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各地网友：纪念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21 转载各地网友：纪念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来源：http://sq.k12.com.cn/bbs/forum_add/  主页 » 学科教学区 » 历史论坛 »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 1 投票显示： 今天的主题  :: 调查列表 :: 帖子浏览器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79675] 2006-02-07 12:40           今年是文革开始40年，结束30年。这里开一个专题帖，回顾文革十年。也给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老师和同学提供一点资料。      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下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我1965年夏高中毕业后，11月9日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10日到达插队的生产小队。巧的是，这一天正好是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日子。    我在农村11年，其间经历过农村的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也曾经是所谓的“造反派”，因为与几个大学生（原来的高中同学）的联系与通信，在文革的“一打三反”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底才返回城市。1977年才被平反。      整个文革期间我i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度过的，我可能比其他经历过文革的人有一种不同的体验。今后有时间的话，我会就自己的经历写一些回忆。  违规帖举报                 [转帖]纪念文革发生40周年 文章提交者：南冠客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973012&page=1 今年，是文革发生第40周年。抗战60周年我们纪念了，虽然不怎么响亮，香港回归我们纪念了，虽然很排场，还有很多的纪念活动，很隆重，很奢华。然而，我没怎么在意。抗战是抵御外族入侵，如果我们自身足够强大，对内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对外与人和平共处，我想，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也没有谁敢来侵犯。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回归也不能说明什么，根本没有庆贺的必要。文革不同，它是自己人残害自己，如果自相残杀，焉能阻止外族侵略？焉能不赔款割地？ 我们应当纪念在文革，纪念文革中受难的人们。数以千万计的人，他们遭受摧残、蹂躏，被无端地剥夺了生命，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我们纪念文革中受难的人们，悲悯他们遭遇的苦难，借以警示世人，希冀拒绝文革的再度发生。请把自己身边的文革悲剧写出来，文革是真实的，并非人的天堂，而是人的地狱！ 纪念文革，我们应当探究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文革虽然在形式上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大为相象，与秦始皇以后的任何一次政治斗争相比较，文革持续时间长，发生范围广，惨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文革为什么在我们否定的政治制度下没有暴发，却在我们颂扬的制度下肆虐呢？ 纪念文革，我们应当探究文革发生的深层原因。毛为什么敢于发动能够发动，他的意志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有没有关联，只有找到其间的联系，找到发生的动因，认识到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才有可能避免文革悲剧不会重演。从周恩来以下，直至普通民众，那些支持者为什么那么狂热，反对者为什么身单力薄，这与我们的民族性有何联系？认识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缺陷是文革发生的土壤，铲除这种土壤，毛这颗邪恶的种子就无法生长。 我们应当纪念老舍，傅雷，储安平，郭沫若。一个人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怎样与政治联系才能摆脱噩运，或者说，在我们能够选择生存的政治环境时，哪一种政治环境利于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生存智慧不仅仅保存的是上苍赐予我们人的精华，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精华一旦陷入邪恶，成为帮凶，他对人的危害更是成几何数扩散。 我们应当纪念马寅初，林昭，张志新，李九莲。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人间正气，看到不阿附权势的独立精神，她们的这种精神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怎么能够把这种精神培植为整个的民族精神。我们一直重视长城抵御外侮的作用，却忽视了它保护专制统治的功能。纪念文革，就应当筑起一道防止暴政的长城，在当代，比较长城抵御外侮，它显得更加重要，这座长城就是表现在这些人身上的独立精神，伟岸人格。纪念他们，让那些爪牙、刽子手的灵魂畏惧、颤抖，它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不敢现身于阳光之下。 巴金倡议建立文革纪念馆，虽然至今仍是幻影，但是，在有记忆的善良的人们的心里，已经有一纪念馆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檩，只要这些砖瓦梁檩聚合起来，我们内心的纪念馆已经巍然耸立，不论邪恶势力多么强大，心灵的纪念馆都不会被摧毁。 2006-2-6 19-51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79685] 2006-02-07 12:44    张洁 发帖数： 3151 注册时间： 2004-01  地区： 江苏省江都市浦头镇 注册用户     我是出生于六十年代末，对于文革并没有多少记忆，印象中，就是贴了好多标语，至于后来对于文革的理解就是从书中、影视中得到的，在这里能看到经历过文革的人谈自己的亲身感受，那一定是另一种感觉，期待着楼主的精彩。  -------------------------------------------------------------------------------- 个人邮箱：zjie232@163.com 我的QQ：295764657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我的感想　　　　　　我的博客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79717] 2006-02-07 13:12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2） [转帖]文革－40年后的记忆与纪念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969631&page=1 文章提交者：羊胡子 今年，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年、终止30年的周年纪念。 4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却是个体的人的最高工作年限，是整整一代人的间隔。当年的发动者已经作古，当年的受害者、当事人大多已经不在，就连初出茅庐的红卫兵小将也都到了退休之年。总之，亲历的见证人都会远去。 当前，对文革又有了更多人在议论，在怀念，更有人还想重新捡起文革的办法去改造当今的社会。离我们远去的文革，不会轻易的退出人们的记忆，我们在拉开40年的距离后应该更清楚看清文革，这就是我们要纪念文革40年的理由。 文革是不仅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不仅对东南亚、日本有影响，甚至都波及到欧洲中心，巴黎大街上也出现过红卫兵，萨特作过描述。对文革的研究，国内不如国外。还未发现官方的有分量的研究专著，人们只能依据《决议》的那几十个字。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全国现在只有汕头一家民间的文革博物馆。文革是中国历史、思想史、政治史都不可绕过的阶段。有罪过、有教训，也有许多值得反思、挖掘的思想价值。 现在，对此段历史还存在许多歧见，甚至对立，更说明需要深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的研究既有利，又不利。有利的是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不利的是许多事实被遗忘，记忆被模糊，尘封的东西容易被误读。所以，很有必要抓住周年纪念的时机，抢占先机，形成自己的优势，也好试探主流思想界的反应。还可以吸引青年知识界的注意。  纪念不是为了怀念，而是为了记住。使人们更加辩清今天，向往明天，顺利的走向后天。纪念的前提是必须有理性、宽容、严谨、深入的学风，多一点责任感，少一点情绪化。 再过几天，即二月七日，40年前的这一天，就是“二月提纲”（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杨、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简称）草就日。提纲遭到毛主席的反对，就引出了5月5日到5月26日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5月16日制定的《5.16通知》，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销了二月提纲。《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发动。轰轰烈烈的运动从此开始。对这一切历历在目的人越来越少了，历史失去真实记忆的可能越来越大了。对文革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任何有意无意的忽视，都是对历史的不敬。 我认为，对文革的研究要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运动本身的历史真实过程 这是由一系列事件为载体的历史过程。现在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主要内容。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这一研究的前提是真实性。现在许多人对历史的真实并不太清楚，依据一点文字资料，就可以推论出一大堆新理论。是不很严谨的。 在这一研究中，也会受到许多制约。一是事件内幕揭示不易。当事人的离去，更重要的是文革档案没有解密，没有深入、详实揭示内幕的依据。二是，我们的公开资料中很缺乏一些文革中重要的历史事实的记载，而这又是很重要，必不可少的内容。如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过程。几个不同的阶段，兴起、高潮、分化、被打击消灭的过程。其中破坏的文物数，打死人的数。再如大串联的过程，国家为免费的红卫兵付出了多少钱。再如，大规模的全国武斗，共有多少次，动用多少武器，死伤多少人。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都有不少遗憾，是不可原谅的。 更重要的是以下两个层面的研究。 二、文革政治生态的研究 文革的发动是政治的原因，文革的结束是自然法则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讽刺。而能发动文革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至今没有根本的变化。我们没有能够做出实质性的改进。 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邓小平同志在他刚从受害者身份复出后，以他特有的文革经历和深入的思考做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英明论断。但他的论断迟迟得不到落实，我们的实践跨不出关键的一步，我们的理论还无法超越小平1986年的水平。1986年刚好是40年的中点。 二是，文革的过程是认识我们这一体制政治生态的最好刨面。这就是上边讲的：文革的发动是政治的原因，文革的结束是自然法则的作用。我们有没有不让自然法则起作用，而能自我调节的体制和结构？林彪想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他想起的作用符合现代政治的法则嘛？最高领导人的一动念头，就可以让他亲自建立起来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一下子全面瘫痪。而在全面瘫痪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至于使社会马上全面解构。这种状态靠什么支撑，能支撑多长时间？这种状态可重复嘛？可重复的条件是什么？不可重复的基础又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审查最高领导人的最高决策的机制和程序？我们如何能保证重大的最高决策的正确性。伟大舵手的一点偏差，超大航船都经受不了。现在，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报告工作，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这毕竟还是事后的，只具有审查追认的意义，不具有预先防范的意义。 由此，又引出了一个更具意义的问题。文革中，出了个张志新，因为他的反文革的观点与后来党中央的认识一致，我们为他平反了（对她因为言论而受到的虐待，是反人性的，罪恶的）。