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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解放初期公安机关侦破国民党潜伏、游击组织、电台记实
刘传茀 王鸿任 陈稻心
川西解放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中，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川西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在中共川西区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下，从当时敌我情势的实际出发，迅速壮大侦察力量，按照"全区以剿匪为主，蓉市以肃特为主"的战略性部署，贯彻执行"主要依靠党的政治优势与军事威力，以政治瓦解为主，宣传人民政府对敌特的政策，号召登记自首、立功赎罪，对破案后缴获的电台、密码、枪支弹药及与台湾通报底稿抗拒悔悟、继续为恶者坚决打击镇压"的肃特方针，瓦解其绝大多数，孤立其最顽固反动者，缩小侦察面，在集中力量大力侦捕其首要分子的同时，特别致力于侦破其潜伏组织与阴谋暴乱组织。在这场异常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成都公安机关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注意同中心工作相结合，发动和依靠群众，准确掌握敌情，成功地运用"以毒攻毒，以特制特"的斗争策略，实施专案侦察，夺得了丰硕的战果：全年破获国民党各系特务潜伏组织、游击组织电台案２６件（其中：属保密局系统的１５件、属国防部二厅系统的９件、属中统和宪兵特高组系统的各１件）；取得分布于外区、外省的比较可靠的潜伏组台线索４３个（其中：川北区２个、川东区６个、川南区５个、西康省９个、贵州省６个、云南省２个、湖北省１３个），经上报西南公安部分别通知各地后，有的已在１９５０年中破获。
一、敌情概况
１９４８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各系特务即已提出，在西南地区布置潜伏与"游击"，作"应变"的准备，但无任何具体行动。直至１９４９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三大战役，蒋介石宣布"引退"后才正式付诸实施，是年夏更趋积极，而多数潜伏组台及所有"游击"组织则是在１１、１２两个月中，重庆、成都解放前夕才仓促建成的。
保密局的潜伏布置
１９４８年以前，保密局采取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区发展人员建立潜伏组织的办法，结果屡遭破获。１９４８年后许多大中城市接连解放，遂改用对行将解放的地区和城市预布潜伏组织，待解放后再进行活动的办法，从局本部划出部分人员成立布置组，下设两个科，第二科专门负责对即将解放地区的潜伏布置。
１９４８年秋，保密局命令其西南特区在川、康、云、贵四省选择要冲地点预作潜伏布置。１９４９年１月，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随蒋介石撤离南京后，一再电令各地站、组加紧潜伏组台的布置，接近战区或可能成为前线的地方"尤应赶先建成通报"。同年２月，毛人凤先后以亲笔信和亲译电指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迅速作出潜伏及"游击"布置计划准备"应变"。３月，毛人凤到重庆召集保密局西南、西北两特区区、站长会议，督促布置，对徐远举拟定的《西南特区应变计划草案》基本同意，命令西南特区将其中潜伏布置部分分别抄发给有关站、组"立即施行"，指定西南特区直属的重庆市及川东各地的潜伏组台，由副区长吕世锟负责布建，其他地方由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布建。会后派云南站站长沈醉赶往保密局上海办事处领回大笔布置经费，分发给吕世锟、沈醉、杨超群（蓉站站长）、陈世贤（贵州站站长）、董士立（康定站站长）、谭杰夫（西南直属组组长）。由于保密局已数月没有按时给各站寄发经费，这笔专款多被各站挪作一般经费，所以各站的潜伏组织并未积极开展，直到７月初，保密局从台湾派人带来第二笔布潜经费，各站才逐渐开始行动，同月，台湾空运供潜伏特务组台使用的特情机一批（最少在２２部以上）到重庆，保密局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亦到重庆兼任西南特务潜伏布置专员，"督导"各省站加快布置。８月至１１月，保密局先后４次派专人自台湾给徐远举、任鸿传送来密码本４０套以上。１１月２１、２３日两天，保密局由台湾分两批空运报务员１０人、特情机２０台、手摇发电机数台、电池数千打到重庆交西南特区接收，大量潜伏组台的组建都在这段时间完成。
保密局的潜伏布置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军政中心、交通要冲、军事重地、边疆据点建立潜伏组，每组二至三人，配备电台及组、台长各一，主要任务为搜集中共军政情报，有的还配给武器，以备在不能潜伏时转入"游击"。二是上述地区发展潜伏人员有困难时，则以建台为主，设独立潜伏台，以台代组，台长兼组长，从刺探情报到收发电报均由一人负责。三是向其"游击"组织派出游击潜伏台，随游击部队行动，如部队被击溃则相机转移，继续潜伏活动。潜伏组成员多系新吸收人员，其选择标准是：（１）必须是当地人；（２）有"党国"意识及强烈反共思想；（３）年龄最好在40岁以上，年轻者最好身体有小残疾，解放后不是参军对象；（４）解放后不是"斗争"对象的无产者或小有产者，医生、教员、小商人最合宜；（５）报务人员最好是就地物色，加以训练，如不可能则由上面派遣。独立潜伏台人员均系保密局多年培训、在当地未曾暴露身份并具有掩护条件的电讯特务；游击潜伏台人员多系一般电讯特务。
保密局的潜伏组织，在布置上是多头多层，广种薄收。在川西地区，其局本部、西南特区、蓉站均有布置，并且数量不少。这是因为敌特自知其潜伏组长、组员都系新吸收人员，缺乏特务活动经验，质量不高；台长多是外来电讯特务，难免暴露；预计到会被破获一大批，所以采取多头多层，数重布置，以量胜质，广种薄收的办法，企图能保存少数长期潜伏。敌特对各组台的布置是十分机密的，并力求短小精悍。如成都地区的潜伏布置皆由吕世锟、任鸿传经手，蓉站人事站员只协助办理，具体情节连副站长饶琳、刘鉴先都不得而知；每个组、台最多不超过三人，不仅各组、台之间无横的关系，即使在一个组内，大多也是组与台分开，组长与台长分住两地。各组台隐蔽流动，皆有长期潜伏的准备，人员都有公开合法的职业，电台有不易引人注目的隐藏掩护地点，并且都曾移动，最多有搬迁三次、流动百里的。他们对已通报之台的指导方针亦是掩护重于工作，要求其长期潜伏；对未通报之台，相隔一年后犹来信探寻、联系。
保密局的"游击"布置及游击潜伏台
保密局自１９４９年春起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游击"布置。是年３月，毛人凤在重庆召开的保密局西南、西北两特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命令各区、站立即以"游击"布置和潜伏布置为主要内容，各自写出应变计划。其"游击"布置的方针是通过"争取地方军政力量"（即安置特务骨干分子出任地方军政官员），"组训民众武力"（即派出特务人员分赴各地广泛联络地方反动势力）以掌握地方武装（团队、自卫队、保安队、警察、股匪等），以保密局的特务武装及其控制的军警部队为主力，选择险要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西南特区按照上述方针，从１９４９年夏天起首先在川东、川南开展"游击"的准备活动。
至１１、１２月中，在毛人凤的亲自参与督促下组成了多股反动游击武装，与人民为敌，各股皆由保密局配备了游击潜伏台。
其他各系特务的潜伏布置
国防部二厅系统：１９４９年初，二厅曾有"在长江以南五百公里内布建五十个潜伏组台"的计划。南京解放后，该厅逃往广州，为加强布置潜伏，曾拟成立八个情报区负责进行，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展神速，只成立了华中（包括川湘鄂等省）、中原两区。二厅直接布置于川西地区的潜伏组台虽不如保密局多，但在成都解放前夕，其厅本部、华中区、中原区、西安绥署二处均随蒋军溃逃而来，由这些单位布建于外省的潜伏组台和游击台随之潜入川西企图伺机活动的则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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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调查局(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系统：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结束后，内调局于１９４９年１至４月间，先后三次秘密指令各省调查室（处）布置二线潜伏和"游击"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据点和"游击根据地"准备"应变"。同年７月，内调局又发出题为"匪区新经济办法"的"第二线工作布置计划大纲"，令各地中统组织拟出具体计划"贯彻施行"。１０月，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到重庆督促川调处加紧潜伏布置。川调室（７月后改称川调处）按内调局历次秘示的要求，"缩小机关组织，增加业务外派人员"，在省内２１个重要地区成立秘密据点，将川调处内骨干分子分散去各据点掌握工作，大量发展所谓"网讯关系"，从中物色二线潜伏人员，或派入"游干班"受训，准备"游击"，又曾去成都、绵阳召开川西、川南、川西北各县调查组负责人会议，布置与各县国民党县党部、特委会、哥老会、股匪头子勾结，控制地方势力，计划在川西北松理茂汶边区、上川南总岗山区、川南雷马屏边区、川北江彰平北边区建立四个"游击根据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人民解放军进逼川东、川北，川调处的活动更趋紧张，进一步将机构分散，匆忙成立川西、川南、川北三个办事处就近加快布置潜伏，组织"游击"，并向内调局要求配给电台和报务人员，分发给各办事处。１１月，川调处从四川省特委会取得"反共救国军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番号，司令部设于乐山，准备以此为基地开展"游击"。
