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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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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过:《红卫兵档案》
吴过:《红卫兵档案》 内容提要 《红卫兵档案》是一部全景式纪实文学作品。 1966年,人类历史上的一幕大悲剧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依然让人寒心 凉齿的“文革”浩劫。“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 当年,他们只有十七八岁,盲目地卷入“文革”,把自己的一切狂热地奉献给了某 种宗教般的信仰。谁知道这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血与火的炼狱,红卫兵们亲眼目 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图画,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 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一个红卫兵都是从“文革”浩劫中爬着出来的。他们衣衫褴 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象一组雕塑群,象征着永恒的苦 难与风流。 《红卫兵档案》一书叙述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该书从一群红卫兵的发起者们着 手写起,以翔实的资料、悲凉的文字,写出了整个红卫兵运动的诞生、成长以及消亡的 历史。 ————————————————————— 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章:风起云涌
1―1、出事了! 地火在运行 乌托邦的理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狼烟四起 北京大学爆炸了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炮打司令部” 1―4、红海洋 进攻!再进攻! 神圣大检阅 几个红卫兵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章:大串连与破四旧
2―1、大串连 北京发出了总动员令 北上,南下,西进,东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揪出黑后台 2―2、破四旧 红祸弥漫 砸!砸他个稀巴烂! 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红色恐怖万岁!” 镀金的天空 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第三章:惨痛的历史图像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炮打九级司令部!” 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血统论”的骁将谭力夫 一个带血的声音在呐喊 3―3、老红卫兵失宠 “联动”诞生前后 “红卫兵监狱” 痛苦的涅磐
第四章:动荡的中南海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智擒王光美” 清华园30万人的批斗会 刘少奇的灭顶之祸 4―2、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十二月黑风 中央党校“失火”
第五章:天下大乱
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反革命兵变”真相 “揪军内一小撮” 5―2、武斗遍及全国城乡 全国武斗掠影 广西武斗日志摘录
第六章:盖棺难定论
6―1、“5・16兵团”始末 “炮轰周恩来!” 文革波及海外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一次密谈 揪“5・16”风靡全国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毛泽东一锤定音
尾声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 写在前面 1966年,人类历史上一幕大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帷幕——这就是至今提起来仍让人感 觉寒心凉齿的“文革”浩劫。屈指算来,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些惨痛的历史图像 一幅幅沉入记忆深处,被欢笑、鲜花和转眼即逝的一个个新浪潮所掩埋。太多的苦难, 教会了中国人用抹掉痛苦记忆的遗忘方式来对付,更加悲哀的是,这种遗忘方式已经成 了中国人生活的一种习惯。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们偶尔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披衣 而坐,聆听窗外开籁般的声音。只有在那时,当他们回忆起自己逝去的生命、青春和激 情,心灵会一次次被痛苦吞噬,也只有在那时,才有片刻功夫对“文革”作点反思。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由 于种种并不算复杂的复杂原因,长期以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型现象:“文革”在中国, “文革”学却在国外。 当然,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会为这种畸型现象而痛心。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有良知 的中国人都会为改变这个畸型现象而作出努力。“文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今的人 们太忙了,谁也不愿、也懒得去惹这个麻烦。何况,当二十世纪正一点点溶入暮色的时 候,人们忽然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天早晨我醒来了,真想做点什么事,一头便撞进了“文革”迷 宫,我要用手中的笔记下那段充满血水、泪水和耻辱的历史。这有点像骑着瘦马挺起长 矛去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先生,有着不识时务的愚蠢和自不量力之嫌。 困难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得经受住物欲的诱惑。历史毕竟在隆隆行进,伴随二十一 世纪的曙光出现的是中国人的发财梦。经历了二十世纪绵绵不绝的苦难,千百万人像是 忽然发现了遍地黄金,即使在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路上,也到处能看见熙熙攘攘忙碌 着的人潮、花花绿绿的时装以及商贩们的叫卖声。一个回忆“文革”苦难历史的人,在 那些人群中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啊。抛开这些不说,单就资料的勾沉和繁杂的采访,也是 十分艰难的,相信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写作者都有深切的感受,在此不多赘述。最折磨 人的,莫过于内心里的一种恐惧:我害怕自己会因为力不从心而最终放弃这次写作。幸 运的是我总算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的结果,是有了这部关于红卫兵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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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红卫兵,是我的一个夙愿。任何一部记叙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任 何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的。红卫兵运动以 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当年那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五十来 岁的半大老头了。岁月沧桑,令人扼腕叹息;回首往事,寂静的夜半时分不时传来他们 苍凉的唏嘘声。 青春已经不可挽留地逝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但是在电影电视和一切 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宝贵的青春却屡屡被漫画式地简单丑化。 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群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土匪”红卫兵挥舞拳头,雨点般 砸向受难者。刑车开过来,受难者挂着黑牌睡袍强行推上汽车,旁边的一个女人眼泪刷 刷往下流淌,一个孩子叫喊着追上去,不知怎么脚下绊了一下,孩子倒在地上,紧接着 伴奏起了激扬的音乐效果。 仅仅这样描写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一个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谈到这一现象时悲愤 地说:“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还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 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红卫兵运动是一场悲剧,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对历史 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那只能是这场悲剧的悲剧性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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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说过:“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如果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红卫兵, 说“文革”是红卫兵的宗教和陷阱,也是有道理的。十七八岁,二十多岁,他们盲目地 卷入“文革”,狂热地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信仰,这是宗教,也是陷阱。谁想得到,那 批圣徒们所朝拜的圣殿却是布满血与火的炼狱。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 图像,在摧残社会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灵魂也一次次经受着鞭挞、拷打和撕裂。几乎每 一个从“文革”中出来的红卫兵都是爬着出来的。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目光中流露出 的半是哀怨、半是不屈,像上群雕塑,象征着永恒的苦难与风流。 于是,就有了许多自封的和被封的封号:“苦难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沉 思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伤痕累累的一代”……这些全是他 们,又全不是他们,他们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历史,自己也就变成了错综历史的群体。迷 惘之后有的人沉沦;沉思之后有的人堕落;愤怒之后有的人开始向社会报复——疯狂地 占有和掠夺。当然有更多的人从伤痕累累中站起来,继续前行。 一个当年的红卫兵说:“我们的青春是付出过血的代价的。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无 比绚丽,充满了生命的启示。”另一个红卫兵说得更激动:“现在想来,那时的张牙舞 爪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人的融融温情, 却实在难以体会那种广阔的意境以及内心里难以遏制的豪情了。” 红卫兵,一个苦涩而又浪漫的名字,一个让人激动又让人沮丧的名字,它同“文革” 那一段总也抹不不去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组合成一代人的青春画像。