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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川饭店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认为又是一个制造借口侵略中国的绝好机会。有田外相谈话，海陆外三相会议等，都做出威胁中国政府的姿态。日本官方为此事组成调查团于８月２８日来到成都。２９日，调查团得到四川省政府同意，讯问有关人证，如：１、大川饭店的经理、账房、茶房和工人；２、骡马市街、正府街的街正及现场附近居民；３、值勤的警官、警士。目的是想找出群众示威游行跟政府方面的关系及证据，但一无所获。９月１日下午２时，调查团成员海军武官中津成基中佐、陆军武官渡中近中佐、驻华大使馆三等书记官松村基树、驻重庆领事糟谷廉二等四人同赴四川省政府谒见刘湘。刘湘首先发表简短谈话，然后对日方提问一一作答。如日方提问："事变后，闻贵方已枪决肇事暴徒。惟处置如此迅速，敝方一部分人士对此尚稍有疑问，乞贵主席赐以说明。"刘湘回答说："关于采取此项措施的理由，实极明显：第一，暴动首犯既经讯明确定，自当绳之以法，以重法纪；其次，暴动事件发生以后，局势非常紊乱，虽经军警之极力镇压，但为安定社会之秩序起见，亟应将首犯迅予处决，借可杀一儆百，以收镇压之效。我方自主地采取此种措置，在当时客观之情形下，实为紧急切要有效之方法。"后又问及刘湘对在蓉设领的意见，刘说："此为外交事件，当由两国政府协商解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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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后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谈判，直至１２月底才告终结。南京方面承认了９条，其中重要的是：１、成都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撤职；２、赔偿日方死伤人员大洋９万余元，由四川省库立即汇往南京；３、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１９３７年元旦，省会公安局长范崇实，以报告省会八个月来窃盗案情况的名义，在南台寺成都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临结束时，范崇实把话锋转到大川饭店事件，他说："８月２４日大川饭店事件，打死日本人的事情叫做'蓉案'，成为中日交涉的题目之一。从中央外交当局数月来的折衷，依照国际条例解决，费98万余元，省会治安当局撤职，这场祸事才算了结。中央为维持东亚和平，顾全邦交，好容易循着国际条例解决。省政府遵中央命令，完成国际信约，已一一遵办。兄弟与蒋司令尚朴以职责所在，当然应向政府负责任，也应替我们民众的爱国运动负责任，就从昨天遵令解职。但是，诸君要知道，别人的命要管49万余元一条，以后同胞们的爱国情绪尽管激昂，举动还求审慎才好，因为这事情太不经济！"
"大川饭店事件"后不到一年时间，华北又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蓉设领的痴心妄想，也被全面抗战的炮声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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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事件
黄和刚
成都市立中学校坐落在北门簸箕街绳溪寺，是40年代初期余中英任市长时为了显示其政绩而力主创办的。市中为了与其他公立名牌中学一比高低，便把男、女高、初中的四个第一班作为"重点班"来办，在师资配备、教学仪器配置及日常管理等方面，均与其他班不同，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优越感，无形中形成了重点班与普通班学生的矛盾。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男高一班学生与校工李家福因开启电灯事发生口角，学生出言有讥讽之意，酿成互殴。学校将为首的三个学生开除学籍，引起男高一班全体学生不满，撕毁学校告示牌，自请集体退学并搬出市中，住进祠堂街青年旅社。市长余中英恐事情闹大，亲往旅社劝导无效，乃授意校长康定夏更改处分，男高一班始回校复课。几天后，学校伙食团打牙祭，男高一班监厨，分肉时厚于本班而薄于他班，引起普通班学生强烈不满。以男高二为首的普通班遂罗列男高一班分肉不均，擅剪女生部照明线，躲空袭行进间调戏女同学，撕毁他班墙报等违犯校规行为，要求学校当局将男高一班全部开除。被校方拒绝后，复推选代表到余中英公馆请愿，被余严厉训斥。普通班的学生觉得市长和校长袒护重点班太甚，决定罢课以促使当局惩处男高一班。至１０月３０日，罢课已达１１个班。因罢课学生与校方、余中英之间对立气氛太浓，余中英乃指示市政府教育科出面，商请省教育厅派员到校训导。
