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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郑光路《成都旧事》《四川旧事》《巴蜀武术天下奇》隆重出版!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80余万字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郑光路文史及批评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饰演李逵的赵小锐摄于电影剧组]
郑光路武术研究及武侠小说类作品[郑光路曾被武术专业刊物选为封面人物]
郑光路文革旧事、诗词书信、游记类作品[左图为郑光路脚踢兰天习武照]
拍案惊奇!郑光路精彩特稿[图片: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中)及夫人濑田裕子与郑光路合影]
文史长廊精品[左图:郑光路(左1)应邀拍电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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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专栏]本网特色,翻页内容甚多![本栏图片:郑光路1966年在天安门]
评说成都、四川[图为著名学者魏明伦先生(右)与郑光路]
四川特色作家文章[左图为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先生(右)和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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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交流专栏[郑光路作品讨论会上民革市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大炜(右)作家白郎(中)和李克林教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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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妙文选[人生如戏,图为郑光路(右1)1985年应邀参加影视剧拍摄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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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之有益的史学方面学术文章[图为郑光路(中)当医师时在医院为病人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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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文革研究专著介绍[图为两本专著封面]
四川近、现、当代史研究史料参考[郑光路1987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照片]
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体育武林前辈【左图:1984年时郑光路与李孟常师傅(右)。右图:郑光路与黄林派钟方汉师傅(右)】
郑光路巴蜀文化研究专著[郑光路与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郝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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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医学、养生文化[图为郑光路(左)与武友在山中古佛寺练武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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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名篇[1987年郑光路(右1)与老武术家王树田(右2)、全国地趟拳冠军陈刚(右3)]
门外诗歌谈[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下排右1)和红卫兵战友]
放眼世界专栏[红卫兵文革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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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2024年郑光路出版之新书及新闻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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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4236480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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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飘逸的作家 白郎: 香格里拉1974之忆 出川与闪电 纳西古乐四重奏 1941年的丽江……

作者: -上传日期:2006/4/12
行文飘逸的作家 白郎: 蜀中冠冕峨眉山 香格里拉1974之忆 云南的历史舞衣 鹤梦烟寒水含秋远  出川与闪电 纳西古乐四重奏  1941年的丽江……

出川与闪电 
白郎
                                        
   出川,对川人来说是意味深长之举,就像闪电滑出云端,隐伏着坚韧的骚动和激烈的诗情。在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母亲是大地之神盖娅,只要安泰身不离地,就能源源不断地吸取母亲的力量。对北出剑门南出夔门的川人来说,古老的盆地便是他们的盖娅。
  
   一出夔门天地宽 
   
   1911年春天,大片来自冥界的夕光笼罩着清帝国。在混杂着新与旧的喧嚣中,一个叫罗林.夏伯林的洋人来到四川盆地,他看到稠密的人群正在千里沃野上劳作,似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过,都被精耕细作,这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人们在上面长相厮守,生生不息与之融为一体,远处,云天雍容,黄花遍地,浓丽的青山保持着与绿水间的调和。夏伯林在这里体验到了“美的颠峰与极致”,他感叹道:“我从未看到过如此动人的景象绵绵不绝地展现在眼前,它不断激起你对大自然的激情”。
   令夏伯林感到震撼的四川盆地就像一个诺大的摇篮,其边缘延伸着一系列“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的高山——秦岭、大巴山、巫山、乌蒙山、峨眉山、邛崃山等,摇篮的轴心是偏安一隅的成都平原,它与江南同为显赫的富贵红尘之地。古语道:“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巴蜀江山如此多娇,雄健而灵柔,鲜活而激昂,旺盛的气脉有如浩荡的长江之水常盛不衰。
   毛泽东曾浪漫地把他的湖南老家称作芙蓉国,湖南人吃辣椒比四川人狠,芙蓉却比不过四川,四川芙蓉树冠开展,花大色艳,星状短柔毛的枝叶婆娑,名品有花大色红、重瓣中多雄蕊的红芙蓉,清晨花气粉白、晚转冰红的醉芙蓉,通体纯白玉洁的白芙蓉,花瓣中红白二色交相辉映的五色芙蓉。作为人文荟萃的渊薮,四川盆地盛产芙蓉,盛产稻粮,亦盛产英才,它封闭的山水符合风水学中藏风聚气的法度,这或许是它深厚的传统两千年间不断灵孕出灿若星河般英才的原由?四川盆地的封闭令天下人皱眉,柳宗元就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挖苦说:四川多雾,那里的狗不常见到太阳,所以每当太阳一出来,狗便会少见多怪地对着太阳吼叫。
   在历史上,川人出川主要有东、北两条线路,“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剑门夔门便是两大门户。北线剑门道古时又叫金牛道或石牛道,通往陕西汉中,相传战国秦惠文王时,秦国很想派出大军灭掉蜀国,但苦于伐蜀无南下的道路可以通行,于是利用蜀王贪财的弱点,假意修好,表示愿把一头中间挖空后塞满黄金的玉石牛送给蜀国以示诚意,蜀王大喜过望,下令集中国内力士劈山开路引石牛入川,结果秦军随后开拔,一举灭掉蜀国,金牛道之名由此而来。东南线出夔门经长江三峡直达湖北,夔门之名来自于古夔州(今奉节),“夔”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凶猛的独角奇兽。夔门又称瞿塘关,两岸嵯峨壮丽气势磅礴的白甲山、赤盐山形同两扇巨门,滚滚长江从数百丈高的摩天峭壁下咆哮而过,卷起千堆晴雪,江面最窄处不到50米,仰望晴天犹如一条蓝色麻绳。
   俗话说:一出夔门天地宽。对川人来说,夔门是混合着苦乐和梦想的象征之门,是实现飞升一跃的龙门,多得难以胜数的川人正是从这里壮怀激烈地走出盆地,肩挑日月,脚踏江山,化虫为蝶,化鱼为龙。
  
   大才子的性情
  
   川人留川磨成牛,川人出川惊海内。出川的时刻,就是出招的时刻。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轼、杨慎、李调元、张大千......有谁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轮骄阳?
   汉代第一才子司马相如是成都的富家子弟,他的小名叫犬子。司马相如好读书,喜欢舞剑,善鼓琴,丰神瑰姿而才情高卓。当第一次出川前往帝都长安经过成都北郊的一座必经之桥时,他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口吻指着桥说:我要是不当个大官坐着四匹高头大马拉的车回来,就不从这上面经过(后人于是把这座桥叫做驷马桥)。此去长安,汉景帝看上了司马相如的剑术,封了他一个武骑常侍的侍从武官头衔。在宫中混了几年,素以文才自负的司马相如见汉景帝对词赋毫无兴趣,不禁大失所望,后来便称病跟随情志高雅的梁孝王去了梁国,整天和邹阳、枚乘等一班玩文学的哥们泡在一起,并写出了成名作《子虚赋》。梁孝王很赏识司马相如的才情,送给他一把绿绮古琴,琴上写有“桐梓合精”四字。那时,说话有些口吃的司马相如尚未患上糖尿病,青春以压倒一切的盛气有如莲花正在打开花身,不料梁孝王不幸早夭,他只好怀揣着几分伤惋返回成都。回到成都时,原本富有的家境已彻底没落,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但他高旷闲散的性情并未因此而改变。
   一次,临邛大款卓王孙在自家鸳墙黛瓦的华堂上接待司马相如,他知道卓王孙国色天香的女儿卓文君新近寡居在家,便用绿绮琴弹了一曲《凤求凰》去挑逗她,热烈善感的卓文君在华丽的珠帘外被如慕如怨的琴声挑拨得如同一只‘关关雎鸠“,又见司马相如气宇高华,当晚便跟他私奔了。俩人同居后,为了解决饭碗问题,只得典当家产,靠开小酒坊维持生计,面若春雪的卓文君荆钗布裙淡装素抹,当垆沽酒叫卖,司马相如则穿上犊鼻裤,与保佣杂作,涤器于闹市,忙里忙外担任跑堂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汉景帝死了,小名叫刘猪的汉武帝登上了金銮宝座,一天,他读到《子虚赋》,惊为天人所作,感叹说:可惜我不能与这个作者同处在一个时代。在宫廷里管狗的蜀人杨得意听到后报告说,我曾听同乡司马相如说这篇文章是他写的。汉武帝大喜过望,立即下诏命司马相如前来觐见。一块巨大的金元宝从天上掉下来,砸得司马相如欲死欲仙,他跃上吉祥的高车,二次出川前往帝都长安,。”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黄金般的朝阳如同温暖的丝绸覆盖在他襟带飘摇的衣冠上,文学史上的司马时代到来了。

   诗仙李白长着一双大眼睛,明眸善睐,性情高蹈。未出川时,他同司马相如一样好观奇书,喜弄长剑,颇有一股任侠之气,曾跟随川内一代高士赵蕤隐居在青城山一带学习帝王学。20岁后,李白遍游蜀中山水,尤喜峨眉,公元725年,25岁时,他“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东出夔门开始了长达37年的游吟生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年轻的李白像一只英迈的出笼大鸟,充满了自由高翔的壮思和喜悦。
   浮洞庭,历湘汉,下江南,仕长安,进中原,隐山东,去夜郎......笑傲江湖,纵意所如,身在魏阙之下,心在江海之上,李白平生以大鹏鸟自况,而他的一生正是一次大鹏鸟漫长的逍遥游。迈出三峡后,他再也没能返回蜀中故土,公元758年,当他58岁时,因涉嫌永王之乱,被万里流放前往夜郎,来到巫峡时幸遇全国大赦被赦免,这是出川后他距离故土最近的一次。
   一醉累月轻王侯的李白乃狂放重情之人,出川后,与他一同出游的川中友人吴指南在洞庭湖畔病死了,李白哀嚎不已,他将尸首临时埋葬在湖边,过了一些日子,跑回去亲自用刀子将尚没有完全腐烂的尸骨洗削干净,然后正式安葬于鄂城(今武昌)郊区。青年时,李白很阔绰,他曾在江南一年间散钱三十余万救济落魄之人。“千金散尽还复来”,但实际上到晚年他穷困潦倒,60岁时那年,他回首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不禁“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不久,连喝酒的钱都没有了,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从甥,他想请这位亲戚喝酒又没钱,就把多年来一直悬挂在腰间的宝剑解下来换酒。李白通音律善抚琴,他最得意的知己崔宗之曾送给他一把孔子琴,崔宗之死后,李白常以孔子琴感怀,每一抚之,必潸然泪下。
   对李白来说,明月是灵魂的救赎之物。这是大唐的明月,灵和、美丽、幽秘、明澈、广大,洁白苍茫,温情不可抗拒,在它的密秘施洗下,李白获得了一副举世无双的“明月肺肠”。李白名“白”,字“太白”,他的妹妹叫“月圆”,他的儿子叫“明月奴’,这些都和明月因缘颇深。明月是李白的至爱,他一生写下了大量歌咏明月的佳作,王定保在《唐摭言》中甚至记载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虽不足为信,但却令人无限感慨!
   北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三月,春草萋萋,春花如映,在蓬勃的峨眉春光中,20岁的苏东坡与新婚燕尔的弟弟苏子由随父亲苏洵北出剑门,走旱路万里迢迢前往京都赶考,两个月后,他们来到处处是朱门绮院、宝马香车和榆树的帝都汴梁城,寄宿在一个和尚庙里。苏氏兄弟顺利通过秋季的初试后,又参加了第二年春季的殿试,四月十四日,兄弟俩双双高中进士。主考官欧阳修对苏东坡论为政宽与简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激赏不已,本拟点为388名新进士中的头名,但怀疑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于是避嫌改判为第二名;四川历史上共出过20名状元,欧阳修的“清正”之举使得天府之国少了一名状元郎。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正待频步青云时,尚未获得喜报的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得到消息,三人急忙赶回去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子由得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纯雅的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蛰居生活。居丧期满后,苏家沿水路举家迁往汴梁,他们从嘉州(今乐山)大佛下的岷江上船,焚香祷告,然后一路飘出夔门。一江秋水向东流,水上是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他激动的热血把这次出川的浩气化作了78首诗篇。
   此后,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那是1066年四月,他的父亲苏老泉去世了,数月前他的爱妻王弗刚刚去世,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月,他在父母大人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并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被拖入政治的旋涡宦游大江南北,再也没有回过故里。
   传说背上长着北斗七星痣的苏东坡体貌魁伟,长眼,美髯,颅骨很高,性情豪迈而细腻,身上贯穿着飞鸿渡雪般的根性,以及合阳刚与阴柔为一的真气。据统计,他担任过30个官职,遭贬17次,最严重的一次遭人陷害卷入“乌台诗案”,在大牢里呆了130天差点死于非命。但他并未在严酷的现实中垮掉,相反,他曾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兼有耶稣所说的蟒蛇的智慧和鸽子的温厚,他是大文豪、大画家、大书法家、大哲学家、大美食家,是佛教徒、瑜珈士,是悲天悯人的士大夫,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庙堂上漫步的大地之子。
   44岁那年,苏东坡出狱后被贬往湖北黄州,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人生境界猛然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极品之作。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61岁那年,苏东坡被政敌流放到海南,在这天远地偏的孤岛上,他得自己制墨,自己制药,有时还得忍受饥饿,但仍然秉性难移。他常带着心爱的海南种大狗“乌嘴”到处游逛,与渔民农夫结交,为他们办实事,并完成了对《论语》、《尚书》、《易经》三本经典的注释。
  1101年7月28日,在海南获得赦免万劫归来后,伟大的顽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当时朝廷已任命他为四川一家寺庙的管理者,让他回老家养老。但他最终没能回到故乡。
  