今天,那些当年的 红卫兵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越来越多的目光注意到,走回历史前台的 当年那些红卫兵们的身上,曾经闪烁过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芒,并没有多少减弱。 举一个例子。他叫张承志,这个名字,至少在当今的文学圈里是人人皆知的。据说, “红卫兵”这三个字,就是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张承志最先叫起来的。和其他红卫兵 相比,他的经历也许还不算太坷坎。红卫兵运动在中国渐渐消亡的时候,他被另一场方 兴未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到了内蒙古草原上,成了个孤独的牧羊人,挥舞羊 鞭放着一群黑山羊。在那个风雪茫茫的下午,当他听说招生的人来到东乌旗的传闻时, “是正在把毡靴踏住冻硬的马镫、用马竿子撑住雪地跃上马背呢,还是正在勒勒车上裹 紧皮袍子、咬紧牙关顶着如割的烈火迁徒呢?”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幸运的是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选择专业的时候,招生的老师问他有何爱好。“爱 好?我爱好到处逛。”这样理想主义的回答,结果是被分到了严谨古板的历史系考古专 业。但是他最终背叛了这个专业,皈依了他自以为神圣神秘的文学殿堂。他的这种选择 完全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他胸膛中燃烧着的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一次次 表现出来: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再到《金牧场》、《心灵史》,他那能够代 表一代人精神家园和心路历程的神奇文字,曾经点燃了无数渴望燃烧的生命。 这种理想主义在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心灵史》中,再次被推向极至。这部可歌 可泣的英雄史诗写的是中国西部回民一个神秘的教派“哲合忍耶”,他们以死作为信仰, 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追求苦难、逆境和厄运,为了信仰,承受了不可思议 的苦难与牺牲。 张承志在这部书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战 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我找到了。 这种充满激情的文字使那些当过红卫兵的读者激动不已。理想主义曾经使他们迷乱, 使他们吃了大亏,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放弃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们似乎知道,理想主义 是他们在苦难的历史中幸存下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他们继续前行了。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身影,如今差不多显出了老态龙锺,这有些 沉重苍凉的味道,但是他们毕竟继续前行了。 更为悲哀的是并非所有红卫兵都能够活下来继续前行。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为井冈山大串连二十周年写下的祭文《历史深思录》 中,叙述了一个叫林金凤的广州女红卫兵死于脑膜炎后安葬的情景: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 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武汉、成都、杭州、南昌等祖国各地 的长征队的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 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咔嚓”, “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滩污水,像是雪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 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表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们的明 天…… 悲怆凄凉的文字让人眼眶潮湿。但是和后来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死难者相比,这个广 州藉女红卫兵应该算是幸运的,她的死毕竟激起了那么多同情和怜悯,毕竟还有那么多 红卫兵战友为她送葬。 “文革”的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 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在那一刻, 她也许想到了狼牙山五壮士,舞着,舞着,她忽然扔掉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甚至 来不及整理一下身上的旧军装,便高呼着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口号“毛主席万岁”从楼顶 上跳下去了。这位女红卫兵死得不明不白,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对方一派同 样也是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为了煽起更疯狂的仇恨进攻大楼,便利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 道具,演习射击瞄准,一阵乱枪扫射,女红卫兵的尸体上千疮百孔。第二天,女红卫兵 这一派的增援队伍来了,同样用女红卫兵的尸体作道具,搞了场声势浩大的抬尸游行。 那确实是一个悲惨的场面:女红卫兵的尸体上覆盖着一面五星红旗,由几名壮汉抬着走 在队伍的最前面,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紧随其后,默默行走着,不时爆发出尖厉刺耳 的枪声——那是纠察队员们在朝天上放枪。游行结束后,女红卫兵被埋进了烈士陵园。 然而,不久这位女红卫兵的尸骨就被勒令从烈士陵园挖出来了。理由再充足不过:武斗 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么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如此作法,简直是反动透顶了。活着 的红卫兵遭殃,女红卫兵的尸体也跟着遭殃。 在重庆,在桂林,在济南,在西安……这样的挖红卫兵尸骨的情景相当普遍地一次 次上演。历史总是开着一些辛酸的玩笑。有那么一阵,荷裔美国人房龙的《宽容》一书 走俏中国,各种场合,中国人言必谈宽容,仿佛中国历来是一个最谈宽容的礼仪之邦。 然而连十七八岁的红卫兵的尸骨都不能宽容,人们有理由怀疑:侈谈“宽容”对于我们 这个民族来说,仅是一种美丽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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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早已为红卫兵运动划上了句号。当年的红卫兵曾经是时代风云人物,他们以虔 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和斗士自居,雄赳赳开始了人生之旅,多少年后,他们一个个遍体鳞 伤,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骄傲被冤屈和自卑层层包裹,灰溜溜地从乡村返回都市。 都市已经变得陌生。历史站到了另一个起跑线上。当年的红卫兵们,竟有好长时间 苦闷徘徊,久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比他们年长的第二代人,不屑于去听他们的那点苦难。第二代人自身遭遇的苦难多 着呢!比他们年轻的第四代人,听他们的故事犹如听天方夜谭,目光中流露出的是疑惑 和难于理解。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说:“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夸张到了极点,露出身上 的伤疤当勋章,这是一种虚伪的眩耀,是失败了的一代人的变态自尊。” 面对后来者的指责,当年的红卫兵们宽容地一笑。无数次的苦难磨炼使他们学会了 平静,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大悲大喜了。 萧然回首来路,这个命,他们认了。 认这个命得要有勇气。同时,认这个命,也不只是意味着向命运屈服和妥协。在他 们心中,始终燃烧着一粒不熄灭的火种——理想主义。 “文革”已经漂泊成炼狱般惨淡的风景,经历过炼狱冶炼锻打的红卫兵,那些从苦 难中挣扎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回顾一下痛苦的过去吧,让我们牢记耻辱,让我们时刻提 防新的灾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上演。 1—1、出事了! 地火在运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人类史上一幕大悲剧上演在即。 当时,毛泽东并不这么认为。他刚刚改定了一篇文章,情绪还有些激动。文章的 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毛泽东称作“红秀才”的姚文元。毛泽 东曾经在小范围的一个圈子里讲过:《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 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按照安排,毛泽东还要去出席一次外事活动。自从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后,这是他 第一次公开露面。外界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有所 耳闻后只是淡淡一笑,悠然自得地弹一弹手上的烟灰。他的神情镇定又自信,像一位同 他见过面的外国元首所形容的:他看上去像一头海象,一切都显得高深莫测。 这次外事活动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他要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 他很不寻常地邀请了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到上海宾馆与他共同进餐,庆祝他的老朋友—— 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 毛泽东和江青并排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 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 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 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 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 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的语言很独特,他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 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 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 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 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秋, 毛泽东刚到上海不久,就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试看天翻地覆。”
