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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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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峰:《国民党军统大特务廖宗泽落网记》、陈稻心:《地下尖兵黎强》、刘传茀:《智擒叛乱匪首周静吾》

作者: -上传日期:2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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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军统大特务廖宗泽落网记
 
  高俊峰
 
  1951年3月6日,新都县公安局看守所的预审室里,一个年近五十,农民装束的本地人正在接受审讯,不时还用成都东山一带的土广东话回答公安人员的提问。他承认自己就是被人民政府通缉在案的大特务廖宗泽。叫他交代问题,他反问道:"你们打不打?动不动刑?"看得出来,他心中顾虑不少。他完全用国民党特务对待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那套来估量人民公安机关;也可能自感罪行严重,怕说他不老实坦白而动用刑具。经公安人员反复交代政策,打消顾虑后,他才开始交代问题。经与上级公安机关发下的资料核对,肯定此人就是久侦未获的军统大特务廖宗泽。
  为了侦捕这个罪恶民愤极大的老牌职业特务,新都县公安局和县警卫营的侦察员同志们,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付出了很大的智慧和艰辛。
  一
  廖宗泽是华阳县仁和乡(即石板滩)人,生于1902年,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他原系中共党员,1930年参与领导广汉武装暴动,失败后去南京。1932年投靠国民党,入军统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调杭州警官学校任队长、指导员。1937年2月任军统成都站副站长兼书记,1938年任贵州省会警察局督察长,1941年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区长,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和成都行辕调查课长,1942年调任四川省缉私处处长、忠义救国军纵队指挥官,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少将处长。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担任"破厂办事处"处长,主持对全市各兵工厂和发电厂的大破坏,并按照保密局长毛人凤的部署,以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及各兵工厂稽查组特务武装为骨干,将各厂警卫队员警与临时诱骗胁迫入伍的部分工人组成五千多人的反革命"游击"武装,打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独立第一师"番号,廖宗泽任师长,由保密局配给电台,行动受保密局直接指挥。12月初,廖宗泽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四一部队"司令杨元森分头率领特务武装开抵广安,准备进入华蓥山区。此时解放军已经逼近,两部人员开始逃散,杨部跑得更多。廖、杨在岳池会商后,决定放弃进华蓥山"游击"的计划,将残部撤退到蓬安、仪陇"整训",然后进入大巴山区。廖部刚开入蓬安县境即被解放军追兵击溃。廖率残部奔至仪陇同杨元森会合,派人去找驻巴中的胡宗南部某军请求收编被拒。杨元森见势不妙,乃取消"四一部队"番号,将残留人员并入廖的"独一师",带亲信数人往成都逃奔,后在金堂五凤溪潜伏下来,1950年5月被成都市管会公安处二室侦捕归案。
  廖宗泽与杨元森分手后,曾试图前往大巴山区,但去路已被解放军截断,电台也因故障与台湾失去联络,遂在巴中接受胡宗南部另一军收编。后随该军向成都移动时,被解放军围歼,廖只身逃回老家,化名潜伏,并勾结地方封建势力和反动军官,发动东山叛乱,犯下累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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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东山反革命武装叛乱,在人民解放军围剿下,1950年4月即告平息。大大小小的叛乱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捉获,或投案自首,叛乱的主要策动者廖宗泽则下落不明。为此,川西行署公安厅发出通缉令,要求各地组织力量,严密侦捕。
  新都,曾是东山土匪叛乱的重灾区之一。县公安局接到通缉令后,局长李毅十分重视,很快组织力量成立侦捕小组,县警卫营也同时成立侦捕小组,由县局统一协调、指挥。李毅在部署这次重大任务时,要求参加侦捕工作的同志思想上必须明确:廖宗泽是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头子,如不能及时捕获,任其逍遥法外,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危害。他说:"当前叛乱刚平息,群众对我们仍有不少疑虑,工作上肯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贫苦群众,细致地做工作,相信是能把他捉住的。"