宪兵特高组系统：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宪兵特高组直属组及第二、第五、第十四、第十五等组相继逃来成都，也布置有潜伏行动组织。
二、侦破情况纪要
１９５０年中，成都公安机关侦破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织的方针是："大力登记、搜捕公开、半公开的敌特分子，孤立潜伏组织，缩小侦察面；多方搜集材料，掌握其特点、规律，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专案侦察，突破一点即研究敌情，扩大线索，以求彻底摧毁敌之一切潜伏组织。"
一年的侦破工作中，在组织领导上坚持做到领导重视、专人负责、一抓到底。在具体作法上大体用了以下四种：（１）进入成都初期，主要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威力与政治优势，广泛宣传政策，从思想上瓦解敌人，利用各种关系争取潜伏组织人员前来投案自首，交出电台。（２）根据自首或逮捕的特务供出之可靠线索，其找寻清查并结逆用合使用其他手段侦察破案。（３）侦捕收罗特务中了解潜伏布置情况的高级人员、秘密人员、曾经参与过潜伏布置的人员、机要电讯人员，以及负责布置潜伏的首要分子的勤务、车夫等，详尽搜集关于潜伏布置的方针原则、人员条件、布置过程、人事关系、活动特点等各方面的材料，点滴线索与侧面见闻均不放过，由此日积月累，逐渐较全面系统地掌握敌情；在此基础上对其中转变较好，具有条件的分子施行感化诱导，启发其立功赎罪的积极性，使其敢于根据点滴侧面见闻分析估计，提供可疑线索，逆用其深入了解，根据已掌握的敌情材料多方印证属实时即一举破案，并及时扩大线索，连续破案。（４）在掌握敌特机关布置潜伏的规律特点的基础上，调查了解已逃走的负责布置首要人员之各种社会关系与办事作风，从其社会关系中梳排出可疑线索，深入进行侦调，建立专案侦察，适时秘密突击破获。
（一） 保密局系统
甲、 任鸿传与吕世锟布置的组台
１９４８年７月，毛人凤即曾在成都命令蓉站于广元至绵阳一线筹建潜伏组台。１１月，保密局以杨超群任蓉站站长，并召杨去南京，由毛人凤亲自安排要杨在广元、通江（或巴中）、绵阳、乐山、雅安等地各布置一个，成都布置一至二个；先完成广元、通江（或巴中）两处，然后布置其余各地；绵阳一处要立即组建，如解放后在绵阳不能立足，则转移到川北平武山区掩护。后因杨超群调任省警保处副处长，以上安排未能实现。
１９４９年７月，吕世锟到成都接替杨超群任蓉站站长后，即以布置潜伏为蓉站首要任务，委托副站长刘鉴先（后调任川陕甘边区特别站站长）、广元组组长罗克勤、雅安组组长陈纪唐在广元、雅安物色潜伏对象；派万源组组长侯兴祜去绵阳布置；成都方面则由吕本人亲自掌握布置，仅让蓉站人事站员宋哲理参与协助，具体情节其他人不得与闻。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来川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后，与吕世锟一同主持成都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９月，吕世锟命蓉站电台台长胡察秋从渝支台领回ＣＭＳ特情机五部，分发给刘鉴先等人，密码本则由任鸿传亲自从重庆带来。约在１１月中旬，吕世锟曾要副站长饶琳为其抄缮一份给毛人凤的绝密报告，内容大意是：已建成成都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此组注明以皮鞋业为掩护），正在建立的广元组由刘鉴先布置，巴中（或绵阳）组已派侯兴祜前往建立。１１月下旬，毛人凤、徐远举等逃往成都建立保密局临时办事处，任鸿传、吕世锟、宋哲理都未参与这个办事处的活动，而是在蓉站站部设置一办公室紧张布置潜伏。１２月上旬中，在该处出入者最为频繁，从渝支台撤来的ＣＭＳ特情机十多部以及大批电讯器材大部分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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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绵阳潜伏组
组长兼台长李秀夫，陕西汉中人，军统老电讯特务，历任军统局报务主任、第四处一科科长、西北总台台长、保密局南京总台副台长、西安支台台长。１９４９年５月西安解放前，李秀夫经由汉中辗转逃至绵阳与人合伙开设一小型铁工厂修配汽车零件隐藏身份，１１月接受毛人凤命任鸿传布置的潜伏任务，先建立绵阳独立潜伏台。１２月初，保密局成都临时办事处先后送来电台、电池、手摇发电机及密码本，李发展私立广济医院院长傅廷弼为潜伏组副组长，电台架设于广济医院傅的住宅中。１２月１５、１７日两天曾同保密局通报取上联络。１２月２１日绵阳解放。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军政治部保卫部根据地下党组织报告的线索一举破案，将李、傅二人逮捕，缴获ＣＭＳ特情机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电池三组，密码本两套。
（２） 川陕甘边区特别站台
站长刘鉴先，四川安县人，１９３９年毕业于军统黔阳训练班，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任蓉站副站长。１９４９年初，站长杨超群去川北布置潜伏时，刘曾一度代理站长。同年６月，吕世锟接任蓉站站长，刘仍任副站长，曾经部分参与潜伏布置活动。１９４９年８月，保密局西南特区为了加快川北边远地区的潜伏和游击布置，成立川陕甘边区特别站，调刘任站长，配给电台，台长李云龙，并将原属蓉站的广元组划归刘统属。刘到广元就事后，布建了广元独立潜伏台，还同地方反动势力广泛联络，筹划组织"游击"武装力量。
１９５０年１月初，解放军入城刚一周，公安处即从地下党方面了解到刘已潜回安县，思想惶惑动摇，一面同地下党拉关系，一面向一支以投机旧军阀为首，成员极其复杂，临时凑合而成的起义部队靠拢。公安处二室遂抓住时机，选派妥当关系去安县，向刘宣传政策，晓以利害，指出前途。刘遂于１月１８日来成都自首，交出电台、密码本，供出广元独立潜伏台线索详情。台长李云龙也由刘招来自首。
（３） 成都第二潜伏组与邛崃独立潜伏台
刘鉴先自首后疑惧心理依然存在，反复声称他在解放前即已找地下党同志接洽输诚，表示他并非解放后才被迫自首的。当时因入城不久，对军统的情况掌握尚少，二室侦干分析认为，刘在杨超群、吕世锟之下任蓉站副站长，直接掌握潜伏布置或许不多，但凭多年的经验以及对特务的见闻，极可能从其对一些蛛丝马迹现象的摸索、估计和推断中获得部分潜伏线索。因此，决定继续对其进行政策及前途教育，鼓励其进一步立功，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稳定其思想。在此情况下，刘供出了三个估计线索：
一是蓉站台长胡察秋确实未去台湾，胡曾经手发放过电台，应该了解不少潜伏组台线索，本人手中也可能有台。但仅知道胡系邛崃人，却不详其现状和住址。
二是刘的安县同乡陈鹏，系一个流氓气息浓厚、信誉不佳的商人，早年曾在川军军事学校受过训，当过乡队副、壮丁队分队长，以后改业经商。１９４９年上半年陈鹏在成都开设的米店蚀本歇业，曾来纠缠刘鉴先帮他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刘曾经当面介绍陈同吕世锟见过一次，过后吕世锟约陈谈过话。１９４９年七八月间，陈向刘鉴先说吕世锟要他做潜伏工作并且打算发给他经费，征求刘的意见，刘表示可以应承下来。后刘调任川陕甘边区站站长离开成都，不知其结果，陈的下落也不清楚。
三是１９４９年７月某天，一个不知道姓名、个子小、卷发、似有眼病的人到蓉站找台长胡察秋，胡不在，此人只同胡的勤务丁相臣留话便走了。事后刘鉴先问丁来的是谁，丁说是胡察秋的同学，托胡代谋职业的。吕世锟有一次向刘鉴先谈到潜伏台的报务人员难找的问题时，刘随口提示说胡察秋有一同学想托胡谋事，不妨问一问胡察秋这人是否能搞电讯，吕点头称是。
公安机关根据上述线索材料分析：找胡察秋的人自称是同学，有可能懂得电讯；吕世锟正感到物色潜伏台电讯人员困难，刘鉴先随口提出，吕即点头称是，可能此人已为吕所了解；陈鹏为一流氓商人，又正处于经济困窘之中，对于一笔意外的潜伏经费似无拒绝的可能；陈鹏颇具保密局选择潜伏人员的条件，照保密局常例，对于潜伏对象，必须了解成熟才能正面提出任务，何况吕世锟已经决定给陈鹏发经费；但陈鹏不通电讯技术，如欲用陈，必须另配电讯人员与之合作。至于胡察秋手中有台的线索，侦察人员从其他自首特务所供材料亦曾获悉，可以肯定胡确是潜伏特务。由于当时邛崃一带土匪暴乱正烈，一时尚难派人前往组织侦破，遂决定在成都首先找到陈鹏，同时追查胡察秋及不知姓名者的确切下落；作法是一面命刘鉴先向陈鹏亲友探询以发现陈的下落；一面寻找蓉站的勤杂人员（当时蓉站职业特务尚惶恐疑惧避不露面），以取得关于胡察秋和不知名者的新情况线索。
