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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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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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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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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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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敏 :中国当代佛教文学研究初步评介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8

  戒幢佛学教育网  佛教文化  佛教与文学  


丁敏 :中国当代佛教文学研究初步评介 




  Ⅳ、泛论
  (一)、《唐人小说中的佛道思想》王义良,高师院国研硕,1977年。
  以小说中佛教思想为研究专题的,个人只搜集到此论文。论文中有关唐人小说中的佛教思想,指出有(1)因果轮回思想。(2)福善罪恶的报应思想。(3)众生一律平等观。(4)命定的宿缘论。(5)诸行无常的厌世思想。在讨论小说中的佛家思想,作者没有注意到应讨论佛家思想本来面目,唐代社会盛行的佛家思想,与在小说中变了形的思想其间的关连差异,并放在唐代历史文化的大架构下来讨论何以佛家思想在唐人小说中会有如此改变或表现?例如将佛教的众生平等,认为是小说中表现对感情婚姻追求自由平等及追求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的思想基础,这二者之间的论证跳接太快,难以令人信服。又如所谓的宿命观,应讨论佛家的业力论。宿命观是中国思想固有一部分所谓“死生有命”也,不必待于佛教。且佛家对命运的看法非用宿命所能涵盖。又如佛教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径自解释为“厌世观”也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二)、《佛教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释永祥,高雄,佛光出版社,1990,初版。
  此书是作者1987年毕业于文大印度文化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是一本鸟瞰式的论述,触及的研究主题很广,全书的几个要点为:(1)探讨中国小说中所展现的佛教思想。(2)指出中国古典小说中,有某些明显脱胎于佛经的故事。(3)探讨变文、话本与佛经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关系。综观此书,作者做了基础的资料搜集及分析论述的工作,由于论述主题庞大,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B.有关佛教与诗歌的研究
  I、佛教与唐诗
  (一)、佛教对自南北朝以来(尤其是唐宋)的诗歌活动有着广泛的影响。台湾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单篇论文甚多,但以专书形式来探讨的,个人只搜集到二本博士论文,且都是论述唐代的。一是《唐代诗歌与佛家思想》(黎金刚,师大国研博,1970);一是《唐代诗人与佛教关系之研究─兼论唐诗中的佛教语汇意象》(蔡荣婷,政大中研所博,1992)。这两本论文基本上都属于对问题进行初步处理探讨的阶段。然前者的观点在许多探讨唐代诗歌的书或单篇论文中多少都已有谈及,并且有很多细致精微的讨论,因此较有新意。而后者关于“唐诗中佛教语汇意象”运用文学理论及语言分析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则是仍有很大的空间。 


  (二)、《唐诗中的佛教思想》陈允吉,台北,商鼎出版,1993,初版。
  此书在大陆出版时书名是《唐音佛教辨思录》,并于1992年获得大陆方面“第二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全书是由作者先后发表的有关唐代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韩愈、柳禹锡、李贺等)与诗歌的单篇论文组成。
  由于作者注重纵深的专题开发,通过丰富的实证材料,把时代与社会因素和作家的生命特质,与文学涵养美学思想等加以综合观察,而有新的诠释角度与观点,提供许多见解独到的思考进路与学术成果,非常具有开创性。例如在〈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一文〉中,能以“雪中芭蕉”图必含有某种象征意念的思想进路去探索,而援引丰富的内典外典资料,层层抽丝剥茧地从各方面来考证论述,最后归纳“雪中芭蕉”的寓意,乃在寄“人身空虚”的佛教思想。可谓历来首次对“雪中芭蕉”的寓意,作明确的诠释。 
  又如《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这个研究角度本身就非常新颖,能够从韩愈爱好观赏寺庙壁画,发现寺庙壁画的美感对他诗歌风格产生的影响。 
  又如《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能够觉察到〈欢喜国王缘〉变文对〈长恨歌〉故事架构的可能影响而加以研究,本身就是新的研究角度。虽然,对于此篇本人觉得立论稍嫌薄弱,不是很赞同。但类似此种新的思考进路、新的诠释角度,都需要渊博的学识,灵敏的慧思才有可能办到。因此本书实在是具有启发性,并能开拓研究视野的好书。