  石板滩是廖宗泽的故乡,和新都县的太兴(新店子)、木兰(黄坭店)两乡接壤。侦捕小组便首先下到那里,以这两个乡为重点开展工作。此处与成都东山同属黄土丘陵地带,是客家人的聚居区,群众普遍讲土广东话,年长的甚至连成都话都不会讲,也听不懂。不仅北方过来的同志在这里存在着语言障碍,就是本县的同志也只能听懂一点点,工作起来非常吃力。加之当时还没有乡村公路,丘陵地区的道路特点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走起来十分费劲。
  面对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侦干们不怕艰难困苦,工作热情仍然很高。首先,本着"以匪制匪"的策略原则,从参加过叛乱的人员和旧乡保人员中了解情况。更多的时间则是深入到一个个院子里,访问贫苦农民,和他们交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虽然了解到不少叛乱时的情况,也结识了不少群众,但发现的可疑人员不多,而且经进一步调查,都一一否定了。与此同时,县里也抓紧审讯在押的叛匪和投案自首的特务分子,从中获悉廖宗泽的胞弟廖宇梁住新都县西外乡。从讯问廖宇梁和其他有关人员中,只要得到一点点可疑线索都派人去查,曾追到广汉、什邡等地,仍然一无所获。稍后,县上举办旧乡保人员集训班时,也号召这部分人检举立功,结果仍未得到一点线索。
  直到1950年下半年,侦捕工作仍无进展,一部分参加侦捕工作的同志产生了松劲畏难情绪。为此,县局领导适时召开会议做思想工作,同时传达上级公安机关及友邻地区的情况通报,其中有廖宗泽曾在新繁县其姐家躲藏过的情况反映。由于有了廖宗泽潜藏在这一带的踪迹,遂使侦干们增强了信心,并进一步研究了对策。主要是继续深入了解廖宗泽在新都县的社会关系,物色布置监控力量。对西外乡廖宇梁及其亲属关系处,靠近新都县的华阳门坎坡其侄儿处,以及新店子、黄坭店、曾家幺店子一带,物色耳目关系,以驻地工作人员名义和这些人联系,掌握监控情况。通过上述工作,使侦干对当地社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些重要情况能够及时掌握,并为以后的"镇反"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个时期建立的耳目,有的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向我们反映情况。
  时间推进到了1951年2月,局里已经开始为大镇反做准备了,而侦捕工作组仍然住在下面。3月初,警卫营侦捕小组的刘雄贵接到原木兰乡乡长曾昭明(1950年病死)的"枪架子"(即背枪保镖的)方华幺的反映说,原来我老板(指曾昭明)家曾来过一个客人,吃猪肝都要吐渣子。听说是黄坭店那边廖家的,叫廖品章,过去在国民党那边当兵,现在解放了,回来了,不知道还在不在家。刘雄贵布置他继续了解,发现后立即报告。后来再无消息。到了3月6日这天,刘雄贵叫方华幺带他去廖家。行至黄坭店山脚下,看见一个戴草帽的中年汉子背个背兜,向廖家院子走去,方用广东话小声告诉刘:"就是他!"刘雄贵快步上前进行盘问,那人说他叫廖品章,就是这个院子的人。刘便随他进了院子,主人一见,赶忙出来说这是我哥哥。这时已围来不少群众。刘雄贵便问群众,你们认得他吗?不少人说不认得。
  这个时期,由于开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运动,3月1日公安机关又刚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群众也敢站出来讲话了。刘雄贵又继续问他:"你既是这里人,怎么群众不认得你?"他说:"过去长期在外做事。"刘说:"你要老实,不老实我们就开群众会!"这时已有一部分武装队员到场,有的说再不老实就把他吊起来。在这样的氛围下,刘雄贵担心发生过激行动,便将其带回木兰乡公所继续审查。但此人仍不暴露他的真面目,有个武装队员气极,就打了他几下。当时总觉得此人嫌疑重大,但还不敢肯定他就是廖宗泽。下午,决定把他往县里送。送走之后,温江军分区四小队的同志来了,他们也是搞侦捕的,听群众说抓走一个姓廖的,便认为极可能是廖宗泽。于是,警卫营侦捕小组留在乡上的杜晓初同志便给县上打电话,转达了分区同志的看法。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始时的情景。
  三
  对廖宗泽的审讯,将近搞了一个通宵。他交代了一生的主要经历和罪行,公安人员则着重讯问有关东山叛乱的情况。他交代说,1950年元月初,他跑回简阳镇子场,会见了张吉彬,又约见了亲属廖贯之,从此就在东山一带活动。他叫廖贯之首先为他弄个户口。廖贯之通过新都木兰乡旧乡长曾昭明的关系,让廖宗泽冒名顶替了廖品章。他到了廖贯之家,便自认为已站住了脚,继后,又通过廖贯之等联络刘幺胡子等地方封建势力,勾结正在石板滩整编的起义部队朱鼎卿兵团所部副师长刘仓林(化名马步修、马力,湖南人),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1950年3月,便开始在镇子场刘朝章铺子秘密开会策划,4月6日又在石板滩廖上仁家开会,成立了成都、华阳、新都、金堂、简阳五县"反共自救委员会",刘仓林任主任委员,廖宗泽任副主任委员。此时廖已化名何三兴,以后又在朱家湾、简阳西平乡、桃花寺开过会。5月初,这伙人组织的叛匪武装在斩龙山被解放军围剿后,刘仓林、廖宗泽等便溃逃到成都西门外商量,准备去双流牧马山再次发动叛乱。此后,廖宗泽便化装成农民、苦力,以贩卖粮食、小菜为掩护,住旅店,投亲朋,还叫廖贯之给他搞个证件,企图南下经广州出境,还曾计划往川西北山区或西昌流窜。廖被捕时,尚在成都县三河场吴姓旅店落脚,县局迅即派人去收缴了他存放在该店的鸡公车和黄豆。
