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个蚕茧包含的历史风云
○ 岱 峻
山西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先生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世界。
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虽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并看到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来经专家的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而那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惊 世
1927年初，李济和北大地质学家袁复礼组织人将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70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全体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后就介绍实物。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1927年，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这一正式发掘报告中报道了这件事。李济在书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1900—1969），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对昆虫资源的调查、研究、利用颇有贡献，他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 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后来李济在1954年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77年的《安阳》英文本，以及1981年出版的《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等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是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后并入故宫存藏。台湾“故宫”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先生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
质 疑
围绕着“半个蚕茧”，一直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怀疑。
李济是个严肃正直的学者，早年，徐志摩曾在一封信中说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去世时，张光直在悼词中写道：“……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求真务实，一丝不苟是李济一贯的品质，他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
坚持科学的标准，他甚至得罪过一些名人。中央研究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28年前后，一位参加处理“孙殿英盗掘清陵”善后工作的前辈古物学家向李济讲述抚摸乾隆头骨的感受时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相当好。李济好奇地问：“乾隆还剩多少只牙？”“四十只，一只没少。”“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亲自数过，绝对不错。李济直言以禀：“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李济耐心地告诉他，不需要争辩，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
李济在身边造就并维持着一个学风优良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有合作有批评，在讨论科学问题上“直道而行”、不分尊卑、不讲面子。
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夏鼐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一直随同老师李济在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李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43年初，夏鼐曾协助审查李济为中央博物院第一次公开展览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远古石器浅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修改意见。付印前，李济认真参考了夏鼐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
后来，师生二人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执掌考古学的“帅印”（1960年起，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事隔多年后，夏鼐对李济的开山之作——西阴村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那半个蚕茧提出颠覆性的质疑。
夏鼐,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个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平直；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
此前，夏鼐似乎从未发表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按说他是大有机会与李济当面切磋这个问题的；
当时，夏鼐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
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一个“探方”)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却未经任何论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3]
蚕茧究竟是后来掉进去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关涉发掘者的技术水平、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夏鼐为什么要釜底抽薪？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原因？
回 眸
李济曾经是夏鼐最亲近的良师；夏鼐一直是李济器重的弟子。
1935年李济就曾为把夏鼐从留美转为留英(留英可以压缩先在国内实习的期限)尽力说项。历史留下了师生二人的往来通信[4]：当年的4月3日夏鼐给老师李济写信“请教出国留学事宜并请函告清华大学”。一周不到，李济就完成了弟子的请求，回函夏鼐，“留学学校以伦敦大学较宜并抄录致清华函”。
为完成夏鼐出国前的实习要求，李济除亲自指导外，还特意安排夏鼐到最好的实习现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最好的导师梁思永培养。
1937年初李济赴英讲学时，多次与夏晤谈，关心夏的论文写作，并约其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再促夏回国。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有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查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5]他急切得知国内的情况，渴求得到老师的扶持，找到用武之地。
