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忻: 《从壁上诗到街头癣》,英国旅行家莫里循早惊见“XX到此一游”的涂鸦..
四川政协报 第三版 仁忻: 《从壁上诗到街头癣》
2005-10-25 1:26:11
曲彦斌在《书屋》撰《市井陋俗之传统》一文,述英国旅行家莫里循早在111年前就于昆明近郊惊见“XX到此一游”的涂鸦文字,并记有吴大猷讽刺屁话满墙的打油诗:“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甚为有趣。 在公共场合的墙上、柱上写字、题诗、记名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道风景。它的出现其实至少可从曲文所举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上溯1200年。据《华阳国志·蜀志》,汉司马相如初离蜀赴京,于成都昇仙桥题句桥头,说:“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此举被列为佳话,但如果他后来老是“当垆卖酒”卖下去,就不成什么话了。之后,据《三辅决录》记,尚书郎田凤入朝奏事,东汉灵帝刘宏见之印象极佳,乘兴在殿柱上题字:“堂堂乎张,京兆田郎!”事以人傅,于是司马相如、刘宏的题字便成了典故。如唐卢照邻、杜甫就分别有“题字于扶风之柱”、“顾我老非题柱客”之句。 墙上写诗填词,大概盛于唐朝。李白登黄鹤楼,“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崔护举进士第,清明出游在一门前邂逅一“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的女子,次年清明复访则“门墙如故而已锁局之”,于是有了题诗左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举。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风流韵事了。到了宋代,苏轼成了一大“题手”,在山东的北台,在河南的渑池,在陕西太白山下的崇寿院,在当涂人郭祥正家,许多地方的墙壁上都留下过他的墨迹。他在浙江秀州报本禅院的一首诗中更称“明年采药东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 这些题字一般都有某种意愿表白,但古人为了纪念科场登录、旅游经历,有时也只是光留下一个姓名而已。如唐代张籍《送元曲》:“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明代刘荃解释说:“题名所以识岁月之久近,行役之劳勤,而寓感思于其中焉。”清叶廷王官也说:“虎丘旧多宋人题名,历久渐就湮没。”这可能就是后来“XX到此一游”之滥觞了。 题壁固然风流,但鱼龙混杂,世人历来并不全都认可,有时连苏轼的大手笔也会遭贬,运道不佳。苏轼在郭家醉画竹石壁上,题诗叹他“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氵宛壁长遭骂。”后来党祸事作,他在常州报恩寺等地的墙上遗墨全被“搜毁”,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戏曲小说中还不乏题壁题出祸事来的。元朝马致远笔下的穷书生张镐以积怨难平,题诗壁上惹恼了龙王,半夜雷轰,将他即可借以换钱的“荐福碑”劈碎,几乎从此断了生路。《水浒》中宋江杀惜被判刺配江州,在浔阳楼上酒醉题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被人见了报官,惹下杀身大祸,终于不得已投奔梁山。 为什么墙上写字在中国能大行其道?曲彦斌说是国民劣根性做怪,这可能有点以偏概全了。马致远对张镐题诗的描写很具体:“取出我这笔墨来,有这间簷滴水磨的这墨浓,蘸的这笔饱,就这捣椒壁上写下四句诗。”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写条件所起的作用,不然怎么会有洋人莫里循的“大惊小怪”? 如今这一墙上景观在社会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倒真的凸显了“国民劣根性”的一个侧面。题字涂鸦早从名胜古迹、宾馆酒楼移师大街小巷。原先在文字中寄寓的几分人生况味也全部让位于铜臭弥漫的另类广告。这些手写、喷涂、贴纸多管齐下的货色,从推销小东小西、秘方异药直到替人拉皮条、做假证,可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政府则是屡下禁令,并不断予以涂抹、掩盖、洗刷,“呼死你”、“大力神”诸般武器并用,但还是“你打你的,我题我的”,斩之不尽,赶之不绝。这些被称作画城市牛皮癣的有害垃圾,泛滥成灾,已是城市文明之大患。成都市最近参评全国文明城市落选,原因之一,据说正是这该死的牛皮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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