  根据川西公安厅指示,县局于3月7日将廖宗泽解送公安厅政保处。《川西日报》于3月11日发布了廖宗泽被捕获的消息。3月15日,川西行署、川西军区通令表扬了新都县警卫营。川西公安厅分别给县公安局、县警卫营赠送了两面"捕获大特务匪首廖宗泽有功"的锦旗。
  四
  廖宗泽被捕后,先由川西公安厅政训班收押,以后解送重庆战犯管理所,1965年转押公安部战犯管理所,1971年因脑溢血死亡。而台湾国民党方面,早在1952年即已宣告廖宗泽"从容就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工作会编印的《敌后反共革命殉难烈士事略专辑》中载有《廖宗泽烈士事略》,这是一篇欺骗国民党官兵和台湾民众的造谣文章,不妨录以备考:"先烈廖宗泽,字达民,四川华阳人;四川法政学校、陆军讲武堂及中央军校四期毕业。曾任连、队长及参谋等职。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参加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先后任科、站、区长、秘书及主任、纵队指挥、处长、司令等公职。民国三十四年曾因功奉颁忠勤勋章一座,三十七年因办理谍报有功,奉颁四等云麾勋章一座。三十八年匪猖獗,大陆沦陷,先烈率部在四川华容山区组织地方武力,从事对匪游击抗暴工作。以其廉正忠诚,故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声势极壮大,曾予匪西北军区重大打击。匪如芒刺在背,寝馈难安,因纠集丑类公安师两师,陆空配合,围攻义军。先烈誓众不屈,激战月余,终以寡众不敌,弹尽援绝,乃举枪自杀,为部属所阻。四十年有月十二日力竭被俘,威逼利诱,终不屈辱,因于同年四月十五日在成都从容就义,年六十。追赠中将,遗族妻劳雅文,子士骏、士民,女黔灵、融融、天琪,均在台。"
 
 
 
 
  智擒叛乱匪首周静吾
 
  刘传茀
 
  1950年3月,国民党起义部队十六兵团发生叛乱。叛乱被我军粉碎后,组织策划这次叛乱的十六兵团少将参谋长周静吾却逃跑了,据说潜藏在成都。3月26日深夜,川西区党委书记、军管会主任李井泉给公安处谷、赵处长下手令:"即刻布置逮捕工作。"并口头指示赵方:可以采取全城戒严的办法,由军区派出部队进行搜捕。赵方副处长同二室林左夫主任研究后,认为武装搜捕的办法不妥。经李井泉同志同意,决定由二室负责侦捕。当时我(刘传弗)是负责侦捕军统特务工作的,据传周静吾又属军统,所以任务便落在我的头上。
  十六兵团的老底子是川军四十一军,四十一军的前身又是田颂尧的二十九军。30年代初期,二十九军的防区在川北,我老家阆中即在其管辖之内;南下时,我是西北军区保卫部的,原决定我参加接管十六兵团的工作,并把该部带往华东整编,故对十六兵团一些上层军官一度有所接触。因此,我对该部的历史和现状还比较熟悉。进城后,西北军区保卫部长周仝出任军管会公安处长,是他把我要到公安处来的。
  我接受任务后就考虑,这事还得从原四十一军人员中着手。恰好这时,由我十八兵团联络部介绍到二室立功的十六兵团情报处长、军统特务王正邦正通过给我一个亲戚带信(我这位亲戚也是十六兵团的,曾任万县警备司令)同我拉关系,经常找我摆谈。加以那段时间我驻十六兵团军事代表肖华友(西北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同兵团司令董长安(起义将领)来蓉开会时,常到大亨里来看我,有几次被王正邦碰见过,所以对我更是拼命巴结。3月28日那天上午,王正邦又来了。我心想,你这家伙不积极立功,老是搞这一套来耍我们,今天我倒要耍一耍你,叫你献点"真钢"。我叫他坐下后,便漫不经心地问:"听说静吾来成都了?"他连忙回答:"科座(这些人是'见官高一等',其实我那时是七科科员)跟静吾兄熟啊?"我想,有门。不等我答话,他接着又说:"我去叫他马上来看科座。"我心中暗喜,马上说:"走走走!今天我们座客拜行客,我们去看他。"于是,我换上便衣,拉着王正邦便走。我们步行到爵版街附近一条小街(街名记不起了,是周静吾一个亲友家),进了一个院子,王就向房里喊:"静吾兄,你看哪个来看你来!"屋里马上有人应声:"啊哟!你老兄来嗦!"周静吾一露面,我便抢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跟他寒暄起来。
  周静吾愣住了,因为他不认识我。我不让他多想,一个劲地跟他攀谈。因为我事前曾了解过他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便以"关心"的口吻,问他自身情况,又问他家庭情况,还问他亲戚朋友的事情。我越说他越迷糊。因为我说的都对,但他就是想不起我是谁。这时,我拉住他说:"走,我们到新蓉书场坐茶馆去,那里还不错。"王正邦也在一旁劝他出去。于是,我们便一路走,一路说,到了新蓉书场(今锦江剧场对面),这里离二室所在地大亨里已经很近了。这时我望了一下书场里面,便改口说:"唉呀!开张那阵这里还好嘛 ,今天咋个遍地鼻脓口水的,搞得这么脏?走走走,换地方,还是到我那个地方去,我那里有好茶叶。"王也随声附和叫到我那里去。我状似亲热地挽着周静吾的手臂,一直把他挽进了二室所在地--大亨里刁公馆内。
  周静吾被抓获后几天,《川西日报》发布了消息。王正邦又来找我,他扑通跪在我的面前,口称有罪,交代了他所知道的叛乱情况。接着,我们就在自新人员大会上宣布,抓获周静吾,王正邦立了功,并奖给他一笔钱,目的是断他的后路。自新人员们都知道抓周静吾是他带的路,这样一来,他再不能"两头吃糖"了,只有死心塌地跟着我们干了。
