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锋犀利的文学批家蒋蓝文章： 《读者》王朝与媒体消费主义 、“体制外写作”与自由精神.... 作者： -上传日期：2006/4/30 笔锋犀利的文学批家蒋蓝文章： 《读者》王朝与媒体消费主义 、“体制外写作”与自由精神 .出卖穷人就是出卖基督 《读者》王朝与媒体消费主义  蒋蓝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将在今年９月正式推出原创作品版，这是继《读者》（乡村版）、《读者欣赏》等系列杂志之后，《读者》家族又添新成员。也许随着原创版的加盟，已经搭建起来的《读者》王朝，随着《读者人文读本》中学生版、大学生版的“雪球效应”，不但将把“《读者》神话”推向每一个角落，而且还将在思想的天桥上，走出它特有的缥缈猫步。因此，《读者》那“人文关怀+贴近生活”的理念，就将获得“与时俱进”的容光焕发，正如为金子镀金。 准确地说，原创版其实就是文学版，就是文坛那几十号浮在媒体表层的明星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谈不上畅销，即便在文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关注者也往往是文学的管理机器和评奖机构。但是，一当把他们招集于《读者》的麾下，原创版首印就是50万册，这不能不归功于《读者》具有新瓶装旧酒的魔术。可见，“神话”不是吹出来的，神话具有移形换位的技术，能够使大学生和小商贩都可以从同一本杂志里尽情获取自己的想像空间，大学生幻想自己很快可以成为比尔·盖茨的哥们儿，小商贩幻想自己的公司有望在美国上市，于是，他们脸上呈现出来的读后感，愉悦地团结在一片钢蓝色的天幕下。这份能耐，即使美国的《读者文摘》也未必能够做到啊。 这就使我们发现，仅仅通过文字就能将一个人的神经予以重新编排，不但可以使“有了快感你就喊”，还能让你没有快感也要叫，这些叫喊汇集成的滔天语流，使得《读者》以挪亚方舟的惟一身份横渡于消费主义的时代。这无非是再次验证了一个古老的定理：文字就是意识形态。而《读者》通过20年的努力，不但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权力，而且正在拥有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 作为媒体消费主义的执牛耳者，《读者》的话语系统从一开始就卓尔不群，体现了某种前瞻性的能力。杂志将自己的读者定位为一群刚刚浮出生活水面但暂时找不到码头靠岸的人群身上。一方面是抢占市场，为利益所驱动，但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最广大阶层在文化方面的欲求获得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阅读合法性。《读者》杂志在中国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它还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读者》文化现象。这种文化为了区别于普通的通俗或精英文化，那些刊物是喋喋不休地强调所谓的品位和情调来标榜自己。但《读者》大打人文精神牌，但开设的却是心灵鸡汤的流水宴，让愤世嫉俗者化淤顺气，让得意者更上层楼，让失意者找到重新开始的勇气，并让道德家欣然释怀。实际上，《读者》是以低价位的物质消费来换取自己在读者精神层面上的大面积占领。在这个基础上，它宣告了一个事实：只要是在消费时代，以不变应万变，《读者》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看来，与低俗相对的，除却超然，还有对人生、人性的真切关怀。这种关怀散发着一种绵绵磁力，吸引着寻求温暖的灵魂。曾有一位北京的读者在信中说，看《读者》的文章，“无论结局是喜是悲，主人公们的生活激情、博爱和自我鞭策令人回味无穷，这感受使我像久置的蜡烛，一下被点燃了灯芯，猛烈燃烧起来；……这里有一种力量，把人向上扶起，继续向前！”于是，《读者》的道德指向就显示出来了，不但指引了方向，还起到了稳定社会的巨大作用。 我偶然浏览到一期《读者》的目录：《感恩的心》《起死回生的一骂》《一次难忘的偷拍》《奶奶的初恋》《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标题是告诉我，这些东西由“文学化故事”、“哲思随笔”、“人生笔记”、“社会调查”等等文体组成的，由经历到经验，从具体到抽象，文章的最后往往有结论式的道德感悟，并刻意成为中学生喜欢抄写在带锁本子上的名言警句。这样的文体似曾相识，觉得我的学生时代作文老师就是这样要求的。照我看来，这些充斥于版面上的大量所谓“哲思随笔”、“人生笔记”，无非就是1％的思想加上99％的糖精水勾兑而成的大众精神饮料。这不一定是作者水平的真实反映，而是《读者》的流水线只生产质检部门认可的产品。 思想繁复一定是不适合大众阅读的，也是一定不会畅销的。因此，这个《读者》的鸡尾酒的配方，就犹如可口可乐的秘方一般。《读者》给人的感觉是文体清浅，思想的色素只能有那么一点，恰好使你的刚刚不能透视到色素以外的区域。这既可以使拥有初中识字能力的读者大饱眼福，也可以让小资们暗心窃喜：他们明白什么是人生哲理和思辨了。 因此，《读者》的文体意识，是指人们在欣赏中对它不同文体模式的自觉理解、熟练把握和独特感受，是对《读者》一种能动的再认识。对刊物来说，它会根据来自政治指令来默化为自己的思想，并恰当选择从大量文本中抽象出来的某种文体模式（具体包含体裁的特征、功能、作法、要求等）建构自己的文体模式，以实现在读者那里既定的理解意图和审美理想。《读者》以这种文体模式为坐标和参照系，在消费主义的时代确立了自己的运行程式，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对读者而言，他们只会按照文本所提供的内容，运用头脑中先于阅读的某种体裁类型，去解读、接受文本所携带的某种语言的、思想的或审美的信息，同时，又在它的未定空白处，赋予潜移默化的新义。 面对《读者》花哨的文体，强大而隐秘的煽情技术，魏明伦撰文赞扬道：“它不靠枕头，也不靠拳头，却能够保持在月发行量400万的首位，是适应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兼顾了各阶段多元的审美需求，此杂志有容乃大，所以才会赢得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人的共同赏识，而个别人对它说不，那么我们作为读者也可以对他说不。”这个“说不”的口气听起来就不像“大文化人”的气魄了，也不符合《读者》的包容性。既然你可以赞扬《读者》为天上美文，别人发表一点异议怎么就不行了呢？读者只是希望《读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读者》面对的主体，其实是陷入幻想和现实的尴尬境地而迫切希望成为致富能手的大众，但鉴于生活却依然平淡和毫无起色，《读者》的文字幻象功能粉饰了社会的真实面目，化解了心理矛盾，成为了大众奔向富裕的一个温暖驿站，一些人甚至希望驿站里出现羊脂球。《读者》所制造的欲望冲动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甚至，它的物化倾向改变了大众的生活观念和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它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将杂志提供的文字生活方式误以为是惟一的、唾手可得的生活秘术，正是大众被误导、被塑造成精神上的单面人的一大原因。     但是，绝大多数读者评论可以解除以上分析的担心，甚至证明我的分析是杞人忧天。这些铁杆读者说，《读者》在庄严的布道中带着难言的亲切感，它的旋律纯正而轻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使灵魂蒙上灰尘，而此时它则提供一种精神沐浴。既然如此，那就沐浴下去吧，直到木头上可以长出菌子！ 《读者》长期在国外发行只是姿态性的，如今，《读者》终于开始进入北美市场。刊物主编彭长城指出，《读者》在北美市场的定价为2.5美元，他们希望美国大路文化公司第一年每期发行《读者》5000册，以后每年增加5000册，5年后总发行量累计达到75000册。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5年75000册，按每年24期每期2.5美元计算，总销售额将达到450万美元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我们期待着《读者》赢得更多的读者，也希望其“越保守越有力量”的理念得到检验。如果能够做到全球人手一册，那就更好了。       “体制外写作”与自由精神  蒋蓝  尊崇自由甚于其它价值，即使是超过平等及正义。 ——大卫·斯匹兹临终之言       自2003年“非非”提出“体制外写作”概念以来，其引起的反响固然热切，但没有得到传媒的普遍响应。我的感觉是，这有些像一股潜流在悄然溶解坚冰，伴随着这个词汇的深入和普及，不断有更多的写作人和批评者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因此，透过冰释之水，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目睹水中冰山的板结构造。进一步澄清伴随而来的歧义与事物的阴影，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此，我无意谈论玄学。