  Ⅱ、禅与诗
  在佛教与诗歌关涉的大范围内,尤以禅与诗的关系最密切,影响最深远,台湾地区的专书研究有一些,而近几年来大陆学者的研究也相当多。但某些大陆学者的观点把禅宗当成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是提供个人面临无法解决现实上矛盾时,在想像中保持精神自由或完满的一种逃避式的精神安慰;而文学也承担着同样的作用。这样的诠释观点,由于个人不太能认同,因此暂不讨论。另外,由于手边所搜集的著作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见谅与指正。 
  (一)、《禅学与唐宋诗学》杜松柏,台北,黎明出版社,1967,初版。
  此书总论禅学对唐宋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上的影响。成书甚早,应是海峡两岸最早专论唐宋诗学与禅学的专著,可谓开风气之先,且是约四十万言的皇皇巨作。
  书中在禅学对诗歌创作影响部分,(a)以作者身分是禅师或在家文人,分为“以诗寓禅”专明禅师的诗作;及“以禅入诗”诗人的禅诗,这两大类禅诗来分析其内容旨趣。这二大类分法,常被后继研究者所采用。(b)从历史脉络中,寻找禅与诗合流的理由与轨迹,例如禅理与诗理的融合关系;参禅与学诗间的相通性,以及禅宗宗派与诗学宗派的关系,并指出中国诗坛之分宗派始自宋的江西诗派,而江西诗派的成立乃受禅宗宗派观念的影响。
  在讨论禅学对诗学理论及批评上的影响,及诗论的流变史,由唐.司空图、宋.严羽、明.袁氏三兄弟,逮清的袁枚诸家论诗与禅的关系,一一皆做分析评论。例如以“空有”相待来阐释司空图将二十四品分为十二组的立意;在评论诸家之后,又引石头希迁“参同契”中的理论,以“明暗交参论诗学”来总评各诗家论诗评诗的角度,而予定位。 
  总而言之,全书主旨指出禅学使唐宋之诗开拓了高玄的意境,而尤影响了诗评诗论的方法与理论。在禅与唐宋诗学相涉的大范围大主题上,丰富地诠释了“禅是诗家切玉刀”的内涵特色。而所引古籍资料之多,更可见对原典文献用力之勤。凡此种种对后继研究者都有良好的引导性与启发性。


  (二)、《禅与诗》杜松柏,台北,弘道出版社,1980,初版。 
  本书以诠释唐宋禅师的“颂古诗”(案:作者解释“颂古诗”:是禅师以诗寓禅,将禅宗公案、语录、古则等,以诗的形式,发明前人的玄理奥义,自己的体察受用。)全书以禅师与公案为线索,分为三十五个单元。总共分析了数十个难解的公案,及百多首颂古诗。可以看出主要针对颂古诗中的禅宗思想内容加以诠释,偏重于宗教性上的理解。虽然杜教授不是以近年来流行的由西洋哲学中的理论或方法,用某一架构或理论来做系统性诠释,但以其渊博的禅学知识,运用传统引经据典的解释方式,此书仍非常具有入门指引解读公案的功用。
  由六○年代末期到八○年代初期关注此领域的研究者很少,除了台大的巴壶天教授曾有些随笔散文式的论述外,严谨的学术研究杜松柏先生独领风骚了。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上有圣严法师、巴壶天、南怀谨等先生提倡禅宗研究,台湾社会开始有了研究禅学的风气,而此时期杜教授禅与诗研究的方向重点也是从历史脉络中厘清禅与诗的交涉,以及诠释禅诗(不论是禅师或文人)中所含的禅意禅趣为主。这也是开拓一个学门研究的基础工作吧! 


  (三)、《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黄景进,台北,文史哲出版,1986,初版。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公认的宋代最重要的诗话,影响明清两代诗论极为深远,可说是研究宋以后诗论的枢纽。历来讨论其诗话中“以禅喻诗”的文字,不论在黄教授的专书之前或之后,都不乏其人。然依敝人所见,能将严羽“以禅喻诗”的内容、价值、问题阐释的最为明晰透彻,而见解卓越的则为黄教授的《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 
  此书论述严羽“以禅喻诗”的重点约有下列数点:
  (1)指出严羽的确可以称为是宋人“以禅喻诗”的集大成者;所有以禅喻诗的观点都被他组织起来,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将宋人以禅喻诗的特色做了一次完整而美妙的展现。且使“以禅喻诗”的观点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影响明清两代诗论的观点极为深远。
  (2)严羽以禅喻诗重点强调在“妙悟”,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宋人以禅喻诗通常只提到“悟”,似没人提到“妙悟”,因此以“妙悟”言诗,可能始于严羽。而严羽则可能受到当时提倡“看话禅”的临济宗大师大慧宗杲的影响。
  (3)但是,什么是“妙悟”呢?禅宗的“妙悟”,如何能被借用到诗学上来呢?黄教授一一论述之外,并指出应关照到《沧浪诗话》中的“兴趣说”(所谓: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及诗有“别材别趣”的观点来理解。“妙悟”在诗的创作上究竟指涉什么状态?简单地说,兴趣就是一种直接触发、且具有特定特殊美感性质的情味,比起别的语言,诗所呈显的内容情味是非常特别的,所以称为“别材别趣”。(文中并指出“别材”“别趣”虽是两个名称,其实是就一件事勉强分成两段来说。)而“妙悟”就是指能捕捉“别材别趣”呈显出“兴趣”意境的创作过程。所以说“妙悟”的提出就是要解决诗歌创作的基本问题,“妙悟”的特性也就是诗歌创作的特性。所谓的“妙悟”,就是在作诗的触发过程,没有经过理路思惟的程序,而是直接面对事物即能具有穿透事物更深本质的能力,也就是“直觉的创造”或“直观的表现”。
  (4)提出“以禅喻诗”,是以禅者悟道的方式─“妙悟”,来比喻诗人作诗的过程中,诗兴的产生,应是来自于直觉的创造。两者的相通性,皆为“不涉思惟,不涉理路”。 
  (5)了解“妙悟”的意涵,就可以了解严羽将唐诗划分为三级,然后以佛家宗派果乘作对比性的概念,来品评高下的标准。也就是说严羽以是否是“妙悟”得来的诗为标准,来衡量诗人诗作的高下。
  (6)而严羽以“妙悟”的深浅定诗为三级,以与佛家果乘相比的诗评系统,为他提供了批判晚唐诗的犀利武器,“诗必盛唐”的口号能够成功,与这套系统设计,可说是密不可分。
  (7)对各家历来对严羽“以禅喻诗”的批评,黄教授都主动提出,并分别与之对话辩难。
  (8)提出“以禅喻诗”是否增加人们对诗的了解?有否意义?而认为用禅来喻诗,确实使我们更注意到诗的非理性一面,使得诗的特殊性更加彰显出来;同时也比较能说明诗与文的区别。而就严羽论诗的目的─提倡盛唐、批判晚唐与宋诗而言,以禅喻诗的确是最有力,无可取代的方式。
  综观黄教授此书,能总结诸家之研究,对历来评论沧浪说诗纷纷扰扰的面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论。且说理明晰层次井然,读了此书可谓掌握了解中国传统诗论中关于禅与诗的各种关涉,颇具参考价值。


