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与山──中国佛教十大名山（上）
总目录
前言
一、文殊道场五台山
二、地藏道场九华山
三、法华圣地天台山
四、禅宗祖庭嵩岳山
五、诸宗竞演终南山
六、佛国净土匡庐山
七、亦禅亦教衡岳山
八、观音道场普陀山
九、普贤道场峨眉山
十、迦叶道场鸡足山
前言
佛教与山、人文与自然，这是本书的主题。从释迦立教的本意上讲，佛教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而不是迷信。佛教哲学中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属于唯心主义，但其思想方法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佛教还具有独特的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同时还与文学艺术(诸如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语言文字学、民族风俗学、政治历史学、天文学、医学、体育养生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是人类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放射异彩但尚未完全被人感受到的一种珍品。佛教的根本精神是去恶从善、去染成净、护生佐世，用“出世”思想表示其“入世”的态度，亦即用“出世法”改造“世间法”。它的关于“众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的主张，包含着深刻的人人可以教育、可以造就、布衣可以成圣的思想，认为只要通过戒、定、慧三学(同时也是三个阶段)的修习，便可证菩提、入涅般木，亦即所谓成佛。佛教的最高境界的特点是清净、虚寂。为了便于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僧人往往希望远离尘世之名利场，寻求可以寄身托志之所。而自然界中之山，得阳光雨露的化育，受风霜寒热之洗礼，尤具天地之灵气。林海云涛衬其静，飞瀑流泉见其净，莽莽苍苍显其空，虎踪鹿迹明其虚，自然之风采，天造的神韵，难以状貌。净、静、虚、空在僧人与崇山峻岭之间架起一道无形的桥梁，于是产生了独特的人文与奇特的自然融于一体的佛教名山。中国的佛教名山不啻成百上千，仅近世高鹤年居士亲自行脚游历者则有四大名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岳(嵩山、泰山、衡山、恒山、华山)、终南、天台、雁荡、罗浮、鸡足、武当、云居、庐阜、黄山、金山、焦山、武夷、天目、齐云、贸阝山、牛首、栖霞、紫金、药山、岳麓、云岗、华盖，崆峒、紫柏、鼎湖、越秀、杯渡、云台、邓尉、灵岩、曹溪、上方等、宝华、大茅等百数十山，遍布华北、关陕、川蜀、中南、华东十余省，相当于大半个中国，而且，这还远非佛教名山的全部。因此故，俗谚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不过，这个俗谚其实只道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僧人选择名山修习是一个方面，而他们一旦住山，便从此成为此山的义务护林员、育林员，而且将文化引进山林，形成人文景观，从而扩大、升华了这座名山的内函，则是另外一个方面。寺于山得其所，山以寺而扬其名，纯自然之名山变成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美之名山。当中国化的禅宗创立之后，这一趋势和作用尤其变得明显。本书所介绍的十山是众多中国佛教名山中之佼佼者，因此更能集中地、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佛教名山的特点。具体言之，这些名山的特点是：一、都拥有诸多幽美、壮观、奇特、多姿的自然风景点。以十山中最偏远的云南省鸡足山为例，其景点有华首晴雷、苍山积雪、洱海回岚、万壑松涛、飞瀑穿云、重崖返照等等，或喻苍崖之险峻，或写瀑坠如悬练，或状松声之低吟高唱，或描环山之湖光山色……闻其名即欲临其境，临其境则令人既忘言又忘情。其中之美全在不言之中。鸡足山如此，余山亦不例外。二、都拥有雄伟壮丽之中见其玲珑剔透的古建筑群。或殿、或堂、或廊、或庑、或楼阁、或宝塔，有的如星罗棋布，在泼黛苍翠的群山之中隐现其红墙黄瓦、飘逸的檐角和高耸的塔刹；有的联而成片，依山而建，高低就势，参差错落，鳞次栉比。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特点，默默地叙说着兴衰荣辱的沧桑巨变，记录下建筑历史的曲折轨迹。在一座座殿堂阁塔中，或金像庄严，或舍利呈祥，或碑碣传幽，或经籍遗香，或钟磬唱古，或壁画流丹，满目尽是希世文物，处处珍藏国之重宝。在竹帛黄卷中它们早已记录在案，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则仍然是跳跃闪光的一朵朵浪花。僧人们不仅藉山川与经教淘洗心灵，同时也用汗力养育了山林以及山林文化。凡称得上佛教名山者，山川之秀与“三宝”之灵，二者不可或缺。三、都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共处之山。佛教名山其实并不是单一弘扬佛教之山，而往往是既有僧人和寺院，又有诸生和书院、道士和真观，同时并存共处一山之中，既斗争，又联系，互受影响，互相融合，酿造出芬芳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儒家讲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道家讲致虚、宁静、归根、复命，这与释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无相似、相通，这或许就是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选择山林作为其研习学问、修练功课的同一衷怀。三教同山为三教融合、加速佛教中国化过程创造了一种宜人的氛围、一个特定的良好环境、一条便捷的通途。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在编写体例上既着重于佛教，又同时着眼于儒道二教的原因。这样做，可以从更宽的视角、更高的层次上观察、突出这些佛教名山的文化内函，同时也可以更深层、更详尽地开发其旅游经济的丰富资源。四、这些名山大多具有国际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因此不仅誉满神州，而且也称美于海外。据可考者约略统计，在本书所介绍的十山中活动的外国僧人，属西域国籍的有25人左右，属韩国国籍的约69人，属日本国籍的约27人。如许之多的外籍僧人前后相踵、东来西往，或传法，或求法，时间绵历千余年，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们那种不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的传道受业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大大地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域和中国的文明，增进了中国人民与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这些佛教名山也因此而提高了知名度，使之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本书提供有大量翔实的资料，从自然与人文的广角研究和介绍了这些名山峻岭。此书集研究与实用、学术与旅游价值于一身，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希望能对研究者和旅游者都有所裨益。顺此说明，本书《文殊道场五台山》由温金玉同志撰稿；《法华圣地天台山》、《禅宗祖庭嵩岳山》、《佛国净土匡庐山》、《亦禅亦教衡岳山》、《普贤道场峨眉山》、《迦叶道场鸡足山》由白炎同志撰稿；《地藏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由陈景富同志撰稿；《诸宗竞演终南山》由杨照林、陈景富同志撰稿。全书最后由白炎、陈景富补充修改审定。陈景富于西安寓所无说斋1997.2.20日
一、文殊道场五台山
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汉地，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便逐渐弘传至这一地区。从此，五台山佛教历经沦桑，弘传不绝。寺庙林立，香火兴盛，名僧济济，宗派繁多。五台山成为海内外信众虔心巡礼朝拜的佛国圣地，与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一、地理形胜
五台山在山西省的东北部，位于北纬39°02′、东经113°32′附近，地跨山西省的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和河北省的阜平县二省四县，但其大部分在五台县境内。五台山属太行山一个支脉，为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纵长约二百里，方圆五百里。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和中台五大高峰。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西台挂月峰，海拔2773米；南台锦绣峰，海拔2485米；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北台叶斗峰，海拔高达3058米，为我国华北地区最高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座台顶虽峻极云表，峰顶却平坦宽广，“有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又因此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广清凉传》卷上)，亦称为“清凉山”，并被人们誉为“清凉圣境”。五台山景色宜人，风光秀丽，气候凉爽，是消夏避暑的理想胜地。五台山五峰耸立，左邻恒岳，右接天池，北陵紫塞，南俯中原，环基所至五百余里。自古便有五台、四土垂、四关、四门等形胜说法。其实，古今五台的分布罗列是有差异的。宋代僧延一的《广清凉传》卷上说：“至巨唐俨禅师，神异僧也，尝登西、南台之上，望见五顶，皆有五色云覆之。随云覆者配之为台，唯古之中台，即今之北台；古之南台，即今之中台(孝文封为南岳也)。余皆定矣。”唐代行俨禅师(？～849)以前的五座台顶是：北台为大黄尖，中台为叶斗峰，南台为翠岩峰，西台为挂月峰，东台为望海峰。此后的五座台顶变为：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南台锦绣峰，西台挂月峰，东台望海峰。古今五台，中、北、南台有变，东、西二台相同。人们习惯上把五台之外称为台外，五台之内则称为台内。所谓四土垂，在《广清凉传》中说：“按《灵记》，五台山有四土垂，去台各一百二十里”。东土垂无恤台，即恒山顶，在山西省浑源县境内；西土垂瞢薨豆山，即管涔山，在山西省宁武县境内；南土垂系舟山，在五台县灵境乡境内；北土垂覆宿堆，即夏屋山。明代沙门镇澄所撰《清凉山志》卷二也说：“五峰之外，复有四土垂，东曰青峰土垂，即常山，亦名无恤台，赵襄子曾登是山，因以为名。南曰朱明土垂，即方山，李长者著论处。西曰鹤林土垂，即马头山，亦名磨笄山，代子夫人磨笄自杀处也。北曰玄冥土垂，即夏屋山，亦名覆宿山，古之帝王避暑处”。这里所说的四土垂与《广清凉传》略有不同，东土垂仍为恒山，南土垂方山，在山西省寿阳县东北40里，西土垂马头山，在山西代县城东南25里。北土垂仍为夏屋山。
所谓四关，在《清凉山志》卷1中载，五台山“雄据雁代，盘礴数州，在四关之中，周五百余里。”四关，即指雁门关、龙泉关、平型关和牧护关。雁门关，亦名西陉关，在山西省代县西北30里处；龙泉关，在河北省阜平县西70里处；平型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130里处；牧护关，在五台县城东南10里处。此外，五台山还有四门的说法。近人李相之在其《五台山游记》中说：“五台山有东西南北四门。南门有三层：第一层叫大关，亦名虎狼(牢)关，离济胜桥四、五里。第二层是阁子岭，岭上有‘五台奇胜’石碑一座。第三层是虎阳岭。北门是鸿门岩，东门为龙泉关，西门即峨峪岭。”四关四门，分列于五台山东西南北四周边界上，成为五台山佛国圣地的出入门户。《敦煌石室遗书》中的佛教史籍说：“昔人颂宇内灵奇之境，恒言五岳之外，复有三山。盖谓五台、峨眉、普陀也。三山皆因佛迹显，而五台尤以山辟最早，境地最幽，灵贶最赫，故得名独盛。”五台山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形势，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自然地为五台山佛教道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即构成以五峰环抱的台内台怀镇为主体基地，四方弘布，东叩阜平的龙泉关、西临宁武的管涔山、南接寿阳的方山、北倚北岳恒山的地域广阔、佛法独特的北方系五台山佛教文化圈。二、佛教沿革
五台山相传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早在东晋十六国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即北魏泰常六年，天竺沙门佛陀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中《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此经把清凉山定为文殊师利所居之地。唐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大地)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中国古称震那国，五台山亦在中国的东北方，尤其是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恰好符合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由此武则天在位时法藏所著《华严经探玄记》卷15就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正式确认清凉山就是五台山，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唐华严宗四祖澄观在所撰《华严经疏》中更直截了当圆满了这一说法：“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将清凉山等同于五台山，把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这一衍化过程，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澄观撰《华严经疏》止，可以说基本结束。从此，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标一帜，影响越来越大。文殊为释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师，亦称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了文殊道场的缘由，也就受到了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王公武将文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1、五台山佛教的肇始及兴衰