１９５０年２月中旬，刘鉴先通过陈鹏的亲戚找到陈鹏，并劝其前来自首。陈鹏承认吕世锟曾发给他银洋１２０元，要他潜伏活动，调查人民政府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但又说未配电台，只介绍一个人同他见面，约定以后的联系方法是在东门口一根电杆上张贴寻人启事为信号，暗示见面的时间地点，因介绍时已近黄昏，未看清来人的面貌特征，姓名也忘记了，解放后曾几次去看电杆，都未见有约定的招贴，所以始终未能联系上。陈的口供显然有捏造隐瞒，但由于当时特务登记自首刚刚开始，为了暂时麻痹敌人，推进敌特自首的开展，侦察人员有意识地不予深追，留待下一步集中管训自首特务时再行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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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２月底，刘鉴先找来蓉站勤务左世模。左谈出１９４９年９、１０月间，蓉站人事站员宋哲理曾叫他送信给仁寿嘉禾乡李维中并约李同来成都，信是胡察秋所写；李维中个小，卷发，眼睛似乎有病。侦察人员分析：宋哲理是西南特区专门指定协助吕世锟布置潜伏的人，他要胡写信约李到成都谈话，极大可能与建台有关。此时虽已查清李维中的住址，但因仁寿方面匪乱甚炽，道路梗阻，亦无法派人前去侦捕。
１９５０年３月初，公安处将陈鹏管训，陈始供出：他在１９４９年８月某天填表宣誓，经吕世锟亲自吸收为蓉站通讯员；吕世锟给他大洋１５０元，命其买棉纱开机房，由其妻织布为掩护，长期潜伏。９至１０月中旬，吕世锟曾几次差人约陈见面谈话，主要内容是通知陈每月薪水定为大洋３０元，先预发一年，除已领１５０元外，再补发２１０元，说今后经费来源不易，一定要把机房开好；向陈详细指示日后搜集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情报的要点，刺探情报的方法，现在不忙，解放后才开始行动，目前要把同行业的人联络好，像个真正的手工业老板，免得以后引起旁人怀疑；极力给陈鼓气，说人民解放军"初到时的军管时期很轻松，到了政管时期才严格，但只消把身份掩护好决无问题，将来光复了，功在党国，前程非常远大"等等。１１月下旬，吕世锟还带陈鹏与任鸿传见面，接受"考查"。
１２月５至７日，吕世锟接连三天约陈鹏在茶馆会晤，把李维中介绍给陈，指示李负电讯责任，带电台住在陈家一起工作，陈负掩护之责。因陈在东门外白庙子乡间的住宅只有草房两间，不便同住，吕世锟当即发给"布置费"大洋２５０元，命陈、李二人另租铺面房子做生意掩护。陈鹏提出其妻耳聋，怕她乱说话泄漏秘密，吕世锟问陈有无相好的女友，陈答有一姘妇朱树琼非常可靠（按：朱系一浪漫成性的小市民型青年妇女），吕世锟匆忙简略问了朱的身世便同意将朱发展为潜伏成员。宣布这个组陈鹏为组长，李为台长，朱是助手，一切听从陈鹏指挥；发给朱银洋２００元，给陈增发１００元，命三人结成一家，李伪充陈的表弟，赶快租下房屋把生意打开；命李晚上到栅子街蓉站装配电台。７日上午，陈即到大陆房地产公司租定塘坎街２１号双间铺面。
１２月９日（按：吕世锟飞逃台湾的前一天）早晨７点，陈鹏同朱树琼按吕世锟前日的布置到东大街接电台。电台与电池均装在一口皮箱里，由吕世锟亲自送去。电台搬到塘坎街后，李维中亦即迁来同住，并架台开机叫陈试听，但未听到什么。中旬，成都开始紧张，三人怕乱兵趁火打劫损毁机器，乃于１２月１７日由李维中将电台搬到华阳中和场乡间亲戚家隐藏，李去后一直没有再来。
１９５０年４月初，华阳、仁寿一带暴乱匪徒已被击溃，公安处二室即于７日派干部吴广等率刘鉴先、左世模赶赴仁寿嘉禾乡将李维中捕得。因暴乱初平散匪还多，为能安全通过某些尚被土匪盘踞的地区，乃命熟悉当地情况又与袍哥土匪素有联络的自首土特务、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乡区情报所副所长康兆奎带路。到达嘉禾乡时，先由左世模到李维中家中探寻，李因眼病正在家中，便暗中将其监视起来，然后由刘鉴先出面现身说法，劝其悔过自新，交出电台。李见事已败露被迫同意，次日押回成都，途中经过华阳中和场兰家沟时，李在公安人员监视下从他亲戚家的夹壁中取出电台、密码，电台以蜡封箱，似久未启用。李供认他与胡察秋是军统黔阳训练班同学，曾任报务员、台长等职，脱离军统后在嘉禾乡当过小学教员、乡公所电话员、户籍员，１９４９年夏天经胡察秋介绍给吕世锟，接受潜伏任务，领得活动经费银洋２５０元。电台配属成都第二潜伏组，组长陈鹏、组员朱树琼。领台后曾与西昌支台联络数次，但未发过报。至此保密局成都第二潜伏组乃告全案破获。
为了争取连续破案，赓即向李维中追询胡察秋的下落。李维中在公安人员的教育与刘鉴先实例的影响下，急图立功赎罪以求得出路，供出胡察秋在邛崃的住址，公安处二室乃于４月１５日派干部带刘、李二人赶往邛崃，取得县公安局的协助将胡察秋逮捕。胡供认：１９４９年１月底，接受毛人凤与任鸿传布置担任邛崃独立潜伏台长，从任鸿传处领得ＣＭＳ特情机、密码本、电池及折合银洋５００多元的黄金，约定化名、永久地址及电台失联后的通讯联络办法。任鸿传命胡第一步先注意监视刘文辉二十四军的动态及解放军过境部队的番号、人数、装备、来去方向、时间地点等，向西昌或台北报告。胡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携电台回到邛崃家中后，曾与保密局西昌支台联系。至１２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迂回向邛崃逼近，胡心中恐惧，又担心蒋军撤退时趁乱抢劫，便将电台拆散分藏，大电池埋在后园地中。１２月２０日邛崃解放，人民解放军一排借住其家，在后园挖厕所时挖出了埋藏的电池。胡心中更感不安，暗中将密码本焚毁，拆下的大部分电台零件，有的倒于垃圾堆中，胡交出余下的小部分零件，又在公安人员监督下捞起一些残渣碎片。
（４） 华（阳）简（阳）潜伏组
华简潜伏组是吕世锟布置的一系列潜伏组台中最先被公安人员破获的。通过本案的破获，不仅检验了公安处根据保密局布置潜伏的一般原则、办法及选择潜伏人员的条件，对吕世锟这一特定对象在成都的社会关系全面系统地进行调查，从中发现侦察线索和利用对象的作法正确可行；而且进一步摸到了吕世锟个人布置潜伏的特点，为下一步连续侦破其布置的其他潜伏组台打开了通路。
吕世锟的堂弟吕振藩，解放前任国民党四川省水上警察局分所所长，成都解放后随水警局被接管收入警训大队管训审查，曾几次报告敌军隐藏武器弹药线索，亟图立功。公安处在对吕世锟社会关系作系统调查中将其发现后，即注意考查，有意识地将其逆用，以寻找吕世锟潜伏布置的线索。
１９５０年３月，吕振藩向公安处二室侦察干部刘传报告：上年冬天吕世锟曾让他劝说其叔吕波澄担负掩护潜伏电台的任务，当时他认为吕波澄是华阳中和场镇长，为地方头面人物，顾虑很多，恐怕不能接受，因而作罢。成都解放前夕，吕振藩又听说吕世锟曾介绍一个报务员去其另一堂弟吕匡平家。解放后，吕振藩为争取立功曾向吕匡平打听过此事。
吕匡平回答说，吕世锟确曾介绍一个姓贾的报务员带电台到他家掩护，但他不接受，就介绍给他在北门外开木厂的吕某，吕振藩找吕某探讯，吕某回答说："世锟从未介绍过朋友到我家里来。"
据查，吕匡平祖籍华阳中和场，现住中兴场刘家巷子，１９４９年任正心公司营业主任，公司倒闭后曾找吕世锟谋职，同吕世锟往来密切。据此分析估计，吕匡平可能是潜伏人员。但当时中兴场一带匪特暴乱尚未剿平，故未立即派人前往进行深入侦查。
之后，吕世锟的另一堂弟，蓉站司书吕奎元经吕振藩劝说前来二室自首。此时，二室已查清吕奎元与吕匡平关系比较深厚，为吕匡平所信任，乃几次找吕奎元来谈话。待其对党的宽大政策有所了解，疑惧心理基本消除，并表示愿意立功时，刘传即命他出面约吕匡平前来二室一谈，准备以说理方式出现，追根究底，搞清电台问题。
吕匡平见系吕奎元出面邀约，又知道吕奎元自首后受到宽大，果然随之前来。刘传先平静地询问其家庭和本人经历，吕匡平自称家庭系中农成份，树德中学毕业，１９３５年考入中央宪兵团去南京受训，１９３６年安排到福建工作，抗战后开小差回川，先后在国民党成茂师管区任连副、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机械工厂任事务长等职，１９４８年与人合伙经营运输公司，在１９４９年又任正心公司营业主任，公司倒闭后一直在家闲住。谈话时态度尚属正常，但问到他同吕世锟的关系时，其神色便开始紧张，说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失业时，曾找吕世锟介绍到机械工厂任事务长才得免于流落之苦，因此对吕世锟十分感激。１９４９年夏，吕世锟曾帮助在成都找住房，交往比较多。
根据吕匡平交待的上述情况，此人既符合保密局选择潜伏人员的条件，有接受潜伏任务的极大可能。因为，第一，他在成都是商人身份，容易隐藏；第二，过去当过国民党宪兵和军官，受过反动思想熏陶，有政治活动经验，作为潜伏人员，比一般商人更有用；第三，吕世锟曾有恩于他，１９４９年秋冬吕世锟赶着大量布置潜伏组织时又正值
他失业求事之际，他不会拒绝接受。其可疑程度加重了。