  (四)、《盛唐诗与禅》姚仪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0。
  本书共分五章,用了第一章谈时代背景,第二章谈盛唐诗的界定。第五章为余论。只有三、四两章谈及盛唐诗与禅的关系,系以盛唐诗人为主,谈盛唐文人何以会以诗入禅的社会背景,及文人禅诗的内容、意境等。三、四两章有几个观点还不错:如指出盛唐虽禅宗大盛,但一般文人士子因信仰层面广而不深,致使诗人只写出了大量题禅居、僧房、兰若的诗,和游某山院禅寺,访某上人的诗,这是此类诗盛行的原因。又指出由于大多盛唐诗人参禅工夫尚浅,故禅理诗的悟境不高,仅流于表面拾缀禅语而已。又指出盛唐诗人最佳的是禅趣诗,此类作品的内容与禅理、禅语毫无关系,而多从人情物性中的体会而来,因此饱蓄诗人们成熟高妙的悟力,而产生高妙的意境,并举几个代表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的诗作来分析。 
  通观全书,论述不深,但几个意见点论释得颇恰当。


  (五)、《禅与中国文学》张锡坤、吴作桥、王树海、张石等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初版。
  全书分四大篇,每篇再细分若干章,分由四位学者执笔完成,其篇目为:一、中国的禅文化。二、禅学与唐宋文学。三、禅学与宋明文学。四、中国诗僧艺术。全部皆与禅与文学有关。
  综观全书除第一篇介绍禅的本质、禅与文化、美学等关系外,第二篇至四篇皆以人物论述为中心。在第二、三篇禅学与唐、宋、明文学,是以诠释几个大诗人生命历程中与禅的关系,以及他们表现在诗中的禅世界,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汤显祖等,可谓分析精微,皆能掌握到诗人生命风姿与禅思表现在禅诗中的意象特质。此外,亦论及唐诗意象形成的原因,指出是由于唐代禅学的崛起,使唐代诗人养成禅定式的艺术思惟,而使唐诗产生禅境。而诗中有禅境,正是唐诗的一大特色。 
  另外,第四篇论及诗僧。首先(一)由宏观的角度,从历史、时代与文化的脉络中,探讨诗僧兴起的原因,以及不同朝代的僧诗内容、语言、以及形式、风格的表达上有何不同;及每个朝代著名诗僧。例如在唐代部分,指出由于晚唐是禅宗压倒其他派别的全盛期,因此唐代诗僧创作的繁荣期,不在初盛唐,而在中、晚唐。且诗僧中以禅僧为数最多且居主导地位。而在论及唐代僧诗的文学特点时,则指出是在隋代僧诗的基础上,内容更加世俗化、语言更加通俗化、形式更加多样化,写法更加文人化几个特点。此外,以宏观的角度探讨诗僧创作的基本主题。例如表达对“空”的体悟,表达对社会的关怀等。也探讨诗僧创作的基本艺术特征,如语言技巧及意境的分析。例如指出诗僧能在诗中表现出悲喜双泯的情境,制造静、清、寒、幽的意境。以及语言技巧的平实或奇拔。
  此外,又专立一章探讨诗僧与历代文人及其文学的关系,主要侧重在历代文人与诗僧交往,在诗歌内容与创作技巧上所受的影响。综观全书每一章节都能就重点核心来论述,各章节非但不冗长且很精简,读了此书可有一个对“禅与诗”从文学的观点,由人物与历史线索来了解的良好切入点。