  
   四川高人执牛耳
  
   齐鲁多鸿儒,燕赵多壮士,江南多佳人,巴蜀多高士。历史上,神秘主义与巴山蜀水相映发,常盛不衰。巴山峨峨蜀水泱泱,灵孕出众多特立独行的奇人,代表人物如严君平、赵直、法照、袁天罡、马祖道一、赵蕤、陈抟、袁焕仙、李果真等等。
   成都人袁天罡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数术风水学大师,生卒年月已渺不可寻,隋朝末年,他出仕当过火井(卓文君家乡邛崃)县令。据《旧唐书》记载,公元624年武则天出世后,袁天罡碰巧到过她家,为她看过相,当时武则天尚在襁褓中,她的乳母给她穿了一身小男孩的衣服,袁天罡看过相后惊叹道:这位公子神色爽彻,龙睛风颈,是一个罕见的贵人,假如一个女孩长有这副骨相的话,将会成为天下之主。
   公元633年,当时袁天罡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真观大帝李世民仰慕他的盛名,把他召进九成宫担任司管全国地理风水的火山令。这似乎不是他第一次出川。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贞观中有望气者上言太宗,观测天文,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罡测步王气,由长安到四川,行至阆中,果见灵山嵯峨,佳气葱郁,其脉在蟠龙山,袁天罡在此处凿断石脉,水流如血,阆中人呼之为锯山垭”,“水流如血”显然不足为信,但“锯山垭”至今尚在阆中,可见袁天罡确实到过阆中。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对阆中风水至为赞叹的袁天罡再次来到阆中,在蟠龙山上筑台观天象,并定居在这里,不久,袁的挚友、另一个赫赫有名的风水学大师李淳风亦尾随来到阆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俩人一起纵情于嘉陵山水,死后安葬在离城数十里外的天宫乡,袁天罡的墓在观稼山,李淳风的墓在五里台山,两墓相距3公里。
   袁天罡和李淳风合著过一本与《诺查丹马斯预言》齐名的预言书《推背图》,书中共有60幅预言图,每幅图附有隐晦的预言诗和颂词。如第五图画了一个马鞍、一函史书,一旁躺着一个女人,预言诗写道:“杨花飞,蜀道难,截断竹萧方见日,更无一吏乃平安”,颂词写道:“渔阳颦鼓过潼关,此日君王过剑山。木易若逢山下鬼,定于此处葬金环”,安史之乱后,人们才看懂其中的玄妙,马鞍隐喻的是安禄山,史书隐喻的是史思明,躺在地上的女人及“杨花”、“木易”、“金环”隐喻的是杨贵妃,蜀道隐喻唐玄宗逃入四川,‘山下鬼’是个“嵬”字,隐喻杨贵妃的葬身地马嵬坡,“截断竹萧”是个“肃”字,隐喻平定安史之乱的新皇帝唐肃宗。
   禅宗六祖惠能曾对衣钵传人怀让预言说:“向后佛法从汝边去,马驹踏杀天下人”。这匹马驹就是马祖道一.
   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俗姓马,出生于一个卖簸箕的穷家小户,据记载他走起路来像头壮牛,眼眸如猛虎,长舌可以舔到鼻尖,脚板上有两道奇异的轮纹。12岁时他在什邡罗汉寺出家,后到资州宁国寺处寂法师处修习“息妄修心”之法,学成后回到什邡,乡人对他颇为尊崇,一天,正当他在溪水畔前呼后拥志得意满之时,一个老太婆不屑地说;“这么多人在这里凑热闹,我还以为是哪个贵人来了,却不过是马簸箕的儿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一席话说得马祖道一面红耳赤,遂自嘲道:“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
   不久,马祖道一走岷峨、出夔门前往湖南衡山,拜在怀让禅师门下。一次,道一正在坐禅,怀让问他说:“你学坐禅,是为了什么”?道一答道:“想要成佛”,于是怀让便拿了一块砖头磨起来,马祖不禁好奇的问道:“师父磨砖作什么”?怀让说:“磨砖作镜呀”!马祖不禁诧异道:“砖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怀让于是反驳说:“砖既然不能磨成镜子,那么你坐禅又岂能成佛”?马祖便礼拜请教道:“那要怎样才能成佛呢”?怀让回答说:“这道理正像牛拉着车子,如果车子不动了,你是打车子呢,还是打牛”?马祖被问得无话可对。于是怀让接着说:“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学坐禅,但禅并不在于坐卧,如果学坐佛,但佛并没有一定的状态。法是无住的,因此我们求法也不应有取舍的执着。你如果学坐佛,就等于扼杀了佛,你如果执着于坐相,便永远不能见到大道”。马祖听了这番话,如醍醐灌顶大梦醒来。
   马祖道一后来接承了怀让的衣钵,成为唐代影响空前的禅门领袖,他于80岁那年圆寂,史载他宗风大畅,有“入室弟子一百五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百丈、南泉、大珠、智藏、归宗等一代高僧都是他的弟子。
   陈抟是继老子、张道陵之后的道教至尊,五代至北宋时普州崇龛(今四川安岳县台镇)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安徽亳州人或陕西华山人。但最能证实陈抟确系安岳人的是《宋文鉴》,这部书收存有陈抟亲写的《易龙图序》,上面署有“西蜀崇龛陈抟序”七字。陈抟的出生时间已不得而知,只留下一个类似于哪吒出世似的传说:一个姓陈的渔夫有天拣到一团紫色的肉团,奇怪之余将它带回家准备煮熟充饥,谁知锅中水刚刚烧热,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雷响,惊得渔夫连忙丢下肉团,那肉球落地裂开后露出一个男婴来,渔夫惊喜万分,认为这是上天所赐,便把他收作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请人取名为陈抟(“抟”字同“团”)。
   陈抟天资纵横,15岁即精读诗、书、礼、术数、方药等经史百家之书,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他怀揣着家乡的一块石头开始云游四方求仙访道。后来,在孙君仿、獐皮两位隐士的指点下他前往武当山九室岩隐居修习道家内功。大约在公元936年到944年左右,陈抟返回四川向邛州天师观的高道何昌一学习内丹精修之道。
   日月临身,烟霞托迹,陈抟的后半生是在华山度过的。相传他精通修炼胎息的“蛰龙法”,常常一睡就是几个月,在此期间要叫醒他只有敲响旁边的大铁钟。
   关于陈抟最著名的故事是,赵匡胤喜欢下围棋,他飞黄腾达前曾到过华山,陈抟看出他是将来的四海之主,便跟他赌棋说:“要是我输了,把道观输给你,要是你输了,将来华山属于你的时候,就把华山输给我”。赵匡胤心想华山怎么会属于我呢?便满口应允。不想赵匡胤连输三局,把“华山”输给了陈抟。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果真做了皇帝,陈抟得到消息,放声大笑,说道:“天下于是定矣”!
   陈抟的道学体系主要有无极图学、先天易学、玄门丹学,著述有《指玄篇》、《无极图》、《河图》、《洛书》等十余种,对后世影响巨大。北宋端拱二年(989年),他卒于华山莲花峰下的张超谷中。
  
  
   二十世纪三次浪潮
  
   历史的妖刀宰割山河,坐盆地观天的时代杳若黄鹤。在二十世纪,酷爱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纪初年的留学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战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飙突进的闪电下,人们领教到川人身上烈火般的“辣椒精神”。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各地掀起了风雷激荡的出国留学运动,四川虽偏居西南一隅,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态参与到这场新锐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学生,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挑选22名青年才俊远赴日本,每人每年发给200两白银作费用。1904年后,继任四川总督锡良格外重视教育,积极推动留学事宜,当年便让160余人出川赴日,并派出官员、士子13人赴比利时学习路矿技术。到1906年,官派和自费的川籍留日学生迅速增加到800余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当时有960名会员,其中四川留日生就占127人。民国成立后,日本仍是川籍留学生的首选之地,这个弹丸小国迅速从小孩崛起为巨人的奥秘,令满怀民族主义热血的巴蜀青年们砰然心动。川籍留日学生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邹容、喻培伦、尹昌衡、蒲殿俊、吴玉章、张澜、吴虞、王右木、郭沫若、张大千、戴季陶、张群、林思进等等。
   1919年至1921年,四川掀起赴法勤工简学热潮,先后有二十批留学生远渡重洋奔赴法国。到1921年底 ,川籍留法学生已达511人(其中女生14人),分别来自全省98个县,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川籍留法学生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邓小平、赵世炎、刘伯坚、陈毅、聂荣臻、刘子华、李吉力人、巴金、周太玄等等。
   赴法留学生以学习机器、路矿、外语为主,赴日留学生则以学习师范、军事、政法、警察、铁路为主。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川籍学生留学于欧美各国,如留学美国的晏阳初,留学德国的朱德、王光祈等。清末民初的这场留学浪潮,像热烈的鲜红色曙光,浮动着四塞之国的四川。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本尼.迪克特认为的由菊花和刀糅合而成的日本人开始了大规模的“弑父行动”——他们冷艳的东洋刀大举砍向长期担任他们文化之父的中国。曾被东京的樱花迷倒过的蒋介石显然未找到足够的解痛药,以挽救千疮百孔的国家,生死关头,川人挺身“雄起”。1937年8月7日,成都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呼吁立即发动全民抗战守土卫国,9月后,“四川王”刘湘相继带7个军的川军出川抗日,最早出川的部队是杨森的二十军,直接参加了凇沪会战。
   据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共征集出川兵源及后勤劳力270万人,在全国各省中出力最大。出川川军的武器装备相当差,十之八九为射击准确性较差的川造步枪,只拥有少量的重型武器,在同日伪军的作战中,川军阵亡20多万人,负伤30多万人,失踪2万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川人用自己的血肉长城,为受难的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川人再次掀起“百万川军大出川”的滚滚洪流。这支百万大军是由原本因循守土的川农组成的打工族,他们襟山戴河席卷东西南北中的气势把全国人民都震住了,“道路是银行,工厂是金矿,身无分文闯城市,回乡盖起新楼房”,这首民谣表现出这些“无产阶级”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打下一个花花世界的革命豪情。
   1995年,出川打工族达518万人,寄回家乡的汇款为170亿元。川渝分治后,2002年,出川民工已近60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30亿元,其中从邮局和银行汇兑回川的汇款达247亿元,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30%左右。 
   金堂县是四川有名的民工县,该县大约有13万打工者在川外,占全县总人口的1/8。其中,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打工的金堂人就有3万之众,因此厚街镇也被称作“小金堂”。2001年,在新疆打工的“川军”已达60万人,其中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民工企业家不下100人,资产超过1亿的有十几人,仪陇县的一名民工甚至成为了一家拥有14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的老板。 
   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出川打工大军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回乡创业的打工人员有43万多人,如按一个创业者带动5人就业计算,大约可带动200多万人就业。回乡创业的打工族在带回有形资产的同时,更带回了农村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观念、实用市场信息和技术,并以自己的实践撞击着本土的农村改革之路。
   2003年春节,从大年初二(2月2日)开始,就陆续有大量的民工出川。从5日开始,出川民工大量增加,当天,火车站发送58个车次,运送旅客3.6万人次,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发送228次航班,运送旅客2万多人次,公路运输发送2.5万多车次,运送旅客近45万人次。 
   出川,已变得稀松平常,往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已变得易如上厕所。 




1941年的丽江 
白郎
                                   
  
  1941年,丽江古城尚处在传统文化的果壳中,工业时代横扫一切的现代狂飙已将一丝劲风吹进了这座雪山下的边陲小邑,但未形成大的气候。这一年年初,丽江从蔓延云南全省的霍乱中复苏过来,瘟疫使得众多的人死去,光碧楼下靠捐款组建起来的施棺会甚至把棺材都施舍完了。心有余悸的人们刚刚平息下来,一场罕见的冰雹就在4月27日突然袭来,农田大面积受灾,致使粮食严重歉收。然而,这一切与战争猛烈的风暴比起来显然算不上什么。中日战争已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日本人的马刺直指中国人的胸膛,他们切断了所有通往内地的国际商道。这时,昆明--拉萨--印度卡里姆邦之间的茶马古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连接海外的惟一通道,作为这条商道上重要的中转站,丽江古城在战争的夹缝中陡然繁荣起来。
  
