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思痛录》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14 韦君宜：《思痛录》 　　　　　　　　　　　　　　　　缘　起 　　“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 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客观写历史的；有的从1957 年反右开始写，也有的从胡风案开始写。 　　要知道这些，是这一代及下一代读者求知的需要；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 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的历程，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有必要回溯走过的道路。我们只有从成功与失败的 比较中，才能做出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显然已经超过了建国 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长远的观点看，错误与挫折只是一时现象，我们的事业因 之更有前途，我们的党因之更加成熟。 　　所以我想这是应当写的，只是所写的时间跨度稍长一点。 　　我写这本书是讲我自己的事。 　　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 　　为什么当共产党的？开始，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 反对豪富，而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读中学起，学校就教给我们大量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告诉我们日本怎样马上 就要打进中国来了，报上也天天登。我早就觉得，我们和日本不共戴天。 　　中国人都要反对日本，但是没有反对日本的路。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 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 　　有什么路走？唯一的抗日之路是左倾的路，尤其是左倾的文学的路。鲁迅、茅 盾、郭沫若、丁玲、巴金……这些名字差不多统领了中国文坛。连不属左派的文人 也是只见往左倒，不往右倾。毛泽东说中国有文化新军，确实不假。我就因中学的 一个老师介绍，读了这些左翼作品，方知道真抗日的只有左派。 　　成立“冀察政委会”这种事情，连右派也震动了。还和日本和谈退让吗？最简 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接着是“一二·九”运动，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 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 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 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与国 民党部队打仗。国民党报纸天天登着“朱毛残匪已就歼”。后来忽然又看到这支共 产党军队跑到陕西去了，从陕西又到山西，山西又回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 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学联活动，七君 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 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 　　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 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 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 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在学校本来 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 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漠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 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 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 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 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 义真理的信徒。 　　我想起了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八路军只有三万五千人。蒋介石有雄兵数百 万，却丢尽了华北、华中城市。而毛主席谋略出奇制胜，领导我们这一点人深入华 北乡村打游击战，逐渐壮大起来。终于紧紧包围了平津，蒋军坐飞机来也赶不上了。 也想起当年在延安，没有吃、没有穿，穷陕北的老百姓养不起我们。毛主席定的方 针，搞大生产，自己动手。吃尽一切辛苦，不管是谁。人人自己挥锄种地，自己用 木纺车纺织。到1945年，有吃有穿，困难渡过去了，局面扭转了，解放区站住了。 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胜利，我们全心全意拥护他，他是我们真正的领袖。 　　我跟着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 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 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 　　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 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 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现在均仍其旧。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 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 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 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 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第一章　“抢救失足者” 　　我是抱着满腔幸福的感觉，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 　　去延安之前，我有过个人的不幸——我的爱人孙世实同志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 轻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到了延安便一切都会好了，党将爱抚我，抚平我的创伤，给 我安慰和温暖，鼓舞我拿起投枪来继续战斗。到延安以后也的确是这样的。当时在 中央青委，领导干部冯文彬、胡乔木同志放弃自己应当享受的“小灶”待遇，和大 家一起吃大灶。我们每天紧张热情地工作。我当《中国青年》的编辑，稿子弄好， 不分什么主编和编辑，大家互相看，互相修改。以后我怀着打算牺牲的决心到前方 去，又回来……那时候我们传唱过两句苏联的歌：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 　　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现在有人说，那种感情是一个人年轻时幼稚单纯的感情。我想，那其实不是一 个人的，而是我们的民族的精英当时都处在那么单纯到透明的时代的感情啊！不止 我们这些年轻人，我就见过足以做我的父辈的也和我们一样！（谢老觉哉、李老六 如、鲁老佛如、钱老来苏、董老必武……我是都见过。也认识的。）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 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 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 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 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 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 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 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 共产党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大的事件，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具有 深刻的影响，我能置身其中是很荣幸的。但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深感道路之曲折。 我在边区第一次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是“审查干部”，后来改名“抢救运动”。 　　我第一次听到“审查干部”这个名词是在绥德地委的院子里。组织部长白治民 按照中央的部署给我们作报告。我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自搬凳子， 沐浴着阳光坐在空气清新的大院里，完全是一次机关里的普通会议。白治民站在我 们的面前。他说：“现在要审查干部了。我们是党员干部，当然应该亮出自己的历 史来接受党的审查。”我当时一听就想：这是当然的，还有什么疑问？我的一切历 史（极其简单的历史，一个想革命的学生投奔延安）早就全亮出来了。还要多详细 我就补充多详细，那还有什么说的？可是，接着他讲的是：“如果党怀疑我们是特 务，是特务的，那就要如实交代，不允许任何不老实……” 　　天！审查干部是在说干部，怎么扯到特务上去了？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失口说错 了话，要不就是他没把中央文件看清楚，这分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两回 事，怎么搅在一起？ 　　可是，转眼之间运动就掀起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杨述在地委编《抗战报》。领导上告诉我们，绥德师范学校 发现特务窝，要我们即往报道。几天内绥德师范就被封锁了，门口站上了岗，不允 许我们再进去。我们两人本来都是在绥师教过书的，这里竟有那么多的特务，实在 使我们震惊。当时只有埋怨自己政治嗅觉太迟钝，敌我不分；只有一面赶紧接受阶 级教育，一面抓报道，天天连夜看材料。 　　开始时，那材料的轮廓大致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原 国民党的省立绥德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他 们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的范围在绥德本地的师生中间。一下子，本地人都成 为受怀疑的对象。我们到绥德师范去听特务“坦白”会。在大礼堂里，只见一个比 桌子略高的学生上台去坦白，自称是“特务”。还记得一个叫白国玺的小青年上去 说：是特务组织指示他，叫他在厕所墙上胡乱画猥亵的画。又一个学生说，他搞的 “特务破坏”是用洗脚盆给大家打饭打菜……后来呢，“运动”越搞越深入，绥德 师范的“整风领导小组”给我们交来了他们“深挖”出来的特务材料，让我们登载。 原来绥德师范还存在着特务美人计。领导人就是杨述所熟识的一个语文教师，队员 是许多女孩子。据说这些女学生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 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美人计”，三年级“春 色队”……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认识那个被称为 “美人队”的队长，私下向另一个熟识的教师打听，他说：“是个20岁的姑娘，喜 欢说笑，哪里想到她会是川岛芳子！”可是那位被称为“特务头子”的语文教师栾 丁生就在大会上讲：“刘瑛（她的名字）走了，后来不大容易找到她这样的特务女 性……” 　　真的是特务女性啊！于是我们把一个女学生刘国秀写的标题为《我的堕落史》 的文章登了报。我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文章一登，后面来稿就越来越踊跃，越 写越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 出6岁的小特务！这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但是我仍然不怀疑。直到有一次， 我们报社新来了两位年轻的文书，其中一个人的小弟弟，就是新近被登报点名的小 特务。我问她：“你弟弟怎么会参加了特务组织啊？”对这样的一个理应惊心动魄 的问题，她只报以淡淡的一笑。她说：“他啊？你只要给他买些吃的，叫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是这样！这个比我年轻的本地青年的话，才稍稍开了我一点窍。那么，这些小 孩子的事有些可能是编的了？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得更多。直到后来，有一个从榆林 （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女学生，被我们的一位文书拉到报社来闲坐。她是《我的 堕落史》里的人物之一，于是我想采访一下，发现些新线索。我问：“那位刘国秀 的文章，你看见过没有？”她也是淡谈地笑了笑，说：“看见过。……我们当时看 了觉得真奇怪。她说的什么呀，反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她两句话带过去了，表 情既不慌促，也不着急。我看出她把这篇文章只当信口胡诌，并不以为意。我这个 比她大几岁的人才又一次心里不能不琢磨。这……这是真的吗？那些“美人队”、 “春色队”的奇怪名称，庞大的半公开的组织，这些年仅15岁至17岁的土里土气的 县城中学女生……这像真的吗？ 　　但是我还不敢否定这些编造，我还在每天为搜集这些“材料”而奔跑。 　　接着运动从学校发展到社会，开斗争大会，斗争所有从原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 绥德留下来给共产党工作的干部。他们大部分都成了“特务”。这已经够使人吃惊 了，然后来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运动引向了外来干部，引向我们这些不远万 里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 　　第一次会议还是在绥师开的。我坐在下面，上去一个“坦白交代”的人，一看， 想不到是绥师的教师——一个从四川来的大学生郭奇。他说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 手枪。他说他的特务上级就是韩某人，还有胡某人。听到这些，简直使我震惊得几 乎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些人都是我所熟识的人啊！他们都曾是成都地下党的负责人， 被国民党追捕过。他们经手送了多少人来解放区，怎么自己却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而且还暗藏着什么手枪？郭奇本人就是由他们送进解放区来的，他们怎么竟会是有 意送了这个特务来搞破坏？这太出人意料了。可是郭奇就站在上面，他的确是这么 说的。他还说那个韩某人是个“大阎王”。而我所知道的这个人，是个“一二·九” 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一个朴素沉着的人。 　　这已经使我心里震动极了。我简直难以相信，又不能不相信——证人就站在那 里！接着，会议的主持人宣传部长李华生又上去讲了一番号召特务们迅速坦白的话。 他面对着台下的全体群众——有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几乎是把我们全体都当成特 务的样子，要我们坦白，然后说了一句最吓人的话：“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经发 现了，要追查到底！” 　　“四川伪党”！那么整个四川省的共产党都成了假的了！那时候，我的头脑是 那样简单，我甚至没有去设想这种估计是何等荒谬。四川是国民党由南京退出后的 主要根据地，四川的中共地下党是天天面临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说他们全体是特务， 这等于说共产党所坚持的革命原则和马列主义毫无吸引力，不能吸引一切爱国青年， 所有的爱国青年全被国民党吸引去了！而且全当了特务！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是 反共逻辑！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胆量这样去想。我听了，只是觉得害怕，非常怕！ 　　我们工作的绥德地委也掀起了运动。一开始，是听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自 己的历史，人们听着。他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他在什么样的情况 下一定会当特务。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记者，是一个上海绸缎庄伙计，因参加量才补 习学校而投向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一个以“战时青年别动队”为 名的战地服务队。于是主持会议的李部长就说：“别动队”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 他振振有词的讲出许多根据，那都是我们这些青年所完全不知道的。就这么白天批 斗，夜间叫他写材料，硬逼成了特务。