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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郑光路《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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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跃进”中的神话与现实》,本文发表后曾引起轩然大波,欲了解“大跃进”不可不读!

作者:郑光路 -上传日期:2003/7/22
〈本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文革高潮中的四川》一书〉
未经允许,不准转载上网,侵权必究



 


           四川“大跃进”中的神话与现实
                                                         郑光路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大作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另一方面,他又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为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吹响号角…. 1958年后轻率发动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颂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农业减产,工业大破坏,国民经济大滑坡的灾难性后果。四川是中国“大跃进”中“重灾区”。当年许多“跃进神话”,现在被人遗 忘,或根本不为人所知。
 
              1.  毛泽东视察红光公社后的农业“大跃进”

     195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成都会议”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在体育场召开“反浪费、反保守、促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锣鼓震天、口号不断,游行队伍川流不息…从此,“大跃进”运动在全省、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
     1958年的毛泽东,未估计到他的雄才大略将导致什么恶果,兴致勃勃巡视天下。 
     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落在川西平原,成都二十公里外。1958年3月16日下午6时10分,小轿车沿成灌公路开到郫县全兴乡(今红光镇),毛泽东在四川主要领导人李井泉等陪同下步出车门。迎候的中共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等人急忙迎上去。田野菜花象黄金铺地,麦苗似千倾碧波……一副川西坝子好风光。毛泽东微笑称赞:“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他在干部簇拥中,步入农户温大娘茅舍中。毛泽东心绪甚佳,浓重湖南口音模仿四川 话:“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大娘手脚无措,忙答:“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问:“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够吃吗?”
     温大娘回答:“我们一年一人分四、五石粮食,不要浪费就够吃了。”……
     毛泽东走进温大娘房间观望,整理洁净,家具齐全。毛泽东大概感觉这位温大娘家日子殷实,不相信地问:“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温大娘忙回答:“我们是贫农。”毛泽东满意了…
      “3月16日”,从此作为特殊纪念日。这里地名改为红光镇、幸福社,“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悠扬小曲唱遍大江南北。郫县成为“大跃进”的样板。“浮夸风”、“瞎指挥”、“打擂比武”、“共产风”……迅速全川蔓延。
     “大跃进”中造成恶果主要原因,就是自以为是的“瞎指挥”。一位中央主要负责人视察江苏,提出要“少种高产多收”,说要“种得少、种得好、但要收得多。”四川主要领导人立即响应,1958年11月13日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说:“粮食要搞少种高产多收,多种经济作物。”并叫省委搞一个“紧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报。当晚,四川省委电话会上提出:全省一亿一千五百万亩耕地,1959年只种一亿亩,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面积四、六  开。(原来经济作物只占8%左右。)上述“指示”均在四川日报上发表。—声令下,各州、县闻风而动,反对者立遭恶运。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如乐山专区,粮食面积由1958年的700万亩缩小到400万亩(缩小35%)。马边县小春播种面积由原来的15万亩压缩为6.2万亩(压缩58.7%)。蛮干的结果,大量土地荒废,粮食大大减产,饿肚子在所难免…
