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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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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郑光路有影响的新作[左图上排右起:郑光路、郑蕴侠、副导演商欣。下排为导演刘子农及张国立、王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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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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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切片研究

作者: -上传日期:2006/4/18


            李钧: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切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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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话的革命与革命的神话
            ——“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切片研究
            李钧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还是一场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起的民众运动?它缓和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还是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文版前言)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过去的一百年里,义和团的性质和意义一直随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先后在五卅运动前后、六十年代红卫兵运动和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它被神话化的程度,可以说具有了"象征"性。尤其以文革时期为最。学者徐友渔说:"就同一种族和传统而言,红卫兵运动和上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的狂热和盲信,尤其是他们都自认为掌握了某种咒符而战无不胜,并且盲目排外,在使馆区闹事。"(《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39页)那么为甚么义和团运动过去了那么多年以后又在文革中被奉为神话?他们之间有甚么精神上的联系?
              一
              在我看来,义和团是"排外"的象征。他们要"消灭一切毛子",消灭洋人(大毛子)、中国的基督教徒和那些从事"洋务"的人(二毛子),及那些用洋货的"三毛子"。因为外国商品的进入打破了他们的小农经济格局,再加上一些天灾,活不下去了。但是每一个朝代里,老百姓活不下去并不是天灾或外国人的事,而是因为政府腐败。也就是说义和团一开始就把斗争对象选错了。他们排外,也与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愚昧有关。义和团认为中国的灾害是洋人传布异端邪教触犯神灵造成的,洋人"咒水飞符,摄人生魂","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洋人在陆地上建造铁路伤了"龙脉",洋人开矿放走了山中的"宝气",普遍地破坏了中国的风水,打乱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连慈禧"老佛爷"也认为"教士把药与中国人吃,中国人的心就变了。"(《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第10卷4号)。义和团排外是盲目而绝对化的,一切与"洋"有关的他们都反对:教堂、铁路、电杆、电话电报、商品、宗教文化、学堂、银行、火轮船,甚至在战斗中他们也拒绝使用洋枪洋炮。他们把这些东西当作是外国人奴役中国的象征。他们甚至要求大家都用火镰、硝棉来引火,而打杀那些用火柴的。他们杀传教士,打杀教民,对于那些已死的传教士则开墓挖尸。
              义和团"扬言奉旨杀洋人"(《义和团》1册第127页),宣扬"义和团民是忠臣",被看作"民气"的象征。对于张之洞等人反对用义和团打洋人及对各国同时宣战,"老佛爷"认为:"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义和团》1册,第48页)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每日处理完政务后,她老人家"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义和团》1册,第98页)。真是病急乱投医了。实际上义和团被利用了:载漪、刚毅与慈禧太后扼杀了戊戌变法运动以后,对于光绪帝极为不满,又搞"己亥建储",但因各国公使反对而终止。于是他们对各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怀恨在心,要利用义和团向洋人撒气,然后再搞个宫庭政变,杀"一龙二虎三百洋",使清政府变成一个完全的保守派政权。义和团在其中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义和团打砸抢,显示出一种破坏欲望。"团至县署抢夺,并开狱放囚,又入府署、道署,肆行蹂躏,并在道府县大堂设坛。……总团率众齐至督辕,向制军索马与军械。……制军及各署有马者,皆为团索去,并向各富户索马鞍等物,候补公馆,稍有声望者,皆登门索取食物,无敢不应。"(《义和团》2册第143页)"店铺招牌铜片晶莹,则呼为金,撵之而去;见牛肠,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匪徒乘乱,烧抢迭出。"(《清德宗实录》第464页)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他们称"所烧皆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庚子记事》,社会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在义和团的逻辑里,教民非良民。这也就为他们的滥杀找到了理由。宋家河教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1900年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五十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五百人幸存。陈泽霖却因之被慈禧官加到二品。([美]魏扬波《义和团在天主教世界中的形象》。见《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论文集)这种杀戮,迫使教民成百上千,乃至上万人,以村寨或教堂为依托武装集结,与团民互相攻杀,到处是战场,处处闻杀声。投入反击八国联军正面战场的团民反而不多。(周源《中国近代社会的两种爱国观》,论文集)
              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也显示出它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俄国趁义和团之乱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照会,使各国在中国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才使中国暂时免于被分割的局面,但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却下降到了最低点。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加上利息,达九亿两之巨,这几乎使中国经济走向了崩溃。义和团的行为,使世界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外国列强则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印象,这极大地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人原有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从此不仅不在了,而且变为对外国人的恐惧和奉承。