在我写作《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实践》一文近2年之后，我只想再讨论几个基本性质的小问题。有质疑者说，“体制外写作”的提出，没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二元对立，却远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体制外写作与“二元对立”     对于西方人来说，自古希腊以来的思维模式传统一直持“天人两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立场和方法，为西方文化塑就了一条明晰的思维演进之脉，不断获得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之金，成为了其思维方法进一步强悍的动因。二元对立演绎出来的思维成果，俨然已经堆积成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绝顶之峰。因此德里达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错误前提是古希腊哲学奠定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声音中心主义。这两者造成了时至今日的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感性与理性、内容和形式、时间和空间、质与量等。在语言中，则表现为能指和所指、声音与符号、历时和共时等的二元对立。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到处充满着一正一反的语词的大剂量使用。德里达还指出，两两相对的两个词看似平等相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前者总算处于优势，而后者则往往被认为是不好的，被排除在边缘。这些等级思维存在于几乎所有的形而上学家的思想之中。从笛卡儿开始一脉相传，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统一性、直接性，贬低差异性、矛盾性和背谬性——这就是控制了人类几千年之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要反对这个模式。但是，我们至今无法否认的是，认识一切基本问题，没有这个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就无法更为精密的前进。道理很简单：连自由主义反对一元专制、将自己的价值趋向凸显出来时，这同样是动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何况，在中国语境中，传统文化的演绎言路恰恰没有任何对立性可言。传统文化总是在强调调和以及元融，似乎把握了恍兮惚兮的原初状态，就把握了事物的终极状态。从现实立场着眼，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套为政权的正常运行而诞生的主旨在于“排忧解难”的学问：对上——娓娓进言，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啊；对下——却让大众安心于“普遍意义的黑暗”，并让大众把希望寄托于坐地羽化或者玫瑰色的来生。     在这个认识谱系之下，现在的知识人仍然顽固地急于超越和否定理性认识的逻辑，继续开出“天人合一”、“和合哲学”等等混合性药方。可是问题在于，在这些“元问题”都没有弄清楚之前，大肆强调“和合式”的多元并企图予以超越，就有鸵鸟主义的意味了。具体地说，“体制外写作”的提出，必须打破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一元话语独断专行的局面——它必须直指问题的本原。通俗点讲，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人曾经问过周伦佑，为什么“非非”不使用“非体制写作”或者“自由主义写作”之类的概念呢？为什么非要使用一个具有“对峙性质的命名”呢？对这个问题，周伦佑有他的答复，我的看法是，如果使用“非体制写作”或者“自由主义写作”等称谓，其范围固然更大，但其抽象的指向就大大失去了现实意义。准确的说，是失去了抗争的指向和反对的现实根性。     有论者立即针锋相对地给我指出：强烈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单一思想，恰恰就是最强势的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的眼里，真正的写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该去提倡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因此，在以急进主义为主流意识的“非非”价值观念中，甚至不惜通过一种“强力话语”来让另外的写作人去尝试一种他们认为的美好的自由写作。我以为，关于这一点，在国内许多“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人眼里，得到了极大地误读。     我要说的是，“非非”提出“体制外写作”的概念，既不存在“强力话语”，更不存在让“让另外的写作人去尝试一种他们认为的美好的自由写作”的幻觉。首先，“非非”不掌控任何权力麦克风，更没有成为一些官方媒体“影子内阁”的企图；其次，提出“体制外写作”，不过是希望廓清长期笼罩在写作域界的瘴气，彰显自由写作的本来形态。这就必须触及体制写作的死穴，指出它对自由思想的空前蔑视和威胁，这是“非非”的第一要务；阐明“体制外写作”的价值构成与广阔纬度，彰显自由与对笔力、对现实的深度进入，就是一切自由写作人无可回避的本质工作——这，难道是“非非”强加给写作人的“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吗？     而且，一当确立了“体制外写作”的整体格局，它统摄或涵盖的多元观念就显示无疑了。我们可以承认，“体制外写作”并不是“非非”的独门秘籍，它不过是自由精神成为世界潮流的大势背景下，一种锐进的表达方式罢了。     一言以蔽之，用锐进的命名和策略，彰显自由写作的精髓，就是“体制外写作”提出的动因。     而且在我眼中，自由、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自由主义就类似于一团雾气，从外说是一种格局；从内讲可以成为一些人的价值核心，它的确是人类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常态。但每每在需要对极权话语说“不”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土遁于“自由的画饼”中，继续其主义的臆想。而汉语版的自由主义，更就是身着改良主义道袍的硬壳礼帽。我们目睹了太多的这类礼帽的反光。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正是提出文化多元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也就是将生活或写作的问题剥离于政治，使它成为私人问题，政治只解决秩序问题，就是让俗人、庸碌的普罗大众能够过上一种和平生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价值多元主义，它把解决美好生活的任务交给个人，交给各自迥异的信仰。     可惜的是，这番乌托邦式的言论，在中国这个后极权语境里，在经历了漫长的毫无立锥之地的境遇以后，目前在网络空间开始由“急冻”状态得到了快速升温——有些像一个不良于行就急于参加蹦极运动的人。自由的因子可以存在于写作人的大脑里短暂兴奋，却很难在行动里得到独立性的捍卫——缺乏因为自由受到戕害而必须进行的抗争，所以，自由主义的写作人往往只能以纯文学、纯艺术的面目的出现。但是，我尊重这种蕴涵着理想的“沉默的大多数”，“非非”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具体写作里，更实际地开始反对那种对自由大施暴虐的独裁语境。     所以，“体制外写作”只朝着自由精神而敞开，更不需要取得自由主义和汉语版的自由主义者的批准。                                体制外写作与“证伪”主义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覆盖一切的重音。除了那些还牢牢地掌握着专制机器的孤家寡人及其体制还在自欺欺人地维护那些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真理，自由主义已经在高声宣告：所谓循环的历史，已经以自由主义的方式予以了终结！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波普尔，其证伪主义理论横扫知识界，目前也波及人文领域。     所谓证伪，跟证实是完全不同范畴的概念。证伪是一切学术和科学的真基石：它们之所以不同于宗教与谬说，就在于它是可以证伪的。