毛泽东的愤怒虽然融于嘻戏之中,但仍能清楚地体会得到。 毛泽东对苏联的怨恨由来已久。有这么一件事:1964年月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 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位,11月,以周恩来、贺龙为正副团长的中共党政 代表团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击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 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 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好。”对 这番话,贺龙当即进行了反驳,并向周恩来作了反映,周恩来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直 到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才未再加追究。 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 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 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 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 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 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 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 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 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 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 “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 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 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 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 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 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 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 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 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 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 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 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 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 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 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 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 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 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 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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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 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 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 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 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泽东一人专用的。 在离别墅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不算太长的跑道和一架很少使用的乳白色飞机,以备 紧急情况下迅速起飞。 毛泽东在这里,通过江青的一个个电话和外界保持联系。同毛泽东联系最密切的是 林彪,林彪住在离杭州不远的另一座别墅里,频频前来拜访。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费正清这么分析道:“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亲密的同僚在搞‘复辟 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事情大体上如此。毛泽东要向“一线”进攻,手中不能不抓紧军队。 歇息的时候,毛泽东换上游泳裤,活动几下筋骨,下到西湖里去游泳。毛泽东对游 泳有着特殊的爱好,万顷碧波中,他一会儿拍打水面,一会儿仰泳——躺在水上看蓝天 上的白云,心中充满豪情与遐想。 毛泽东的这种豪情与遐想却是一次迷误。他的乌托邦理想是,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 为纲、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特权、“一大二公三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限制商品经 济发展、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幻想和空想,是在解决不 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 功经验来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 1966年5月6日,林彪在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 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军队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作为一 个平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但是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写了致林彪的 信,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其主要 内容摘录如下: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 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做各种工作…… 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以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 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 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顾 起来……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 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 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 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是要建设一个全新的新世界。《人民日报》在发表《五·七指 示》时编配了一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了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社论中说:“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 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 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 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勾勒的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空 想社会主义。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如此构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 他向往、憧憬这样一个社会,他为自己所勾勒的这幅乌托邦图景而激动不已。 问题是要立首先得破。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思考,他现在又感到精力一点点重新 回一邓自己身上,下一步,他觉得可以向“一线”动手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回到春城昆明。在省委 宾馆里,他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建议刘 少奇不妨在春城昆明多休息几天,领略一下祖国的边疆风情。 不料,第二天中央发来急电:速到杭州开会。 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和陪同出访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宾馆前的草坪上一边散步, 一边心情不安地猜测:这样紧急,莫非是北国边境发生了战事?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 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专机直飞上海,然后由专车接到杭州,走进会场,才知道是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 《二月提纲》。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的态度很严厉。他明确地指出: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 派”,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说到激动处,毛泽东站起来,手举得高高的然后用力往下一劈:“要向中央进攻!” 刘少奇、陈毅等人无不骇然。 实际上是在演戏。这场戏是演给刘少奇看的。趁刘少奇在国外访问之机,毛泽东已 作好部署,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风风火火起草了关于 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解决彭真问题,只是运动“揭盖子”的开端。 摆在刘少奇面前的是既成事实:《五·一六通知》已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 定好了班子,北京市委、中宣部由于挨批而瘫痪,打倒彭真只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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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通过康生对会议进行遥控指挥。 这次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主持者刘少奇却始终没有发言的 机会。 头两天,由康生作了长达八小时的发言,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 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 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 康生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 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讲话。