     1958年3月6日,四川日报登载了方水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搞的一种快速育秧法,秧苗7天育成,这是十足的浮夸和瞎指挥。乱编的神话居然风行一时,新华社发到全国。四川主要领导人立即要四川日报“大力发现和支持新事物”,并召开电话会议,要全省各级党委报 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样的“新事物”。指示下达后,于是,报上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新事物,什么:彭县的“篼棉花”,中江县的“竹箩玉米”,荣经县的“空中玉米”和“空中 红苕”,又是什么“不用土地可以种庄稼”,“向宇宙空间开辟粮食基地”等等。瞎指挥的权力指挥棒下,“浮夸风”应运而生,说假话面不改色心不跳,成为“大跃进”特殊年代之特征。
    当时,谁要实事求是,谁就是“观潮派”、“右倾保守”,就得挨整。传统农业耕作模式, 流行几千年,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今全盘推翻。什么“深耕”、“密植”、“苦战”、“夜战”……新口号层出不穷。四川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7日指示说:“要鼓励先进,亩产万斤,五千斤,三千斤可以报导。”这以后,四川日报上就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 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胡言乱语的错误口号。 从此,四川和全国一样,陷于“大跃进”狂乱,生活在妄想狂语的神话世界中,大说胡话,乱放“卫星”,1958年8月28日《四川农民报》载: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眼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舞。
       犀浦乡幸福一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看“卫星”升天胜过赶大集,成千上万的人前去郫县观看收割,人们似中了魔法,失去正常思维。张曙时院长,将古稀之年。他丢下拐杖,乐呵呵地当众“踩稻”:在人家欢呼雀跃 中被扶到稻谷上,稳稳站定。欢呼口号声此起彼伏,欢呼“卫星”上天了!只有前来参观的“老外”——苏联专家瞪大眼,感到不可理解。     
     亩产4万斤毕竟太玄,《四川日报》等不敢轻易刊登此消息。原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回忆说: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看到各省都在报纸上‘放卫星'  ,打电话回四川要‘卫星 '。过了不几天,传出郫县红光公社放5万斤‘卫星' 的消息。成都各界人群潮水般拥向田间。我立即到现场采访,心想,这下该给四川争光了。但是到田里一看,又问了几个老农,一个老农悄悄地说:'  这是神仙地呀!  '  他顺手拔起一把稻子:‘你看,这是打夜战栽的! '  原来,县社干部强迫群众,一夜之间把30多亩成熟的稻子移栽在2亩田里,放出了这颗‘卫星’!”
     “我带着凄楚的心情回到机关,当晚,省委打电话说,省委书记阎秀峰、许梦侠找我。“今天你去了吗?你调查了吗?你们新华社准备报道吗?”我如实汇报了看到的情况。我说:“我原来准备报道,现在看来,卫星是假的,不准备报道。”
     “对,不要报道。”阎秀峰、许梦侠几乎同时表态。接着,他俩给我一封揭发信,一位社干部在信中揭发说:犀浦乡放的卫星全是骗局,是上边压出来的。飞向天空的‘卫星 '   破灭了。李井泉回成都后,在红照壁省府礼堂干部大会上批评,不放‘卫星 ' 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不同意放 ' 卫星 ' 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夏戎、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和我都受到批判……”
     重压之下,“卫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毛泽东视察过的郫县成了“卫星”发射场,频频升空。9月29日,原先不敢报道亩产4万斤消息的《四川日报》,率先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82525斤水稻的“卫星”。这是当年四川农业战线上放的最大“卫星”!省上当即派农工部一个处长去验收,还派农业厅厅长下去蹲点,在《四川日报》上倡议“大搞万亩万斤”指挥田,全省强制推广。
     农业高产卫星竞相发射升空,奇闻丛生。—首农业“跃进顺口溜”流传四川:“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这还算比较“现实主义”的。更浪漫主义”的如:“玉米杆儿上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寄云霄。彩去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弯了腰!”
     浪漫得不单可笑,简直可怕了——无数人巳分不清“神话”和“现实”,都生活在“大跃进”狂热幻梦中。
     在这种浮夸瞎指挥下,《四川日报》上出现了什么“猪打牛奶针,每天长两斤”,“一个脚板苕要两人抬,重84.5斤,一窝南瓜结96个,重1116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一只母鸡两小时生八个蛋”等等离奇古怪的“新闻报道”。四川蓬溪县园艺场亩产苹果14714斤的牛皮“卫星”还上了中央大报。这些离奇骇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将快成熟的庄稼并栽—处,更多地纯系睁眼说瞎话…..
 