              那么义和团直接反对的目标--传教士和它的教民,是否因义和团的打击,从此在中国消失了呢?大谬不然。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来华的传教士有增无已,他们甚至以来到中国这样险恶的地方作为自己献身上帝的最真诚的表现。而且"被毁之数千教堂,又皆重建,轮奂一新,较前尤壮丽矣。""进教领洗者,日增月盛",教徒人数从1900年的80万猛增到150万。(《圣教史略》第553页)
              因此,我不称义和团为"起义"或"革命",因为它没有带来新的思想、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文化制度。实质上"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巫教运动,它更多地是传播一些特定的巫术手法……"而且"义和团起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义和团从未造满清统治及清王朝的反。实际上,贯穿于义和团运动的最常见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义和团的起源》,英文版序)
              二
              文革期间,首先是红卫兵将义和团运动奉为神话。
              1967年,服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神话化了的义和团彻底取代了历史的义和团,意识形态标准成了历史评论的唯一标准。"在甚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甚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论文集)《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甚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当然其中不包括关于义和团降神附体、"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把板凳当马骑、高粱叶当刀"等迷信的东西。
              在运动形式和运动实质上,红卫兵和义和团有着许多共同点:
              红卫兵也与义和团一样盲目排外。破"四旧",对古今中外"封资修"的东西统统粉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包括现代科技在内的一切都是他们打倒的对象;学习毛泽东"无法无天","头脑中毫无尊重宪法和法律、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保护宗教自由、保护财产和住宅不受侵犯这类意识。……对他们而言,毁庙宇、砸教堂,乃至火烧英国代办处,都不是罪行,而是革命行动。"(《自由的言说》第152页)
              义和团的目标不仅是把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允有洋人",而且要"分队赴各国扫平巢穴,直待九月间,便可斩草除根,天下太平矣。"(《庚子纪事》,第15-16页)红卫兵们也是同样满怀革命豪情,不仅要在中国革命,还要输出革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甚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可怕。
              义和团信神,在他们的神谱中,诸神五花八门,可谓全神崇拜;义和团也要求团众对领袖盲目服从。红卫兵则一边唱着"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一边造神,"一神论",那就是我们的大救星、红太阳,包括这种一神论的理论基础--历史主义决定论和英雄史观。"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讨之"。
              他们又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义和团被保守派用来反对改良派和外国人。红卫兵被用来反对中国一号"走资派、叛徒、工贼"刘少奇。
              义和团是野蛮无知的,红卫兵也是。红卫兵以粗暴为美,鄙弃文化学习,崇尚军人和武力,焚书、纠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执长矛、冲锋枪捍卫"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思想。
              义和团打砸抢,红卫兵也是。例子举不胜举。仅以红卫兵"彻底摧毁孔家店"为例,最令人发指的是掘坟曝尸。这使1949年去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回大陆,而是在日本等地与他留在大陆的姐姐孔德懋会晤。"无论如何,不该把别人祖宗的尸体从坟中挖出来吊在树上。"何况还要在尸体的某些孔穴中抠挖以发现甚么宝器。
              在1974年到1976年的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中,义和团再次成为象征物。江青之流要用义和团精神来根除所谓"与儒家思想相联的官僚主义旧习惯、旧倾向",主要目标却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改革和调整。他们高扬法家"上农除末",唯重"耕战"、"盐铁官营""利出一孔"等经济专制主义思想,配合关闭巿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继续使中国经济向后倒退;他们主张除尽多疑好清议的"儒生",反对白专,提倡读书无用论,"不学ABC,照样当接班人";他们高扬秦始皇精神,而且还说他不够严厉,"秦始皇只坑了四百个儒,镇压反革命不彻底"。
              这一时期对义和团精神的高扬也同当时持续的反苏防修有关。我所看到的反映义和团运动的"革命历史小说"《义和拳》(冯骥才、李定兴着,1975年第一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正是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那里主要表现了义和团反对"老毛子"沙俄及其它洋人的事迹。书中当然不提义和团的一部分人曾经口念八字咒语,自称"真空家乡,儒门弟子"。(潘相《邪教戒》)
              三
              那么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之间有何联系?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农民革命、造反有理、反帝主题、妇女解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农民战争建立起来的,农民作为"革命先锋"当然处于意识形态保护之列。毛泽东在1927年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就对农民的"革命先锋"角色进行了论断,认为"贫农大群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样的论述是具有定性作用的。尤其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在中国渐渐出现了"人民崇拜",在农民面前,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批判理性。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也由于毛泽东在中国的地位,没有人敢于对农民问题提出异议。这也就使中国人对农民身上的许多弱点讳疾忌医。这也就是"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压倒了启蒙"的原因吧。虽然毛泽东曾在1956年提出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随着中国建设形势的变化,中国一方面把农民推崇到了一个"神话"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是对农民的最大的剥夺,这一点从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政策中可以看出。