                              马帮在历史上的尖峰时刻
  
  马帮在1941年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它是丽江成为抗战期间万商云集的商业重镇的主要因素。从未有人统计过这一年有多少匹骡马穿行在茶马古道上,但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000匹以上,加上丽江其他马道上的骡马,将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事实上,当时的长途马帮极少让马匹参与到驮队之中,取代它的是雄健的畜中贵族骡子。骡子比马的耐力更强,力气更大。一队马帮往往拥有数十匹到百余匹骡子,排头的头骡、二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上好母骡,头骡头上插着一面写有马帮招牌的绿色齿边三角黄旗,脖子上悬着脆响的铜铃,骡嘴上戴着用细皮带编成的花笼头,额前挂有红缨和圆形护脑镜,骡鬃两侧披着被染成大红色的牦牛尾巴。整个驮队的最后一匹骡子,是老练而压得住阵脚的尾骡,它使一长队骡子形成一个整体。
  在云南南部的马帮中,一匹骡子可驮载60~70公斤的物品,考虑到漫长而危险的行程,丽江马帮的马锅头只让骡子驮载40~50公斤的物品。路途中,食量惊人的骡子一天大约要吃掉几十公斤的草料,其中包括蚕豆、玉米一类的精料,所以足够的马食是马帮每天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是马帮通常在绿草遍野的五六月份开拔进藏的原因之一。
  作为无比昂贵的运输方式,云南并不是惟一用骡子来组织驮队的地方。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骡队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运输动力。如1776年,藩帕斯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的骡子,秘鲁王国拥有50万头骡子,巴西大概也有这么多,它们被广泛使用于运输。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评价骡队对这一区域的贡献时说:“没有骡帮,任何城市都无法生存。”
  丽江古城的积善巷、牛家巷、双善巷、兴仁街是当时马帮的主要落脚点,许多旅马店的老板同时是马帮的商贸经济人,他们往往会讲一口流利的藏语。“玉龙旅马店”、“瑞春旅马店”是成功的例子,后来发展成了规模较大的商号。积善巷以前是造纸村,如今成了“马帮村”,这里有一块500平方米的马草专卖场,纳西语称作“子启丹”,生意异常红火。马草场前是专营马料和糌粑的和六嫂家,每天门庭若市购买者甚多。
  丽江仁和昌、达记、聚兴祥、裕春和等大商号的纳西马帮,藏区松赞林、东竹林、德饮林的藏族喇嘛马帮是当时名头最响的马帮。从丽江驮往拉萨的大宗物品有沱茶、红糖、铜器用品、皮革制品、火腿、绸缎等。沱茶主要来自普洱和思茅,在藏区最畅销的是“宝焰牌”;铜器用品是丽江最繁忙的行业,仅白沙街就有二百多个打铜匠,铜器成品有大铜锅、火锅、水瓢、脸盆、水桶、铜铃、挂锁、茶盘、茶壶、灯盏等,杨深、杨香圃、和亮生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精工良匠;皮革制品主要是藏靴、藏式钱串袋等,主要制作地点在束河街,染制高手马鹤仙用五倍子、苏林、菜籽油等植物原料染制的红绿羊皮在藏区声名远播,狐皮高手杨金河用狐皮、猞猁皮鞣制的皮袄名贵一时。拉萨驮来丽江的大宗物品有从印度辗转运来的咔叽布、毛呢、香烟、西药、手表、化妆品,及产自藏区的山货虫草、贝母、熊胆、麝香、鹿茸、兽皮、细羊皮、藏红花等。麝香最好的是“波密香”,贝母最好的是“榛子贝”,而鹿茸最好的是“蝴蝶茸”。
  丽江在1941年尚未开通公路,是马帮创造了奇迹,使这座偏安一隅的纳西古城在战事频仍的乱世如沐良辰,这奇迹中隐伏着苦海无边的旅程和血肉模糊的命运。并不是每一个马帮都能顺利地走完丽江与拉萨之间的1500公里鸟道,路途如此艰难,死亡随时都会擦肩而过。事实上对马帮来说,有90%的骡子能抵达目的地是相当不错的结果,损失一半骡子的事经常都会发生。在三个月左右漫长的旅程中,对他们最大考验的地点在德钦县境内的溜筒江(澜沧江),这条大江夹在梅里和白玛两大雪山之间,通过时必须借助于溜索,溜索用粗大的篾绳编成,固定在两岸的巨型木桩上,溜索上有一个用栗木制成的半圆状溜帮,溜帮两头的圆孔中穿有皮绳,过溜时,司溜工用皮绳把人、骡子、货袋捆牢,然后使猛力一推,溜帮即在江风中依次快速滑向对岸。过溜索是令人畜心惊肉跳的事,不少赶马的马脚子被吓得魂飞魄散,许多骡子则被惊得屁滚尿流,稍有不慎便有葬身于滔天恶浪的可能。
  
                            一个叫四方街的中心
  
  四方街不是甲第连云的富贵红尘之地,而是自然之子的衣食乐园。丽江古城有六条主要街道汇聚于此,形成1500平方米的街场,纳西人把它称作“芝滤古”,意思是街市的中心。街场由西向东倾斜,中间铺有小卵石,四周围是长条花石板,相邻的河面上有三座漂亮的桥:映雪桥、卖鸭蛋桥、卖豌豆桥。
  1941年,四方街无疑是云南西北部最繁忙的集市。周围覆盖着小青瓦的土楼全被改造成了商铺,当街的木制柜台呈现出简陋的板栗色,所有商铺整天都点着香,既可以充作火柴之用,又可以计算时间,只有紧急情况下人们才使用被称作洋火的火柴,进城的山民则自备有古老的火镰和火草。商铺里随处可见到各种本地商品及马帮从印度驮来的商品,在有的商铺里可以买到俗称作“红十字”、“大白旗”的进口香烟及25元一瓶的高价进口啤酒,甚至可买到崭新的歌手牌缝纫机。
  街场上到处是竖有遮阳油伞的临时摊点。由于长期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些杂乱无章的摊点及附近的街口被分为了许多专卖地,主要的为:卖细粮处、卖粗粮处、卖布处、卖铜器处、卖陶器处、卖山货处、卖皮革处、卖草鞋处、卖马匹用品处、卖蔬菜处。外地商贾为分得一份羹也拼命挤进街场,鹤庆人贩卖大宗的棉布、茶叶、火腿,宁蒗人用羊皮口袋驮来腊肉、腊油、植物油,永胜人出售大米、草席、鸭蛋、土碱,藏族人则摆出细羊毛、兽皮、麝香、虫草、藏红花、绿松石。
  四方街每天都热火朝天,来自乡下的村民大都穿着草鞋、城里的女人通常穿鞋尖有蝴蝶状布饰的绣花鞋,城里的男人则喜欢穿牛皮底鞋底上有九颗粗钉的皮鞋。摊点和商铺的经营者大多是一身“喜鹊打扮”的纳西妇女,她们热情能干,从不知疲倦,如果仔细打量的话,她们的陪伴之物,是一个每天都在背上背来背去的竹篮,有五眼篮、七眼篮或尖顶篮,许多妇女一边做生意一边搓羊毛线,以便把这些线织成氆氇毛布。
  被光顾次数最多的是蔬菜专卖点,江边阿喜村的辣椒,拉市海的鲫鱼,山中的松茸菌、鸡棕菌都是值得一提的本地土货。纳西女子在卖豆腐、豆芽、粉丝时,从不用秤称,而是以一只比手掌稍大的平底小筲箕来盛东西。每当夏秋之时,丽江各地的村民前来卖鲜果,街场上便浮起一股淡淡的果香,有名的乡土果品有:茨满村的茨满梨,指云寺的酥油梨,三仙姑村的核桃,塔城乡的柿子,茨可村的板栗,大东乡的石榴,羊见乡的黄果。
  想来如此为数众多的人群在四方街一定乱作一团,污臭不堪了,但实际上四方街每天清晨均有专人负责清洗工作。由于街场西高东低自然形成一个坡面,所以只要用一块桌板堵住西头的河流,湍急的河水便会自然冲刷街场,将垃圾冲入东边的河流中,再用竹帚扫一扫,街场便气象一新了。早些年隔10天才洗一次街场,政府委派轻刑犯人来做这件事,作为奖赏,犯人完工后被特许向屠户讨一小块肉,并可以在水果摊上抓一两个果子。
  
                                   俄罗斯人顾彼德
  
  丽江古城在1941年迎来了一位戴着玳瑁近视眼镜的秃顶洋人,他是40岁的俄罗斯人顾彼德。作为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员,他前来丽江开办工业合作社-低息贷款给下层手工业者,帮助他们组建发展合作社。此后的九年,他一直生活在下层平民和穷苦村民当中。凭着永无止息的爱,他在丽江古城实践了老子之道,获得了美不胜收的人生体验,成为与纳西社会交道最深的外国人。
  顾彼德出生于1901年,在充满兽性的大动荡到来之前,他一直在莫斯科以南的一座小城里过着亲自然的乡间生活,小城周围环抱着黛色的青山,流淌着一条沿岸长满白色睡莲和黄色水百合的清澈河流。在他两岁时父亲去世了,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母亲带着他和帕拉吉外婆、塔蒂娜姨妈住在一幢老房子里,他们自己种菜,饲养牲畜,并拥有一个幽香四溢的花园。大自然和数位女性长期的双重呵护对顾彼德形成了温和的束缚,使他身上弥漫着过多的阴柔之气-这符合道教“上善若水”的法则,同时也会让一个男孩沾染上女性气质。
  当顾彼德十多岁时,突如其来的大混乱彻底撕碎了俄罗斯的本来面目,人们纷纷在惊诧中浮出生活的美梦,到处是战乱、饥荒、货币贬值和政治流亡。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顾彼德不得不和母亲一道四处颠沛流离,最后,他们辗转来到上海。1924年,患有严重忧郁症的母亲在哀怨中死去,这使顾彼德无限悲戚,彷徨于冰冷的伤感和空苦的幻灭中。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在西子湖畔碰到李林山、吕春干两位道长为止。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的玉皇山吉星观,顾彼德成为一名正式的龙门派道教徒,“道”唤醒了深藏在肉身中的灵性,使他脱胎换骨找到通往救赎之门的路径。
  尚未被繁杂的现代生活所触动的丽江是另一处重要的人生驿站,顾彼德在1941年来到这里后,立即认定这是一个具有老子精神的地方--山水是如此高洁,终年白雪遮顶的雪山总是像神殿一样矗立在大地的中央,由雕梁画栋和鸳墙黛瓦组成的古城宛在白云间,绿水如映,鸡犬之声相闻,顺从于自然的生活得到倡导,人与大自然之间保持着伟大的调和。
  顾彼德迷恋上了丽江,他在古城狮子山下的乌托村租了一座院子,新生活就在这座被周围的纳西人认为闹过鬼的宅院开始了。通过一个叫和家聪的年轻人搭桥,他成功地组建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直至第36个。顾彼德想要亲近的不是由富人官僚组成的上流社会,而是那些靠小手工业和小生意勉强糊口的小老百姓。工作之余,他把挂着东巴神幛的办公室充作临时医务室,用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药品为穷人免费治病。纳西人感觉到了顾彼德那发自本心的爱,这些质朴的土著人用更加慷慨的深情来回报他。
  一段时间后,顾彼德完全把自己当作丽江古城的一分子了,而纳西社会也把这位漂泊半世的俄罗斯游子揽入到宽厚的怀抱,对此他感叹道:“那些皮肤黝黑的子民,他们是自然之子,依然沉浸在老子的教义中,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心扉,因为他们辨认出我和他们有着同源的精神。友爱的财富一下子堆积在我的周围。我的灵魂似乎打开了,生长着,一种全然的喜乐包围了我。非凡的‘道’宛如一股充满恩典的河流穿行在我的身心。我给予人们的越多,我得到的就越多,我越是站到隐蔽的位置,我就越受到尊敬和关爱。在那儿,大自然无私地播撒她的恩泽,神灵在俗世中传达着吉祥的福音,人类、自然和神灵彼此合而为一,相互交融。每一个人都能感知到这一切就在自己身边。”
  
                             传教士的文化苦旅
  
  基督教五旬节会曾在丽江开设过五个福音堂,分别位于古城五一街、古城新义街、石鼓、巨甸、大具,其中心是五一街王家庄(今文华巷)的福音堂。受英国教会的委派,荷兰籍传教士郭嘉于1912年前来丽江建立五旬节会在云南西北部的大本营,此后相继有英国籍传教士安永静、杰西、高丽、史哈顿,德国籍传教士郭祖寿、德永乐、俞助华等来到丽江传授五旬节会的教义。除此之外,古城还有法国天主教神父开设的一座小型教堂。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显然在丽江遭受了重挫,由于信徒寥寥,到1941年,其活动重心已转移至傈僳人聚居的澜沧江河谷地带。
  1941年,对王家庄福音堂的传教士来说是寻常的一年,即使在黑龙潭的三月龙王庙会和狮子山麓的七月骡马交流会上以张搭帐篷的方式来教化四野山民,信众仍然没有增加。福音堂是一处典型的纳西式宅院,高耸的十字架和有着拱顶的欧化窗户使它从外观上和周围的建筑区别开来。福音堂是丽江惟一使用电灯照明的地方,附近的河沟里装有一台微型水力发电机;钟楼上挂着一口半米高的意大利铁钟,每星期拉响一次,钟声旷远悠扬。传教士们喂养了两匹凉山马,以方便到偏远的山区去传教,还养有六七头牛,以保证经常能喝到新鲜牛奶。
  长期在云南西北部传教的奥佛拉德神父曾对洛克说:“给一个纳西族人传福音比给一个藏族喇嘛传福音更艰难。”实际上拥有泛灵信仰的纳西人对传教士并无恶意,但19世纪中叶以来遍及全国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他们对洋人的传教动机保持着谨慎的拒斥;所有加入基督教的纳西人都被讥笑为“洋奴”。福音堂每逢星期天要做礼拜,虔诚地祈祷,念读圣经,并高声唱颂赞美诗,前来参加的人往往能获得耶稣画像和一两片饼干,每次都有许多儿童前去凑热闹。福音堂旁边住着赫赫有名的商号仁和昌的总经理黄嗣尧一家,他的哥哥黄学典在孩提时代便被认定为一个藏地活佛的转世灵童,由于家里反对他出家去继承活佛的衣钵,所以一直在自家的楼上设立经堂念佛颂经。有一段时间,福音堂唱颂赞美诗时过大的声音惹恼了这位“活佛”,他将窗户打开,使足力气高声念颂喇嘛经,形成了传教士和“活佛”吵架的局面。
  纳西人最熟悉的传教士是安永静牧师,他非常热爱丽江,分别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安丽生”、“安丽花”,他于1949年时被迫离开,其他传教士也在这时纷纷撤离。几十年间,传教士在丽江古城累计发展了五十名左右的教徒(其中不少是四川来的移民)。1932年前后,能讲满口纳西话的荷兰传教士苏淑添研创了一种拉丁化的纳西拼音文字,但没有形成影响。传教士为丽江最早引入了苹果,他们离开时数量已有百余棵,如今丽江已成为名闻遐迩的苹果之乡。
  