  (六)、《中国禅宗与诗歌》周裕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初版。 
  本书可谓能直入核心,纯就文学的观点来分析禅与诗的关涉。不再如许多书要先谈禅宗历史、诗歌史等周边问题而花掉许多章节,例如第一章以诗对禅的影响来描述禅宗的特色,而名之为“禅学的诗意”。由此也可看到后出转精的现象。 
  本书有几个特点,如
  (1)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自述其有意无意的地运用了比较文学常用的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影响与模仿的研究,注意发掘诗与禅的“事实联系”。一是平行研究,着重比较诗与禅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共通性。
  (2)运用多视角透视来进行研究:微观的诗法讨论,宏观的美学概括,横向的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纵向的诗风禅风的演变轨迹。这四大架构构成本书。 
  综合上面两项特质,可以看出本书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禅宗与诗歌互相对应互动的关系,真正是从“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双向互动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看出二者对应间的事实联系,例如作者认为:诗和禅中间也存在着同样一种对应的心智概念的形式。默照的禅法在盛中唐流行,相对应的是盛唐中山水诗人重凝神静观,沉思冥想,所谓“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李白《庐山东林寺夜怀》),追求一种宁静空寂、物我浑然一体的境界。另一方面,宋诗人特别是江西诗派却和看话禅以及其他文字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参究前人语言,以求自性之悟,在文字上翻新出奇,在构思上标新立异,追求一种机巧灵动、新奇活泼的境界。 
  因此作者所采取的是由禅宗史和诗歌史的对应关系来研究,的确开拓了研究禅与诗研究的新视野。


  (七)、《禅月诗魂─中国诗僧纵横谈》贾召文,北京,三联书店,1994,初版。
  本书从历史的纵线及社会的横切面,来分析诗僧所展现的生命内涵与外貌。探讨诗僧崛起、形成的原因,诗僧与外在的互动(如自然、世俗两大层面),又探讨诗僧的内在生命(如诗僧的道性与诗情、诗僧的食色之性,诗僧面对生死的态度等);更由中国文化的特质,探讨诗僧的伦常意识。全书以“诗僧”为人物类型来探讨,并非从文学史观点,来研究诗僧所做僧诗在禅诗或诗歌史上的定位。也就是说对诗僧的生命情调有颇深入细腻的剖析,但未把他们放在整个僧史或文学史上予以评价定位,是可惜处。 

三、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注10)


  《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罗宗涛,政大中研博,1972。
  此论文应是当代台湾最早的一本研究敦煌变文的博士论文,全书以严密地考证方法为主,对讲经变文的校勘、题材、用语、仪式、时代等各方面都以博览经藏、文史文献的深厚学识基础,再以绵密扎实地考证工夫,来研究讲经变文各方面的问题;是第一本全面性研究讲经变文的专著。且也是甚具代表性、权威性的作品,书中所考证的讲经变文各方面的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均多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见,做为后继研究者的依据。 
  此论文主要的贡献约有以下数端:
  (1)讲经变文乃自佛经转变而来,若是不明其题材所自,则其演变之迹,将无以确切了解,对变文的解读也会陷于望文生义之弊。因此将讲经变文二十篇,作全面性的一一考证其题材来源。这个研究可谓工程浩翰,经藏浩瀚,而一篇变文所取经藏来源又往往是博采众经,其有关的经典常有多种,而作者又不以只是略明其出处为足,而是务必力求有关诸经,将之一一检出比勘,察明其是否确和变文有关。而在研究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有些写卷残阙无有标题,连一个研究索引的方向也无,因此从来没有人能为它们拟补;另外还有前人拟补错误,而致循其脚步枉走许多冤枉路,再回头重新开始厘订研究方向的。凡此种种,作者皆一一克服拟补改正;并一一探究出其题材来源。而其由于工夫深密态度严谨,其所作讲经变文题材的考证,后人已难出其右,顶多增添一点枝节而已。
  (2)讲经变文多用当时通俗的语言,而写卷甚为潦草,且多讹误残缺,令人读之窒碍难通。所以运用语音学、语言学的方法,证变文的用韵及语体词汇,归纳出其韵部,不但一般别字,可以据其韵部考得其本字,对校勘贡献甚大。而再佐以语音史上其他资料,则由用韵,可略窥变文流行的时代与地域。至于考证变文中的语体词汇,由于充满许多当时的口语,此部分的研究,有助于变文的研读;且也可据以了解唐、五代的语言实况。 
  (3)对于变文俗讲仪式的考证,可以让吾人明了当时俗讲进行的方式,而对开讲时间、场所、所获财利、开讲时日长短的考察,都有助于了解俗讲的流布发展。
  (4)变文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上,极具价值。因此考证其各篇的时代,有助于对应于补充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可是一条侧面了解中国佛教史的线索。例如作者也提出“俗讲、变文既兴于佛教宗派林立之际,其与宗派之间有无关连?”这样深入的问题,并由当时佛教发展的状况来予解答。由此,可看出变文兴盛的时代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状况,正可互为印证。 
  综观以上各点,可以发现此书能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研究进路,来厘清原本蒙眬不清的讲经文全貌

