绍。目前文革研究走的是史料和分析双向展开的路线，资料收集日渐丰富但史实还未得到澄清，而文化、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革研究之中。已有研究虽然可以引发读者的共鸣，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数据作佐证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今天更为缺少的是深入解读这段历史的中国视角和面对历史时真诚和审慎的态度。
一、 文革研究在哪里
文革研究兵分四路，一是少数国内的体制内研究者，一是国内民间研究者，再就是先行
一步的国外文革研究者和异军突起的海外中国学人。
研究文革的洋人以美国最多，无论资料与学术水准，都堪称海外文革研究的中心。这些美国人几乎在文革一开始，即以极大兴趣投入了研究。 多学科的研究与多学派的争鸣，是三十年来海外文革研究的主要特色。研究的领域从偏重于上层政治斗争扩大到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化学。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不能保持客观、缺乏学术见地者逐渐被淘汰出局。欧洲的英国、法国、瑞典，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潜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但有成就的学者似乎都与美国有着或资料或合作的某种联系。有趣的是，许多当年的左派汉学家始终对文革保持着兴趣，而他们当中极少文革研究专家。
海外从事文革学研究的中国人，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他们多是自中国大陆赴欧美留学的，其中有些人的研究已在国内水准之上，以中英文出版了武汉文革史的王绍光，即为国内学者所称道。已故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杨曦光进行的文革研究，一直对澳大利亚的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新近，宋永毅组织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这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文革最权威、最大规模的数据库，内文详实，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布、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资料。资料庞大，有多达三千多万字的一手文字资料。
相形之下，中国文革研究者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文革。他们包括：专门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者；文革中受过打击、不愿悲剧重演的老年学者或学者型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有观察、有感受、视认识文革现象的本质为精神追求的中年学者；以及在科研、教学中涉及到文革这段历史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中年学者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力。他们对文革有完整的个人体验，但是每一位学者在文革中的经历，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研究的客观性。对于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保持理性的研究，可能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研究者众，但国内文革研究缺少学术交流，迄今尚未召开过以文革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学者之间向少沟通，缺乏信任。一些文革事件的当事人，也信任洋人胜于国人，令国内学者的研究徒增难度，目前尚无交流切磋的学术团体。
国内的文革研究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研究逐渐开始活跃，深入的理论思考使这项研究更具有学术性。在此之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认知最初是渗透在“伤痕文学”之类小说中，此后的出版物是各种有关文革人物的纪实文学，在这些文学化的文革记叙中，不乏歪曲、杜撰之笔。九十年代国内文革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在对重大事件、上层人物关注的同时，注意到对于文革的普通参与者——红卫兵、工人、知识分子以及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
在文化层面，国内学者已然做出了一些外国人基本做不了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也正在拓宽。中央戏剧学院讲授新中国文学的杨健副教授在１９９３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将中国现代诗的源头溯至文革中的“白洋淀诗群”；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们第一次将文革中的美术问题列为研究对象，并且还在研究中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此外，还有学者在文化学领域探究文革中的崇拜现象； 有学者提出在思想史领域“寻找失踪者”——他们想知道，文革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是否都能在文革中的思考者里面找到其先河；经济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革中特殊的经济现象。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文革题材的纪实文学大量出版，可视为学界之外的一种研究。
社会科学理论功力的不足，是目前国内文革学研究明显的缺陷。但中国资料资源的丰富，却是国外学者所难以匹敌的。外国学者尽管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远不如中国保存得多。不过，由于大批资料和档案尚未开放，国内许多潜在优势并未得到发挥。一些学者不得不通过国外的图书馆“返销”中国的文革资料。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中心资料室，据说是国外收集文革资料最全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许多文革时家喻户晓、或曾经满街张贴、但目前在中国未予公开调阅的文献。
目前，国内学者对文革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由于各种原因，有关文革的学术著作及工具书的出版也有相当困难。香港出版界一直在出有关文革的书，现在更是跃跃欲试。香港虽然几乎没有研究文革的学者，但有一大批关心文革的学者与读者。《二十一世纪》曾两次出版文革专辑。刘青峰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论文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集中的近40篇文章全部选自《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由来自海内外的中国学者和日本、法国与美国各地学者尤其文革研究者撰写。
二、 为什么会发生文革
对文革起因的研究必然涉及对毛泽东的研究，研究者最初关心的是当时毛身边的高层政
治发生了哪些变化，毛的个人意图是什么；进而他们关心建国十七年来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毛的革命理论与文革在宏观历史层面的关联；最终，一些理论家在世界范围内发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价值，进入到纯粹的学理研究之中。
1、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文革运思
在众多对高层政治尤其是权力斗争的描述中，高华的记述是负责任的。他在《“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文革前夕毛泽东思与行》一文中对毛泽东的文革运思进行了深刻叙写。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首毛泽东于1966年6月写就的七律《有所思》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毛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刘等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毛内心十分清楚，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2、文革，从历史的起源看
衣晓龙《“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指出文革起因研究的几个方向：经济动因说、政治动因说、文化动因说和心理动因说，所述国内研究各执一词还不能从一个宽广的视野综合地看待这个长达十年之久的革命方方面面紧密关联的原因。但是作者还介绍了国外的文革起因研究，其中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是公认的分析文革起因的优秀著作，麦氏认为促使毛发动文化革命的酝酿过程是从1956年合作化和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开始的。麦氏试图审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相互关系的影响，在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在革命理想、社会发展等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了，而所有这一切的发展，都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但是，麦氏在从宏观历史的背景里找寻政治家行动的线索时，却疏忽了政治领袖在宏观历史里也有着指点江山的能力，他通过党的问题来看待个人问题，以解放全人类的方式解放全中国。