                                   王阿丹的酒铺
  
  王阿丹来自金沙江畔的奉科乡,她在顾彼德的《被遗忘的王国》中被视为丽江纳西女的代表,由于她丈夫是儒雅而深通古乐的李茂和,所以人们又亲切地称她为李大妈。1941年,王阿丹已54岁,但仍然丰姿绰约,风韵犹存,在当时,她以善制窖酒而闻名。
  1941年的丽江没有汉族城乡随处可见的茶馆,杂货铺取代了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公众社交场所。杂货铺除了出售各种日常用品外,同时是酒铺,酒是最大的一宗生意,顾客既可自备器皿把酒带走,也可以当堂饮用,一般情况下想把酒带回家的人都得自带酒坛或酒瓶,玻璃酒瓶相当抢手,一个空瓶的价格在两元左右。杂货铺除了有一个面朝街道的柜台外,还有另一个更长的柜台与之形成直角,长柜台前放着两把长条木凳,以方便客人坐着喝酒。人们在办完事后都喜欢到自己熟悉的杂货铺来上两杯,这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
  杂货铺的酒完全由自家酿制,主要有三个品种。清白酒被称作“日”,用包谷或大麦酿成,酒力、味道与杜松子酒相当;梅子酒用青梅、大麦加以少量红糖泡成,酒色呈玫瑰红,味道浓郁回味无穷,有点像巴尔干半岛的李子白兰地酒;窨酒用小麦、大麦、高粱、蜂蜜、红糖、特制的酒药配上雪山清泉酿成,属于酿期较长的低度黄酒,酒液呈红褐色,透着清亮的琥珀光泽,甘而不腻,柔而不烈,味道有点像欧洲的托考伊葡萄酒。许多丽江的富贵之家在孩子降生时,往往用陶罐在地下埋几罐窨酒,当孩子长大后才挖出来加些芝麻、大枣作为订婚的礼酒。按照古城当时的风俗,订婚那天的喜酒必须是窨酒。
  王阿丹的酒铺在现七一街兴文巷5号,旁边住着丽江历史上惟一“一门双进士”的另一个李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李樾、李两名进士,李樾甚至贵为翰林。酒铺不远处是位于关门口的木柴、松明、栗炭专卖地,纳西语叫作“桑启楚”,每天都有许多鬻柴卖炭的乡民聚集在那儿。王阿丹已经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了,但仍然像年轻时代那样终日操劳不知疲倦,她每天都忙于用一大堆陶罐酿制窨酒、梅子酒、清酒,腌制青菜、黄瓜、大蒜,泡制梅子、桃子、橘子果脯。除此之外,她还得经营酒铺,并喂养几头肥猪以备冬季时制作火腿、腊肉之用。王阿丹做的所有东西口味都是第一流的。对饮食十分讲究的约瑟夫·洛克向来喜欢喝她酿的窨酒,他订购了头道酒,每当打开一坛新的陈酿,头道酒就被盛到一个供他专用的酒坛里送往住地。顾彼德每天黄昏都要到酒铺里来喝窨酒,他和一般的酒客一样喝的是二道酒,他对王阿丹做的鲜嫩醇美的火腿、洛凯伏特豆腐似的奶酷和令人垂涎的酸甜大蒜赞不绝口,经常品尝。
  王阿丹的瓜子脸上总是泛着灿若秋花的笑容,一双灵柔的大眼睛写满慈爱,她酒做得好,人也好,不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对她十分尊敬。她的酒铺每天上午9点或10时开门,但是,由于她常常忙得顾不上照料,顾客们便自己动手取用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钱放在柜台上离去。下午以后要在王阿丹酒铺里找到一个座位是困难的,座位属于男人,按照风俗妇女从不在酒铺里坐下来陪男人喝酒,她们一般站在柜台前同王阿丹一边闲聊一边喝酒。在这里,有钱有势的人并不显得势利,而穷人也不显得阿谀奉承,窨酒平等地斟满每一个酒杯,给所有人带来欢乐。
  王阿丹于1964年去世,从此,人们再也喝不到丽江最正宗的窨酒了。



纳西古乐四重奏 
白郎
                                
  从人文景况的角度了望历史时,我感到音乐中寄寓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重现的时光
  
  当追忆似水年华,让1383年成为云水深处重现的时光时,有的音乐史家认为,这一年深秋,刚刚被赐姓为“木”的72岁纳西大酋长阿得赶着一队“玉龙驹”(丽江马)前往江南觐见大明皇帝朱元璋后,从麝香龙涎锦绣珠帘的秦淮河畔把大明燕乐的乐器、乐谱及乐工带回到了丽江。道教洞经细乐由此进入丽江,唐宋以来的文人雅集型丝竹细乐,其真传由此流布到纳西文化中。
  这种论断我看可能性不会太大。道教洞经细乐流入纳西文化之中,必然要遇到一个问题,即纳西人必须具备能够赏析这种汉地雅乐的文化厚度及音乐审美水平,并把它完整无缺地传承下去。这样的情况,只能是出现在纳西文化和汉文化已经交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这在明代初年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已知的第一个汉文化水准较高的纳西人,是阿得的六世孙木泰,此人主要活动于成化至弘治年间(1465~1505)。明代初年的纳西贵族阶层,尽管喝着雪水长大,不乏闲云野鹤般的心智,但他们主要生活在纳西原生文化的温床之中,他们欣赏汉地雅乐,完了还要一块儿深谈玄妙的道教经文,这在当时是完全不能想像的。
  已故纳西古乐大师和毅庵的说法应该更接近实际:“嘉靖九年(1530)冬至节,明皇室在北京天坛行环丘之礼,演奏洞经音乐祭天。‘海外天子’纳西土司木公闻讯后派专人往京城学习,并请来乐师教习。洞经音乐自此传入边陲丽江。”
  我认为洞经音乐是道教文化传入纳西族地区的一种产物。从丽江彩绘精丽的大觉宫壁画,从大宝积宫高悬拱顶的黑白八卦图饰,我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明代道教文化气息。也许,木氏土府从未广修供道士们清修所用的道观,但出现真武祠、龙王庙、吴烈山神庙等一系列供奉道教神的道场,则说明纳西人除了引入儒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外,也把同样的礼遇给了道教。明嘉靖年间(1522~1566),身着羽衣的终南山道士周月泉携带一只白鹤在芝山上住了几年。早些时候,道教高人蓟羽士结一草庐隐居于雪山下,每日手书道教经典《黄庭经》数篇,不久后飘然离去,纳西大诗人木公曾以“山阴雨雪归来夜,玉杖霞裙引凤凰”之句相赠。为了主持文昌宫、大宝积宫等处的道坛科仪,木氏贵族专门还从浙江请来了第三十一代天师(张时珍)的后人张道士。这些现象表明至少在明代中晚期,道教文化就在丽江大行其道了。道教文化交汇于纳西文化之中,接踵而来的,便是洞经细乐这样的精品。
  洞经音乐被纳西人摄入到自己的锦囊之中后,就像东巴经里所描绘的永不凋谢的花朵,乐声有如圣洁的花香世代相袭,带着令人眩晕的清新飘向纳西人神秘的高山白雪世界。在道教文化里,外在的自然是一个整体,而人是另一个整体,两个整体即“大宇宙”和“小宇宙”道交感应,二而为一和光同尘,延伸着某种深沉博大的无限性,这与纳西人朴素灵觉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经过长期的濡蚀,洞经细乐为纳西文化披上了一层恬淡温情的釉彩,它进一步净化了纳西人与苍天的交流。
  直到1911年之前,纳西古乐保留了弹奏道教洞经细乐与玄论道教洞经的传统。在静默崇敬的宗教气氛中,红缎委地的神桌上供奉着文昌帝君神像,神桌前为一大八仙桌,桌上放着杯边为荷叶状的青铜爵杯、银质净水碗、高烧的烛台及法酒。宽敞的白壁、黑色的圆柱、古雅的座案,巨大的香炉上刻着八卦纹饰,香烟缭绕。当数十种乐器奏响悠扬清和的乐曲时,在跨鹤飞仙般流丽的乐声中,人们开始唱颂《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等一系列道教洞经,心境早已和乐境、词境融为一体。有的时候,古乐会的纳西人也会闲坐在一起,奏响古乐,以山水、音乐、人生及道教典籍为题材高谈阔论,有的人则手持浊酒一盏或清茶一杯,仰望着半天中玉龙雪山独步天下的白雪一言不发。谈演洞经音乐的情景,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魏晋时代的江左名士,在柔媚的江南,他们宽衣博带手持拂尘,在山光水色中清谈畅饮。
  
   遥远的逸响
  
  我对纳西音乐有所耳濡目染始于童年。那是1975年前后,我和时任生产队放羊倌的二爷爷呆在一起。雪片般的羊群,繁花似锦的高山草甸,高大丰仪的松柏,牛奶般柔滑灵活的大片云朵,然而最使我难忘的是二爷爷所吟唱的牧歌--无比忧伤悱恻的“喂麦达”调。那颤悠悠的长音缓缓飘入云界,在青莲色天空的深处,与金灿灿的阳光交相激荡,最后,仿佛化为一滩梦幻般遥不可及的泪水。这无疑是我听到过的最为奇特的音乐之一,它用叙事诗的手法即兴吟唱一只山鹰凄苦的命运,实际上是以鹰来隐喻人,整个调式如慕如怨,如泣如诉,饱含了人生无限的悲情忧思。

  长大后我才接触到作为民间雅乐的纳西古乐,它主要由几十首古老的洞经音乐组成,曲目有“八卦”、“清河老人”、“元始”、“十供养”、“水龙吟”、“山坡羊”、“一江风”等等。这些中原汉地最正统的文人雅乐,在遥远的丽江找到了再恰当不过的归宿。纳西人把这种文化舶来品移花接木为己所用之后,它便成为了雪山之麓玉水之滨笙歌宴饮时必不可少的尤物。纳西族人在平淡清欢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倾听到这样圣洁而优雅的逸响,以便打发那些朝花夕月的良辰。
  与现代西洋音乐比起来,纳西古乐就像从地里刨出来的秦砖汉瓦,古老的纹饰上布满了陈旧斑驳的古典音符。站在较为纯粹的角度上看,这显然是一种比较简单的音乐,其技巧、韵律、曲理,还远未达到西洋乐所具有的深邃繁复的表现力高度。它名闻世界靠的不是这个。纳西古乐令人仰止的地方,一方面在于当西洋乐弥天漫地罩盖整个时代的时候,它庄重地维护了东方传统音乐的纯洁性,使人们完整地赏略到了“地地道道的、纯正的中国古典音乐”(顾彼德语);另一方面,纳西古乐的优雅诗性是不容置疑的,它雪水般清澈的曲调,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大地的缅怀之情。

  艺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恰恰是线条质朴画面平实的画像砖,最能让我们感受到秦汉时代蓬勃浩大的民族精神气象,恰恰是最不优美其态粗拙的东巴字,才能够最适度地表现东巴文化的精髓所在。纳西古乐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将我们带到美仑美奂的音乐殿堂中去,而在于它飘逝着的高山流水般的袅袅之音,穿越了骚动不安的现实前沿,使我们返回到某种遗失已久的明彻透亮的境界。
  我认为纳西人所具有的与自然交融互摄的幽深灵性,是他们能够创造出朴素玄妙的东巴文化的重要保证。同时这也是他们赏识音乐的心灵能量之所在。
  
   黑暗花荫里的宣科
  
  雄阔的高原上,黄铜色的阳光积水空明。雪山如龙,古城如(?)。粉墙上垂挂着几把明代的曲颈琵琶,灰黑含蓄的侧影飘动着多少虚静玄淡的纳西古乐。现在,一个独特的人物将闯入我们的视野中,在他身上,汇聚着遥远的浔阳遗响,神秘的宗教气息,纳西人幽深的灵性,以及独钓寒江横槊赋诗的狂放气魄。这个人就是宣科。
  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中说:“何处,呵,何处才是居处……”这句诗对宣科红河谷地漫长的铁窗生涯来说是非常恰当的。1978年,他悲喜交集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雪山故土,回到了以前常出现于梦境和泪光中的童年居处,一幢由他父亲在民国时期建造的旧式三层阁楼。这幢飞檐雕甍的阁楼,带着三重惊艳缥缈的诗意,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风情万种的丽江古城,这是少有的一幅三层阁楼式私家住宅,它鹤立鸡群般卓立在众多旧式纳西建筑构成的画面上,整个构建雍容而不失优雅的古意,线条精细美丽,漂亮的飞檐翘向垂天之云。在丽江还未出现马赛克式毫无美感可言的新式楼房之前,通过阁楼的四面绮窗,可随意欣赏北面幕天席地的玉龙雪山,西南苍黛英伟的狮子山古柏,南面素淡古朴的四方街,东面天净山明的象山翠色及壮丽的日出。这幢阁楼旧址的主人是深得“太白遗韵”的丽江大诗人马子云,在纳西古乐红极一时的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马笛”与“牛琴”(牛焘)、“习筝”(习谭)并称,马子云的一把笛子,曾经吹落了多少玉龙雪山的白雪与梅花。出生在这幢充满诗性和乐感的阁楼,我深信宣科从中捕获到了深藏于其中的瑞祥之气。他从音乐中走向辉煌,而他的居所本身就是凝固的音乐。
  宣科身上飘忽不定地闪烁着某种罕见的精气,它从超拔的禀赋中渗透出来,交织着奔流不息的激情和华光四散的血性。宣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黑暗花阴下的音乐守望者。他整个就像一把刀,在冰冷的黑夜中隐而不发,当日出到来的时候,忧悒而鲜亮的刀光便照彻一方。
  现在看来,24年苦难的铁窗生涯,并未使他这个政治上的“老运动员”失去心灵生活的船舵,危险的刺刀和悲苦的境遇,反而成为了思想与生活的光源,他戴着镣铐翩翩起舞,在期北矿山的漫漫长夜中对月当歌合影独啸。是音乐,使他找到了一处通往上界的教堂,这处教堂把红色的理想和黑色的现实融化为一条生命的光河,乘着这条光河,宣科顺流而下。
  借着玉龙雪山的亮度,一个纳西人的锋芒,激烈地指向整个世界。
  