由于真和伪都具有排他性，即，真的不能是假的，假的也不能是真的，没有交集，所以二者的证明价值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伪”也是事实的一种，因此证伪即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证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实证主义常识。     所以，“实证”不仅包括证实，而且包括了证伪。现在，我试图回答一个关心“非非”理论的读者的诘问：如果“体制外写作是有效的”这个判断是全在的，那么，“体制外写作是有效的”这一命题是否可以被证伪？     在此，不妨略略挪移一下话题。     学者甘阳在《关于研究美国宪法的一封信》里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波普尔试图用证伪理论划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结论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因为无法证伪，但哪里想到他第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研究新古典经济学能否证伪，结果是无法证伪，因此也是意识形态，不是科学，把他气得半死，这个学生结果没有拿到学位。     这说明什么？在我看来，这说明了另一种广义的“证伪”悖论。就像对于“苏东波”的共产主义的大面积彻底失败，而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可以有理由争辩说，失败并不是对革命导师的经典理论的证伪，而恰恰是没有完全按导师当初的设计而造成的。而其实呢，这种证实法却用错了地方——尽管马克思主义被宣称为严密的“科学”，但却是无法证伪的科学。     卡尔·波普尔曾经说，看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严格的全称陈述有一个显著的逻辑特征，只能证伪，不能证实。     人们一定要注意的前提还在于，证伪主义固然可以成立于严格的知识学领域，它不可能由此而获得开往形而上王国的免费通行证。由此看来，在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普遍规律诸问题上，以及人文领域的众多系统当中，涉及有关形而上范畴的东西，就不存在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所以有关形而上领域的价值甄别，都不可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因而也就不适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我们更进一步，可以指出，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文学理论和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因此，所谓“体制外写作是有效的”这一命题，我们只能在价值系统予以判定，它无所谓逻辑意义的证实与证伪的问题。     哲学—美学—形而上学判断，肯定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判断，由于形上学理性概念本身的含混，对理性概念的判断只能是哲学—美学—形而上学判断，而不可能是科学的可证伪性判断。     不过，这个诘难者的问题，倒是引起我的不少思考。一个真正的科学定律或理论是可证伪的，因为它对现存世界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一个理论断言得越多，甚或是极端片面的，但因为它表明了世界实际上并不以这个理论规定的方式运动的潜在机会越多，就是说，其信息量越是广大，也就越有思考的价值。”一句话，证实是认识历程的常识，而证伪则是认识史上的先锋派。 波普尔坚持的一种基本原则是：“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他把此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剃刀”。如果我们再套用这个奥卡姆剃刀的派生物，得出的结论则是：体制写作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                       体制外写作与“自由”和“自由主义”     厘清源头，才可能洞悉事物的本来面目。《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里，收入了卢那察尔斯基《出版自由与革命》一文。卢氏把是否皈依体制，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本质性命题。他批评了那种“革命的思想与自由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混乱观念，直言自由与革命根本不相容，也不能相容。他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没有一次革命建立起自由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这番话语，时至今天，已经在体制写作里不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硬化，后极权时代更为这道钢筋水泥的防风墙插满了花朵和绿叶，使之成为一道逶迤的和谐文学风景。于是，我们不但看见了那些从防风墙的窗户里伸出头来打量生活的职业写家，而且还看到了大量的头撞南墙的民间写作人，渴望晋见的前赴后继的身影。     自由和自由主义，似乎成为了晋见者们念念有词的符咒，孰不知从没有芝麻开门的奇迹。     因为我们注意到，90年代以始，在汉语版自由主义者的言说里，鲁迅居然也成了自由主义者。他们先在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中发现矛盾，将鲁迅脱离左翼阵营，然后，对鲁迅热爱自由的天性进行提炼，终于也将鲁迅加入了中国自由主义的谱系。起鲁迅于地下，想必他会这类“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予以断然拒绝。所以，鲁迅始终是汉语版的自由主义的一面照妖镜。     在这个意义上，林贤治为其新著《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所写的《题记》，就具有了奇异的新义。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林贤治的论断。他认为：“对于鲁迅，我以为，他是中国的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标志就是与权势集团相对立，而致力于阻拒国家对人——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及生命个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剥夺，而且，自始至终，坚持个人的自由实践，体现了作为一名叛逆的精神战士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这与其是对鲁迅现实根性的强调，不如说是林贤治透过夫子“一个也不宽恕”的决绝，所发现的恒久光亮。显然，林贤治不是从胡适谱系的自由主义定义而看待先生的——而这一点，我认为正是“体制外写作”富有深长意味的现实意义所在。只是，我认为鲁迅“是中国的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应该理解为“是中国的最彻底的自由精神捍卫者”，恐怕更接近鲁迅的本义，也不致引起误解。     本文着意强调的自由和自由精神，应该属于价值领域而不是知识范畴。因为这一立足点可以在康德哲学里找到论证。这位对理性的功用与局限有着深刻把握的哲学家，将意志自由与上帝及灵魂不灭三者并列，指出它们是“思想”“信念”，属于“实践理性的公设”而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所谓知识。但另一方面，为自由价值构筑知识学基础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由此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宏大思想阵营。但是，我以为从整体上说，这种“思想阵营”的建设意义主要是在知识学方面，而“非非”却认为是应该是首先在价值方面予以体现——例如对封建专制、极权主义的批判。     哲学家霍布斯对自由的定义为人们所赞赏：对运动不存在外界障碍，是谓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与必然性是一致的。同样的道理，自由写作是对必然性的深刻反映，是写作的应然状态。所以，写作对自由的依赖和卫护，就如同人类对空气的需求一样自然。     由于一些自由主义者没有完全弄清楚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区别，他们多是抱着自由主义追求的最终结果就是内与外平衡的目的，于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平衡状态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不反对他们的自由，但他们为什么却要帮助体制来“规劝”我的自由呢？