                    2.“象精猪”、全国现场会和跃进大牧场
        
     重庆,当时四川另一重要中心地区。同样大放“卫星”,遗患无穷。这里只谈表现突出 的“猪肉问题”。    
     1958年重庆在市委小礼堂召开市级财贸干部会议。会上倡导放卫星,提出“要夺取全 国第一”的口号,要大家辩论。有人说:“不提‘全国第一,提争取‘全国第一流’吧!”遭到斗争,被斥之为“没干劲”,“阻碍群众运动!”辩论中,听到重庆农业部门乱吹牛搞出了“牛精猪”,个大体肥,似牛非牛,似猪非猪,大有搞头。一位重庆负责人就说:“我们也搞牛精猪!”又问:“什么动物最大?”答曰:“象最大!”“好!就搞象精猪。”于是就派人去搞象精液。派人到北京动物园,联系搞象精。对方不同意,说“象不容易开情,也没办法搞!”后来还要用飞机运象精,在对方坚持不干的情况下才作罢论。
   “象精猪”卫星没升空。1959年二季度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任务说“1960年全 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200万头!”并说“当年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压力—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250万头。这样一来,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600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107万头。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农村供猪了。1959年11月13日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10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170万头,比去年增加67.17%,由于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因此,请市委转报省委。”省市领导人李井泉、任白戈加以赞扬,并在《四川日报》、《重庆日 报》上发表社论。说“居民伙食团也养了成万头猪,已有436个单位实现了食肉自给,476个单位做到半自给,有200多个餐厅实现了熟食品自给……”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全市发展的生猪只有90几万头。社会上的养猪也多的是食品公司拨出农村运来的商品猪代养的。浮夸的结果争取得了中央在重庆召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1959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充满弄虚作假。为了把南溪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人员,挑选“可靠的”,年青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活猪全部换成又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1414头,每头平均170斤以上。又从南岸六公里运来大批仔猪。七拼八凑5000头猪,号称万猪场。
     参观的路线事前安排好,不好的就不让参观。还叫粮食部门拨给 好饲料,拨给了大量碎米和包谷。又布置,饲养人员要少,说明功效高;还提出“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圈内干干净净的,别人一看,人又少,猪又喂得好!”
    假的总是假的,露出了马脚。参观的代表都是各省、市的负责人。有的代表问:“这么多仔猪,这样好,都是你们场里养成的吗?”饲养员不知所云。有的代表说:“你们的猪饲料比我们省人的口粮还好!”李先念副总理也有所觉察,说:“如真正象这样的话,重庆有十个这样的万猪场就解决了!”还说:“今后不开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同时,把现场会议改名为工作会议。
    有关方面假戏真唱,会后,对商业部门的干部布置说:“先念同志讲,重庆要办十个万猪场。”于是又兴师动众,大办“万猪场”,把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后来办的十个“万猪场”,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光财产损失就达数十万元以上。
    1959年后,重庆为争取“全国第一”,在南岸南山搞个畜牧场。口号叫“财贸职工向荒山进军,支援农业。”有关方面“指示”:“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要有。”并在一次会上宣传说:“南山将来是:“环城轻便马路、码头、缆车、游泳池,还要修个疗养院,修个名符其实的望江楼”。要搞成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乐园”。要有气魄,“南山要挂两块牌子,成立畜牧大学,三个月毕业发大学文凭,每个人都懂得化学名词!”这种情况也非止重庆,当时全国各种“跃进大学”多。
     但南山荒林杂木,怪石嶙峋,土质瘠瘦,缺肥缺水,动员了几百名商业职工,  日夜赶修,先修抽水站,五·一节把水管接上山,召开万人大会,《重庆日报》发表了消息、社论,大加表彰。采购人员到处采购各种禽畜,奇花异木。猪,有苏联大白猪、巴克夏猪、约克夏猪、荣昌猪、金华猪、新金猪、哈尔滨白猪、河北定县猪、河北吕黎猪等;马,有顿河马、阿坝马;牛,有荷兰牛、浜洲牛:羊,有西北绵羊、美利奴羊、山羊;鸡,有澳洲黑鸡、来航鸡、火鸡;兔,有安格拉兔、青紫兰兔、立克斯兔。还有河南驴子、建昌鸭子、山东海狸鼠、猴子、鸽子和蜜蜂等等。还有各种花草树木。这些东西有的是飞机运来的,大都十分昂贵,如——匹马就5000多元,一只海狸鼠就100多元。畜牧场的任务,要繁殖良种。但是,从阿坝买来的40头牛,全是公牛,无法繁殖,群众讽刺为“牛公子,马小姐”。又由于气候不适应和管理不善,  良种变劣,猪死禽亡,只几个月的时间,83只羊就死了29只,53只建昌鸭子就死了24只,猴子也跑了,蜜蜂也飞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大白猪。
     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之后,遍找天下良种,食品公司派专人去北京搞了五头苏联大白猪。每头猪一千多元。一位有关负责人向南溪口饲养场支部书记和饲养员指示:“喂养 和发展苏联大白猪,关系到中苏友谊的事,搞得不好就是破坏了中苏友谊!”专门为五头猪修建了一幢小洋房,五个小间,白色粉墙…窗户是玻璃的,面临嘉陵江,空气十分新鲜,冬暖夏凉。门前还专门设有小型运动场,比职工宿舍要好几十倍。职工十分愤恨,唾骂为“猪皇宫”。苏联大白猪不只是住单房间,还是专人侍候,每头一个饲养员,吃的是小灶伙食,五头猪每天要吃一瓶价值18元的金霉素,还经常吃葡萄糖。
    母猪产仔后,每天除了炖鸡子、猪蹄给母猪吃外,还指定两个专人养了两头奶牛,每天挤牛奶给母猪吃。这五头大白猪都起有外国名字,五头苏联大白猪养了三年多,挥霍国家资金甚多,不争气的苏联大白猪,只产仔20多个,就陆续地呜呼哀哉了!敖成化工油,多少算作了些“贡献”。
     1962年“大跃进”惨败,牧场下马,来个大削价拍卖。农场全部瘫痪,房子倒塌也无人管。为时才两年多,共投资146万元,经营损失和浪费损失就142万元,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人力的浪费还未计算在内。风光一时 的跃进大牧场,夕阳哀歌中寿终正寝。当时老百姓不敢异议,文革开始为发泄“大跃进”带来的饥馑苦难,纷纷“造反”揭发…..
    
