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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然与孙素贞
黄光伟
张天然是一贯道的总道首。在我国近代出现的各类邪教中，一贯道算是臭名昭著的。这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的极端反动性，先后充当日寇、汉奸和蒋介石统治麻醉人民的工具，在活动上采用封建迷信和反动恐吓等手法，蒙蔽群众，骗取钱财，还在于它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基层劳苦大众、城乡商人、地主豪绅，甚至大汉奸褚民谊，周佛海等人，以及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和特务分子，都被网罗入道。它的组织(佛坛)几乎遍布大中城市和农村，并且还有全国性的组织和指挥系统。这个以一贯道十八代祖自命、号称"济公活佛"转世的张天然，在我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被迫从北京逃来成都，于1947年8月在成都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张天然的死，在成都轰动一时。围绕张天然的死，在道内演出了一场闹剧，最后以一贯道公开分裂为"师兄派"和"师母派"而收场。
办道起家 纨绔浪子成巨富
张天然，别名张光壁、张奎生、张普济。对其老底，各说不一。有说他是清朝贵族后裔；有说他是流氓道士，但均无资料佐证。据张本人1944年2月在天津县前街一贯道天津总佛堂，向同道自我吹嘘时说："我过去亦是出身于大家庭，幼年时，吃喝嫖赌无所不来，自拜路中一为师得道以后，才慢慢地改正了。"路中一是-贯道所谓的十七代祖，自命为"弥勒祖师"化身，与张同为山东济宁人。当时，路中一手下有十名领长，张即为领长之一，为该道次要首领。这段时间，一贯道活动范围还局限于山东境内，势力不大。张本来已有妻室儿女，后来移情别娶，讨了第二个老婆刘慧贞。但好色成性的张天然仍不满足，对统领一方道务，势力不小的师妹孙素贞的姿色早已垂涎，经常借机大献殷情，想博取好感，但孙在众多追逐者中，对张并未另眼相看，未有热情的回报，他为此枉费了许多心思。后来终于机会来了，道内决定要在北京设立"顺天炉"(一贯道培训骨干分子的一种形式)，他趁机找一些理由说服路中一，邀孙素贞也参加了这个"法会"。他在此期间，又玩弄了一套道内惯用的"扶鸾降乩"、 "仙佛借窍"的手法，把预先编好的乩语，让乩手(天才)熟记，然后登坛时，通过乩手的口假称"祖师临坛"，说是秉承上天的意思，由祖师作伐，要张孙二人结为夫妻。这套骗局当然瞒不过孙素贞，但在参加"顺天炉"的众多道首面前，孙又不便当场戳穿，只好"哑子吃黄莲"，不情愿地答应嫁给他。不久，在山东济宁老家的刘慧贞获知张天然在外另结新欢，大兴问罪之师，带领了一帮人赶到北京同张大吵大闹，并指着鼻子骂孙勾引了他丈夫，孙素贞有口难辩，气得要去上吊。经道首们反复劝解安慰，才使张天然纳妾波平息下来。
张天然自从打起一贯道的旗号，藉道敛财，成了暴发户。他以"入道费"、"献心费"、"渡仙费"等多达数十种名目，骗取了大量钱财，供他尽情享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究竟骗取了多少钱财，那是无法统计的。除去历年已挥霍掉的外，据一贯道总佛坛掌管钱财的郭根峰供称，截至1950年农历12月13日郭逃离成都，一贯道道款总计实存黄金9300两、银元12万元，还有一大批珠宝玉器、文物字画等贵重物品。至于其它用品、家具、什物就多得难以计数了。凡有一贯道活动的地方，用道款购置的房屋、开设的店铺工场，比比皆是。单以张天然私人名义的财产论，仅房产一项，在许多大城市都有他的别墅。如北京兴化寺街9号有四进房屋一院，天津府署街14号有两进房屋一院，北戴河海滨东山咀有洋楼一所，成都王家塘街102号"颐园"洋楼一所。他在山东老家济宁城内文庙街的住宅，位置适中，是闹市取静的地方。房屋是中式五进的，内有藏经楼，搜集了不少古籍珍木。各房屋家具陈设豪华阔绰，四壁悬挂着古今名人字画和一些官僚政客的墨迹。不知是为了办道而装点门面或出于什么癖妤，当时济宁城内已有了电灯，但他偏不安装，入夜，宅内昏暗的油灯，犹如鬼火点点，更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氛。
张天然和孙素贞分别有专人服侍生活，照顾起居，有私人医师随身保健，防病治病，有三名厨师负责调理南北风味的美食佳肴。这些人都是张的亲信点传师或前人，是以"行功"的名义在张身边服务的。
张去各地扩展和视察道务时，动辄也是飞机来飞机去，随行人员前呼后拥，十分气派。各地道首用汽车迎送巳成惯例。到了各地，当地道首还要临时抽调人员为他效力，保证满足他各种需要。
张来成都前，成都的道首特意将张下榻的小南街105号大加整修。这里虽算不上宽敝豪华，却也布置得小巧精致。整个房屋全部油漆粉刷一新，新添置了新式家具和陈设，并抽调川西各支系道首轮流到张住处为之"献心"效力。他膳食非常讲究，在蓉期间，所有珍贵食品都由远方各省定期运来。1947年4月，张嫌小南街房屋狭小，不便他结交地方上达官贵人，又由何亻间 文系统的王中可支合中总坛到处寻觅理想的居所，最后，以每年五条黄金的租金，在新南门外环境幽美、绿树成荫的华西后坝小学路，租得原四川省建设厅长陈筑山的花园小洋楼"澹明园"，这里水阁凉亭，花草果树俱全，既可办道，又可作避暑的别墅。
张搜刮骗取钱财的形式很多，全国各地支系骗得的钱财，除当地道首先饱私囊和留部分供继续办道外，要定期上缴给张天然的总佛堂，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定期收入，供张随意支配花销。有时，张也直接授意总佛堂人员开办各种名称的"班"，借以敛财。1946年张在成都搞了二次"接线" (下对上联络之谓)活动，全国各地支系的重要道首，纷纷携厚礼聚集蓉城，许多道首给张送了数额不小的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土特产等，如成都大道首王中可献上猞猁皮袄一件和四百万元(法币)现金，西安和宝鸡支系凑集了二千万元托西秦支前人苏光池买了一部小轿车送张，成都另一大道首李启元还将他在成都购置不久的王家塘街102号"颐园"别墅一座作为"献心礼"奉上。张还通过各种手段收罗占有了大量珍贵文物古董，但他并不满足，每到一地，必去文物古董店挑选，选上后不惜用巨额道款购回。他死后仅留在成都的这类物品足足装了十多个大木箱。