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起讲到1966年,重点 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 5月7日上午,陈伯达讲话。他用“新帐老帐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露彭真历史上 的“问题”。这种办法特别恶劣。按照这种办法,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则过错越多; 加之添油加醋,混淆是非,不容申辩,很容易把人搞臭。 这三天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些讲话给了与会者以强烈的印象,使与会者震惊。 特别是康生传达的毛泽东一系列指示,为会议定下了基调。 为了加强火药味,会议的第三项活动是由林彪讲话。林彪的这次“五·一八讲话” 大谈政变经,曾经是很有名的。 林彪对读书并无多大嗜好。这个孤癖阴冷的人,业余时间除了散散步之外,有时候 也爱在宣纸上涂抹几笔。但是,从六十年代以来,他躲在阴森森的房间里苦心孤诣地研 究起政变术来了。他翻阅古今中外书藉,研究历代的宫庭政变,特别是研究古今中外开 国皇帝的传记及获得政权的历史。除了摘抄卡片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笔记,其中有的相 当晦涩,如“烛影斧声,千古之迷”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说,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 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下面是他列举的例子: 周朝建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天下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 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率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 爱吃熊掌,请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外援。商臣不肯,说“熊 掌难熟”,成王被迫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政权。晋献公、齐恒公、 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除了砍杀夺取政权者外,还有用其他阴谋诡计政 变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王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秦 始皇统治初期,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吕不韦的手上。 秦始皇死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实际上掌权的是赵高。 汉高祖刘帮死后,吕后夺了刘家政权;后来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25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混战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还有许多儿子杀老子的政变,如隋炀帝杀隋文帝;还有杨广杀父杀兄。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全中国差不多人人皆知。 宋朝赵匡胤,被他弟弟赵匡义杀了,有一出京剧《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的儿子铁木真在位时,皇孙、皇后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棣,发动靖难之变,从北京杀到南京,杀了三年, 终于抢了帝位,成为明成祖。 他还列举了清雍正、袁世凯、蒋介石篡权杀人的例子。 林彪说,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亚非拉地区 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了61次政变,成功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作当傀儡的 7次,废黜的11次。6年中平均每年11次。 列举了上述政变的例子之后,他借古喻今,说道:“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 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接着他顺 水推舟,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 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林彪大谈政变经之后,是彭真、陆定一等人作检讨。彭真在检讨中说:“至于搞政 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康生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检讨就是反《五·一六通知》的。” 林彪说得更干脆:“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 在这次本应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还出现了一桩不伦不类的事。 会前,在76位代表的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的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 “我证明: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粹的处女。林彪。”这个“证明”是针对彭真的夫人严 慰冰的。林彪在会议期间的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和你老婆勾结在一起,写匿名信, 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 林彪问:“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气急败坏地一拍桌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这样的镜头出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极其不正常的。然而不正常的事太多,这 仅仅只是开了个头。 会议之后,中央迅速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其成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发展成人力难以控制的狂潮。中 国的“文革”灾难正式拉开了帷幕。 1—2、红卫兵出世 红卫兵的发起者们
古老的北京城,历来是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祥地。 1966年初夏,一股躁热的情绪在暗中涌动。偌大的北京城,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 书桌了。 清华大学,这所名震中外的高等学府,是莘莘学子向往和圣殿。清华附中被笼罩在 “清华”的光环下,也就显得非同凡响。 准确地说,能上清华附中读书的中学生应该算是“天之骄子”了。这些中学生中的 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女,血管里流动着“红色贵族”的“高贵”血液,他们中间,不乏共 和国部长的千金和将门之后。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具有早熟的政治嗅觉和斗争眼光, 天真幼稚的娃娃脸上,堆砌着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深沉和严峻。 一连十多天来,清华附中校园里,三五成群的学生神秘地聚在一起,叽叽咕咕,议 论着什么。 随着社会上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运动的开展,他们敏感的觉得中国似 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党报连篇累牍的社论为运动推波助澜,更是煽动了他们胸中那 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他们经常聚集在教室里,用尚未成熟的嗓音制造紧张的政治气氛,靠着幼稚的政治 想象力,学着父辈的革命家姿态,对国家形势和世界风云进行似是而非的分析和评判。 “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的小道消息使这些中学生们百般警惕起来。通过父 母的渠道流传到他们中间的各种中央高层内幕消息,更是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阶级敌人正在霍霍磨刀!”一个中学生说。 “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中一个中学生压低了 声音神秘地告诉他的同伴。能把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句话原原本本端出来,可 见其背景非同小可。 “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女中学生激动地说着, 她的眼角噙着泪花。 当时,在这些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中,半公开地流传着毛泽东未发表过的一些古体诗 词和散章旧作。 据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介绍:收有25首诗词的《未发表的毛主席 诗词》的集子,经过红卫兵的传抄,在全国城乡流传甚广,其中有6首确系出自毛泽东之 手,其余19首系伪作,但文风、情致都象毛泽东的文笔。 对于毛泽东的一代崇拜者来说,能抄录到这些未发表的领袖诗词,是一种莫大的荣 耀。这些诗句悄悄熔入了他们的血液,印到了他们心中——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革命岂能做井蛙,小鹰踪迹海天涯。” “火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烈士武臣出凉州。” “……”
冲天遏云的豪情直逼中学生们的心田,他们再也坐不住了。 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历经了 组建红卫兵、坐牢、下乡插队和回城等一系列命运之旅后,他变得冷静成熟了。在《一 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他回忆了红卫兵运动发韧之初的情形: “1966年5月初,我们班的班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 —当然是从学术问题往政治问题上认识。我和另一个学生干部在前面加了个‘编者按’, 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全校大讨论。为此我们和校领导发生了争执。我们说校 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校方说你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当心1957年的教 训。我们当然不理这些了,深信我们的行动能得到中央的支持。到5月中旬,我们和校方 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都有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下了晚自习,我 们几个同学也常常聚在一起分析形势。一点也不是瞎闹着玩,那时我们就这么想:我们 是在参加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 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 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 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 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 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 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 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 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有其必然性,至于它叫什么名字,则是个偶然。