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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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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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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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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体育文化导刊》马廉祯:《中国射箭研究综述》

作者: -上传日期:2006/5/4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马廉祯《体育文化导刊》 - 马氏通备 马氏通备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马廉祯《体育文化导刊》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
─—以部分期刊和书籍为主
 
 
                        马廉祯
 
 
弓箭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自直立行走以后最重要的飞跃之一;也是人类开始改变自身的命运,开始主动与大自然抗争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l963年,在山西省朔县峙峪村附近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枚距今约2万多年的石箭镞,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枚箭镞,证明我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了射箭技术的人类群体之一。我国古代传流过许多关于射箭的故事,有的是神话,如后羿射日,纪昌学箭等;有的是实有其人的神射手,如春秋时代楚国“百步穿杨”的养由基,西汉时“猿臂善射”的飞将军李广等。数千年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颂扬,从中透露出我们的祖先对射箭技术的崇尚。
弓箭在古代,既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又是渔猎者的生存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传播最广参与者最多的体育项目。围绕着射箭,古代产生了“礼射”、“兵射”和“博射”等不同属性的射箭活动,还从中衍生出了诸如“投壶”、“弹弓”以及后来的“射柳”、“射网””等各种形式的竞技游艺活动,从而形成了以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古代弓箭文化系列。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射”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很早就视射箭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之为“射艺”或“射学”。几千年来,在中国的“武文化”体系里,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武艺体系里,射学从来都占在第一位,它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领头项目。①
在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初,我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民族体育倡导者,曾积极致力于射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努力促进中国射箭的体育化转型。应该承认,在当时十分窘迫的条件之下,他们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说,上世纪3、40年代,射箭是“国术”的内容之一,也是多次全运会的正式项目,而民间射箭团体也比较多,还有不少熟悉射仪射艺的老人在传授这门特殊的技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式射箭是国家认可的正式体育项目,经常有全国性的射箭比赛,这一直延续到1959年。59年以后,我们接受了国际射箭的规则和射具,中国式射箭遂悄然退出竞技舞台。但,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十分重要的文化存在,一个倾注了我国许多民族共同智慧的技艺,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人类学界,还有体育学界,仍有学者把它作为自已的研究对象,不断有成果被推出来。但是,总的说来,与源远流长而内容丰富的古代射文化相比,射箭研究者的数量很有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明显不够,特别是民族体育学界。我以为回顾一下近半个世纪来射箭研究的进程,估量一下研究工作的总体水平,应该是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射箭和复兴中国式射箭有一定价值。下面,我们仅以期刊和部分书籍为主,对五十多年来我国射箭研究的基本情况略作综述,仅供大家参考。 

一,体育界对中国式射箭的研究
  
多年来,体育界对中国射箭的研究多从这项活动的本身着手,就射箭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体育内涵做了一些研究,而内容上与其他学界的研究有交叉,也有不同之处。
最早从事此项研究的是著名民族体育史家唐豪先生。建国前,唐豪就曾在《中国武艺图籍考》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的射箭图书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实际上成为这门学问的奠基之作。建国后,在1958年6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唐豪发表了《受我国影响的日本古代骑射》一文,就我国清初康、雍时期,日本聘请中国射师赴日,借以学习中国射箭技术与制作工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已知解放后体育界对于中国古代射箭最早的论文之一。同年8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五辑中,由朱方东执笔的《我国古代射箭概述》一文,又从我国古代弓箭的发明、发展与六艺教育为起点,对我国古代射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认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上,把射箭列为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射箭实质上是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文章的后面还对我国古代的一些射书进行了介绍。