后来孙素贞为了"减形灭象、潜伏隐蔽"，将张遗留下来的贵重东西分散隐蔽在各个秘密潜伏点，孙逃离成都时，又被装上大卡车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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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 伺机扩展到海外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贯道在日伪统治区已很难发展，胜利后发展就完全停顿下来。在解放区当然更无一贯道立足之地。这时，一贯道在各地的道产相继以逆产被查封，张天然自感过去投靠日伪，恐怕国民党政府动起真格来，清算他的汉奸罪，整日忧心忡忡，加之我解放区日益扩大，为了寻找退路，遂带领王佩玺等7人于1946年逃来成都。临行前，由北平道长张五福召集北京附近点传师、坛主、办道人员共四百多人，在三个地方分三次时间与张天然"接线"。张故作镇静地向他们说： "道有隐、有现，这是我们修道切磋，切磨必有的过程。在隐的时候，是正己的机会。"他要大家在所谓"隐"的时候，安心修道。他讲的"隐"的时候，是指形势对一贯道发展不利，需要退缩，需下功夫改变策略，暂时转入隐蔽。张天然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退守西南。
初来乍到的张天然，在成都还提心吊胆，不敢暴露身份，他一行人全部用假名向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报户口，如张天然化名张济光、孙素贞化名孙张氏、郭根峰化名郭惠民、王佩玺化名张英明、张思邈化名张英俊。
到成都后，经过对形势的观察，又激起了他扩展一贯道的野心。他曾多次在道首中表露过，现在正是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可以物色人才出国办道，打算趁机把一贯道发展到海外去。与之同时，他身边一些人又听说远在天津的道德坛道首杨清相巳先走一步，派金恩善 (据说是朝鲜领导人金九的孙子)到朝鲜去发展一贯道。王佩玺将听来的消息向张报告后，并建议立即物色合适人选出国，否则必落人后。后来选中曾在印度经过商的史守义、石学道二人，准备派到印度去"开荒"。张天然表示完全赞同，几次催促迅速动身，但又迟迟不批给经费。此时，王佩玺心领神会，想出一个不要张天然给钱，靠骗钱出国办道的办法，经张同意后，于1947年正月20日，在东丁字街9号王的住处开办了一次"仙佛班"，这也是张天然在成都最后办的一次。参加的30余人，时间7天，由王佩玺带班。这次"仙佛班"，以其中设的三场骗局最露骨：
第一场是所谓考"清口"。先将三股麻绳用小刀削掉三分之二，然后乩手登坛称"仙佛附体借窍"，说现在要考验你们是否诚心，由仙佛带你们到理天(指修道的最高境界)，若是不诚心，就会赶不上，于是将预先准备好的麻绳拿来，以点传师领先，参加的人由乩手指定孰先孰后，围绕而行，稍一用力，绳子就断了，这时，乩手便说：我有意领你们到理天，但还不诚心，希望以后专心修道。
第二场是假设阴曹。要考各道亲是否有胆量。由道首刘仲霄装扮成阎王、 漆金成装判官，晚间在另一空房站在一根长凳上。阎王画成一张黑脸，手拿一把菜刀，判官则以面粉抹了一脸成白色，并再涂以红色，门前放置一面大镜子，表示为臬镜台，开始时由乩手对道亲说，现在依次去看阎王，结果有几个人不敢去看，此时乩手便说，你们修道假定不诚心，将来就不能到达理天，就要入阴曹，那阎王还要可怕十倍。
第三场才是最终目的骗财。由乩手敬富永装三天主考张茂天(道内说是济公的儿子)，常金生装关公。骗局开场时，关公说主考张茂天佛规不整，上前作欲打状，主考向外逃跑临门坎时，乘势一碰倒地，便假装跌死，当即由带班人等将其抬入室内。关公便说：现在人是跌死了，须得报官购买棺材，大家需要捐点钱。于是众人纷纷解囊，共凑足法币80万元。主考这时又活了，并说；你们很诚心，感动了上天，所以又叫我转来，大家以后要多多行功。
这80万元骗到手后，即指定史守义、石学道二人去印度加尔各答"开荒"，那笔钱算是路费。后来因为办理出国护照遇到困难，史守义一人先去了缅甸仰光，等待机会去印度，石学道准备转山东一行看望母亲，结果没有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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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靠山 四处延揽"护道"人
张天然在各个时期，都有他依附效忠的反动政权。在各地立足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在当地寻找靠山，获得庇护。他来成都经过短暂的蛰伏后，见形势有利于一贯道的发展，又开始四出活动。首先是广交军政官员和地方上各种反动分子。除了他的小南街住所经常迎来送往，车水马龙，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外，成都一些有名的大餐厅，如春熙西段撷英餐厅等，也是他大宴宾客的场所。在这些交往中，以贾文秦(省参议员)、刘兆藜(省保安处长， 21军旅长)、张联芳(川康绥署少将参军)、，戴嘘白(省公路局长)，彭善承（立法委员、华阳县长）以及军阀官僚刘肇乾、张子瑜、文成章、庞青等与张天然勾结更深，都是他宴席上的常客。接着，这些人都先后被张拉进一贯道，有的当上坛主，有的成了点传师，甚至加封为一贯道的"护道"，统统成了张天然的护身符。后来，连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孟广澎亦被网罗进来，更给一贯道增添了保护色。为了"办道"方便，戴嘘白特地将四川公路局职员证4枚交给张天然，供随时使用。这些一贯道"护道"，实际上也是张天然的特别顾问，道内有什么重大事情或遇到麻烦，总离不开请这些人出谋划策、引荐疏通，直至亲自出面奔走游说。1947年6月，一贯道在南京建业路有所道产房屋被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查封，张天然请"护道"想方设法、指点门路，然后派川西道首何亻间 文赶去南京解决此事。何到南京后，特意在珠江路一贯道所办的珠江小学内，宴请了国民党元老居正、于右任、王正廷、邵力子等人，托其设法关照。同时，又由济南道长齐铭周派点传师叶绍廷向伪社会部行贿四千万法币，不仅使房屋得以顺利发还，还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关系，鉴于过去一贯道没有办理立案手续，于法不合，在居正等人的建议下，经孙科、蒋经国授意，乃在南京用"中华道德慈善会"名义立案，使一贯道从此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正式认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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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起突然 求医祈神难回天