              义和团在六十年代被神话化的另一个原因是论证"造反有理"论。这是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中给出了他的关于"革命"的定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个定义是不周延的,不用说别的,如果用这个公式去比较中国古代的农民运动,都可将之称为"革命"。可是我们又看到每一次农民运动的胜利,都没有使中国发生质变,相反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按照马克思的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应该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改变,才能称得上革命。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把革命简化了,成了革命﹦暴动﹦造反。因此他鼓动红卫兵造反,想以此来避免以往的农民运动胜利后的变质问题。加之后来所谓的"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论,更使"革命"具有了"神话"地位。但事实上,当红卫兵、农民等都成了他的"革命手段"的时候,这些群众运动就变成了运动群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可以为证。而一旦毛泽东看到,群众并非他富有诗意的想象中那样具有创造性时,他失望了,红卫兵也只好在造成极大的破坏后被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且希望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几乎与所有西方国家都断交了。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中苏交恶,尤其是六十年代大论战后,毛泽东心中燃起了除反帝以外的"防修"观念。在经济上他提出了自力更生思想,在国际依存关系中他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原则,(著名的"九评"中的第六评是《两种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明确了这种分歧)使中国再回闭关锁国境地。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莫过于民族精神的提倡,加之信息封锁和思想改造,中国人的仇外、排外情绪是十分高涨的,就连1972年美国与中国建交,中国的宣传也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美国这只"纸老虎"害怕中国,他们在"倚门卖俏,频送秋波"。这个形象在中国的象征意味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显示出中国人心中重新增长起来的排外情绪,"国家主义"成了"神话"。这显示出中国人很难处理好战争中的反帝与建设时期的对外开放、盲目排外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际依存之间的关系。这是长时期内都无法改变的,20世纪90年代所谓反映中国民意的《中国可以说不》之类书籍的"畅销"正反映了这种现象。但是,现代化之路真的可以有不同的走法?国际化的大潮会因为一国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而往回流吗?
              义和团再次神话化的另一原因是妇女生产力解放问题。这是批儒评法中的一个附带问题。很多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六十年代将中国看作是妇女解放"圣地"。"在当时美国妇女运动的高潮中,美国女性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影响下,她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千百万妇女的命运起了深刻的变化,一时间中国成女性主义者向往的妇女解放圣地。"(王政《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第25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国妇女解放之路在她们看来简直是一个"神话"。这是西方人对中国国情的误读。事实上,红卫兵在江青支持下主要做了对于红灯照的宣传。在义和团的记载中,有关红灯照的极少。而且把红灯照当作中国妇女解放或反抗压迫的代表又是一种"误读",因为红灯照也显示出妇女地位的低下:义和团在做法的时候,不许妇女出屋、下炕、上街,不许在院内泼秽水,妇女不得执香行礼。一次,义和团烧教堂延及民房千余间,义和团里的人就说:"方焚教堂时,有对过某姓妇,出门泼秽水,法术被冲,遂殃及。"(《义和团》2册,第32页)因而众人皆骂该妇。红灯照之所以在义和团内被抬高,因为这些女人身上有"秽"所以不怕"秽"。义和团做起法来,洋人或教民如果用狗屎橛子或女性秽物向他们扔过来的话,法术就不灵了,就不能"刀枪不入"了。"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义和团》第163页)红灯照只不过是义和团克敌的一种"镇物"。
              从红卫兵把义和团当作"神话"的革命,到对"革命"的神话,显示出文革的偏执和狂热。但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参加者中至今仍有许多人不后悔当年的"革命行动",甚至当他们回忆往事时还充满自豪和留恋。在对义和团问题上,同样也有所谓新左派使劲把义和团与"爱国"、"革命"挂在一起。可是我有一点最基本的看法: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运动,既不是爱国,也不是革命。至于"民心",鲁迅先生说:"……人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甚么,却答曰,'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缥缈了。但不以实力为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自暴自弃当作了得胜。……我们仔细查察自己,不再说诳的时候应该到来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看见希望的萌芽的时候。"(《补白》)今天,我们应该明白了:不要"神话"革命,也不要把"革命"神话化;象"革命"等整体主义的想象和实践最终证明,只能是乌托邦;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零星工程"和渐进;暴动式的或所谓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绝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义和团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绝对不会比震旦、辅仁、天津工商学院这几所教会大学和上海的广慈医院所起的作用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经济倒退,使中国前进的脚步出现了倒退;其作用,与文革中自杀的知识分子如翦伯赞、储安平、邓拓、吴?、老舍、范长江、谢家荣等可能起的作用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上网日期200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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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钧
              cxintai@ji-public.sd.cninfo.net史学学士,文学硕士,编辑。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5、60年代)研究和文化评论工作。曾在《黄河》、《粤海风》、《联合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论文40余篇,参与著作三部,合计共发表约三十余万字。
             
             

            本贴于2004-09-24 10:39:01在 乐趣园 → 海阔天空 → 华知文革资料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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