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佛教的兴衰和寺庙创建最早。关于五台山佛教的兴始和寺庙创建的时间，自古以来，说法很多。明代高僧镇澄所撰《清凉山志》载：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阳，”“明年春，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蓝。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者信也。始度僧数十居之。”若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当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是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此说源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其山属代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五台山东汉兴佛建寺之说，亦同样见于宋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这一说法因了道宣的声望及《清凉山志》的广泛流通，目前较为流行，但查诸僧传，均未载摩腾、法兰于永平十一年春至五台山一事。且摩腾其人，刘宋之前不见史载，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尚无定论。至于法兰传中说的“忄音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梁《高僧传》卷1)。其中的“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中，并不是清凉山(即五台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五台山记》中说：“余考之，五台山在汉为虑厂虎县，而山之史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而不在此也。”其实，根据史料记载及考证，在东晋初年、后赵时期，由天竺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东晋名僧释道安方将佛教传入山西境内。所以，东汉时五台山即建有佛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况且，五台山回环五百余里，大孚灵鹫寺即今菩萨顶、显通寺一带，处于五台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在佛教初传汉地之时，即在这里建造寺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在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著作唐代沙门慧祥所撰《古清凉传》中又有另一种说法：“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仿佛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皆传录之谬也。”依此说，大孚灵鹫寺是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释慧祥所说的《高僧传》是指唐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其中《昙韵传》载：“昔元魏孝文，尝于中台置大布寺，帝曾游止，具奉圣仪”。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文物考证，北魏时期五台山兴建佛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到拓跋王圭时，始知佛法，只是当时“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同上)。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天下粗定，遂频诏建寺，礼敬僧人。拓跋王圭开北魏崇佛之风气，从此代皆如此。文成帝时(452～465)，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万斤。又任沙门昙曜为沙门统，于城西武州塞凿山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绝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孝文帝立，笃好佛理，大兴佛寺，至太和六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新旧寺约一百余所，魏境四方各地僧尼77258人，有寺6478所。北魏的崇佛政策，影响波及整个北国。处于平城东南600余里的五台山，此时兴寺度僧，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佛寺的兴建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载，“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并至台山避暑，于中台置千许“小石浮图”，在清凉谷岭建造了清凉寺。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认为“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孝文帝登五台山时，见“有一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广清凉传》)。遂“爰发圣心，”造建了大孚灵鹫寺，又于寺前种植花园二、三顷。并且环绕鹫峰置建了12座寺院。五台山佛教由此而兴。孝文帝以后，诸帝也都崇佛，“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阉官自慨刑余，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丈夫相。以状闻，帝大惊，重之。于是国敬《华严》，复尊恒日”(《大唐内典录》)。皇帝奉佛，朝野风从，一时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等，纷纷施财信佛，立寺建塔，至山瞻礼灵迹。魏文帝第四女信诚公主于五台山兴建佛殿讲堂，置公主寺。棣州剌史崔震于中台造精舍一所、小石塔数枚。宕昌王亦曾游五台山，于佛光山造宕昌寺和佛光寺。在元魏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可见，其时五台山佛教已很兴盛。北齐诸帝大多好佛，至使齐境佛刹林立，僧尼众多。至今山西境内北齐佛教遗迹，还有多处。五台山佛教在北齐崇佛风气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进入其佛教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古清凉传》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寺塔，将四十千。此中(指五台山)伽兰，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按正史，周武帝灭齐后，执行废佛政策，在原北齐境内没收佛寺四万余所，使三百万僧人还俗。可见慧祥的记载大致符合史实。一座五台山，居然建寺二百，并割八州之税供养，可见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北齐初年，第三王子入山求见文殊菩萨，烧身供养，诏修王子烧身寺(即今寿宁寺)。周武灭佛，齐境盛极一时的佛教，于此衰落，五台山佛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寺庙悉毁，僧尼还俗。以至慧祥感叹道：“遭周武灭法，释典凌迟。芳徽盛轨，湮沦殆尽”(《古清凉传》)。隋兴，一改废佛为崇佛。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下诏，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清凉山志》)。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又派人至五台山，设斋度僧，并自称“佛弟子。”五台山佛教又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李渊父子由太原起兵而有天下，建立唐王朝。因此，他们把太原府辖境内的五台山看作是“龙兴之地”。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云：“五台山者，文殊门必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清凉山志》)。于是，在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这就奠定了有唐一代对五台山佛教的基本政策。武则天为了给自己君临天下制造舆论，对佛教特别热心。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她“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竣工后，命名僧感法师为寺住持，并封感法师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广清凉传》)。清凉山住持感法师成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这是五台山佛教在全国佛教界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发端。武则天遣使到大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朵，移到禁苑，命内道场栽植供养。并派尼妙胜在中台造塔，一年完工；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设斋供一万菩萨，设斋之日，巡礼僧达万人。唐代宗时著名高僧不空曾派弟子含光来五台山建金阁寺，不空首先施舍自己的财产，并动员代宗及诸大臣赞助。于是，宰相王缙从中书省开出募捐许可证，命五台山的僧侣数十人，分赴全国各地募捐。代宗也给全国十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支持这项募捐活动。金阁寺建成后，又造了玉华寺。大历五年(770)不空还曾亲自到五台山修功德，并运用自己在朝廷的势力，奏请天子在天下著名寺院都建文殊阁，作为五台山根本道场的支院。又奏请在天下各寺院食堂中改所供宾头卢尊者为文殊。这样就把文殊信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以各著名寺院为枢纽，遍布天下各大小寺院的文珠信仰之网。五台山佛教经唐代诸帝的倾心供奉推动，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全山僧尼数以万计，进入其佛教发展的第二个繁盛期。当时全山有佛寺360余所，其中规模宏丽者70余所，全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全唐文》卷621)。五台山成为中外佛教徒共同向往的佛教圣地，瞻礼五台山的僧侣，川流不息。入唐以来，佛教有了很大发展，但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破坏，从而和寺院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废佛事件。武宗会昌四年(844)禁供佛牙，并敕五台山、终南山、泗州普光寺、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骨也不许供养。接着，会昌五年，大规模拆毁寺院，没收寺产，遣散僧尼。凡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寺庙四万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佛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会昌六年(846)，武帝去世，继位的宣宗以至懿宗都力图恢复佛教，但王朝已临末运，藩镇倾轧，农民起义，数十年间，战乱频仍，中国佛教从此衰落。经过这次废佛，五台山佛寺中，只有僻处台外、规模不大的南禅寺遗漏保留下来。此寺建于建中三年(782)，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成为我国最古的一座现存唐代木构建筑。其余寺院，有的就此湮没，有的重新修复。大中二年(848)，宣宗诏令五台山新建五座寺庙，各度僧50人。昭宗时曾敕令重修寿宁寺，并拨给州田百顷。佛光寺，会昌废佛中被毁，宣宗即位后，愿诚和尚重返佛光，整理废墟，女弟子宁公遇施建了东大殿。此殿建于大中十一年(857)，距今一千一百多年，是我国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又一颗明珠。《广清凉传》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再请君页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养主。”可知在宣宗在位期间，又修复了许多寺庙，诏度了五千余名僧人，五台山佛教有了一些恢复。但随即不久的五代，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遂使五台山佛教又趋式微。《广清凉传》载：“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俄钟随季，海内分崩，寓县沸腾，生灵涂炭。兵火延及，荡焉靡遗；大率伽兰，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67所，余皆湮没焉”。由此可知，尚未恢复元气的五台山佛教再遭打击，以至周世宗灭佛后，至宋初，寺院仅存67所。宋太祖赵匡胤创宋之后，一反后周灭佛政策，转而对佛教进行扶持和保护。于是，五台山佛教又从萧条转向了新的兴盛时期。