随后的十年当中,体育界对于中国传统射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不时有小块文章刊出,但学术性与研究价值都是不高。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在学术界寻觅到中国民族射箭的踪影。
1979年《体育丛刊》第1期,张炳坤写了《古代的射箭》一文,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射月子”、“射网”、“射香火”、“射花篮”等与射箭相关的活动。同年《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张元撰写的《从周代的射箭活动看体育的社会性》一文,以有关史料为依据,论述了在我国周代已经非常普及的射箭活动,并由此而得出“体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体育和体育观是两个不同概念。而体育的社会性是体育向前发展的基础。”同年的《民族团结》第5期上,刊出了题为《锡伯族的神箭手》的短文,介绍了锡伯族——这个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射箭传统。
80年代开始,体育界对于传统射箭的研究的论文数量逐渐上升。1981年的《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上,赵世昌的《简谈乐都南山地区民间射箭活动》一文,就当地的回族、汉族与土族之间的传统射箭活动进行了考察。作者注意到了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射箭活动,这对于研究射箭活动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具有一定价值。1982年《体育世界》第6期刊登了黄剑华的《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活动——射柳》,就我国古代的射柳活动的源流等,做了简单介绍,并着重介绍了清代的射柳活动。而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第6期上收载了《云南日报》的一篇短文,简要介绍了我国藏族的射箭节。1986年《精武》第6期上有艾茹的《弩》一文,对中国古代弩机的历史、种类,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做了一些介绍。1987年《中华武术》第3期载杨绍虞《弩兵西传始末探》一文,文章提出弩最早由中国人发明,并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通过战争、通商等多种途径向外传播,很可能再由中亚、西亚传去欧洲,但所论缺乏有力证据,特别是文献和考古资料。1987年《人民画报》第7期的“少数民族体育连载”栏目,对云南的怒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弩射活动做了介绍。同年十月的《贵州民族研究》刊登了吴志平撰写的《传统体育“射弩”刍议》一文,比较全面的对弩射的源流、发展、特点等进行了阐述。
北京体育学院的谷世权于《体育文史》1995年第1期和1996年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试论欧阳修之<九射格>》及《关于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的几点新探》。1999年的《考古与文物》第2期上,刊载了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一文。谷世权和崔乐泉的文章在同类文章中显得学术含量相对要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50年代以前唐豪研究的接续和发展。
2000年的《北京纪事》第7期刊载了短文《弓弩竞技加游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猎人体育俱乐部的成立。2002年第5期《体育文化导刊》上刊载了张承媛《古代射箭活动中的德育教育》一文,是专门探讨古代“射以观德”理论的一篇较好的文章。2002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6期载杨万友《藏族跑马射箭起源新考》一文,提出藏族跑马射箭起源于古代吐蕃的奴隶社会,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并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爆发,并于九世纪中期传入民间,后演变成为藏族在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及比赛活动。2003年的《中国民族》第6期,载徐玉良、方征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典大观——射弩》,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射弩活动进行了综合介绍,但大都比较简单,缺乏比较研究。
体育学界对于中国射箭史的研究,还散见于中国体育史的多种专著中。
最早的应属民国初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其中第六编《弓术》,共六章,考察了自周代以后各个朝代和若干北方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虽然史料不足,缺漏甚多,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体育史,创始之功自不可没。以后的数十年里,中国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体育史专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相继出现多种作为体育院校教材的《体育史》和《中国体育史》,这些书大都辟有射箭的的章节。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话》,作者刘秉果;北体大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修订版《中国体育史》,作者谷世权,是此类书中谈射箭较多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以敦煌壁画的形象资料与文书资料为主,对唐宋以前的射箭活动,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总的说来,多数中国体育史专著中有关射箭的内容都非常有限,史料挖掘不够,研究缺乏深度。
二,其它学科对于中国式射箭的研究