这在实体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无法保证在程序上让她这样的与当时的中央政策不一致的同志，在党内有生存和发言的权力。现在我们能让邓立群有十个与党中央不同意见的万言书，而不开除他的党籍，是一个进步，但终没有解决程序的问题。我们对一个前总书记的审查是没有结论的。 由此可见，对文革的政治生态的研究，很重要。 三、文革文化生态的研究 各种各样的人在文革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一对好朋友，可以在一夜间反目，被撕裂，还累累发生告密、反叛的事情。一个文雅柔弱的乖孩子，一下子可以成为不要命的打手。所有如此人性的弱点在文革中都有意想不到的释放，这是为什么？还有，经历了文革，中国人（包括未亲历者）的人性都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亲自目历了一个共和国功勋的文革一生。他在解放时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伤残军人，团参谋长。转业后任某市委的副秘书长，又调到内地某大部直属机关任职。文革中，看到一派大多不是基本群众，又以武力逞强，不服气。就应邀成为另一派的武装总指挥。他一心想的是为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文革后期被军管会判处死刑，病死狱中。他有他的弱点，但这种历程是必须的嘛？文革为什么会把那些忠诚的人推向死路？？刘少奇的死是政治斗争的结果。那嘛，那些小老百姓的死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很缺乏对文化生态的研究。 以上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是显形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研究的不够；而第二第三层次是属于隐形的，研究的就更不够了，必须加强。 为了纪念的呼吁： 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和高度重视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必须对文革资料给予解密，充分发挥高层资料的作用；尽快抢救、挖掘活资料，别让我们对文革失去记忆。  文革的40年之际，我们责无旁贷的要以此来纪念。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79723] 2006-02-07 13:16    一石 发帖数： 3907 注册时间： 2005-03  地区： 湖北省竹溪县中峰镇中心学?.. 注册用户     1946 于 2006-02-07 13:12 在大作中提到：  （2） [转帖]文革－40年后的记忆与纪念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969631&page=1 文章提交者：羊胡子 今年，2006年是文革发动40年、终止30年的周年纪念。 4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却是个体的人的最高工作年限，是整整一代人的间隔。当年的发动者已经作古，当年的受害者、当事人大多已经不在，就连初出茅庐的红卫兵小将也都到了退休之年。总之，亲历的见证人都会远去。 当前，对文革又有了更多人在议论，在怀念，更有人还想重新捡起文革的办法去改造当今的社会。离我们远去的文革，不会轻易的退出人们的记忆，我们在拉开40年的距离后应该更清楚看清文革，这就是我们要纪念文革40年的理由。 文革是不仅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不仅对东南亚、日本有影响，甚至都波及到欧洲中心，巴黎大街上也出现过红卫兵，萨特作过描述。对文革的研究，国内不如国外。还未发现官方的有分量的研究专著，人们只能依据《决议》的那几十个字。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全国现在只有汕头一家民间的文革博物馆。文革是中国历史、思想史、政治史都不可绕过的阶段。有罪过、有教训，也有许多值得反思、挖掘的思想价值。 现在，对此段历史还存在许多歧见，甚至对立，更说明需要深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此的研究既有利，又不利。有利的是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不利的是许多事实被遗忘，记忆被模糊，尘封的东西容易被误读。所以，很有必要抓住周年纪念的时机，抢占先机，形成自己的优势，也好试探主流思想界的反应。还可以吸引青年知识界的注意。  纪念不是为了怀念，而是为了记住。使人们更加辩清今天，向往明天，顺利的走向后天。纪念的前提是必须有理性、宽容、严谨、深入的学风，多一点责任感，少一点情绪化。 再过几天，即二月七日，40年前的这一天，就是“二月提纲”（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杨、吴冷西组成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简称）草就日。提纲遭到毛主席的反对，就引出了5月5日到5月26日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5月16日制定的《5.16通知》，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销了二月提纲。《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发动。轰轰烈烈的运动从此开始。对这一切历历在目的人越来越少了，历史失去真实记忆的可能越来越大了。对文革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任何有意无意的忽视，都是对历史的不敬。 我认为，对文革的研究要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运动本身的历史真实过程 这是由一系列事件为载体的历史过程。现在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主要内容。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这一研究的前提是真实性。现在许多人对历史的真实并不太清楚，依据一点文字资料，就可以推论出一大堆新理论。是不很严谨的。 在这一研究中，也会受到许多制约。一是事件内幕揭示不易。当事人的离去，更重要的是文革档案没有解密，没有深入、详实揭示内幕的依据。二是，我们的公开资料中很缺乏一些文革中重要的历史事实的记载，而这又是很重要，必不可少的内容。如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过程。几个不同的阶段，兴起、高潮、分化、被打击消灭的过程。其中破坏的文物数，打死人的数。再如大串联的过程，国家为免费的红卫兵付出了多少钱。再如，大规模的全国武斗，共有多少次，动用多少武器，死伤多少人。 在这一层面上，我们都有不少遗憾，是不可原谅的。 更重要的是以下两个层面的研究。 二、文革政治生态的研究 文革的发动是政治的原因，文革的结束是自然法则的作用。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讽刺。而能发动文革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至今没有根本的变化。我们没有能够做出实质性的改进。 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邓小平同志在他刚从受害者身份复出后，以他特有的文革经历和深入的思考做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英明论断。但他的论断迟迟得不到落实，我们的实践跨不出关键的一步，我们的理论还无法超越小平1986年的水平。1986年刚好是40年的中点。 二是，文革的过程是认识我们这一体制政治生态的最好刨面。这就是上边讲的：文革的发动是政治的原因，文革的结束是自然法则的作用。我们有没有不让自然法则起作用，而能自我调节的体制和结构？林彪想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他想起的作用符合现代政治的法则嘛？最高领导人的一动念头，就可以让他亲自建立起来的各级政府和党组织一下子全面瘫痪。而在全面瘫痪的一段时间内，还不至于使社会马上全面解构。这种状态靠什么支撑，能支撑多长时间？这种状态可重复嘛？可重复的条件是什么？不可重复的基础又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审查最高领导人的最高决策的机制和程序？我们如何能保证重大的最高决策的正确性。伟大舵手的一点偏差，超大航船都经受不了。现在，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报告工作，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这毕竟还是事后的，只具有审查追认的意义，不具有预先防范的意义。 由此，又引出了一个更具意义的问题。文革中，出了个张志新，因为他的反文革的观点与后来党中央的认识一致，我们为他平反了（对她因为言论而受到的虐待，是反人性的，罪恶的）。这在实体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无法保证在程序上让她这样的与当时的中央政策不一致的同志，在党内有生存和发言的权力。现在我们能让邓立群有十个与党中央不同意见的万言书，而不开除他的党籍，是一个进步，但终没有解决程序的问题。我们对一个前总书记的审查是没有结论的。 由此可见，对文革的政治生态的研究，很重要。 三、文革文化生态的研究 各种各样的人在文革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一个家庭，一个班级，一对好朋友，可以在一夜间反目，被撕裂，还累累发生告密、反叛的事情。一个文雅柔弱的乖孩子，一下子可以成为不要命的打手。所有如此人性的弱点在文革中都有意想不到的释放，这是为什么？还有，经历了文革，中国人（包括未亲历者）的人性都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亲自目历了一个共和国功勋的文革一生。他在解放时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伤残军人，团参谋长。转业后任某市委的副秘书长，又调到内地某大部直属机关任职。文革中，看到一派大多不是基本群众，又以武力逞强，不服气。就应邀成为另一派的武装总指挥。他一心想的是为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文革后期被军管会判处死刑，病死狱中。他有他的弱点，但这种历程是必须的嘛？文革为什么会把那些忠诚的人推向死路？？刘少奇的死是政治斗争的结果。那嘛，那些小老百姓的死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很缺乏对文化生态的研究。 以上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是显形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研究的不够；而第二第三层次是属于隐形的，研究的就更不够了，必须加强。 为了纪念的呼吁： 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强和高度重视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必须对文革资料给予解密，充分发挥高层资料的作用；尽快抢救、挖掘活资料，别让我们对文革失去记忆。  文革的40年之际，我们责无旁贷的要以此来纪念。   再次学习。拜读。  强国社区：文集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45851&typeid=43 我的博客：花开的韵律 http://cnongle.com/blog/user1/277/index.html 一石文集 http://sq.k12.com.cn/bbs/index.php?t=msg&th=236084&start=0&rid=894425 竹溪教科研论坛  http://xzf.2000y.net/mb/2/index.asp?depid=13412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0975] 2006-02-08 18:56     白梅 发帖数： 2861 注册时间： 2005-03  注册用户        引用：  我们应当纪念在文革，纪念文革中受难的人们。数以千万计的人，他们遭受摧残、蹂躏，被无端地剥夺了生命，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我们纪念文革中受难的人们，悲悯他们遭遇的苦难，借以警示世人，希冀拒绝文革的再度发生。请把自己身边的文革悲剧写出来，文革是真实的，并非人的天堂，而是人的地狱！   --------------------------------------------------------------------------------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 http://sq.k12.com.cn/bbs/index.php?t=msg&th=193680&start=0&rid=0（白梅爱生之爱）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3347] 2006-02-10 19:18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3) 是阳谋，更是阴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策划下，姚文元秘密炮制八个月、历经十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暴露了震惊全国的围剿知识分子的大阴谋。  我国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的。一九六一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刚正不阿”的海瑞精神，提倡学习敢于讲真话，敢于反对贪官污吏，敢于为人民做事，不向困难低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毛泽东还极而言之地说，学习海瑞精神，就要“五不怕”（不怕犯错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到会的人听了，思想震动很大，留下深刻印象。