何况，一些人很容易用简单的体制内、体制外的对立观点来乱贴标签，而且目前事情正在混乱化。这个问题必须澄清。     周伦佑其实早已经在《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里予以了价值界定，但我还是不妨再简单地“反向”强调一番：     第一， 不能以一个写作者的职业作为划分体制内写作、体制外写作的标准。但那些以弘扬体制指令的职业传道士不在此例；     第二， 不能以一个写作者未觉悟前的阶段性写作，作为划分体制内写作、体制外写作的标准。但那些机会主义的墙头草不在此例。     我想，这些问题并不高端，也不高蹈，它们都是低端的，但这些标准充分体现了一个着力点：我们仅仅是以写作的价值向度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向度以及美学向度，来作为其划分基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外写作”的提出，必然会与一些汉语版的自由主义发生根本冲突，但与自由精神的价值立场却并无悖谬，反而将积极促进写作“清醒地自由发展”。     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自由高于存在”。自由充满张力的，自由是扩张和永不停息地创造，自由是个性力量充盈并向真理敞开的的呈示。自由是历史赋予人们追求真理的义务，尽管求真之路遍满危机和火焰的荆棘。自由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产生的，就像汉语中“非”字的意义，在对立中打开翅膀。自由精神统领的是飞翔的生存。     “体制外写作”之锋，永远指向了那些实然的、御用的、厚黑的、以遮蔽为职能的、一脑壳扎进专制裤裆里的写作和所谓冠冕堂皇的“正典”——如果连这些谬说我们也不反对，如果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予以反对就意味着“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的话，还要高喊“忍耐比自由还更重要”予以自慰，那么所谓自由和写作，就成为了十足的谎言。 2005年10月25日在成都                                             2005年11月13日改定     出卖穷人就是出卖基督  蒋蓝      止庵先生在《由〈舒芜口述自传〉谈起》一文里认为，《舒芜口述自传》中两段文字，有助于理解两个问题。一是：“这（指宗派主义）在他（指胡风）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一是：“他找我谈话，我当然是不敢反抗的。既然林默涵发了话，我就不敢不按照他的‘指示’编出了那个材料，……”如果说“不敢不”更多体现“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不能不”就该由“某一个人”承担了。附带说一句，这里“不敢不”，尤其是“不能不”，未免简捷轻巧；读书至此，竟然打个寒颤。     这种阅读感受，估计玩味过《舒芜口述自传》的人都会有。说实话，我阅读这类文字已经比较麻木，因为围绕舒芜和舒芜事件的批判和诡辩，其绞缠的篱笆恰好构成了当下知识分子的道德景观。而实际上，当“抓屎糊脸”可以成为“无辜者”面具的理论背景下，这种道德美容术可以让远观者不闻其臭，反见其俨然。往事已经远去，人迹正在消隐，唯有那些不知情的飞虫，顽固的、用如蝇逐臭的麇集态势，勾勒出一幅饱经危机的道德地图。如果说，老而弥坚是舒芜的身心姿态，那么，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他坚持的面具，正是“本脸”的空气动力学实验。     回顾一番舒芜如何酿成舒芜事件，并得出绝对合一的结论，应该是我的功课。《论主观》所造成的巨大反作用力，舒芜心知肚明。因为从体制铜墙铁壁反弹回来的力量，不但可以将发射者四散的力道予以高度集中，而且，反弹力当中，往往会混有原来根本不曾有过的东西。就好比你迎风撒出一把沙子，但反打到自己脸上的，就不只是沙子了，风赋予了沙子以革命性动能，必然会使麻子密布的面庞，呈现进一步的品行色斑。这个道理，以舒芜的睿智，不难洞悉。于是，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1952年5月，他在南宁写了一篇《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投给武汉市的《长江日报》，于5月25日发表。“还有几个人”，肯定了“他们”和自己一起，也就是“我们”，当年如何反对毛主席的《延讲》。后来有人总结这种模式，谓之“推人下水”，显然比“拖人下水”更为与时俱进。这个对“厚黑学”的技术性补充，必然是致命的。6月8日的《人民日报》将此檄文予以转载，并加“编者按”，首次公开提出“胡风小集团”问题。于是，胡风作为大批判的对象，便站在文字的光天化日之下，被推到国人面前。     舒芜是具有预见性的人物，因为他已经从1952-1953年系列批判胡风的会议上嗅出了异样。我认为，这是体制在继续1948年林默涵、邵荃麟、胡绳等人清算胡风文艺思想的“未尽事业”，引起了毛的高度警惕。在1955年1月，中央关于批判胡风的报告的批示中，就已经把胡风集团的性质确定为“反党反人民”了（见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如此先定罪再找罪证的做法，并非超常规，乃是由封建专制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必然过程。事情虽然已经定性，但急需钢鞭材料。     历史是很奇怪的，影响它拐弯的事件，往往是由那些并不以“肩负历史使命为己任”的人来一手促成的，这一现象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悖论。1952年下半年，舒芜从远离话语中心的南宁赶赴北京，参加“胡风思想讨论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肩负着为胡风开刀防血的使命。林默涵发表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发表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如果说这两篇文章的基调，构成了舒芜出刀的两道保护绳，那是抬高了林、何两人。历史很清楚地呈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大凡从“敌人阵营反出来”的人物，为博取信任，他必须以更极端、更残酷的姿态，来迅速消除“正义阵营”的怀疑，以实际行动赢得立竿见影的信任。舒芜的放血管道是长达2万字的《给路翎的公开信》，放血部位是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时候，他的口吻，俨然有宗教审判所的语感了。     卖无辜者的血，作为一种由业余逐步发展为职业化的手段，从技术的精益求精到操作者心性的彻底改变，并一蹴而就的。如果这样做还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那就像奥塞罗在掐死妻子时说的那句话格言一样：“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能停止！”运动向纵深发展之际，一位领导人指示，需要着重揭发胡风的宗派主义（人们后来注意到，红色语境里的“宗派主义”，基本就是“反党组织”在被粉碎之前的称呼）。这时，舒芜欣然交出了胡风从前写给他的百来封信，摘录了其中34封，详加注释，于1955年5月13日发表了《胡风反党（后改称“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但是，就在这批材料发表前一个月之前的1955年4月13日，舒芜就以超人的嗅觉，率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这篇文章更早地表明了一种精心的布局：将文艺分歧演变为意识形态的斗争。     张业松先生在《一则日记材料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一文结尾写道：“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现在已经收入《胡风全集》书信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去检读，如果您从中体会不到毛泽东、杨尚昆、以及当年举国上下的读者曾经体会到的那样一种强烈的震惊感，那么您应该不难体会到另外一种震惊，即：舒芜当年在对这些信件进行加工处理时所体现出来的才华，的确至足惊人。”     这是一系列按照个人蓝图而苦心实施的计划，因为，“迫于统治和要求革命，还是自觉地革命, 这是区分混饭者和革命家的标准。”体现了一个人刻意把自己“闲棋”的身份，转变为“过河卒子”的苦心。没有威胁，没有恐吓，一旦越过了底线，只有拼命向前。     在这种心态面前，有人将此归结于“时代的悲剧”，其意义就等于消解了主体意义。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有没有“时代的悲剧”？曾静、张熙出卖吕留良家族，有没有“时代的悲剧”？当李九莲被其男朋友出卖的时候，有没有“时代的悲剧”？