太平兴国元年(976)，太宗诏曰：“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敕中使将金泥书经一藏送至五台山菩萨院供养，“每岁度僧50人，令事清修”(同上)。太平兴国五年(980)正月，又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佛祖统纪》)。并令内侍张廷训往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供奉于真容院。同年四月，又遣使蔡廷玉等到台山建寺，“敕河东路有司运给”(《清凉山志》)。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寺建成，赐额“太平兴国寺”。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台诸寺院，今后每至承天节依例更不试经，特许剃度行者50人，内20人与真容院，余以等第轮次均分诸院”(《宋会要辑稿》)。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又“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广清凉传》)。由于宋代诸帝对五台山的崇建，佛寺兴建增多，僧尼人数猛增。《广清凉传》载：“自是，层楼广殿，飞阁长廊，云日相辉，金碧交映，庄严崇奉，邈越前代矣。”据《广清凉传》载，宋时全山有寺70余所，僧尼五千多人，香火已十分旺盛。北宋未年，金兵大举伐宋，五台山因与金朝接壤，“比因边亻卒，议括旷土，故我圣境山林，为土兵所有，门开余田斩伐，发露龙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残八九，僧众乞丐，散之四方”(《清凉山志)。五台山佛教因战事又一次受到冲击。宣和七年(1125)，忻、代二郡失守，金兵占领了五台山，五台山一带僧俗受到金兵烧杀抢掠。五台山僧正真宝曾团练僧兵，联合宋军抵抗金兵。作为金朝统治者的女真族，一方面受当时崇佛社会风尚的影响，另一方面金代诸帝为柔服汉人，加强中原地区统治，亦对五台山佛教加以尊奉。天会十五年(1137)，于五台山佛光寺重建七间木构建筑的文殊殿和五间天王殿。正隆三年(1158)建造了灵岩寺(即岩山寺)金帝完颜亮且命“御前承应画匠王逡同画人王道”(《灵岩寺水陆图碑记》)于正殿中绘画水陆图。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敕建五台山万岁寺。还在五台山新建了平章寺，重修了净名寺。从中可看出，金朝统治者对五台山还是尊崇的。
元朝建立后，对佛教非常尊崇，喇嘛尤受优礼。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诏曰：“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清凉山志》)。第二年造经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并修十二佛刹。元贞元年(1295)，元成帝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军卒，“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元史·武宗本纪》)，参加营建施工的人数达一万三千九百人。可见当时工程规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有万圣国寺、大圆照寺、普恩寺、铁瓦寺、寿宁寺、西寿宁寺、护国寺、金灯寺、望海寺、温泉寺、石塔寺、清源寺等。元代兴建的寺院，规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选派任命，朝廷并将大量土地赐与寺院。元代五台山的寺院不仅拥有田产，还开采铁矿，经商贸易，这就为元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元代诸帝的崇建，蒙汉人民的信奉，五台山在元代成为兼弘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圣地。明清时代又是五台山佛教兴盛时期。出身于僧侣的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佛教，以下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断地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刹。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特别重视喇嘛教，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兴始的喇嘛教，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与汉地佛教等同的地位。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到京，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杨日升重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菩萨顶)。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在五台山设龙会，赐与五台山僧人锡杖、衣钵一千二百付。明神宗李太后，亦舍钱于五台山修建寺院。据明万历年间五台山狮子窝寺镇澄法师撰《清凉山志》记载，当时“台内佛刹，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万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显通寺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僧俗每日不下万人，也可说明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入关统治中原的清王朝，更是对佛教优加崇奉。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由是中外刈安，边民享日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山西通志》)。国家非常重视利用黄教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康熙皇帝曾赴台山五次，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内十座汉庙(罗目候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改为黄庙(喇嘛寺)，和尚也一并改为喇嘛。乾隆皇帝也赴台山六次。由于朝廷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因此五台山佛教特别是喇嘛教极为兴盛。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恒千余人”(《五台新志》)。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蒙藏佛教徒对五台山崇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不绝”(同上)。“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袁希涛《游五台山记》)。在清代，五台山佛教促进了汉、蒙、藏、满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在五台山黄教鼎盛的清代，汉地佛教也十分盛行。据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清末，全山有青庙(汉地佛教寺庙)78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以上。中华民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人们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内有寺院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日军侵占五台山后，许多僧人不甘奴役，纷纷逃离，境内佛教急遽衰落，寺庙亦遭破坏。1946年，五台县解放，外逃僧人陆续返回。土地改革时，部分寺庙又遭破坏。建国初期，五台山佛教仍坚持正常活动。“文革”十年，五台山佛教亦受冲击，寺庙多遭破坏。1978年以来，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国家拨款1000余万元，修复寺庙30余座。五台山现有自唐以来各个朝代寺庙50余座，常住僧200余人。夏季，游方僧人很多，常有500至800人，目前，这些僧人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2、五台山佛教宗派及高僧
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几经沧桑，本身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五台山这个小舞台上同样演绎着中国佛教史的风雨兴衰。自东晋十六国到现在的一千五百余年里，五台山佛教名僧辈出，僧才济济。各宗高僧来台活动，都把五台山作为弘法传宗的基地，使五台山佛教呈现出显密诸宗并弘，汉藏佛教共存的独特风采。华严宗《华严经》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是五台山为文殊道场的主要依据。从北魏时候起，五台山一直是传播、研习《华严经》的主体基地，华严学在五台山兴起最早。北魏太和初年，代京阉官刘谦之自惭形秽，入山修道，昼夜读诵《华严经》，将此经传入五台山。后有悬瓮山沙门灵辨于延昌四年(515)入五台山清凉寺研习《华严》，至神龟三年(520)，撰成《华严经论》100卷。隋时释昙义及弟子昙训，常居五台山，每日讽诵《华严》一帙，以此为恒，经年不息。佛光寺解脱大师及其弟子明曜，转读《华严》，晓夜无辍，还依《华严》作佛光观。唐开元年间，著名华严学者李通玄曾至五台山华严寺，研习华严经，后于五台山南土垂方山著《华严经合论》120卷、《华严经大意》1卷、《华严决疑论》4卷。唐代著名高僧华严四祖澄观也于大历十一年(776)到五台山华严寺修习华严学，后经四年写出《华严经疏》60卷，有“华严疏主”之誉。在此书中，澄观明确把清凉山定为代州五台山，使五台山正式成为文殊道场。澄观开讲新疏，影响日大，后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又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抄》90卷。澄观驻锡五台山20年，讲演《华严经》达50遍，使五台山真正成为当时华严学中心地之一，他自己因此功德被授以“清凉国师”的尊号，成为五台山佛教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一代高僧。继澄观之后，华严五祖宗密亦于长庆元年(821)至五台山弘传华严教旨。此后五台山僧人中弘传华严宗的，还有后唐诚惠，后汉继，北宋承迁及其弟子净源。承迁著《华严经金师子章注》1卷，净源著《华严经原人论发微录》3卷、《华严经普贤行愿修证仪》1卷、《华严经还源观疏钞补解》1卷，时称“华严中兴之祖。”元代真觉国师文才以及号为“华严菩萨”的正顺，都是五台山研习《华严》的贤首大德。明代又有月川镇澄法师、无尽慧定法师和契真道相法师弘传华严。清代“阐教神师”达天通理亦是一代华严宗匠。净土宗北魏时，五台山佛兴寺高僧昙鸾是弘传弥陀信仰的净土祖师。他广学内外经典，修持净土法门，著有《往生论注》等，是五台山净土宗的先驱。唐大历五年(770)，净土宗四祖法照至五台山华严寺，入念佛道场，弘传净土教义，创“五会念佛”，使学净土者益众。贞元十五年(779)，创立竹林寺，成为唐代著名净土道场。明代又有衤朱宏真可、憨山德清以及月潭倡导禅净一致，归心净土。据民国年间统计，当时五台的净土教徒占全山僧尼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律宗早在北魏太和末年(497)，法聪律师就在五台山北台(今碧山寺)为众开讲《四分律》，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解律之始，弟子道覆曾录为《四分律疏》。隋代僧人惠龙精通律学，继法聪律师以后，又在五台山开讲《四分律》。唐时，律宗创始人道宣律师曾至中台宣讲律学，使台山律学转变为律宗，五台山亦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戒坛。唐代大和二年(828)，禁止诸州传戒之时，天下数百戒坛，仅许五台山、洛阳二处戒坛保留，足见五台山戒坛在当时地位之高。以后，五台山律宗延绵不绝，代不乏人，出了不少著名律师。如元代圆光法闻律师曾隐居台山6年，研读《大藏经》。至明代，虽然“谈经者多，弘律者少”(《清凉山志》)，但五台山律宗还相当盛行。宗林律师为弘治年间登坛大戒主，曾任五台山提督，对五台山律宗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整顿纲纪，为五台山僧风的纯正做了杰出的贡献。被人称为“中兴律祖”的古心如馨律师为恳求戒法，三逾寒暑，徒步跋涉来到五台山，于此悟通大小乘律后，返回南京兴建古林寺律宗道场。弟子寂光曾于万历年中在五台山起皇坛传戒，中兴南山律宗。弟子远清自幼出家五台山，从如馨律师学律后，又返回五台山，精研律部，传戒授法，遂使五台山法戒大盛。禅宗早在隋时五台山解脱和尚就习禅，作佛光观。唐时五台山有北宗神秀系的巨方禅师，荷泽神会系的神英禅师，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系的智通禅师、赵州从谂、木叉和尚、隐峰禅师，雪峰系的孚上座，沩仰宗的无著禅师等于此修习弘传禅宗。五代时有五台山真容院匡嗣禅师弘扬禅法。金代有铁勤寺慧洪禅师精进不懈，勤修禅业。元时有临济一代宗师海云印简在五台山弘法，清凉高僧真觉大师就曾从印简咨决心要，印简为五台山禅学的延续作了巨大贡献，时人称为中兴临济名匠。元明清时期，禅宗在五台山居于主要地位，明时有碧峰禅师，明太祖曾为他在五台山敕建了普光寺；孤月禅师在成化年间在五台山华严谷建普济寺，后终于本寺，且有《清凉语录》行世，另外还有大巍、宝印、无边诸禅师在五台山参究禅机，弘扬佛法。禅宗自创宗以来，一直是五台山佛教中的一大派系，据1956年统计，全山445名僧人中，有禅僧163人。1983年统计，全山116名僧尼中，有禅宗僧人74人。密宗五台山密宗始兴于唐。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印度僧人佛陀波利把他译的《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置于台山诸寺，标志着密宗开始传入。大历五年(770)，密宗大师不空派弟子含光、行满至五台山修金阁、玉华二寺，七月，不空也至五台山修功德，且令金阁、玉华、清凉、法华四寺转《仁王护国经》等，为国行道。密宗开始在五台山建有自己的传教基地，并开展佛事活动。元代诸帝特别信奉密教。至元初年，曾诏国师胆巴居于寿宁寺。国师阿麻剌室利在台山建立了大善法藏寺。