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大量出版的图书报刊中,红卫兵的诞生被点染得有声有色,成 了一个罩在神秘光环中的现代神话,这实在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讹传。较为流行的关于红 卫兵诞生的说法是: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 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 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 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 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 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 中学生来说,有这么一条理由足矣!“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 称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 这个说法,来自于早期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关于 这部在红卫兵第一次受挫之后创作出的话剧,后面的章节还将详细记录,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历史就这样载明:1966年5月29日,是红卫兵的诞生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红卫兵组织就这样出现了。
狼烟四起
红卫兵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市 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 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不径而走,出现在京城的各个校园。 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北京市八中。和清华附中一样,这所中学也是“红色贵族”子女居多,陈毅元帅的 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中学生们组织起来,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学习斗争 经验,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落在了运动的后面。 回到自己的学校后,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工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学 生们严厉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过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 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工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 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 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领袖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教师们由原来担心1957年的 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 置上。正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一夜间全部翻了个个儿。 所有的课目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 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 己解放自己”,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 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 打斗。 换一个镜头: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 这样的艺术院校里,学生多半出身于梨园世家,不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家庭, 干部子女和工农兵出身的子女极少。所以,他们的斗争敏感性相应要弱一些。 革命了!造反了!戏剧专科学校的学生嘛,自然要讲究戏剧效果。一位女学生干部 走上讲台,满腔悲愤地讲述了一桩往事:小学三年级时,她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被她爸爸 勒死了! 是用她的红领巾勒死的! 她的爸爸是个右派分子! 啊!阶级斗争!课本上天天学,周围的人们天天讲,如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就发生 在他们身边。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殊死搏斗,绝不是什么父亲和 女儿的情份问题。顿时,人人心中产生出了一种誓死捍卫党和最高领袖毛主席的神圣使 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科一样,大胆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一颗 鲜红的心脏当作火炬,高高举过头顶,奔向漆黑一片的原始森林。他们高擎自己鲜红的 心,唱着煽情的“革命歌曲”:
在需要牺牲的地方, 在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 (齐诵: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由林彪语录谱成的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着“完蛋”“老子”之类流氓语 言,若是放到从前,这些男女中学生们甚至提起这些字眼也会脸红,如今不同了,如今, 革命了,造反了,他们在粗俗鲁莽的语言中领略到了革命者的“豪情”,一种神圣的使 命感在心头油然升起。 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5月29日,老一批红卫兵成立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 知道;后来,全北京城的学生们都行动起来了,这局面使他们感到愧疚。 愧疚之后是迎头赶上。8月3日,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决定正式成立“红卫兵”,消 息传开,群情振奋,中学生们沉浸在一片难言的激动之中。 谁知道,8月3日,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的成立大会上,北京大学附中赫赫有名的红 卫兵领袖彭晓蒙带着一批红卫兵来冲击会场,打人、骂人的事都发生了。这时,北京戏 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才真实地感到自己的革命实在太文雅,太温良恭俭让,连打人、 骂人都不会,还闹什么革命?还造什么反?
北京大学爆炸了!
如果说由清华附中红卫兵们率先掀起的红卫兵运动的浪潮尚属自发性质的话,那么 在另一所高等院校——北京大学所点燃的一把火,则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着。 点这把火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指使她点这把火的,则是毛泽东 的高级顾问康生。 大奸似忠的康生,一直在对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进行观察和揣摸,他自以为对毛泽 东的思想脉络大致了解,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他心领神会。 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康生决定从北京大学点火,然后用这把火去烧党中央。 5月中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出他的老婆曹轶欧带领7个人来到了北大。 钦差大臣驾到,说是来调查了解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被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一幢小 别墅里。 晚饭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小别墅里却空空如也。 此刻,曹轶欧正住在远离北京大学五里外的西颐宾馆,找了北大的一些人在秘密座 谈。 点这把火,得先物色一个合适的人物。 经过比较和筛选,康生和曹轶欧看中了北大法律系主任陈守一。由曹轶欧亲自挂电 话,和陈守一约时间登门拜访。 谁知道陈守一是一介书生,迂腐得近乎可爱,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1966年5月,他竟 然说出这样的话:“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他们搞的鬼。” 陈守一摇头:“我不这么看。” 陈守一的这番举动让曹轶欧大失所望。 碰壁之后,曹轶欧改弦更张,重新选定了点火的人物。 她叫聂元梓,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调入北京大 学,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年42岁。聂元梓在北大属于受排挤的一类。在北京 大学这样一个学者名流云集、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里,一直在外省从事政治运动、缺少 必备的专业素质和聂元梓,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她甚至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次批判肖 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议上,聂元梓竟然说:“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 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从心眼里瞧不起这个缺乏起码常识而又十分张狂的女人,他在 全校提拔了5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干部,和聂元梓这种不懂行的干部形成鲜明对照。聂元 梓对此既感到自卑又非常恼火,认为陆平树“五朵金花”是出她的丑。 对于这样一个糟糕的女人,康生平时也有所耳闻,但是当曹轶欧再一次将聂元梓的 情况作了全盘介绍,并说准备由聂元梓在北大点火时,康生点了点头,恶狠狠地说了句: “这个时候,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康生家的客厅里,被请来的客人聂元梓有些惶惶不安。曹轶 欧微微笑着走过来,递上一杯香茗,然后亲热地坐到了聂元梓的身边:“元梓,请你来 是要同你谈件事。” 聂元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某种她渴望得到的东西,心里升起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康老希望你注意北大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动态,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 形式,必要的时候……” 密室里,一笔双方利益均沾政治交易立即达成了。 这天晚上的密谈后,聂元梓回到北大迅速找了几位“左派”青年教师,不分昼夜忙 碌了几天几夜,几易其稿,终于在5月24日晚拿出了清稿。 