四、有关佛教经典的文学研究

  有关佛教经典的文学研究,日本学者较早就开始,也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总括而言,约有下列数项研究:
  (1)阐释佛教与文学的结合。界说佛教经典文学的意涵。
  (2)界说佛教经典文学的范围及其性质。 
  (3)由梵文、巴利文字根语义去探源十二分教中具文学形式的本生,本事、譬喻、因缘等的原始意涵。
  (4)探讨大、小乘及律部诸经中有那些是具有文学意涵的经典。
  (5)对佛教经典文学的内容,加以简介或鉴赏。
  整体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多偏于文献的考证,为某些具有文学意味经典的起源与演变,本义与衍生义等做了扎实地研究。至于经典内容及文学鉴赏的研究,或专就某一主题做深入研究的并不多。然日本学者在佛教经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所做开拓奠基、导引启发的贡献,是极富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至于台湾方面,稍早只能在印顺法师的几本大作中看到对本生、本事、因缘、譬喻等的解说而已。关于佛教经典文学研究的专著,限于笔者的固陋,目前只搜集到四本,且都是博硕士论文,可以说这个部分,目前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以下针对此四本博硕士论文,稍作简介:
  (一)、《本生经的起源及其开展》释依淳,高雄,佛光出版社,1987,初版,1989,再版。
  这是国内第一本佛教经典文学研究的专书。原是作者1985年,于文大印度文化研究所的硕士论文。
  由于本生是以十二分教的方式出现,散见于大、小乘及律部的经典中,所以研究此课题,除了对本生的定义加以确定外,首先要做的就是广泛阅藏,找出经律中的本生资料。本书约从几个研究方面本生经:
  (1)界定本生的定义,并把经师所传的本生和律师所传的本生,佛本生与弟子本生,详说本生与略说本生予以介绍。
  (2)论述本生兴起的原因、时间,并由各地的浮雕去看本生的发展。
  (3)论述和介绍小乘经律二藏中各部派所传的本生谈。并介绍现存的《本生经》的集成本。
  (4)论述菩萨思想的起源、发达与本生谈的关系。并依本生谈将部派佛教时代菩萨的身份内容、行位等作详细的介绍。再谈大乘佛教与本生谈的关系,并叙述大乘本生与本愿的关系。
  (5)叙述《本生经》中的特殊思想。
  (6)讨论本生经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指出本生经的文学趣味,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及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
  此书对本生经的起源及开展做了扎实而广泛的探源与演变脉络的研究,对本生经与大小乘佛教的思想关系也有切要的研究。但对各本生经典的内容及文学中的地位这两部分的研究则较简略,多是点到为止。本书可谓是从经典研究的角度来探讨本生经,对于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则留下了后继研究的空间。


  (二)、《法苑珠林六道篇感应缘研究》傅世怡,师大国研博,1987年。
  《法苑珠林》是唐沙门道世,备钞经论以类编录、总共一百篇的佛教大部头类书。由于在此之前,研究者甚少,因此论文先论及《法苑珠林》的成书经过、作者考证,及“感应缘”一词的界定等较为外缘却是根本奠基的工作。然后才就六道感应缘展开研究。
  全书主要在分析六道感应缘有那些内容,对内容进行分类的工作。另外,并分析感应缘所引故事与佛教经典故事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要有广阅经典的工夫,才能看出感应缘所用的中土佛教故事,与印度佛经故事间的蛛丝马迹,很可能一个故事是脱胎于好几部经典的部分情节再组合演化而成;而由这演变痕迹,也可以看出佛教在民间中国化的情形。此外,也有发现感应缘所引的本土故事,与佛经故事叙述情节相类似,却彼此无传承关系,因此对同一类型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本书采用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两种方法。并指出《法苑珠林感应缘》所引故事,为六朝志怪小说的渊薮,是研究六朝志怪小说不可忽视的材料。
  综而言之,由于六道感应缘的资料庞大,本书基本上是对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处理,以及对内容来源进行探源与比较的工作。着重在由此反映出佛教如何与中国文化思想相融摄的轨迹。而正因《法苑珠林》本身的庞大,还留下了从文化、社会、文学、神话等等进路来探讨的广大空间。