当一个军国主义的刽子手面临审判的时候，却声称自己不过是执行国家命令，因此自己没有任何责任，这是否又是“时代的悲剧”？这让我联想起现在很多知识人为周作人鸣不平的“学术倾向”。将周的学术、文学从德性之中独立出来，认为周的附逆之举不过是“时代的悲剧”。真是想不到啊，时代的悲剧，正在成为一个漂亮而坚固的盾牌，以群体的态势遮蔽了个体确凿的罪行。     什么是“时代的悲剧”？把现实中一切肮脏、丑恶的情状归罪于社会制度，或者某项运动的始作俑者，这就是目前中国一些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移型换位”技术。长期以往，极权主义统治欧洲也有漫长的时期，但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地出现中国式的残酷？极端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对“反右”、“大跃进”、“文革”负责，更必须对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钟海源的死亡负责。放之于“时代的悲剧”，出卖亲朋，出卖丈夫，出卖恩师，对李九莲进行活体取肾，这些事仅仅是“时代的悲剧”吗？为什么接受了千年灌输“仁爱忠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其道德底线如此不堪一击？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自行从内部突破道德底线的革命方式，不但没有造成彻底的“自保”，他们在大面积殃及无辜的同时，也以铁板钉钉的方式，将自己钉在了他们注定的那悬挂的位置！如果说这些恶现象才是“时代的悲剧”，也许孰几近之！     如果不从法律角度入题，那么，提出“时代的悲剧”又有多少局部意义呢？肯定有。比如，封建专制主义长期以来所使用的告密制度，忠于皇权高于一切，一直是统治方略当中的一大核心。告密制度其实是对皇权忠诚制度的具体体现，它含有的株连策略往往成为肢解当事人的锋刃。这可以剖析“御术”对人心的腐蚀，让后来者警惕。这方面，我们在诗人石天河的《回首何堪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长文里可以完全洞悉其奸。可是，当所谓的“秘密”连当局也未必认为是异端的时候，如何把“秘密”包装为足以让当局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可怕目标，激发其痛施杀手的血气，就成为一些人开动脑筋的领域了。因此，学者们提出的所谓“缺席的权利”，对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古时“君子不党”的遗风，其争做急先锋的激情主义，在专制的激励机制下，终于得到了恶性膨胀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人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在西方和东方，姑且不论是否知识分子，作为具有行为自治能力的常人，有一条清晰的道德底线不能逾越：杀父娶母的母题和卖友求荣的母题。前者涉及私人伦理，后者关乎公共伦理，从这两个端口之间连接起来的警世之线，维护了社会、信义的最基本尊严。     实际上，基督教、儒家思想不遗余力地在维护这个底线。基督徒的忠信，既要有所信之道的真理基础，又要有信心而遵行主道、坚守主道的至死不渝的气节、气魄与气慨。这个忠信就是只认真理不认人。因此，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必须同样讲究忠信。忠于信仰、忠于事业、忠于大众、忠于职守、忠于爱情、忠于朋友、忠于同事、忠于子女……忠于所服务的对象，这许多方面的“忠”，其实完全一致。与忠信相悖的，是食言失信，是背信弃义，是背叛出卖，是灵魂舒舒服服地堕落。所以《圣经》将卖主卖友相提并论，正是因为出卖朋友就是出卖忠信、出卖灵魂，也就是在这件具体的事上出卖了主。     如果我们不认为儒家学说只是一种道德说教，或者说只是一些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规范和信条，而是认为儒家心性之学乃是统贯天人、内外、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为一体的，那么，其思想必然要渗透到一个人的内外。在这方面，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国人重视人伦的基本特点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特别重视忠信。在这种伦理关系中，中国人都替对方设想，将心比心，人人都超越个人的自私心，而从对方的心中去发现自己的价值。     如果说，这些德性在“五四”时期被激进的人们视为“三纲五常”一股脑儿地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那么，作为“五四”之大纛的民主与自由，显然在舒芜身上，同样没有得以真正地扎根。慎之先生说得好：“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在哲学家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使用公共理性去探索和评价自己的处境，在某种程度和时刻内超越私人理性的局限，自己照亮自己。所以启蒙必须是，也只可能是个人内部进行的工作：自己对自己的启蒙。舒芜是如何完成自己对自己启蒙的呢？在他的心目中，个体的生存利益是远远高于人格的尊严与精神的独立的。至于他写《回归五四·后序》以及《〈后序〉附记》、《又附记》的晚年，也仍未回归“五四”的个人承担的启蒙意义上来，不要说像鲁迅那样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一并解剖自己，肩起“黑暗的闸门”，就是在缄默中维护独立精神的操守，也稀薄得形同褴褛。因此，舒芜那些关注妇女命运的篇什，与周作人关注妇女解放的大量文章一样，向度固然没错，但由此照应他人格主体的巨大缺失，回避了人格独立、自由精神的价值向度，倒是十分有趣的。     因此，舒芜的忠信观念，如果用那个被誉为“我们行星的保护神”的领导人的话来说，那就是：“革命家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人生观、革命观、组织观、道德观是以领袖观为前提，而领袖观的基本核心归根到底是对领袖的忠诚和孝心。”     处在一个传统伦理与五四精神“两不回”的境地，还在喋喋不休为自己辩护的人，所谓忏悔一说，就成为真正的天方夜谭。     的确，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自己灵魂的要求，谁也不能要求林默涵、舒芜、余秋雨等人忏悔。就像林默涵对黑暗往事的慨然声明：“我决不忏悔！”也许，“拒绝忏悔”的最大根性，不仅仅是他们内心畏惧灵魂之痛，而恰在于他们已经没有被宽恕的余地了，所以，强硬地坚持到底，自己为自己安心，总比“羞愧的犹大”处境要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少人又指责鲁迅“一个也不宽恕”过于尖刻呢？胡风、乃至受胡风集团牵连的众人，有什么理由要宽恕卖友求荣之人？     在这个语境之下，我能够体味“一个也不宽恕”发出的哀号之声。甚至，如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言，原谅敌人往往比原谅朋友容易得多。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临终前的遗言说——“我愿意宽恕他们（敌人）的整体，但决不宽恕他们的个人。”我想，此话已经托出了我想诉说的一切。聂甘弩在《胡风八十》诗中说“不解垂沦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把胡风比作和天帝作战的刑天，我宁愿相信了这无头的战斗之躯，同样在行使着“不宽恕”的使命。     在一个缺乏基本是非的语境中，道德底线正在被一些高标的自由知识人竭力搅和为“个人自由”的世界，因此，所有的出轨之举开始被学术、文学等等遮蔽，这很容易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如今，已经不是是否愿意与之“接近”的问题了，而是道貌岸然者正以无辜的姿态，轻装上阵，与真相狭路相逢，并企图胜出。     也许，近几十年来，来自意识形态的道德评判已经让人们草木皆兵，反对道德评判是一种道德官能症的条件反射。但问题是，道德底线维持了这个世界个体的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一旦超出，必然对自由构成最大的戕害。古巴领导人非德尔·卡斯特罗有一句话：“出卖穷人就是出卖基督”，这个反复出现在哈瓦那广告牌上的口号，其实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很清楚：姑且不要谈什么知识，什么妇女解放，什么学术，一旦放弃了这条做人的底线，对此的一切言路就已经自动断绝了。也就是说，我对那些空降到舒芜周围的帮忙者，所产生的联想，肯定比舒芜本人还要多。这是否正是“舒芜事件”演化出来的“舒芜现象”呢？在后极权主义的加时赛过程中，类似于舒芜的“吾道不孤也！”的感叹，也许，还将延续更长的时间。                                              