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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欣李济
——读“从清华园到史语所
岱峻
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是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他有两个快慰平生的高足:一是曾任中国考古所所长的夏鼐;一是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读到李济的成就,张光直先生说过,“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型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子消失了。”
少年李济毕业清华,负笈海外,先后学习心理学、社会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1923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他是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的“五大导师”之一。
1926年,他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的发掘,成了我国第一个“锄头考古学家”。1928年加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领导和组织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及对发掘资料的研究与出版……
以上是为学界熟悉的李济。而他的儿子李光谟先生在新著《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一书中,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刚直木讷,强力努行”(徐志摩语)的李济;一个孤寂的,悲情主义的李济。
科学无国界;学者爱祖国。
早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晋南考古调查,他坚持两个条件:在中国的田野从事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毕士博与他打了两年交道后,面对他的顽强,最后表示:“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他一入主史语所考古组,就与同仁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出土文物无以计数。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在他的书房里没有珍本善本,没有一件古董,只见到台湾大学生肖组织“猴会”送过他的五只木猴,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他的两三件仿古工艺品。
他厌恶政治,他仿效他的父亲宁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小京官,而不愿出任地方上的长官。认为“那种地方让人堕落:罪恶、腐败和权力永远是联在一起的。”
工作是李济先生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在1962年胡适先生的追悼会上送的挽幛写着这样的句子:明天就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他还有一句名言:“留下来的工作成绩,就是最好纪念品……”
复原李济这样的学术大师,李光谟选取了一个一个趣味盎然的故事:一位前辈学人曾说起1928年参与处理孙殿英掘清陵的善后事宜,说曾摸过乾隆的头骨,一口牙还保存得很完整。“究竟还有多少颗牙?”李济问道,“40枚,都很整齐。”老先生再三声明曾亲自数过。李济解释道:“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所有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没有会长40枚牙的。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32枚”。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命运在成就考古学大师李济的同时,一幕一幕的悲剧却如影随形。
殷墟出土文物的最后一次装箱,是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进行的。1937年,李济护送国宝南迁。他的老父、妻子和三个儿女只好随史语所步步逃亡。1939年他的二女儿鹤徵在昆明病故,1942年他的大女儿凤徵又在四川南溪李庄染疾而亡。当抗战胜利光复东归时,他的老父亲又瘫痪了,只能抬回南京。而战争只是悲剧的一幕,不幸接踵而至。
1948年随着国内战事的迫近,李济再一次护送文物迁台。几个月后他唯一的儿子从台北回到上海。我难以想象李济夫妇的隔海相思的悲恸。却在李光谟的书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1944年夏天……我到重庆去参加统一高考……从长江上游的李庄到重庆,不过六百里的水路,轮船直达很方便。可我这次是初次离开家独行,父母眼前只剩的这一根“独苗”也要离去,自然是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了。母亲更是泪眼婆娑地一直送到码头囤船上……”。
真正让李济老先生欣慰的还是儿子。
李光谟先生的社会职业是资深翻译家,从事俄、德、英等语种的翻译。二十多年来,李光谟作为李济的长子,一直搜求、整理、研讨李济先生的学术资料和生平历史,撰写了几十篇共计几十万字的文字,编选了李济先生文集。这种直白的文字在当今泛滥的文字泡沫中如珍珠般的珍贵。
李济家与赵元任家过从甚密,几十年友谊弥新。但也有过不少摩擦争吵,甚至吵到难以开交的地步。
大师也是人。李光谟笔下,我们看到了大师身上人的真气。
一颗伟大的心灵在于对痛苦的无知觉。读李光谟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从两代人的身上,我受到了一次灵魂的净化。
(生活日报200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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