  (根据访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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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尖兵黎强
 
  陈 稻  心
 
  "卫党为己任,坚往虎穴行;不欲血洗手,须令操刀人。"这首题为《矢志》的五言绝句,是一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共产党员,当年受中共南方局的派遣,在蓉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时的明志之作。1987年的春天,我有幸赴京拜访这位隐蔽斗争战线上的老前辈,既征集了珍贵的党史和公安史资料,也了却多年来萦回脑际的一桩夙愿。
  这位传奇式人物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成都一名中统大特务的神秘"失踪"谈起。1949年冬,我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向大西南挺进时,一本名为《四川匪待调查》的小册子发至即将入川的地师级干部手中。全川解放后,有名在册的骨干特务,多数向公安机关登记自首;有的被缉拿归案;而极少数下落不明的大特务中,中统专任调工、川调室视察、省特委会情报组主任干事李长亨的名字赫然在目。据一些自首特务交代,此人在军校也兼有差事,1948年秋即随该校补圳大队开赴南京,以后便不知下落。曾与李共事的特务,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李长亨,三十多岁,四川安岳人,体瘦,中等身材,近视。1944年到省特委会第一组当主任干事。其人精于政治情报分析,善于左右逢源,深得特务头子的赏识和器重;"李长亨"逃"往何处?在我弄清真相之前,还有一段颇富戏剧性的经历:
  1951年春,正值镇反高潮。当时,我还不到20岁,在市公安局二分局侦察股当内勤:一天,某派出所报来的揭发材料中,有关李长亨下落的一条线索出现了。略谓:李长亨现化名黎强,已在重庆混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窃据办公室副主任要职……。这份材料使我大为震惊,迅即向股长张力田报告,他令我立刻带上材料去大亨里川西公安厅政保处(当时公安厅与市公安局是一套机构人员)报告。没想到,接待我的侦察科长王禾竟无任何表示,只把材料收下便叫我回去,以后再无下文。两年后,我调市局一处工作,有天在同二科科长刘传茀闲聊中重提此事时,他才道出其中奥秘:"1951年,我去重庆向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于桑汇报一个专案,于顺便问及成都肃特情况。当我谈到中统方面李长亨在逃未获时,于桑哈哈大笑说,此公正在楼上,你要不要见见?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西公部办公室副主任黎强就是当年的李长亨,他是打人中统以'特务'身份从事反特斗争的老同志。"
  这位老同志在魔窟里神出鬼没的传奇经历,令人心驰神往:尽管事过三十多年,而黎强这个名字,我却一直铭记在心,对他的仰慕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强烈:1985年冬,当我们向各地老公安致函征集成都地区公安史志资料时,辗转探询,始知黎老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离休前是该校的前身--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为了把解放前我党在成都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载下来,1987年5月初,我和刘燧昌同志专程赴京,拜访了黎强同志。
  5月的北京,风和日丽。抵京的第二天上午,黎老便在公安大学老干部楼他的活动室里会见了我。他容貌清朗,精神矍铄,一身毛蓝便服,一副秀朗眼镜,更显学者风度。虽年逾古稀,但看上去不过耳顺之年。离川多年,乡音无改:我说明来意后,谈话很快转入正题。
  他说:"1984年,在京的原南方局和四川地下党老同志,曾在我们学校开过一次座谈会:因为我那段经历从未公开过,所以到会同志都要我讲讲当时的情形。会后,根据记录整理了一份数万字的材料。四川的马识途同志据此写成小说《京华夜谈》,现正在《重庆晚报》连载:四川文艺出版社也快出版了。小说里的'肖强',原型就是我。不过,既然是小说,自然离不开虚构和夸张。老马40年代后期担任过川康特委副书记,但当时和我并无直接关系……"
  我说:"黎老是我们公安保卫战线上的老前辈,您的战斗历程,是对公安干警进行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许多同志从报上读到《京华夜谈》后,更想了解主人公原型的亲身经历。"
  "不敢当,不敢当!作教材更谈不上!"黎老连连摆手。接着,他又朗朗说道:"不过,我一生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成都度过的,因此,对成都的同行怀有深深的感情,有责任、有义务把当时的情况提供给你们。"他沉思片刻,然后向我讲述了当年在蓉从事地下斗争的史实。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白区工作和地下斗争,在全国胜利以前,曾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打入敌人的特务机关,又是保卫白区党组织的安全,粉碎敌人阴谋破坏最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如果缺乏这个手段,党组织就很难在国统区生存,很容易被敌人搞垮。这个道理,起初,他也不完全懂得。