引发文革的政治动因，不仅有权力斗争，更有整个官僚体制的问题，同时国际形势也是重要原因。牛大勇《冷战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在西方比较流行的论述中，过份强调了面对5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但是，近十年来中国新出版的大量文献和史料表明，中共领导核心之间对於苏联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即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回应等问题上，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此外，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例如他那一整套辩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因此牛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
牛大勇作为分析工具的毛的政治哲学实非政治哲学，萧喜东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角度对毛政治哲学的解读倒是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文革的发展和失败。萧在《文革所处的世界和历史时刻》中指出，文革是六十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这场世界革命的斗争场所遍布于广阔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场，和帝国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与校园。因此，中国文革也和世界革命的浪潮同长同消，和世界反帝反殖、反资反修的革命斗争命运与共，而不会有单独的和局部的胜利。文革群众运动失利的悖论，群众运动内部派别激烈冲突的悖论，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悖论。
3、毛泽东，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看
毛泽东是一个人更是一位政治家，微观的心理机制和宏观的历史运动都在这里会聚。申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平等视野中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
命”》追寻了毛泽东的平等逻辑，采用平等视野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互动循环的动态系统中一步步推演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理论模式来解释文革的发生。
平等逻辑是解释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一条理论线索，但毛泽东的想法还有更丰富和深刻的面向，相比于申林在平等逻辑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两个层次的诠释，萧延中《如何解读毛泽东：一个导论──试论晚年毛泽东研究的四个层面》深入一步，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了打通各层次的中肯解读，并指出了文革对当下中国政治建设的意义。作者认为有必要把毛泽东晚年思想放到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和长时段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并寻求这些不同的研究层面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同一性，最后，把上面的“同一性”与“紧张性”置入一个更大、更深的历史语境之中去，这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脉络可能会更清晰一些，甚至那种思想体系的根源会超越作为个体的毛泽东自身，成为近代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历程中的标志性里程碑。
萧文在尝试着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行为划分为“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心理动机”和“历史情境”四个角度进行研究后，尝试用“症候阅读法”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解读。作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所“看不见”地方，我们所“读”出的明确信息是：缺失“宪政约束”的“民主意愿”，必然开启从“群众运动”走向“运动群众”的逻辑通道；放弃制度规范的高度道德责任，不足以构成追求善之目标的终极依据；“整体平等”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内洽关系，是困扰当代中国的首要政治哲学命题。
4、文革，作为理论的源泉
伟大的事件必然以其厚重、复杂和波澜壮阔成为理论的源泉和试验厂。世界革命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波澜壮阔的事件，正如在二百年后人们才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一样，文革的意义也不是在当下就能够看清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理论家怀有浓厚的“毛泽东情结”、“文革情结”。
萧延中的另一篇文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指出，90年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转向有一个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在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为人类知识成长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法国学术界基于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高举“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M 为字头）画像游行造反的“历史记忆”，反思社会政治思想的演进，而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放到了现代“解构主义”（disconstructionism）起源之一的位置上。贝乐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 ）指出：“20世纪60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而“与美国不同的‘法国类型的毛主义’，其特征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 Mao－ism ）。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后来那些震耳欲聋的大理论家，如萨特、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都塞以及福柯，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其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了一点‘生气’。”
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世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Fredric.Jameson）具有“毛泽东情结”。他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象，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换言之，当把毛泽东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理念置入到更加抽象的理论背景之中去的时候，某种曾经对于一个民族产生过“灾难”的思想，将可能转变为成对某种普遍制度的深刻洞察。
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理论而闻名于世的“理性选择”大师奥尔森（Mancur Olson），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兴趣，认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theory）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晰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19-20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前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明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
至此，单分析文革的起因就涉及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它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可能性这些研究还远远不能穷尽，这里选择的几篇文章是在多年文革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理解也建立于资料和理论的积累之上，而从政治哲学、政治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的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开展。