   澄如秋水的雅乐
  
  那是非常洁净的夜晚,一片朦胧的黑色辉光下,几朵雪花笼罩着纳西人的古城。一幢深秀阔大的老宅子内,纳西古乐像自天而降的阳光穿透了海水,朗照着我的精神家园。
  隐约浮动着玫瑰红色块的灯光,把模糊的光影投映到古典的摆设上,整个宅院显得庄重、清雅。木架上高大的鲜红色堂鼓将那雄沉激越的鼓点奏响,夹杂着清脆的铃声,大钹一声震人心扉的轰鸣宣告了乐曲的开始。三弦、二簧、板胡、楠胡、胡琴、曲颈琵琶、十面云锣、速古笃、竹笛、芦管等文乐乐器,以及钵铃、铜铃、引磬、板鼓、木鱼、提手、镲、锣、铙等武乐乐器,先后加入到合奏的行列中,共同奏响了云水澹荡雪竹琳琅的高古之音。
  怀着对民族传统的追慕和忆念,在流播着无限乡愁的深情中,我领略了盛唐时代大唐天子李隆基谱写的《紫薇八卦曲》,配有“伤心词祖”南唐后主李煜词作的《浪淘沙》,如同在春风杨柳与落霞孤鹜下颐养心性的《清河老人》。然而,真正打动我,让我通体沐浴在灿烂而忧伤的巨大感情中的,却是两首纳西人的乐曲。一首是《玉龙山白雪曲》,“看山爱白雪,看雪爱白云。高歌白雪曲,相赠云中君。云中君,不我顾;歌声破空云飞去,招来明月挂高树。”曲调行云流水,歌词明珠天成,玉龙雪山清寂的峨峰仿佛伸手可及。另一首是安魂曲白沙细乐中的《笃》,笛声渺若孤鸿,清如水莲,泛着沉郁凄丽的音色,缓缓滑入周围玫瑰红的柔光里,然后柔光再把它感人至深地献给了听众。
  这真是美妙的夜晚,音乐超自然的高尚力量,剥开了纳西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中显现出纳西民族精神的某种标记来。我浮在音乐的流光中,思想里全是些纳西古乐的碎片儿,它们像集结于花树下的彩色鸟群,在祥和愉悦的树影里上下翻飞。此夜,澄如秋水的音乐,发出玉片坠落雪地时的清越之响,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我无意掩饰什么,这个夜晚确实很好,音乐给我带来了美好的感受,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好像找到了一个雪亮的位置。
  从老宅子里走出来时,雪渐渐下大了,到处都是雪呵! 


云南的历史舞衣 
白郎
                                  
     天之涯,云之南,在澄明的红土高原上,土地深远,山川雄秀,云天高渺,森林广阔,流水浩大,湖水玉映。
     “云南“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汉武帝狩元年(公元前120年),据说这一年,大理一座小城的白崖上现出祥瑞的彩云,于是政府为此在该地设置了云南县。而《南诏野史》上则说:“蒙舍国相盛逻皮前往靓见唐玄宗,玄宗皇帝部他住在哪里,盛逻皮回答说:“在南方、云之下“,于是皇帝老儿便呼其地为“云南“。公元1273年,“云南“正式成为省级地名。
     
     滇越铁路的嚎叫
    
     1871年,法国商人让.底比斯从昆明出发,步行到达越南安沛,他发现了把云南同印度支那联结起来的道路。不久,法国探险家弗兰西斯·卡尼埃即对底比斯发现的道路进行了勘测。
     1899年,中法两国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同年3月,法国派出了一个银行考察团对云南地段进行取经考察,测定滇越铁路的造价预算为壹亿零壹佰万法郎,考察团的成员达成了一项协定,规定法国人对铁路线享有75年的使用权。
     1903年,从越南海防经河内直通昆明的滇越铁路中国段正式上马修建。整条铁路全长800公里,云南部份有465.2公里,它是当时中国的第三条铁路、西部地区的第一条铁路。据统计,7年工期中,法方共招募劳工6070人,由于工程浩大,地况险恶、条件低劣,需在高山峡谷中建设沟渠413座,桥梁3963座(占云南段的一半以上长度),开工过程中,欧洲籍工程技术人员死亡80多人,劳工死亡12000余人。到1910年4月,被称作“一根枕木一条人命“的滇越铁路终于全线通车。
     当飘满资本主义气息的火车像黑色的恐龙嚎叫着闯进红土高原亘古不变的乡土世界,所有的云南人都被这一洋怪物惊得张大了嘴巴,连火柴都从未见过的家乡保们纷纷挥舞着拳头,以表达对帝国主义的愤慨。云南讲武堂的学员听说滇越铁路通车了,就全体跑到火车站去闹事,其中的一些民族主义分子甚至放声大哭乒乒乓乓地板动了机枪。
     然而,野性十足的云南蛮子并不是脑袋瓜子毫不开窍的蒙昧刁民,他们很快就发现妖魔似的火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包藏着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大大的好处。从河口、蒙自到昆明的时间被火车缩短了几十倍,以前,从昆明到遥远的上海需要走上几个月才能到,如今坐火车转轮船六、七天就能达到香港,九天就能到上海。
     滇越铁路使得云南一夜之间从蛮荒的边陲之地变成了联结世界的前沿地区,罐头、炼乳、饼干、咖啡、饮料、香烟、手表、闹钟、香水、香粉、香皂、玻璃、水泥、香槟酒、缝纫机、化妆品等等令云南人大开眼界的欧式新奇物品大量涌进来。火车甚至很快就运来了发电机,1910年7月,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在昆明正式开工。几年之后,昆明便已流行喝法国白兰地酒。报纸、电影、西医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产物,已寻常可见,法国、日本、德国、美国、捷克等国纷纷在金碧路一带开洋行,周围盖起了不少西式房子,出现了西餐馆和咖啡馆,许多越南人甚至赶着火车在昆明的大街小巷上卖香蕉、菠萝。
     1925年10月10日,从昆明大观街到西山碧鸡关长14.9公里的公路修建完毕,这是云南第一条公路。第一批汽车运抵昆明,包括4辆美制福特轿车、两辆恒若汽车及两辆压路机。这时,后来被称作“火车没有汽车快“的滇越铁路已通车了整整14年。
     斯诺于1930年12月5日由河内搭乘上午7点半发往云南的火车前往昆明。滇越铁路的壮丽险途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爬山的机车在喘息着,把烧红的煤渣喷向幽暗的森林,奋力向着更高的高度前进,只有过桥的时候不爬坡,桥身狭长,设有护栏,桥墩建在巨大的鹅卵石上,高达一百多英尺、下边是一条奔腾咆哮着的激流。有一段一两英里长的路程,火车擦着岩壁而过,下面是峭直的岩壁,激流奔腾咆哮,可以听得见声音,但却看不见河流,仿佛下面有无底深渊在茫然地仰视着你。隧道很多,有的长达数千码,在坚硬的岩石上凿成“。 斯诺时年23岁,他乘坐的列车分为四等车厢,车上挤满了人,他支付了40银币才坐上头等车厢。半途中,有十几个衣裳褴褛的伤兵窜到了斯诺身边,他们满脸都是尘土和汗水结成的污垢,浑身散发着肮脏的小客栈的臭气。这些伤兵友善地递给斯诺烟草、鸦片和一只橘子。当到达昆明的时候,斯诺给了伤兵们每人一块钱,并把剩下的一瓶酒、一篮水果及一盒糕点给了他们,伤兵们手足无措的感激神情让斯诺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
    滇越铁路由法国经营三十多年后,于1946年被中国政府收回使用。
    滇越铁路开通后,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随之涌入。就象一束强光打在一只幽秘的蛇上,鱼贯而入的洋人惊挠了近代云南人的春秋大梦。历史的闷雷砸在彩云南端,丰腴的山河喘着粗气,在近代,云南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蛮荒边陲,而是燃烧着新旧两重烈火的西南之窗。进入近代云南的代表性洋人如奥不良王子、戴维斯、弗朗索瓦(方苏雅)、大卫妮尔夫人、小西奥多·罗斯福、金顿·沃德、乔治·弗端斯特、约瑟夫·洛克、赫伯特·斯蒂文斯、埃德加·斯诺、顾彼得等等。洋人们在激昂的阳光中骑着矮种马在红土高原上到处游荡,当他们揭下云南那古老而神秘的傩面,这一地区的真实面容令全世界大吃一惊。
    1929年,斯蒂文斯参加了美国总统奥多·罗斯福之子组织的“凯利--罗斯福探险队“,横穿云南及康藏高原,当探险活动结束后,斯蒂文斯评价说:“毫无疑问,这在地球上是无与伦比的。高山、峡谷、河流、丘陵以及广阔的森林,仅把它们的庄严壮观描叙为气势雄伟、令人惊叹是远远不够的……希望现代文明不会打破这片神秘土地的宁静与安祥;因为随着道路的开通就会有汽车喇叭的喧闹和汽油泵的污染出现,而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行为都是以人类进步作为名义的。至少我们要让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保留一块净土,不受现代商业气氛的破坏,我的期望是不是太多了?我只是更爱你;当心啊!别让转瞬即逝的娱乐遮住你的眼睛、浸入你的家园,占据你的灵魂,破坏你的幸福“。
    
     昆明映像
    
     左金马,右碧鸡,东骧神骏,西翥灵仪,金马碧鸡二山是昆明的门户。明代时,金碧路与三市街的交*处建有金碧辉煌的金马坊碧鸡坊(晚清重建),在旧时代这是昆明的象征,1931年,埃德加·斯诺到昆明时,看见这两座优雅崇丽的牌坊上系着一些纸做的供品,下面点着几柱香,蓝天光洁的影像飘忽于上面。
     公元十三世纪,忽必烈的蒙古马队扛着牦尾旗子,浩浩荡荡地征服了昆明,从此这座城市取代大理成为红土高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昆明叫作“雅岐“,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它被描述为一座壮丽的大城,城中有众多商贾和工匠,周围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和小麦。
     与近代云南关系颇为密切的法国驻云南总领事方苏雅在1899年的记述中说,昆明筑有砖垒的雄阔城墙,差不多呈正方形,砖已发黑发霉,城墙上有宏伟的五层木楼,每层屋檐的四角就像翘头皮鞋的鞋尖,城墙内街道纵横、狭窄,各种通道形同一座迷宫,街道上堆满了杂色物品,光着腿杆、穿着宽大齐膝棉裤、脚蹬草鞋的人流穿行于其中,“在嘈杂的人群中,有时也会碰上个把穿天蓝色棉布长衫的先生,着绸缎的阔佬,或盛装的妇人。妇人们很少单独出行,多是结队成伙,她们的三寸金莲缠着两端有绣品的红裹脚布,相当困难地蹒跚地走着,就像在踩高跷。有的妇女涂着厚厚的脂粉,脸颊上有鲜红的胭脂。双唇上点着口红,耳边梳得溜光,喜鹊尾巴似的头发上插了些鲜花,并别有一些银饰品。“
     在昆明期间,有件事情把方苏雅逗乐了。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突然发生了月食现象,一时间,全城鞭炮声和枪声大作,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每家每户都在敲盆击锅对着天空呐喊。方苏雅被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暴乱,一打听,才知道是发生了月食现象,总督、府台等地方政府的父母官正在发动群众拯救月亮,以驱赶正在吃月亮的天狗。结果,此举大获成功,不久天狗便乘乘地把月亮从嘴里吐了出来。
     方苏雅对昆明成堆成簇的玫瑰花和大如杜丹的山茶花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初夏,游荡在昆明街头的埃德加·斯诺对昆明的鸦片感到吃惊:“昆明到处是鸦片烟味;所有的市场上都卖烟枪和烟灯;鸦片就像大米一样容易买到,在大街上,有的母亲哄孩子不用自己的奶头,而是给他一根涂了鸦片膏的甘蔗“。抗战期间在昆明留滞了7年的汪曾祺则终生难忘昆明的茶馆,他在昆明期间,几乎天天“坐茶馆“,“昆明茶馆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 青山之光,绿水之色,鲜花之气。风鬟雾鬓的昆明曾长期拥有沉鱼落雁的山水,其最大的靓点是母亲湖滇池。于坚曾在《我在美丽的云南》中回忆说:“在30年前,一个人走进滇池,到了齐胸深的水,还可以看见自己的脚。他可以低下头来,像河马那样饮水。鱼在双腿这 撞来撞去……许多地方,水草茂密得象原始森林。在船上看,水是深蓝的,森林幽深,鱼群像天空中的群马,又像闪闪发光的小镜子……滇池的水,通过大观河淌进城时,每到黄昏,大观河上,就停着一溜溜渔船,冒着烟子。有的船头,站着一只雄鸡,不叫。间或有一只猫也爬上来,和鸡站在一起。有的船头,摆着几盆文竹、瓜叶菊、兰草。船上的男女,都在做饭,空气里尽是南瓜饭、豆焖饭的香味。夕阳红若一只橘子,炊烟恍若一片蓝纱,是极美的景致。天黑下来,一江渔火沿岸亮开,船上人影幢幢;渔佬们,有的哄儿子,有的唱花灯,有的熄了灯,做人类永远做不完的事情。明月照着船蓬,象一块块亮瓦,山风吹着缆索,发出嗖嗖之声“。
     当我们大碗喝着昆明的玫瑰卤酒,在一株粉艳的童子面茶花下怀想于坚笔下昆明那令人感怀的“童子面“时,就象一位穿着青衣鬓边插着一支莲花的采莲女越走越远,透亮而乡土清香味十足的那座昆明城已杳如昨日黄鹤。在狂飙突进的20世纪,这座云南最大的城市伸出一只穿着传统圆头布鞋的脚警惕地探索着路径,另一只穿着现代亮漆大靴的脚则在风雷与闪电中快速突进。穿着大靴的脚越走越快,直至拖垮了穿着布鞋的脚,步伐才慢下来。如今,钢筋混泥土已彻平了昆明与北方或南方的城市间的差别,污浊不堪的滇池形同一处硕大无比的化粪池或是酱缸,昆明人已不再像祖先那样大年初一早早起来打“头水“,点烛焚香,用鲜果、米花糖来祭祀老祖宗,立夏之时在门前插皂角枝、红花以避虫蛇,九日初九登螺峰山吃重阳糕饮菊花酒。
    