张天然暴卒于成都，是"天意"还是人意，在一贯道内长期笼罩着一团迷雾。
张有早起看报的习惯。1947年农历八月初二晨，他照例在成都小南街105号住地的院子里，一边浏览报纸，一边喝着早茶，突然觉得一阵不适，全身发寒颤，急忙进屋卧床休息。这时，他的私人医师王佩玺初步诊断为患流行性感冒，但鉴于张起病突然，为慎重起见，王把病情告诉川西一贯道头子何亻间 文等，要求再找个医师会诊。第二天，找了个姓张的医师诊治，不外乎又是打针吃药，几天后不但未见好转，且病势愈见沉重。求医无效，众道首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听天安命，请求仙佛"赐丹"。这本来是一贯道常用的骗术，说群众病了，无需延医吃药，只要诚心求神赐给"仙丹" (实即用市上药铺丸药或用金灵丹、万金油之类加上五味作成，预先藏在香炉灰中，临时用手法取出服用)即可痊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贯道用来骗人的这套花样，此刻也用在这个一贯道总头子身上。八月初七，前人任希舜（张天然的随从厨师）香汤沐浴后，毕恭毕敬地在张住所佛堂摆开香案， 做完"扶鸾降乩"的仪式，口称请祖师临坛"赐丹"，这样，将求得的所谓"仙丹"给张服下，此时的张天然已身不由己，任人摆布，顾不得问清什么灵丹妙药， 胡乱吞进肚里，自然不能药到病除。由于小南街住所条件不甚理想，众道首眼见他们的头头短期内恐难脱"灾难"。经商议后，决定于八月初九，将张移住王家塘街102号"颐园"，继续诊治，其中也包含着借搬动乔迁之喜，讨吉祥安泰之意。这时的张天然已神色黯淡，步履艰难，靠人用竹椅子把他抬到楼上，一切安顿妥当后，又在他住的房内外遍贴大红纸写的"喜喜"字，用来避邪冲喜。何亻间 文又从重庆找了个医术高明的点传师战锦韬来蓉给张治病，能用的治疗方法都用了，并且每天打当时最昂贵的针药盘尼西林，仍然无济于事。张天然拖着沉重的病体，在他的"颐园"新居只"享受"了六天，延至八月十五日晚8时即死去。当张在楼上处于垂危之际，他小老婆孙素贞并未伴随在侧，却忙着在楼下的佛堂内开坛"扶乩"，把这个一贯道经常使用的骗人伎俩用来对付她的冤孽丈夫。据称当时是"无生老母"临坛，张还未咽气，乩手在沙盘上就写出"老母"的"批训"："将至七七四十九，天错地暗无星斗，科学力乏妖术起，千万万教齐出头，天时将至那等待，携手分瓜各插筹，黎民悲痛父子教，遍野哀鸿人心揪，．火德交旨理域游，师徒分离在中秋"。似乎这一切都是"天意"难违。实际上，这些都是事先策划好的，用以掩人耳目的勾当。因为在道首中早巳暗中盛传"师尊八月十五要殡天"。自命为"济公活佛"化身，以"行功渡人，躲劫避难"为幌子的一贯道总头子张天然，最终连自己也难免不遭算计。张天然的死因是什么，给他治病的医生说不清楚，得不出结论，道内尽管传闻众多，但毕竟是凭一些直觉的猜测而已。最后，总坛的道首统一口径，对外宣称是死于伤寒病。当然，道内的传闻猜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早年的张天然，自玩弄"祖师"作伐的花招，把孙素贞据为第三个老婆后，自知孙素贞委身于他，并非情之所钟，常在道首中流露他与孙"虽有夫妻之名，但无夫妻之实"。对孙总是不放心，处处提防。特别是当张赴各地督办道务之时，正值风韵年华的孙素贞空房独守，就防不胜防了。张天然的疑虑并非多余，随着岁月的流逝，孙与道内高层道首接触中，时日既久，难免风风雨雨，不时爆出一些"绯闻"，其中最令张天然难以容忍的，莫过于孙素贞与宫朋龄的一段暖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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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床异梦 醋海生波埋祸根
宫朋龄是道内的点传师，是一个支系的头头，拥有一股势力，且年轻潇洒，风度翩翩，经常在张天然身边办事。孙与宫早年在天津时，就接触频繁，明来暗往，关系暖昧。当张天然不在北京时，二人更毫无顾忌地时时幽会，双宿双飞。道内好多人都知道他们不仅仅在谈情说爱了。后来传闻越来越多，绘声绘色，不外乎是男女之间说不清的事情。传来传去，传到了张的大儿子张英誉耳里，他听后当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遂在1943年专程去济宁老家面见张天然，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述说孙素贞与宫朋龄不清白，把听来的艳闻全部抖出来。张天然听后，妒火中烧，乃用电话通知在北京兴华寺街寓所的孙素贞，命其即刻起程回山东济宁。孙预感到她与宫朋龄之事败露，心情十分紧张，一时不敢回山东，但表面上又不露声色，对张的电话不予理睬。她一面设法探询张急着要她返山东何事，同时，又作想去东北暂避风头的准备。张见孙迟迟未回，向北平道长张五福查问，张五福将孙在北京情况如实电告。张天然本来已醋意满腔，对孙拒不听命甚为恼怒，当即率刘慧贞及子张英誉等，怒气冲冲赶到北京寓所，不问青红皂白，一阵拳脚相加，将孙和宫朋龄着实痛打了一顿，孙素贞的腿部也被打伤。此后，张天然便派他的心腹亲信张思邈和任希舜把孙监视起来，一言一行都得向他禀报，甚至接见道内一些高层道首，也必须经张点头向意，直到张猝死成都，时间长达5年之久。宫朋龄被打后，负痛逃到山西，勾连山西实力大的道首薛洪等一伙人，联合背叛张天然，编造散布"张天然快死了，继承道务的是孙素贞"的谣言，公开宣扬支持效忠师母孙素贞，形成了一贯道内所谓"师母派"。张天然的儿子张英誉也不甘示弱，拉拢了青岛道长董玉泉、济南前人徐洪富等另成一派，是谓"师兄派"。两派各有发展势力范围，且互相攻击，水火不相容。张天然表面上处于中立地位，但实际上偏护其子，由此，往往更招惹"师母派"的不满和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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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由于孙素贞与宫朋龄之间那段微妙男女情，点燃了张天然的嫉妒怒火，还可追溯到早些时侯，孙的一次公开讲话引起了张的猜忌。一次，孙对道内一些高层道首讲："天时是一时一机，一时一运，将来道务要转变"，说这也是一场"考"，叫大家立愿受考。因为孙毕竟在道内拥有一股势力，也觊觎着总道首的宝座，不甘于作了张天然的小老婆后，处于受限的境地，其用心十分明显。张天然知道孙的这番活动后，自然也悟出其中的寓意，就趁机派他大女儿(前妻所生)去"侍候母亲"，实际是软禁监视起来。