  原来,在他打人中统之前,组织上就指示他利用省党部要员周璧和成的关系打进了国民党,然后又凭"党证"报名考入北较场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受训"。这期学员来自党政军警宪特各个方面。有个留德的特务教官,上课时公开号召学员参加军统。黎强向南方局派来和他接头的刘文哲同志汇报后,刘说:"组织上让你到政研班'受训',目的就是为你打人特务机关创造条件。组织上早研究过,要你想办法打入到中统里面去,中统广纳叛徒,对我党危害更大。"黎强听后思想不通,表示"血洗手的事不能干!"于是,刘文哲就没再谈下去。但在下次接头时,刘却带来了长期从事情报和上层统战工作的周俊烈同志,周既是黎强的安岳老乡,又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之一。他俩耐心开导黎强说:打进国民党最反动的特务机关去工作,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作用大得很咧!中央有位负责同志(指李克农)就曾打入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要职,他把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及时向党报告,保卫了当时党的中央机关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全,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要是我们早些时候在成都的特务机关里有人,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就不会被捕,川康特委和成都市委也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两位老同志的谈话终于打通了他的思想。在他表态服从组织决定之后,刘文哲即传达南方局的指示说:"为了扩大你的社会接触面,做到形式上的社会化,以便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深入到敌特机关内部,党允许你参加三教九流,但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从此,黎强广泛展开社交活动。在蓉的军校政研班同学组织建军通讯社,抬出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当社长,他钻进去当了总编辑,同时还在青锋出版社、中华新闻社当了挂名主编,由于他笔下功夫好,经常发稿,一下成了新闻界的活跃分子。他还有意识地同政研班同学中的中统骨干廖震华、郑政、廖运端、吕特夫、官影笙等交往,同他们一起拜把子,操袍哥,不久就当上了"仁字大爷"。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叛徒,川调室视察兼成都区区长)、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都成了他的酒肉朋友,也学会了他们的行活黑话。和这些魔鬼打交道,也可以了解到敌特机关的一些情报和内幕。一天、,叶国良在一家妓院鬼混,黎强因事找他也去了那里。突然有个年轻人闯了进来,叶国良劈头便骂:"李三娃,你也跟老子来这里操,要是你监视的赵德勋脱了梢,有你娃娃的盐水饭吃(军统内部纪律很严,任务完成不好动辄关禁闭,只给盐水饭吃)!"吓得李三娃车身就走。黎强知道赵德勋是川大学生里的共产党员,与省师的党员卢俊良很熟,即告诉卢,辗转通知赵德勋转移到赤水去了。
  黎强在政研班毕业后,曾一度被派到川军部队一六四师在蓉担任警备任务的九八四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为要打人中统,他瞅准一个机会对川,调室组训科长廖震华说:"我在九八四团政训室没有好多事干,能不能介绍我到你们川室兼差?"廖说:"你没有参加组织,不行啊!"黎强假装不懂,问要参加什么组织?廖说,中统组织分三层,即调工(国民党调查工作员,由中统局发给任用书)、党网(国民党党员调查网)、通讯员。川调室的科长、科员不是调工就是党网,你已是国民党员了,那就先填表加入党网吧,将来有机会再到川室工作。又说,到川室工作之前,要有点"表现"才行,党网的任务,一是报点情报,二是发展网、讯关系,经组织同意,黎强很快就填表加入了中统党网,这是他打人中统的第一步。
  密报情报和发展特务,是黎强打人中统后面临的两大考验。他说:"在党的指示下,这两方面我都应付下来了。首先,我密报了地方部队一个团长武装贩运鸦片的情报。后来那个团长由蒋介石下令抓来枪毙了。其实,国民党内部武装贩运鸦片的何止他一人,好些特务和嫡系军官都在明里暗里搞这个台子。
  那个团长的上司对他的部属被处决自然不满,特务在他的防区内活动便处处受牵制,有时还借故捕捉特务。这样,不仅掩护了我自己,同时也加深了地方军和中央系的矛盾。至于发展网讯关系,这是中统内部规定的硬任务,我若推脱不办,势必引起怀疑。为了能在国特组织内长期埋伏,党组织同意我适当发展,但必须是本人思想反动而又急切要求当特务的人。这样,我先后发展了十多人。解放后,有的特务交代是李某人介绍入伙的,外调同志找我查证。我说是呀,他本身就反动嘛,生编死编硬要我介绍他当特务,我不介绍行吗?"