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反映了明末海瑞任江南应天巡抚时敢于除霸、逼令缙绅退田等事迹，塑造了封建时代广大人民所称颂的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官吏最后还是落得罢官的命运。该剧演出四年多，观众反应热烈。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戏中写的“除霸”、“退田”、“修吴淞江”等主要情节，都明载典籍，史实清楚。为什么普普通通的一出京剧，会引出江青一伙的大围剿，造成惊天的大灾难呢？  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方可揭开其中的奥妙。一九六一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根据他下乡了解的农村刮平调风、共产风、浮夸风等情况，写了个“万言书”，向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结果遭毛泽东的压制，罢了他的官。一九六二年底，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点出，我们犯的错误，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使毛泽东耿耿于怀。这时，海瑞已不是毛泽东当年鼓吹的廉正形象，而是包藏祸心的恶人了。毛泽东本来发起“四清”运动，要把他心目中的“走资派”清出来，可是他认为这场运动只清了基层，没有追到“根子在上面”，“睡在我们旁边的赫鲁晓夫”。当他了解到全国上演的海瑞戏有二十多出，就抓住吴晗的《海瑞罢官》来做文章，把一九五九年写的戏，与一九六二年彭德怀的“万言书”挂上钩，认为“要害是罢官”。江青一伙在上海，与张春桥密谋，由文痞姚文元制造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重磅炸弹”。这篇文章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先由文汇报发表，尔后在全国报纸上转载。说是一篇批判文章，其实是张开了一个大黑网，虎视眈眈地要吞噬广大善良的知识分子。  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前夕，阴谋就已经施行。我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第一把手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一天中午，我到张春桥的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相连的），看他正埋头修改文件，我问张：“你修改什么文件？”张诡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我听了一愣，我怎么没有看到过什么“白头情况”？我回到办公室问秘书，秘书说要问一室主任。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一室主任告诉我：“《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说着，他把刚从市委印刷厂保密车间印好送来的《文汇白头情况》让我先翻一翻，我眼睛扫了一下，主要是批《海瑞罢官》的反应。  原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利用文汇报作为他们控制的工具，由当时文汇报负责人为首成立一个三人小组。张春桥每天和文汇报负责人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的精神，布置采访对象的名单和要求，要报社在上海和驻北京办事处的十多名记者逐个去访问他们要访问的人。名义上是让记者征求对评《海瑞罢官》一文的意见，实际上是摸底，了解对方的思想动向，把采访对象的心里话掏出来，还规定“只听不说”，“谁泄密，要追查”，然后详细整理出一份份情况上报。同时，由姚文元拟出二十多道选题，要市写作组和报社针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准备批判文章。姚文元还特地交代，“批判时要用吴晗本人文章及为《海》剧捧场及辩护的论点，作为展开论战的对立面”，要“揭露它（指《海瑞罢官》）是为反社会主义势力说话的毒草”，要说明“这不是学术论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张春桥、姚文元事先已定下调子，准备打棍子，进行围剿。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见报后，当时并未引起读者关注，因为姚文元的名声不好，他的文章又强词夺理，因而青年学生中无人响应，知识界更不予理会。在二十天内，文汇报仅收到三篇来稿。张春桥本想在文汇报抛出这一黑文后就可以撒网钓鱼，可是只有马捷等几位作者发表文章，批驳姚文元不讲史实、任意扣帽子的文风。张春桥看了以后认为没有知名人士的文章，成不了气候，于是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等知名人士座谈会。会前说：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到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张春桥、姚文元又布置报社“捉刀代笔”，“组织”了四封所谓的“读者来信”，张春桥还特地加了个“编者按”，假惺惺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张春桥指令报社将这个“编者按”连续刊登了六天。暗地里，他们派记者去了解参加座谈会的人发言的动机和思想状况，把没有讲出来的话再挖出来。同时，按照论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都被列为“右派人物”和“右派言论”。善良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料到：他们以坦诚的胸怀，以史实为据，发表评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压制学术讨论，却一个个坠入了张春桥一伙预先设计的圈套。当这些知名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后，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所谓批判“右派言论”的选题计划也一一布置下来。在座谈会开完以后，一场以“百家争鸣”为幌子的闹剧刚刚鸣锣，就草草收兵，而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战场却已经摆开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对文汇报记者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人，吴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翦还公开声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不久，他便遭造反派揪斗，含冤而死。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一、戏剧艺术和历史科学是两个问题，两个路数，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评价问题，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以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呢？”他讲了大实话，可是被张春桥定为“坚决打击对象”，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造成全身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因不同意姚文元文章，发表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姚文元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李平心临死之前，在病中对人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想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他满腔悲愤的话，是对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有力控诉。著名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按照周扬建议，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一九五九年八月就上演了，比吴晗《海瑞罢官》早两年，跟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包产到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江青一伙硬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一“骂”一“罢”，南北勾结，向党猖狂进攻，周信芳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遭受无休止的批斗，隔离，坐牢，直到被逼死为止。张春桥正是在编审《文汇白头情况》中，给一个个所谓“右派分子”、“右派言论”划框框，定调子，造成遍及全国的文字狱。“文革”初期，张春桥在上海把贺绿汀、周谷诚、周信芳、周予同、李平心、李俊民、瞿白音、王西彦等八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在批《海瑞罢官》中蓄谋已久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江青、张春桥一伙策划于密室，利用手中的“尚方宝剑”和攫取的权力，抛出一篇又一篇黑文，煽风点火，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妄图全面夺权，改朝换代。借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一句话：“真是用心何其毒也！”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3354] 2006-02-10 19:23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4) 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陈丕显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是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是吴晗同志于形势，发表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党的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曾经对吴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12月21日，毛主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善于察颜观色、圆滑世故的“老夫子”陈伯达早已摸透了毛主席的理和江青的意图，专门收集那些刺激毛主席的材料，添油加醋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批《海瑞罢官》受冷遇的情况。毛主席批准将《海瑞罢官》印成单行本。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考虑到姚文已登了报纸，再发行单行本销量不大，就只订了几千本，这也成了北京市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罪证”；彭真、邓拓、周扬等或明或暗地为吴晗辩护，也被陈伯达乘机指责和攻击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些话果然奏效。毛主席异常生气说：“在北京，我说话没人听，所以才在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写批《瑞罢官》时为什么没有点“罢官”这个要害呢?是他没有抓住要害吗？不是。张春桥对此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次小会上说：“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要让主席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要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那就不同了。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怀翻案，人家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之地。”他们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恶！如今毛主席不仅同意批《海瑞罢官》了，而且还把它和政治问题牵扯到一起，这样一来，就可以攻击那些把批《海瑞罢官》向学术讨论方向引的人了。因为学术问题整不倒人，政治问题却可以整死人；在学术上他们是“不学无术”，在政治上抡棍子他们却是“得心应手”。“借刀杀人”是一切阴谋家共同的手法。  天威难测。毛主席一锤定音，批不批《海瑞罢官》一下就是政治问题了。陈伯达为了讨好江青，博得她的欢心，立即把毛主席的谈话转告了江青。江青如获至宝，马上田家英赶快把毛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与此同时，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赶到苏州，与林彪面晤，进行新的交易，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去“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江青要借助林彪的支持，攻北京那些“不听话”的人了。 