这样，旧恨未了又添新仇，结怨愈来愈深。更使孙素贞对张天然愤懑的是，1947年5月，张英誉瞅准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处于笈笈可危的关键时刻，公然在北京与蒋帮代表居正秘密勾结，结果国民党政府答应不再"追究"一贯道的汉奸罪，允许它作为"宗教"继续活动，张英誉明确表态，一贯道拥护"戡乱"，"剿共"，效忠国民党政府，决心反共到底。这无异于表明张英誉事实上已是一贯道的总头头了。孙见张天然未能把握时机，把最后赌注押上，不敢出头和蒋帮正式搭上关系，倒让儿子捷足先登，把道权无形掌握了，更增加了嫉妒怀恨之心。以上这些恩恩怨怨，不可避免地给以后张天然猝死成都暗暗埋下祸根。
"颐园"闹丧 西子湖畔设疑冢
围绕张天然的死，一贯道内两派从过去的明争暗斗，而走向公开分裂。
张虽早年曾患过糖尿病，但外表看来仍气色不错，这次突然病死成都，在蓉的道首深感责任重大，如何向远在北京的大老婆刘慧贞交代，以及避免可能由张之死激起一场纷争，是一大难题。经过孙素贞、何亻间 文等道首紧急磋商后，决定一方面叫张天然的私人医师王佩玺，火速给刘慧贞和张的儿子张英誉拍发报丧电报，要他母子赶来成都料理丧事，一方面又赶在刘慧贞来到之前，让孙素贞暂时从王家塘街"颐园"移住华西后坝小学路"澹明园"，以避风头。
张天然死时，暑气尚未消退，由于张体形高大，一时成都各个专卖棺材的寿木行，都买不着现成合适的棺材，加以当时成都有钱有势有名气的人家，讲究用上等"建板"现做。等到棺材做好装殓完毕后，尸体已经有些变形并发出异味。道徒们曾听前人说，道中人死后"冬不挺尸，夏不臭味，不变形色"，目赌此状，虽心有疑惑，但个个都缄口不语，因道首们声称这是一场"考"。为了便于刘慧贞母子能和张作最后诀别，又特意在棺材盖上装置了一块玻璃。张英誉夫妇及其母、姐姐一行是几天后才赶到的，到时已经装殓，他们慌慌张张踏进门槛，隔着玻璃看见张天然脸上有点变色，也顾不得什么"考"了，遂同孙素贞大吵大闹，一口咬定说他父亲是被孙毒死的。孙怎么也解释不清，后来干脆称病住进甫澄医院，但张英誉仍不善罢甘休，，又由来蓉吊丧的北平道长张五福陪同去医院"看望"，二人又在病房里唇枪舌战，争吵不已，闹得其他病人无法休息，最后，由院方出面干涉方止。张英誉对其父之死，一直疑虑难消，曾打算起诉到法院，但后来一想，如果惊动法院，必然开棺检验，势将闹得满城风雨，后果实难预测，遂打消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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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张天然办理丧事，各支都抽调出专人常住"颐园"料理一切。整个园内搭了敝棚，楼下设置灵堂，请了和尚早晚诵经，门外还有一排全副武装的军人在那里轮流站岗。每天，在成都及附近各地道首，川流不息地到"颐园''吊丧。外地各省道首，每天都有乘飞机或坐汽车赶来的。到此吊丧的男男女女，均全身缟素，披麻戴孝，悲悲戚戚，如丧考妣。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政警宪官员、旧军阀官僚、封建会门的袍哥大爷等等，也纷纷前往凭吊，并送去挽联祭幛。难怪当时众多围观的人说，这样的丧事大排场真少见，每天来吊丧哭灵的都是几十岁一个个的，穿起白衣麻鞋当孝子，搞不清究竟有好多孝子，到底哪些是主人家了。
张天然安葬在哪里，也经过一番争执，最后张英誉坚持要运往杭州，因为那里是他那一派的势力范围，孙素贞也不便多言，只得听其安排。
到了农历九月十四日，大开祭奠，以道内各大支为单位，依次用抬盒抬来祭品，开始举行祭奠仪式。孙素贞也来到灵堂上香，并俯身依在棺材侧哭丧。这时，张英誉和张天然的大女儿由楼上下来，孙的随身人员见状，怕在这种场合闹起来，叫入难堪，急忙将孙扶上汽车开走。这下，张英誉果然大吼大闹起来，并当场向正在祭奠的各支道首边磕头边说： "我父亲死得不明不白，为啥子到今天还这样一做，我当儿子的也不敢怎样，要么就不来，要来为啥一哄就走"，整整哭闹了一个多钟头出不了殡，外面的吹鼓手一个劲地催起来了，大家才起灵，预备照像。本来，王家塘街是一条小巷，街道狭窄，办丧的，吊孝的，送葬的，看热闹的，人头济济，拥挤不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条街，棺材前面有部分道首提着檀香炉，有的拿着彩帐，有的拉纤，沿途都有道首设点祭奠。灵柩到了北门簸箕街后，一些道首就改乘汽车迳去凤凰山飞机场，那里早已准备了一架专机，机旁也摆了很多祭品，灵柩一到又举行祭奠照像。就在飞机准备起飞前，张英誉当众宣布： "我本年青，家父死后，我志在守墓三载，道务交给孙师母，挽救众生，但关于灵柩如何运走，我几次去找她，她都避而不见，此种行为太不近道理，今后的道务我要继承办理，不要孙母师来办"。说完即扶灵上飞机。随去的除刘慧贞、张英誉等外，尚有点传师20余人。
张天然的灵柩运抵杭州后，选定在杭州西湖静慈寺对角的别墅花园亭下埋葬。同时，为了转移视线，迷惑孙素贞这一派的人，对外统一宣称是埋在西湖天平山下，实际上这里只是一座假坟。
分道扬镳 互争道统不相容
随着张天然的死，人去楼空，往日的"颐园"已今非昔比，房屋内的家俱和贵重物品，陆续转移到各支佛坛内寄存，偌大一所房屋由道内许守华出面与道首刘建五签订假租约，作为佃户住进去，又找了秦淑英、潘国敏分别化名许惠芝、许惠兰充其侄女、女儿，伴随一起责负看守维护房屋。这里早已趋于平静。
但一贯道内两派的争斗，特别是围绕继承道统的问题，一直延续下来，且愈演愈烈，互拉势力，互不相让。张天然本意是要他儿子张英誉来继承他的所谓道统，无奈， 他去也匆匆，顾不上为后事作安排。他死后，在部分道首中就盛传，按人情论应跟随大师兄修道，"大师兄该继承父之天命"；另一部分道首反唇相讥说，以天理论，"孙师母应领天命"。随灵柩去杭州的道首，多系亲张英誉的支系头头，滞留成都的以倾向于孙素贞的居多，其中又以川西地区最大的何亻间 文支系为主。当时，全国8名道长中，有7人表态要跟张英誉"修道"。总佛坛郭根峰受孙素贞之命，曾拉拢了八、九名负责道首，在"澹明园"跪于"无生老母"神位前盟誓，立上拥孙大愿，决心本着"师荣则荣，师辱则辱"与孙同进退共荣辱，效命到底。但孙素贞环顾形势和处境，自感困难重重，一度心灰意懒，曾在她住所试探性地对一些亲信说：，"师尊(张天然)在时，为办好这道都操心死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办得了"，于是便故意坐上自己的小汽车出走，声称不想再管道中之事，要去自流井暂住，静心养性。车至龙泉驿抛锚。总佛坛的人获悉后，立刻派人乘车追回，接往桂王桥西街60号何亻间 文处(乐中坛)，众道首纷纷进行慰留，表示不管怎样，都要跟孙度过难关，恳请孙继续领办道务。