  黎强"参加"中统党网不久,刘文哲调离,南方局改派陈于彤同志和他单线联系。陈于彤要求他稳扎稳打,争取逐步深入到国特机关内层。
  国民党对官阶的晋升是要看学历的,有无大学文凭大不一样。黎强原是省师毕业生,为要打人敌特高层,1940年便搞了一张上海沪江大学的空白证件,填上他的学名李碧光,到川大政治系三年级寄读,一年后就拿到了毕业文凭。按国民党军校规定,大学毕业是军荐一阶即少校,于是他又回任军校政治部训育科少校科员,以后历任班、组、大队指导员、训育教官、政工室中校主任等职。到了1943年夏天,他从廖震华处探得中统训练班第三期即将在华西后坝开办的消息。陈于彤传达组织指示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要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去。由于川调室廖震华、郑政等人和黎强关系不错,便在主任孙云峰面前夸他是表现很好的党网关系,中央军校的校官,又是新闻界知名人士,如何能干,等等。孙云峰在他们的鼓吹下,欣然同意由川室保送他去"受训"。
  在中统训练班里,黎强又和学员张嘉诚交上了朋友。此人是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一组即情报组的主任干事。据张透露,特委会是四川省党政军联合会的常设机构,即各系特务的联合机关,是蒋介石兼省主席时设立的。特委会主席惯例由省主席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主任秘书,负责统一情报,统一布置,统一行动,统一指挥。前几年制造"春荒暴动"假案,破坏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组织,就是特委会干的。特委会里派系多,矛盾复杂,尤其是在给专区、县分会派人问题上,老是同军统扯皮,工作不好做:张嘉诚的家在重庆江北,急于调回老家工作。他将这个情况向组织报告后,过了几天,陈于彤传达上级指示说,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你最好能相机钻入特委会一组去。遵照党的指示,黎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果然达到了目的。
  他首先利用中统、军统间的矛盾,取得了中统对他的信任。在中统训练班里,黎强发现广汉县调统组长周以宗带来的一个学员可疑,一天午睡时这人溜号了,黎强跟踪发现他接到一份去牛市口检查站开会的通知,估计他是军统分子,便去向班主任吴汝城报告说:"这儿也有军统的人?"吴说:"没有呀!"黎强便把上述情况向他反映。经派人调查,证明他反映的情况属实,就将此人开除了。于是,中统更认为他"忠实可靠",特训班结束后即派他担任川调室成都实验区助理。
  在成都实验区,他又利用国民党同青年党的矛盾,通过一起"要案"的追查,来提高他在川调室的地位。成都实验区内部分工时,外勤特务曾庆高主动争取对青年党的侦察。四川是青年党的老窝子,它的中央主席曾琦是隆昌县人,而曾庆高原籍也是隆昌。黎强凭着他的社会经验和观察力,估计到二曾之间必然有点什么关系。在交查案件时,曾庆高一再索要情报原件,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便有意识地叫曾签字后才让带走。原来,曾庆高正是曾琦的堂弟;他把原件拍成照片送给曾琦,曾琦把照片拿去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国民党要侦察友党?"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回头便叫来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斥责他们不中用,听说还打了徐一记耳光。中统局电令川调室限十天破案。这下子川室可热闹了,头头们一个个神经紧张,一天到晚东查西查。四五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线索,川室头头孙云峰、廖震华、叶申之等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担心交不了差。黎强见时机已到,才不紧不慢地说:"有个线索是不是可以查一查?"孙云峰等急问什么线索?黎强才讲了曾庆高借去交查原件的事,并拿出曾的签名为证。这下川室头头们松了大气,高兴极了。后秘密将曾庆高押送重庆中统局本部,经过审讯,曾供认不讳。由于黎强提供的线索,使此案迅速破获,一场使头头们坐蜡的风波得以平息:特务头子们感到黎强在关键时刻给他们解除了危难,更觉得这个人不但"忠诚可靠",而且"精明能干"。从此,黎强成了川调室的"红人",他抓住张嘉诚不愿干特委会一组干事的机会,以关心、同情的面目推动他积极设法离开。张要黎强为此事帮忙、黎强便在孙云峰面前为他说项,结果一说就成。就在川室把曾庆高秘密押送重庆那天,张嘉诚也兼负押送责任同车回到重庆。黎强也从成都实验区调回川室任视察(对外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视察),并被派到省特委会一组顶替张嘉诚的主任干事职务(对外是四川省政府视察)。