1965年这一段时间，林彪、叶群常住在苏州、上海一带，江青也以搞“现代戏”为名，往返于京沪。此时，他们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1965年3月，江青为讨好林彪、叶群，专门为他们演出《红灯记》。她事先反复交代：“林总和我生一样的病，怕风，场子里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这样还不放心，林彪来之，她先到现场检查。她百般挑剔，这不行，那要换，对林彪极尽讨好之意，害得工作人员苦不堪言。在平素的接触中，我们看到的江青是个阴冷、傲慢、目空一切的人，没想到为了接触林彪，她却显得如此热情，如此殷勤。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直至后来，看到林彪、江青在“文革”中的进一步勾结，才明白江青此次如此重视接触林彪的本意。 更有甚者，在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还通过张春桥对上海京剧院说：“这个戏要树林总，你们不要小看了一出戏，它的意义很大，现在搞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打一场政治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江青很懂得争取军队支持的重要性，她早就想介入人民解军。江青想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罗瑞卿参加，但罗没有搭理她；她要罗发给她一套军装，罗说发军装可以，但不能发领章、帽徽，不能有军籍。江青是个心地狭窄又阴险的人，而罗瑞卿却是个秉性刚直的人，他对江青一直不以为然，江青对这个不识时务的罗瑞卿早就异常恨。如今林彪把罗瑞卿这个“眼中钉”拔掉了，江青的“心头恨”也解了。这次，当江青向林彪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林彪立即同意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江青到苏州与林彪晤面的第天——1966年1月22日，林彪即向总政下达了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我谈了话。在文艺工作方面她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2月2日，林彪“委托”江青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林彪指令总政政治思想和文艺作方面的负责人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参加，不是会议正式成员、在部队没有任何职务的张春桥也天天出入锦江饭店，参加所谓的“座谈”。  这个座谈会按照江青提议的“看电影、批黑线”的方式召开，其实是江青一个人大放厥词，别人记录而已。会议期间看电影三十多部，看戏三出，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由张春桥修改记录完成会议纪要初稿。张春桥那几天对上海的同志说，他好几夜没睡觉，就是搞这个文件，累得要死。这篇纪要毛主席审阅修改了三遍，最后由陈伯达成文。 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他还吹捧会议纪要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中央批发全党。“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史意义”。3月22日，林彪将纪要送中央军委，4月10日由中央批发全党。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由来。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它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我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黑线专政”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扩大到其他领域，为全国大动乱、大造反、大夺权推波助澜，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江青后来在谈到这个座谈会时说，这个座谈会和纪要“是请了你们的‘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从这也可以看出，这个座谈会和纪要，实际上是毛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从理论上、舆论上为发动“文革”先行做的准备。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4348] 2006-02-11 17:17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5) “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郭沫若在文革初期(1)  -------------------------------------------------------------------------------- http://cul.sina.com.cn/y/2005-09-23/1849141996.html 　　作者：贾振勇 　　1966年的春天肃杀凝重。政治局势的惊心动魄，已经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在“文革”即将爆发的严峻局势下，郭沫若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发表了“焚书”声明，在国内外激起了轩然大波。  　　郭沫若提出辞职  　　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接到郭沫若的辞职信后，迅速上报中央，请示如何处理。1966年1月31日，张劲夫带着有关高层领导的指示，以征求郭沫若对科学院工作意见的名义，登门探视。郭沫若表示，自己的辞职和中科院的工作无关，只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开始以后，两相对照，感到自身问题很多，继续担任这些领导职务，怕影响不好。原来也考虑过辞职，最后才下决心写了这封辞职信。对组织没有什么意见。另外住这么大的房子，心中也常常感到不安。自己还考虑过是否应该下去锻炼锻炼，当个中学老师。张劲夫当即表态说：你的问题和吴晗等人性质不同，组织上希望你继续在中科院工作。  　　郭沫若的辞呈没有被批准，显然表明党对他是信任的。但是，在大批判浪潮的挟裹下，许多事态，依然向不利于郭沫若的方向发展。郭沫若的内心依然忧心忡忡。  　　郭沫若的紧张状态，以及不少人的批判意图，被上层获知后，很快成为议论的话题。薄一波曾回忆：“在1966年2月3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上，彭真同志提出了‘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当时彭真尚未被打倒，为了应付批判《海瑞罢官》后的政治形势，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搞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交政治局审议。围绕这个提纲准备的材料之中，就有郭沫若的辞职信和许多人要求批判郭沫若的材料汇编。郭沫若的情况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是毛泽东发话，为郭沫若解了围。毛泽东在听取《二月提纲》的汇报时，指出郭沫若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这样《二月提纲》中涉及郭沫若的内容，才在定稿中被删去。而且在不同场合涉及郭沫若时，毛泽东多次指出，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人不懂学术，郭老的古代史研究就很有成就。对于有人指责郭沫若写赞扬海瑞的诗是大发牢骚，毛泽东为他辩护说，郭老是杂家，写两首诗不算什么。  　　但毛泽东只是为郭沫若阻挡了来自于政治圈子的暗箭，而且毛泽东的谈话只是限于口耳相传，并没有写进文件或公开宣布，一般群众根本不明就里。  　　而且，为了对抗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纲》，由江青、林彪操纵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很快出笼，并转发全党。  　　一些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闹革命”的烈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郭沫若头上。有的撰写揭发郭沫若的材料，甚至还有不少人直接写信，严厉质问和指责郭沫若的反革命动机。比如，有人翻出历史老账，严厉指责郭沫若：“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为什么支持这个口号？更有人挖空心思、上纲上线：你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全国人民都在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  　　诸如此类的指责，让郭沫若实在是无法安心。“东方白”之类属无稽之谈，可以置之不理。可是支持“国防文学”口号一事，却是人证俱在，郭沫若坐卧不安、心神不宁。经过再三思考，他选择了向秘书诉说这一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  　　我在日本时，写过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苗的检阅》、《在国防的旗帜下》。那时，日本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三天两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写这类反帝、爱国的文章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就是投降吗？向谁投降？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吗？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我当他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我没有接受，反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我亡命日本时，千辛万苦写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托国内的朋友找地方出版。许多出版社不识货，不肯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应在该院集刊上发表，以后再印单行本，稿费还相当优厚。但我拒绝了，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便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愿当他们的官，愿在群众性的抗日团体里工作，也有耻食周粟的味道。后来好多同志劝说，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开导，才接受三厅厅长职务，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和他们斗。这些来稿说“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那是不能服人的。  　　“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  　　在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根据《纪要》精神，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报告，向与会人员发出警示。郭沫若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难得的表态机会，公开畅谈他思虑已久的政治态度：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颗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若沫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后，4月28日，《光明日报》为之拟定了《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全文刊登。他的讲话一出，引起国内外的反响。尤其是在日本，郭沫若享有很高的威望，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人，竟然要求亲赴中国，想当面询问郭沫若“焚书”的真意。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4355] 2006-02-11 17:20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5) “焚书”声明震惊海内外--郭沫若在文革初期(2)  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而，郭沫若却一身轻松踏上了西去巴蜀的列车。这次大西南之行，是以视察、参观成都和攀枝花(当时叫渡口)等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名义入川的。与他同行参观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还有当时主管经贸口的副总理薄一波。郭沫若每到一地，必有诗词歌赋问世，且紧密联系当前政治形势。