孙素贞这套以退为进的策略，的确起了作用，原来对她效忠的道首更加卖力，动摇不定的明确表了态。大家又趁情绪高涨之际，为应付今后局面密商了对策。紧接着，召集了川西最大的合中总坛所属各支负责人，由何亻间 文主持开会，他说："老师殡天，道盘应转交师母，这就是'日落(张死)月出(孙继承)'的道理"。为拥立孙素贞，各自立下大愿："永愿跟孙师母修道"，从而为孙进一步稳住了在川西的阵脚。第二步，为避免张英誉"师兄派"的骚扰纠缠，又在华兴东街益德里真一坛内召集成都一贯道各支负责人共30多人开所谓卫道护法会，何亻间 文讲，现在师兄要考道，他搜罗了很多无赖的人，准备派来向师母捣乱，以后有道亲受"考"，大家应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去设法营救。会上还决定成立"卫道护法班"。为了保证孙素贞的安全，又启用西玉龙街148号秘密地址(只有7名道首知道，后该地成为一贯道"师母派"的总佛坛)让孙素贞等移住于此，统领，"师母派"的活动。为掩人耳目，均以化名住进去，孙素贞化名白光明；何亻间 文化名白照亮，郭根峰化名白良诚，徐忠义化名白效忠，周素贤化名白效坤，日常活动中，彼此以化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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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老作家陈稻心专门提供给"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发表，陈稻心作品受著作权保护，无论纸型媒体或网络欲引用、转载，务先通过本网联系作者陈稻心先生，侵权必究！
经过短暂休整后，为谋划进一步发展，孙素贞又带了少数亲随去新都上升街住下。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侯，一天，突有一人提一口袋前往求见，说袋中藏有可解之物。孙仔细审视，来人却原是西安前人薛洪，是最早打出支持孙素贞旗号的道首，他向孙素贞献计说；"张五福(北平道长)、胡桂金(天津道长)、齐铭周(济南道长)等；都是在'内考'时咒骂我的，-说我叛了师父，顺从师母，你老人家如果要他们跟着修道，得叫他们忏悔以往的罪、过、错，落地重修，戴罪救人"。孙对薛的意见表示采纳，决定先固"道基"，遂在 1947年腊月，由何亻间 文出面，召集在蓉各支系的负责人(尽量把那些曾发誓要跟张英誉的道首诓进来)，在福兴街67号王中可处，举办一贯道内首次"阡悔班"。开班时，何亻间 文首先说孙素贞为众弟子受苦5年的苦心，其次说张英誉不孝，今后大家不要相信他。接着讨论修道为何有内考夕考等18个题目，中心是为何天命要转移，天命转移应在谁身上，跟孙师母即顺天理，跟(师兄)张英誉的即是修的"人情"。何亻间 文还引证孙素贞在张天然气前开坛所出的"坛训"，说上天的妙意谁个识得透，师尊归天正是八月十五日，十大名医哪能挽回，要大家相信张天然的死是场大"考"。由于整个班内的气氛是拥护孙素贞的，那些过去说过孙的坏话，没表态跟她的，也纷纷表示忏悔。之后，各自还写出忏悔书，并将继承天命的人孙素贞姓名填上"黄表"，在佛堂前焚化。最后还讨论一番如何保护孙的安全，以尽"孝心"。总佛坛举办这样的忏悔班先后共8期，统一了对孙素贞的拥戴，壮大了"师母派"的队伍。
两派通过对各支系道首的拉拢后，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由于解放战争进展神速，道首们眼看"劫难临头"，为了策划"躲劫避难"的措施，张英誉也顾不得什么道统不道统了，先后三次由杭州来信邀请孙素贞，孙均叫人以"无法投递"为由将信退回。此时的孙素已忙于作逃亡海外的准备，将贵重物品了装一大卡车先运走，然后自己乘车去重庆，辗转逃到了香港。在杭州的张英誉也带了一帮人龟缩到台湾。一贯道重要道首们各奔东西，纷纷作鸟兽散，但最终仍难逃过他们所谓的"劫难"，一个个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原载《成都公安史志资料》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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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籁 别 传
陈稻心 刘少匆
"丝弦大王"的最后时光
1945年数九寒天的一个晚上，成都棉花街永乐大戏院正在演出川剧《樊馆借头》。因为卖座不佳，场子里显得特别空旷，兼之又是严冬，观众都挤在前十排正中的座位上。坐在最前面的，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而是几位寒伧的教书先生。堂子里静得出奇，纸烟、瓜子的叫卖声没有了，冲开水的吆喝声没有了，只有台上演员悲凉的演唱和幽怨的胡琴声在扣击着人们的心弦。观众用困惑和同情的目光，望着台上的樊于期。萧瑟的寒风，从四周袭入，使人连打寒噤，无穷的疑问油然而生：他，川剧界的名家，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那位扮演樊于期的演员，从观众眼睛里，理解了大家的心意。他万分感激这百十来位老观众在他穷愁潦倒的时刻，不顾天寒夜深，等着看他的压台戏。他鼓励自己：今晚，要用全部心血来报答知音。因此，当他向荆轲念道："好呀！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时，。两行老泪，不禁从瘦削的两颊掉了下来。
他叫板行腔了!"生不能杀嬴政满腔热血……"这一句二黄导板，他本想唱得高亢、激越一些，但是，由于心情烦纡，体力衰竭，嗓音下字，听起来只是忧伤和苦闷。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也演不出樊于期那种壮怀激烈的气慨了。一种无穷无尽的黑暗向他袭来，一种无法解脱的悲怆压在他的心上，他简直无法自持了。"只说是鸟出笼养成羽翼，又谁知今日里是某死期！"呵，樊于期献出头来，死得其所，而自己呢?这时，他泪如泉涌，全身颤栗。他举起宝剑，真想把头颅割下来，用鲜血和生命来表明自己对艺术的忠诚。但是，一柄木制的钝剑，怎能把自己的心，剖给观众看，剖给社会看?怎么办?他忿懑、忧伤，惊惶、焦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凌辱和生活的熬煎下，已经患有多种疾病的他，病势越发沉重了！……
这就是誉满全川的"丝弦大五"，老生泰斗"--天籁在最后时光里的精神状态。透过他那呆滞、惊疑的目光，在钦佩、同情、惋惜之余，我们还能从他一生中寻找一点什么吗?