  黎老接着讲到他在敌特机关占领阵地后的工作情况。他说:"我从1940年化名李长亨打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起,继而钻进中统川调室,再深入到四川省特委会任职,一步一步钻入敌特机关的核心部位,一直未被敌人察觉。但是隐蔽埋伏并不是革命的目的,南方局对我的要求主要有:一是调查敌特组织、活动情况;二是摸清敌特破坏我党地下组织的情况及预谋计划,保护革命力量,营救同志,查明叛徒内奸;三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削弱其反革命力量;四是通过发展特务人员来掩护自己,打击敌人。陈于彤同志曾向我传达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的指示说,你占领的是很能发挥火力的阵地,要坚守,死守。不到非撤离不可时不能撒出,要作长期打算,准备组织家庭……1946年南方局即将撤离重庆迁往南京之前,陈于彤同志又传达南方局对我的指示说:组织上要你坚守特委会和川调室这两个阵地,今后由川康组织同你联系。南方局主要领导同志对你的鉴定意见是:'能力强,品质好,工作有成绩。'你的名字定名为:黎强',取能力强的谐音。你写的材料我们就用的是黎,只有董老几个同志知道,周恩来同志也知道老黎,说你工作不错。如果你在四川失掉联系,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三至五年可以独立工作,可以向任何地区、部门的最高党组织要求转向党中央联系,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就是你同中央的联络语。"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政府临近崩溃,想固守南京,就从四川调部队,由军校负责组建陆军第八训练处补充兵训练总队。当时黎强还在军校兼职,被调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当时主要是在成都接收新兵,他心想等到调外地时再交给别人干,多数时间还是在特委会上班。不久,补训总队接收新兵完毕,奉调开赴南京改编,不愿去的军官就地撤职。黎强向川康特委负责同他联系的陈国瑞汇报,表示愿坚守特委会这块阵地,不去南京,大不了撒掉在军校的兼职,减少一份薪金。而陈却认为去南京更好;弄个大官当,对党贡献更大。黎强坚持要陈把他的意见向上级反映,请组织决定。两天后陈国瑞通知黎强:组织上已研究决定你可以离开四川去南京,你的关系已经转回上边去了。于是,他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向省特委会请长假,随补给总队到南京,按南方局曾经指示过的,独立进行工作。但在省特委会仍保留了一个督导员的名义。
  时间过得真快,谈至此,不觉已近中午,为了不影响黎老休息,我们便起身告辞。临别时,黎老告诉我住址和电话号码,以便另约时间再继续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黎老又在他家里接待了我们。谈到他1949年归队前后的一些情况。他说:"1949年初,补训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受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指挥。国防部为提高政工人员职权,规定政训室主任改任政工处长兼副师长。新任师长钟乃彤,黄埔五期的,自称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任过营长。他虽是军校高级教官,但从未上过课,只是挂名领薪,与补训总队军官没有什么感情,师警卫营长都由他侄子担任。而从军校调来的军官大都与我这个有师生之谊的副师长接近。整编后的三一二师究竟是修工事还是练兵,国防部就有两派意见,在师里也成了我和钟乃彤争论的焦点。他主张练兵,练习射击,提高部队战斗力。我为了削弱部队战斗力,主张修工事,这不仅可以消耗国民党的财力、物力、人力,而且也迎合了排以上军官的需要,使他们可以从中大捞一把。我振振有词地以稳定民心、军心为由,强调修工事的重要性,得到了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他是我在军校工作时的老'上司')的直接支持。我和钟乃彤的斗争以我获胜而告终,钟在部队军官中更加孤立。随着军校校长关麟征调任陆军总司令,在陆军总部和总统府警卫总队任职的军官,有些是我在军校的学生,他们与三一二师的军官又都是同学,于是经常聚会,在咖啡馆、励志社或三一二师各团吃喝玩乐,畅叙友情,谈论形势,散布蒋介石政府腐败的内幕及前线部队溃败的消息。我听之任之,以涣散军心,使部队无斗志可言。因修工事,部队缺乏训练,新兵连枪都不会放,部队没有战斗力。同时,我又将钟乃彤企图贪污国防部发给每个官兵的五个银元让其老婆押车运走的事透露给一个军官。4月21日,这支部队奉命沿京杭公路撤走,在撤离南京前夕的排以上军官动员会上,军官们强烈要求师长发了银儿才走,吵得一塌糊涂,钟乃彤被迫答应到杭州时保证发给,一场闹剧才算收场。因此,部队撤离南京时钟乃彤只得同其侄儿带了少数警卫营士兵绕小道走,连他的卫士都未跟去而和我一道走。记得是从南京撤出来的第三天,这支部队到了江苏宜兴就被我军俘虏。这时,我与三野八兵团八十八师的钱申夫团长相遇,钱是我在抗大四期三大队的同学。