1941年，在得到李济的承诺后，31岁的夏鼐返国。李济立即聘他担任中央博物院的专门设计委员，派他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彭山考古发掘。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恰赶上日寇再度占领温州，本拟在家完成的 “埃及古珠考”的博士论文也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再次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的10月间，夏鼐忽然接到李济先生给他的电报，告知已与“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还通知了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借给夏鼐返川的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
困境中的夏鼐，接到老师的电报，如久旱得甘霖。1942年10月24日，他从温州写信给李济，信中说:“一俟此项工作完毕（即指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事），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6]
“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名不副实的人，也用来讥讽人之无能。夏鼐用典，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1943年，夏鼐回到四川李庄的史语所，不久，按照李济的设计，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的重点是敦煌。西北考古调查是李济的宿愿，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曾劝李济，除安阳整理和中央博物院筹建两项事情外，尚须进行西北考古“方可对得起此生”。也就是说，夏鼐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的理想。
1944年春，西北科学考察团飞到兰州，坐汽车进入戈壁，开始了佛爷庙墓地的发掘和阳关和玉门关遗址的考察。夏鼐与向达、阎文儒、李承三、周廷儒等，是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取得成功，而傅斯年、李济又是如何遥控指挥、后勤保障、资金筹措、人事斡旋，频繁往复的电报、信函一一记下了这一切：
1944年4月22日，向达、夏鼐给傅斯年、李济写信，“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发掘工作情形及结束后的打算，“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1月25日至第二年的1月23日，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1945年2月5日、21日、23日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愿兄勉之,今年即专心作野外工作；对于敦煌艺术研究所主持人常君（——常书鸿）教育部应给以款励乎,盼示及……”；5月28日，余又荪致函董作宾：“夏鼐兄在武威掘得之汉墓为该县扣去,往交涉,甘肃府谷主席来电嘱至该省府领取,前孟真先生谓请托袁翰青代领暂存,当即电谷及袁,谨抄袁之复函,乞存查……”[7]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也就是每周有报告，收到必回复。这些信件，在记录夏鼐他们西北考古成功的同时，也为傅斯年、李济实行的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办法”，作了很好的注解。
到1946年春天，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的发掘时，在墓坑填土中又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基础。
1948年冬，民国政府摇摇欲坠，人心浮动。夏鼐曾痛心疾首地写道：虽然他们忠于职守，“但是在妻儿啼饥号寒的环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产生伟大的成绩？教人如何能专心教后进以求造成下一代的学者？”[8]何去何从，夏鼐曾与好友高去寻一起商量过，高去寻愿随史语所去台湾，夏鼐选择留在大陆。
50年代初，郭宝钧在新中国的科学院考古所的学习会上谈到当时的情况，“作铭（夏鼐）给我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作。”
1950年，夏鼐出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而傅斯年、李济及史语所的大多数人则渡海去了台湾。
反 戈
政权易迭后，李济在大陆的影响逐渐销声匿迹。
他主持安阳多次发掘的巨大成绩，是国人的骄傲，也见于南开教书时的老同事范文澜1942年在延安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但是这本书到1949年9月重新修订的第一版，只剩了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文革”后期第二版更是了无痕迹。
鲁迅博物馆一度把正在展出的一张李济、鲁迅、杨杏佛1933年的合影照取下裁去李济，变成两人照。[9]
重新编辑的《郭沫若全集》，则删去了1946年郭沫若去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的《南京印象》中的整整一节。当年郭沫若曾写道，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退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50年代初，郭沫若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对李济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认为他们“或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的‘殷谱’，真可以说是捧着金碗讨饭了”。
旧中国的考古学被视为受美帝国主义利用，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工具。前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考古学者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胡厚宣等，在迎来改天换地的新时代的同时，恐怕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尴尬。
谭其骧记下了胡厚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1952年思想改造的情况：
1月26日，复旦大学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历史系教授胡厚宣曾在史语所多年，他从3月6日开始交待自己的历史,起初还担任学习小组副组长，被撤销后成为众矢之的，数次检讨都不过关。
6月14日，提胡（厚宣）意见：
叶（栗如）：对名利痛恨不够，学术政治联系不够。民族自卑感，不抵抗，投降主义。名利指导下学术思想容易靠近反动。
龙：痛骂胡适、傅斯年不解决问题。
6月16日提胡意见：
朱（永嘉）：学术上受胡适影响。
陈（守实）：新考据，中研院典型奴才体系，蒋介石反动政权文教方面点缀品。胡适“江湖”，以前人已有结论，引申补译作为大文，向帝国主义御用机关看齐，九一八时胡适云五十年后东北中国化。“汉学”皆有政治目的，有侵略性。向之看齐，为卖身投靠。
周（谷城）：考证考古主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在中国变为帝国主义服务，成为买办学。
叶（栗如）：胡反董（作宾）而不反史语所。在学术与政治思想之间联系，希进一步检查。考古学本身为帝国主义服务，不能说为学术而学术。
6月20日，胡厚宣补充：
学术思想：中学封建教育，奴才买办的考古学和甲骨学，机动的浓厚名利，材料至上才能有发明，为名利而离开史语所。以上动机，本质上是反动的，买办的，近三五十年考古学为买办学。帝国主义分子在华考古目的在侵略，考古学受帝国主义指挥，殷墟发掘由中美庚款出钱，由中研院主办。[10]
想必，夏鼐当年或许有过与胡厚宣相似的经历与心境？
否定过去所受的教育，否定过去考古发掘的实绩，彻底与过去的师友划清界限，对夏鼐等人是痛苦和艰难的。于是，在一段时间里考古所出现这样的情形：
过去那套考古工作的规章制度，过去接受的思想方法，仍行之有效，只是不再提李济等人的名字。例如，李济1929年主持考古组工作之始，就与同仁约定：一切出土物归公，私人绝不收藏古物；50年代初，新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也对队员作出不收藏古董的规定。再如，李济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范围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考古研究只有带款式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提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都能显现其学术价值；夏鼐也在各种考古训练会上强调：衡量考古的成绩，主要不是看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不要有“挖宝思想”，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其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有珍贵随葬品的墓葬……