    
     云南三高士
    
     奇僧担当(1593-1673)在遁入空门前曾是性情高逸的特立独行之士,时人钱士晋誉其为“云中一鹤“。担当的俗名为唐泰,字大来,他曾过着散怀山水的游吟生活,澄怀昧道独鹤与飞,行迹几遍江南燕赵。在江南期间,担当在大名鼎鼎的董其昌、陈继儒门下精研深造,得诗书画三昧真传。
     “天下游来一布袍,不乘金马气犹豪“,当豪气干云的担当结束游历生涯回到云南时,大明王朝已兵戈四起大厦将倾,苟活于残山剩水之中,担当一度涌起兼济天下之志,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后见大势已去事不可为,遂深怀亡国之恸削发为僧,法号普荷。担当在鸡足山凤毛峰下宗古寺的废址上修了所罔措斋,烟霞托迹隐居于此。据《丽江乾隆府志》载,丽江土司木增与唐泰交厚,曾在玉龙雪山西南山麓为他造了一栋叫“冰豪“的庐屋,宝珠天花润映千里的玉龙白雪常令他豪饮不止诗兴大发,这显然是担当出家之前的事了,那时,木增曾在扇面上写了首意味深长的诗送给他:“双眼非青非白,一场无毁天成,木石皆成道侣,烟岚醉倒先生。“
     迥脱根尘皈依佛门后,亡国之痛仍时时像甲虫噬咬着担当壮怀激烈的内心,他常常借明月青山浇愁,寄至味于天纵其才的书画。他创造了大量漂浮着隐忍的哀伤与风骨的作品,如在一幅小品中,千峰高指,层林尽枯,其中一枝斜迤如铁,旁边一僧提杖高立,画旁题诗道:“僧手披霜色有无,千层林麓尽皆枯。尚留一干坚如铁,画里何人识董狐。“
     1667年,74岁的担当在大理名寺感通寺重修杨升庵当年住过的号韵楼,随后从鸡足山迁来定居。苍山戴雪,洱海月圆,在雪与月之间的不二法门中,一生与山水为伍的担当彻明地体证着圆融的禅境。在住世的最后一年,他仍豪情不减当年,连作《拈花颂》一百首。担当圆寂后,葬于感通寺后佛顶峰下,现感通寺内存有《担当大师塔铭》,其辞曰:“洱海秋涛,点苍雪璧,迦叶之区,担当之室“。
     1662年,南明小朝廷的永历帝朱由榔被枭雄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五华山金蝉寺,明王朝朱姓帝室的最后一点龙脉被铲除了,噩耗传出,担当的忘年交陈佐才睚眦尽裂哀恸欲绝,随后他结束气吞万里如虎的救亡生涯,背负着一把相随多年的长剑归隐于巍山县盟石村,这一年他33岁。
     陈佐才,字翼叔,号睡隐子,慷慨耿介素有英雄气象,归隐后,他在盟石村住处遍植梅竹,待奉老母,过着清贫的耕读生活。当时,清王朝已在云南大举推行削发令,在“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一时间人心惶惶无敢不从,在此危急关头,陈佐才不顾生死悄悄蓄发明志,被江湖豪杰之士叹为“义士“。
     陈佐才生前曾在幽僻的青山绿水间用天然巨石凿成一具长13米、宽10米、高3米的石棺,石棺前30米处立有左右5米高的两支石笔,石棺周围有用石料凿成的亭、凳、碑、桌,石棺四周遍刻诗章,陈佑才自题曰:“明未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
     胡未来,鬓先秋,泪空流,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无人能免。1692年,死不改节的明朝遗民陈佐才离开了人世,遵照他的遗嘱,后人将他瘗于石棺中,此举寓含着至死不愿归顺清朝疆土的操守,其所作所为有如上古时代的义士伯夷、叔齐。
     陈佑才死后不久,省城昆明出现了一代高士孙髯。孙髯,名髯翁,号颐庵,早年目睹科举制度的黑暗,于是终生不复应试,成为混迹市井每天为稻染谋的寒士。孙髯翁虽身处卑微,但才华高卓,情志非常,有着一醉累月轻王侯的浩然长气,他以滇池畔的大观楼长联惊煞海内----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鬟风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殊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布衣粝食,乐天知命。贫残不能移的孙髯翁在住处种有大片梅花,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晚年,他在圆通山南侧的圆通寺咒蛟台以卜算为生,自号“咒蛟老人“。相传元代时,此处曾有蛟蛇为害,寺僧便念咒将蛇赶走。圆通山上螺峰叠翠。花之朝,月之夕,胸中尽藏铜琶铁板的孙髯翁常在山上放怀一笑,赏略昆明的金碧湖山。一段时间后,他的女儿将晚景凄凉的父亲接到了一座叫弥勒的小县城。孙髯翁于1774年死在那里,坟墓至今犹在。
   



香格里拉1974之忆 
白郎
                              
    历史的甲胄在细节中显形,又在细节中囤积下来。当我怀着缥缈的感叹,从记忆的仓廪中搬出一些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甸的细节时,隐约听到历史的轱辘发出几声既尖锐又祥和的响声,它们像被流水遮隐的藕节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混入苍茫的光影,最终示现为大地的香腮,喂血的刀刃,皓白的云衣,清寂的飘雪,高蹈的鸿鹄,荒废的喇嘛庙,以及大片吟风弄月的青稞...... 
     三十年前,中甸尚处在某种雄阔的苍莽中,境内遍布着鸾峰雪岭,到处是森林。森林帝国的中央是海拔3300米的县城,它实际上被夹在两排山屏下的草原上,山屏由锥体状的山包连缀而成,每当披满红霞时,它们看上去像是一些巨大的鸟翎。当我到中甸时,县城周围这些山包上翠羽清华的茂林已不复存在,无休止的砍伐使它们变成了荒冷的秃山,只有南面的舞凤山免于浩劫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座两翼高启的凤形青山是当地的神山,残留在人们心头的一点敬畏之情使它得以幸免。 
     中甸是成立于1957年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迪庆”的命名者为首任州长、噶丹松赞林寺的大活佛松谋四世。这个面积达2.387万平方公里的自治州与西藏相比邻,处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的交接地带,除中甸外,还包括维西、德钦二县。 
     我大概是在迪庆军分区的家属大院里学会说汉话的。这个粉墙乌瓦的大院是个一进两院的院落,位于军分区大门的内侧,我家在进大院后左边的第一家,我父亲时任军分区组织科副科长(他于1963年乘坐几匹系了红色络缨的高头大马拉着的马车当了解放军)。 
     当时军分区刚成立不久,大门上经常插着几面猩红的红旗,葵花似的骄阳把大片激昂空明的阳光打在上面,使旗子现出富丽的血色,偶尔,有几只大嘴黑羽的乌鸦或晕染着细小黑纹的赤褐色云雀歇在一旁,歇上一阵子,就飞入了青天。大门的入口处终年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不断有穿着圆头大靴或圆头绿胶鞋的军人进出,每个人胸前都佩带着毛主席像章或最时髦的革命小胸章,一些手臂上套着红卫兵袖套的大孩子打着口哨在路上尖叫,一些腰杆上插着木头枪的小孩滚着铁环相互追逐,有时候,几个挥舞皮鞭的士兵赶着军马场雄健的军骡匆忙走过。 
     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说:“在繁忙生活的嘈杂声之上,有一个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将万物提升到秩序与宁静的境界,这就是钟声。这为人们所熟悉的钟声,像友好的精灵每天伴着人们哀伤,伴着人们高兴,提醒人们注意危险,催促人们虔诚。每个人均熟识钟声的含义,无论敲得如何频繁,人们依然能直觉地反应出各种钟声的意义。”这段话让我回想起军分区每天都会准时发出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军号声,另一种是《东方红》乐曲,它们均由浑厚的铅灰色大喇叭传出。这两种声音是汇合着政治和军事的经纬之声,它们把生活抓到了一个威严有序的横切面上,并将其洗刷得简单明了。每天黄昏六点,当落日垂下橘红之躯,政治布道歌般的《东方红》乐曲便会响起,它带着无限悦耳的庄重,警示人们一定要忠于中国的救主。 
     我家边框上涂着绿漆的窗口遥对着青霭四染的舞凤山,不远处的旷野上立着许多栗色青稞架,旷野的西边有一座堡垒似的红土山,上面耸着几株高大的古柏,藏人认为这座山是敬奉护法神的处所,每当遇到病痛灾患时,人们会到山头上的百鸡寺去虔诚地祈祷,并献上一只自家养的放生鸡。文革开始后,这座百鸡翩跹的庙宇便被拆毁了。 
     由于刚刚学说汉话,还不能很好地和其它孩子交流,我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出现在弥散着淡淡鸡屎味和青草味的大院里, 一次,我和大院里的一个小孩发生了冲突,小孩的妈妈把他带走时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声“大哑巴”,我母亲知道后,忍不住抱着我痛哭了一场。大院的角落里有一截爬满了绿藓的青石阶,石阶下有个月牙形的小洞,不时有几只全身披戴扁平黑甲的臭甲虫出现在洞口,在藏药的药典里,这种虫可以和紫茉莉、土香等东西调配成医治尿泌病的合剂,我蹲在地上,捉来一只长着复眼和细长触须的大蚂蚁放到虫子中间,想知道臭甲虫是如何围剿蚂蚁的,没想到刚进角斗场,像三个小卵串缀而成的蚂蚁便仓皇逃走了,而虫子们亦有些不屑,它们高傲地站着,懒洋洋地演完了这处《捉放曹》,过了一会儿,我从家里拿来盒火柴,划燃其中的一根去烧臭甲虫,这下一直在玩闲情逸致的虫子们慌了,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后便急忙溜进了洞中。记得有一天,我和妹妹找来些瓦块、芸香草、凤尾蕨及蒲公英在石阶上办姑姑筵,我让她到家里去拿只竹筷,她刚进家门就惨叫着哭喊起来,我跑过去一看,见父亲从乡下买回来的一只雄鸡正抖着鲜红肉冠跳起来啄她的脸,我奋力赶开雄鸡时,她的脸颊已被啄了一个血孔,我慌忙和闻声赶来的母亲将她带到卫生所去包扎。当天,这只雄鸡便被判处了死刑,吃鸡肉时,我父亲说,只有吃过蜈蚣的鸡才会啄人,这只雄鸡恐怕是吃了蜈蚣才这么凶。从此,妹妹的脸上有了一个笑窝,盈盈一笑间,脉脉送温情,多年后,当她长成丰神秀骨的丽人时,最迷人的地方,却是当年雄鸡为她雕琢的这处笑窝。 
     分区卫生所在家属大院的北侧,门前种着一大片牛蒡子。牛蒡子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别名牛菜,日本人又把它叫做白肌人参,这种草本植物的主根肉质肥大,长着长柄的深绿叶片呈丰硕的牛心状,边缘有波形锯齿,花茎上挂着淡紫的管状花簇,顶端不时吊有一两个长卵形瘦果。在牛蒡子旁的泥路上,我常常会碰到一个年轻的女理发师,姓周,也是从丽江来的纳西人,她留着时尚的齐耳短发,穿着件工作时用的白大褂,纯洁的眸子里满是清愁。不久前,她的未婚夫、一个纳西族军官去世了,这个军官有天去高山上打猎,不小心碰倒了猎人用来对付黑熊的扣子,结果与扣子相连的一排堆有石块的圆木将他压成了肉饼。清旷的阳光把理发师的白大褂照得雪白明晃,几粒反光将她身上的哀思投映到牛蒡子的紫花上,每次遇到我,她都会浅浅地笑笑,然后用纳西话招呼我一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终于得以远眺神明的宁静。”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读到瓦雷里的这句诗时,我总会顺着记忆的青藤去眺望迪庆军分区北边的一个湖。这个湖像一只巨大的眼睛,蜿蜒一里的深邃水体宛若青幽的墨玉,中甸人把它称做龙潭。夏秋之际,湖畔盛开着绿绒蒿、马先蒿、银莲、龙胆、点地梅、野百合等野花,芳菲的清气贴着稠衣般的湖面四处流散;柔蔓的水草在浅水里飘拂,一旁立着大丛芦苇,披针形的翠叶间高高挺着花轴上长满了白丝毛的紫色芦花,打着赤脚走进齐腰深的水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十个脚指头,小虾在双脚间跑来跑去,一群又一群的高山细鳞鱼在风鬟雾鬓的水草中嘻闹。湖水镜子似的倒影着来喝水的牛马、浣衣的藏家女、垂钓的蓑笠翁,以及底翔的鸿雁。如此清凉的净域是自杀者们重要的选择地,文革开始后,几个不堪批斗的人便在这里投湖自尽了。一次,我和几个小孩跟着分区的一个大孩子在湖边玩耍,他用一个石子击中了一只半空中的斑鸠,我们于是点燃一堆火,将这一野味烤熟后瓜分了。不远处,遍野种着青稞、蔓菁和马铃薯,每当收割后,荒凉的田野里会裸露出一些田鼠、土拨鼠的窝,许多肉红色的小鼠在里面吱吱直叫。湖的北侧是昆明军区独立七营的营地,我父亲曾在这里当过五连的指导员;我对五连的猪圈感到着迷,这里住着一只从山里拣来的小猴,当套着白袖套的猪倌兵把猪群赶到湖畔的草地上去放养时,顽皮的小猴便会在猪身上跳来跳去,要是哪头猪捣蛋掉队了,它就会跑过去狠狠地揪这头猪的耳朵。 
     1974年的一大半时间,我和妹妹是在烈士陵园斜对面的幼儿园度过的,每个星期五的黄昏,父亲来接我们回家过周末,我母亲在离县城30公里的林业局担任会计,也是到周末才回来。幼儿园被紧紧围在铁灰色柴块排列成的栅栏中,一些朽木幽凉地飘着生前的香气,园门只是一道简陋的柴扉,角落处有一座柴板搭成的厕所,蹲在葫芦形的木板坑上往下扔“炸弹”时,一些夹着黄色碎光的粪水总是被溅出来,所以我每次一扔完“炸弹”,只要听到“呯”的一声,马上就提着裤子迅速往前挪动身位。在幼儿园,有许多白昼和许多黑夜,一个脸黑得像砣牛屎的阿姨眯着灵猫似的圆眼教我们唱一首叫《社会主义好》的歌,我记得其中几句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当时,我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大尾巴狼的凶猛动物,很坏很坏。集权时代盛行的一些风气传到了幼儿园,阿姨们要求所有的孩童都必须像小骆驼一样听话,倘若有谁顽皮得过头的话,必将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我记得,最使我惊恐不安的“镇压”措施之一是,当阿姨觉得我不太听话时,会神秘兮兮地用一副危险即将来临的口吻对着我的耳朵说,布谷爷爷就背着大口袋躲在不远处,你不听话的话,他会把你抓进口袋里背走的,到时候我可不管。一听这话,我顿时吓得全身发紧呆若木鸡。由于阿姨们常用这一最有效的招数对付我,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总是很紧张,我感到自己已处于黑暗的中心,布谷爷爷就在附近游荡,他可怕地微笑着,不停地朝这边张望,背上的大口袋阴森地发出一种棺木松动时的响声,有几次,我甚至在被窝里缩成一团,觉得他就在屋顶上走动,阴黑的瓦块在飕飕夜风中被踩得哗哗直叫。而实际上,我真正见到布谷爷爷已是13岁了,一天,我的同学指着路边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说,这个人叫布谷爷爷,我听后吃了一惊,当时,布谷爷爷正以拾穗者的姿势在垃圾堆里拣东西,他可笑地穿着一身绿军装,腰间拴着一根花布带,看上去就像是童话中正在劳动的精灵。我的同学告诉我,布谷爷爷和布谷奶奶住在离松赞林寺不远处的一间小木屋里,靠拣拾死猪、死牛、死羊和垃圾为生,尽管膝下无子女,日子过得很苦,倒也其乐融融,有一次,他亲眼看见布谷爷爷背着布谷奶奶赶路,走了一截后,布谷奶奶又把布谷爷爷背着走,俩人嘻哈打笑,俨然顽童。 
     在囚笼般的幼儿园,我常常被神秘的黑夜所啄伤,当我在明月下像小豹子一样紧紧抓住木栅栏向外眺望时,感到祖母正扭动着仁慈的身影笑吟吟地朝自己走来,她走得很慢很慢,慢到被遍地的月光挡住了来路。淡淡的孤独像斑斓的丝线缠住了幼小的心灵,幼儿园的孩提生活,让我想到里尔克作于1903年的《豹》: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杆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念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1974年8月19日,中甸县委作出《关于“清队”、“一打三反”运动总结报告》,宣布5年来在运动中揭发出有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人数为4524人,占总人口的5.2%。与此同时,全县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县委组织355人组成77个巡回辅导组,举办了822个培训班,参加人数达22000人,培训骨干分子3657人。这股“批林批孔”的劲风也吹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在黑板上不断地画出“孔老二”的形象,然后愤怒地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大坏蛋。一连许多天,我和其他幼儿都在阿姨的带领下画孔老二,这是件有趣的事儿,所有的“孔老二”都是一样的--一张大圆脸上,戴着一顶有许多竖纹的瓜皮帽,帽子的中央古怪地耸着一个小圆顶。这种典型形象画多了,后来我忍不住在“孔老二”的眼睛上加了副眼镜,再往鼻翼下添了撮胡子。一个阿姨看了我画的这种“孔老二”后,赞赏着表扬了我一下。 
                             