还有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光是背家庭历史， 就背成了特务，后来他说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大茶壶……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是杨述就是四川地下党的。起初他曾存侥幸之心，因为过 去川东、川西是分开的，韩某人他们是川西的，他自己是川东的，指望着还不致被 株连。哪里想到，后来“伪党”的范围越扩越大。在又一次的地委全体干部会上， 记得也是李部长代表地委作报告，讲“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他说，现在延安党 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 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捉去的 共产党员，如不肯具结当特务，就决不释放出来。所以，凡是释放出来的，无例外 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把你变成特务了。 　　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 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人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 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 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 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 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 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 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 　　当时，地委书记天天拍桌子大发雷霆，李部长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 “坦白”。我一个人带着个才一岁多的孩子住在空窑洞里，没有人再理我。许多知 识分子干部纷纷“坦白”。包括曾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我记得有一个画家李又罘， 是因为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凑巧他哥哥到边区边缘地带出差（好像是个科学考察队 之类），他请了几天假出去看望了一下哥哥，就成了特务罪证。还有一个陈伯林， 什么罪证也找不出，只因他是四川的党员，才从外县被叫回绥德，第一次谈话就 “指出”他是特务，于是他就“进城坦白、下马投降”了，而且还为此受到了“表 扬”。甚至，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有人向一个被怀疑者提出：“你没有 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京坐得上火车？”对于历史上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我， 也有人说：“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太荒谬了！太可怕了！到这时候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是胡闹，是毫无常识又对 共产主义毫无信心的奇怪创造。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 从未想到过的“政策”。奇就奇在后来被俘的国民党大特务康泽、沈醉等，都从来 没有回忆起他们有过这么一个“红旗政策”、“短促突击”，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 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对于刘 少奇主席的定罪，不就是这样吗？说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好几十年，出生入死为共 产主义奋斗过，还不能忠于共产党，却在国民党的两小时“短促突击”之后，就立 即变为特务，能拼生舍命忠于国民党。既如此，你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力量？又如 何能够在国民党势压全国的时候争取那么多青年跑到延安？这种荒谬到不可理喻的 说法，却形之于文件，而且在党内流行这么多年。为什么左的影响会如此之大？在 1942年，我却不曾懂得。 　　我只觉得这样来怀疑我们是太冤枉了。 　　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 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 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 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 我决没有那些事。”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他急急忙忙 走了。我哭了半天。 　　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还和我谈话， 说延安来的情况，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 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 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 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俩人在一张木板桌边 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 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 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他说：他就是在被“短促突击”的 时候突击成为特务的。但是他既没有特务上级，也没有下级。国民党给他的任务是 做“路线特务”，即专门破坏共产党的路线。凡是他以前被“批判”过的言论，全 是他进行这一破坏的具体措施。（什么言论呢？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 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干 部；“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提高教学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 “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 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 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 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他这种奇特的“坦白”，竟然也算过了关。然后下面由 别人继续坦白。李又罘也坦白了，说自己哥哥是来和他接特务关系的。我们的邻居 梅，也坦白了，他竟全抄杨述的创作，自称是“策略特务”，专门破坏共产党的策 略的。如此等等，无奇不有。而当时的地委居然报到中央，认为这是一大胜利。 　　天真的我们，还以为这是地委几个人干的，杨述跑到延安去上诉。后来才知道， 原来延安的情况比绥德更厉害。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 书记邹凤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 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之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 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布在 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这份报纸真应该保存影印下来，像《解放 日报》一样地影印下来。为什么不影印呢？无论那是对还是错，都应当影印。作为 史料，传之后世。 　　来到延安，知道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 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听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 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 移情他人还难弥合，于是到事情完了之后就离婚了。我听到杨明生说：抢救运动起 来之后，说四川是“伪党”，从四川来的党员被一网打尽。当时还发明了一个帽子， 叫“不自觉的特务”。把那些实在无“毛病”可挑的青年都归入此类。他的妻子经 别人说服之后，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她的特务关系是由杨述转交给杨 明生的。她去说服杨明生：“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杨明生只能苦笑： “你是特务吗？”我还知道我们的同学裴××奉命审讯特务，他明知此人不是特务， 竟两人共同编造了一份口供，送了上去。 　　这是干什么啊？可是上级硬是这样干的。一些信念不那么牢固的人实在不能不 遭遇一次信仰危机。后来我回到延安，有一位从天津跟我一起出来的吴英（她原是 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两班的南开女中同学），见到我，说起她在延安行政学院被 禁闭，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出来才行。她忽然说：“我那时想起来就埋怨你，你不该 带我到这里来，早知这样，我也决不会来。”实在使我这个“先觉分子”无言可对。 还有一个叫丁汾的女孩子，外来知识青年，当时在绥德担任区长。抢救运动中把她 也打成了特务，理由是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专员。后来，在案子甄别平反之后，我 去参加平反大会，只听她站在台上哭诉当时受冤屈的心理状态，她竟说：“我真后 悔当时为什么要背叛我的家庭出来革命！我真应该跟着我的父亲跑的。当时我就想 过，如果能再见到我的父亲，我就要对他说：把这些冤枉我的人都杀掉吧。”听了 她这话使我心惊胆颤，如冷水浇头。我倒不是怕她来杀我，杀共产党，我知道她虽 然说得狠，其实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谁也不会那样做。我气的是这样“为丛驱雀”， 硬把她驱赶到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这样惊人的坦率，把心里动过的这些念头都公 然在大会上说出来，这得了吗？光为这句话，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 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 的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 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 国民党的复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多时，怎么 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 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 “串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是个由武汉去 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 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 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听 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 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 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杨述从延安告 状回来，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患了美尼 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 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 我躺在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就在这时候， 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宣传都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 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动。 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 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 也一条一条地吊着。没入帮我们收持，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住在这个与老鼠为 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 破鞋，在这个院角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这个 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话：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 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 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 ‘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 发现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呀？清华纪毓秀 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 相认！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 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 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 天津志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的“真的”是蔡 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 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同志！是我错了，我向 你们道歉。”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 我的手放不下来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为我 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 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 他在延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他开了追悼会。 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 章，自称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是吴 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 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在他 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 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 重地说：“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唏嘘之声， 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 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解 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 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谅解了。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 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 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 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但是，这个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误。