                       3.    “钢铁元帅”升帐

    农业大放“卫星”,工业战线,“钢铁元帅”升帐了。 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全民炼钢风起云涌,四川自然不甘落后。
    1958年9月17日,李井泉在电话上听到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的汇报,说万县在搞万座 土高炉运动,当天晚上到了万县,马上叫记者写稿子。记者觉得事实不够,写不出来。李井泉批评是“秀才写不出文章”。于是,他在饭桌上对记者口授,并提出全省国庆前应达到五万座土高炉,这篇稿子第二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见报的当天,李井泉又带上记者到了开县,据说这是万县专区土高炉搞得最好的地方,当夜决定从农村抽调50%的劳动力上山,并立即打电话给省委“钢办”,叫给全省“下死命令”,“各地县委必须下决心调50%的劳动力,死不了人的。”还指示四川日报“大力报道”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从9月21日起,四川日报头版上连续宣传了沪州、达县、涪陵、万县、西昌、雅安等专区组织60—80%的劳动力投入钢铁战线。
     农村大量劳动力上山,粮食收不回来,小春种不下去,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全省调集800多万个劳动力,浩浩荡荡,组织成班、排、连,大砍树林、大挖煤矿。强行指定铁在国庆前要达的日产万吨,结果远远没有达到。四川高级领导人国庆前一天的上午就硬要记者写好了“日产万吨”的稿子。晚上电话会议,叫各地汇报产量,仍未达到日产万吨。四川主要领导人就叫记者事先写成的稿子在电话会上念,并叫各地各加多少吨。他说,已经在报上发过号召的,完不成会给群众泼冷水,还是报万吨吧。
    省委严令督促下,土高炉如满天繁星,猛增至7万座以上。没有矿石,动员家家产户将家中铁锅铁铲之类统统献出,当成炼铁原料,理由是吃饭有公共食堂,个人家中铁锅已无用处了。到后来,几乎能做炭就要烧,沾铁星儿的就要炼……
     到9月29日夜,凑成日产铁1.02万吨,产钢5500吨的“卫星”向国庆“献礼”。新 华社次日报道:四川成为第九个日产生铁的“万吨省”…12月12日,四川宣布钢铁生产超额,提前完成全年计划:钢为70.29万吨,铁为88.88吨。
     这些土高炉炼出的跃进钢铁,大多是“伪劣产品”,根本派不上用场。铁砣砣堆积各地,风吹雨打,锈迹斑斑,成为劳民伤财“铁的证明”。砍成光秃秃的群山,为如今严重的自然环境危机,埋下难以弥补的后患….
        