于是又迂回曲折地步步逼到潜伏问题。此时吕匡平表情更为紧张不安，先还坚决否认他同吕世锟有任何政治关系，后来又承认吕世锟曾让他掩护电台，但他感到危险太大，没有接受。见他已经吐露出事实真相的苗头，刘传遂缓过口来，心平气和地对他详细阐述党的政策，针对他可能存在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指明应该如何争取出路。此时吕匡平虽然坚持不肯多讲，但从其表情看，其内心正处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与动摇中，正是逼其彻底缴械的关键时刻。恰好桌上有份载有殷墟出土殉葬奴隶照片的报纸，刘传灵机一动，顺手把报纸递给他，面色森严地训诫他说：以前奴隶主死了要杀奴隶陪葬，现在国民党完全垮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给他们当殉葬的奴隶不成?何去何从，自己选择。然后叫他坐在室内考虑，实际上让他在一旁亲眼看看公安机关怎样执行党的政策，怎样对待自首特务，以实例攻心，促其下决心交待。
当时来二室求见的特务甚多，有要求登记自首的；有交武器、证件的；有引来同事坦白交代问题的；尤其是有两兄弟都是稽查处特务：哥哥自首后以枪支供土匪行劫被扣，弟弟引来其他特务自首，诉说生活困难，刘传有意当着吕匡平面给予大米一斗。吕见了这些，神色逐渐安定。估计他或许是因为顾虑自己是有电台的潜伏分子，感到情节重大而不敢供认，内心尚在斗争。此时恰好有起义部队的人来交军用电台，刘便故作神秘，命吕匡平出来站在门边不远处，在与交电台的人谈话时，只让吕听到是交台而不知详情，进一步促其下决心。
这样经过了两三小时，估计他对党的政策已有所了解，认识到不坦白交待就有危险
，才顺势继续同他谈话，先不正面追逼问题，只是再问了一些他家庭的情况，因他结婚不久，妻子已有两月身孕，夫妻间感情甚好，有意动之以情，然后暗示以是非利害。吕匡平终于涕泪交流，彻底交待，要求从宽处理，供认他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接受吕世锟布置担任华简潜伏组组长，领得黄金银元和武器。吕世锟指示他，如果潜伏不成，可转入华简边境山区打游击，以游击保护电台活动。１２月，台长贾毓康携电台、电池、密码本到其家掩护，曾与台湾通报两次。后来贾毓康觉得处境危险，决定将电台隐藏待机行动，只身逃回陕西合阳原籍潜匿。经前后七小时审讯终将全案究明。二室立即派人带吕匡平前去中兴场，从其家中缴回ＣＭＳ特情机一部、密码本一套、电池两组、可尔提手枪５支及未用完的经费黄金三两，将其扣押一夜后放出逆用于侦破吕世锟布置的其他潜伏组织。
贾毓康系受保密局派遣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由台北空运重庆的六名报务员之一，１１月３０日到成都，１２月初经吕世锟介绍给吕匡平携台到吕家潜伏。将其线索通知西北后，据西北公安部查复贾已自首，交待的情况与吕匡平所供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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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成都市第一潜伏组
对华简潜伏组成功的侦破，进一步证实了公安处掌握的关于保密局布置潜伏组织的原则、办法的资料一般是正确的，并且判定吕世锟的潜伏布置离不开他在成都的旧关系，从而提高了进一步开展侦察的自觉程度。吕世锟１９３８年在成都省立高职校毕业后即入军统黔阳训练班受训，以后十年一直在外地工作，１９４９年７月才回成都任蓉站站长，在成都的旧社会关系不多。为了扩大线索，争取连续破案，公安处二室抓紧对经过系统调查业已掌握的吕之数十个社会关系进行仔细分析研究，排出几个同他关系密切而又合乎潜伏条件的重大嫌疑分子，作为侦察对象，其中一个是杨建中。
因为：第一、杨建中是吕世锟的表兄，谊属至亲；杨曾任昆明其昌银行会计主任，１９４９年失业，在吕家住过半年多，帮吕做过投机生意。吕调至成都不久，杨亦回到成都仍住吕家，四川局势紧张时才搬到西门外改做米粮生意，成都临解放时又搬往双流彭家场。杨同吕关系如此密切，又具备潜伏条件并且接连迁居，嫌疑重大。第二、杨曾任过成都稽查处义务督察副主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公安机关已可以其抗拒登记自首为由将其扣捕追究。第三、即令杨不是潜伏特务，但他曾在吕世锟家长期居住，以他同吕世锟的亲密关系，耳闻目睹，不会不知道一些与吕世锟往来人员的情况，公安机关也有可能从中获得若干嫌疑线索。因此，公安处二室于１９５０年４月将杨扣捕。杨交代吕世锟确曾要他接受潜伏任务掩护电台，他胆小不能承允，但供出吕世锟亲友中的嫌疑对象数人，其中有一名赖立之者，华阳职业学校教员，是吕的初中同学，两人从来感情深厚。杨在吕家曾见赖与吕密谈数次，同路上街两次，拿银元一次。
经办此案的王禾、刘传茀等研究后认为：赖立之是一教员，过去没有特务身份，合乎保密局选择潜伏人员的条件；赖与吕有十多年交情，吕既找堂兄吕匡平任潜伏组长，又曾找表兄杨建中、叔父吕波澄掩护电台未被接受，这三人虽属亲戚本家，但他们同吕世锟的思想接近及交谊深厚程度都不及赖立之，吕不会没有找赖立之担任潜伏的可能；至于给赖银钱的事如出于别人之手，还可能是至交之间一般的经济来往，不足为奇，但发生在吕世锟身上却值得注意。据对吕世锟的系统调查获知，吕在军统特务中是出身一般而提升最快的一员，１９３９年以来从渝站内勤、邮电检查所电话监听组长、渝站人事站员而站长、西南特区副区长。因系坐办公室出身的小员，虽然任了要职，仍以小家子气重著称，在经济上十分吝啬，平时吸烟都是两种，衣袋里供自己吸的是外国烟，放在桌上待客的则是中国货，对至亲兄弟也"一毛不拔"，纵使同赖立之关系好，若无特殊原故也不至给他银钱。
据此，即对赖立之进行深入调查并布置外线监视。解放后赖改调华阳县联合中学教书，与妻子同住中兴场街上，只租了一间房子，家中再无别人。赖平时沉默寡言，不多与人交往，星期天亦很少外出。赖的老家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乡下，家中只有其六十多岁的老母和孀居的姐姐，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侦察几陷于停顿。传讯吕世锟之妻，意欲从其口中问出新的线索，吕妻已将临盆，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只得将其暂时放回，而逆用吕世锟胞弟吕维高去接近设法打开缺口。
吕维高在抗战期间曾任达县特委会助理秘书，日本投降后一直在国民党田粮机关做事，解放前任华阳县仓库副主任，解放后留用。公安机关以其特务身份迫其秘密自首，利用其希图保得工作位置的心理命其立功赎罪。吕维高为争取立功活动积极，以叔嫂关系从吕世锟之妻口中套出吕世锟曾找过赖立之掩护电台，吕维高追问赖立之接受没有，吕妻说吕世锟后来觉得赖不行，赖就没有再来过。吕维高反问她："解放前不久赖立之不是还找过哥哥么？"吕妻言语支吾找话头推开了。与此同时，侦察人员又从吕奎元处获悉，他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下旬某天曾奉吕世锟之命去中和场通知赖立之进城到益智茶楼见面。
以上线索使赖立之的嫌疑陡然上升，决定对其进行突击审讯，争取尽早得出结果。赖是一教员，缺乏反动政治经验，如果真是潜伏分子，估计不难突破。鉴于赖并无其他反动身份，又是现任学校教员，嫌疑虽重但尚不能完全肯定，为了防止造成难以收场的僵局，或突破不开打草惊蛇使同案人员闻风逃跑，必须预留退路。故不采用一般的传讯方法，而于７月６日派刘传茀以军管会教育处督学的名义到中兴场华阳联合中学查学，先找校长询问学校一般情况，然后借口关心教师的各种困难，要找一些教员个别了解情况，请校长提名推荐。待提出的名单中已有赖立之时，即随意从中指定包括赖在内的数人，约他们依次到华阳县团委书记在该校蹲点的办公室深谈，将赖排在中间偏后。
赖立之来后，刘先与之即兴漫谈，问其解放后的感受，由此向其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肃特政策，暗施压力。然后以关怀的态度详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学历、经历、社会关系，渐及于政治关系。开始，赖不承认他有任何政治关系，更不认识任何特务人员。当问到他同吕世锟的关系时，其神色大变，极不镇静，其所谈与吕世锟会晤的时间地点多与我确切掌握者不符。刘抓住这些破绽，谈话略增加压力，并继续用政策攻心，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到他对党的宽大政策已有些信任，而感情上仍动摇不敢坦白交代时，发现他此时最主要的顾虑是面子问题。因为解放后学校革命空气极浓，他自己亦伪装进步，一旦供出特务真情，在学生、同事面前难以自容。刘针对这种心理向他作了解释，并表示可以保守秘密不向学生宣布，赖即供出：他与吕世锟系初中同学，交情一直很好，吕世锟调来成都后，他因结婚负债，曾向吕借过钱。并说自己当教员薪水微薄，还不能按期如数领到，生活困难，吕主动说愿为他找一拿钱多的工作以增加收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初经吕发展，履行填表宣誓手续，任成都第一潜伏组组长，领到薪金银洋２５０元（每月３０元，预发半年，外借支７０元）；１０月，赖按吕世锟要求，将外侄刘世伟发展为组员，在槐树街１３号租下房屋准备掩护电台；１２月６日，吕世锟在商业场品香茶馆介绍台长梁琨同赖见面，宣布以后发报文字由赖负责，电台技术由梁负责，刘世伟负责掩护梁琨在槐树街同住，约定当天下午在东门街口六也茶楼交接电台。下午，赖、梁、刘三人至该处等候，吕世锟亲自将装着电台的箱子携来交给他们，叫梁琨赓即在槐树街架设起来试行通报，与西昌和台北取上联系。吕命梁、刘先将电台搬走，留赖立之继续在茶楼谈话，指示成都"撤退"后情报搜集的重点，并又发给赖银洋１００元，说自己不日就将他往，要赖最好到市内教书，刻苦过活，"为自由中国而奋斗"。成都解放后，梁琨提出槐树街１３号同院住了十多家人，环境太复杂，不敢架设天线通报，经三人商议决定，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０日左右，趁刚刚解放，社会秩序还很混乱的机会将电台转移沙河堡乡下赖立之家。以后，梁琨每隔五六天出城架机同西昌或台北联络一次，先后试了好几回都没有联络上。梁琨与刘世伟现住支矶石街１７号，以香烟生意为掩护。