他要我在高级俘虏中做政治情况了解工作,我要求他立即报告三野前委致电中央查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几天后,钱申夫告诉我,中央复电要你即刻去北京中央组织部。我带着急切的心情在苏州三野政治部招待所写完关于三一二师以及我知道的南京、上海中统、军统特务分子的材料后,旋即经南京去了北京。到北京后,中央组织部边纪宗同志接淡,陈于彤同志参加了整个谈话。我汇报了近几年的工作情况,请示是否再回四川工作,并问今后用什么名字,是用黎强,还是用我原来在延安时的李唯平。边纪宗同志说,你回不回四川现在不定。你的组织关系还在华中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那里,你先去华中局接上组织关系再说。黎强这个名字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都知道,就不要再改回去了。就这样,经中组部介绍到武汉华中局,见到钱瑛同志接上组织关系。这时,我才知道南方局撤离重庆后同我接头的陈国瑞,就是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已被捕叛变,我不可能再回四川工作了。华中局派我到社会部协助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我写了一本《四川匪特调查》,因为四川当时还没有解放,为防止泄密,所以'李长亨'这个冒牌匪特也名列其中。九十月间,华中局组织部介绍我和川康、川东特委几位负责同志一道去南京二野西南服务团,安排我给二野保卫部的同志作了一次有关国民党四川特务组织和活动情况的介绍后,就随公安支队向西南进军了……"
  我向黎老谈到镇反运动中有特务检举他混入西南公安部窃踞要职那段往事。他笑了,我也笑了。他问起成都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提到彭塞同志时,我说,几年前他在一篇党史资料里曾提到您打进中统的事,我曾问他当时是否知道您是组织派进去的。他说,我认识黎强同志很早,"民先"时期曾一起活动过,后来组织上打招呼,说遇见李某人不要理他。不久,果然见他穿起国民党军官服,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就认为他已经变了,所以组织上才给我们打招呼。直到1949年在武汉华中局重逢,才知是党派他打进去的。
  黎老说:"我去延安前在省师上学,参加过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结识进步朋友较多,其中不少人以后都入了党。1940年以后,根据组织安排,我再度在成都露面,从进军校政研班起,公开身份就是国民党军官,只有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在公开活动中,我的言行还必须与身份相称才行,这就免不了要受到过去一些进步朋友的鄙视。对于这一切,我都得承受下来。何谓忍辱负重,那段时间我感受最深。记得有一次,在祠堂街新华日报营业处买书,旁边一位正在看书的青年发现是我,便把书往架上一放,恨了我一眼,朝地上呸了一声,像躲瘟疫似的,车身便走;原来,这位同志就是彭塞。1949年我去华中局组织部接关系,又碰见了他。开始,组织部同志让我在一间房子里等候领导接见,恰好这时他也来了,在室外发现了我。不一会,我就听见他在隔壁办公室揭发我是中统特务。说明他不了解情况嘛!'文革'中,四川曾派人到青海找我调查老彭,我说没有问题,也顺便问了他解放后的情况,来人说他'一贯右倾'。我听了直摇头,便以上述两事为例,证明彭塞敌我分明,嫉恶如仇,这样的好同志,怎么会'一贯右倾'呢!"
  在我即将离京返蓉前夕,黎强同志又约我在他的活动室谈了一次。这天,他提到了末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他说:"1948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之际,为稳住大后方阵脚,特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调任四川省主席。他9号上任那天,即一手制造了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惨案。四川人民称这个刽子手为'王灵官'。因其照例兼任省特委会主席,有次他在隆兴街公馆里召集特务头子秘密会议研究捕捉进步人士的黑名单时,我也参加了。他怕事前露风,在会上恶狠狠地宣布,谁走漏消息就叫谁粉身碎骨。解放后,他化装匿名逃窜,1950年2月初即在江安被活捉,关在西南公安部看守所,与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关押在一间舍房里。有一天,部里要我陪同西南局几位首长前往视察。王陵基一见我们,就用报纸把脸遮住,一个念头从我心中掠过,我便上前扯开报纸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不会叫你粉身碎骨的……"
  "似乎是涮了个坛子!"
  我的一句川味土话,引得黎老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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