在大邑，他又参观了曾经连看三遍的《收租院》泥塑，愤而赋诗：“  收租院里三次来，怒彻心脾恨满怀。观众如潮门外涌，五洲震荡激风雷。”在攀枝花，为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感染，纵情歌颂：“主席思想挂帅，物质精神互变，满望新愚公……”  　　这次行程，还有一个微妙的私人意图，这就是计划回久别27年的老家乐山沙湾镇看看。年逾古稀，又遇险风恶浪，无可奈何之际，“告老还乡”的念头，或许在郭沫若的脑际几经盘旋，借公务之机回乡探视，是否是为最坏的结局打前站呢？  　　正当郭沫若在观望之中准备返乡时，5月1日晚上，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令，回京参加5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一个没有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表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  　　这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五·一六通知》，实际上发出了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所谓走资派的信号。在《五·一六通知》公布的第二天，《解放军报》在头版刊发了郭沫若《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的手迹：  　　灿烂英雄象，辉煌时代光。伟大熔炉威力，好铁炼成钢。阶级感情充沛，主席思潮澎湃，滚滚似长江。一气呵成后，锤炼百千方……  　　1966年前后因批判《海瑞罢官》带给郭沫若的政治压力，似乎可以解除了。  　　但不管郭沫若理解还是不理解，“文革”的熊熊烈火，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志点燃了。  　　1966年6月22日，郭沫若被任命为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次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他也借这次会议，担当了向外界传达和介绍“文革”情况的重任。196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于7月4日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的长篇发言。发言的最后，郭沫若就自己在4月份有关“焚书”的论调，向国内外同行进行了解释和澄清：  　　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2000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结束了在北京的议程后，7月17日，毛泽东在郭沫若的陪同下，在武汉接见了参加亚非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和观察员。  　　就在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日，郭沫若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们，在武汉长江的游轮上，亲眼目睹了伟大领袖横渡长江的壮观景象。这其实是向中外人士宣布，已经73岁高龄的毛泽东，依然有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然，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周恩来保护郭沫若  　　在毛泽东离京的这段时间，由于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派出工作组，“文革”浪潮暂时得到抑制。对局势甚为不满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山，领导“文革”顺利进行。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小将。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达1300多万人，终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不分青红皂白的红卫兵们，把革命的烈火烧遍了全国各个角落。“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斗志昂扬的红卫兵们终于可以合法地宣泄革命激情了。“打倒反动文人郭沫若”的大字报，不但贴满了前海西街郭沫若府第的大街小巷，更有群情激昂的大批红卫兵聚集门前，锣鼓喧天，口号阵阵，勒令郭沫若老实交待问题。  　　红卫兵们给郭沫若罗织了百般罪名，最有意思的是，红卫兵们竟然在郭沫若为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题签中，看出“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个字组成。  　　造反造红了眼的红卫兵们，竟然把抄家的烈火烧到了章士钊的府第。在被抄家的第二天，章士钊的紧急上书就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当即指示周恩来“予以保护”。  　　接到指令后，周恩来迅速草拟了一个应予以保护的干部名单，获毛泽东批准。在名单上面，特别列出了应予重点保护的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等13位民主人士。周恩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这些最有影响的党外人士。  　　早就知道郭沫若艰难处境的周恩来，派得力人员童小鹏来到郭沫若寓所，传达指示：为防止红卫兵失控而发生意外事件，郭沫若应迅速携于立群出外避难。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郭沫若和于立群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专为中央高层领导服务的新干六所，避祸一月有余。  　　红卫兵揭批郭沫若，不但对郭沫若伤害很大，也牵连到了子女。“文革”初期，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郭平英(郭沫若小女儿)也参加了红卫兵运动，因为政治意见分歧，被别的激进学生排斥。这其中也有因郭沫若的问题产生的影响。她回忆说：“当时有位同学非常真诚地给我提意见说，‘你为什么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有这样的举动，应该好好想一想家庭的因素。你父亲就是在革命低潮时做过软骨头的。’”  　　不管怎么样，郭沫若毕竟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或许，郭沫若再一次感受到了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的伟力，他不能不对毛主席的信任和保护心存感念。  　　郭沫若毕竟是文人出身，随波逐流本身，对郭沫若就是一种折磨，况且还要言不由衷。“文革”前夕，郭沫若对现实已经烦透了，他告诉陈明远：  　　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污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像我们这样从污泥中钻出来的人，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的。应该不断地冲刷掉身上的肮脏。当然也不要倾盆大雨似地猛冲下来，冲得个落花流水，叶败枝残……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么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  　　严峻的形势，本来就使“赤子之心”可望而不可及。“文革”的爆发，更是让这点渺然的期望，变成了天方夜谭。在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时代，还有什么境界能去追求呢？ (完) 反思文革正当时 文章提交者：年长者是也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8722772&id=980040&skin=0&page=1 春节前夕，2006年第三期《南方人物周刊》飘然而至，封面是大红的，呈现一派喜庆，然而内容却与春节无关，红色封面上的醒目标题是《回望三十年——十个人的1976》，本期的主要内容，就是该刊记者采访了10位知名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他们在1976年那一年的经历。其中有当年童怀周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有写《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胡福明，还有写唐山大地震的钱钢，学者朱学勤，当年的红人章含之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自己在1976年那一年的经历。据《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的说明，他们之所以要编发这个专题，是因为“30年前1976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中国人民已经在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和浩劫中忍受、挣扎了整整10年……” 据该刊编辑部说，他们还将继续“回望三十年”，以记取历史的教训，并对新时代的改变寄予希望。 我觉得，作为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至少就目前而言，还没有看到其他公开的刊物的主打栏目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在网络上，对那逝去的文革年代进行回忆，进行反思，却是早就开始了。就拿凯迪网络来说，在去年特地推出了“回望青春”栏目专题，其中就集中了大量的，以文革回忆为主的文章。而笔者，也是这一观念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我曾经写了网文《呼吁50岁以上的人都来写写自己的经历》，自己也写下了《我的文革回忆》。同时，我还介绍了我在别的网站看到，感觉很好的网友到凯迪贴出了她们自己的文革回忆，如yiping1914写的，《请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我讲那过去的事情……》（写作者是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与鼎鼎有名的宋彬彬同在一个学校，写了她自己参加文革的全过程，作者是干部子女，视角有所不同，还是很有价值的，可惜跟帖不多，后来这个帖子不知为何在猫坛消失了）。再一个影响很大的就是山妹的《苦涩的回忆》，该回忆在春节前才结束，在猫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网文作者山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到自己一家因为遭到打击报复，父亲被错划成漏网地主，下方到农村之后，自己及其家人遭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迫害，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是决不可能在细节方面如此真实，刻骨铭心的。 春节期间我们还看到了三方网友写的文革回忆，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他写到了四川当地的武斗情况，文革中派性杀人的现象，通过他的笔写出来，确实是触目惊心的。此外，我们还看到了铁戈、田奇方写得文革回忆，老枪网友转贴的oldhorse写的文革回忆，从他们本人和家庭的经历中，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文革的不同侧面。因此可以说，民间的文革回忆，实际上已经通过网络在展开着…… 今年是2006年，离文革结束的1976年是30年，离文革开始的1966年，则已经是四十年了。对于这个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创痛的“文革”，通常以“十年浩劫”称之，每一个经过那个恐怖时代，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对它有好感。但问题是，虽然我们在大而化之地否定它，但对于其中发生的很多细节，确是语焉不详。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政者从现实考虑，从团结一心搞四化的角度考虑，提出了“宜粗不不宜细”的尺度，结果是笼而统之地否定，但在具体的事件上，具体事件的细节上，则语焉不详。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的断裂，以至于现在的青年人，都想不明白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为什么突然发了疯，置人类社会的文明准则于不顾，打老师，破坏文物，抄别人家如入无人之境……这种现象在论坛跟帖中也可看到，比如在三方网友回忆文革的帖子中，一位年轻网友就问三方，在学生批斗老师时，有没有人站出来主持正义？其实，在那个全民狂热的时代，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支持学生这种所谓的革命行动的年代，这种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平民的记忆，民间的记忆，每个人的文革经历自有其价值，因为它能够从细节上还原真实的历史。而且，这是与一些与报纸上，官方记述不同的历史。正像一位有识之士指出的：“文革中有些存留的“文献”与“生活”实际正好相反。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都是想方设法留城不成后被迫二区，临行的场面哭声一片，凄凄惨惨。