                     4.  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震天响。公共食堂就是“天堂”餐厅,共产风席卷神州。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县委书记作报告:“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毛泽东看阅报告,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
     这些欢歌通过报纸、广播唱遍天下。四川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一些城镇也竞相办起。为了扫除“私有观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户家里不冒烟,家家户户吃食堂。鸡、鸭、猪等家禽,屋外树竹都归了公。甚至有的地方连箱柜家具都归公有……吃饭人人往前冲,比谁吃得多,赛谁吞得快,吃了是白吃,不吃白不吃。“哪里呀吃饭不要钱?哪里呀老少笑开颜,走遍天下找不到呀,人民公社吃饭哟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大跃进中全国模范,毛泽东视察过的徐水县传来的这首共产歌谣,在蜀中大地响起,四川话唱出更响亮,更有味。
    在毛泽东视察过的郫县红光人民公社,就办起了432个公共食堂。据红光管理区第五队和九队在部分社员中调查,体重平均增加12斤,多的胖了二、三十斤。社员们欢唱:“人民公社好处多,又用嘴说又唱歌,山歌越唱越起劲,唱得大家笑呵呵!”四川另一个公共食堂“好典型”是达县罗江人民公社,有127个。84岁的老人何正春哪见过不要钱白吃的事!高兴地说:“办了人民公社,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现在真是‘老来红’!”社员们说:“公社食堂是我们的家,子孙后代要靠它!人民公社万岁!公共食堂万岁!”
      当时也有些头脑清醒的农民,红光人民公社农民范克臣给公共食堂送了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兴趣,做事要长远别太乐观!”他很快被骂成“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农民…… 对食堂进行冷嘲热讽。这些人的破坏言行激起了广大社员的义愤…”遭整挨斗在所难免。