1955年在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考古所主办的《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青年考古学者的文章——《清除考古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文章写道：
虽然几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全国其他工作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样，在思想改造战线上取得了胜利，但是不可否认，旧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仍然存在着。如果我们把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三本考古学报和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几本考古报告加以比较，就会觉得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不同。这正说明了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应有的变化，还被资产阶级思想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清除出考古阵地，让无产阶级思想彻底占领阵地。[11]
这篇文章有明确的针对性。当时的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副所长梁思永经常患病，直至1954年病逝，夏鼐是考古研究所实际负责人，也兼任《考古通讯》的主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针对自己的文章，显然不是夏鼐自己的意愿。
于是，在下一期的《考古通讯》上，夏鼐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从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提出结论等几个方面对“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作了全面的否定。文中写到：
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提倡中国文化西来说，为“种族优劣说”找根据，帝国主义于是便有理由可以侵略所谓“劣等民族”。
……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曾说：“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确可指为原始于东方的为骨卜、龟卜、蚕桑业……等。确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者为青铜业、矛、空头锛等。显然与东亚有关者为肩斧、锡、稻、象、水牛等”（安阳发掘报告，4册576页）我们并不否认有借用，但不能将内因和外因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外因看成比内因更重要。[12]
谁都知道，“当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人”就是夏鼐的恩师李济。夏鼐终于大义灭亲，反戈一击。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大陆考古学界开展了对李济的彻底清算。一篇题为《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文章，一开始就写道：“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文章认为李济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这样的资产阶级考古学家“只能以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他的“学术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观点”，“研究方法是最粗俗的繁琐主义和形式主义”。文章结尾指出：
这些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毒素，严重地侵袭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阵地和阻碍了它的飞跃发展。为了奠定共产主义考古事业的基础，我们坚决按照红旗发刊词的指示：“必须充分地、全面地深入地展开思想战线的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13]
要批倒李济，必须比李济懂得更多，站得更高；可是，中国只有一个李济。
1960年，李济偕夫人应哈佛大学之邀赴美访问和研究，又去了加拿大，回美后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8月乘船取道檀香山、日本回台湾。得知这一信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的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参观访问”的名义邀李济夫妇回大陆，再相机把他们留下。
李济拒绝了，其理由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台湾的人太多，必然令在台的亲友遭受大不幸；即便参访，回去也要冒极大风险……”。
也许，与那次统战活动不谋而合，1960年夏天，夏鼐约见了李济的儿子李光谟，拟带一封信转交李济。李光谟在文章中回忆：
这封信是没封口而经过我手的。我看了信的内容，颇感“兹事体大”，就拿去找尹达过一下目。信的全文笔者已记不真切了，但其中引用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上极其著名的文字不妨转录于下: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是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千余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尽管文字清丽感人，毕竟这是一封劝降书。
记得当时尹达读完这封劝降书沉默了好一阵，对我只说了一句话:“夏作铭好糊涂!”他把信留下了没让带走。[14]
扣下那封信的尹达，时任考古所所长，是个老共产党员，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他就告别师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也是李济的学生，夏鼐的师兄。1931年春，他以河南中州大学国文系学生（当时叫刘燿）的身份，奉学校指派参加李济主持下的殷墟发掘的实习，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作研究生，后升为助理员，先后参加了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赉店等地的发掘，还独立主持过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及至夏鼐1935年春清华毕业，出国前以实习生的身份参加殷墟发掘，尹达已有四年多的考古经历。
也许尹达的考虑，是出于对老师的了解。李济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把学术和政治分开，从不强同别人的政治观点。据尹达回忆：
当年，就在殷墟发掘的工地上，有一天深夜，李济忽然到标本室去查看某个刚出土的标本，正好刘燿就睡在标本室。李济一进来，刘赶忙把一本书藏在枕头底下。于是李就走过来问刘:“照林，你在看什么？”刘不好再隐瞒，就拿出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读本)。李济翻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尹达回忆说:我向李先生辩解了一下，大意是说我觉得扩大一些知识面有好处。李先生好像又重复了一下刚说的那句话，我也又说了一些我的看法，李先生没再说什么，找到标本后他就出去了。[15]
而夏鼐在对李济“招降”后，又开始写文章否定那“半个蚕茧”。否定半个蚕茧，不知与“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粉碎“李济之流的资产阶级的考古学”有无联系？总之，似乎偏离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有一种时代的火药味。