从富家子弟到戏曲演员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为了改变财政紧张的局面，饮鸩止渴，广开捐例，并将捐款作为政府的正项收入。还明订章程：京官自郎中(司、局长)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按规定价格购买。从此捐纳盛行，官职变成商品，一些包揽捐纳事务的行业也应运而兴。光绪初年在成都总府街开业的裕川银号，就是一家专为捐纳人员经管银钱、提供贷款的商号。这家银号的老板便是天籁的祖父--来自北京通州的富商冯定夫。冯定夫死后，由天籁的父亲冯廉斋继续经营。冯氏家资万贯，祖孙三代(包括天籁在内)都是捐了官的，来川后又同成都知府冯石缘认了本家，虽还说不上声势煊赫，但讲起排场，论起阔气来，却使一些"土绅粮"自惭形秽。那个时侯，冯定夫父子俩，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后人冯森，以后会沦为"下九流"的优伶！
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奇妙的，乍看起来，甚至是难以理解的。生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四月十五日的冯森，别号荫伯，自幼才思敏捷，聪颖过人。父母想把他培养得出人头地，专门聘请了一位姓杨的举人教他，使他对诗词歌赋都有了一定的修养。
他十二岁那年，父亲在外西杜甫草堂后面的别墅"冯园"(即今"梅园")大宴宾客，为了助兴，他摹仿川剧名小生肖楷成的腔调，唱了一段《托国入吴》。他清脆的嗓音，优美的唱腔，震惊四座；但当时，不过是称赞冯大公子天资聪慧而已，孰料十几年后他竟会步入梨园?！
真的，这后来的发展，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戊戌变法，科举停考。维新思想，洋务运动，又给他的生活带来许多变化。他从"冯园"的书房走向洋务局创办的"英法文官学堂"，学得一口很好的法文，准备将来去欧洲留学深造，冀图有所作为、报效国家。暇时，又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敢于把上流社会轻视的戏曲爱好，求诸师友，恭请京剧名票刘庸生指点，并背着家庭在会府可园等处登台票戏，确实有一股子叛逆精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给腐朽的满清朝廷敲响了丧钟。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便在保路风潮的压力下，被迫将总督大印"让"给了立宪派。于是，成都"独立"，宣告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8日(辛亥年10月18日)，一场有预谋的，被川人称作"打启发"的兵变，洗劫了成都。冯家的宅邸和银号，在半天两夜的时间里，多次被叛军抢劫，于是，家庭近乎破产，父亲也因此一病不起，不久就与世长辞。衰老多病的母亲，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弟妹，盼望着他这个长子能够撑起家务。然而，经商理财，对潇洒惯了的冯大公子来说，却比干甚么都难。
怎么办?过去的同学和朋友，飞黄腾达的，早巳门深似海，无从问津，心高气傲的冯荫伯，也不愿低三下四，告求于人，而那些潦倒省城的穷朋友，还想从他那里求得周济呢。家庭破落了，自己是长子，于情于理都得挑起担子，撑住门面。典当度日，乃是无源之水；兄弟失学，更使他忧心如焚。出川闯荡吧，母亲早就说了："你敢走，我就碰死在你面前!"留在成都吧，他又不甘心入幕侍人，让人摆布。这真是一筹莫展，好不愁煞人也！百无聊赖，只有到戏园去票几折戏，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
冯荫伯演唱的京剧，又一次名噪锦城。四年之后，他的高超技艺，为"永遇乐"的班主邓虎臣所赏识，约他下海。万念俱焚的冯荫伯，在这个重大的抉择面前，既对生活燃起了新的希望，又是万分犹豫。是的，自己若能以名票身份下海唱戏，家庭的开销解决了，诸弟上学的费用有了，自己也能长长地舒一口气。但是，一下海，就变成了世俗卑视的"戏娃子"，清明节连宗祠也不准进的下等人；一下海，自己就得和过去的朋友、亲戚，甚至习惯、爱好告别。总之，一下海，少爷、公子的冯荫伯就不存在了，只有戏子冯某活在世间。自己能忍受那一双双鄙夷的白眼吗?但后来，他终于想通了：当他困厄的时候，过去的一切不是早巳把他抛弃了吗?"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在这虎狼横行，才不济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世界上，自己为什么不可以"高台教化"，去倾诉人间的不平，去讴歌古今的豪杰! "悲欢离合怀优孟，喜笑怒骂忆祢衡"，这"地狱之门"，也许恰恰是自己的"生命之途"?!
于是，二十六岁的冯荫伯正式下海了。
一颗新星的升起
自然界的声音千变万化。沙沙的风声，淅淅的雨声，淙淙的水声，啾啾的鸟声，以至隆隆的雷声，嚷嚷的人声……，它们千差万别，迥然不同。可是，美妙动听的音乐，正是由这些声音演变而成的。天籁--自然界的音响，是一切音乐的源泉和矿藏。 "天籁疑难辨，霜钟谁可分?"只有喜爱天籁，理解天籁，才能创造和演唱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乐曲。冯荫伯就是怀着这个愿望，在老朋友公孙长子（余切）建议下，用这个响亮的艺名--天籁，登台唱戏的。
1920年初夏的一天，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的万春茶园，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安满了小凳子。今晚是京川合演，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冯荫伯的打炮戏：京剧《牧虎关》。他果真是名票下海，气派不凡；嗓音宏亮，身段优美，台风极佳。首场演出就博得蓉城戏迷的赞赏。接着，又与滞留成都的京剧艺人张耀庭、七盏灯、常寿山等合演了《草桥关》、《天水关》、《二进宫》等剧，博得了"三关花脸"的美名。
俗话说"戏穷人穷"。天籁毕竟是票友出身，会戏不多。虽然有一副好嗓子，唱得也有韵味，但演去演来总不外乎是"三关"和几出老生戏，久而久之，观众渐渐腻了。这时，老板就编他唱川剧。老板既懂生意经又谙心理学，他认为，成都人爱看稀奇，京剧演员唱川剧，一定能招徕观众。天籁想的是，既已立志从艺，就得下深水。于是欣然允诺。他连续演出了小生应工戏《祝庄访友》，《情探》、《夺棍打瓜》以及老生戏《柴市节》、《阳河堂》等，果然大受欢迎；使"永遇乐"在万春茶园稳住了阵脚。通过不断的演出实践，天籁渐渐感到，自己在高腔方面，只是凑合而已，并无什么独到之处，然而，在胡琴方面，由于有京剧，昆曲的基础，在演唱技巧上，可能比别的演员略胜一筹，自己何不扬长避短，在胡琴戏上多下功夫，争取有所建树呢!当时有个演皮影戏的九成班，以胡琴戏见长，经常应名医沈绍九之邀在沈家演唱，从小就是沈家常客又喜欢耍皮影的天籁，因此和皮影戏班的艺人们混得很熟，他深知九成班的台柱，外号"北方圣人"的刘润生（一说刘绍泉）在这方面造诣很深，便把刘接到家中，请他念腔说戏。这位刘老师见他虚心好学，也就尽其所有，认真传授。与此同时，天籁又觉得扬琴唱腔优美动人，大可为川剧所用，遂又"问道于盲"（扬琴艺人大多是盲人），经常去东华门、芙蓉亭等处听扬琴名家李莲生、石光玉、杨竹轩、邢国洪、叶兰章等人的演唱，回到家里苦苦琢磨。对同一剧目，他把川剧、京剧、扬琴的结构、唱词、唱腔，进行比较和研究，反复吟唱，努力寻找和捕捉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东西。这种探索是艰苦的，在山穷水尽、一无所得时常常感到沮丧。但是，当一触动灵感，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世界时，觉得比干甚么都快活。年轻的天赖，正是以侠士般的勇敢，蚂蚁般的毅力，在川剧这次园地上，寻觅和培养理想的花朵。