                        5. “大跃进”灾难性恶果
   
    1958年底,湖南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寄来一首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等人打成“反党右倾头子”下台。
      庐山会议1959年8月下旬刚结束,全国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人人自危.....四川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02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 动所没有的。”    
“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大多是敢说几句真话的人,却被指责为“否定成绩”、“涣散军心”、“反对群众运动”.......“反右倾”运动以后,“共产风”再度刮起,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更加剧烈。社员说:“除了老婆娃娃,都是公家的….
  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猪杀尽、粮吃完、树砍光…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越办越难。营养不良的“水肿怪病”全川流行,人人恐慌。四川很快从“大跃进”飘渺神话坠入现实苦海,饿死人无数。1958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从上年的千分之12.07跃升到千分之25.17。1959年粮食继续大减产,农民全年人均留粮由上年的256公斤降为139公斤,下降百分之45.7。这一年全省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达千分之46.97。1960年农村每月人均只有原粮10.8公斤,为1958年百分之50.8。全省人口死亡率达千分之53.97.....(见《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59年至1963年这三、四年之久的天灾人祸,作者本人亲历,饥饿恐慌之苦终身不忘。当时成年人每月15至20斤粮食,菜油2两,猪肉2两(有时半年也买不到)…无数人得“水肿病”,腿肿得透明发亮象要开裂。百姓中流行起吃“小球藻”:接来人尿日晒,久之生出绿阴阴的菌膜,科学家说这是“高蛋白”,便用这令人恶心的尿渍和少量粮菜合煮,据说可治疗营养不良性水肿…
     张戎博士,是四川文革前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之女, 连她这种高级干部家庭,父母仅管享有某些特权,但她家好多亲戚仍饿死了:她姥姥的妹妹玉兰和丈夫效石,夫妇两人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自己送命…她姥姥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饿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编结大蒜串的草带都吃了…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满脸皱纹的妇女来到家。她是张戎家保姆的母亲。她一进门在张戎母亲面前磕起头来,称母亲是女儿的“救命恩人”,在张戎家才没饿死…她丈夫和小儿子都饿死了!一个月后,她回去后也饿死了…张戎姥姥盘着腿坐在床上自言自语: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就是这么多人都饿死了……”
    1989年,一位曾在专门救济饥荒的部门工作过的干部告诉张戎,相信四川饿死的人有七百万,这占了“天府之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人吃人的事已不是新闻。 1960年的某一天,宜宾俊英娘娘一个邻居的三岁小女儿突然失踪了。几天后,邻居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街上玩,身上 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儿的,立刻报告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小女孩的父母是卖烧腊肉的,他俩诱拐并杀不少孩子,当作兔肉高价出售。这对夫妇后来被处极刑,案情密不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时常有 小孩被杀的事发生。张戎又回忆说:
    多年后,我遇到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能干、从不夸大其词的人。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一件当时在一个公社中所亲眼目睹的事。这个公社有百分之35的农民饿死,虽然那年本应是个丰收年。眼看就要到手的谷物大部分没有收割,因为男人们被派出炼钢。后来公社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终于酿成大饥荒。一天,一个农民闯进他房间,跪倒在地就是一阵痛哭,说自己犯不了赦之罪,乞求惩罚。最后才弄清楚,这人杀了自己的婴儿,并吃了孩子的肉。饥饿成了难以控制的魔鬼,驱使他去动刀。他发疯似的揪打自己,脸上泪花滚滚。我认识的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来,后来枪决了他,以警告那些杀害儿童者…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边吃着一块小馒头,一个人冲过来,一把从我手上抢走,待我回过神来,只见一个非常瘦小的黑背影,赤着脚飞快地跑进一条泥泞的小巷消失了。当我告诉父亲这件事时,他眼里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着我的头说:“你很幸运,别人家的小孩子都在挨饿!”         (见《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1997年)
     张戎后移居国外。张戎所著《鸿》于1991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获得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NCR奖、被翻译为21种文字,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毛泽东接连批示,说彭德怀等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是“分裂共产党”.......所以四川紧跟中央,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动不得…在1959年9月18日 省委一次扩会议上批评报社:“旗帜不鲜明”,“不战斗就是投降”….《四川日报》当晚便突击写出社论:《公共食堂万岁!》于19日见报,以很“左”的腔调说:“应该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解散公共食堂是解散不了的…..公共食堂是好样的,永远垮不了!”
“公共食堂万年红”!“公共食堂万年香”!从1959年到1962年,四川日报充塞了这方面的文章140多篇。
 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公社,粮食大减产,民不聊生。1960年,每人每天只有三两八钱谷子的口粮,死人甚多。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人前来了解农村情况,有关方面为欺上,当天中午给社员吃了顿干饭。并要社员统一口径:公共食堂好,顿顿吃干饭。那位负责人当天就走 了。结果,立马把准备做晚饭的已下了锅的米,又拿走了….
    “大跃进”神话破灭了。直到1961年5月25日,四川省委终于否定了大办公共食堂。旬日之间,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的腾腾饮烟,终于在巴蜀大地烟消灰灭,为“成都会议”后奏响的“大跃进”狂想曲,留下几缕淡淡哀音…
       

         ( 字数:9460                 
图片说明:
图1.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右一)陪同下,视察四川“大跃进”的“样板”地区郫县红光社,拉开了四川乃至全国“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图2.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四川“大跃进”的“样板”地区郫县红光社时与向身穿补丁旧衣服的贫穷农民问话。他可能不曾料到:他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拉开“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带来灾难性后果让中国贫困的人民更坠入饥饿的深渊……
图3.   “不吃白不吃!”----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被强权推行了三、四年,“共产风”后患无穷。
图4.    当年高等学府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简单得可笑的土高炉也“大炼钢铁”,炼出的废铁渣成为“大跃进”运动祸国殃民“铁的证明”。
图5.   虚假的“丰收田”里,谷穗上可坐人,其实是将十多亩庄稼移到一处“乔妆打扮”而成。
〈本文节选自作者尚未出版的《文革高潮中的四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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