体育界以外的其他学科——主要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器物铭文的研究,以及对众多考古发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射箭知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射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制作器材和工艺方面,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我国古代射礼和与射箭相关联的游艺活动和人物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重要的是出现了若干兵器史专著,象征着我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对弓弩的研究则居于这门专学的中心位置。这方面的著作可以以以下三种为代表:第一,我国著名的古兵器收藏家和研究者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石兵、铜兵、铁兵三章十六节,内容自远古直至清代,每个时代都列有“射远器”的节目,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弓弩的发展,而且配有大量版图。这是一部声誉很高的兵器学著作,以资料丰富而著称,故至今为止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二,考古学家杨泓的《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兵器学专著,是作者多年潜心兵器史研究的精心之作,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交叉和印证上尤显作者学术功力。第三是《中国兵器史》第一卷《兵器》,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以较大的文字量论述了古代弓弩的发展概况,并配有相应的插图。同类的书籍还一些,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射箭内容,恕不一一列出。
各种期刊中所能见到的中国射箭的研究论文,大致可分四类:一类是关于弓箭的产生、发展的研究;一类是对考古发现的实物,以及弓弩工作原理的研究;一类是对射礼的研究;一类是对弓箭作为古代主要军事和生产工具,以及与射箭有联系的人物、事件、文献的研究。
《考古》1961年11期载周庆基的《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就本刊当年第2期郭宝钧的《殷商的青铜武器》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争议。作者认为,虽然尚无考古实物出土,但是通过文献可以断定战国时代就已经可以制造弩机了。《化石》杂志1974年第1期上,刊登了张森水的《弓箭》一文,就弓箭作为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介绍。同年《历史大观园》第2期收录了朱润轩的《弩》一文,介绍了中国古代弩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考古》1980年第1期刊登了宋兆麟、何其耀的《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对鄂伦春族、纳西族、独龙族、哈尼族使用的木弩与我国古代军队使用的金属弩机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说明“自从青铜装备弩兵器后,弩机成为古代最重要的远射程武器之一。”《历史知识》1987年第5期有《弓弩小史》一文,作者董希如,是常识性的作品。《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马广彦《弓箭发明探源》一文,就弓箭的发明时间一直不能确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从我国的古代文字的演化中,得出“弓箭发源于古人的捕鱼工具”的结论,并认为弓箭发明的年代比最早发现的箭簇的时代还要早很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收录了郭康松的《射柳源流考》一文,文章以对有关史料的考察为依据,就学术界将射柳视为一种竞技,或是一种祭祀仪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按照服务功能的不同,古代的射柳划分为“祈雨射柳”与“竞技射柳”两种。后来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最终走向消亡”。作者又于2001年《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刊载了《<射柳源流考>补正》一文,纠正了前文“明万历以后射柳消失”的说法,认为清代尚存在射柳活动,并对射柳主要盛行于军队,起源于古代鲜卑族等进行了补证,得出明清时代两种射柳方式并存的结论。《文物》1995年第3期载王子林《清代弩略论》一文,就我国清代弩机的种类、特点及工作原理进行了介绍。
而如1964年第六期的《文物》上刊登的高至喜的《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一文,以长沙南郊的两个战国墓中出土的弩机与箭镞为例,对我国古代弩机,弓矢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做了详细的论述。1986年第一期的《中原文物》上,由崔庆明、王广礼撰写的《王勇弩机考》,考证了一件大约制作于三国东吴黄武元年(222年)的弩机,就这件弩机的制作年代,使用者等做出了详细的分析考证。《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毛颖的《弩机概论》一文,作者依据考古资料对古代弩机作了系统性的概括研究与分析,同时通过对弩机上铭文的研究,剖析了古代兵器生产管理情况及相关的职官制度。还有像《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的《甘肃环县发现一件东汉弩机》;《文物》1990年第5期陈跃钧的《江陵楚墓出土双矢并射连发弩研究》;以及《文物》1991年第1期张吟午的《江陵纪南城出土黄武元年弩》;《四川文物》1997年第2期曾昌林的《三国铜弩机考释》;《四川文物》2000年第6期黄石林的《弩机·抛石机·火铳》;《东南文化》2002年第5期晓荣的《从出土弩机铭文看三国孙吴世袭领兵制度》;《文物春秋》2002年第6期徐占勇的《对一批燕下都弩机散件的初步分析》,等等,都是以考古发现的实物为对象来研究中国古代弓弩的,所有这些文章对我们了解古代不同时期弓弩形制及其制作工艺,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对中国古代“射礼”的研究,应该是一个专学,原属于经学范畴。汉唐以来,学者们一直围绕着对“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中相关内容的注疏和讲解,发表自已的认识,到了学术发达的清代,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更多。近代以来,史学家们也有所涉及,特别是关于西周历史的研究中,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成果并不算多,但分散面积大,很难一一例举,我们只举几个典型的例子。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杨宽先生的《古史新探》一书,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射礼”新探》等,对周代射礼的内容做了细密的研究,是同时代射礼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载姜南撰写的《“射礼”源流考》一文。1998年第九期的《文物》上刊登了《柞伯簋与大射礼及西周教育制度》一文,以柞伯簋上的铭文中记录的大射礼为契机,对中国古代的大射礼进行了简短介绍,指出了射礼分为射牲与射候两种,其中的射候其实是一种射艺比赛,既所谓的“贯革之射”。而柞伯簋的铭文中实际记载了西周早期的一次射箭比赛。2002年第1期《南京理工大学学报》陈春慧的《论射礼兴衰与文化嬗变》一文,笔者认为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中的射禽活动,后在西周时期演变为周天子威慑诸候、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又于春秋时期经儒家的阐释,成为检验人们道德修养的准则,并一直沿续至清代。胡新生的《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收录于2003年第1期的《文史哲》上,笔者认为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性质不同的活动 