然而，他那博采众长的想法对"师古"之风特盛的川剧界来说，真是太难办了。"师古"派认为：只要是老师教的，不管对与不对，都得照演；只要是自己这条河的，不管在理不在理，都得照般。这才是尊师守道。否则，就是"怪物"或"红灯教"。对待这些?天籁是勇敢的，同时也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他，票友出身，无专一的师承，比较自由，不怕别人骂"孽障"。他有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还能挥毫写文章，用"天话"这个笔名，在上海、成都的戏剧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在艺术实践中，他能够对过去的东西"吹毛求庇"，看出破绽，有破有立。
天籁首先把目光集中在剧本上，他总是争取对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有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博览群书，四处求教，通过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来查考唱词的准确性，鲜明性和个性化。这里，举两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一是旧木《祝庄访友》中，梁山伯有两句唱词： "早知她是裙钗女，一把将她搂在怀。"天籁说："梁山伯是一位憨厚文雅的儒生，怎能如此轻狂，如此鄙俗?"于是，他改为"若知她是裙钗女，早遣冰媒下聘来。"二是他早年曾就《马房放奎》奎荣的四句唱词"照着绣楼深深拜，千拜万拜理应该，倘若后来有顶戴，凤冠霞帔谢裙钗"对与他配戏的小生唐笑吾说："全本《瑞霓罗》，翡桃小姐乃是奎大相公的未婚妻，奎二相公的唱词容易让人误解，最后一句可改为'结草衔环报恩来'。"唱过一次之后，他又觉得"结草"，"衔环"是两个典故，都是报来世的意思，用在这里仍然不妥，便又改为"一重恩谢九重来"。还有"打开玉笼飞彩凤，挣断金锁走蛟龙"两句，他说："彩凤，泛指女性，蛟龙，概谓武夫，用在文弱书生奎荣身上，均不妥。"因此，他改为："此一番到京城你要多珍重，祝愿你途程上再无险凶。"他这种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大大提倡。
也许，词句上的修改，并不算什么艰难。天籁的功夫，还在于对戏中人物的分析理解上。他对《问病逼宫》一剧中杨广的处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杨广其人，《资治通鉴》上说他赋性奸诈淫乱，夺位前，为了与其兄汤勇争宠而矫饰其行，投父所好，故示节俭，不好声色，又说他"美姿仪，性敏慧，沉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为了把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塑造好，天籁演这个戏的杨广时，《问病》一场，扮成风流俊俏的美少年；到《逼宫》时，凶相毕露'则以花脸应工。有一次，在"三益公"唱《问病逼宫》下来，卸妆的时候，他随口问在场的同人：杨广唱的"叔王奏紫微星不明不暗"，这个'叔王'指的是谁?"有人答道"杨素嘛"！天籁说："不对，杨素同隋文帝杨坚不是兄弟关系，应该是'蜀王奏……'才对。这个蜀王，是隋文帝的笫四子－益州总管杨秀。"当时，大家都很诧异。后来一查《隋书》，果如天籁所说。可见天籁对角色的钻研，确实是下了苦功夫的。从人物出发，天籁对川剧生角行当的化装、服装以至道具，也有很多改进。多年以来，川剧生角的扮妆，一般在眉间抹点胭脂就够了。天籁认为，舞台上的人物，总要让观众觉得受看才对，不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因此，他采用京剧的化装方法，生角也要勒头，勾眉，用粉用胭脂。象《醉写》中的太白，更要"俊扮"，才能把大诗人豪放、潇洒、倨傲的神韵表现出来。当然，《柴市节》中的文天祥，则另当别论。天籁说，这时的文丞相，已经坐了三年大牢。不会有关东鹿茸吃，所以就不能抹得红光满面。但也要注意形体上的美，以表现他从容就义的凛然正气。在服装上，他也尽量注意符合人物身分。以《马房放奎》的陈容为例，别人演是蓬头，黄褶子，腰系丝绦，脚登朝靴，匕首插在靴桶里，使人乍看起来，不明其身分。天籁演出，则头戴罗帽，扎大带，挂宝剑，登夫子履。他说，陈容是老奴仆，就必须奴仆打扮。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川剧衣箱还没有夫子履，天籁为了演出，特地画了图样，请自己的表姐做了一双。还有陈容出场时手里要拿灯火，一般都是拿根点燃的油纸捻，唱至"狂风一起灭灯梢"时用嘴把灯吹熄，有时一下吹不熄，还得甩几下，使得观众哑然失笑。天籁则是用一节小竹管把纸捻套着，姆指把竹管往上一推，灯火自然就灭了。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但对于发展川剧艺术，提高演出质量，却起了作用。
天籁对川剧艺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还在于胡琴戏唱腔的革新、创造上。过去，川剧的胡琴戏，无论念唱，都是以气势取胜，声腔变化并不十分丰富。天籁的嗓音，也不算高昂挺拔，但他念白讲究音韵，如《祭岳武穆》起阴调前的一首五言律诗，他念得抑扬有致，顿挫自如。行腔时则变化多端，委婉动人。在皮黄戏上，他吸收了京剧余(叔岩)派清醇、沉稳的唱法，吐字清晰，善用擞音，节奏鲜明，苍劲有力，饶有韵味。他的二黄阴凋，又揉合了扬琴"苦平调"的唱腔，但在运用上又各有不同。《祭岳武穆》低回婉转，起伏跌宕； 《北海祭祖》则沉重哀伤，催人泪下，从而把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戏，如《单刀会》，关羽唱唢呐伴奏的"一江风"，天籁则吸收昆曲净角的唱法来吐词喷字，使得音质坚韧、声调铿锵，以黄钟大吕的气势来突出关云长雄浑豪放的大将风度。弹戏源于梆子，他追本溯源，虚心向陕班艺人求教，兼收并蓄，刻苦钻研，字音声腔融于一体，听起来梆子味特浓。
在表演上，他能从人物的不同身份，年龄性格等方面出发，通过唱、念、做去表演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世界，举手投脚，一招一式都力求不瘟不火，恰到好处。川剧艺术家贾培之先生逝世前不久曾对西南川剧院编剧马善庆先生说："《问病逼宫》这戏，过去我也常演，'逼宫'自认为还可以，但'问病'就不能和天籁比，他硬是把杨广的风流、轻狂演得那样维妙维肖。"
天籁在川剧艺术上，师于古而不泥于古，博采众家之长，实行"拿来主义"，为川剧所用，又使川剧姓"川"而不姓"京"不姓"扬"(琴)。所有这些，就连一些说他"怪"的人，也得在后面加上一个"杰"字，承认他改得高明，革得有理，创得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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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戏与做人