  (三)、《佛教譬喻文学研究》丁敏,台北东初出版社,1994,初版。
  本书是由敝人79年的政大中研博士论文,稍加修改出版的。
  佛教譬喻文学范围的界定,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认为佛教譬喻文学,主要是指十二分教中具有阿波陀那(avadana)内容的经典。但阿波陀那梵文的本义非是“譬喻”,但中文却意译为“譬喻”。再者译为“譬喻”的梵文,除了阿波陀那之外,还有修辞学上的譬喻,以及因明三支中譬喻支的“喻”。因此如何界定譬喻文学的内容与范围是研究此一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归纳研究结果约有: 
  (1)观察阿含和律部的譬喻故事,是以阿波陀那为主的,阿波陀那本身并没有譬喻的意思,它在阿含藏中最初的意义是记叙“伟绩鸿业”或“宗教的或道德的伟大行为”的故事或传记的经典。也就是说阿波陀那是佛教圣贤的传记─以佛及大弟子、大居士的事迹为主。因此它是“譬喻”─现在的圣贤事迹;也是“本事”─过去的圣贤事迹。(如七佛譬喻、长寿王譬喻)。又逐渐地阿波陀那由叙述现世的伟绩鸿业,而追溯问到这些圣贤何以成就的前世因缘,于是譬喻与本生相连结,业的观念浮现出来,形成“譬喻本生”的形式。
  (2)在律部中,最先常是为阐明制戒的因缘而说到阿波陀那的故事,因此譬喻与因缘相结合而成“譬喻因缘”。又由于律的作用侧重在止恶上,于是阿波陀那由圣贤行为的范围,扩大到叙述凡俗的、甚至罪恶的行为上,并且特别着重在强调行为对其所造成后果的责任承担上,以达到劝善止恶的作用。于是以因果业报为主题,以“譬喻本生”为形式的阿波陀那大量产生,成了根本说一切有部诸律典中阿波陀那的特色。由阿含到律部,可知阿波陀那它的意涵已得到扩充,可以说本质上它是宗教性的故事,以述说佛教 
  上圣贤凡夫的因果业报故事为主。 
  (3)但在阿含及律藏中,阿波陀那都不是居于主角的地位,它只是做为一段哲理或戒律的插话,也就是说它是例证的作用(也由于例证的作用,它在中国被意译成譬喻二字),它是宗教教训的故事。(4)当专门的阿波陀那经典的出现,最主要的内容特色,就是它仍是宗教性的故事。但此时阿波陀那已成为经典的本身,而非如在阿含律藏中的附属地位。全部是阿波陀那故事的譬喻经典,如汉译的撰集百缘经,法句譬喻经、贤愚经等,在形式上几乎多少都仿照阿含经典的书写形式。而故事的内容,以业报为主的“譬喻本生”最多;也有譬喻授记、譬喻因缘的故事,也加入了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
  以上可谓对佛教譬喻文学的泉源与流变做了纵向的探索,可视为譬喻文学的发展小史。
  (5)在横面上从文学与宗教交涉的角度:(a)首先研究佛教经典中的譬喻词汇的用语,及其所譬喻的哲理。可以发现一方面佛典的譬喻文学中,汇汇了无数的譬喻词汇,而这些词汇包含了天文气象、地理、人文、颜色、植物、动物、矿物、器具、建筑物,饮食衣物、医药、人身四体,以及幻景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大项目,以及大项目下的许多细分的每一小目,都可用来做某些奥义的譬喻,也就是说藉由摩娑这些客观物象,日用器物的天然韵律,曲径深入地把宗教奥义,全盘托起深刻显现。
  (6)再从主题研究的角度,分析譬喻故事中所展现的几个特别的主题。如历劫、生命型态的互渗、他界游行、圣者的允诺─(授记故事),魔术的法力(神通故事)等。可以发现这些主题创作或是突破生活实态无拘无束地虚构情节;或是自由自在地接并,让生物与无生物都有了人的灵魂;或是一切人都成了某种品格、命运类型符号的故事。在文学上可谓具有独特性、多变性、丰富性、及想像力的特性。
  (7)就汉译譬喻文学的文字运用,见其译语及句型特色。综观本论文仍侧重在从经典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佛教的譬喻文学。所以在阿波陀那的发展小史上研究较细密深入。另一方面限于精力才学,对譬喻文学的经典研究目前只做到小乘佛教为止,事实上大乘佛教中也有阿波陀那的故事(如大智度论中),以及充满了形形色色以整个故事为喻的譬喻故事,都是笔者应该进一步研究的范围。另外自觉在文学与佛教的交涉上,处理上仍嫌粗略与初步,对于各阿波陀那经典的研究,只是初步就内容主旨、思想与形式来研究;乃至主题的研究类型仍不够多元,将来宜再从多种文学理论、乃至神话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做深入研究。而汉译佛典语言的分析,也还有许多可发挥的空间,凡此种种都是本论文不足之处。 


  (四)、《佛教因缘文学与中国古典小说》张瑞芬,东吴中研博,1995。
  此论文由作者的研究方法及内容,可知作者能综合不同学门领域,来进行主题学的研究,用功甚勤,且有慧见。作者首先以中国小说在叙事的方法、题材和思想意识上,去分辨受佛经影响之前与之后的不同特色。并能评论历来研究佛教与中国小说关系上的种种缺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
  其次,作者对历来一味批判中国小说中充满因果结构、报应宿命思想是很缺乏艺术价值的种种说法,提出了反驳,并认为宜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探究,而指出佛教的因缘理论影响中国小说的正、负面之处。然后再以时代的脉络来论述因缘观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小说中的开展形貌。指出因缘观不但影响小说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形成了许多小说写作的架构。由于“因缘”观念,影响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甚钜,能看到这层关键,而由此入手分析中国小说中的因缘观,是很有意义的。 
  但本人较不赞成作者将因缘文学的范围扩大到大正藏本缘部的所有经典,因为如果把佛传故事、譬喻、本生故事,全纳入因缘文学的范围中,就显现不出十二分教中其各自原本的特性了;并且事实上佛传、譬喻、本生等也各有其不可混淆的特色。
  (五)、〈《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梁丽玲,文大中研硕,1995。
  此论文可谓对《杂宝藏经》资料来源,篇章内容都作了详细考证与分析论述,可谓对《杂宝藏经》相当完备的研究。但也是偏重于经典分析的立场来研究,若能再多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则更佳。