并且 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第二章　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 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 子摆脱了长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和杨述在 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 “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 时真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 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 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 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 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 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 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 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 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 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 “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 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 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 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 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 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 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 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 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 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 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 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 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 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 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 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 《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 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 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 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 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 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 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 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 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 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 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 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 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 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 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 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 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 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 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 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 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 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统视为国民党的死党，共 产党的仇敌，务必把他们统统清除批斗而后快。左的作法实在害人。 　　还有一个重点对象是冯光。这一位就被我们监管了好几个月，从早到夜有人跟 着她。而她的罪行呢？是她在背历史中背出来的：她因为想抗战，投考过“战时干 部训练团”。进去后只是演过戏，没干过别的。出来后到一家小报当过编辑，未发 表什么反动言论。这一说可不行了。我们根据各人对于国民党的零星片断认识纷纷 进行追问：“战干团”是特务组织，你怎么说只演过戏？你说的报不是进步报纸， 不发表反共言论是不可能的，等等等等。反正，她就因此变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 上报中宣部干部处审查。后来呢，经过复查，所有论据都很不充分，予以撤销。我 向她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因为向人道歉还极为不 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我现在想来，道歉是实在应该的。 岂止道歉，应当深深挖掘自己那样胡来的思想根源，不说挖到哪里去，也应该挖啊！ 没有挖，使我们虽然道过一次歉，下次接着又犯错误。 　　接着是批《武训传》、批胡风和因《红楼梦》而批判俞平伯、冯雪峰的运动。 以前几个运动也大半涉及知识分子，这回就专门向知识分子开刀了。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红楼梦》的事情。当时我怎样也弄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大张 旗鼓。李希凡和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我看见了。按我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 来说，我不但是完全赞成的，而且也是完全讲得出、写得出来，那是极其平常的马 列主义初学者对于一个老“红学家”的看法嘛！我相信一般青年党员都全那么看， 贾宝玉当然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想，林黛玉当然与他志同道合，薛宝钗自然属于抨击 对象。这何消说得！冯雪峰决不可能连这一点起码常识也不懂。他在登出李、蓝二 位的文章时，肯定了他们方向基本正确，说过一句他们“论点显然还欠周密”，无 非像是自己家里的娃娃在外边骂了别的老年人，自己为了面子关系（统战关系）总 要出来说自己的孩子两句。俞平伯的说法，那种琐碎的考证，完全不符我们当时的 “马列主义”习惯，本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他的文章却颇给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 自造的“马列主义”大潮中的人们一点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娱耳目悦心性吧，害处 也不会大。——说真格的，谁不会用那点简单的马列主义“批判”他？我也会！我 所想不到的是因为这篇批判文章，竟掀起了那样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把俞平伯说 成是不可侵犯的学术权威！有谁这样承认过？说冯雪峰是完全拜倒在俞平伯脚下。 （梦想不到！冯雪峰是作协副主席，党内文艺元老。俞平伯何许人？不是解放初期 人人知道的改造对象吗？）甚至还要冯雪峰写了自称有“犯罪感”的检讨。随后上 边又定调子，说李希凡、蓝翎写这篇文章是无比勇敢的英雄行为，别人谁也看不到， 谁也写不出。这些，我当时就感到，真不符合事实啊！但是原因是想不出来的。我 只觉得李、蓝两位真是运气好。他们二位只是把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写得出的 问题写了一下。别人之所以不写，有的是觉得俞平伯反正是资产阶级人物，不值得 跟他讲马列主义。有的人是觉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几个小册子，如宝玉 爱喝汤之类，并非在解放后向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挑战，何必那样对待人家？他两位 年轻，不考虑这些因素，写篇文章一碰，一下子就成了名。真碰巧，运气好！ 　　接着是批《武训传》，捎带《清宫秘史》，接着是批胡适。批胡适，我基本上 没有参加，无多可记。批《武训传》，就是由我在共青团中央的邻居杨耳（许立群） 写的文章。他写那文章时，真的只是作为一篇一般的电影评论写的，就觉得那片子 吹武训吹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也违反马列主义常识。 他写了投了稿，万想不到一登出来竟变成大事。什么“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毛 泽东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闹腾。好像是全国 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 成轩然大波，之后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曾对 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主义的影片”。这个， 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 史唯物主义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以戊戌六君 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 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库图 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 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 诚，十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 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 没有想通的小小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配。换一 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 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 他原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他们这一大家 子弟妹——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 当即把这件事秘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共产党 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 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 任务，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戴笠系统，秘密为 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 和他联系的共产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单线联系， 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 本电码工作。至解放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关 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 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 听说他以反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又被定成战犯， 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 售货员。他们技术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从过 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 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 年。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后来他回重庆又没 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 后来又能解脱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过去不知 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 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 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 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 争，两派都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解开了。我一 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 如山”的案子已经证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 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 ），且不去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事或出卖党 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 没有神秘，没有机要！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那 一年摘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 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 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 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得遗憾万分 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 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 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 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 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第三章　我曾相信“反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家协会，而且参加党组。 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 物，不愿被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书”，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出来随 《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 革命分子，则实在没有听到周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比较喜欢，但是对于 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 精神奴役创伤”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去。这样 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 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北平“社联”时就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 鲁迅加上胡风，和党中央意见不一，而周扬是按中央意见办的。在此可以说周扬对， 胡风不对。可是这个问题也拉不上反革命啊，鲁迅又不是反革命。 　　至于万言书，我们青年干部都看得出来，那更是笑话。明明所有文艺方针都由 中宣部一手包办。这个万言书，说的是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 于中宣部。