5月25日大清早,聂元梓最后审阅了一次大字报清稿,然后让人用毛笔抄写出来,拿 起毛笔,首先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其余6人也依次签了名,签名顺序是:聂元梓、宋一秀、 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 当天下午1点多钟,聂元梓亲自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把这张题为《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北大饭厅的墙壁上。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 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 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吃饭的师生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 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而 且大字报首次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县且火药味极浓,这又不得不引起师生 们认真的思考。 可是要在空气一点就会爆炸的环境中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 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月光淡淡洒在北大校园里,泛起一层银白色的诗意。这本来 应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聂元梓为了让攻势更猛烈,却特意在五院哲学系组织召开了一场 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会。 然而,声讨会刚开始不久,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传来。1000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内外, 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不断高呼“找聂元梓算帐”等口号。很快,会议被冲散, 聂元梓在同伴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短短半天时间,全校共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 聂元梓进行揭露和驳斥。 北大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党委从哲学系组织了一批辩论强手,对聂元梓进行轮番轰 炸。而且在辩论中,开始出现了抢话筒、推推搡搡、相互扭打的局面。和聂元梓一起在 大字报上签名的高云鹏已挨了打。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立即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 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的指示(因 北大有多国留学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北 大副校长黄一然专门找聂元梓谈了话,劝她主动检查,自己去撕下那张大字报。 聂元梓的阵脚有些乱了。1957年反右斗争的镜头不断地闪现在她的眼前,历次政治 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有曹轶欧的秘密交谈作定心丸,她心里虽有一丝慌乱, 表面上却佯装镇定: “检查可以,要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比聂元梓更加慌乱的是康生。这个老奸巨滑的人没想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打破了北 大的沉寂后,陆平组织的反击竟会如此猛烈。他找电话给曹轶欧,要她取回聂元梓大字 报的底稿。第二天,他便以最快的迅速将底稿转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据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一次同国际友人的谈话中透露,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 “到6月1日中午才收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 6月1日下午4时,毛泽东关于这张大字报的批语电文传到了北京康生、陈伯达处,毛 泽东的批语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 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一句话,整个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6月1日晚上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这张大字报。 这个变故不仅使北大师生深感意外,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觉得突 然。一位副总理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 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 大字报的播出,全国为之震动,康生如释重负。他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地 上眉飞色舞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聂元梓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中国 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此后接连几天,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改组后的《人民日报》不断推出文章和社论, 推波助澜,为已经点燃的火焰浇上一桶桶油,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开来。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了 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合伙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 大字报》。 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中说,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这场斗争“如两军对垒,总是一胜一败。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 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 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千 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进了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 商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建国后的历次运动都是这样假借“人民”的口和手 开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3、“消防队”紧急出动 刘少奇决定派工作组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高校也都效仿北大的榜样,纷纷揭竿而起造反。 西安交通大学师生6月2日贴出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指向校党委。全国有55所高校和 相当一部分中专、中学把学校的一二把手揪出来,批斗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常的 教学无法进行了。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无数幕悲剧 迅速拉开帷幕。 形势严峻,学生动乱不可小瞧,此次风潮来势汹涌,早已超过了1957年的学生闹事, 大有难以控制的势头。 6月4日,忧心忡忡的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形势,并请毛泽东 回京主持全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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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刘少奇外,还有邓小平、陶铸、陈 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 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 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 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尽管刘少奇历来以沉着、镇定和冷静而著称,但是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 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想念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 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 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 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的心理素质像铁一样硬,在这种令人难堪的沉寂中,他的思绪游刃于天地之 间,天马行空般飘逸。好一会儿,毛泽东终天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这样棱模两可的表态是一道费猜的难题,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 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 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 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 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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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 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 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 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 “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其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开 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连;不要包围黑帮住 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只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 达下去。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 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刘少奇后来的悲剧从此时已开始了。他并不知 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要“天下大乱”,刘少奇却要“救火”, 这样明显把自己摆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注定了他是自取其辱。好笑的是他还觉得自己是 在替毛泽东当好这个“家”。 