１０月３１日，省教育厅派第二科科长宋大鲁带领督学室主任杨慎修、督学包缄三会同市府教育科科长郑学畋到市中给学生训话。宋大鲁一干人到校后，罢课学生摘下标有姓名的胸章，男、女生集合操场。包缄三首先登台训话，因其言非学生所愿闻，学生纷纷起哄，吼声不绝，坚决要求开除男高一班；宋大鲁见包镇不住堂子，亲自训话，只讲了几句，学生一哄而散。于是教厅及市府的官员退入康定夏的住处，商讨对策。正密谋之际，忽被学生包围，要屋子里的人交出黑名单。因为有学生发现包缄三训话时，童子军教官包湘儒和教厅杨慎修耳语良久，怀疑包向杨密报罢课组织者名单。教厅及市府教育科的人员见势不妙，不敢出来见学生，学生群情激愤，捣毁了包教官的寝室。康定夏见局势已非他所能收拾，便从屋后越墙出逃，直奔市府找余中英求援。
余中英正在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开会，接到康定夏的告急电话，立即赶到省会警察局，请方超局长派警察镇压。方超赓即调遣２４０名警察集中于外北分局待命，方本人陪余中英前往市中。至午后４时，学生们将滞留校内的官员团团包围。方超乃亲率２４０名手执纤藤的警察杀气腾腾地赶往市中，将学校包围。学生见大队警察压境，遂有意地安排女生站在前排阻挡。方超本想将学生分割成若干段，以便逮捕首要分子，一见学生的阵势，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便率部分警员入校训话，对学生进行恫吓。忽有一学生以铜尺向方超掷去，将方超的大檐帽打飞。方超气极，立即挥手示意，大队警察乃蜂拥而入，用纤藤抽打学生。学生抵挡不住，纷纷退回宿舍，警察占领学校。方超命令警察按校方开具的名单，从各寝室搜捕学生４４名，其中６人带局审讯，余下３８人拘于草市街警察分驻所。此次事件造成８０多名学生受伤。消息传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从事件发生到以后方超被迫下台的这段时间，每一演变过程都有其特殊复杂的背景：
一、中共地下组织以市中事件为契机，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青年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是把学潮推向深入、导致方超下台的中坚力量。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市中事件发生时，中共在成都已经没有地方组织，只有少数零星分散的党员，组织关系都在南方局，党的力量很弱。但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很活跃，党的政治影响还是很大的。市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１１月１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刊发消息说"学生受赤匪煽动，罢课暴乱，殴辱师长……政府即派军警弹压，风潮已平"云云。学生看到后，无疑是火上加油，于是油印传单小报散发社会，揭露真相，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华西日报》、《华西晚报》以及青年党办的《新中国日报》等都派记者采访学生，发表揭露警察暴行的新闻或评论，接着便有市内部分中学生罢课声援，并且逐日增多。"民协"见群情愤慨，火候已到，便与市中学生共同商讨，积极引导，把事情搞大。决定由市中同学到各校控诉警察暴行，利用各校的学生自治组织搞校际串联，在上层人士、中学、大学三个方面进行活动，以求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民协"的工作首先在金陵大学获得成功，接着又在占全市大学生人数二分之一的四川大学得到响应。至１１月９日，声援市中的中学生代表会、大学生代表会相继成立，并决定向省政府提出四项要求：（一）方超、余中英撤职查办；（二）负责受伤同学的养伤费及残废者的终生养育；（三）政府明令禁止军警宪侵入文教机关及学校；（四）政府重申保障人身自由。当日即派代表到省府请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害怕事件越闹越大，乃答应学生的部分要求。"民协"为防止青年学生被当局分化，又决定１１日举行大规模集体请愿和示威游行。１１日下午，二千多名大学生、六千多中学生上街游行,并请来外国记者现场采访。游行队伍两边有袍哥武装护卫，学生还未到，沿途警察岗哨已先撤了，怕发生冲突惹起更大的麻烦。到督院街省政府时，只见大门紧闭，几个军官在门前维护秩序，张群躲着不露面，由省府秘书长李伯申出来接见学生，重述了一遍张群9日的答复。学生不满意，李伯申复与张群通电话。张群答应赔偿医药费；把"重申保障人权法令"改为省政府公布事件真相；军警不得干涉学校行政也可接受，但学生不能有越轨行动；方超、余中英撤职问题由中央决定。