2004年11月23日在成都 掌声的精神分析  蒋蓝  一、     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上卷第69页，记载了一个热烈鼓掌的政治案件。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区党代表会议，小城的要人们均参加了这一盛会。便衣警察像习惯性的雪渣一样，渗入到大厅里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后，进入晚会的高潮：朗读致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效忠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继续不断：达三四分钟；人人知道密警察在监视掌声，谁也不敢停止鼓掌。6分钟，8分钟……由于无止境地鼓掌，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9分钟，10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情形如何结束。在持续到11分钟的时候，在讲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当晚，造纸厂厂长以“别的理由”被逮捕，并判刑10年。审判结束后，侦察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这不是极端现象。我们可以在另一个典故里得到佐证。赫鲁晓夫拍了一些宣扬政论的影片，通过行政手段让人民必须观看。他很想知道人民的反应，于是便微服出巡。某天，他来到了莫斯科的一间电影院，当影片结束时，全声的观众都站起来热情地鼓掌！赫鲁晓夫看见些景，心里相当满意，这时，旁边的人突然推推他的肩膀，小声地说道：“喂，你不要命了吗？还不赶快站起来鼓掌，这附近有很多的秘密警察”！     鉴于鼓掌这个动作已经脱离了马拉松性质，正在向永动机的原理靠近，索尔仁尼琴(Solzhinitsyin)试图回答“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的努力，就不是依靠达尔文（Darwin）先生的物竞天择的原理可以完成的了，这必须要到灵魂深处寻找答案。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自视为人民公意和人民道德的化身，作报告时，他通常这样来区别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不幸者。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这并不是特殊道德坐标，因为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i）说过：“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 / 谁就是 / 反对 / 我们”！在如此清晰的路线面前，人们很容易区分“敌我”。因此，这个多年前阅读获得的细节，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它每每被“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澎湃”的现实所激活，将想象的空间拓宽，就像狭窄的良田被混凝土拓宽，成为生长商业和利润的广场。有关盛世太平的莺歌燕舞，在超常规的、爆炸式跃进的主旋律中更新换代，人们的脸笑如葵花。但葵花伸出了手，手拉手，双手合什，又猛烈分开，一片镔铁片自我敲打的声音，把朝阳花的忠诚，托举在钢蓝色的天幕下——这不是臆想。这是我幼年多次参与表演的一个节目，叫“葵花拍手向太阳”。     大约我是葵花阵中最大的一朵，在邻居家里也得意地舞蹈，小手拍得叭叭响，直到手掌发麻。这让右派邻居很高兴，他“请”出一张领袖像给我瞻仰。啊，啊啊，我在拍手歌唱的过程中抚摸领袖那韭菜叶一般宽的双眼皮。小手脏兮兮的，留下了二根手指印。当晚，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推开了家门：“请跟我们走一趟”！父母轮流背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跟着民警急走。我记得那些路灯，就像朝阳花的花蕊，把夜色剜出了一个窟窿。那一年，我大约5岁。     多年以后，这个检举我的右派邻居见我就靠边走，我走右边他就立马跳到左边，几乎贴上墙壁，长腿一伸，像一只爬墙的蚱蜢。当然，他不再是右派了，但他从来也没有成为左派。是什么呢？迈开第三条腿走第三条道路？鬼知道。我知道的是，我的抚摸落在权威人物脸上的黑手印，为我的后来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差一点被小学拒之门外。     父母对此很痛心，他们写了2尺多厚的情况说明，试图在文字中复述当时我的年幼无知，但2尺厚的文字令事情开始向更复杂的方向转化。后来父母不断告诫我：不要乱伸手。要鼓掌，要热烈鼓掌，不要乱伸手。是的，我必须按他们的话去做，不要乱伸手。要鼓掌，要欢呼，不然的话，他们还会熬夜写5尺厚的情况说明。     鼓掌伴随我的成长。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我发现自己不仅仅是拧着耳朵去让人灌溉的，还必须懂得鼓掌的技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无法沉默的。因为，发下来的文件上，已经在必须鼓掌的地方，作了详细注明：“鼓掌”、“热烈鼓掌”、“长时间鼓掌”、“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雷鸣般的鼓掌”、“全体起立鼓掌”、“夹道鼓掌欢送领导退场”……等等。在《顾准传》里就记载了一个细节：那个时期苏联老大哥在中国的地位如日中天，任何人不敢有丝毫怠慢，连苏联的文艺团体来演出，票面上都印着“请鼓掌至少三遍以上”！作为一种受到教育的回报，掌声和由此激发的欢呼，是听众唯一可以奉献的精神产品。而且，从掌声中可以迅速甄别当事人的身份，尽管这个身份需要一定的体力作为基础，但努力而为之，三鼓而竭再鼓之，就给人一种虽体力不支但仍然继续热爱和拥护的良好印象。不能去学那个造纸厂厂长哟。当时我们自然不知道倒霉的造纸厂厂长，只是知道不能停止。抚摸着红肿的手，那时我想，通过红肿能够产生什么呢？后来读到作家卡内提（Canetti）在《群众与权力》当中的话：“手的真正伟大之处是它的耐性”。那好，必须坚持，方能体现拍手的伟大。因此，每当在电影《新闻简报》里看到权威人物，在开始阶段，总有老师带头起立，高举双手猛烈拍打空气。老师往往把手掌弯成掬捧状，如此发出的声音就获得了一种类似空气动力学的能量，像纸盒被车轮踩瘪，爆破的声响此起彼伏。学生们在这个示范动作里明白了自己的义务，迅速全场起立，椅子立即哗哗啦啦倒下一大片，成为了启动掌声的先奏。什么时候停止，自然是等到画面切换到无关的事情上去了。但权威人物却又闪现出来，又发出最高指示……还没有来得及听清，又引起一阵椅子倒地的破裂声……     记得那个时候，掌声比较单调，就跟那时的蓝蚂蚁制服一样，掌声大致有急风暴雨式或整齐划一式。前者近似玻璃弹子在镔铁皮上跳舞，直到金属产生疲劳似的绵软；后者容易让人联想起开闸放水，一阵一阵地射，直至又汇聚为铺天盖地的交感大乐赋。于是，权威人物在声音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他们红光满面，保持恒久的微笑，双手也自然地鼓掌。当然了，权威是斗智不斗力的，是斗在其中而其乐无穷的，他们斜张左手，呈45度的斜面，中规中矩，具有指路人的造型，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反复按击左手掌心，从另一个侧面看过去，很像是在拍发摩尔斯电码，嘟嘟，嘟嘟嘟……     权威人物鼓掌，自然是为了感谢围绕而麇集的掌声，并不是自我表扬。人民么，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嘛。随着摩尔斯电码的连续拍发，群众是十分感动的。日理万机啊，此时无声胜有声，领导怎么还感谢我们呢？这一感动，掌声就很自然成为“雷鸣般的”或“暴风雨般的”。这两个约定的修饰词语是不能更换的，你不能说成是“惊雷般的”或“晴天霹雳般的”，也不能游弋为“狂风暴雨般的”或“冰雹般的”，尽管在比喻上后者更接近实质。因此，动用气象领域的现象，用之于掌声，更暗含了人定胜天、问鼎命运的隐喻。     这就意味着，掌声的打击力度，与鼓掌人的身份成反比：越是具有优越感的族类，掌声就越发文雅，而且鼓掌的手式就举得越高。他们已经习惯“于无声处听惊雷”！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上半部阶级会放弃在高雅音乐会上显示自己懂行的热烈鼓掌，他们更不会放弃面临顶级权威讲话时全面领会时慷慨鼓掌的职业权利。在一生之中，这是他们最不吝啬的时候。 二、    1927年，马雅可夫斯基写下了“向着陌生的而亲如骨肉的中国苦力”鼓掌的《最好的诗》，他刻画了越过乌拉尔山脉而来的支持的掌声：“手掌心里 / 揉洋铁皮，/ 欢呼的声浪 / 不断高涨。/ 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雅罗斯拉夫在鼓掌。/ 听起来好像 / 风暴 / 铺天盖地而飞，/ 去答复 / 一切 / 张伯伦的照会，/ 飞到中国去，/ 叫那些主力舰 / 掉转 / 钢铁的猪鼻子，/ 从上海 / 倒退……”文字的楼梯犹如检阅台前的方阵，方阵齐迈铁蹄，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没有人能够伫立于声浪的冲击中巍然不动。