这次会议之后,“消防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 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上海市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未派工 作组的,也派出了联络员。进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怀着无限的优越感,以权力者的姿 态代理各级党组织的大权,俨然成了党组织的新化身。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 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 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 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 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 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 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 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 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 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 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 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 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 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 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 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 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 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 “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 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 “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 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 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 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 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 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 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 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 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 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 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 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 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 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 “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 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 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 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 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 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红卫兵认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而工作组则是“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 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 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 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他们将对工作组的满腔怨恨全都发泄 到了那些已成“死老虎”的黑帮分子身上。 在红卫兵组织的反击中,最有影响、最富攻击力的是清华附中率先扯旗造反的那一 拨红卫兵们。他们大多数人中血管里流淌着“红色贵族”的血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 越感和使命感,他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神圣的。面对工作组的压制,红 卫兵的活动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公开转入秘密,完全用他们父辈对付国民党的办法 来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组。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 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篇出自十六七岁高中生之手的奇 文,气势磅薄,文笔流畅,在当时的红卫兵们看来,真有惊天动泣鬼神之气概。后来, 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狂妄’!我们 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排炮般的惊叹号 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 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 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革命者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 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 好。”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 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 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同时,红卫兵也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 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 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 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下一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 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 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北京闹得热火朝天,蜂火四蹿,狼烟遍地,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 个山洞里。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爱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 坟。不知道是否因为祖坟的原因,毛泽东对这个山洞十分钟爱。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 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毛泽 东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周小舟立 即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 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才子型干部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 的庐山“神仙会”上,他竟会遭受沉没的厄运。 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搁下来了。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 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 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只见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 屏障。滴水洞就在丛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 戒。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 “行宫”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 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 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非常灵通,每天,北京用专机将密封的文件袋、 新华社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送来,其中自 然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秘密报告。 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 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正好适合他当时的心 态。 要向中央一线进攻,要天下大乱,他急切需要一批能够大闹天宫的孙猴子。而他自 己,则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豪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了十几天之后,开始写一封重要的信。信是写给红青 的,按说属私人信件,可是毛泽东却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大谈党内重大斗争情况。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 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笔者 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 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 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 全心全意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 钟魁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 里。