至此，案子已顺利突破，侦察人员立即自中兴场驱车带赖立之奔回，先至支矶石街将梁琨、刘世伟逮捕投狱，赓即原车带赖出城赶至沙河堡其家将ＣＭＳ特情机一部，密码本全套，电池一组及联络会晤办法一并缴获。从侦察干部入校到全案破获，仅七小时左右。
梁琨系陕西城固人，军统西北电讯人员训练班毕业，曾任保密局徐州支台、上海支台、台北总台报务员，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与电讯特务郝志宏、贾毓康等六人同机由台北飞重庆，３０日与郝、贾同车至成都，接受吕世锟布置任成都第一潜伏组台长兼译电员，领得一年经费银洋３００元，黄金５两，及密码本一套，同西昌共波机的联络办法一件，还在蓉站试听过ＣＭＳ机。１２月６日，吕世锟在茶馆介绍他与赖立之见面，并取得吕世锟亲手交给的电台，晚间吕世锟又送来配给的电池，并约定以后如电台失灵，须用通信联络时的台北的收信点，以及台北派人前来联络的接头暗语。解放前曾在槐树街收听西昌敌台呼号，未收到，解放后曾在赖立之家架台同西昌敌台联络四五次，都未联通，后来西昌解放遂将机子收藏，再未用过。
刘世伟系小商人出身，原在华兴正街与人合伙开一糖食品商店。梁琨最初即与刘以表兄弟相称，在该店以店员身份作掩护，一部分电台配用的大小电池也曾在该店隐藏。成都解放后，刘又利用其地面熟商场交往多的条件出面，先后在督院街开纸烟铺，在总府街智育电影院门口摆糖果摊掩护梁琨，最后才迁到较为隐蔽的支矶石街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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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成都第三潜伏组
在侦破吕世锟布置的潜伏组台中，成都第三潜伏组线索获得的时间最早，但全案破获的时间却在最后。由于工作中一再贻误，前后历时七个多月才得结束，而且台长逃逸、电台和密码本被毁。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公安处二室收到成都军管会转来的郝志宏从文庙后街７８号寄发的自首书一件，自称是保密局成都潜伏台报务员，愿意悔过自新，交出电台。当即派干部去文庙后街查询，７８号是一间皮鞋店，并无郝志宏其人。５日，又得郝志宏一封信，说电台已寄存在南打金街大华旅馆，本人即将离开成都。二室赶忙派人到大华旅馆追查，又未获得结果，线索由此中断。在《川西日报》登出启事招呼郝志宏前来谈话，亦无反应。３月初，破获华简潜伏组，捕得台长贾毓康。贾供出郝志宏是与他一道自台湾来成都潜伏的报务人员，郝思想不稳，解放前在成都便流露出自首的打算。由此判定郝志宏来信所说属实，即通过各种关系，广泛开展调查，找寻郝的下落，历时两月都无所获。
１９５０年３月下旬，保密局蓉站副站长饶琳自首，供出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底吕世锟曾要他起草一个给毛人凤的绝密报告，里面提到：成都已布置三个潜伏组，第三组有组长、台长、组员各一人，已发给半年薪金，开皮鞋店为掩护。参照前后几个线索材料分析研究，案情更趋明朗，遂根据吕世锟布置潜伏组织离不开其成都旧有社会关系的特点，进一步普遍调查掌握吕的亲友关系情况，以其中经营皮鞋店者为重点，扩大线索，找出侦察对象；并布置吕世锟堂兄，在破华简潜伏组中立过功的逆用关系吕振藩从吕世锟的亲友中侧面进行侦察。
６月初，吕振藩从吕世锟内兄王绍修口中探悉：有一个叫李成元的，当年春天某晚同王喝酒大醉后谈出，去年冬天，他经吕世锟介绍参加"国民党"，并在深夜无人时带到少城公园宣誓，以后吕世锟给他发给资本开了皮鞋店掩护电台。查李成元是吕世锟小同乡，与吕世锟素有交往，皮鞋店学徒出身。一直开皮鞋店为业，符合保密局选择潜伏人员的条件，李的皮鞋店开设于文庙后街７８号，正与郝志宏发信地点吻合。我们分析结果，肯定李成元系酒后失言，吐露了真情，经布置外线侦察，查实店里及往来人中已经没有新的可疑线索后，即将李秘密扣捕突击审讯。李供称：他原开的皮鞋店倒闭，在上年１１月由吕世锟介绍参加特务组织任潜伏组员，吕发给银洋１００元作为资本，要他同组长杜祈合伙重新开皮鞋店为掩护。杜祈和台长郝志宏都住在店里，杜是华阳永安乡人，郝是陕西长安县人。解放后，郝想自首，杜不同意，一同带电台离店，据说是各回家乡隐藏。杜祈走后个把月曾在街上碰见一次，郝志宏则再未看到过。
公安处二室赓即派人去华阳永安乡一带侦捕杜祈，查明当年春季杜祈在永安乡组织暴乱，匪部被击溃后，杜祈脱逃，下落不明，全案重要线索又告中断。而实则遂宁县公安局在５月间已以暴乱问题将杜祈逮捕并将情况通知了川西，而二室侦察人员至７月才知道确息，将杜祈押解回成都，追究其潜伏问题。杜祈供认他是吕世锟的妻表侄，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历任副官，营副等职，后被资遣，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由重庆返成都，找吕世锟谋事，由吕发展为潜伏组长。解放后，台长郝志宏告诉他已经给军管会写信，他不赞成并教唆郝志宏改变主意，但见事机已经泄露，乃与郝商定将电台甩给大华旅馆，分头离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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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送郝志宏上车去陕西后，自己回永安乡组织"民众自救联合团"发动暴乱。暴乱被剿平，他潜逃到遂宁至亲家隐匿，终被查出逮捕。
公安处除将郝志宏线索再度通知陕西进行侦察外，随即带杜祈到大华旅馆查究电台下落。
虽有杜祈当面对证，而旅馆经理王智民始终抵赖不认。于是，公安处一面将王扣留追讯，并责成该店股东负责将事情搞清；一面取得工会组织配合在旅馆工人中进行肃特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协助调查，终于由觉悟工人在８月初揭发了事情经过：成都解放后不几天，来了两个客人写号住房。当时没有空房，客人说暂时将一口皮箱寄放柜上，回头再说，殊不知两人一去不回。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掌柜先生好奇，把箱子撬开一角来看，发现装的电机、电池，当时怕交了东西政府还要追人，王智民叫人把箱子管好等客人来取。到６月底，因另一旅馆有人贩毒被搜查，王智民心中害怕，为求灭迹免祸，叫掌柜先生在夜里把机器砸烂连同"电码本"丢进茶炉里烧毁，烧后的残渣及打不烂烧不了的铁片都趁夜深无人时倒在本街７６号烂巷子垃圾堆里。小电池给众人各分了一点，其余卖了一些钱大家会餐吃了。王智民扣押一周后始供出破坏电台经过，情节与工人揭发的相符。该店股东代表雇人在公安人员监督下从烂巷子炭灰渣滓堆中筛出烧毁后的电台零件多种，经对照确系ＣＭＳ特情机才有的。至此，全案算是基本破获，倘能及早将杜祈从遂宁提回追究，则电台与密码本均不致遭受破坏。
另据西安市公安局查复：郝志宏系长安县人，１９４６年在敌军委会西北电讯班受训，结业后曾任保密局太原支台报务员，太原解放后逃至台湾，在保密局总台作报务员，监察台监听。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与贾毓康、梁琨等六人同机飞渝，后转至成都，１２月初接受任鸿传、吕世锟布置任成都第三潜伏组台长，领得电台、密码本及经费黄金５两，银洋２９０元。成都解放前曾在文庙后街皮鞋店架台同台北总台联络数次。１９５０年元旦后给成都军管会写信交出电台存放地点，与组长杜祈分手潜回老家，隐瞒历史身份混入西安市建筑工程局工程公司任监工员，后来在清审运动中被查出逮捕。
（７）雷马屏特别组
组长施政，原系中统分子，在雷马屏一带彝汉两族中的社会关系很多，经常以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为中统搜集情报。１９４９年４、５月间，经当时的蓉站站长杨超群写信介绍给副站长刘鉴先。刘鉴先与施政谈话后，认为施具备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的条件，以后布置应变可以起到作用，就给予通讯员名义并一次发给五个月的办公费。施曾经给蓉站报送了若干彝区情报。９月，施政来到成都，又由刘鉴先介绍给吕世锟，吕世锟正物色人员去川滇边布建潜伏组织，见施政符合条件，即以其任雷马屏特别组组长，命其回去发展组员，然后派台长带电台前去。但保密局从台空运的报务人员和电台转运至成都时已是１１月底，不及送到雷马屏去，故该组未能建台。公安处将线索通知川南，后由川南将施政捕获。
乙、游击组织及游击台