明永乐元年(1403)，曾迎哈立麻至京，明成祖令其统领天下释教，后又遣使送至五台山大显通寺居住。明成祖还于永乐十二年(1414)迎请黄教祖师释迦也失至京，尊为国师，次年敕住五台山。从此五台山就成了内地黄教盛行之区。清代更加尊奉喇嘛教，顺治年间就派喇嘛住于五台山，并特命阿王老藏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理番汉僧众。还有老藏丹贝住于罗目侯寺，执掌五台山政教大权。章嘉呼图克图亦住于五台山，影响及声望很大，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达到极盛的地步。1956年，据统计有密宗僧人217人。1983年有密宗僧人19人。可见密宗在五台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宗派。唯识宗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和永隆元年(680)，唯识宗创始人之一，玄奘大师的高足窥基就两次入五台山，弘扬唯识宗旨，并于中台顶建了唯识宗道场。宋金时有清凉寺成觉及其弟子善慧、佛光寺日木公等唯识诸大贤。元代尚有弘教慧印大师继续在万圣佑国寺弘传唯识宗旨。天台宗在唐代，五台山天台学也十分兴盛，有天台名僧志远法师弘传此宗教旨。志远曾居五台山大华严寺40年之久，讲述天台圆顿之旨，修行法华三昧，并著有《法华疏》10卷、《玄门》10卷、《止观释义》10卷等。他志行高洁，声名远播。日僧圆仁曾来五台山从志远法师学习天台教义。五代时的光屿法师，宋代的慧悟法师都继志远法师之后，继续弘传天台教旨，使五台山天台宗得以延续。摩法宗为五台山独有的宗派。相传东汉时摩腾、竺法兰礼五台山后，隋唐僧人仰慕其法，故创摩法宗，后融于华严宗。清时再度出现。民国年间，同禅宗、净土宗并列弘传。据1956年统计，五台山有摩法宗僧人39人。1983年时，仍有14人。在五台山这块佛国净土上，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俱曾至此弘法布道，开创本宗基地，使五台山形成汉藏佛教两大体系汇合、青庙黄庙并存、显教密教竞传的独特格局。五台山佛山圣水也孕育了一代代名僧大德。除以上所列外，在现代尚有一代名僧能海上人。他精研佛法，显密兼通，曾在五台山清凉桥，复修吉祥寺律院，开辟弘密道场。能海法师学修并重，著译甚丰，被佛界僧众尊为四川文殊、第三法王，建国后曾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并出访印度，参加亚洲和平会议。能海法师于1967年圆寂于五台山碧山寺。中国当代名尼通愿法师，驻锡台山30年，弘法利生，苦心清修，精研戒律，志行高洁，海内外善信同仁，共仰尼师风范，共同推举其为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通愿尼师于1991年3月圆寂后，在五台山如法荼毗，并设供养道场。
3、五台山佛教文物及艺术
五台山文物荟萃，珍品汇集，是我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的艺术宝库。五台山现有各种寺庙50余座，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座，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0余座。南禅寺大佛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均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南禅寺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殿身面宽进深各3间，梁架制作，极为简练。屋顶平缓，出檐深远，殿脊高耸。殿周围由12根大柱支撑，柱体粗壮结实，柱头使用斗拱，拱头券刹都为5瓣，每瓣都向内幽页约3厘米，为我国木构建筑中的孤例。佛光寺东大殿重建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面宽7间，进深4间，单檐四阿顶，斗拱肥硕雄健，屋檐深远翼出，铆榫严实牢固，举折甚为平缓，梁枋嵌削规整，结构精巧，气势壮观，为我国唐代木构建筑中的杰作。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寺庙，有殿堂楼房400余间，布局整肃严谨，阔畅宏大。建筑多带宫廷建筑色彩，堪称明清寺庙建筑的典型。寺内有明建无量殿，全部砖砌，没有梁柱，又称无梁殿，为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寺中又有铜殿，铸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宽9尺，深8尺，高丈余，外观两层，内为一室，四角四柱，内供文殊铜像，四壁铸佛像万尊。与显通寺并称为五大禅林的还有塔院寺、菩萨顶、殊象寺、罗目侯寺。塔院寺内大白塔，通体高达75.3米，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据说是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塔身形如藻瓶，塔刹、露盘、宝珠均为铜铸，露盘及塔腰悬风铎252枚，为我国塔式建筑中的珍品，如今已成为五台山佛地的标志。菩萨顶在鹫峰之上，门前有石阶108级，大殿用三彩琉璃盖成，金碧辉煌。殊象寺所供文殊驾狻猊塑像，高达9.3米，如出神工；又有明代悬塑五百罗汉像，如同倒嵌的缕空大浮雕，手法新颖。罗目侯寺门前有一对唐代石雕卧狮，后殿内有木莲花一朵，高达丈余，转动机械时，莲瓣渐开，荷蒂中的四方佛徐徐现出，这就是著名的“开花现佛”。南山寺、佑国寺和龙泉寺的建筑特点是将木结构和石雕、砖雕、浮雕及彩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建筑整体。五台山的木结构古建筑，历史沿革性强，建筑宏伟，细部精巧，样式繁多，手法典型。在五台山，从唐以后，宋、辽、金、元、明、清，直到民国年间，均留下了典型的建筑物。唐代建筑庄严朴实，宋代建筑柔和绚丽，辽金建筑大胆减柱，元代建筑粗犷自然，明代建筑规矩谨严，清代建筑豪华精巧，民国时期的建筑细腻繁杂。五台山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篇幅浩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五台山除佛寺建筑外，还有型制多样的中国佛塔。从北魏到新中国，历代所建佛塔，在五台山均可以找到实物。从使用材料看，有砖塔、石塔、琉璃塔、木塔、铜塔、银塔、铁塔、玉塔、水晶塔；从建筑形制看，有穴率堵波式塔、密檐式塔、楼阁式塔、亭阁式塔、金刚宝座式塔、组合式塔；从规模上看，大者高75.3米，直插苍穹；小者0.05米高，精巧玲珑；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佛塔和墓塔，佛塔又可分为舍利塔、灵迹塔及一般供奉塔；墓塔也可分为高僧墓塔与一般性纪念塔。在五台山佛教文物中，还有华严经字塔，由白绫和黄绫裱糊而成，宽2米，长6米，上写华严经80卷，计字600043个，由字迹拼成一座7级浮屠图案。远看，飞檐悬铃，俨然工笔画就；近看，一笔一划全是由蝇头小楷组成，多一字无放处，少一字不成塔，经毕塔成，浑然一体。字塔系清代康熙年间，苏州三宝弟子许德心花费12年时间“沐浴焚香书成”。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珍品和艺术珍品。此外还有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郑板桥的兰竹刻画；明代丁云鹏画于菩提叶上的十八罗汉图；清代国画《五台山图》；清代竹禅和尚以舌写就的“心地未容一念杂，话头常复六时精”条幅等。五台山目前寺内寺外保存下来的钟、鼓、钵、碑、碣、幢、匾、牌、联，无一不是珍贵的文物。在中国音乐文化里，五台山佛教音乐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五台山佛教音乐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兴盛起来的。原有的印度梵乐佛曲、呗赞转读，汲取中国唐宋曲牌、元代杂剧散曲以及民歌、民间器乐等音乐养分，便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寺庙音乐。寺庙音乐在国内分南北两个系统，北方又分东西两路流派。五台山佛教音乐属北方系统，但独立于东西两路之外，自成体系，曲调古雅，内分青庙与黄庙两个派别。青庙讲究“入法”，即规矩，风格幽雅、静谧；黄庙要求不甚严格，曲调明朗，更富有民间色彩。1958年，五台山青黄两庙的18位僧人，组成乐队，赴省城太原演奏庙堂音乐，荣获嘉奖。1989年3月五台山佛乐团首次抵达香港演出大型佛教音乐，引起轰动，反响很大。
三、历代帝王与五台山佛教
东晋名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崇建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魏孝文帝认为佛教有助于王政，在境内大兴佛教，于五台山始建了大孚灵鹫寺、佛兴寺、清凉寺等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遂使五台山佛教兴起。北齐诸帝亦倾心信佛，大起佛寺，五台山建寺2百余所，并割8州之税，以供香火。至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方寺塔悉毁，僧人散之。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迅速。隋代二主都崇奉佛教，敬仰五台。开皇元年(581)，文帝即诏令五顶各置寺一所。大业二年(606)隋炀帝改驴夷县为五台县，县以山名，可见五台山在当时的影响。唐代，从太宗到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邦赍供，不可悉记矣，”(《清凉山》)。唐太宗就认为五台山是文殊所居，“实我祖宗植德之所”，所以建寺度僧。高宗显庆元年(656)十月，诏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奠定五台山佛教兴盛的经济基础。龙朔年间(661～663)，曾“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寻圣迹”(《古清凉卷》)，绘制了五台山文殊化现图，使“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同上)。睿宗朝，亦按照常例，给五台山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玄宗朝重修清凉寺。肃宗曾诏五岳并五台各建寺一区。代宗时，吐蕃兵陷京师，郭子仪兵至解围，败吐蕃，代宗以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助之力，便不惜耗费巨资，令修五台文殊殿，造丈六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并支持不空三藏于五台山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德宗时，曾诏五台山竹林寺净土四祖法照入宫，教授宫人五会念佛；诏大华严寺澄观法师至长安，并赐“清凉国师”之号。唐武宗会昌灭佛，五台山佛教又遭到严重打击，寺庙毁坏，僧众解散。宣宗即位后，于大中二年(848)正月敕曰：“五台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见存者，使令修饰。每寺度僧五十人”(《唐会要》卷48)。《广清凉传》也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可见，会昌后趋于式微的五台山佛教经唐宣宗的扶持，很快便得到恢复和发展。入宋以来，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三百八十轴。恢隆佛化，照耀林薮。清凉之兴，于时为盛”(《清凉山志》)。北宋诸帝崇奉佛教，在唐宣宗兴佛的基础上，又使五台山佛教得以发展和兴盛。太宗敕建太平兴国寺，诏令“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重修五台10寺。宋真宗于景德四年(1007)，曾敕五台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元兴，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礼佛，修葺五台山12佛刹。成宗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并于元贞二年(1296)至五台山，瞻礼文殊，礼重五台山华严菩萨正顺法师，并敕建万圣佑国寺。武宗时亦大规模建寺于五台山，礼重五台山真觉大师，授以僧统之职。仁宗时置五台寺济民局，并“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开采铁矿。英宗也曾于至治二年(1322)，至五台山朝山拜佛。泰定帝敕建五台山殊样寺，赐田三百顷。文宗也多次遣使至五台山作佛事，祈福安民。明代诸帝为了祈福延祚，巩固边防，吸取前朝经验，尊奉佛教，尤其崇奉五台山佛教。太祖幼出佛门，自然崇佛敬僧，曾对五台山璧峰禅师优加礼遇。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就迎请哈里麻，后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送往五台山，并为其重修显通寺和大白塔。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三年(1415)至五台山朝圣，成祖曾几次致书慰问，并敕赐袈裟禅衣、镀金莲座等。明英宗敕造《大藏经》5藏，安于5座台顶。宪宗于成化十七年(1481)，造丈六镀金文殊像及画像百轴、香金5百两、布帛千尺，念珠万串，敕赐五台山文殊寺。正德二年(1507)，武帝“敕建铜瓦殿，赐额广宗寺，兼圣谕护持”(《清凉山志》)。又于中台顶建寺，赐额演教寺。神宗受到慈圣皇太后的影响，十分崇佛。万历年间，敕建大塔院寺并舍利宝塔；于狮子窝修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敕建圣光永明寺(即显通寺)。神宗还多次于五台山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会，使五台山佛教盛极一时。