但每批“知青”下乡时都要组织一个盛大的“场面”，敲锣打鼓，红旗招展，胸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决心，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于是，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记录，新闻纪录片中全是这种盛大的场面，而真实的凄惨，人们心里的真实想法，以及知青在农村的遭遇却在当年的文字记载中看不到……”，那么，在今天的环境中，在离文革开始四十年之后，经历过文革的当事人，应该可以讲出真实了。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人，即使以当年最年轻的上初一中学生而言，也都50多岁了，如果再不及时将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再过几年，也就到了花甲之年，虽有心，可能也无精力，无眼力来写记录了。学者丁东有一篇文章叫《反思历史不宜迟》，他讲到他与曾经被打成右派的翻译家冯亦代见面交谈时，冯告诉他，冯在晚年时的最大心事，就是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出来，题目就是《从反右到‘文革’》，但冯此时却已经是力不从心，身体每况愈下，只能作罢，没两年就去世了。所以，丁东在此文最后呼吁“反思历史不宜迟！”那么，在2006年，离文革发动40年之际，在绝大多数文革经历者依然健在之际，我要说：反思文革正当时！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5762] 2006-02-13 06:44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7) 彭真和“五一六”批判的《二月提纲》 http://www.oldurchin.com/wenzhai.asp?cnt_id=2242 苏双碧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关于吴晗的性质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各执一端。当时彭真的思路，一是不赞成批吴晗，认为吴晗是“左派”；二是即使是非批不可，吴晗的问题最多也只是个学术问题。《二月提纲》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的。 　 　　为了便于操作，有必要搞个文件，规范这场学术批判运动  　　据《１９６５年９月至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联系”。彭真根据市委对吴晗的调查，向毛泽东作了说明。当时毛泽东没有回答，彭真大约以为已经向毛泽东讲清楚了。随后，彭真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时，特地把吴晗请来，并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吴晗进行安慰。事后，他从杭州经过上海，在和上海市委有关人员谈话时指出，对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为二”，吴晗的问题要作学术问题讨论，并说吴晗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左派”。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委和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由胡绳传达毛泽东１２月２１日谈话的精神，主题是提倡读马、恩、列著作，着重谈了哲学问题，也谈到了对《海瑞罢官》和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问题。 　　 　　彭真在讲话中说：过去曾经规定过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几个人不点名。对郭老不点名、范老不点名，有的就保护不了了。吴晗已经被点名，看来翦伯赞不能不点了。彭真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并说，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彭真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过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在这里，彭真讲了过去五人小组曾经有过的规定：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同意，批判的调子要以中央报刊为准。还规定对郭、范、翦、吴、茅等人不点名。这些规定，人们历来以为是毛泽东的意见或者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后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她不让主席看《朱元璋传》，主席反驳她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屈我了。”从这里，我们知道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是彭真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是同意彭真意见的。不过，尽管毛泽东当时批驳了江青，但却允许江青“保留意见”。至于他从何时开始同意江青的意见，不再保护这几位历史学家，现在不得而知。 　　 　　陆定一的发言和彭真讲话的基调是一致的。他认为，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大争论，主要是思想范围内的争论，可以列出一大堆问题，如道德继承、形象思维等等，其中包括历史、哲学、教育学、美学在内。陆定一明确提出，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他还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看来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意图。他们以为真的是想解决意识形态中的“一大堆问题”，要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激烈的，又是旷日持久的批判和斗争。陆定一从文化领域的复杂性着眼，认为需要用一二百年的时间。彭真也认为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解决所有制问题不需要那么长，而思想斗争，包括学术观点问题则要一百年、二百年。 　　 　　彭真、陆定一希望能为这场大批判定个调子，把它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轨道上，至少开头是这样。但是，由于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实际上已武装了一批能得到此信息的作者。１９６６年１月，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文章纷纷发表，另一个被称为“极关重要的药方骂皇帝”也被搬了出来。北京的戚本禹也在此时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关锋、林杰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两篇文章原是周扬向他们约稿，让他们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和道德继承论，但他们后来改变了原约稿的题目。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写出来之后，交给中央宣传部。当时周扬因肺癌住院，批吴的日常工作由许立群处理。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篇政治批判文章，关锋送了两篇文章，另外还有一篇批判道德继承论的，纲也上得很高。据龚育之回忆，当时由他们向许立群作了这样的汇报：“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许立群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许立群作不了主，能不能发表要向上面请示……他要我们把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作出摘要，向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 　　 　　关锋、戚本禹早就有过议论。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关、戚曾表示，如果有人攻击姚文元，他们就站在姚文元一边。就这场政治斗争作出赌注，对关、戚来说，早已成竹在胸。所以，正当他们写上述文章时，又听到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谈话，于是他们有恃无恐，政治纲上得特别高。关锋有关批判吴晗道德继承论的文章，居然把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比作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把吴晗比作蒋介石。经许立群同意，由林涧青出面建议关锋删去这段文字。关锋答复，“一个字也不能改”。关锋的野蛮行为，引起中宣部部分干部的愤慨。 　　 　　据当事者龚育之回忆，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这篇文章作了摘要，指出关键所在，报送五人小组。二是找出关锋曾经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有关道德继承论的一篇杂文，题目是《人之有技，若己有之》。龚育之说：“其实，当时也不认为这篇杂文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现在看，更不能说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抓到了关锋的一个把柄：你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后来又查到关锋化名庆云写的《从陈贾说起》，一起作了摘要，报送五人小组。” 　　 　　其实，当时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等中宣部领导，最拿不准的就是如何贯彻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怎样才能“跟”得准确。关、戚的文章不但把吴晗比成蒋介石，又重新提出另一个“要害”是“骂皇帝”。许立群等中宣部干部的出发点是求稳，求准确贯彻，而关、戚则是调子越高越好，而且他们也判断到毛泽东是要保护“左派”的。所以，他们才敢这样任意上纲，才敢声称他们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改。此时，由于批吴从方法到性质都产生了严重分歧，为了便于操作，才有必要搞个文件，规范一下这场批判运动，使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二月提纲》形成的过程 　　 　　在《二月提纲》还没形成之前，各方面反映上来可值得思考的有关问题很多。据当事人回忆，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先后上报五人小组的有７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有关１月７日召开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前线》杂志、《新建设》杂志等报刊负责人座谈会的简报，是由林涧青、龚育之整理而成的，主要内容是许立群的总结讲话。简报主要内容包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执行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前提是执行是“跟”，但关于批判吴晗政治性的文章，上纲的程度，发表的数量及发表的时间都不好掌握。第二个问题，是批判的有关步骤和范围问题。如有的报纸就主张《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是否合适。而在范围上，批吴晗的历史观必然涉及翦伯赞，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也会牵涉到冯友兰和朱光潜，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还有其他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报》是否参加和怎样参加讨论。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面向群众。读者反映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第四个问题，是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参加讨论的各报都反映现在的文章有质量的不多，版面接不上。这四个问题，从后两个问题看，都说明群众和干部对这场争论并没有兴趣，写文章的人不多，真正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基本上不写，干部大多也不关心，认真看文章的人不多。 　　 　　上述请示包括其他６份请示材料，上面都没有答复。正在这时，发生了郭沫若正式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的事件。这件事和这场大批判紧密相关。郭沫若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但是，直接原因还是批判所及。许立群当时说：“估计郭老读到了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主席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郭沫若是位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的朋友吴晗、翦伯赞无端遭到批判，他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不容易接受的。