１９４９年４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大举向江南进军后，徐远举遵照保密局"争取军政力量，组训民众武力"，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积极"应变"的指示，派出西南特区一批特务骨干，用四川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委任的"民训督导员"名义分赴川东、川北、川西若干山区县，联络和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组织人枪；又向王陵基保荐军统骨干罗国熙出任泸州专员，孔学繁、张树良、常宜中分别出任兴文、古宋、古蔺县长，争取到地方"军政力量"，在这一地区配备电台，设置仓库，划定眷属疏散区域，准备日后重庆不稳时将西南特区迁去，凭恃险要作垂死挣扎。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人民解放军已从秀山、酉阳向重庆发动攻势，毛人凤在保密局重庆干部紧急会议上，布置华蓥山区由廖宗泽（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杨元森（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少将副处长）二人负责，以各兵工厂厂警及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特务人员为基础力量；川南区由罗国熙负责，以泸县、古宋等地的民众自卫总队为基础力量；立即开展"游击"。对川西区和上川南区也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力量准备开展"游击"。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逃至成都，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上旬，命曾晴初（成渝铁路警务处少将处长，四川省水上警察局局长）、李范章（四川省会警察局副局长、交警第四旅副旅长）、杨超群（四川省政府警保处副处长）、周迅予(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佘万选（保密局贵州站站长）等保密局重要特务头子组成"游击研究小组"，决定成立"西南反共救国军"六个纵队开展"游击"。第一纵队由交警第四旅、四川省会警察局及部分疏散特务的人枪组成，李范章任司令，以南路总岗山一带为"游击"区域；第二纵队由成渝铁路警务处、省水警局及其所辖各分局人枪组成，曾晴初任司令，以川西南雷马屏峨一带为"游击"区域；第三纵队以成都稽查处特务人枪为骨干，纠集哥老惯匪、流氓地痞武装组成，周迅予任司令，以川西北松理茂一带少数民族集住地为"游击"区域；第四纵队司令佘万选，部队由其原在贵州发展的特务武装及交警一旅一个总队的人枪组成，以马边、峨边一带为"游击"区域；第五纵队司令杨超群，部队以其原在金堂组织"自卫委员会"发展的哥老惯匪武装为主，加上收容的各地警察局逃散人枪组成，以川陕公路两侧山区地带为"游击"区域；第六纵队由交警十二总队组成，田动云任司令，以川滇黔边境为活动区域。各纵队皆由保密局配齐电台及报务人员，随军行动，如部队被击溃，电台即转移潜伏伺机继续活动。
以上保密局布置的游击组织和游击台，除周迅予一股外，其余的均在１９５０年中，通过军事进剿和政治瓦解，结合侦察工作将其一一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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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
司令李范章，四川资中人，历任团长、团管区司令、师管区司令，１９４８年与保密局发生关系，曾任成渝铁路军事专员、警务处长；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受任第一纵队司令后，将所部扩编为两个总队，计划以总岗山区为"初步基地"推进到雷马屏峨，再向滇缅边区发展。１２月下旬，李命其参谋长带一总队人枪千余携电台先行出发，约定自己随即带第二总队开至邛崃会合进入总岗山地区。此时成都已在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中，第一总队刚到邛崃便被人民解放军击溃（报务人员被冲散后仅将电台搬回成都，密码本则在混乱中丢失），李范章在成都走投无路，被迫宣布起义，将省警局全部员警交军管会接管，电台也同时交出，台长党增坤自首。以后，李在被管训审查中又秘密联络一批反动军官政客和哥老惯匪头子组织"西南光复军"，自任司令，企图发动武装暴乱，经公安机关内外线密切配合侦察确实，于１９５０年４月一举破案，有关案犯全部捕获。
（２）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
司令曾晴初，四川隆昌人，曾任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受任第二纵队司令后，原计划在眉山集结省水警局及所属各分局人枪编成部队进入雷马屏峨地区开展"游击"。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２日，曾带领水警局人员从成都开到眉山，等候至１６日各分局人员犹大部未来。１７日人民解放军进至眉山，曾仓皇率部退却，所部一个大队在新津向解放军投降，余众随曾向邛崃方向转移，希图与王陵基会合，中途遭人民解放军阻击，混乱中烧毁密码本，丢失手摇发电机、干电池等，曾只带得残众百余人逃回成都同李范章的省会警察局人员合并，成都解放即向公安处自首，交出电台，台长廖慧全、译电员汪洋同时投案自首。
（３）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
司令杨超群，四川金堂人，曾任保密局蓉站站长，四川省政府警保处副处长；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重庆解放之前即纠合金堂地方反动势力成立"金堂县自卫委员会"自任主任，在金堂按地方行政区划，强令每甲出一人一枪组成四个团的武装力量，准备在解放后发动暴乱。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杨受任第五纵队司令后，对外仍用"自卫委员会"名义进行活动，利用其拥有电台可以同西昌、台湾联系的号召力，大肆扩充队伍，招纳地方哥老、股匪编成两个"纵队"，人枪号称万余；收容各地逃来的特务和警察千多人编成"直属支队"、"直属队"；积极布置"游击"。
１２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进逼金堂，在强大军事威力的震慑下，杨部"直属支队"、"直属队"人员纷纷缴械投诚或闻风溃散；地方各股反动武装又持观望态度，一时不敢贸然行动（１９５０年２月起，川西叛匪大暴乱时，金堂各股亦发动暴乱，造成很大危害）。杨见形势不利，将电台、密码本及其他电讯器材分藏于金堂云绣乡下农民家中，托人将电台台长和报务人员送出金堂县境。本人则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初潜行到成都，改姓换名伪装行商，辗转迁移到崇庆分州镇山里租房佃地假意耕种以作掩护，准备在天气转暖时与大烟贩子
结伙混进松理茂山区长期埋伏，等候时机继续活动。但由于２月以后崇庆一带叛匪暴乱猖獗，人民解放军几次进剿，杨不敢出山，其企图没有得逞。
１９５０年１月，李范章、曾晴初向我自首后，供出"西南反共救国军"六个纵队的布置和活动情况，公安处即从多方面追查杨超群下落，根据大量材料分析研究，掌握了杨的确切落足地点。５月，崇庆一带暴匪基本消灭，２１日，即派二室侦察科长王禾带领与杨熟识的自新特务赶往分州，同当地公安局配合将杨捕获。在此之前，杨的电台和电讯器材已由收藏的农民取出缴给了金堂公安局，但未查得密码本，故捕杨后即追讯其供出隐藏密码本的地点，并派干部带他前往清出收缴。台长陈志贤、报务员陈东逸、译电员张俊文等三人从金堂逃出后混入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潜藏，均被查出逮捕。
（４）西南反共救国军第六纵队
司令田动云，四川筠连人，中共叛徒，１９３２年即参加军统，历任组长、站长和滇越、川滇两铁路警卫稽查处少将处长等重要职务，１９４９年秋在昆明任新组的交警第十二总队总队长进驻川南叙永。１２月初，田按毛人凤的布置率部开抵宜宾南岸准备进入西昌，但各条道路都已被人民解放军截断无法通过。田向在成都的毛人凤发报请示行止，毛人凤复电命其就地开展"游击"，田遂在１２月中旬与一支抗拒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合流，在高县成立"川南军政区"任副长官，又组织"中国工农救国军"任第二军军长，开始暴乱活动。
田动云利用其掌握电台同台湾保密局直接联系，能够取得番号、官职和补给的有利条件和诱惑力，大肆招纳收容地方反动团队、恶霸地主与少数民族反动头人私有人枪、惯匪团伙、大刀队、流散的蒋军官兵和特务，以及川滇黔三省边区几股较大的暴乱武装，扩大其叛乱队伍，截至１９５０年６月底止，先后编成教导师（下辖５个旅）１个、纵队１１个、直属支队和独立大队３０多个，委派县长２人、区长镇长多人。这些反革命武装的编制番号及其头目的任命，大都曾电报保密局得到认可。在田动云暴乱活动最猖獗时人枪曾达到４万以上，骚扰川滇黔边２４县，人民群众饱受荼毒，愤怨万分。
田动云暴乱开始后，从１９５０年２月起，人民解放军即派遣部队跟踪追剿，陆续将其部分纵、支、大队分股歼灭。７月，人民解放军集中兵力进行合围清剿，田匪部节节溃退，经云南威信、镇雄逃至贵州赫章，在人民解放军穷追猛打之下损失惨重。９月中旬，其残部在赫章被截为两段分别围歼，田仅带着其特务大队人枪五十余突围逃回四川，匪众沿途离散。１０月，田逃至珙县洛亥乡，仅剩下随从副官李松铨一人同行。以后，田改名李兴元，与李松铨以父子相称，伪装成经营草鞋、土纸的商贩，经宜宾沿岷江而上潜行到成都，企图混进松理茂地区投奔周迅予，或潜往广州相机出境去台湾。
１９５０年秋，成都公安机关得知田动云的暴乱业已剿平，但未见到田被俘或被击毙的消息，根据掌握的材料研究分析，田在成都的亲友和军统同事为数不少，田不无潜来成都的可能。所以一面对田在成都较深厚的旧关系布置监视，并从中建立特情坐待；一面布置过去与田交往较密的自首特务注意流动识别侦查田的行踪。至１１月１日田果然潜行到成都，住南门柳荫街杏春旅馆，并到几处寻访旧关系挪借路费，被公安机关逆用的军统自首特务张尚钰发现来报，公安处二室立即派干部前往将田逮捕归案。