结 果
“半个蚕茧”，波谲云诡。
就在海峡这边极力否定之时，东邻扶桑有学者开始辨正去讹，缜密考证。藤井守一在他的《世界的纺织技术和美的源流》一文中认为，与蚕茧同时出现的纺轮，说明可能是用来把断丝纺成纱的，茧壳割成半截，原因或许就在此。
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搞到为西阴村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于同一品种，布目顺郎还证明了黄土层中长久保存蚕茧，和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16]
“半个蚕茧”的争论正在朝着对李济有利的方向倾斜。而事实上李济的观点，早已为学术界采信，并被写进各种史学著作。
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史学家、美国亚洲研究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何炳棣1981年在《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17]一书中写道：
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937 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9．TEILHARD DE CHARDIN，PIERRE，C．C．YOUNG）。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
著名史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学勤，2005年9月7日在中国先秦史学会、山西省社科院等联办的“全国虞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八届年会”上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殷墟的发掘是在1928年,比夏县晚两年,所以说运城是研究先秦文化比较重要的地方之一……”[18]
前些年，两岸合作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华印刷通史》[19]中写道：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三块葛布残片。……这三块六七千年前的葛布残片的出土，和1926年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半个切割过的蚕茧，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距今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表明中国远在五千年前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机织技术。”
近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的《古代服饰》[20]一书，论证了我国从北京山顶洞发掘的项饰，到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个蚕茧，再至浙江钱山漾的炭化丝织物，秦俑和三星堆铜编的衣着……等历代服饰史。
如今，山西西阴村那个俗名叫“灰土岭”的地方，醒目地立了三块不同的 “西阴村遗址”纪念碑。三块碑立于不同的时期，最早是县政府60年代初立的，省政府是70年代末立的，到了90年代则是国务院立的（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西阴村遗址”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变化，标志着对“西阴村遗址” 的重要性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标志着李济当年的“发现”得到了最高国家机关的认定。
只是，李济和夏鼐都看不到这个迟来结果了。
消 融
夏鼐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共产党人，在泛政治化的荒诞的岁月，仍组织和主持中国的考古事业取得一个个欢欣鼓舞的成绩。
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是李济在台湾大学的得意门生。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后，他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对促进两岸考古学界的正常交往，作过很好的“搭桥之旅”。1974年11月27日，他给夏鼐写了第一封信[21]：
作铭所长座右:
刚写给郭院长(——郭沫若)一信，谨将副本附上，我觉得作此一问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一试。倘能有此一行，其主要目的是去学习在书本上学习不到的学问，同时还说不定对国内的考古以及中美两国考古学界的来往上也可以有所效劳之处，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虽然从未见过，却早自高晓梅师处常听到过去与先生共事种种，向往久矣。今暑七月在台湾作考古工作时，与先生老友数人共摄的一张照片一起附上，藉博一乐也。
敬候指教，并颂
时祉
晚张光直拜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
此时，中国还笼罩在“文革”的阴影中,夏鼐的处境定不乐观。张光直的身份是美籍华裔学者，又是从台湾去的，是李济的高徒，这些背景是国人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张光直的信本欲拉近距离，又是提及业师高去寻，又是寄赠与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人的合影照。前尘旧事，定使夏鼐在“文革”中吃够苦头，避犹不及。这封短函是一道难题，令夏鼐措手不及，所以回信足足拖了两个多月，口吻也全是官方语气，对过去的师友和收到照片事绝口不提：
张光直先生:
您1973年11月27日来函已收到。
关于您希望来国内参观访问的愿望，我是能够理解的。据我所知，近年来旅居国外的外籍中国学者，多想回国参观访问，但由于面前条件所限，未必能一一满足。不过，我觉得，您如愿自费来华，可向我驻美联络处提出申请。
此复，并致良好的祝愿。
夏鼐 1974年1月30日[22]
毕竟是回了信。
冰雪在春风中消融，鸿雁在太平洋上空穿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逐渐好转，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夏鼐与张光直越走越近。张光直以他的谦虚博学，赢得夏鼐的尊敬；夏鼐对中国考古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张光直非常敬佩。更何况，研究人类学的张光直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背景，领航中国考古学的夏鼐也要加强国际学术联系。
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他们有一种间接的薪火相传关系：夏鼐长张光直21岁，李济曾是他们共同的老师，高去寻、石璋如等既是夏鼐昔日的好友，也是张光直的师辈。所以，这以后的往来通信中，除了讨论学术，交换信息，提供互助，还经常有问询昔日师友，代台湾的师友寻访大陆亲友一类的话题。
在夏鼐致张光直后来的信中，就充满了久违的温情，如1979年9月20日，转告高去寻的儿子高适际的下落，信中的人名也许是出于谨慎的原因，只用了一个姓；1982年11月24日探问高去寻的消息，转赠在海外拍的高去寻、张光直的合影；1983年7月22日转告高去寻，尹达已去世的消息；1983年9月10日，“……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23]”。
信中的“石二哥”即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参加安阳发掘的十位青年以年龄或入所的先后顺序互相称呼：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刘燿，老五尹焕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福林，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寻，老十潘悫。
“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十兄弟”变成了一个反动集团，“造反派”曾逼问走资派尹达:“你当年参加殷墟考古发掘时，在反动学术权威李济指使下，加入了什么反动组织?你们结拜的‘十兄弟’都干了些什么反动勾当?必须老实交代!”……
几十年后，“十兄弟”分隔在海峡两岸，且大多凋零，夏鼐笔下一声“石二哥”，读来既觉亲切又倍感沧桑！