人不是礁石。声音总会打穿坚硬的外壳，让那些脆弱的东西暴露出来，接受声音的抚摸。佛说举手为声，在摩尔斯电码的拍发过程中，权威的心率总是激越的，他们焕发出来的仪态不怒自威，血往上涌，使得罕见的潮红占领了额头和耳根。     二头肌与三角肌的紧配合，左右对称用力，不是么？二元对立就是一元论的表现形式，使得热身运动的主体获得了一种均衡而单纯的激情，对即将开始的讲话是互利互惠的。权威不但活动了身体，也逐步让思维获得了预热运转的机会；而对广大听众来说，手指与听力的联动态势，势必为即将展开的正式节目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可以目睹大量的有关资料，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音像的，但比较有意思的，是一边阅读文字记录一边聆听钢丝录音的实况。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无疑对我们研究鼓掌的细节，提供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标本。风和日丽的北京，气温适宜，使得单一的掌声在空气中可以抵达遥远的地方。在声音的衰变过程中与另外的单个掌声产生共振，它们在墙壁上碰撞，反弹回来的碎屑又加入到新生的声音洪流中，烘托起如雷霆绕梁的阵势。但钢丝录音机的性能已经无法满足这强有力的集体发声学内容，权威的讲话在钢丝上打滑，就像“中法银民”的那句著名呼号，打滑的讲话迅速被掌声扶住，然后并肩携手共赴激烈的颤音。录音的钢丝比头发丝还要细，使得声音在达到一个高峰以后，再次激发起冲刺又一座险峰的欲望，窄逼的音路在雄鹰的翅膀下逐渐推开它刀刃一般的锋利，自然让聆听者联想起过草地爬雪山的峥嵘岁月。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出席代表为1026人，代表党的人1073万，这大约相当于一根手指代表一千名成员。这就是说，代表们非常清楚，自己手掌的每一次合拢或高高举起，必然是体现群体意志的，鼓掌不再是个人行为，不再是个人觉悟和美学标准的表达，而是一次慎重的民意展示。     因此，在这篇不足2500字的简短开幕词中，一共赢得了34次规格各异的掌声和一次短暂但沉痛的集体默哀，公众发烫的手掌刚好在默哀时分得到了血脉归位。一共出现的8次“必须”用比钢丝更为铁硬的质地，回答了国际国内的全部问题。毛显然不是那种“要”掌声的人，他甚至因为讲话被不时打断而显得不快，不得不加速，以快速的腾挪闪展来移形换位，不给掌声发作的机会（在别的一些发言中，我们可以耳闻目睹那种要掌声的提示尾音，刚刚抛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号，但并没有砸起水花，于是一句美声唱法式的“我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的深情咏叹，就暗示了手掌的预备）。毛语调高亢，尽管他不断在钢丝上用萦绕灵魂的韶山话修正前一句不小心流露出来的北方腔调，但过细的钢丝无法容纳他庞大的伟人意志的陡然转身，“绝对不走回头路”！他的语调略微迟疑，却突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在一片晃动的红光四溢的面庞当中。这个时候，毛断然停止了讲述，他一只手拿着讲稿，另一只手在讲稿上拍打，伴随稿纸的乱颤，那些团结的聚光灯光束被卸到了稿纸之下，就像一些字被悉数铲落。稿纸亮如镜子。这也体现了东方人与西方人迥异的鼓掌观。观众和听众鼓掌，表演人或讲话人也鼓掌，汉语中表感谢，互相表示友好感情；而英语中认为这是一种不谦虚的行为，自己不应该为自己鼓掌。因此，西方一些权威人物往往脱掉白手套，手套挥舞，在另一只手掌上打打，表示回敬。     此文已经发表在196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所有的掌声以括号的形式镶嵌在讲话当中，复活了“现在”的场景意义，以期鲜活于未来的任何时刻。人们不会忘记，当年９月之前，对高、饶事件、胡风事件的处理，使中共领导核心空前一致和团结。同年开始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抑制了私营经济，促进了国营企业的发展。仅仅在一年以后的６月，反右运动开始了。鼓掌的知识分子，鼓掌的民主人士，如1951年1月25日李维汉在《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里指出的那样：“两年来，各民主党派对人民事业是有很大帮助的。它向人民事业鼓掌，向抗美援朝鼓掌，向土地改革鼓掌，在国内外都表示了‘一边倒’，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们还不限于鼓掌，而且还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事业的工作”。事隔几年，不知道那些热烈鼓掌的会议代表，在会议以后，是否还有鼓掌的权力。恐怕高举双手，才是唯一的出路吧。     而更具有反讽意味的还在于，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仅仅几天，毛轻易就推开了回荡在耳畔的掌声。他讨厌如雷贯耳的铁定，对“八大”制定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表示了反对（见《因为现状可以改变》一文，原载《东方》2003年第12期）。     听这类钢丝录音听多了，我对掌声产生了一些怪异的联想。后来看到单位的秘书在起草长篇年终总结讲话稿时，他是把“掌声”一同算做写作内容的，用括号括起来。括号如同张开的嘴巴，里面放置豢养的雷声。文件提前下发，大众一边听，一边看，眼到手到，金戈铁鸣，万众欢腾。个别调皮的青工喜欢“鼓倒掌”，或提前引暴掌声，让还停留在课文朗读中的领导很不高兴。怎么搞的嘛？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嘛。他不是责怪鼓掌者，而是愚蠢的秘书。于是，括号被从大多数文件里拿掉了，只在职业领掌人手里，还有那么一两份原件，领掌人不遗余力地跟着文件跑，在空气中复原着文字的威力。     197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光荣进入了苏联新宪法。为了表彰勃列日涅夫“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杰出贡献”（见《真理报》1977年11月17日），苏联科学院把一枚象征最高荣誉、只授予经典作家的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给了权威的权威——尽管勃列日涅夫连发言稿都得依靠助手写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领掌喝彩最积极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雅柯夫列夫——当时的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比戈林为希特勒鼓掌极致而跳到桌子上舞蹈还要杰出一些，因为这个代理部长不但把宣传机器的马力开到了极限，他甚至为自己如何从掌声里突围暗中选择好了退路——戈尔巴乔夫时代，此公成为反“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批判“发达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他继续行走在为权威领掌的道路上。     至于音乐会或者电视台文艺晚会上，那些时不时地以特别感动者自居的领掌人，由于技艺纯青，自然无须文件提示，他们具有一种细微的感应能力。比如，某人长了一双蒲扇大手，平时拍巴掌能盖住别人的争论，以前在家放牛牧羊，一听到他巴掌的召唤，那些畜生立即回家，因此他的领掌生意就特别好。这样的人，用厚厚的巴掌开拓出来的路，必然是通向红地毯的。他们穿套西装带着厚厚的老茧穿行于音乐会，挥掌带风，自然具有破风效果。如果让他们潜伏于某个需要调动气氛的大型会议，估计效果比讲话本身还要好。现在，有的地方还开有专门的“喝彩”公司，公司职员时散时合，散时各谋其职，合时聚在一起。“喝彩”公司根据不同的演出规模，制定出不同的“领掌方案”或“喝彩方案”，并收取不同的捧场费用。     但是，这些苦心安排的招数，雄辩家是根本不屑的。比如，某年秋天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地方长官埃尔伯特·克列普斯注意到，希特勒是严格按照提纲讲的——提纲上写着关键的字句。甚至连看来像脱口而出的字句都是预先写好的。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特别是反对派认为的那样，是个直观的演讲家。他的讲稿写得很有条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求什么效果和如何取得这种效果。克列普斯不了解的是，希特勒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检验他的世界观，但他却也深知元首胸中在酝酿大略雄谋。“他很清楚，只有避免使用陈词滥调，只有使用新词和新概念，他才能引起群众的注意。