这岂不是矛盾。 　　这些都构不成反革命，问题出在他们那些朋友来往的信件上面。他们当然很不 满周扬领导下的文艺干部，称之为“马褂”，也不满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崇奉， 称之为“图腾”。但不满也只是不满。令人不解的是，信中提到蒋介石时，引述他 的言论采用的是肯定口气，但是又看得出这与这些人平日的言行完全矛盾。 　　周扬将这些信交上去了。不料立即有毛主席亲笔批示下来，宣布胡风们完全是 拥护蒋介石的，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信中内容与国民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毫无二 致。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 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 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 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 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将材料交上去 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然后就是接二连三的胡风分子被发现出来了。首先当然是阿垅、路翎这些知名 人士，接着轮到那批信上有名字的王元化、刘雪苇、牛汉、绿原，再下面轮到与胡 风有来往的多年的老党员、老干部彭柏山、曾卓、鲁煤，再再下面就波及到几乎一 切认识胡风的人了。 　　我在作家协会编《文艺学习》。编辑部有一个青年编辑叫冯大海，是个党员， 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本来我们完全没有怀疑他有什么问题，忽然有一天，作协副秘 书长张僖来找我，给我看一张条子。原来，天津又发现了新的胡风分子，叫李离， 这个人同冯大海有来往，叫我们赶快查。于是我和黄秋耘同志两人把冯大海叫了来， 问他是否认识胡风，有无来往。他回答经人介绍认识的，他很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 义，认为我们当时的文艺方针有机械论，所以去过胡风处两趟。后来胡风叫他如在 作协听到什么就去告诉他一声，他也感到这话很别扭。他除了去说过一次我（韦君 宜）的动态外，再没说过什么。而且在胡风家门口碰见徐放和绿原藏藏躲躲的，他 也感到别扭。此后就再没有去了。 　　就是这点“材料”！但是当时的我，却如获至宝，以为这也算胡风集团反革命 活动的蛛丝马迹了。不是吗？如果不反革命，何必要打听别人的动态？如果不反革 命，又何必在门口藏藏躲躲？于是我动手写了一个“汇报”，与黄秋耘联名递了上 去。后来还曾派我们的“亲信”李兴华去天津侦察（他原是公安部队的人）。冯大 海案就成了我们编辑部的重点要案，他也同时被列在作协的胡风集团名单上。 　　除了冯大海之外，还挖出一个严望，这人只是作协一个打打电话，管管事务的 秘书。又挖出一个束沛德，这个人年轻老实，是各级领导从周扬到张僖都信任的人， 一直让他在主席团和党组开会时列席当记录。忽然，据说主席团里开会的秘密被走 漏了，于是一下子闹得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成了被怀疑者。最后查出来原来是他！ 这样“密探束沛德”的帽子就扣上了，记录当然不能再当。人们在大楼拐角的那间 仅可容膝的小屋里，为他放了个小桌子，叫他天天在那里写检查。而且好像还规定 他必须开着门写。因为我每次路过都见门是开着的，他背对着门伏案而书。 　　冯大海是“坐探”，已公布于全编辑部。我和黄秋耘一起到他家审讯了两次， 也审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后来，就由公安部决定出示逮捕证，“隔离反省”了。所 谓隔离反省，就是监禁在我们编辑部旁边的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公务员看守着他。 虽然他明明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但我们却从来见不着他。偶然有一两次，他由那个 公务员押解着去上厕所，在甬道上被我们看见了。这个原来壮实高大的人，此时已 经变得躬腰驼背，面色灰暗，只知目不斜视地低头走路了。他完全成了一个囚徒！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被派去看守他的那个公务员是有肺病的，每天和他在一起，硬 是把肺病传染给了他！他的牢狱生活足足过了一年多。最后是妻子离婚，本人放出 之后“工作”了没有几天就近上反右派。随后，他又和“右派分子”们一路下去劳 动了。 　　最后，几乎大大小小的“胡风分子”都经过公安部逮捕审讯，并判刑。冯大海 除对我和黄秋耘最初讲的那一番话外，实际上找不出什么“罪行”，所以算判得最 轻的，只判了个开除党籍留用（牛汉大约也是）。他被放出来，又回到了编辑部。 当时我们编辑部参加结案的是黄秋耘，我不了解细情。但是我看得出这里面实在没 有多少真赃实证。而我自己对他进行了多少追逼，写了多少“汇报”啊！不知不觉 地，我心里那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又犯了。当然，我还不敢想这案子是否错了，只 是觉得，即使参加了集团，但没有多少具体罪行，如此处罚，未免太重。我还不知 道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 　　反胡风运动被说得最确凿有据的是国民党军统局特务绿原，他是胡风反革命集 团与蒋帮特务联系的主要渠道。而他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即使是当时的材料也表 明，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向往抗战的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过一个抗战训练班。进 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特务训练班，赶忙想办法逃脱了。直到1964年，绿原才从公安 部放了出来。公安部交代我们，他还是个胡风分子。原单位中宣部不能要他了，分 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林默涵把他交代给我时只说了一句：“他这两年学习德文， 可以搞点翻译”，别的什么也没有讲。我是出版社负责人，而这个绿原的所谓特务 问题，没有一个人向我做过一句交代。他没有罪，我更无从知道。 　　绿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敲门进来时就说，林默涵要他来找我。我只能从他本 人的事说起。我开口说：“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报上登的，你进了中 美合作所的事……”他听了这句话，脸色立刻就变了，说：“怎么你现在连这个都 不知道？”他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也无从知道，不过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很反感， 而且否认。我说不下去了，只是讲：“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对你的情况不了解， 你就去编译所工作吧。”关于他的事，我根本没有和他谈下去，但我已经有点明白， 绿原进中美合作所的事大概是冤枉的。 　　后来我问过楼适夷，绿原到底是不是参加过特务组织？楼适夷说：“大约是他 在大学时报名参加了一个抗战训练班，是中美合作所办的，他后来偷着逃跑了。” 几时跑的，适夷也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过，我自己打听来的一丁点实际情况。因为当时 反右已经好几年了，知识分子被冤枉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把绿原看做与许多 被冤枉划为右派的人一样，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右倾，也受了冤枉。我就根本没有 想到他会比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更冤枉。直到1991年，我看到绿原写的文章，这才 知道，当年他根本没有进过那个中美合作所。他在大学的名字是周树凡，而不是绿 原，和所谓的美蒋特务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他被诬为美蒋特务，完全是一个只知 其现名的人看材料时，信手加上去的帽子。 　　被视为铁证如山的另一件事，是他们通信中引用了蒋介石讲话等。信是用蒋介 石的语气说的，是他要消灭共产党的计划。这看来倒像是反共语言。但是后来文艺 界下面传说，大家都知道的，那实际上是当时这群进步青年的通讯暗号，用这种话 来逃避国民党官员的书信检查，是反话！用什么作证明呢？用他们自己革命的行动。 但是，到了别人手里，哪管你什么行动、什么证明？看见了那几句蒋介石的话，那 就是铁证。 　　整个胡风冤案，对于我们每个人说来，都是完全想不到的，因为全部案情都是 子虚乌有。这些都是在我一直到1989年看了别人记载胡风的事情，看了绿原的自述， 才知道的。甚至在公安部已经查明所谓渣滓洞轮训班确系错案之后，绿原还不能公 开平反！也没有人公布真实的材料！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 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 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同志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 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 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见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 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我 记得当胡风集团罪状公布之后，严文井同志曾和我议论说：“真想不到严望竟会是 一个反革命坐探！我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打打电话发发文件的办事员，可真是有眼不 识泰山了。”对于好些“胡风分子”，大家的议论都类似，都是“想不到”。一点 蛛丝马迹也没有！大家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谁能想到所谓建国以来 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   　　　　　　　　　　第四章　我所见的反右风涛 　　接下来就是反对“丁陈反党集团”了。我在多次的党组会上，已经看出丁玲与 周扬之间的分歧，也知道了他们的分歧是从30年代开始的。但是老实说，经过了这 几年，我对于文坛的这些是非已经不像初来时那样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 们过去争些什么，我最好是不介入。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 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不过，我不想对 他们过去的是非作评判。这句话，我对郭小川（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说过。他说， 他也跟我有同感。我们这些年轻了十好几岁的人，哪里会对他们的那些老豆腐账那 么感兴趣呢？中宣部的文艺处长袁水拍有一次听我说了这种态度之后，也说：“是 啊！他们这种纠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的感觉也一样。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 《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 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是这怎么能扯到政治问题上去呢？ 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 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真 如此，以作家协会来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 批判她过去的作品如《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 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 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 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 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 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愤，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 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胡同妇联礼堂开过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 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可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 反。中宣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 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 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左右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变化。不能不说赫鲁晓夫在苏共 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 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耳听见彭真说： “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在这里听到 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 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 主席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 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刘宾雁的《本报内 部消息》，读了黄秋耘的《锈损灵魂的悲剧》，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 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 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 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 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的这样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 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着组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 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 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 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 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 “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 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 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 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里的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不负责任， 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被划为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 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 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一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 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 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 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 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是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 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 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 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为右 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 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本来素无组 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 ×入党！”