近日，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讲了一件事：
父亲去世后，给我留了一笔钱，交给他的干女儿、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的女儿、美国加州黑华德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林德代管。1982年，我向夏鼐先生建议把这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李济考古学奖”。当时，两岸考古学界已经有了交往。夏鼐一听我的建议最初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他说，应该应该。我去办，估计问题不大。
但事情的难度大大超乎我们的估计。他先是打电话告诉我，上头批准了，让我快点把钱弄回来。于是我很快托人把美元寄回来（一到国内就成了人民币）。但结果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夏鼐先生后来躲着我。我去找他，问他秘书，他秘书说他不在北京，根本就见不着。这件事的结果是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设立“李济考古学奖”的风吹出去了。一次考古学理事会上，有人催问这件事，夏鼐在会上说，上头不批准，“大陆上设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到台湾去的人的名义”。[24]
1985年，夏鼐捐赠３万元稿费，设立了国内考古学的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成果奖”。
李济先生是位纯粹的学者（攻击他的李敖也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重量级学阀”），他不会在意“半个蚕茧”的非学术质疑和门生故旧迫于情势的批判。他了解夏鼐在史前考古、汉唐、中西交通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成就，了解他为大陆中国考古事业所起的作用。他就尹达于1959年任大陆考古所所长事在一次谈话中说：“刘照林（尹达）和夏作铭（指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70年代末，李济的生命已到晚期，费慰梅开始为老朋友李济写口述史。费慰梅在后来跟一些朋友的交谈中，几次说到李济的一个看法，他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的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
夏鼐又是如何看待李济的呢？
就在李济去世的1979年，夏鼐在一篇文章中借追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产生的过程时说，“所中提名两人，一位是著名的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近代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25]
夏鼐的文字委婉含蓄，也没点老师李济的名字，但明眼人还是看出了他对李济的肯定。
1985年，夏鼐去世。当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合编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前面的“序言”[26]是夏鼐先生的遗墨。这篇文章，他第一次正面说起李济：
我们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 (DiXon，1875－1934)和 E•A•荷顿 (Hoot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
需要指出的，文中说“李济（1896年—1980年）”不确，李济先生1979年8月1日去世。
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
尽管只涉及体质人类学，尽管欲言又止，但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来，夏鼐到底没回避他与李济的关系，以及李济对中国人类学的作用。
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于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上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做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
说人骨标本，说起中央研究院在四川李庄的前尘旧影，这在夏鼐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似乎弥漫着一种追寻往事思念故人的情绪？
夏鼐曾在吴金鼎去世时写的一篇怀念文章中引过吴的信：“自胜利以后，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俟一切安定，弟必及早返所随诸兄再晒太阳也。”[27]
1948年1月，李济在纪念蔡元培先生的一次讲演会上说道：“……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仁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28]
“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另一个世界，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金鼎、尹达、夏鼐、高去寻、石璋如、张光直等一大批中国考古学前辈，他们定然又回到田野上，往来与精神的天地间，手握考古铲，快活地晒太阳。
[1][6][14][15][28]《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99—1007，317—318，186—187，142，288，218页。
[2]《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中文版，第22页。
[3]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4][5][7]见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史语所档案。
[8]夏鼐：《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1948年《观察》第5卷第14期。
[9]80年代末，在一位老学者的抗议下，北京鲁迅博物馆又将照片恢复原状。
[10]《谭其骧日记》葛剑雄编，文汇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第380－385页。
[11]《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第75－76页。
[12]载《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第4页。
[13]《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载《考古》杂志1959年第1期。
[16]日本丝学杂志,1968年第3期第187—194页。
[17]《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美)芝加哥大学何炳棣 马中 译，Mouton出版社1977年版。
[18]《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5日《专家河东论虞舜》。
[19]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著，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
[20]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华梅撰写，列入《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
[21][22][23]《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2月。
[24]2006年2月23日笔者电话采访李光谟先生。
[25]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26]《夏鼐考古漫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10—214页。
[27]夏鼐：《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原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第63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