他的思想具有驱使力，使持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人们均可接受。所以，当他首次在汉堡公开出现时。他能在短短的一小时内，使怀有疑心或保留意见的听众鼓掌，而且掌声越来越响，到结束时，掌声成了满堂喝彩的掌声。后来，连头脑最清醒的听众也宣称，虽然他们仍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但，很明显，希特勒本人却比他们想象的更通情达理”。     我想，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依靠自己的能力而获取掌声，即便是“明骗”或者“阳谋”，也显示了高超的技艺。权威人物把群众的掌声和欢呼视作是否获得民心的一个标准。因此，不要用理性的方式讲述过于现实的问题，而要用感性的方式、激情的方式告诉他们未来的命运，告诉他们关于民族的纯洁、关于乌托邦的辉煌、关于吃饭不要钱，一直是权威获得支持的不传之秘。     从声响系统角度看，掌声其实与噪音的构成完全一致。或者说，掌声是一种最典型的噪音。它所构成的气场，就像一套繁复的礼节所包装起来的光源。这就使鼓掌者和被欢迎者一同被置身于这紧密的包围圈中，他们在这个压缩的空间里，不但可以拥有团结紧张的亲和力，而且还可以让参与者尽力吸收权威的热量，从而达到醉酒中的顾盼自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当代学者贾克·阿达利（Attali）在《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指出：“由于噪音是权力的根源，它总是让当权者听它听得入迷”。因为从本质上讲，“噪音是一种武器，而音乐，在最初的时候，帮助这武器的生成，将之驯化、仪式化，成为仪式化杀戮的一种拟像”。所以，贾克·阿达利的结论是：“噪音仍然是杀戮的一个暗喻”。     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必须参加的庆功会。猛然觉得，鼓掌的热身运动，对开怀痛饮比较有帮助。它使一种精神性的瘾癖在掌声中被启动，以一种发痒的方式产生了进一步寻找热泪的光荣感和倾诉感。塞奇·莫斯科维奇（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里转引哲学家勒邦（Le Bon）的设问：罗伯斯庇尔为何使女人着迷？因为他会使集体着迷，所以集体就是女人！像女人一样，集体历来是喜欢权威的。那么，奉献所有的欢呼给权威，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从另一个立场来看，需要大剂量的欢呼来激发权威的斗志，是权威力比多耗散太多的原因。按照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赖希（Reich）的观点，过于仰仗集体欢呼的心理，是一种政治性无能的表现。就仿佛一个82岁的老人，痴迷地希望与28岁的女人共赴巫山。但他是冷水泡茶，企图指望通过漫长的唾沫分泌和小动作将冷水烧开，直至皱纹和脂肪逐渐被激活的血液占领。可以想象，这个无力回春的努力，仍然是一些人继续奋斗的根源。    于是，“鼓掌通过”很长时间来被作为一种法定的民主形式在欢呼；    于是，某个权威的讲话现场，设置分贝仪器，以记录掌声所达到的分贝数，来证明体现民意的精确程度；    于是，权威的每一次鼓掌，犹如红灯高照的“宠幸”，均被忠实记录在案，作为考察某项决议是否成功发育的记分牌。在这样的土壤之上，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发生。     2002年9月29日，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理原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受贿、报复陷害一案的法庭上爆出新闻。被检察院指控向杜保乾行贿的主要人物、被法庭传到法庭作证的卢氏县公安局副局长邹某，坐在法庭的后排旁听。当听到被告人杜保乾不顾法庭制止、大声发表与案件无关的言论时，邹某竟“啪啪”鼓起掌来。于是当庭被拘留。邹某后来向法警解释说，他听领导讲话鼓掌鼓惯了，一听杜保乾讲话，就情不自禁地鼓掌了。其实，我们不应该作怪这个小小公安局副局长，他不过是启动了本能反射，掌声不是从灵魂里传出来的，不过是手指的擅自行为而已。面对手掌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视为是对“发自灵魂”掌声的挑战，因此，用正义之声删除、覆盖噪音，就成为灵魂祭司的天然权力。 三、     从汉字结构上说，“鼓”是一种圆柱形、中空、两端蒙皮的打击乐器。古代两军作战，以击鼓鸣金来指挥进退（击鼓表示进攻，鸣金表示收兵）。古文字的鼓字，像人手持鼓槌敲击鼓面的形状，其本义为击鼓；引申为指敲击、拍打、弹奏、鼓瑟（弹奏琴瑟）；再引申为振动、振作、激励等义，如鼓动、鼓励、鼓舞、鼓足干劲等。此外，鼓形外凸，所以鼓字又有隆起，凸出之义。所以，鼓掌的身体政治在原始人类那里就得到了体现，这就如同“文化布尔什主义”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产生一样。顺便说一下，普通话中的“耳光”是一个来自吴语的儿化词。它的原始形式是“耳刮儿”。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子”尾和“儿”尾可以互换，大家看一些北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一定看见过“耳刮子”这个词。同样用“儿”尾来代替这个“子”尾，于是“光”就出来了。另外，耳朵嗡嗡作响，“光”也暗示了感动和血涌面颊的微妙感受：由于脸颊受到的突然冲击，迅猛的热力必然对灵魂构成“激活”的振作之效。     某天，我从一间会议室门口经过，突然听见拍桌子、闪耳光的声音。那清脆而干净的声音宛如轻易穿过房门，钉子一般盘桓在走廊中。我不是鸵鸟，应该去看看。推开房门，哦，原来是几个人的圆桌会议，大家脸放红光，在欢迎新上任的局长。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掌声与耳光从生理机制来说，其实是一致的。     为什么黑猩猩每每见到入侵者，总会奋力擂打胸部？它们是以这种沉闷的声音来告诉对方：自己很壮实，很有战斗力，不怕侵略。同样的道理，鉴于人类胸部共鸣的单薄，无法发出体格的强音，只好以掌声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问题在于，无论从声音、效果上看，鼓掌与掴耳光十分近似。因为人体没有其他的部位，可以通过彼此的击打来获得这样的声威和精神鼓励。掴耳光同样可以施加激励、振作、鼓舞的作用，在清脆的声响中总能被消解的自尊得到重铸，从而获得百炼成钢的自信。看看那些权威，时不时地深入到民众黝黑的纵深地带，抱抱娃娃、看看面包是否有黄油可抹，还没有忘记在小伙子肩头猛拍几掌，在半大姑娘脸上用力拍一拍，啪啪啪，半大姑娘脸红脖子粗，不就传递了一种亲切和爱民若子若女的感情么？他被聚光灯一样的掌声和欢呼紧紧包围，有一种箍桶匠用力干活的造型，至少，希特勒是这样做过的。因此，鼓掌不但是掴耳光的比附，而且，自掴耳光同样是自我鼓掌的隐喻，尽管这个现象没有得到专家的一致首肯，我认为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因此，当马雅可夫斯基说出“给庸俗的社会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的时候，我宁愿相信他其实说的是鼓掌。明白这其中款曲的人是作家蒲宁（Bunin）。蒲宁攻击马雅可夫斯基是“文学史最末流的”，但他对马雅可夫斯基朗诵的描述却惟妙惟肖：他朗诵时一会提高声音直到狂呼乱喊，一会又懒洋洋悄声细语，结束朗诵后便平淡无味地对观众说：“想挨耳光的人请按顺序排好队”。     我不想排队等候。我非常清楚的一个事实在于，我真正在鼓掌的时候，的确是在打蚊子。但是我总是无法将狡猾的蚊子予以歼灭。于是，我不能不热烈鼓掌。无数的意念被手掌打扁，手掌里有一股很干燥的皮肤味道，但是蚊子总是准确穿过我的指缝悠然而去。我妻子听见我在书房里鼓掌，不断伸进脑袋：什么精神又鼓舞了你？如此激动？我说，是空气。在我说话的间隙，蚊子穿过密布的掌声，像一根钉子，得意地消失于光洁的墙壁……     从手性的本质上说，右手总是强力的，是储存火焰的男性容器；左手却是弱势的，宛如液体的手套，具有女性人格。用右手打击左手，暗示了一种可以洞悉的性心理趋势。而双手摩擦又具有擦木取火的辩证效应。所以，双掌合什固然好，张开双手释放火焰则更为符合手的社会势能。这就如同被精神火焰点燃的脸颊，那些藏匿在红肿手指印里的火种，会在耳光之后，以辣的方式燎原蔓延，烧红到脖子。这在爱情或官场里，我们一再目睹着耳光与掌声的革命性通感。     卡内基训练中的一篇经典文章指出，“掌声可以使一只脚的鸭子变成两只脚”，形象、生动地说明赞美的巨大作用。好啊，掌声怎么使人长出第三只脚，的确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听听美好的歌声《幸福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呀，看哪大家一齐拍拍手”。如果我因此而挥舞双手的话，那一定是我又看见了蚊子…… ——成言艺术》第二十九期2006年2月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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