为了川剧艺术，天籁勤勤恳恳地奋斗过，最后终于成了鼎鼎大名的"老生泰斗"。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戏圣康芷林邀请比自己年轻二十五岁的天籁到三庆会"客串"，他俩同台演出了《伍员渡芦》，博得各界称颂。1929年三庆会赴重庆演出，天籁作为"永遇乐"的台柱正式进入悦来茶园演出。他与著名演员雷泽洪，王玉福，范得胜等人合演黄(吉安)本《三尽忠》在唱，念、做诸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据一位看过这场演出的聂鹤秋先生说，天籁扮演的张世杰出场、时，仅凭"名垂竹帛非容易，全凭灵台一点红"两句念白，就赢得全场掌声。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百代公司接他到重庆，灌制了不少唱片，其中以《北海祭祖》《祭岳武穆》和与名旦薛艳秋合作的《长生殿》最为脍炙人口。不久前，听我的一位从美国加州回蓉探亲的表姐说："去年，在旧金山一次华人聚会上，余兴时要求每人唱一段地方戏，我来了一段《北海祭祖》，是多年前跟着天籁的唱片学会的。这一唱竞引起了在座的许多四川老乡的思乡之念。……"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走过坎坷道路的天籁，自从下海唱戏，过去的朋友，有些成了达官贵人，军政要员，早己同他疏远了。然而，从合作唱戏的同人和新结交的知音中，他找到了友谊。他感到，真正高尚的品德，往往蕴藏在"下里巴人"中。因此，他杜绝和达官显宦应酬，也不参加任何党团、帮会，除了唱戏、读书，绘画、写字，以文会友外，就是听扬琴，与伶界同行和普通老百姓为伍。他想的是：清清白白为人，认认真真做戏；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爱国、忠厚、善良、正派的人，象《马房放奎》的陈容，象《祭岳武穆》的韩世忠。
在为人方面，天籁虽是挂头牌的"当家人"，但却没有"当家人"的架子。他尊重鼓师，同与他合作过的名鼓师喻绍武、苏鸣新等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对琴师也非常客气，每次演出前都要主动找琴师拿笛子试音、定调、说腔，以取得圆满的演唱效果。无论谁和他配戏，他都是隐疵扬长，照顾对方。1935年在重庆时，有一次唱《打严嵩》，易征祥为他配演太子，事前，天籁亲自给易说了戏，念了词。因为这个戏是他从京剧移植来的，当时易征祥才十七岁，又是热炒热卖，上台时把有些词搞忘了。天籁马上为他遮掩了过去，救了场，而又不使一般观众察觉。戏毕之后，也不深责，只是和蔼地说，演戏要认真，不能马虎，就算了。这一点作为名角很难做到。因为配角砸锅，往往使名角不能充分发挥技艺而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所以常常大发雷霆。
天籁和气待人，一般演员和他配戏时，思想不过度紧张，反而容易得到花红叶绿相得益彰的效果。
他对待演出的态度也是严肃的。他的戏总是排在最后一折，上场往往已是二更天了。有一次，他在成都大戏院唱《苏武牧羊》，"阴调"一完，前十多排的观众就纷纷离坐。天籁是近视眼，在台下打扫卫生的工友以为他没有看见，便给他递点子说；"天先生，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意思是要他赶快"幺台"。他不为所动，仍一丝不苟地把戏唱完。事后他对那位工友说："你就是我的观众嘛！即使人走光了，我也是要唱完的。"
余韵……
天籁用自己的心血，为川剧建立了新的流派--天派。时至今日，不少后起之秀还在继承和发展。抗战时期旅居成都的陶雄先生（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在一篇怀念文章中，还称他是"川剧谭鑫培"。但是，从天籁本人的艺术生命来说，却是十分短促的。正当他在艺术上臻于纯熟的时候，殖民化和商业化的风暴，却席卷着川剧舞台，从惊险离奇开始，一直向荒诞淫秽的绝路上滑。到了后来，《哭皇天》夹杂着流行音乐，身穿霓裳羽衣，跳的却是草裙舞，甚至《西厢记》的莺莺小狙，也要唱一首"I love you"之类的洋歌。惶惑不安的天籁，怎么能为自己老道而正派的生角戏找到出路呢!
天籁是天真的。他总是诚恳待人，却并不十分懂得旧社会里金钱浸透了生活中每一个细胞。多少年来，他为一些戏院老板赚过无数的钞票，但是，当这些戏院要演出《血滴子》、《铁血情花》一类光怪陆离的"赚钱戏"而天籁又派不上用场时，老板便一脚把他踢开了。于是，他只得到被称为"寄卖行"的永乐戏院演唱，或到外县跑滩，用有限的生命去换取一点"烟饭钱"。这样他也就更加愤世嫉俗，加之烟毒戕害，身体也越来越差了。接着，又遇上一场更大的风波。
国民党的"禁政"，本来就是贼喊捉贼的假场合，但是，既要骗人，总要抓几个可怜虫来装潢门面。每年"六三禁烟节"前后，总要抓一些"瘾民"弄到南门衣冠庙去与关老爷作伴，借以说明他们在"禁烟"。他们也知道，假如尽关押叫化讨口，贩夫走卒，是难以骗人的，因此，必须监禁一二"名流"，才能表明他们的"公允"，而天籁这位名声极大，势力全无的"瘾客"，恰好就是他们猎捕的对象。于是，天籁经常波关押，被游街示众。拘押所的管教人员当众扬言要枪毙他，借以"刹住烟祸"。为此，天籁横下一条心，效法战国的孙膑，后汉的祢衡，假装疯魔，以对付反动当局和邪恶势力的迫害。
在通衢闹市，在官府衙门，他揶揄权贵，调侃军警，指桑骂槐，发泄对反动派的不满！在戏院后台，他毫无顾忌地拿老郎神开玩笑，甚至把这具偶像推倒在地，以表示他对那个社会的无力的反抗。
霎时间，"天籁疯了"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全城。1943年以后，天籁一直以"阵发性精神病患者"的姿态出现于蓉城。但在舞台上，特别是演出他的拿手戏时，又是生龙活虎，一本正经的正常人。可有一次则是例外，当老板违背他的心愿，派他演《铁公鸡》里的向荣时，谁知这位"向大帅"登场后，竟站在舞台正中，兴冲冲地向观众说："我倒个硬人给你们看哈！"说吧，就倒了个"僵尸"。从此以后，老板再也不敢逼他了。这一切也使反动当局捉摸不定，束手无策。开始时，家里人也耽心他真的疯了，悄悄地问他，他说：孙膑吃马屎部没有疯，我会疯？"他以这种特殊方式同反动当局周旋三年之后，终于在1946年7月11日深夜，带着满腔忧愤同人世告别，长眠在棉花街水乐戏院大门右侧的一间小屋里。
天籁死了，那些显贵，虽不屑为他举哀，但在永乐戏院的大门内外，却挂满了戏班同人，落魄文士，穷苦百姓用白纸、黄裱书写的挽联。一幅书写着"梨园英杰"四个大字的挽幛，悬挂在灵堂正中。为了安葬他，永乐、三益公后台同人和刚从自流井赶回的名旦黄佩莲，都在义演募捐。
他病逝的第二天，成渝两地的报纸发了消息。成都《新民晚报》，在地方新闻版头条位置，用"川剧界一代怪杰，天籁病逝锦官城"的大字标题，发布他的死讯，对他坎坷的一生，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七月十六日早晨，云暗天低。天籁的灵柩被送到外东五桂桥蔡家冲安葬。数百位梨园兄弟姊妹，无数的友好知音，在三堂川剧锣鼓和断人肝肠的哀乐声中，扶柩泣行。沿途还有不少市民摆设香案，为他路祭。
旧时代埋送了天籁，然而，天籁却长久地留在自然界里，留在人们的心中。（完）
附记：
一、本文曾在《川剧艺术》1981年第3期发表；2006年，作者根据新获得的资料做了修改；1981年稿本中有天籁年轻时参加"护国讨袁"的表述，因此事缺乏有力证据，故予删除。
二、本文的撰写，承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及川剧界唐笑吾、黄佩莲、易征祥、苏鸣新、马善庆；天籁亲属冯朋弟、冯桢、冯晓天；英法文官学堂同学闵民钦；弟子罗莹泽；观众袁仁芳、聂鹤秋及历史学家萧亮伯诸先生提供资料和情况，并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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