清朝10代帝王，大多信佛，且特别崇奉喇嘛教。从始至终，推行一套“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策略，所以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也给予特殊的礼遇。顺治十年(1659)，就令阿王老藏卓锡五台山，总理番汉经典。次年，又令老藏丹贝为清凉山住持，修葺菩萨顶等寺。康熙皇帝曾5次朝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第一次朝台，敕赐阿王老藏为“清凉老人”，且赐龙袍、貂座、靴衣、香银等物，还命老藏丹贝重修五顶寺宇。次年，菩萨顶大殿改覆琉璃黄瓦，并“于菩萨顶设立永镇把总一员，马兵10员，步兵30名，护守香火供器”(《山西通志》)。在五台山佛教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以后，菩萨顶成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的居处，前后共驻锡过19任札萨克大喇嘛。同时，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还让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住在五台山镇海寺。康熙皇帝5次巡幸五台山，敕赐梵文藏经两部、匾额55块、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修葺寺院20余座，做各种道场8次。乾隆皇帝也曾巡幸五台山6次，修葺演教、望海、法雷、普济、灵应、显通、殊像、碧山、镇海等20余寺，御制碑文8篇，题匾45块。雍正、嘉庆也来过五台山。以后，国势日衰，清室再未朝台。但在光绪九年(1883)，还重建了大万圣佑国寺，称为极乐寺。慈禧太后还御书了“真如自在”四字，赐予普济和尚，如今还存于南山寺。
四、五台山的三教融合
五台山文化是三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文化又是华夏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所以在五台山文化中，儒家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上、宗法社会里的尊君孝亲的等级观念、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不偏不倚、取法于中的处世哲学等思想，是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的。加之五台山这种“封闭式的大陆环境”(五峰、四土垂、四关、四门的限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农经济，都为儒家思想的扩张准备了适宜的土壤。中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的仁爱二字为起点的，五台山传播的佛教，也是以慈悲为怀，也是植于仁爱的。在探求人性、止于至善、美化人生、安和社会方面，儒佛是一致的。所以五台山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本土儒家思想观念的交融影响，是母庸置疑的，也是无须赘述的。这从五台山寺院尚存的三百余幅壁画上，所宣传的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等内容，即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在五台山的活动时间，要早于佛教。《古清凉传》载，晋永嘉三年(309)，“雁门郡竹俊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这说明东晋时代，道教在五台山地区已经广泛流传，神仙观念也已普遍存在。《仙经》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紫府在道教中即为神仙所居之处。唐代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也载，五台山“其山层盘秀峙，曲径萦纡，灵岳神山奚，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这些记载，都说明五台山曾有过道教人士在此活动。北齐时，五台山佛寺林立，慧祥在《古清凉传》中说：“据此而详，则仙居灵贶，故触地而繁也。”从中透射出五台山佛道的微妙关系。其实，翻开《清凉山志》，道教踪迹随处可见，可知五台山并非单一的佛教圣地。现在五台山许多山名地名，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仙花山，南台之山名。“南台之麓，仙人之居。”昔人李环洲诗曰：“寻真到此聊经宿，莫谓丹成便浪猜。”。萨土垂崖，古有代州王氏女，不欲配，逃于此，“食薇饮露。”父母逼之，女投崖，“未坠而飞”。梵仙山，昔有五百仙人于此“饵菊成道”。其中食菊饮露，得道飞升，正是道教典型的修炼方式和成仙模式。昔人觉玄有诗描述此“山头紫气日长浮，上有仙人汗漫游。饵菊换教风骨异，白云影里去悠悠。”此外还有九女泉，相传有九仙女于此浣衣。紫霞谷，明让咏此曰：“云栖道者谈经后，散落天花遍九垓。”仙人庵，觉玄咏此曰：“何年仙子此修行，服日餐霞道气清。袖拂天风骑鹤去，至今传说有庵名”。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在五台山早期历史中，道教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至于道教有哪些教派及著名道士在五台山地区活动过，目前由于史料阙如，已不可考。但从一些地名及寺碑资料还可推知一些。五台山现有一处地名叫楼观谷。楼观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曹魏时即有道士活动于此，北魏时，形成很有影响的派别。北朝道士多止于楼观，为道法重镇。元代并入全真道。楼观谷，《清凉山志》未释其名，可见并非来自佛教，很可能是来源于道教楼观派。在五台山高僧中倡导佛道融合。三教会宗的首先应推昙鸾。北魏高僧昙鸾，早年出家于五台山佛兴寺，后因欲注解《大集经》未成染疾，遂发愿求取长生不死之法，便往茅山从南朝道士陶弘景学习神仙方术，并得《仙经》10卷而归。昙鸾著述甚丰，除《往生论注解》、《安乐净土义》、《无量寿经奉赞七言偈》之外，还有《调气方》、《服气要诀》、《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等，后列之书明显属于道教气功方术一类，具有浓郁的道家气息。对于佛道交融，也许昙鸾本人并无意于此，但历史却使他既是净土宗祖师，又对道教颇有研究。与昙鸾不同，曾居台山8年的明代高僧德清，则明确主张三教融合。创建不仅精研三藏，力倡禅净合一，而且还深谙儒道经典，其代表著作有：《华严经纲要》、《金刚经决疑》、《观楞伽经记》、《道德经解》(一名《老子解》)《观老庄影响说》、《庄子内篇注》、《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他说：“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39)。这一思想对五台山佛教影响甚大。
五台山道教建筑目前有玄真寺。寺内清代道光二十三年碑载：“玄真神洞岁积久，汉唐开基古传流。惟恐年远有坍塌，元明及清几重修。”据传，玄真寺原为道家之地，后方为佛家所占。大殿东面有石洞两个，名玄真洞和大仙洞。此外还有明阳观、广阳观。元好问游历五台山时，曾作《明阳观记》一篇。明崇祯年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传入五台山，清代继传于金阁寺普济和尚，改名为九宫道，以后南山寺和尚李林洞任九宫道总领，以南山寺为基地，在东北、山西、河北一带传教。这样，在五台山后期佛教史上，呈现出的是，在佛教内部，诸宗融合，禅净合一；外部则是佛教与儒、道、民间宗教的合流，道家供奉的神仙、民间信仰的神灵，统统被纳入佛教寺庙信仰系统。道教把神仙住处称为36洞天，72福地，南山寺巨大影壁上，至今保存有“洞天福地”的石刻。在佛寺里，不断出现道教殿堂。如清代重建的金阁寺殿堂中，专门建有玉皇殿、三皇殿、圣母殿、阎罗殿等。民国年间，普化寺兴建了玉皇阁，故普化寺又称为玉皇庙、帝释宫。北院中专门兴建了吕祖庙，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尊胜寺也修建了三皇三圣殿。南山寺善德堂供奉三皇五帝、八洞神仙。在万佛阁中，专门建筑了龙王庙，把龙王当作佛教护法神供奉起来。供奉护法神的关帝庙则随处可见。如灵境寺关帝庙的一付对联“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就典型反映了儒家忠孝节义的人格精神。另外，在黛螺顶龙棚北半间的墙上，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时，尚有一幅古色古香的“张果老骑驴过桥图”。佑国寺1483幅石雕中有青龙播雨、天女散花、苏武牧羊、负荆读书、吹箫引凤、三星高照等反映各派各教思想的画面。五台山寺庙壁画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更为典型。如公主寺的壁画中有佛、菩萨、道教神仙、天地日月、四海龙王、山神土地，阎罗判官、帝王后妃、农工士兵等，整个画面阵容整齐，是天宫地狱、佛道各路神仙的大聚会，是五台山三教合一的历史见证。
五、五台山与古印度朝鲜日本佛教
唐代诗人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谓“北方之人锐以武，振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大唐润川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亦谓：“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于丘门也。”这些记载反映了五台山的深广影响，其声誉之所被，远及海内海外。五台山与外国佛教发生直接交流关系始自于唐初，主要国家有古印度(包括师子国)、朝鲜和日本。首先到五台山巡礼圣迹的是新罗僧人。唐贞观十二年(638)，新罗僧慈藏率弟子僧实等10余人入华求法，首先参拜了五台山圣迹，于文殊大圣像前祷祈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并得异僧所给之袈裟、舍利等。继此之后，至五台山巡礼的朝鲜僧人有：朗智(与元晓同时)“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随众听讲，俄倾而还”(《三国遗事》)；崇济，于唐贞观间(627～649)入唐受业于善导三藏，然后入五台山，感文殊菩萨现身授五戒(《三国遗事》)；慧超，于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带着参译的经本赴五台山，住乾元菩提寺，至五月五日开始动笔记述译经中的秘闻佚事，同时写了《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竟让，于光化二年(899)入唐求法，先至谷山谒道缘和尚，问石霜宗旨，历游江南河北，然后巡礼五台。此外，登州赤山新罗法华院僧圣林亦曾至五台山巡礼；高丽僧慧月于元代间本拟巡礼五台，途经大都云居山，辄止，并化缘修补石经。智泉、慧勤等也都游参过五台山。印度和师子国僧人前来五台山巡礼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师子国僧释迦密多罗至五台山，由高宗敕使翻译陪同；仪凤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事已见前；开元年间(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台，瞻礼圣迹；贞元十年(794)，为佛典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礼五台；贞元十二年(796)，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其中，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监造金阁寺；宋代，佛经翻译家天息灾、法天、施护朝礼五台；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住此达17年之久，后寂于灵鹫寺，谱写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页。明代，先后有印僧释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尔僧室利沙朝礼五台，其中前者住于显通寺。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五台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礼圣取经，学习佛法大意，后返五台，于五顶各造石室，潜心静修，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与五台山关系密切的还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台山，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曾向志远法师求法，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返日后，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会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礼台，将日本桔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锈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咸通三年(862)，他第三次来礼台，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返国途中，至普陀山，船为风浪所阻，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时人称为“不肯去观音。”普陀山由此发展成为佛教名山。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大周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大周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成寻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五台山，作为东方佛教圣地，是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它自尊自得，热情好客，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景慕。近年来，五台山接待了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的佛教代表团、进香团、朝圣团、拜山团等佛教团体一千五百余人。五台山佛教的对外友好往来，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五台山佛教圣地必将为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中外文化交流史谱写更为辉煌的篇章。
二、地藏道场九华山