蜀中冠冕峨眉山 
白郎
                              
    云鬟凝翠、鬓黛瑶妆的峨眉山无疑是蜀中的冠冕之山,作为世界18处自然与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无数人梦想中的胜地。
    法不孤生仗境而生,道不虚行遇缘而应。佛法传入四川的准确年代已渺不可考,但从近年出土的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摇钱树上的铜铸佛像、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和麻浩1号崖墓的石刻佛像、什邡皂角乡砖石墓画像砖上的佛塔与菩提树来看,至迟不应 晚于东汉末年。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高僧法和从中原来四川传法,这是佛教人川有文字记载的开始。34年后,净土宗始祖慧远的弟弟慧持法师顺长江入夔门住锡于成都龙渊精舍,次年,他在峨眉山烟岚四染的山半修建了普贤寺,这是这座佛教圣山的第一座正式寺庙。后来,淡然、智者、慧通等大德纷纷来到山中,到唐代时,翠羽修眉遍披佛光的峨眉山已成为宗风大盛慈名远播的庄严佛土。
    峨眉山属于邛崃山脉,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四座大山,人们通常说的峨眉山,主要指的是大峨山。大峨和二峨两山,远远望去宛若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据《水经注》记:“秋日清澄,望见两山相对如蛾眉焉。”“峨眉”之名由此而来。


                                 菩提青山的掌故

    东晋末年一个清凉的日子,在中土澄怀昧道多年的印度和尚宝掌追寻普贤菩萨的吉光来到峨眉山,他激动而澄明的双眸映出清寂的山色,一束灿烂的丹霞打在他的缁衣和芒鞋上,长天辽阔,绣峦若玉,红日高曜于山巅,绿水低徊于云窝,宝掌和尚长叹道:“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他在洪椿坪后面的一座孤峰下搭了间茅房,留下来默修苦行。据说当他出生时,左手握拳,掌心有一颗醒目的红痣,所以7岁出家后得名“宝掌”。不久,宝掌和尚又到位于睹光岩十里处的峨峰下结茅独修,隐身于山青月皓的云水深处;后人在他修行的地方建了灵岩寺,该寺经历代扩建,成为峨眉山乃至西蜀第一大刹,明代最盛时,整座寺庙绵延于十里翠林,据传共有四十八座殿堂,前殿僧人不识后殿僧人,有“骑马烧香”之说。可惜的是1644年这座庞大的寺庙在张献忠义军刘文秀部同清军的交战中被毁于兵火。
峨眉山在成为佛教胜地前,其空明神秀已十分引人注目,“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它是许多黄冠羽士之徒向往的修习地,在道教中排名第7洞天福地,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为它写过一本《峨眉灵异记》。据说真人广成子、财神赵公明、大道士左慈、大道士孙思邈都曾把这里当作栖身之所。峨眉山早期最大的道观是乾明道长修建的乾明观,南朝宋文帝时,观内道士发生严重分歧,向来受道士们敬重的高僧明果便入观传扬佛法,道士们大受开启,纷纷改宗佛教,乾明观于是变成了中峰寺。
    峨眉山作为四大菩萨中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北宋时期已获得普遍认同。普贤菩萨,梵语为“三曼多跋陀罗”,即普遍贤善之意,他为普渡有情众生而广修“十大行愿”,所以又被称为“大行愿王”。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2月,白水寺住持茂真大师因弘法有功被太宗皇帝赵光义诏见,在皇宫里,茂真向皇帝的亲信解析皇帝的梦兆时说,皇帝很快将得到一名嗣子。不久,皇后果然生下后来的真宗皇帝赵恒。太宗皇帝欢喜之极,赐茂真大师黄金三千两,派遣大臣张仁瓒携带黄金,随茂真和尚回成都买铜30万斤,铸造高7.35米、重62吨的普贤骑白象铜像。 披袈裟佩璎珞的金身普贤盘膝端坐在象背莲花座上,手持如意,头戴双层花叶金冠,巨大的六牙白象卷鼻舒尾金饰雕鞍,站在四朵莲花上。这一气象雍容的普贤铜像从此成为峨眉山的镇山之宝。
   所谓“言蜀不可以不言禅,言禅尤不可以不言蜀”,峨眉山是一花开五叶的南派禅宗的重要传承地,晚唐以来的主要法脉为临济宗和曹洞宗。明代万历年间,峨眉山累世灿烂的香火红极一时。万历帝朱翊钧在位48年,据说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年轻时有沉鱼落雁之容,但苦于膝下无子,后因祷求普贤菩萨而生下太子,所以母子二人对峨眉山格外施恩呵护。上百万斤铜板、铜条、铜枋、铜皮及黄金锻造成的巍峨崇丽的华藏寺金顶大殿,“壮丽宏伟,驾乎诸山。闻者神往,观者叹异”的大佛殿及12米青铜千手观音像,高大精丽藻饰玲珑的伏虎寺须弥座紫铜华严塔,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万历27年(1599年),白水寺安放普贤铜像的木阁毁于一场大火,慈圣太后遂拨重金建造了著名的无梁砖殿,全殿高17.12米,殿顶竖立5座白塔和4只吉祥兽。巨大的半圆形穹隆砖顶覆盖在方形平面的砖墙上。殿墙、殿顶,甚至门楣、额枋、斗拱、花窗,全部用砖筑成,殿内四壁布满了佛龛,内供铜、铁佛像,穹隆顶部彩绘四位抱琵琶、箜篌、芦笙、笛子的华丽飞天。无梁砖殿建成时,恰逢慈圣太后70大寿,万历帝为此亲笔题写了“圣寿万年寺”的寺名,并赐给“普贤愿王之宝”的金印,从此,白水普贤寺改称为万年寺。万历年间,峨眉山大小寺庙达一百多座,常住僧人达1700人以上,山上云集了别传、无暇、通天、无穷、妙峰、楚山、归空等大批高僧,佛事集一时之盛。如当时到洪椿坪楚山大师处“习静”的居士名流达千人之众,由于寺庙里住不下,大家便在寺外的密林中搭棚暂住,早晚餐霞咽云参悟性海,梵呗之声相闻,颂经之声不绝。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峨眉山第一位有史可查的名士是春秋时的一代狂客陆通(号接舆)。公元前489年,大片热烈的秋阳明晃晃地浮动着楚国边城负函,一生致力于匡济天下的孔子带着他的得意门徒颜回、子贡、子路、宰予等人为等待楚王的诏见,在官驿里滞留了数月,不觉间淡淡的秋风已把几片阴郁的黄叶抖落下来,。由于子西等一帮重臣担心饭碗旁落,极力反对任用孔子,一向好谋寡断的楚昭王尚在举棋不定中。一天,来自郢都的隐士陆通站在官驿的门口对着孔子唱了首《凤歌》:“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唱腔中充满了讥讽的意味。孔子尽管知道陆通是在挖苦自己,但觉得言理高妙,很想跟他深谈一番,没想到陆通却旁若无人扬长而去。这件事传到楚昭王的耳朵里,他觉得楚国出了个高人,便派人乘坐驷马高车带着一千两黄金去找陆通,准备接他去江南当大官。不想陆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老婆知道这事后说:“你是楚国的子民,你若不从,就是不忠,若从了不为所用,就是不义。不如远走高飞”。陆通觉得老婆说得有理,便打点行囊逆滚滚长江而上,夫妻俩蛰居于峨眉山深处的凤嘴石旁,从此过着与世无争幕天席地的耕读生活。
   拥有一副举世无双的“明月肺肠”的诗仙李白与峨眉山因缘颇深,他25岁出川前曾在峨眉山足足住了半年,那是他青春岁月的颠峰时光。青春总是像一包猛烈而香甜的迷药可以把一个人的灵魂迷住,对李白来说,这包迷药的象征之物就是峨眉山的明月,“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常相随”,他一生都在感怀这轮青春的明月,接受它丰满而滋润的秘密施洗。李白在峨眉山时,曾住在万年寺的毗卢殿,他常在殿旁的白水池边倾听义气相投的广浚和尚弹琴。公元753年清秋,52岁的李白在安徽宣州近郊敬亭山上的灵源寺,竟出人意料地碰到了阔别30年之久的广浚,百感交集中,广浚取出琴来再次为李白抚琴一曲,那高古幽雅的琴声拂动着超越了灵与肉的至纯之情,捶打着李白的心脏,情难自禁的李白于是写了一首《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峨眉山作为大名鼎鼎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历代都有大批墨客骚人社会贤达前来山中游历礼佛,在这些人中,南宋的范成大是最幸福的,日出、云海、佛光、圣灯四大峨眉奇观瑞相,这位石湖居士3天内全享受到了。1177年旧历6月19日至7月2日,当了4年四川置制使的范成大在离开四川前游历了峨眉山,在山中呆了14天,下山后写下万言游记《峨眉山行纪》。他在山顶上停留了3天,看到了云海:“云行勃如队仗......混然一白,银色世界也”;看到了圣灯:“日暮,云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灯出,岩下遍满,弥望以千百计”;看到了日出:“岩后岷山万重......此诸山之后,即西域雪山,凡数十百座。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烂银晃耀曙光中”;还看到了佛光:“有大圆光偃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青、黄、红、绿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