田动云部电台，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田在重庆接受毛人凤布置如不能开进西昌便就地"游击"的任务时起，一直先后同保密局成都办事处台、西昌站台、台湾总台保持联络，至１９５０年８月人民解放军对田部进行合围进剿时，因为电讯器材消耗殆尽又无从补充，才停止通报。８月中旬，田率残部逃奔云南时，台长潘兴华、报务员胡志中、蔡祥新等为人民解放军阻截无法归队，将电台埋在洛亥乡后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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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周迅予、廖宗泽与杨元森
周迅予
周迅予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是以成都稽查处的特务人枪为骨干，裹胁成都及邻近数县的地痞流氓、哥老惯匪武装组成，人数约八百。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旬，该部开赴新津拟进入总岗山地区，遭人民解放军阻击，损失惨重，至１２月２５日周迅予逃回成都时，残众仅有300余人，以后由其副司令带领编入国民党第四十四军随军起义，周则带电台、报务人员及少数贴身弁兵离队西逃至漩口同惯匪宋国泰部会合。宋匪部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后，周逃至松理茂少数民族地区流窜作乱，电台与保密局保持联系，至１９５３年４月被进剿的人民解放军捕获。
廖宗泽与杨元森
廖宗泽部系以国防部兵工署警务处及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特务武装为骨干，加上各厂警卫队员警与临时诱骗胁迫入伍的部分工人组成，人数约5000左右，取得"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独立第一师番号，由保密局配给电台，重庆解放后曾同西昌、台湾联络，行动受保密局直接指挥。杨元森部以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各课与警卫处特务人枪为骨干，收容流散的特务及广安、岳池等地的地方反动武装组成，自称"四一部队"（按：4月1日为军统成立纪念日），约二千三百余人。廖、杨两部分头从重庆撤出，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先后开抵广安。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两部人员开始逃散，杨部跑的更多。廖、杨在岳池会商决定放弃进华蓥山"游击"的计划，将部队撤退到蓬安、仪陇"整训"，然后转入大巴山区。廖部刚开入蓬安县境即被人民解放军追及击溃，廖率残众奔至仪陇同杨元森会合，派人去找驻巴中的胡宗南部某军请求收编未成。杨元森见情势不妙，取消"四一部队"番号，残留人员并入廖的"独一师"，带亲信数人往成都逃奔，行至三台时听闻成都已经解放，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初潜行到金堂、简阳交界的五凤溪，租得田地，伪装佃农隐藏，经公安处二室侦查确实于５月中将其逮捕归案。廖宗泽与杨元森分手后，曾试图窜往大巴山区，但去路被人民解放军截断，电台亦因故障与台湾失去联络，在巴中接受胡宗南另一军收编，随该军向成都移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８日在三台被人民解放军围歼。廖只身逃脱，辗转在华阳、简阳、金堂、新繁一带乡间流亡潜伏，并参与策动东山暴乱。经公安机关长期追踪侦查，于１９５１年３月６日在华阳、新都交界的同兴场将其捕获。
（５）鄂豫陕边区绥署二十二纵队
保密局陕西站副站长郭石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率该站部分人员从陕南退入四川，收罗从陕西流散来川的特务及国民党官兵，取得鄂豫陕边区绥署第二十二纵队番号，由保密局西南特区配给电台，准备开赴大巴山区"游击"，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展迅速未能得逞，在绵阳投入国民党军十六兵团随该部起义。１９５０年１月初，公安处捕得陕西站另一副站长薛仁安，薛供出郭石生线索，遂一举破案，逮捕郭石生及其同伙，其电台、密码本同时缴获。
丙、保密局直接布建的"鄂豫陕边区特别组"
组长杨振铎，湖北应山人，１９３８年参加军统后历任重要职务，１９４７年任保密局湖北站长。１９４８年７月襄樊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歼灭蒋军十五绥靖区康泽部后，保密局为加强鄂豫陕边的潜伏布置，成立鄂豫陕边区特别组（相当于站），以杨任组长，负责调整内乡、南阳、郧阳、老河口、石泉六个组，并新建竹山组。特别组和以上各组都配有电台。至１９４９年夏又任川鄂边组组长兼驻万县的川鄂绥署孙震部党政军联合会报秘书处主任秘书，统辖川东十多县的特委会组织，派特别组人员出任六个县特委会的秘书，收容流散军统分子，勾结地方反动势力阴谋组织"别动军"在川东北山区发展"游击"。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人民解放军自秀山地区进入四川后，杨振铎与副组长张振麒等人携带电台随孙震部队撤出万县，路过大竹曾与台湾保密局总台通报报告行踪，并询问以后联系办法。过三台时被人民解放军追击，慌乱中丢失部分电池。１２月中旬逃到绵阳后，又与台湾通报没有联系上，但得到蓉站电台转来毛人凤复电称：以后形势艰难，材料补给可找成都何龙庆，来往通报也通过何龙庆转发。杨等逃抵成都未找到何龙庆，此时成都已陷于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中，只得投入赵洪文国（女）组织的暴乱武装"冀热辽边区挺进指挥部"任政工处长，电台和报务人员均交给该匪部。杨等随匪部欲进入川西山区，行至什邡被人民解放军冲散，杨与张振麒销毁密码本及其他配件，混入起义部队十六兵团(即原川鄂绥署部队)。二人感到十六兵团熟人较多，不能长期隐藏，又折回成都化名改姓，先后几度变动住处，以经营纸烟生意、摆荒货地摊和开汤元铺为掩护，准备伺机外逃。１９５０年８月公安处二室从自首特务所供材料中获得杨、张下落，为了扩大线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侦察，至１０月４日方将两人逮捕归案。捕后供出其在鄂豫陕三省布置的七个潜伏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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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厅系统
（1）-（4）西绥二处第四前进工作队、第二前进工作队、西北督导组及华中情报区成都解放前夕，随胡宗南部国民党军队从西安方面撤来的特务为数不少。这类特务分子在成都可以依靠潜藏的社会关系不多，很难立足生存，但对中共之政策比较了解，故在强大的政治军事威力震慑下特别动摇，较易分化瓦解。公安处刚入城，即利用前来投靠的国民党西安建国日报主笔黄玉清(中共叛徒)等取得西安绥靖公署二处敌情线索，首先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迫使其秘勤组长、潜伏行动组织第四前进工作队队长谢璇前来自首，交出电台ＣＭＳ特情机一部及枪支，台长及队员二十余亦随其自首。逆用谢璇招西绥二处第二前进工作队队长胡烈武，西北督导组组长、忠义救国军支队长李怀亮率两部队百余人向公安处缴械自首，胡之电台已毁，李交出ＣＭＳ特情机一部。此后不久，二厅华中情报区区长徐文山、台长刘贵模亦前来自首，其电台已破坏，供出一些省外的潜伏布置线索。
（５）卢氏潜伏组
组长李崇森，河南人。该组于１９４８年６月在郑州建立，有台长张顺同及组员５人，预定在卢氏潜伏，但卢氏旋即解放，该组实际驻灵宝县西十余里乡下，经常化装小贩潜入伏牛山区刺探人民解放军情报。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该组改称二厅西北督导组２０３小组，李仍任组长。１９４９年５月灵宝解放后，该组曾随豫西暴乱匪部行动以掩护电台，至１０月匪部被击溃，李将电台和密码本寄存卢氏敖家滩农民家到汉中领取经费。汉中解放时李逃入四川在绵阳混入国民党鄂豫陕边区绥署张钫部队，后随该部起义，隐瞒真实身份骗得遣散证企图再回豫西继续潜伏活动。成都解放后，西北督导组组长李怀亮向公安处自首，供出李崇森下落线索。公安处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３日将其捕获，并通知河南公安厅追缴其电台与密码本。
（６）豫西潜伏组
组长窦步云，山西人，国民党军令部参谋训练班毕业，曾任参谋、别动军大队长等职，抗日时期任交警一总队二大队大队长。窦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由二厅派往鄂豫陕第一绥靖区王凌云部任联络组长，与台长王乃新携电台从成都出发，准备潜至豫西开展活动。到绵阳时，解放大军已大举南下，窦遂投靠由保密局陕西站副站长郭石生等收罗蒋军流散官兵组成的"鄂豫陕边区二十二纵队"，企图一同窜入大巴山区"游击"。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其阴谋未能得逞，窦又混入蒋军第十六兵团，后随该部起义。在整编审查中，窦步云、王乃新在新都被查出扣捕，其ＣＭＳ特情机、密码本及电池等一并缴获。