一、东南第一山据唐代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九华山古号九子山，崛起大江之东，揖潜庐于西岸，俨削成于天外，旁临干余里，高峰峻岭臣焉，连岗走陇子焉。自元气凝结，几万斯年，六朝建都，此为关辅。人视山而天长，山阅人而波逝，其间圣后贤臣，歌咏叠兴，言不及者，兹山屈焉。”这段话，不仅道出了九子山得名的原由，同时更描绘出它的峻美。就今而言，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方圆百余平方公里，北邻长江，南隔太平湖与黄山风景胜地相望。《青阳县志》谓九华山山峰“得名者四十八”(或谓有九十九峰，大概是附会金地藏活九十九岁而来)，主要者如天台峰、莲花峰、天柱峰、十王峰、玉屏峰、观音峰、老鹰爬壁峰、九子峰等。其中，十王峰海拔1342米，是九华山的最高峰。天台峰俗称天台正顶，与十王峰紧连，海拔1325米，虽略低于十王峰，但却是九华山的主峰，此峰顶上又分出两峰，东为龙头峰，上有平台，平台上有捧日亭；西为龙珠峰，两峰有拱桥连接，谓“渡仙桥”，颇有道教色彩。桥中间阴刻“中天世界”四字。天台峰的最高点为“云峡”，云峡由两巨石狭峙而成，空间下宽上窄，仰视唯见一线天。这里是观云海日出的最佳处，“天台晓日”是九华山“十景”之一。天台峰上有寺，名天台寺(或称地藏禅林)，这是香客朝山必到之地，也是旅游者可以登临的九华山最高点。天柱峰南距天台峰三点五公里，海拔千余米，峰头如鳌，峰上有峰，状如石柱，直插云天。峰旁五石环立如五叟游山，俗谓“天柱仙踪”。九子峰又称九子岩，在九华山后山，海拔八百米，离青阳县城只有20公里，也是峰上有峰，其数为九，如小儿环列向背，团聚嬉闹，故名九子。九子峰上有寺，名九子寺，寺左有七布泉，音如钟鼓；寺右有垂云涧，声如环佩，俗谓此为“九子听泉”。九华山原名九子山，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第一次称“九华山”，并喻之为“秀出九芙蓉”之后，俗乃随之，但作为九华山诸峰之一的“九子峰”则仍依旧名不改。峰之外，九华山又有16岭、14岩、22石、12洞、18泉、10溪等。岭之著者如神光岭，在平田冈下、新罗僧地藏塔前，相传地藏寂后于此起塔而现圆光，故名；天香岭，在少微峰北、卧云庵前，费冠卿拾遗曾隐居于此，诏而不就，使臣恐其逸去，即于岭上焚香谕旨；呈凤岭，在协济祠南，传说岭上有凤，樵人得之，群鸟争扑而夺之。岩之著者如邃谷岩，在山深处，人迹罕到，岩户高迥，炎热不生，纵夏秋亦有冰雪；双石岩，昔净居院址，双石峭耸，一瀑悬流，诗云“旧日禅扉松竹幽，寺移西去几经秋。谁知一币枯茅地，曾是谈经石点头”；观音岩，布帻峰西，仄石合成裂磔雄关，深如石室，上透天光，唐末有高僧结庵于此，感观音菩萨现身，故名；透碧岩，又名透壁，在滴翠峰侧，高、宽各约2丈，深倍之，与五老峰相映成趣；三斧岩，在九子山东北，石上有类似大斧所劈三痕，故名；东岩，在化城寺东，又名东峰、东崖，崖北有崖，深覆如屋，传说僧地藏曾卓锡于此，异僧周经、王阳明亦曾栖止于此；宝陀岩，在莲花峰北，岩户高峻突兀，迥然楼阁，上垂莎罗花、菩萨线，内如仙人居室，石床丹灶，宛然真实。洞之著者如金光洞，在香林峰下，洞有穴，可望而不可入，入则有金色神光充塞洞口，传说有致敬者若见金人像于其中，或谓僧地藏曾居于此；鱼龙洞，去南阳五里许，共7洞，洞中有涧水屈曲流转，又有绿鱼白鸟，还有洲渚，岩壁嶙峋，如玉笋、莲花，如攒戟，有玉柱、芙蓉冈、钟鼓石、仙人棋盘、出龛仙翁、狮子仙蛙，奇形异状，皆钟乳形状，洞尽处有一孔通外，日光照射，洞中五彩顿生，光芒难以名状；云岩洞，在云门峰北，广如厅堂，可容数百人，洞中有石像，若菩萨、仙子，又有钟乳石如幢盖，如瓶罂，洞前有溪流，云径幽僻。溪与泉在九华山也很美、很有名气。溪有黄石溪、澜溪、缟溪、龙溪、缥溪、舒溪、双溪、濂溪等。其中，龙、缥、舒、双、濂5溪之水于六泉口处汇合成为一溪，俗称这一段溪流为“五溪”，其水经五溪桥流至梅根，然后进入长江，可见，五溪实为九华山之门户。传说5溪是5龙爬行留下的痕迹，站在五溪桥头仰望，5溪从九华群峰中奔流而下，象银蛇蜿蜒，淌漾有声；远山近树，流水行云，“五溪山色”，美不胜收。元代文宗皇帝游九华山至此，面对此景，不觉动情，于是吟诗一首云：“昔年曾见九华图，为问江南有也无？今日五溪桥上望，画师犹自欠功夫。”清人王泽弘也有诗曰：“出门朝日望溪明，忽有诸峰入眼惊。但识夜寒同气候，如何天半异阴晴。山含微雪苍然白，水带残冰分外清。到此倍知身世幻，九华真有故人情。”九华山的名泉共有18眼，三角泉、天泉、巴字泉、七布泉、目露泉、龙女泉、白龟泉、璎珞泉，碧玉泉，温泉、双泉、派派泉、金沙泉、炼丹泉、戛玉泉、岩泉、虎跑泉、六泉等是也。金沙泉有两处，一在地藏塔前，有石刻“金沙泉”三字遗存；一在无相寺南，大不盈瓯，四时不竭，黄沙铺底，闪烁如金，传说僧地藏常以此泉水沏茶。七布泉在福海寺西，夏雨秋霖时，泉水分为7股，散落崖谷，一似云边野鹤穷来、石上寒猿见落，有诗云：“一泉分七布，胜在夏秋时。猿鹤常窥影，尘缘那许知？”龙女泉，在东崖西下，泉水澄碧，喝之甘洌，水中游鱼可数，费氏《化成寺记》谓是九子神献给僧地藏之泉，后人附会为“龙女献泉”，无论如何，此泉与地藏的确有着一段动听的传说，所谓“栖托先依水，泉从龙女开。空明飞镜下，皎洁弄珠来。洗茗寒香出，烧铛活火催，素磁方外话，斟酌胜春醅。”就是叙说地藏僧与此泉的关系。九华山的自然形胜与佛教文物构成了诸般美景，“五溪山色”之外又有“龙池飞瀑”、“天台晓日”、“东岩宴坐”、“化城晚钟”等，俗称“九华十景”。十景之中，既有浑然天成者，也有人工雕凿、刻意追求者。正是此天地之灵气、人间的鬼斧神工成就了这“东南第一山”！
二、地藏菩萨道场的形成九华山的灵山秀水引来了朝鲜僧人的驻锡修道，地藏菩萨信仰专门道场的历史于是翻开了它的第一页。最早记录新罗僧地藏事迹的历史文献是前面提到的《九华山化成寺记》。此文载，唐玄宗开元(713～741)末年，“乡老胡彦”曾请僧檀和尚至九华山开演佛法，广度男女有情，但为时豪所嫉，官府于是焚其居，废其教。当此之时，新罗僧金地藏渡海入华，并来至九华山，就“面阳而宽平”的谷中之地“岩栖涧汲”，虔诚行道修习。不久，金地藏在南陵人俞荡等帮助下，写成四部佛经归山供养。此后几十年中，足不出山，“迹绝人里”，在石洞中昼夜闭目端坐，修禅入定，以白土和米烹煮而食。至德初(756)，有青阳人诸葛节等人入山，至于深处，见和尚苦行若此，不忍失声哭泣，并发愿出帛布买檀公旧地，伐木筑室，建成禅宇，请其居之。继而又有上首僧胜谕等进一步增建台殿，凿溪涧，辟稻田，造放生池，又于“当殿设释迦文佛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门楼，以冠其寺。”于是乎，“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桧陈横于后岭，日月晦明以增其色，云霞聚散而变其状，松声猿啼，相与断续，都非人间也。”建中(780～783)初，郡守张严仰藏师高风，厚加施舍之外，又奏请朝廷敕赐新额，是谓“化成寺”。此后，富商大族倾财以献之，牧贤豪右合礼而敬之，新罗僧俗也追风渡海投其门下，礼而师之。至此，化成寺广宇崇崇，僧徒济济，俨然一大名刹。尽管如此，金地藏和他的众多弟子仍然过着清苦的修习生活，“夏则食兼土，冬则衣半火，无少长余由田采薪自给”。岁中，地藏本人自领一徒移居南台，亲手编织麻衣，“其重兼钧”，既当衣穿，又当被盖，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了。此外，地藏又于寺内放生池旁建台，安置四部经于其上，终日焚香，味其深旨。贞元十年(794)夏，地藏坐灭于本寺，时年九十九岁。《宋高僧传》中又有地藏传，实据《化成寺记》而作，故文多类同，唯将卒年讹为贞元十九年而已。《佛祖统纪》指地藏为成都静众寺金和尚无相禅师，清代仪润所撰《百丈清规证义记》称地藏“姓金，号乔觉”，这些都是无典无据之说。传说金地藏入寂时，颇多瑞兆，其一是寺钟坠地，堂椽三坏，预告师之将灭；二是寂后按坐势敛于函中，三年后开函入塔时，颜状鲜活如生，升动骨节，其声若撼金锁，正符于“菩萨钩锁，百骸鸣矣”的经文；三是建塔之后，塔址发光如火，光成圆状。当地僧俗根据金地藏生前的事迹与死后的祥瑞，把他神化为佛经所说的地藏菩萨应世，对其住过的化城寺寺宇文物、肉身塔等加以保护，进行供奉，宣传“施一金钱，报一重果，下为轮王，上登圣地”和既“不能立殊绩以济众，又不能破余财崇胜因缘，啄腥犭、顾儿妇而生为人非、死为鬼责”的善恶报应、轮回生死思想。这样，至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信仰的专门道场宣告开始形成，这无论是从唐代的社会政治形势还是中国佛教发展形势来看，它的出现都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有关地藏菩萨的经典并不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唐代玄奘法师所译的《地藏菩萨十轮经》。此经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一)佛说十种法轮，一一与世间帝王治世能力相譬，说明佛威力之大及其救度众生的方法步骤；(二)显彰地藏菩萨的种种神力以及有情众生至诚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所能获得的种种福德利益；(三)备述五浊恶世中一切僧尼、居士及其它有情众生的种种善恶业报，以及地藏菩萨渡尽众生，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地藏菩萨成了释迦佛灭后、弥勒佛未生前这一时期内来到人世间执行教化众生任务的“特使”，因此具有比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更大法力和福德的菩萨，因此不仅在平民百姓中，而且还在帝王将相、豪族巨富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九华山此一地藏菩萨信仰的专门道场在中晚唐相交之际形成后，又经过宋、元、明、清各代的扩充、增建，更加兴旺发达起来。特别在明代和清代前期，此一道场发展到了他的鼎盛时代。这与帝王的护法“功德”是分不开的。明万历十四年(1586)，明神宗朱翊钧的母亲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41函，并旧刻藏经637函，由皇帝敕谕通行颁布于九华山地藏地(即化城寺)，令寺僧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二十七年，万历皇帝更亲自下令印造大藏经，颁施于京寺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并谕九华山地藏寺僧众“各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惭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云云。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南巡，驻跸江宁府，准两江总督阿山、安徽巡抚喻成龙、兵部侍郎胡曾恩等奏请，遣包衣昂邦赫奕、内侍李环、太仆寺少卿格尔芬至九华山进香，赐银三百两供养；四十四年，圣祖又于南巡途中应安徽巡抚刘光美奏请，御书“九华圣境”四字匾额赐化城寺，而将真迹收藏于寺后藏经楼；四十八年，复敕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乌尔胡至九华山进香，并赐银百两供养。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宗应两江总督高晋奏请，御书“芬陀普教”四字匾额赐化城寺，真迹收藏于藏经楼。咸丰七年(1857)，兵扰九华，寺、塔、僧寮悉遭劫焚，藏经楼内所藏明代赐藏亦多遭损毁，独清圣祖、高宗所赐匾额的“宸翰真本”(即御书真迹)仍完好如故。当此蒙恩承泽的全盛时代，九华山寺庙发展至三百余所，僧众达四、五千人，晨钟暮鼓、早诵晚唱、香烟纸火，四时不绝。又传说农历七月十五和七月三十日分别为地藏生日、传道日，因此，每年但逢此两个日子，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便成群结队，络绎于途，进山后，僧寮容纳不下，于是便随地坐卧，自肉身塔殿至山门，摩肩擦背，几无隙地。因此诸端，俗称九华山为“佛国仙城”，诚不过分。
三、灵迹与寺刹
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形成以后，吸引了四方释子前来游参朝拜和驻锡修道，因此，山上除地藏和尚的旧有灵迹之外，后来又增建了许多寺庵。明、清两代修建者尤多。截止于民国中期以前，全山佛寺(庵)已达150处左右，其中的9处为丛林，它们是：金地藏塔、化城寺、祗园寺、万年禅寺、甘露寺、上禅堂、东岩禅寺、乐善寺和慧居寺。其余为较小的寺庵，其分布情况是：以化城寺为中心，其东序(东寮)有6处，即九莲庵、旃檀林、通慧庵、天然庵、菩提阁、立庵；其西序(西寮)有7处，即佛陀里、宝积庵、长生庵、龙庵、永庆庵、天池庵、拱金阁；天台路有21处，即回香阁、华云庵、吉祥寺、长生洞、兴添寺、朝阳庵、翠云庵、崇兴寺、圆通庵、拜经台，地藏禅林、中常住(招隐庵)、正常住(德云庵)、老常住(护国寺)、真如庵、华严洞、接引庵、地藏庵、大悲庵、普济庵、延寿寺；化城东路有6处，即法华寺、沙弥庵、黄金庵、心安寺、伏虎洞、西天地；化城南路有7处，即净慧庵、三天门、转身洞禅室、二天门、正天门、一天门、崇觉寺；化城西路有3处，即小天台，建松树庵、西来庵；化城北路有24处，即聚龙寺、华天寺、万寿寺、半霄亭、龙池庵、燕子洞、二天门、大桥庵、西竺庵、一宿庵、无相寺、二圣殿、华阳亭、会龙庵、心庵、观音阁、回龙庵、小甘露庵、永丰庵、狮子林、观音庵、万缘庵、德云庵、通华庵。以上为当时“现存寺”，此外还有“废寺”67处。昔日九华山佛教之盛，由此可窥一斑。