伍、结论

  一、回顾当代台湾中国佛教研究的状况,由上述的分析报告可以约略看出几个现象:
  (一)就研究领域而言,小说与诗这两种文类的研究者占最多。小说中长篇小说中《西游记》的研究最多,而《西游记》实际上并不能归类为佛教小说(它包含了三教的思想),只是其中和佛教思想有很大关连,而把它列入。事实上无论长篇或短篇小说,常常所涉及的思想层面都不只一家,而所涵摄的内容,更可以由言情、社会、历史、经济等各层面去解析,因此目前严谨地专门研究中国某一部长、短篇小说中的佛教影响,这类的专书或博硕士论文,似乎没有。这也是本人在介绍中没到述及的原因。其实诸如红楼梦中的佛教,就是很值得研究的范围,我们期待未来能有关于长、短篇小说与佛教方面的论述。至于研究趋势,则可看出主题研究是一种可行又有意义的途径(如目前已有冥界、龙女等的研究)。继续深掘佛经与中国小说之间的关系可有更多的主题等待开发研究。 
  此外,散文与佛教的研究,只搜集到一篇博士论文,可见此领域研究者之少。至於戏曲没有列出研究书目,一方面可能是漏失,一方面在博硕士论文的检索中,目前也未发现专研佛教与戏曲的论文。而以居世界汉学研究显学地位的敦煌学,以台湾地区的博硕士论文为指标,专门研究和佛教有关系的敦煌学,似乎也不多。至于在汉译佛典的经典文学研究,或汉译佛典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更在少数。仔细检阅,似乎每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者都不算多。 
  (二)本研究所搜集的书中,博士论文共有八本,其中已出版的有三本;硕士论文共有十九本,有四本出版。在已出版的专书中,台湾学者有十一本(含博硕士论文七本);而大陆学者有十本,至于大陆学者在台湾已出版的则只有三人五本(孙昌武三本,陈允吉一本、朱庆之一本)。另外英译中的只有一本,日译中的则有二本。合计博硕士论文及出版专书,约共四十本专书。由本研究搜集年限,定于1949年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其间有关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专书,实在不多,而其在坊间流通数相形下又更少了。
  (三)以学位论文完成的时间,或专书的出版时间来看,则可以发现台湾地区有研究佛教文学的著作,在一九八○年以前是非常稀少,一九八○以后迄今则逐渐增多。至于大陆则明显的集中在九○年代以后,八○年代似乎以孙昌武为独秀了。
  (四)至于为何研究者那么少呢?这如果放在整个台湾佛学研究的大格局来理解,就较易明白。蓝吉富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中,蓝教授在分析国内佛学的学术研究环境后指出,至少在未来二十年内,台湾的佛教研究界仍然会是学术界的“少数民族”。此外在其所列有关佛教的主要研究领域中,指出属于佛教思想或哲学领域者为最多,其次是研佛教史,再来是佛教美术。其他则为较难明确分类了。由其分类可以知道佛教文学研究在佛学研究中是居于非常不明显的状况了。再者,蓝教授指出佛学研究者的主要专著,大多出版于一九七○年之后,对应这大趋势,也可知佛教文学研究也是自一九七○年后才较有著作出现。 
  (五)如果再深入分析研究人数会发现台湾持续在佛教文学领域作研究者,实际上是更少。因为硕士毕业后,未必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而有些学者专家,在写了一、两本与佛教文学有关的论著后,就把研究兴趣转至其他领域,甚或一开始中国佛教文学只是相关的研究领域而已,因此持续在中国佛教文学领域中做研究的学者是相当少。
  (六)纵观当代中国佛教文学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在各研究领域上,有很多著作是具有开拓性质的。由于如此,所以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偏重于从历史脉络中去爬梳文献,或考证文献,因为这是基本的工夫。但有时会流于作描述性的说明,而忽略了从多方面的研究角度来凸显主题的多重深层结构和关系网路。也比较会做宏观式的研究,涵盖面极广,却较概括的论述。但是无论如何,发现新领域、新研究专题这样的眼光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因此而使后继者有了依循的方向,也是功不可没。 
  然而也可发现,逐渐有些微观式的专题论著出现,研究方法,也渐能援引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乃至人类学、神话学、或社会学的知识来从各门学科做交叉性整体性的研究。