（７）西南游击第一路
刘英才，又名刘平，绵竹人，曾任成都建国中学军训教官。成都解放前夕，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组织"反共救国军别动纵队"，以刘任绵竹支队司令；刘还与军阀王缵绪勾结，任王缵绪组织的"西南游击第一路"九军三师少将参谋长，解放后刘潜伏成都，联络反动军官、官僚政客及特务分子阴谋组织暴乱，仍使用"西南游击第一路"名称，自任总司令。台长贾绍卿，河北人，二厅报务员，由二厅带来25瓦特情机一部。刘等正在阴谋活动中，即被公安处内外线侦察查实，一举破案，主从犯全部落网，电台亦被缴获。
（８）１９０独立潜伏台
台长马大化，河南渑池人，１９４９年２月在广州由二厅任命为１９０独立潜伏国防部二厅独立潜伏台台长马大化台台长，派往洛阳一带活动。马带电台到信阳时，前面驻马店已经解放，不敢继续前进而折回武汉。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马辗转经由湖南、贵州，于１０月间逃到重庆，途中曾与二厅总台通报，伪称是在河南发出。马在重庆又从二厅领得一笔活动经费，被再度派往洛阳潜伏，行至汉中，正逢人民解放军向陕南进发，马即转至成都。
１９５０年２月，自首军统特务闵志厚供出以上线索材料，但不知马的确切下落，只听说在成都附近乡间被一农民招赘为婿。据平时考察，闵志厚在一般自首特务中行为尚属老实，自首后亟图立功赎罪，曾劝说过部分军统中级人员自首，以前所供材料还未发现夸大虚谎之处，经研究认为这一线索材料是可靠的，乃决定立案侦察。
已知马大化系黄埔军校17期通讯科及军统谍报参谋训练班毕业，曾任军统查缉干部训练班区队长、二厅七处参谋等职务，故决定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搜寻同马相识的人，取得调查线索；因马大化的社会关系闵志厚知道一些，公安处二室乃放手把这项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性任务交付给闵，向其交代进行步骤，命其进一步立功，以后在侦破本案中，闵志厚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多方面的搜索，清查到有王承銮（马大化在军校的同期同科同学）等四人过去是马的同学或同事。但又经两个月，八方辗转详查，其中三人都已不知去向，在成都只找到王承銮一人。向王查询，王又一口咬定说解放后从未同马大化相遇过。
再对闵志厚所供材料查证研究，马大化招赘农家的话是从王妻口中谈出来的，据此判断王承銮定然知道马大化下落。侦察人员考虑：王既非特务，同马仅仅是军校同学关系，竟愿把马包庇下来，其动机究竟是出于旧的道义观点不肯出卖朋友，抑或同马有组织关系，怕说出来后株连自己，一时还无从断定。如果过早将王承銮扣押追究，既无藉口又很可能打草惊蛇，使马大化闻信脱逃，给全案侦察增加困难。当时王尚在外南空军机校通讯队受训，遂命闵志厚去王家与王妻闲谈，套出有用情况。王妻开始推口说不知，后来透露上年阴历腊月间，马大化曾经来成都住肖氏弟兄医院割治痔疮。侦察人员立即到该院调查，腊月二十日确有一姓马的纸烟商人从土桥来割治痔疮，伤未痊好，二十七日就出院了，情形同王妻所讲的吻合。据此，一面派人至土桥一带调查有无在去年冬天招外省人上门的人家，一面布置闵志厚继续与王家来往，取得更多联系。
至４月初，王妻果又透露出一重要情节，招马大化上门的介绍人是孙作舜的岳父，孙作舜也是马大化在军校的同期同学，据说正在新都人民解放军某部随营学校受训。至此，破案条件业已成熟，遂派人分头出动，一边去机校和王家监视王承銮，一边去新都随校查实孙作舜下落。获悉孙作舜已在２月份开小差离开随校，复进一步向地下党同志及其他在随校受训的军校通讯科学生调查了解，将孙在成都的确址查明并取得其相片。公安处于４月７日晚将王承銮、孙作舜二人拘捕，王供出马大化确曾携带电台自他家动身下乡，孙承认马大化确系由其岳父介绍招赘于土桥附近马家场乡间，马结婚之日，孙还前去喝过喜酒。
８日凌晨，侦察人员带王、孙、闵三人前去马家场将马捕得，其电台（二厅制２．５瓦特情机）、密码本一并缴获。西南公安部曾向全区通报此案的侦破经验。
（９）成都潜伏组
组长岳巡太，山西壶关人，曾任二厅晋南前进指挥所负责人；台长郭建国，山西人，曾任二厅西北督导组报务员。两人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从陕西逃来成都，１２月初接受二厅中原情报区区长杨得山的布置建立成都潜伏组，领得电台、密码本和半年经费，以摊贩为掩护职业，进行情报活动，成都解放后曾与二厅台北总台通报数次，发出人民解放军入城情况、社会动态以及人民解放军番号、装备、驻地和人数估计等重要情报。１９５０年１月，敌西安绥署二处第四前进工作队队长谢璇自首后，向公安处二室供出岳、郭潜伏线索，经侦察确实，于２月３日派侦干王泽丰在王家塘街将二人密捕，缴得ＣＭＳ特情机一部、密码全套、电池一组。破案后，公安机关为了了解敌方对其布置的潜伏组台的领导方法及指示要求，以深入掌握敌情，经中央公安部批准，在严密控制下，曾将该组台逆用达数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中，在康生、谢富治炮制的《五一三报告》(即《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196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加了按语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省、军级单位)的推动下，成都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也把这个已结束多年的案子端了出来，作为砸烂省市公安机关的一条"钢鞭"，诬陷省市公安机关及有关领导干部犯有"通敌、资敌"罪行，口诛笔伐，内查外调，折腾达数年之久。以后，随着周恩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传达贯彻，才不得不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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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统及宪兵特高组系统
(1)四川调查处川西办事处游击组织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川东后，川调处加紧"应变"，分散机构，派出首要分子，成立川西、川南、川北三个办事处企图分区组织"游击"。12月初，川西办事处在灌县组成，以原成都实验区区长刘清怀任主任，川调处配给5瓦收发报机一部，派台长王国枢、报务员邹清肃随其行动，电台存放在省党部书记长办公室内，不几天即被驻省党部的宪兵偷去。成都实验区原有一个百余人的特种工作队，系由哥老帮会和地痞流氓中的中统特务组成，自备有枪支子弹。刘清怀即以这支队伍为基本力量，分别从四川省特委会要得"反共救国军别动总队第二支队"，向旧军阀王缵绪要得"西南游击第一路"一个支队的番号，并领到一批装备，计划在灌县纠合地方反动势力扩大队伍，然后转入松理茂山区开展"游击"，12月10日，刘命其部分人员从成都先行出发。20日，刘率其余数十人亦向灌县开去。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将成都包围，刘部人员大部分散逃亡，刘与余众随"西南游击第一路"缴械投降后向公安机关自首。
(2)宪兵特高组李介新潜伏行动组
组长李介新，成都人，宪兵第十五团特高组上尉组长，1949年11月同该组部分组员随宪兵十五团撤来成都，与其中的王一峰、张镇藩等六人接受团长沙吉夫和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副处长周剑心布置，保留随身武器，领得经费，约定日后联络办法，在成都附近一带潜伏，相机进行破坏活动。1950年4月，与公安处二室秘密工作站有工作关系的地下党员从李的至亲处发现李的历史身份，为体现党的政策，促使更多特务自首，二室在取得线索后，暗中将李控制，进而安排这位地下党员通过李的至亲找李面谈，向其交代政策，晓以利害，指明出路，李终于投案自首交出组织，同组人员除已外逃者外皆相继自首。
解放初期侦破敌特潜伏、游击组织电台的斗争，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斗争的全过程，充分说明了在侦察工作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策略，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较彻底地摧毁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西南地区的潜伏布置，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革命秩序，都曾起了积极作用。1960年前后，成都市公安局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关于"挖潜"的统一部署，又作了进一步的清理。清理结果再次证明，解放初期所进行的这场斗争是成功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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