九华山现存寺庙仍然不少，主要者有：化城寺，这是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开山祖寺，位于九华山的中心谷地，即今之九华街上。此谷地南有芙蓉峰，北有白云山，东为东崖，西为神光岭，四山环围，俨如城池。寺院始建于唐至德二年(757)，寺成，金地藏应请自石室迁来居住。不久后，上首僧胜谕进一步扩充寺域，增建台殿、山门、放生池、供经台等。建中初(780)，唐德宗敕赐寺额名“化城寺”。明宣宗(1426～1435)、神宗(1573～1620)、清圣祖(1662～1722)、高宗(1736～1795)或颁藏经，或御书匾额，并赐金修葺。咸丰七年(1857)，除藏经楼外，寺宇皆毁于兵火。光绪年间(1875～1908)重建。殿宇依山而建，由低向高递进，“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十分壮观。今寺分四进院，除藏经楼外，余均清代光绪年间建筑。以前，藏经楼不仅收藏有经书、诏书、宸翰真本，而且有据说是地藏穿过的袈裟、高约五尺的毗卢佛铜像、定光佛铁像、数枚铜质方印、重约数百斤的铜质独角兽(地听)、刻有地藏菩萨像的紫黑色石碑等珍贵文物。“文革”中，寺中佛像文物多被毁坏，今存者有古钟一口，重约二千余斤，藏经楼内又有白玉佛像、明版《涅般木经》、血写《华严经》等。寺前广场上有一千年古塘，当是《九华山化成寺记》中所说的“相水攸涿者，为放生池”的放生池。祗园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全山佛寺之冠。原名祗树庵、祗园，位于九华街化城寺东，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清代多次重修、扩建。嘉庆年间(1796～1820)，隆山禅师在寺内开坛传戒，自此成为十方丛林。九华溪绕寺流过，溪上有“迎仙桥”。寺前甬道颇具特色，由雕刻着莲花、金钱图案的一百多石条铺设而成。寺内主要建筑大雄宝殿高约13丈，金黄色琉璃瓦屋顶，飞檐画栋，金碧辉煌。殿内像设庄严，所供的三尊金色佛像各高3丈，是九华山上最大的佛像，此外又有海岛观音像和刻着唐僧取经故事的7面浮雕。寺内又有八口大锅，其中最大一口口径丈余，一锅可供千人斋饭。万年禅寺，俗称百岁宫。名列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中，位于九华山摩空岭上。寺碑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有僧海玉，号无瑕，由五台山至九华，在此岭摘星亭旁结茅而居，因亭而名庵，百岁而终，时人称其为“百岁公”，同时在旧庵处改建成宫室，以兹纪念。崇祯皇帝封海玉为“应身菩萨”，又御笔亲书“护国万年寺，钦赐百岁宫”10字赐之。寺名因此而来。现存寺宇依山势建为五层楼阁，东傍悬崖，西临幽谷，危岩宝殿，气势非凡。寺内肉身殿供奉着海玉和尚的装金肉身(木乃伊)。东岩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位于化城寺东三里许的东崖上。峭壁如削曰崖，崖中洞室曰岩。相传地藏和尚初至九华山，即在此东崖的岩洞中习定修法，洞名东岩，又称地藏洞、金光洞、舍身岩、舍生岩等，都是就地藏在此修习的不同传说而命名。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第一次来此游玩；正德十四年(1519)再次入山，并于此岩洞中晏坐读书。此外还有异僧周经也继地藏之后幽栖于此洞。万历间(1573～1620)，将崖顶上祭祀地藏和尚的晏坐堂改建成寺院，并因洞而名寺。1933年，寺毁于火，唯存钟亭及幽冥洪钟。寺附近有巨石似艨艟巨舰，故名“云舫”。站在东崖上，东望天柱五老诸峰，西顾古仙岩诸胜，南瞻天台，北览长江，天然图画，尽收眼底。甘露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位于九华山北半山腰上。此地山水环绕，茂林修竹，遮天蔽日。清康熙六年(1667)，玉琳国师奉旨到九华山进香，行至此地，见风景奇秀，乃说：“此处筑兰若，必代有高僧”。伏虎寺(即东岩寺)和尚洞安据此建议募缘集资建寺，动工之日，满山林木翠竹尽挂甘露，佛经以“甘露”为诸天不死之药，食者命长身安，力大体光；又以“甘露法门”譬喻为“最上之法”，因此，洞安和尚遂兼取祥瑞和经义取名甘露寺。寺因山势而建，殿宇五层，皆金色琉璃瓦顶。万绿丛中，红柱金光隐约，颇富诗情画意。寺旁有“定心石”，传说地藏和尚曾趺坐石上入定，蛇来不惊魂，女诱心不动。肉身塔殿，位于九华山神光岭上，神光岭即古之“南台”。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地藏和尚在化城寺建成后，仍坚持苦修，每岁夏季皆率一徒居于南台自织麻衣。他入寂之后，弟子们即在这里建立肉身塔供养。塔成，发光如火，圆形，称“圆光”，后人遂改南台为神光岭。原塔为三级小浮图，后人复以木塔笼护，外建高殿以挡风雨、壮观瞻。千余年来，塔殿兴废相替，屡有修葺。其中，明万历间，皇帝曾赐名“护国肉身宝塔”，并赐金修建。清代也有多次维修。同治年间(1862～1874)塔殿毁于山洪。光绪年间(1875～1908)复作大规模整修，至今基本保持原貌。现存肉身殿成方形，宽长各5丈，高约6丈。殿顶用铁瓦覆盖，并由回廊内外20余根石柱支撑。重檐斗拱、画栋雕梁，风铎丁当，十分壮美。殿前廊下高悬“东南第一山”金字匾，前后门门楣上方竖挂“肉身宝殿”青花古瓷匾。殿内中央肉身塔，笼护木塔为七层八角形，高约17米，内壁用赤金贴写《地藏本原页经》，外壁涂以朱漆，每层每面均设佛龛，龛龛供奉地藏和尚金色坐像。木塔内即石砌的三级肉身塔。殿内两侧分列十王金色立像。殿内地面、塔基、神座皆用汉白玉或铺或砌，浑然一体，既给人圣洁之感，又用极强的反差衬托出朱塔、金像的辉煌庄严。塔前悬挂的镂空八角琉璃灯长明不灭。肉身殿是九华山的开山祖坟所在地，与化城寺同为此一地藏菩萨道场的法事重地和中心建筑，是进山僧尼、信士乃至一般游客必到之处。每逢地藏和尚的生日和成道日，僧尼、信士便蜂拥至此上供，不舍昼夜守塔、绕塔诵经礼拜。上禅堂，位于九华山神光岭肉身殿下。原名景德堂，清康熙年间，玉琳国师弟子宗衍扩建寺宇，并改名上禅堂，从前后的名字看，应为禅宗寺院。此寺山门不大，但殿宇宽广，环境清幽，在九华山寺庙中，此寺香火最旺，风景最佳、殿宇最丽。寺旁的金沙泉、洗砚池、九华三宝之一的金钱树传说多与唐代诗人李白有关。天台寺，位于天台峰(即天台正顶)捧日亭北，另名地藏禅林，明代创建，清代光绪间重修，与百岁宫、甘露寺一样，依山势建为五进楼阁，主要建筑有万佛楼，楼内梁、壁间雕有无数小佛像，故名。此外又有地藏殿，殿内供奉地藏和尚像。明清时期，默安禅师住寺，僧尘尘子在寺旁结茅而住，名活埋庵。民国九年(1920)，僧彻德住持，重建佛殿，新订规制较昔整齐。民国二十七年前后，由僧明辉住寺。四、高僧与宗门
凡佛教圣地，必有高僧大德，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亦不例外。据有关志书记载，九华山自唐迄于民国，高僧大德、耆宿总百余辈，其中唐代12人、五代1人、宋代7人、明代48人、清代41人，民国3人。这批人中之佼佼者又有：胜谕，唐僧，地藏和尚的上座弟子，曾主建化城寺台殿，立朱台、挂蒲牢，措置像设庄严，开渠辟田等，是化城巨刹的奠基者。道明，也是地藏的弟子，闵公舍地为地藏建寺后，其子亦从地藏出家，即道明其人。性莲，明代僧人。俗性王，太平仙源人。22岁出家，投金陵摄山栖霞寺，受具后，曾一度研习诸经论，以此不能了生死大事而还归故乡躬事田种。后复至清河谒法堂，受念佛三昧之旨，并从此深信之。闻妙峰开法于芦芽，又前往求见，颇受淘冶，数年后终于悟道，于是在池阳杉山卓锡建刹。任九华山丛林主后，精苦忘身，委曲化人，时达20年。所到之处，悉事兴建。万历二十五年(1597)入寂，终年54岁。其事迹见《憨山大师梦游集》。
周金，明正德间(1506～1521)僧人。曾游少林寺，后还居九华山东岩。值王阳明游九华山，周金前往造访，与之谈心，甚契。阳明以偈、诗赠之。其偈曾刻于东岩悬石倒覆处。时在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八日。周金既是禅僧，又尚念佛法门，有偈为证：“千圣本不差，弥陀是释迦，问我还乡路，日午坐牛车。”卒年无考。古涧，清初僧人。四川峨眉人，出家后住燕京三教庵，继而游访天下名山，自普陀来至九华山，驻锡于华严洞数十年，归依者众。其教化，不凭文字，志以棒喝接引禅徒；又立规制，不行募化，以躬耕种植以易衣食，有盈余，尽散去。顺治八年(1651)入寂于住庵。智旭，字藕益，明末清初僧人。俗姓钟，苏州木渎(吴县)人。少学儒术，以“圣学”自任，曾作辟佛论文数十篇，后读云栖莲池大师《自知录叙》及《竹窗随笔》，悟入佛乘，固焚辟佛之文。20岁时，读《地藏本愿经》，遂发出世心。天启二年(1622)出家，先后听讲《首楞严经》、《唯识论》，继入径山参禅，受菩萨戒后，复遍研律藏。不久后转而求生西方净土。亦曾一度以弘律自任。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住九华山华严庵(即回香阁)。此间，曾到地藏塔前发愿，文中述其原由云：“智旭夙造深殃，丁兹末世，虽受戒品，轻犯多端；虽习禅思，粗惑不断；读诵大乘，仅开义解；称念名号，未入三摩。外者见魔党纵横，痛心疾首；内见烦恼纷动，愧地惭天。复由恶业，备受病苦。痛娑婆之弊恶，叹沉溺之无端，由是扶病入山，求哀大士，矢菩提于永劫，付身命于浮云……”后归寂于灵峰，时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一生撰述达40余种，尤其提倡念佛往生净土，故被净土宗人推为本宗第九祖。洞庵，亦作洞安，生卒年和藉贯皆不详。略知其为清康熙时(1662～1722)僧人。住伏虎洞20余年，终日默坐石窟，传说有虎侍卫。康熙六年(1667)，玉林国师至九华山进香，洞庵依其嘱募地筹建丛林，即甘露寺。郡守喻成龙敬其苦行，请登堂说戒，律学因此盛于一时。
圣传，俗姓王，安徽洞城人。6岁时出家，19岁发大心，求受净戒。不久后游访九华山，在此研究大乘经典达4年之久。随后应请为甘露寺住持一年。继又在无相寺旧址结茅而居。经营6年，终使废寺重成巨刹，并于此开坛传戒，三次剃度弟子达400余人。后来，又将大通镇大士阁改建成普济寺，如前开坛传戒，弘宣律学。光绪十五年(1889)入寂，终年61岁。无相寺以其为中兴之祖，普济寺以其为开山祖。果建，字法幢，俗姓严，安徽桐城人。20岁出家，至九华山无相寺礼圣传为师。受戒后，先后充无相寺副寺、监院等职。以苦行称著。大力协助其师中兴无相寺。后又应请充大通镇普济寺寺主，观察机宜，专以净土法门广化有缘，开莲社，以净土宗始祖慧远为模范，四方士女归依者众。辛亥革命后，佛教被当成“迷信”、“神权”而受到冲击，果建于是命其徒妙珑组织佛教会，以保护佛教、阐扬佛教要旨为己任。民国十六年(1927)入寂，终年80岁。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的专门道场，始终以地藏菩萨为信仰对象，以新罗僧地藏和尚为地藏菩萨的化身来供养，以地藏和尚的苦修为行道榜样，以“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终极目的。这是九华山佛教最大的特点。基于此一特点，九华山又崇尚“肉身装金供养”。所谓的“肉身装金供养”，就是将某一高僧大德的遗体经过特殊处理、风干后，通身裱贴金铂，然后供奉于寺院的殿堂里，供僧俗永远瞻仰礼拜。这一肉身装金习俗，无疑与地藏和尚寂后被建立肉身宝塔供养有关，或者说是由肉身塔发展而来的。这是僧俗给与道行突出的僧人的一种殊荣。据《九华山志》载，这里前后有装金肉身像4具(或说7具)。这些死后遗体装金的僧人是明代之海玉(宗无瑕)、清代之隆山、法龙和民国的定慧。这4位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修行清苦、高寿。如海玉，在九华山东岩摩空岭摘星亭长期禅栖，寿百余岁，死后敛缸三年而颜色如生；如隆山，在伏虎洞清修达20余年，远近咸称其有道；如法龙，在天台翠云庵静坐习禅达于数十年，寿96岁。在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地藏和尚当年入山修道时的影子。除地藏菩萨信仰之外，由于住僧师承、志趣、体验的不同，致使九华山佛教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门户，有的以“清高了悟禅理”，“以棒喝接引禅徒”；有的“以弘律自任”，数开戒坛，剃度弟子；有的亦教亦禅，禅净双修，专志求生西方净土；有的研习天台教观，主唱三谛圆融学说，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与普陀山佛教有着颇为相似之处，究其原因，这与所处时代佛教的总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三教同山佛称盛
儒释道三教，九华山都有。若论先后，则道在前，儒佛其次。志载，九华山之“仙道”始自汉。相传西汉武帝世，窦伯王(字子明)止陵阳山百余年后骑白龙仙去，其二女亦化凫飞升。九华山在汉代称陵阳山。至晋代，又有葛洪(字稚川)炼丹于九华山，卧云庵北曾有“葛仙丹井”，双峰下又有“葛仙洞”。唐代，张果老曾骑驴至拾宝岩看花。开元年间(713～741)，九华山始建道观，名开元观，在云门峰下，三级泉西，今雪潭后之观冲即其遗址。乾宁中(894～898)，赵知微又建延华观于凤凰岭，后知微于此羽化仙去。今沙弥庵即其故址。明代，有蔡蓬头善谈仙道，弘治十四年(151)，王阳明游九华山，曾与之谈。蓬头以王阳明“终不忘官相”，不与言谈，唯一笑而别。此后至清，还有宁成、邓羽在九华山遇仙的二则传说，或为不经之谈。自汉至清，时间达2千年左右，九华山之所谓“仙道”不过这寥寥数事，道观不过两所，其力量的薄弱不言而喻。即使在唐代，其影响亦不能比于佛教。
儒学之传于九华山，约与佛教同时。这从名贤、隐逸、文苑在九华山的活动及书堂(院)的兴建二项可以看得清楚。九华山的第一位隐逸之士是青阳人费冠卿。他于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未及拜官即奔母丧，结庐墓侧15年。长庆二年(822)，朝廷赞其孝节，诏拜右拾遗。冠卿以“禄以养亲耳，亲没何以禄为”为由，不就职，终生隐于九华少微峰下，此处有费拾遗书堂。唐代九华山的隐逸尚有王季文、李昭象，他们的隐居处也都建有书堂，前者在头陀峰下，即无相寺址；后者在碧云峰下。据说李太白诗魁也曾游九华，故在化城寺东、龙女泉侧也有太白书堂。此后至明代，山上又先后建起8所书堂(院)，即宋隐士滕宗谅的滕子京书堂(在云外峰下)、宋文士汤允恭的汤侍郎书堂(在文殊峰下)、宋文士程鹏飞的双峰居士书堂(在福安院前)、元隐士陈岩的九华书院(不知所在)、明名贤邹元标的首善书院、明隐士施达的天柱书堂(在天柱峰下)，明隐士吴钟的云波书院(在刘冲)、明文士程懋(鹏飞子)的闳肃书堂(在天柱峰下)。这些书院无疑都是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场所，但由于多为私人所办，往往以隐居者读书自娱为主，并无更多的人就学，故影响似乎不大，这从历代记载语焉不详的情况也可看得出来。相对地说，儒学在九华山传播与影响较盛较大的时期是明代。除上面提到者外，此时活动于九华山的名贤尚有王守仁(阳明)、湛若水、吕楠、张元忭、罗赐祥、毕以范等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守仁，他曾于明弘治、正德年间二游九华山，据说山上之宴坐岩因其于此静坐而得名。山中之高僧曾有与之交游者，如弘治中守仁来游时，僧实庵曾与语，意趣甚契合。王守仁题赠曰：“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又有周金僧，当王守仁于正德间游九华山时，亦曾与之谈心，言旨相契。守仁也书偈赠之，曰：“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山召比兔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此外，又赠之以诗。嘉靖七年(1528)，郡令于九华山建仰止祠，内祀王阳明。后祠圯，僧慧庵曾竭力修复，使祀典大兴。慧庵所学者佛，所慕者儒，在他身上体现了儒佛一致的特点。王守仁之所以和僧人交处，僧人之所以与他友善，反映了阳明学说与佛学有着相通之处，而主要是通禅。阳明哲学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观唯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即“致良知”说，认为“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不假外求”；“良知”是先天就有的，人人皆有的；“天下万事万物不外于吾心”，故“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这与禅宗关于佛性本具，万法尽在自心，成佛不假外求，但证于自心，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的说教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阳明哲学思想的终极目的是要“求得其心”，即所谓“致良知”，得其心即可得“天理”；禅宗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在一定程度上说，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是受了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而王守仁对于禅宗思想的采撷和认同则使儒、佛两家靠得更近。
三、法华圣地天台山