可见神气二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 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 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 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 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 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 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 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后来与《五·七指示》一道,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献。《五 ·七指示》讲的是“立”,是建立一个人人会做工,会种田,拿起枪来会打仗,提起笔 杆能写文章的无产阶级“新世界”;而这封信则主要讲的是“破”,是要“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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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就乘专心列来到武汉,在黄鹤白云的故乡,毛泽东准备 再作一次惊人之举。 这个惊人之举就是畅游长江。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 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 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 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 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 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陪同毛主席在长江上游泳的除了武汉市委组织的5000多名游泳健儿外,还有湖北省 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周围的 人回答:“45分钟。”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他继续向东游去。 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 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传开,果然取得了神话般的效果。毛泽东也希望出现这样的 效果。他要用游泳的事实再次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毛泽东还没有老到不能为党和国家 掌舵的地步。 果然,没过多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以“伟大统帅”和身分将他亲手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推向崭新的阶段,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潮头。
毛泽东说:“统统驱逐之!”
毛泽东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 刘少奇闻讯立即驱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情况。只见毛泽东住 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炮明亮,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 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刘 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回家中。 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 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 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 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 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 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 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 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 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 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 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 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 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 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 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 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 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 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 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 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 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 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 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 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 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 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 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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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 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 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 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 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 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 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 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 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 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这一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当然都一一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恼怒又增添了一分。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从7月22日起,江青、陈伯达等人去北大、清华等院校调查情况, 搜集有关运动的材料。 演员出身的江青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就在毛泽东明确表示“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25日晚,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一起再次来到北京大学, 在东操场,江青亲自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进行揭发批判。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颇有校园诗意。天气闷热,比天气更加闷热的是让人透 不过气来的政治空气。江青登上一个高台,她的两边,分别站着康生和陈伯达。 “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她尖细的声音在浮躁的夜空 中颤抖,响应这尖细的声音的,是一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江青的情绪在欢呼声口号声中激动起来。然而江青接下来的表演,却是任何名导演 都不敢相信的一个场景。 江青说,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到校园,是与毛岸青之妻韶华辩论来了。“他妈的 是个政治骗子!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的同他发生性关系的,是骗他和她结婚的。” 说着说着,江青又一次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 承认。” 江青这一番话,使刚才热血沸腾的学生们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伟大的文化大革 命怎么忽然间变成了一场纠缠不清的婆媳之战。站在江青旁边的康生、陈伯达也觉得有 些尴尬。 陈伯达有意识地走到江青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 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韶华的姐姐。江青把家事和文化大革命牵强附会 地扯在一起,确实是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 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 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麦克风把中国第一夫人的声音真实地扩散到在场的上万人的耳朵里,像一幕荒诞电 影中的镜头。 当然这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江青“控诉”完毕之后,由康生继续讲话,康生在台上大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 组也没派。”实际上这话是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捅向了社会。红卫兵们如梦初醒,毛泽东 没派工作组?原来中央内部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有斗争? 最后是陈伯达发言,他说:“我建议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阻 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红卫兵终于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一 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红卫兵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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