                             世界自然遗产的物像

    峨眉山桫椤是1.8亿年前侏罗纪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木本蕨类,多生长在伏虎寺周围的阴湿地带,它看上去有点像椰子树,树高一般不超过3米,树干古朴浑圆,树顶部长满了修长飘逸的羽状复叶,叶片有无数松针似的小羽叶构成。桫椤和1000万年前遗留下来的珙桐都是著名的植物活化石,被列入中国8种一级重点保护植物。
   最先发现大熊猫的法国传教士戴维于1869年首先在四川宝兴县发现了珙桐,。1899年,英国威奇安公司委派美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来华寻找拱桐,并于1903年将其引入英国。美国总统罗斯福入主白宫期间,曾拥有一棵珙桐,叹为稀有,珍爱得得不行,后来由于气候的原因,这棵树日益枯萎,罗斯福于是十分着急地宣称愿不惜重金再购买一棵,一个四川大学的教授听说后,电告罗斯福这种树在峨眉山上很多,罗斯福便派他的儿子远涉重洋从峨眉山上移植了一棵。
   珙桐为落叶乔木,通常高十数米,长有圆锥状婆娑树冠,绿叶呈宽卵形,叶子背面长有浓密的白绒毛。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地方都长有这种树,但像峨眉山这样大片密聚的情况还是很罕见,从仙峰到遇仙寺长达七八公里的山路两旁,蔚然成林的珙桐数以千计。
    当万物和畅的初夏到来时,珙桐树千花并放,犹如万千白鸽在绿林间翻飞,花序下两片纯白的苞片酷似鸽子的双翅,紫红的花序像鸽头,黄绿的柱头像鸽嘴,难怪洋人把它叫做鸽子花。而峨眉山的僧人却觉得这花长得像普贤菩萨白象坐骑的双耳,所以把它叫做象耳花。雪片般的桐花丛中,常有10厘米长的叉尾太阳鸟成群飞来饮露吸蜜,这种高雅的五色小鸟头部长着凤凰似的绿色羽冠,古人视其为珍禽,管它叫“桐花凤”,苏东坡曾在他思乡的诗句里亲切地写道:故山亦何有,桐花集幺凤”。
    峨眉山最具代表性的花是被誉为“花中西施”的杜鹃。佛经把杜鹃花称做桫椤花,据《阿含经》说,比释迦牟尼更早成佛的毗舍婆就是在这种花下悟道成佛的。《中国--花园之母》一书 的作者亨利.威尔逊曾于1899年至1918年间五度来华,他在峨眉山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杜鹃,尤其是峨眉山特有的珍品波叶杜鹃。
    杜鹃为落叶灌木或乔木,簇生着椭圆形碎叶。峨眉杜鹃共有30种,大钟杜鹃素以花大色丽蜚声海内外,钟形花冠硕大丰满,花色淡紫,紫中透亮,是峨眉杜鹃紫色花系中的上品;问客杜鹃是名贵的高山黄杜鹃 ,繁密的花朵微带芳香,花冠呈黄色或淡黄色漏斗形 ;被赞叹为杜鹃皇后的美容杜鹃以最长大的叶、大如锦盘的雍容红花冠压群芳,被赞叹为“杜鹃皇后”。
    在雷洞坪一带海拔2300至2600米、面积约70公顷的娑椤坪杜鹃花保护区内,分布着12种杜鹃,均为中国特产。从小灌木、灌木、小乔木到乔木的各种杜鹃均有。每年花开时节,遍野淡黄、鲜紫、雪白、粉红、玫瑰红等各种杜鹃,仪态万千,形成姹紫嫣红的花之山、花之海。        
   峨眉枯叶蝶是世界蝶类中的珍品,它属于中华枯叶蛱蝶,拟态逼真,身长4厘米左右,主要出现在报国寺、伏虎寺、善觉寺、万年寺、清音阁一带。飞舞时,露出翅膀的背面,前后翅点缀着白色的小斑点,前肢中部横有一条金色的纹线。枯叶蝶的腹面为古铜色,秋天时特别像枯叶,它有一条纵贯前后翅中部的黑色条纹,像树叶的中脉,停在树枝上,很难分辩出是蝶还是叶来。峨眉山另一种著名的蝴蝶是美丽的峨眉金凤蝶,金凤蝶是大型蝶,双翅伸展后宽约9厘米,它的全体染上了明洁的金黄色,双翅外缘有黑色宽带,中间有一列黄色新月斑,它飞舞起来就像一朵在空中滑行的鲜花,所以又被称作“会飞的花朵”
     峨眉山最惹人喜爱的动物无疑是藏猴,它的别名又叫四川短尾猴,在十几种猕猴属动物中体重是最重的,成年雄猴最重可达40多斤,成年雌猴最重可达30多斤。峨眉猴生活在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其头部毛色成棕褐,腹部毛色成淡黄,颜面初生时肉色,幼年时白色,成年后鲜红,特别是眼圈显得很红。猴群各由雄性猴王统率,自成部落,各有疆域各有家风,顽猴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或在水边树上随意栖止,或抓耳搔腮追逐戏耍。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位叫司马玄空的好汉摹拟山中猴子灵活多变的动作编创了“峨眉通臂拳”。近年来,峨眉山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生态猴自然保护区。
而峨眉山最富有诗意的动物当数弹琴蛙。弹琴蛙的正式名称是仙琴水蛙,它于民国年间在峨眉山大坪被动物学家张孟闻发现,这种奇特的水蛙只有5厘米长,头部扁平,光滑的背皮棕色中略带点灰色,它的喉部两侧长有声囊,鸣唱时涨成一面小圆鼓,通过空气的振动引起共鸣,发出类似于琴声的“噔、噔、噔”的乐声。万年寺白水池中的弹琴蛙闻名遐迩,传说当年琴僧广浚常在这里弹琴,久而久之,池里的灵蛙便学会了那么一招。

                                    施洗的树

    当追随宝掌和尚的双履来到洪椿坪著名的千岁白椿树下时,胸径3米身长28米的大树绿云结盖,虬枝遍披翠玉般的羽状复叶,夏阳像柔密银亮的万朵天花从上面飘下来,照得人满身空旷。远处,黛青的山壑浅浅地游动着许多烟萝,一些烟萝流向树木,一些烟萝流向天空,山光悦鸟性,树影空人心,一种“空绿”,让人不由得想起王摩诘的诗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白椿树旁,是千佛禅院,寺内的佛像、殿堂、台基、门廊、重檐、雕饰、摆设、漆色,极其幽美而且全都保持着纯正的古味,弥散着佛教寺庙传统的“正气”--庄严、清寂、古朴,在这大破大立崇尚繁华的时代,这样的寺庙已很少了。禅院的三大殿为观音殿、大雄宝殿、普贤殿,大雄宝殿精丽而独具风格,大殿前3.15米高的素面台基上建有6米宽的台阁,温秀如戏台。
    如今的千佛禅院,应该是1778年正月初三毁于火灾后峨云大师重修的老寺,历经两百多年的沧桑,这座古寺的主体风骨和气脉一直没有断,甚至在1968年10月,它一定程度上躲过了1300名披红挂绿的红卫兵上山大破四旧的劫难。
   禅院内的石碑上有康熙老儿御笔题写的“忘尘虑”几个字,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来过这里,不知如何会明白此间的妙处。这真是让人忘掉尘虑的地方啊!
   峨眉天下秀,秀在一个“树”字,树是山的势,没有灵动的“势”则山只剩下枯硬的“形”,哪里谈得上“秀”,全由钢筋和混泥土搭建起来的都市,就同“秀”更扯不上关系了。峨眉山的树中,让人百感交集的是桢楠。
   桢楠通常又叫楠木,高大端直树形华贵,树冠呈椭圆型伞盖,树叶为披针形或倒卵形,开黄花,木材有香气。峨眉山海拔1500米以下的寺庙向来有栽种楠木的传统,这种身姿高雅的树往往为寺庙增添了许多灵修之气。
   峨眉山最大的楠木林有两片,一片是伏虎寺一带的“布金林”,另一片是白龙洞一带的“古德林”。“布金林”是清朝初年伏虎寺寂护长老率徒众按《大乘经》一字一树种起来的,一共种了109000株。“古德林”则是明代别传禅师栽种的,每种一株楠木,别传禅师便朗诵法华经上的一个字,叩一个头,然后再种,一共种了69770株。别传禅师在峨眉山是德行超卓的高僧,四川历史上最大的铜钟圣积晚钟就是他募化来的,重达12500公斤的大钟被击响时,浑厚的黄钟大吕之声可传出几十里外。别传禅师于81岁那年圆寂,圆寂时弟子们鸣钟而泣,钟声停止后,禅师突然睁开双目喝道:“一声吼破太虚空,烁烁禅光横大有”,说完此偈遂恬然而逝。1958年大炼钢铁时,伏虎寺、清音阁等处的近万亩经济风景林被毁,众多楠木遭到严重毁坏。文革时期,峨眉山林木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如今,再次来到伏虎寺,但见“布金林”慈云覆映绿荫蔽日,重又现出蓬勃气象,大片浓绿把空气都染绿了。
   峨眉山的楠木令人想起欧洲著名的童话《哈默尔思的吹笛人》:德国萨克森州的小城哈默尔思位于美丽的威悉河畔,它在中世纪时是面粉制造中心,由于到处是面粉作坊,老鼠格外猖獗,于是出现了一些以捕鼠为业的人,在这些捕鼠人中有一个吹笛人,他能用美妙的笛声引出老鼠,把它们引到威悉河里淹死。哈默尔思人为了灭鼠,就向吹笛人许诺说如果能把老鼠都淹死,将给他丰厚的报酬。但当所有的老鼠都被吹笛人引出淹死后,哈默尔思人却食言了,他们没有履行诺言,愤怒的吹笛人于是用笛声引出城里所有的孩子,让他们像老鼠一样淹死于威悉河。
   哈默尔思的吹笛人正是大自然的象征,他的笛声能助人、也能杀人,至于吹响什么样的笛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态度,对楠木的栽种和破坏,正显明了人们不同的态度。中国传统的根本点是“天人本一”思想,它外化为“天人合一”思想,展示为人与万物平等和谐共处、人与社会与自然一体俱用参赞化育,这种传统的轴心部位隐藏着敬畏与节制。近年来科技经济浪潮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的根本中断后产生的结果。    
  峨眉山的楠木以及满山的翠色,让人意识到种树对修复传统、改善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重要性。 




鹤梦烟寒水含秋远 
白郎
江南的秋天没有一碧万顷的高旷蓝天,它只长长地浮着几行温凉的纤云,看上去像是绣棚里挂着的几条白绸。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荷塘里,枯荷阔大的叶子犹在,一朵朵莲蓬直直地挺在水面上。穿着白米粒青布薄衣的江南女在采莲子,荷叶多的地方,人影散乱,水光拂动着青青的莲子。 
    一船船的红菱雪藕在水乡飘着,飘进了古镇集市。鲜紫的菱角个儿大,壳硬饱满,剥开一看,里面乳白的菱肉脆嫩甜爽。吴中的雪藕是很有名的一种藕,孔小,质地细腻,清醇甘美,它光洁的形状常常被比喻为红粉佳人的皓腕。吴中雪藕曾经是皇宫里的供品,苏州的葑门外河塘纵横,丰腴的黑泥淤积,自古以来就盛产各种藕、菱、芡实、菰米,慈姑,荸荠。南京莫愁湖的花香藕也是一种藕中的尤物。 云之鳞光,霞之霓裳。芦花白,鳜鱼肥,一湾儿秋水,寒鸦儿数点,杨柳岸旁,瓦屋低垂,菊花爬满了斜摆着渔叉渔网的篱笆。 
    江南一半是山水一半是丝绸。鹅黄的山色缀着彩边,使玉露生凉的水木多了一些深邃的清冷。钱塘江的乌柏树红了,涨潮的季节就要到来。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潋随波几万里。 
    江南的秋天是在菱歌和桂花中渐渐扑向大地的。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看得见大雁的身影掠过西湖。 
  秋水无涯,秋山如洗,无边无际的柔光照着江南,把它清华的风骨打开。 
   小镇的雕楼朱栏,酒旗拱桥全在雨水里暗下来。小楼一夜听秋雨,明朝深巷卖黄瓜,卖菜蔬的商贩沿街叫卖,一担担的红菱鲜藕从船上运下来,妇女们挽着装满熟老菱的木桶,上面盖了荷叶,肩背一杆小秤走街串巷边走边喊,甜亮的声音细细地洒在秋天。 
   秋风乍起,想起晋人张翰来。张翰在京都洛阳做大官,是当时才情高卓的名士,他对黑暗混乱的时局充满了无奈与失望,并预见到天下将会发生大的动乱。一天,秋风吹起来,他不禁无比地思念姑苏故里的菰菜、莼羹与鲈鱼脍,便叹息说:“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乎?”于是马上辞官回乡,立志做一名不求闻达亲近自然的吴中俗人。不久以后,果然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动乱爆发了,与张翰在朝廷里共事的大多数官僚都遭到了屠杀。张翰为人旷达重义,他关于虚名有过一句著名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由于张翰“莼羹鲈脍”的典故,秋天的鲈鱼便成了洁身自好的一种象征之物,品尝鲈鱼佳肴便潜含了人生哲思在里头。江南文人是很喜欢吃鲈鱼的,比如自称“桃花仙人”的唐伯虎。鲈鱼,又叫玉花鲈,色白有黑斑,头大巨口,通体裸露无鳞,春末溯江而上,到了秋天游入近海。江南鲈鱼最出名的是松江四腮鲈鱼,体型较其它鲈鱼小,腮盖上各有两条橙红色的斜条纹,好象四片露在外面的腮叶,故而得名。 
   1928年秋天,于大胡子于右任在太湖之滨欣赏桂花,太湖36000顷浩淼的秋波使这位旷达的陕西人神志高逸。他乘船尽兴而归,途中在离灵岩山不远的木渎镇石家饭店吃了顿晚餐。石家饭店始创于乾隆年间,拥有风味独特的20大名菜,其中尤其以鲅肺汤做得最好,汤色清雅鲜气扑鼻。于大胡子尝了一份鲅肺汤后大饱口福,觉得自己走遍南北以此味第一,就又连要了几份。吃罢,诗兴大发,遂提笔在饭店中堂的旧画上写下一首诗:“老桂花开天下香,赏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鲅肺汤。”墨迹酣畅传神,令在座的人击节叹服。此事很快被上海报界知道了,于是渲染一番报道出来,引得江南文人纷纷驱车前往品尝。石家鲅肺汤自此扬名于江南。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霞铺江上,雁落平沙。在江南的清秋,需要喝一壶黄酒,听一曲琵琶,发一截幽情--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这是闺阁里的江南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是雨中的江南秋。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是斜阳下的江南秋。 
    “鱼吹浪,雁落沙,倚吴山翠屏高挂。看江潮鼓声千万家,卷朱帘玉人如画”。这是涨潮时的江南秋。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月。”这是离别时的江南秋。 
   “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螫泣。到如今,惟有蒋山青。秦淮碧。”这是思古的江南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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