一、神秀山川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城北三里处。陶弘景《真诰》云：“山当斗牛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山为仙霞岭主干进入天台县之一段，是甬江、曹峨江和灵江分水岭，呈东北、西南走向。山有八重，“周回八百里”。由赤城、瀑布、佛陇、香炉、华顶、桐柏诸山组成。最高峰华顶海拔1136米。多悬崖峭壁、飞瀑、云雾和奇峰，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代孙绰在其《游天台山赋》序中，对天台山的赞叹很富有代表性，他说：“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元圣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主要的山峰有赤城山、华顶峰、石桥山、琼台山、双女峰和铜柏山等。赤城山，距天台县北6里，一名烧山，高海拔339米，石皆赤色，望之壁立如城，故名。加之“岩岫连沓，状似云霞”，因又称为“赤城栖霞”，为天台胜景之一。赤城山还有“悬溜千仞”、“飞流洒散、冬夏不竭”的瀑布，及“峥嵘无底，长松蔓艹田田田，幽蔼其上”的“山谷绝涧”，美不胜收。山有石洞十二，散布各处，各具一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玉京洞和紫云洞。还有二岩，一名“释笺”，因湛然大师居岩中解释天台宗而名。一名“结集”，因灌顶大师在此弘法而得名。“金钱池”相传则因僧昙兰憩池旁弃金钱于池中而得名。绝顶有七级佛塔一座，为南朝梁岳阳王妃所建。
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60里处，海拔1138米，为天台山最高峰。从山顶望去，众峰环拱如莲瓣，唯此山孤峭中立，正当花心，故名华顶。有拜经台，传为智者大师拜读《楞严经》处。有华顶寺，建于五代。还有王羲之墨池，相传王羲之与支遁和尚游天台山，临池取水作书，故名。李太白书堂，传为李白读书处。华顶又称“望海尖”，天气晴朗时，登其顶可遥望东海。华顶峰也是观日出的理想之地。由于地势高峻，这里夏犹积雪。天气少晴多晦，故华顶常笼罩在虚无飘渺的云雾之中。有诗云：“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其空。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山上松杉扶疏，草木薰郁，如仙境一般。瀑布山，在县西40里处。山有瀑布，悬流数百尺，落于万仞之崖，远望洁白如练，悬挂隐映于苍崖翠壁间，恍若天河倾泻。石桥山，在天台县北50里处。这里有著名的“石梁飞瀑”胜景。明人叶良佩在《天台山记》中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他写道，上昙华亭倚槛观望，见“两崖门立，而石桥横亘其上，广不盈尺”，“山北左右肩有双泉飞出，合流而来，至桥下乃伏出，其下泻为瀑布可百余丈挂岩石间。”而下行至新亭观之，“则见石桥已在半天，而阝贵雪之溜自空中下击潭水作疾雷声，震动林谷”，甚为壮观。临潭岩壁上康有为题书“石梁飞瀑”四字。左侧有宋代书法家米芾题书“第一奇观”四字。历代文人墨客对此胜景吟咏不绝，题书甚多。瀑布东还有一景，称“铜壶滴漏”，系涧水冲入一形同壶状的山洞内，发出“口空口空”之声，然后从壶咀(洞口)喷出，注入潭内，自成其趣。琼台山，位于桐柏山西北，与双阙山“翠壁万仞，森倚相向”。琼台山三面绝壁，下临龙潭，于大壑之中，孤峰突起。沿山腰悬磴可度，但下俯百丈龙潭，“心悸骨惊不可近视”。沿流五里可至双阙山，但见“幽花凝岸，苔茵布石”，如入仙境。台上有石形如椅，相传每年中秋月明之夜，李铁拐总要坐在这把石椅上观月，故石椅称“仙人座”。明月当空，影落潭底，使人不免心旷神怡。“琼台夜月”为天台胜景之一。双女峰，位于天台县西。山以桃源洞而著名。相传东汉永平中，刘震、阮肇入山采药至此迷路，见二少女笑迎至洞，留半载始归，时家中已传至七代。宋景中(1034～1038)，僧明照也因采药至此，见二女戏水桥下，连系以前故事，乃在此建亭并植有桃树，洞因名桃源洞，而洞旁两峰亦称之为双女峰，两峰间还有一溪流过。宋元二年(1087)，邑令郑至道凿山开路，沿溪两岸广植桃树。每当春天到来，桃花红艳，流水沉碧。“桃源春晓”为天台胜景之一。铜柏山，位于天台县西二十余里处。其势伟峨，正所谓“势岌山业而若驰，恙羝偃蹇而横空，根厚地以盘盘，屹层霄其崇崇”。诗云：“千山盘鸟道，十里入猿声。草木飘香异，云霞引步轻。”唐代著名道人司马承祯曾隐于此，景云中(710～711)建桐柏观，山以此而更为著名。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置身其间，竟产生隐居之意，他在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四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二、佛宗渊源天台山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禅宗重要的弘法道场。三国吴赤鸟年间(238～251)，有禅师来此结茅苦修，是为佛教在天台山传播之始。两晋南北朝至隋，为佛教初盛期，特别是陈、隋之际，高僧智岂页入天台山创法华宗，建12道场，使佛教大播，影响深远。唐代，禅宗在天台山有了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及北宋初期是天台山佛教最盛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吴越偏安一隅，社会安定，而且吴越王钱氏几代均重僧好佛的缘故。明清以后，佛教在天台山呈停滞和衰落状态，新建、修建寺院均大大低于前代水平。据统计，三国赤乌元年(238)至民国的1700余年间，共建佛教寺、院、庵、堂、亭等114处。最早建立的寺院有资福院、翠屏庵、回峦庵。资福院，位于天台山东麓，旧名“清化”，建于赤乌二年(239)。宋治平三年(1066)改兴化，隆兴初(1163)改今额。翠屏寺，在天台县西南45里处，天台山下。赤乌年间建，以山如屏峙，名翠屏庵，宋治平三年(1066)改净安院，明代改翠屏寺。回峦庵，建于赤乌二年，宋代改称兴教院、兴教寺，现存佛寺主要有国清寺、真觉寺、华顶寺、高明寺、方广寺等。国清寺，在天台县北3公里天台山麓，是我国佛教天台宗发祥地、祖庭。原为天台宗实际创立者智岂页大师修禅处，隋开皇十八年(598)晋王杨广承智岂页遗愿建立。初名天台山寺，隋大业元年(605)赐额国清寺。唐会昌中，毁于兵火，大中五年(851)重建，柳公权为书“大中国清之寺”额。宋景德二年(1005)改称“景德国清寺”。建炎四年(1130)诏易教为禅。后寺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所建。寺院规模宏大，占地19600平方米，有殿宇14座，房屋600余间。与南京的栖霞、山东灵岩、湖北玉泉合称天下四大丛林。主要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中轴线上依次有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雨花殿前两侧有钟楼、鼓楼。大雄宝殿内有雄伟的释迦弁尼坐像，通高6.8米，重13吨，为明代以青铜铸成。两侧还有18罗汉塑像，为元代以楠木雕成。西轴线上依次有安养堂、观音殿、文物室、妙法堂。妙法堂有台宗讲席，为寺僧讲经说法之处。东轴线上依次有斋堂、方丈楼、迎塔楼。此外还有修竹轩、禅堂、静观堂等建筑。寺内有古梅一株，传为隋代住持僧灌顶手植。寺外有隋塔一座，高59.3米，6面9级，空心，砖砌，四周还有许多浮雕佛像，形制挺秀。寺内藏有文物上千件，其中有隋代智岂页禅师贝叶经，清雍正年间“钦赐藏经”及唐代诗僧寒山子的《寒山诗集》。日本名僧最澄大师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来此，从天台宗十祖道邃习教规，次年回国创日本佛教天台宗，故国清寺也被日本佛教天台宗号为祖庭，常有日本教徒前来认祖参谒。寺外还有僧一行禅师之墓，掩映在浓荫之中。寺周五峰耸峙，双涧环流，景色清幽，为天台胜景之一。
真觉寺，在天台县北23里天台山中。隋开皇十七年(597)建。中有智岂页禅师塔院。原称定慧真身塔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额。塔院大殿中置大师肉身塔。塔高(连座)7米，2层6面，青石雕成，作工极为精致。第一层正面置智岂页坐像。殿壁排列有天台宗17位祖师画像。其中之一即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籍义通宝云禅师。塔院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明代重修。寺外有一碑亭，中立《修禅道场碑》，为唐元和六年(811)行满法师立，翰林学士梁肃撰文，徐放书。碑石现已移至院内厢房中。
高明寺，在天台县东北20里处，以背倚高明山而得名，建于唐天七年(910)。原为智岂页禅师幽溪道场，明万历年间重建，1980年重修。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殿、楞严坛。寺周多奇石题刻，有一巨石名“看云石”，上刻“佛”字，直径约7米，甚为壮观。溪流之上，还有石梁形成的圆通洞，使人不禁感叹大自然造化的精奇。善兴寺，初名华顶寺，位于天台山风景秀丽的华顶峰。原为智岂页禅师宴坐处，五代晋天福元年(936)，德韶禅师创为寺。后屡毁屡建，现存大殿系1928年修。寺额题“华顶讲寺”。现在寺中正在兴建重檐歇山顶大殿。寺周有太白书堂及王羲之墨池。还有茅蓬数十，被称为“七十二茅逢”，供斋期前来聚会的数百僧人居住。茅蓬掩映在绿树丛中，自成一景观。
以天台山国清寺为根本道场的天台宗是天台山最主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虽追龙树、慧文、慧思分别为其始祖、二祖、三祖，但无直接师承关系，其实际创立者应为陈隋间的四祖智岂页。而隋代五祖灌顶承前启后创建国清寺作为根本道场，则标志着天台宗的真正形成。隋朝灭亡后，天台宗失去王权的支持，加之唐初慈恩、律宗、华严、密宗、禅宗的相继兴起，相比之下，天台宗渐趋低落，这个时期的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都缺乏较大的影响力。中唐九祖湛然发挥祖述，创“无情有性说”中兴台宗。此时慕名求法者接踵而至，其中最著名的有鉴真、一行和日僧最澄。十祖道邃及行满对天台宗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在唐武宗发动的会昌法难中，许多佛教典籍损失严重，国清寺被毁，天台宗衰落。五代时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又下诏灭佛，幸天台处吴越之地，未罹其难。十五祖羲寂针对国内天台宗教典极缺的现状，请求吴越王钱亻叔向朝日购求典籍，使“一宗教文，复还中国”，从而奠定了宋代复兴的基础。十六祖为高丽人义通，创四明宝云寺。知礼师承义通为十七祖，于四明乾符寺、保恩院开席讲法、学徒云集，使天台宗第二次中兴。宋初，天台宗内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山家山外”之争。昭恩、源清、庆昭等只信智岂页所著《金光明经玄义》略本为真作，主张观心法门应是真心观，而知礼等相信《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为真，专说妄心观。两派往复辩难，终未统一，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被斥为山外。后终以山家派代表天台宗盛于宋代。其后由于禅宗在天台山崛起发展，连祖庭国清寺也“易教为禅”，天台宗一度又沉寂下来。直至明末，百松真觉及其弟子传灯才重兴天台教观，于高明寺重立祖庭，促成天台宗的再盛。纵观前后，对天台宗的创立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主要有智岂页、灌顶、湛然、羲寂、知礼、百松真觉、传灯等人。智岂页(538～597)，世称智者大师，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俗姓陈，家居荆州华容。其父曾仕于梁朝，被封为益阳侯。18岁依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20岁受具戒。初从慧旷学律，复到大贤山习法华无量义普贤观。不久，即既精律藏又好禅观，居然“怏怏湘东，无足可向”。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慧思禅师到兴州(河南光山县)大苏山，即往顶拜。慧思为说“四安乐行”。智岂页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经二七日诵经，至是真精进”。“照了法华，若高晖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陈光大元年(567)遵师嘱同法喜等27人至金陵弘法。金陵“朝野闻风，咸来请益”。太建元年(569)受请主瓦宫寺，开讲《法华经》题，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一宗教观基础。时陈宣帝曾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在瓦官寺8年，除讲《法华经》外，还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撰《六妙法门》。陈太建七年(575)闻天台幽胜，前往弘法。初止石桥，后隐佛陇。于北峰创立伽篮，在寺周植松引流。又往寺北华顶行头陀行，昼夜禅观。至德三年(585)应陈后主诏请，回金陵讲授《大智度论》、《法华经》，弟子灌顶随听随记，录成《法华文句》。陈亡，智岂页赴庐山留居。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至庐山奉迎，智岂页前往扬州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尊之为“智者”。次年回荆州，在当阳县玉泉山创玉泉寺。此后两年在这里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595)春，应晋王请，又到扬州，居禅众寺，撰《净名经疏》，九月辞归天台。时“吴越之民扫巷以迎，沿道令牧幡华交候”。虽然天台山寺“荒芜已12载，人踪断绝，竹木成林”，然“师雅好林泉”，尝负杖吟咏：“静夜深山，澄神自照，岂不乐乎。”病中，还向弟子口授《观心论》。开皇17年(597)，杨广遣使请出山，行至石城入寂。终年60岁，僧腊40。智岂页一生弘法，“东西重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区，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中国佛教》在总结他的学说时说：“除继承和发展了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之外，在教义上吸取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般木二系思想，摄取了‘南三北七’的十家判教之长，而倡导圆顿教规。”其著作甚丰，其中，小部分是亲自撰写的，大部分由弟子灌顶随听随录整理成书。共29部，151卷。《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经疏》为“天台五小部”。这些都成为天台宗的主要典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