况且，吴、翦的遭批判，距离他本人遭批判已经不远。在这种十分复杂和痛苦的情况下，提出辞职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个事毕竟过于重大，而且事件本身恰恰说明，无限上纲，没有章法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导致混乱，导致一批专家学者人人自危。这对党的事业将会导致重大的损失。作为主管文化工作的彭真、陆定一、许立群诸位，当然有责任制定一个文件，提出几条规定，来匡正这个批判运动。这就是《二月提纲》产生的历史条件，并不是所谓为扼杀“文化大革命”才去“炮制”《二月提纲》的。 　　 　　至于《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据说并没有多么复杂的过程。在呈送上述７份材料时，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信，谈了几个问题：一是肯定对吴晗的批判已取得成效，认识到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在报刊上的批判，揭露政治上的错误，如何掌握？有的文章上纲很高，说吴晗和彭德怀是一伙，并把吴晗比成蒋介石，这种文章发表好不好？二是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批判，中宣部已通知不刊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另如关锋等都写文章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而他们在１９６２年也在报上发表过影射中央的文章。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而对谭元寿、马连良等京剧演员则不赞成公开登报检讨。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不好要求他们负太多责任。三是说批判文章已发了不少，今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如果做不到，即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许立群信写好后，即念给林涧青、龚育之听，随后呈送彭真。龚育之后来认为，这封信实际上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２月１日，彭真把许立群的信呈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审阅，并附上１０份材料，每人一份。彭真附注说明后天要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毛泽东看了材料之后，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２月３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这个小组成立于１９６４年７月间，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有关文化革命方面的事情。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按康生的说法，他和吴冷西是后来加进去的。当时毛泽东对中宣部、文化部工作不满，叫成立三人小组，后来毛泽东听取了康生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告密，才让康生和吴冷西加入这个小组，成立了五人小组。列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等。会上讨论了有关《海瑞罢官》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彭真讲话。他特别强调，在这场讨论斗争中，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要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他指定由列席会议的许立群、姚溱整理成一份报告，题目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共分六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其他诸如方针、队伍、组织领导等，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表述。它强调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而第四部分则明确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说的“左派”，包括吴晗和邓拓在内，当然也包括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才有“互相帮助”之说。而且，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彭真还说过：“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中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因此，吴晗、邓拓若有错误的话，也属于帮助的问题，而不属于打倒之列。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并说，“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些话掷地有声，矛头所指是清楚的，为“左派学阀”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人敲了警钟。但这帮人有恃无恐，自然是听不进去的。这个提纲，不论哪一条内容，都是和当时的极“左”思潮大相径庭的，是和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以及毛泽东要以此为契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思路不大一致的。毛泽东看了许立群的信之后，并没有表态，仅批给江青保存，这对彭真等人来说绝不是个吉兆。彭真等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通过了这个提纲，并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正式通过。对这个“提纲”，康生主持起草的《大事记》２月３日条中，作了如下记述： 　　 　　彭真同志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搜集吴晗材料，（却）专门搜集左派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这段记述表明，彭真即使在毛泽东谈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主张把根本和彭德怀毫无关系的吴晗硬和庐山会议扯在一起。会上他不掩饰自己的观点，狠批了“左派”的学阀作风。彭真认为，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我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陆定一发言，表示赞同彭真的意见。他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可见，彭真的讲话口气是很硬的，对那些所谓“左派”很反感。他之所以指责他们“挑拨离间”，甚至会“破坏”，是对他们在这场学术批判中推波助澜、无中生有的表演而发的。历史证明，彭真的指责是对的，他所指责的这些“左派”后来证明并不是好人。至于陆定一，在康生主持编写的《大事记》中被说成“大反斯大林”，其实陆定一是谈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其用意当然也是清楚的，不过是对决策者的一种劝告而已，并非真正在批判斯大林。 　 　　从本质上看，毛泽东是不会真正同意《二月提纲》的 　　  　　２月８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以及逄先知、龚育之等人专程到达武汉。当天，毛泽东即听取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对“提纲”的态度如何？据当时到武汉参加汇报的许立群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作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至于《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否表示同意？如果没有表示同意，彭真怎么能代拟中央按语？最近，许立群的夫人杜晓彬说，查了许立群当年的现场笔记，也证明毛泽东“表明了同意《二月提纲》的意思”。另外，林默涵在《“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一文中也说：在通过《二月提纲》之后，“许立群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说，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主席说，还要宽些。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大家当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不至于搞乱了”。 　　 　　其实，毛泽东是否同意《二月提纲》，应当说至少在场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是同意了的，才会感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问题已经解决，所带去的材料也就没有交上去。但是，这个“提纲”和毛泽东要通过批吴晗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根本不一致的，从本质上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这个“提纲”的。在这前后，毛泽东曾经明确支持江青，要打倒彭真。还是上述林默涵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记载：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江青曾向主席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侮她。主席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康生说，他当时在场。康生还说，主席曾对他说：告诉江青、张春桥不要急，没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二月提纲》就变成“反革命”的东西了。 　　 　　毛泽东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或什么样的语言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或者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正如上所述，毛泽东批吴晗，并亲自上纲上到“要害”是“罢官”，毛泽东本质上是不可能赞成《二月提纲》的。上述毛泽东和江青、康生的谈话，就是个证明。但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并没有明确不赞成《二月提纲》，否则彭真就不可能在武汉草拟中央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也不可能在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亲自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如果说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同意《二月提纲》，那么，彭真、许立群等人是不会都理解成相反的结论的。只能说，彭真等人此行汇报，并没有听到毛泽东的真实意见。 　　 　　在武汉，彭真在认为毛泽东已同意《二月提纲》之后，立即草拟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语，并在２月１２日将批语传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们。他们传阅以后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这个汇报提纲。应该说，这是一个由党中央直接参与制定的提纲，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制订，中央常委会讨论过。但是，由于这个“提纲”的内容和毛泽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泽东当时不提出反对意见，并不能说毛泽东确实是同意了的。 　　 　　毛泽东批评《二月提纲》 　　 　　中央批发《二月提纲》之后，彭真确实以为问题解决了。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的《大事记》说：“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２月１８日《大事记》中说：“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２０日至２８日《大事记》说：“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胡绳，这三位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内容时在场的人，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才有轻松的心情到三线去参观。并由万里出面安排吴晗到昌平大东流村去搞“四清”，化名李明光。而邓拓在讨论《二月提纲》时，则当了“第一小组的召集人”。