事件至此，已不是单纯的学生自卫行动，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独裁，争自由的群众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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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市中事件之前不久，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寇攻占独山，贵州告急，危及四川，社会上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放弃四川，逃往印度组织流亡政府，人心动荡。在此情况下，以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为代表的川康地方实力派都在另谋出路。邓锡侯提出"武装民众，保卫家乡"的主张。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势力有张群为首的新政学系，握有行辕和省府，ＣＣ则控制着省党部，黄埔系掌握着中央军校，派系间为着各自的利益，倾轧很激烈。市中事件发生后，各派系反应各异。如张群想利用矛盾，拉拢民主人士，他向蒋介石请示，主张避免流血、防止事态无限扩大，答应学生的要求；川康实力派则借此机会打击国民党中央势力，邓锡侯控制的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下令：禁止非法捕人，矛头直指中统军统特务机关；潘文华则在幕后策划，由所部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派兵保护学生。由潘文华任董事长、中共秘密党员田一平负责主办的《华西晚报》在报道事件经过，撰写评论文章方面，鼓动作用当推各报之首。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导致其在对付学潮时步调不一，甚至相互拆台，以致学潮愈演愈烈，方超不垮台也得垮台。
三、方超自身的原因。此人系老牌军统特务，一向飞扬跋扈，早为地方各界所不满。市中事件的起因，实际上是学校内部的管理问题，虽然闹得较凶，但毕竟在校园之内。省会警察局属省政府民政厅直接领导，不归市政府管辖，方超碍于市长情面，亲率大队警察入校弹压，已超出职责范围；而且还要耀武扬威，每个警察都拿根纤藤，使矛盾更加激化；方超还去跟学生训话，情绪对立的学生当然不听，冲突一起，警察打了学生，学生免不了也回敬警察，但舆论的背向是显而易见的。手无寸铁的中学生怎能干得过如狼似虎的警察，加之学生又乱吼有学生的腰被警察打断了，事后又到各校控诉警察在镇压学生时耍流氓，乱摸女生乳房等等。国民党当局为了平息事态，稳定后方，只好授意方超、余中英自动辞职，四川省政府给予各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并报国民政府监察院依法交付惩戒。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经国民党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决议：余中英减俸10%为期三月；方超降一级改叙。不久，余中英即调任四川省防空副司令；方超改任四川省水上警察局局长。
邓锡侯遇刺事件
邓锡侯遇刺事件
陈稻心
１９３８年１月，刘湘病逝于汉口，国民政府决定邓锡侯继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军大量入川，至１９４４年时，川康绥署的指挥权已大大缩小，从而引起川康地方军人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川康地方势力矛盾日渐加深。１９４４年６月，驻成都的川军彭光汉部与省会警察局发生冲突，一时沿街警戒，中央军校特务团集队上街示威，支持属于中央系统的省会警察局。川康绥署恐事态扩大，乃令彭光汉部忍辱退让。其时，邓锡侯正住在四圣祠华大附属医院做阑尾切除手术。事发当晚，邓的警卫人员在医院四楼挡获两名携带手枪准备行刺邓锡侯的青年男子。经川康绥署军法处组庭审讯，据供一姓刘，一姓崔，均系彭县惯匪，刺邓系受刘某支使。将刘某捉来后，又称系受朱正果委派。在严刑拷问下，朱正果供称，他系方超学生，来蓉找方超要工作，方超令省警局李益谦、汪良与朱联系，要朱找人刺杀邓锡侯，于是便找了彭县惯匪刘某，等等。此案前后共拘押八人。方超闻讯，亲自前往绥署辩解，声称此事与他毫无关系。邓锡侯出院后，听从张澜等人的劝告，认为此事如再追问下去，必然引起中央与地方的更大矛盾。乃将李益谦、朱正果等六人公开释放；行刺的刘、崔二人，由特务团长邓亚民另作处置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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