这个李××原是国民党里一个校官，由我们的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全 编辑部都知道。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入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入党。 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 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嚷把我压了下去。——这里， 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 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的有些批判 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 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 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 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入右派的人，他 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 下来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 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 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 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 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 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吗？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 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 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 我虽然代为打过一点掩护（我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 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 受伤。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碰见 了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一个穷村一个富村，分配太不公 平。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代为告状，要求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位 高级社社长就来信到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 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杨觉也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 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级社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 于对方一点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张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 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 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 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平安。我去 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曾长期做 农村工作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 的结果，果然与那位女同志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连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 来不必要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 请来。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坚持必须划右派外，别人都说可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 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 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 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 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 五反，都还要利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亦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 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 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 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 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 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 “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 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 说对他就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 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 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 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 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 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 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 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 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 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 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 原谅了。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 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团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 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 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刘宾雁是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报内部 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 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 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 是，却定了她一个“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划成 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 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 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 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 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 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 突然，来了这么一批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 有的还是党员，当时学生运动里的最活跃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 力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多半是由于太“红”了，在北平存身 不住，才被送来解放区的。因为是学生，由青委安排，冯文彬就都叫他们参加了土 地改革工作团。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 气又带了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划右派时他们都还最多 不过二十岁左右。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 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 那几乎是用不着问的。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 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 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旋涡， 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了婚。她真的以为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是 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当成 党的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 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也因公来京。她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解释说 明了当年他们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才有所醒悟。但是，他们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 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时所 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感概诸多。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也非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 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 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 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 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斗，终至自 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 出身的老干部。1957年我和他们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 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 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代，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 员人数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 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在新四军他参加建立五 师，开辟中原解放区。在五师时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给战士编文化课本教文化 和使用大学生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后来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 长，他主张学业务，主张在经济建设时期做监察工作必须自己懂得工业，知道工业 工作的漏洞在哪里才能查得出是非来，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 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16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 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无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建立部队开辟 根据地的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右派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 还实在是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 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她文笔 很好，我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 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 要划的人，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 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 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又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 能理解。但我同时又看见他参加高校党委有关划右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多划学生少 划教授，另一派主张多划教授少划学生，杨述是属于后一派的。他说：“年轻人犯 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 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应 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都没有反社会主义。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 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 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面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 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盟的主席谢雪红（实为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 龙云、民盟的章乃器、罗隆基以及自己的老党员柳湜、王翰、沙文汉……全划上了。 又是中央比地方更厉害，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 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 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他过关。所以，我觉得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 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 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谁都以为这又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 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 了。