张春桥等人尽管对《二月提纲》很有意见，但由于这个提纲是由中共中央发下去的，又是经毛泽东看过的，一时摸不着头脑，就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关于这个问题，《大事记》３月３１日作了这样的记载：“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Ｑ，谁头上有伤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时，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杨永直把电话内容向张春桥报告后，张春桥判断说：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他们把这次摸底的内容，通过江青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围绕着《二月提纲》，已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而彭真确实认为毛泽东已经批准了《二月提纲》，至少毛泽东是同意《二月提纲》的。否则，他不会有这样强硬的态度。从《二月提纲》的内容看，主要是规范了学术讨论的方针、政策。点名批评某位专家、学者，必须按规定报批。所以，彭真才指责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不论是彭真，还是许立群，都不可能有意对抗毛泽东或有意弄虚作假。实际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针对毛泽东的任何行为和作假都不可能公开发向全党全国。因此，在彭真看来，不论是《二月提纲》的内容，还是彭真代中央起草的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毛泽东至少是没有反对的。 　　 　　事实是，毛泽东本质上并没有同意《二月提纲》。他一面加紧对江青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的《纪要》进行修改，一面则针对《二月提纲》，把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在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要用５年到１０年的工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不要指望那些老教授，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１９６２年被解散）。 　　 　　这段话不点名地批评了《二月提纲》，并且点了吴晗、翦伯赞的名，说他们“反共”，是国民党。这样一来，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就完全变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夺权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接连和康生等人谈了三次话。第一次和康生谈话时，赵毅敏在座。第三次是同康生、江青、魏文伯、赵毅敏、张春桥一起谈的。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他并说，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同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在听了康生汇报关于彭真派人打电话到上海询问姚文元文章怎么没有向中宣部打招呼的情况后，很生气地说：“为什么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报告中宣部？要向彭真打招呼？十中全会不是讲过嘛！中央不是决定各省成立反修小组？吴晗写过那么多谈论海瑞的文章，北京各报发表那么多宣传鬼戏文章，为什么中宣部不打招呼？难道作阶级斗争还要告诉中宣部、北京市委、彭真吗？十中全会作出的进行阶级斗争都不算数了？”“去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问魏文伯）你们怎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 　　 　　彭真得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之后，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作最后的努力，争取毛泽东的谅解。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５日，他在家里召集一个宣传、新闻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到会的有吴冷西、许立群、林默涵、姚溱、胡绳、范若愚、王力等人。彭真首先讲话，检讨了自己，说“四清”搞得可以，学术批判没有抓紧。他说：文学、艺术、学术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我们儿女都受他们影响。这条战线的阵地你不占领，人家要占领。主席一直在抓，全党抓得少。目前只有１５个省市报纸搞学术批判。在谈到当前这场学术批判时，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总想再放出来些，现在看新的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现在要分头把过去各方面放的尖锐的东西清理一下。对于“左派”，彭真也认为必须清理。他说：“左派”是革命的，有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是难免的。小平同志讲，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百分之八十正确就够了，斯大林还三七开呢。不要把次要的东西当做主要的。邓拓政治上拥护总路线，但思想上相当乌烟瘴气，他在１月５日开始检讨，不是个别的问题。彭真还说：多少年来写了许多文章，总会有错误的。钓鱼台写反修文章，还写六七稿，修改十几遍呢。 　　 　　大难当头的彭真还很沉着，邓拓尽管已被毛泽东称为“坏人”，彭真还说他拥护总路线，要求对邓拓一分为二，体现了彭真的实事求是和胆略。当邓拓得到毛泽东的三次说话信息而询问彭真时，彭真劝慰邓拓：“事情并没有最后下结论，我还要再向毛主席解释，希望他能调查研究，改变他的看法。” 　　 　　然而，毛泽东和彭真的思路并不一样，他要批判邓拓、批判吴晗，目的是要揪出彭真，直指所谓的“刘邓司令部”。因而，对邓拓、吴晗究竟有什么“罪状”，这些“罪状”是真的是假的，也就无所谓了。况且，被他指斥为“反共”、“国民党”的人，个人无可申辩，别人更不会为他们申辩了。所以，彭真不得不作了以上的努力，但他也知道，所有这些努力也不会引出什么好的结果。 　　 　　实际上，毛泽东的讲话，立即把这场学术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第一次讲话是在３月１７日至２０日，而３月２５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一文，文章对翦伯赞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等观点进行了批判。诬陷翦伯赞“攻击史学革命”，“掀起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把翦伯赞史学观点归纳成“二反二保”，即“反对用阶级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继３月２６日至３０日毛泽东的讲话之后，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另一篇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硬说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说吴晗“是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而《海瑞罢官》则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４月５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文章说吴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并说，吴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在历史科学领域、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４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学术观点》时，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其中写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吴晗同志站在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同时也要从学术上清算吴晗同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是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总之，在毛泽东上述讲话之后，对吴晗的批判调子骤然升高，完全把吴晗当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来批判。 　　 　　至此，《二月提纲》把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说成是学术争论的说法，被彻底否定。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和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正式撤销和批判了《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自此开始。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9ACA20DE-AC6D-4496-BDBD-200A9A8BC203} 　　老顽童网站转载时间：2006年2月5日  违规帖举报              回复： 文革四十年专题帖 [帖号 #1386955] 2006-02-14 15:33    1946 发帖数： 381 注册时间： 2005-12  注册用户     ( 8 ) 　披露林彪江青《纪要》炮制的内幕  　　1979年3月16日，在北京向阳第一招待所召开了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由《文艺报》双主编冯牧和孔罗荪主持。总政文艺处处长王传洪在会上披露了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的炮制经过和种种内幕，大家听后义愤填膺。他的发言很有史料价值，笔者保存了当时的《简报》(第5期，3月19日)，现录之如下：  　　事情起因于1966年春节，总政收到叶群电话，说江青在部队召集一个座谈会，要部队对江青的决定，从政治上、组织上落实。会议由总政报告，由林彪批准，在上海召开。江青要参加会的人穿便衣，只说是谈文艺问题。会于2月2号开到18号，是张春桥接待的。张、江在军队都没有任何职务，但江青宣布纪律不能外传、不能张扬，特别不能让北京知道。江青当时就指名攻击总理、罗瑞卿、彭真、周扬等同志，诬陷文艺界有一条黑线。可以看出，她是准备很长时间了。部队的几个人根据她的谈话整理了一个汇报提纲，向林彪做汇报。林说，方向路线对头。但刚回到北京，就接到江青电话，说提纲不行，要陈亚丁再去上海。这时又有陈伯达加进来，姚文元也参加了。所谓30年代文艺是黑线组成部分，就是姚的主意，但他没露面。文章中树江青的一段，是陈伯达的手笔。“黑八论”中有两论是张春桥提的。搞这个《纪要》，叫做部队纪要，实际只有陈亚丁一个人是部队的。整个会充满紧张、恐怖、保密气氛。在会上，江青说：“我无权，我要搬尊神。”就是指搬林彪。她在上海搞很多阴谋。说搞《智取威虎山》，就是树林彪，是战略任务。  　　他们的勾结，是从1965年冬开始的。1964年江青就说过：“封建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陈亚丁交代：“张春桥说过，‘周扬不是一个，上上下下都有他们的人。’”所以提出文艺黑线，不是突然跳出来，而是蓄谋已久。  　　在会上，江青直指总理大骂，令人吃惊。关于音乐民族化问题，毛主席让总理开会，江青说这是跟她唱对台戏。在讨论时，提到大型歌舞《东方红》，陈伯达说，朗诵词是陈词滥调。江青说，《东方红》是劳民伤财，不是方向。这个文件只是盗用了部队名义，讨论的根本不是部队的事，江青不过是想借部队的手，砸烂全国文艺界。  　　在会上，一共批了47部电影，实际是64部，后来根据江青的话，整理出一份电影情况资料。送给江青后，江青说“很好”。以后，这份资料祸及全国。  　　1966年4月8日到6月12日，在江青策划下，召开了部队创作会。凡对《纪要》提过一点意见的同志，全部挨了批斗，两百多人的会，有六十多人挨了批斗。而且回去以后，继续挨批斗。又命令全军各单位都要仿照上海会议的情况，继续开会。  　　上海座谈会是否毛主席授意，到现在还未弄清楚。文件讲到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当时江青要把毛主席修改的原件让林彪看，不要弄到田家英那里去。毛主席批改的原件，现在也都不见了。现在看来，毛主席了解文艺情况，主要是根据江青和康生的汇报。  　　(摘自《在文坛边缘上》，刘锡诚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更新： 2006-02-14 15:43] 违规帖举报                 在会上，一共批了47部电影，实际是64部，后来根据江青的话，整理出一份电影情况资料。送给江青后，江青说“很好”。以后，这份资料祸及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从《武训传》开始，不知道有多少部电影遭到批评，真是可惜。  版权所有 © 1999 - 2006  K12教育信息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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