,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而这三类射礼的发展道路各自不同。其中与饮宴、乐舞相结合的娱乐性射礼的发展,为东周时代更加复杂规范的乡射、大射、燕射、宾射诸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过去人们未对西周射礼的性质差异作细致分辨 
,某些看法如西周已没有“贯革之射”,《仪礼》所记射礼属于军礼,西周存在“射鱼”之礼等等,都不尽符合史实,应予纠正。
对弓箭作为古代主要军事和生产工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物、事件以及文献的研究的数量相对较少。1993年第3期《青海社会科学》崔永红的《北宋河湟地区招募弓箭手垦田戌守的措施及意义》一文,研究了北宋神宗“熙河开边”后,国家在蕃汉民众中招募射手以屯田实边的政策,间接地的证明了射箭在民间的开展。1996年第1期《文史杂志》王俊奇的《古代射箭者的“护具”》一文,介绍了大家不经常接触到的关于进行射箭活动弓与箭以外的装备,比如“护指”“护臂”“弓衣”等。1998年第9期的《博物馆研究》上刊登了梁志龙撰写的《“善射为朱蒙”新解》,《特区展望》1999年第4期上收录了符基周、符国华的《黎族的射箭活动》一文,简单介绍了黎族射箭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南都学坛》2000年第2期上有《汉画中的射箭、击剑和摔跤运动》一文,作者是曾宪波与张华,文章就汉画像石的图像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说明射箭、击剑和摔跤三项体育运动在汉代已相当普及。
《四川文物》2001年第1期王建纬《<弋射·收获》图与中国山水画》一文,是一篇将表现弋射的汉画引伸到中国山水画的源头上的文章,也间接地反映了古代射猎活动与大自然的结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2期赵雨乐的《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北门长上”到“北门四军”的几点考察》一文,认为唐代前期是北衙军力初步形成的阶段,北衙是在南衙的母体内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主力是由少数民族骑射部队构成的。北衙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朝廷与宫廷的政治主导地位。《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1期上刊载了仪德刚与张柏春的《广西巴马县瑶族制弩方法的调查》一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2期麻秀荣、那晓波的《清代八旗索伦的骑射教育》一文,都是对少数民族射箭活动的研究文章,特别是后者,作者认为,以维护清王朝统治为宗旨的骑射教育,是清代八旗索伦历史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贡貂之役、春秋会操、旗学教育等各种方式和途径进行的骑射教育,实质上是以马步骑射技能训练为主的军事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八旗劲旅,同时也保持了以渔猎文化为核心的八旗索伦的民族特征,维系以骑射为特征的文化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结语
中国式射箭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民族曾经引以为荣的一门特殊学问。然而,时代的变迁使它失去了往日的价值和光辉,以至于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之下竟失去生存空间,沦落为一种过了时的文化,变成了不为大多数国人所了解的“遗事”。这里有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但也与我们在民族体育工作上的失误有关系。反观其事始末,在叹息之余,我想主其事者难辞其咎,是应该深自反省和检讨了。几十年了,在民族传统体育上,我们对珍贵的射箭遗产弃置不理,而热衷于建构一个莫名其妙的“竞技武术”体系,一冷一热,一显一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自然影响到研究者的热情,是故,建国以来我们对中国射箭的研究一直处于冷寂状态,体育学界更是如此。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传统射箭的唯一专著,由旅居香港的美国人谢肃方先生撰写的《中国射学》一书。②作者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古代射箭进行了综合论述,资料详实,内容丰富,堪称佳作。我们觉得谢先生真是一位有心人,为中国传统射箭的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敬佩。此外,最近历史学家马明达先生发表了重要论文《中国古代射书考》,这是一篇洋洋5万多字的大块论文。论文对清以前我国有记载的和传存至今的射学著作做了详尽细密的搜集与考证,既是中国“射学”的文献基础之作,又大致可见中国射学的发展源流。马先生自称,《射书考》是唐豪先生射书研究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对杰出的民族体育学者唐豪的纪念之作。我个人认为,《中国射学》和《中国古代射书考》,是当代中国射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的射学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
注释
①:参见马明达先生《中国古代射书考》,载《暨南史学》总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②:《Chinese Archer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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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收藏本文]   发表于 2006年01月30日 1: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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