谁能料想就是这样裁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 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 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 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 当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 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他的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 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里显得颇为正 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 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 分子”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在编辑部开全体会时，把这位同事请他 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里见 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 农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而且不断造谣 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 右。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 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 我心里的痛苦会达到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 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 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 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 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位反复无常的人（一 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 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 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倒是使主持会 议的刘白羽一再颔首。他当然也会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还是 不能苟求这样的人，这人仍然出任方面。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 放农村。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表现真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 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 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一样， 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记得有一次他问过我：“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 作家？”我说我喜欢屠格涅夫，他写的那两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闷，叫我联想起 自己。这时他就谈起来，说他自己从前最喜欢契柯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你永远忘 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他这么说着，好像与作 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 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 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瘆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 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还有一位，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 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仍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 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 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 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 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 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些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悔悟。以前，把胡风打 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 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 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 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的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 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 敏感。”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说 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 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办又不大好。以前，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 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实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 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 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这是后话。 　　在反右中，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这次反右运动，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 想不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一个是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并且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 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 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 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 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 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 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 “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你们反对官僚 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 识分子为之哗然。 　　王蒙那时才24岁，15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 他在共青团市委，他们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 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 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 头脑里想过没有？对别人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 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 然动念。听人说，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 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 想法，其实从未实行过，自己既从未去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 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就跑 不掉了。同时，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 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25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 品。 　　到了1985年，我才得知葛佩琦的事。这个人的问题是在“阳谋”口号刚刚提出 来时，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 “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 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 但是后来偶然在一段报纸报道上，看见一段稍长的引文，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 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那意思就 完全不同了！说的是必须为人民，共产党不能高于人民。哪里是盲目的要杀共产党！ 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我是不 知其详，只在大批右派中，感到这姓葛的并无大罪而已。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 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老头子， 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 名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王顾左右而言他”去了。 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 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说了一句人民很重 要之类的话，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 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 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号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再一个储安平，也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这个人的“罪行”，简直就不用捏造， 简单明确的一句：他说过共产党要“党天下”。这还不是反党？别的话都不用了。 这种罪名，莫说外国人听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一般尚未深受党的浸透骨髓教育的 普通人，也会想不通：怎么“党天下”是正确的，攻击这句话就是“反党”！或者， 共产党本来就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不许把天下与党二词联在一起？或者，共产党的 天下本来非常民主，民主到不能再加一分，所以不能再说它党天下，说了就是讽刺？ 反正不论怎么说，说了这么一句话即系十恶不赦的大罪，这种说法本身就使人看明 白了是怎么回事，不必再搜集许多材料了。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我只举出一些著名右派原 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 　　先说章乃器。章是当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派了陈翰伯 等人当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联系。章是一位银行家，又很热心救亡运动。 他找来沈钧儒等，开成了会，搞成了大游行。（这都是后来陈翰伯他们回忆起来的。） 后来章本人因出头搞救亡而被捕，成了闻名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个事实上 紧跟共产党的人，却在解放后划成右派。根据就是在一次发表个人意见的会议上， 说了“民主党派可以跟共产党轮流做庄”一句（意思是如同打脾，你拿了庄家脾， 下次让他拿），由此变成了反党头目。他们大约以为新的国家建立以后，他们这些 参加建国的人，总会有说说话的一席地，等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哪里晓得只有吃 饭和鼓掌的权利？那个罗隆基，也是一样。这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 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请过他。 他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 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 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这个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 己的理想。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 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 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 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 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 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 来北京主编《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 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 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事实弄不清楚。解放后新闻界有四 才女之称，除她之外，还有一个也被划成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 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 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咱们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 这就被划成了右派，被认为是攻击了新社会。第三位被划右派的才女是戈扬。她本 来是出名的左派，曾担任过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后来主编《新观察》。她写过 一篇文章说，二十年之后（时间我记不清）共产主义天堂实现，人们将不会再哭， 除非笑得太厉害，笑出眼泪来。这篇文章被一向被认为右的黄秋耘写文章驳斥，说 如果家里死了人也不哭吗？一时引为笑谈。但是戈扬心里真的怎么想的呢？她的丈 夫胡考被划了右派，她背地里偷偷对人说：人们有话现在只能回家说，在办公室是 只能说假话。这句话被揭发出来，于是她被划为右派（胡考是一位名画家，也是著 名左派）。这几位才女被划成右派，罪名既不昭著，以前的功劳、才华亦均予一笔 抹杀，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随手扒掉了。还剩下一个逃脱 “右”网的“才女”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 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被划为右派。龙云原是一个军阀，若 说思想，恐怕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可说是资产阶级右派。但是解 放战争时，他在云南毅然起义，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论功行赏，总应有人 家一份。 　　还是说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刚刚听见军乐队在奏《八路军进行曲》，想起了 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 清楚。