  二、前瞻
  (一)未来研究,除了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佛教的研究外,现代的佛教文学创作品,也是值得研究的领域。 
  (二)余国藩教授曾说佛教这一大传统,和中国文学史的关系,曲折离奇,错综复杂,显非三言两语可以敷衍了事,有赖系统性的历史研究才解得开。至今我们只有一本日本学者著作的非全面性的《中国佛教文学史》。期待一本新的中国佛教文学史,也是学者可以努力的方向。
  (三)陈允吉教授曾指出研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要注意佛教对文学的题材、形象、情节、语言、及创作思想的影响,亦即抓住这两者的内部联系。这可说是提出了研究的思考要点。而其指出佛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八个途径:(注12)
  (1)佛的时空观念、生死观念和世界图式的影响;
  (2)大乘佛教的认识论和哲理思辨的影响;
  (3)佛经的行文结构与文学体制的影响;
  (4)佛经故事和佛经寓言的影响;
  (5)佛传文学和佛教叙事诗的影响;
  (6)佛教人物和古印度神话人物的影响;
  (7)佛教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影响;
  (8)佛经翻译文字的语言风格产生的影响。
  也是可以提供我们研究的范畴与方向。

六、附录

  敦煌学与佛学的研究:
  《敦煌孝道文学研究》郑阿财,文大中研博。
  《敦煌讲经变文笺》谢春聘,政大中研硕。
  《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八相变”“破魔变”“降魔变”与佛经比较研究》金泰宽,政大中研硕,1984。
  《敦煌佛经写卷题记初探》罗汀琳,政大中研硕,1989。
  《王梵志诗用韵考及其与敦煌变文用韵之比较》卢顺点,东海中研硕,1990。
  《敦煌赞文研究》赵立真,中央中研硕,1993。
  《敦煌佛经感应记研究─以《普贤菩萨说证明经》、《金光明经》、《金刚经》为研究范围》何慧俐,政大中研硕,1996。
  《敦煌变文集新书》潘重规,文大中研所出版。
  《敦煌变文论集》潘重规,石门图书。 
  语言学与佛学的研究: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朱庆之,四川大学博士论文,1990。
  《碧岩集的语言风格研究》欧阳宜璋(政大中文硕,1993),台北,圆明出版社,1994。
  单篇论文集: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9))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二版。
  《文学与佛学关系》中国古典研究会主编,台北,学生书局,1994,初版。
  《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宋柏年主编,北京,语言学院,1994,初版。
  《禅与诗》孙昌武,台北,东大,1994,初版。
  其他相关硕士论文:
  《晋南北朝隋唐两宋释家传记提要》唐龙,台大中研,1971。
  《诗佛王维之研究》林桂香,政大中研,1983。
  《洛阳伽蓝记研究》杨圣立,政大中研,1982。
  《寒山诗及其版本研究》朴鲁玹,政大中研,1986。
  《寒山子诗语法研究》赵芳艺,东海中研,1989。
  《李卓吾的佛学思想与文学理论》罗美玉,辅大中研,1988。
  《寒山诗研究》沈美玉,文化中研,1977。
  散文与佛教研究:
  《韩柳文学与佛教关系之研究》林伯谦,东吴中研博,1993。

  提要
  检视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直不是佛教研究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主流。研究者少,相对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也不多。本论文是对中国佛教文学的状况,作一初步的探讨评介。在时间、区域上以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在成果中以专书为主,包括博硕士论文,以及已出版的关于某一主题专论的著作。至于单篇论文,及单篇论文集则多未予讨论,只列在附录以资参考;唯有极少数几篇,由于涉及某一研究主题、领域的开发,所以特别予以介绍。
  此外,为了能较全面性的鸟瞰当代有关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状况,因此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搜集了二本日文译本、以及部分大陆学者的著作,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方家指正。论文约分六大部分来进行:一、前言。二、有关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三、有关敦煌学的研究。四、有关佛教经典的文学研究。五、结论。六、附录相关资料。

  (注1)参考: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的成立史研究》(山喜房佛书林,昭和三十八年十二月)、深浦正文《新稿佛教文学物语上、下卷》(永田文昌堂,昭和五十三年二月改订一版)、小野玄妙《佛教文学概论》(甲子社书房,大正十四年九月)
  (注2)加地哲定着、刘卫星译《中国佛教文学史》(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初版一刷),〈序〉,页1。
  (注3)余国藩着、李奭学译《余国藩西游记论集》(台北,联出版社,1989,初版),页194。
  (注4)同注2,页77。
  (注5)同注2,页211。
  (注6)例如该书页6、13、71等。
  (注7)见该书页125-126。
  (注8)见张锡坤、吴作桥、王树海、张石等《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初版,页375-376。
  (注9)同注3,页189-190。
  (注10)案:由于个人对敦煌学的涉猎甚浅,但敦煌学又是当今世界汉学研究的显学,因此其余相关论文只附目录于后,不再评介。而对此论文的介绍,一则由于其之重要性,另则由于作者研究领域,与敝人有所相关,敝人能了解其之贡献,而敢为略述其要。
  (注11)蓝吉富《当代中国人的佛教研究》(台北,商鼎出版社,1993,初版),页3-15。
  (注12)陈允吉《唐诗中的佛教思想》(台北,商鼎出版社,1993,初版),页30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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