三、 文革的内涵与外延——历史叙述的政治意图
文革是一次浩大的政治运动，它与之前政治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众的广泛参与，而群众与高层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群众到底是自主的行动者还是政治家的玩偶，文革究竟是谁的文革，也即文革的性质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形成了关于“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的争论。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争论各方显然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而非纯粹的学术争论。下文观点引自萧喜东的文章《“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他是参与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这场争论的主要发言人，并因有丰富的资料而洞见颇深。
文革是十年还是两年，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两年文革”的最根本理由是：唯有从六六年八月到六八年八月这段时间内，政治运作
的方式具有可说是文革所独有的性质和特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面开展了大民主的实验：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权利和四大自由，左倾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而不再是空洞的教条或官僚手中的工具。而在六六年八月以前和六八年八月以后，政治运动的操作方式都不具有这些特点，而和文革前的十七年或七六年以后的作法大同小异。“十年文革”论的思路是：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是利用六六年到六八年两年中的造反运动之乱，通过打倒老干部篡权而崛起的，而他们从上台到倒台前后共十年，因此，文革是“十年动乱”。
“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与“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相关性就在于：将文革的定义拉长为十年，就已经用无言的方式把六六年到六八年两年间文革运动的真正意义一笔勾销了——文革不再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大民主运动，而变成了精英上层争权夺利、中央政治派别和集团盛衰兴亡、彼此消长、相互取代，下层群众被欺骗、被利用、被玩弄的黑暗的十年。将文革定义为十年，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它既将两年群众运动的任何正面经验全部用后八年的“专制黑暗”加以抵消和否定，又将十年内的一切罪恶的责任都推给开始两年中的群众运动和大民主实验，彻底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群众民主和政治制度更新的“空想”。
萧喜东反对“两个文革”的说法，因为它虽然注意到了群众但是对上层权力斗争的看法和掩盖文革真相的主流话语相同，实际是对主流观点的妥协，取消了群众运动的深远意义。
同时，他更是反对主流观点的一个文革论，他主张的是领袖和群众合一的两年文革，即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本文在写作中还是采用十年的时间段来选择相关文献。
四、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中的群众
从群众立场出发的“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文革对于群众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继承文革遗产的危险，而与官方“全面否定文革”步调一致的“伤痕”叙述，却深入到人的内心考察文革对整个民族道德良心的冲毁。前者考量的是人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利益，后者则从政治后果出发，以铁的事实证明：政治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一些政治心理学视角的经验研究反映了人在政治中的扭曲以及政治德性与伦理德性的矛盾。前一方面的研究在萧喜东《群众的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详尽的描述， 作者希望以文革的“大民主“对比当下，继承文革的平等遗产为今天的老百姓呼唤自由与平等。萧的研究重视了物质和政治上的平等，却缺少了对人心的关怀。目前，对群众心态（包括政治心态）的研究还太少，但令人高兴的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为此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政治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不多，但不乏精品。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分析道，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参加文化革命的基本动机是为了争取承认，为了争取声望，为了证明自己革命，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对他们而言，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陈佩华(Anita·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美国的赵文词(Richard Madsen)于1984年出版的《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即是此例，时间从“小四清”到“文革”，在讲故事的同时讲出了人们现在政治冷漠的原因。一些反映建国后村庄变化的田野调查也都暗含了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目前的文革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实际上农村也是文革研究大有可为和需要研究的领域，鉴于这种情况，这些故事就更为珍贵。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农村体制和“赤脚医生”、“知识青年”在毛主席号召下在农村广阔天地中的“大有可为”对今天农业现代化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是文革研究关注的两个群体，对前者的研究主要是辨明红卫兵的派别和人员组成，叙述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沉重的反思在里面， 对后者的研究倾向于同期群的生命历程研究，分析他们从“下乡”到“下岗”的人生遭际，着重文革和社会变迁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包含了对当下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和对知青的同情。 在文革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又为大多数文章所回避的是文革武斗的主力——工人。裴宜理和李逊对上海工人武斗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文革中最为血腥残暴的一面。 郑光路的文章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还有人研究了文革中的写作组，分析了人员组成和发挥的作用，可惜的是没有深入到心理层面，这些文人的心态应该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这对于我们理解其他问题也是有裨益的。
综上，目前的文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在澄清事实还是在理论探讨上国内外都有了很出色的研究。下一步的经验研究应该在两个层面推进，一是对农村文革的研究，对文革时期经济等社会现实的研究，全面了解文革时的社会全貌，一是对心理的研究，解释个人行动的原因，深入了解人们的文革心态，这对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视角对于解释文革也是重要的，但是事实先于解释，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事实本身也是一种解释。
作为经验研究根基的资料实际上是目前最为缺乏的，对文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很大程度上依赖历史资料的发掘，事实的声音是最有力的。现在文革史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争论，就是因为人们还不了解一个真实的文革，不掌握文革的资料，这才让那些获得了资料的人把历史揉捏得不像样子。只有充分地展现了文革的细节和宏大，我们才能对这段历史有一个中肯的评价，那些理论的论说才有意义。
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文革的意义，是以史为鉴的意义，不在于讨伐当下也不在于理论建构。历史是朝向未来的，文革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和人心的局限。
文革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悲剧，它之能让我们期待明日将是喜剧，希望在于记住历史，并发现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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