只知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 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到最后决定右派榜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何突出言行。 大概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 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被打进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我在多年 之后，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 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 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 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那诗我还马 虎记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清 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因此划成 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 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 级右派，而且作为罪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 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跑出来主动 接待，说应该纪念烈士们。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去看我们，还说要组织清 华职工球队，向师大挑战……后来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参加学校领导， 大概是提了“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共产党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他提出早 年大学里教授治校的主张，成右派理所当然。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 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 却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 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 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 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预料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被划为右 派。他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恶应当公之于众。但是 没有，简直没听见，就悄悄地划上了。看起来，由于北京市干部也必须划上些右派 才能搪塞过去，所以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这种办法，各级都不能不如此。前边我说 了“矬子里选将军”，硬拔出钟鸿当了右派的荒唐故事。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 后来出选集，其作品都说成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阴 随意抛弃，谁也不能回答。 　　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一问从外地调回者，差不多全是。他们几乎全都避而 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 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 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人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处分。而 他们所犯的罪行，可以列举一下，并无一个主张资产阶级思想的（如果这算犯罪）， 甚至人人都是主张拥护共产党的。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 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 国的可怜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让我们再呼几声吧，我至今还常提起那些能 够在运动中伸手设法帮助别人免划右派的人，对他们应当感谢和赞扬，高呼万岁。 哪怕他也划了别人，但是能少划一个，也是好的。    　　　　　　　第五章　“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点不懂。 　　那时反右派刚完，我们这些“漏网之鱼”，对文艺界已经心惊胆战，对一切文 艺工作都已心惊胆战，恨不得找个与文化文艺一概无关的地方去逃避。正好1958年 春天，作协要下放干部，请了一个张家口地区涿鹿县的县委书记来作报告。那位书 记讲他们怎样要改天换地，挖“劈山大渠”，还要修扬水站，建设“塞北江南”， 要干活，干到三年改变自然面貌。说得我实在动了心，会后，和秋耘同志一起议论， 他说：“这多好啊！干点这个活，多切实啊！”我也点头同意。我们以为，一切荒 谬、黑暗、冤屈，都发生在这文艺圈子至多是文化圈子里。工农业生产，这是块淳 朴无邪的天地，是桃花源，逃到那里去就一切天下太平了。何况人家那里的干劲又 那么大！可以塌塌实实干活。 　　于是当号召下放的时候，我们出于自愿响应了号召。我到了怀来。 　　我是下放大队长，本人住怀来县西榆林村，属花园乡。一乡有一个下放干部小 组。刚去的时候，正修扬水站。原来和作协一起下放的有一批水利部的干部，他们 帮助县里定了一个水利计划。过去因为修官厅水库，占了一些民田，所以国家有一 些拨款。县里用这笔款修扬水站，要把湖水扬到岸上浇田。我听了，觉得是一个很 好的计划。刚去那一阵的确心劲儿很高，墙上刷着“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标语， 县委书记王纯在大会上讲话说：“咱们说的是苦战三年哪，苦一苦，三年总要改变 些面貌。要是说苦战一百年，那谁还干？不就总是个苦嘛！”县里很富裕，是北方 的水果产地，槟子、葡萄、海棠、香果都有。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 锦绣。而县委很朴素，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 　　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我不远。 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洋淀去请种稻的 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 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 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嘎嘎笑着在水里乱蹚，乱插。但是， 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看着这绿的稻田，粉红色的果花，青葱葱的杨柳，邹获帆做起诗来：“垄头绿 柳满乡村，快马加鞭西榆林……”我也做了诗：“村北连畦水稻地，村西万树海棠 花……”“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年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心里怀着愉 快的信念，诗兴甚高。 　　我们真是天真极了。尽管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亲身尝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那时我真像一个调皮孩子挨了妈妈的打，气一会儿，却仍然爱妈妈。那些教训 还不够提高我的认识，我又相信起一切来。 　　当时看着那些扬水站，的确喜人。因为扬水站水源离西榆林村远，后来我们村 还自己另修了一个，以村北遍地冒水的大泉为水源，这是村长刘振声提出干的。当 时我很佩服这样的乡村能人，全力支持他。以为这一下就把干旱的塞北水田化了， 吃稻米了，多么好啊。 　　我一点也想不到，三年之后，我重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扬水站的机器声一 点都没有了。水不扬了，水稻地也大部分不见了。问村干部，他们的回答很简单： “电费那么贵，浇一亩地花那么多钱，粮食才值多少？”——这，我不懂。但我想 他们本来是懂得的，却在修的时候花那么大的劲。这为什么？ 　　使人震惊最大的，自然还是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公社化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昨天刚见报，今天就要实行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而且迫不 及待，都是连夜写申请书，连夜宣布，好像迟了一步那桥梁就会撤掉，天堂就爬不 进去了似的。决定成立公社的那一夜我没有睡觉，坐在公社办公室里，编公社快报。 公社书记耿长春说：“我们今天夜里去浇花生地，动员全体社员都去。”刘振声说： “何必呢？半夜里闹得大家不安生，也浇不了多少。地又不算多，明早叫大家起个 早，那点活都能干完。”耿书记却摇头道：“不，我们这是苦战夜战，得算政治账 呀。”原来半夜里浇地是能上报的事例，清早浇地则是常事，就没什么稀罕了。我 心里开始感到了虚夸的苗头，但还没有认真考虑。 　　浇完地回来，还不能睡，接着编我的公社快报。自然把这件事——夜战浇地写 了进去。 　　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 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 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 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瑞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这一场诗歌运 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 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 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 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 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 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 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 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难道我们自己就高明一些吗？我还得说，一点也不。在大跃进的高潮里，一切 要多快好省，一切要大办快办。文联下放干部在怀来几天办了个“文艺大学”。我 们就在三天之内创办了一张报纸《怀来报》。抓两个下放干部来，坐下就写，写了 往一起凑，报纸出刊了，报社也成立了。我把这项成绩还曾拿回北京去汇报过，可 见自己也扬扬得意，头脑发昏。 　　那时的确是发了昏。记得刚开始食堂化的时候，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 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着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 主义”的样子。连高社长也对我说：“现在当农民，有多舒心啊！从前农民要计划 他那几亩地，又打算房子，又打算粮食，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只一样要琢磨的就 是不知今晚食堂给我们开什么饭！”他也真的昏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议 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提倡大家吃好的，要农村食堂办小吃部。我们那些食 堂也就真的响应起来。我们的下放干部，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了一个村食堂小炒部 的大师傅。她当然会做菜，炒出来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我到那个村去，该 吃饭时到了食堂，她就端出菜来。我吃了自然觉得真好，幻景就成了我们的农村真 的都吃得很好了。——当然，食堂开的饭也不坏。我们西榆林在一个院子里设了食 堂。每个生产队一只大桶，一个人掌勺，和机关食堂开饭一样。顿顿是热炒或煮的 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要知道，那时候西榆林一般农户向来都只吃腌 咸菜，通常是全家一只腌菜碗。我们有一个下放干部要另拿一只碗装腌菜，就曾引 起过农民的意见。除了过年过节或招待贵宾，谁老吃炒的煮的热菜？这样一吃，就 把可怜的中国农村吃垮了！而这些，却都当成好事上了报！ 　　更厉害、声势更大的自然是炼铁。只见报上登载，钢铁要达到1070万吨，这是 毛主席对外国人亲口谈的。因为原来钢产量是535万吨，要整整翻一番。报上天天 登什么“应举社”的炼铁经验，而且附加评论，说中国老早就发明了炼铁，何必非 得用外国高炉？土高炉就行，于是几天之内，由公社派人赴县学习，立即建炉，把 所有农民从田地中赶出，都去上山采矿建炉炼铁。对这些经过，我曾写过一篇《一 个炼铁厂的历史》，加以歌颂，到后来醒悟之后，又写过一篇《对梦呓的注释》。 不想再重复了。现在要说的是我自己当时的情绪，我怎么写那篇文章的。 　　花园公社的炼铁炉设在一片开阔地上，原来没有村庄，距公社所在地南水泉村 有五六里，距我所住的西榆林村十来里。我来参加炼铁，有一次，直到深夜。各炉 的人是轮换的，换下来的人到炉旁的帐篷临时宿舍去睡觉。我走到那帐篷里，只见 许多人打开铺盖，却没有一个睡的，都席地而坐，我也坐下。听耳旁丁当一片，眼 前帐篷中点着小马灯。大家围坐谈论哪一炉出铁情况如何。我忽然发生联想，觉得 这不简直跟当年抗日战争中宿营的光景相似吗？我异常兴奋，把我在北京所受的种 种委屈，所见的种种不平，一下子都弃诸脑后。我觉得这才是崇高的事业！于是他 们说着，我拿起笔来就记。 　　我回村的时间是深夜4点半。我推出自行车，骑上就走，在完全没有人的旷野 里奔驰，只觉得心旷神怡。到了南水泉村，走进暂时借居的女会计室，我到了，她 已经起床了。我就接了她的“班”，和衣躺在她床上。迷瞪了一会儿。睁眼时已经 天光大亮，大约快7点了。我这就算睡过觉了，立即用冷水擦擦脸，接着又干。 　　那真是把命都拼出来了的。而拼命的结果如何，已为众所周知。人们都去炼铁 去了，地里的庄稼置之不问，已过秋收季节，许多老玉米根本还没有砍倒，棒子也 不收下来。当时我碰到涿鹿县委书记王纯，他说：“老百姓的怪话可多哩，说过了 秋吃钢铁吧，有个咬嚼劲儿。” 　　可是，到后来由于中央领导去视察徐水，除了钢铁之外又想起粮食来，提出所 谓“钢粮两帅展翅齐飞”。粮食也要“放卫星”。 　　钢铁老百姓没有炼过，可以用种种海外奇谈来唬他们，而粮食是老百姓天天种 的，叫他们怎么放卫星呢？这一年就忽然出现了许多“科学种田法”。一曰深耕， 越深越好。开了展览会，把那根扎得深和根扎得浅的两种作物作对比展览。二曰密 植，越密越好，算出科学账来，一亩地植株多一倍就能多产一倍。老百姓无法可想， 只好把几亩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 道全登出来了。号召刚刚过了三四个月，徐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已经放出来了。 　　我看见了作家菡子同志的文章，说她去参观的那些丰产田，用自来水笔向田里 的稻子中间插，竟插不下去。这密到了何等程度！ 　　我所在的怀来县还不能算太坏，我们没有搞这种自己骗自己的移植丰产田。北 京作家协会来人参观，我领着他们去。他们问：“你们这稻田亩产多少？”我答： “能达到700斤，最好的800斤。”这是了不起的数字，过去这里种粮食作物低的100 多斤，顶高的才300斤。但是参观者现出不满的神色，“这么低！你们有没有一万斤 的？”我没有说什么。显然我们还瞎吹得不够。 　　一切深耕密植的办法都实行过了。西榆林村头试验深耕，刘振声带队。已经用 铁锨挖到一尺五寸深，刘振声说行了。但从县里来的检查组却说不行。人家报上登 的深耕经验是要挖五尺，于是只好继续挖。人站在下面挖，直到把这块挖完。且都 是第一天发通知，三天内就要收集全公社推广的数字，要汇报。农民接受不了，干 部交代不了。稍微肯说一两句直话的农村干部，都受了气，低了头（例如刘振声）。 只有一天到晚喊“挑战”的人才混得下去。 　　到这时我才明白，荒谬和冤枉并不是只发生在文艺界里。文艺界挨的骂是多一 些，但真正残酷的事情并不在文艺界。工农业生产一点也不是淳朴无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们这些搞文艺的由于不了解真实情况，容易被谎言所欺骗，反而会助 纣为虐。前边我说了那些诗传单的情况。后来，在怀来县还举行过全县赛诗会。县 委副书记王俊禄要写一首开场诗。由我和徐迟两人代笔。我写道： 　　　　工农当中出诗才 人民歌手满怀来 　　　　跃进声中比文采 大礼堂作赛诗台 　　　　赛诗台 是擂台 新诗歌 拿来赛 　　　　赛诗台 是擂台 谁是好汉谁上来 　　当时各地都在炼铁，刘仁说他派人去河南参观过，炼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 腐渣似的铁。刘仁看了，后来就光在城里炼钢了。我听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领导 干部较有头脑，对大炼钢铁来了个阳奉阴违。城里拼命炼，农村不去干。做得不错。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骂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北京市委的 干部都觉得冤，他们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的。但是现在细看，似乎也未必尽然。不 紧跟，不见得就那么坏；紧跟的，未必好。他们其实跟得并不甚紧，这是一点可取 之处。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内，就在党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 的街道一律改为公社，包括机关宿舍也不例外。还大张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写文章 鼓吹，说成立食堂是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等等。其实，城里哪一个机关、工厂、 学校没有食堂？我们一贯就吃食堂。有人晚间回去自己做顿晚饭，有人连晚饭都在 食堂吃完才回家，顶多星期日自己做一点。食堂化算得了什么革命呢？要革命，无 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点面条的命吧。于是，各街道腾出房子，成立食堂，让 街道家庭妇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饭，都到食堂去当炊事员。同时自己家不准再开饭。 我记得邵荃麟住的那个大雅宝胡同成立食堂后，他也到食堂去吃饭，说：“他们的 肉丝面煮得还好。”好像是谈对于某饭馆的印象。我们东交民巷10号北京市委宿舍， 也要成立食堂。这里住的基本是领导干部，好几家有保姆。于是议论着要把保姆辞 掉，让她们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张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 一手好江苏菜。于是大院组长来找她谈话了。这可把她吓坏了。我回家，她向我告 状诉苦，说无论如何不行，绝对不干，“我管你们一家的伙食，知道你爱吃什么， 杨述爱吃什么。孩子们我也知道怎么打发他们。一下子干这么一大摊，这个是南方 人，那个是北方人，我怎么弄得清楚？比饭馆还要难干。”我说：“干这个就不能 那么细致了。你开大锅饭，人家爱吃不吃。”可是怎么说她也不答应。最后，大概 还是市委刘仁说了话，弄不成就算了。对市委宿舍，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作家协会闹得更凶，不仅要求大家都来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书长 王西凡是部队转业来的，雷厉风行，准备把作协原来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单位交换楼 房，然后全体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编组，吃饭有炊事组，穿衣有缝纫组……真来个 公社化。我记得还正式召集过会议，讨论此事。许多作家坐在那里，准备编组，军 事化。要作家赵树理的夫人任炊事组长，出版社总务科长刘子玉的夫人任缝纫组长 ……又讨论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王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房， 一个安静的小院。他不愿搬，为此还批判了他一顿，说他不拥护公社化。我到这时 实在忍不住了，便表态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没有办法搬。我现在住市委宿舍， 是杨述机关的。家中还有三个孩子，我怎能把杨述和孩子们都带到作家协会来集中 呢？”平时一向态度最激进的罗立韵，这时忽然出头支持我道：“她是实在不可能 搬，别搬了。”她是邓力群的妻子，大约也属于搬不了吧。到最后，作协这个伟大 的计划，终于也没有实行了。大约如此搬家，牵动大量住房问题，共产主义化并没 有到这个程度，弄不动。 　　说可是说得十分厉害，报纸上宣传，马上要实行共产主义，废除家庭，儿童公 有制，夫妻关系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许会面一 次……可能有的县或农村已经这样办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动起来。有天晚上，杨述 回家来边脱衣服边对我说：“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废除家庭了。”不过那天时间已 经很晚，我并没有细问如果废除了家庭，我们这个家怎么办，这三个小孩又怎么办， 我只记住了这件事。后来，不见他再说起。大约也是说说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坚 决反对掉了。 　　现在想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让大家下干校编连队，男归男营，女归女宿， 孩子也编连，大约是1958年早就想实行的“共产主义”幻想。    　　　　　 第六章 “反右倾运动”是反谁 　　有人说，1957年“反右倾运动”是中国建国初期上升的转折点，从此犯错误， 走下坡路。我倒觉得，尽管五七年打倒的人很多，错误很大，但还主要是整知识分 子。到“反右倾运动”，才真正自己把自己的威信整垮了。 　　“反右倾运动”是继承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是由于那样在农村里胡作 非为，弄得人民挨饿，凡有眼睛的，下乡都看见了，回来免不了反映反映，结果把 反映的人都打成右倾，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后来把这个问题都归咎于彭德怀元帅， 其实，何止他一个人看到那些事。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 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 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 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 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 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 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我曾在1960年初回过一趟怀来乡村。我偕同邹获帆，一起回到我们曾全心全意 歌唱过的西榆林，接待我们的刘振声和高江云，正坐在大队办公室里算账。原来大 队统一核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不能不分开。他们两个说：“真丧气，一家子到了 分家的程度，光景还能好得了？”我们去食堂，食堂已不开饭，炊事员也散了，各 人仍回自己家做饭。因为没法开饭了，开不起了。既曰食堂，总不能给人家开野菜 糊糊喝，要煮菜炒菜，要蒸干粮，办不到了！只见还是半新的白生生的大笼屉，丢 在过去的食堂里，满是尘土。然后我们又到猪场。这是过去我们大家苦心经营的集 体财富，先进单位。郭沫若亲自来题过诗的。凤子还在这里同猪合过影。张家口畜 牧学校师生用青贮发酵饲料喂猪，揭开盖一股酒香味。巴克夏猪喂得像牛一样大。 那时何等风光！而现在，猪正在大量死亡。人都没的吃，猪吃什么？猪场还没有解 散，猪场年轻干部高江贵正在屋里低头写检讨，他说：“要检查‘五风’，我们场 头一样五风就是大量死猪。”他其实弄不清上头所说的五风是什么。至于大炼钢铁 的那些废墟就根本不必谈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 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 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 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 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是反动。我岂 有不知？但是我却拿不出什么事实来反驳她，只得装作没听见。我的大女儿那时已 上小学，而且是先进生。她回家老来磨着我：“妈妈给我讲一个忆苦思甜吧。老师 叫回家来找家长讲。”可是我没法讲，我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 　　“不苦，你干吗革命呀？”小孩子也会提问。 　　“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我只能讲这种为孩子所不能理解的话。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 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 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 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 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 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 寻常的蛋炒饭。 　　农村城市都是这样。彭德怀元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了他的万言书的。他的 话许多人都在本机关里说过，而且并非由他“引诱”所致。因为他那万言书刚送上 去就被批判为反党夺权，一般干部根本看不到，从何引诱起？那个万言书，先是发 至省军级，作为党内的反面批判材料，后来大概才到了县团级。作家协会算是省级 机关，我是党员，级别高，因此才得以寓目。我看了，老实说，只觉先得我心，实 在不知有任何反党之处，夺权更说不上。但是，却从此掀起了反右倾运动，说凡是 像彭德怀那样说话的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凡是从农村回来讲农村情况不好的， 全是家庭属富农或富裕中农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说话。这一下子，打击面就大 了。各单位拼命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论工农兵学商。这个矛盾中心是吃饭问题， 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因而说过话的人很多很多，不限知识分子。稍有不满的人， 全打了进去。 　　长辛店机车厂打的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李树森，人大代表。这个人原先 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青年铁路工人。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之后，他跟在苏联总工程 师身边，学文化，学技术，从而成长起来。他出身既好，又有技术，提拔又快，号 称“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可是，这一回却成了批判对象，成了“典型”。 根据是他的言论，他不过是说，咱们的工厂领导干部包括总工程师，目前这样工作 方法太不科学了。办公室里整天像骡马大会似的，这还能让人思考研究什么问题？ 他说人家苏联总工程师都是每天规定20分钟为接待群众时间，有什么问题按次序进 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其它时间是自己主动支配的……就这些话，就成了右倾 机会主义：否定群众路线，高高在上，一天只办20分钟的公。另外还加上一条，他 的思想已经变质到资产阶级方面，你看他身上一件体体面面的黑色呢大, 衣，哪一点 还像个工人阶级？……结果，下一次再开会，我就见他换穿了一件蓝布旧棉袄来。 　　在那个批判会上，我也曾跟着发了一些类似“评论”的言论，例如说：“我们 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竟也会变质，资产阶级侵蚀真是太可怕了。”但实际上， 这个例子不是像大天白日一样的明白吗？这就是说，工人只能永远停留在愚昧无知 阶段，才叫保持阶级本色。如果你掌握知识了，知道科学了，想用科学方法来扭转 愚昧了，那你就算变了质，哪怕是从苏联学来的也不行！最标准的闭关锁国，故步 自封！这才是对国家的未来危害最大的“指导思想”。 　　另一个我所知道的挨批典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通讯员冯振山。他是个农民出 身，在机关跑腿送信的一个粗人，绝非知识分子。那年他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机 关之后，不免向同事们讲了一些他目睹的家乡实际情况。无非是食堂散伙，人们挨 饿，大跃进造成了农村经济严重破坏之类的话。他级别低，文化也低，决不可能看 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同机关里那些犯错误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向来没有来往。但是他 说了这些话，他直言不讳，竟然由此变成右倾典型，开了他多少次的批判会！ 　　我去怀来之后，也说过那种食堂散伙、铁厂关门的情况，也曾对大街墙上的一 个豆角大得像只船，一个孩子抱不动一个大南瓜等作品发表过“太夸张”的意见。 于是这时候就也成了“右倾”罪状。我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中直机关党代表大会 的代表，这时因“右倾言论”而遭罢免。好在那时人民生活的困苦已经使我完全没 有心思去考虑这些了。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 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 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 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 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 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 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 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 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 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 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 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 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 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 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 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 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厅。这 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 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 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 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 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 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张一弓后来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读后便觉真好。“文化大革命” 后，我家雇过一个原籍安徽合肥的保姆。她给我讲，她的姐姐就是饿死的。农村里 吃草根。有的人家连门都没有人关了，进去一看，一家人都死光了。那时她们村里 就出过一个干部，也是看老乡们饿得太苦，便自己做主开仓，把粮食分给老百姓吃 了。后来自然是要处分，不过好在大家保护他，说了说算完了，没有成为“犯人”。 那么，是真有李铜钟啊！这部作品是解放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但是，如果在 发生这些事情的当时拿出来，作家非被枪毙不可。 　　一切能进口人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 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 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 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毛泽东也明白了那样反右倾太不得人心，于是举行七千人大会。全国各省市县 乡级都来人，让大家说话。名之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出气就是说明知到会的人心里都有一肚子气要出，就来出一出吧。算是大家出了气。 出够之后，中央来了个通知，把“反右倾运动”中的全部材料都从档案中抽出来， 一风吹，不算了。只是另发了个通知，说彭德怀元帅不在其内，他是有野心的，和 你们不同。又说他是想独裁，所以才在庐山会议上写出那个万言书。又说中央本来 是要在庐山会议上反“左”的，只因他上了这个万言书，才被迫而反右倾，等等等 等。 　　大饥饿期间，有的干部像李铜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会因他们而原谅共产党。 但是也有胡搞的。如前所述出了“李铜钟式干部”的安徽，在反右倾运动中是闹得 最凶的。曾希圣报上来的不断跃进的数字比谁都高，一亩十万斤即由安徽起。山西 李雪峰召开了一个“吃饭大会”，叫每个到会人只带二两米去，做“双蒸饭”给大 家吃，即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吃完还问大家吃饱了没有，都说吃饱 了。这就叫吃饭大会，还推广经验。后来，我也是听杨述转告我北京市委刘仁的话， 他说：“双蒸饭，那还不就是稀饭？”真是一语破的。这种说老实话的高级干部， 无怪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惨死，会被斥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有些 顺风撒土的干部至今安然，尚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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