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重庆文 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为文 革招魂，令人深思 作者： -上传日期：2005/12/20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 - 飞扬军事 fyjs.cn--军事论坛 - 历史风云 - 史海                                                                        【老田按：在黄廉访谈录的草稿上网之后，得到很多朋友和同志们的斧正。草稿经过黄廉本人的初校之后，并由他在重庆征求了部分同志的意见，据以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订，现在发布在网上，欢迎大家继续提出建议，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黄廉自述：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不到两个月，1976年11月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我就被非法关押了接近五年半，当时在专案人员的巨大压力之下要我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我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交代材料”；今天我已经年愈古稀，越来越迫切感到：需要就自己的经历对历史、对人民写出我自己的交代。今天我把自己的这一段历史如实地留给青年人，以佐证历史之一角，至于是非功过，那就任人评说了。                               黄廉1949年入伍，1956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因为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担任群众组织的勤务员，从此人生波澜起伏，在文革期间黄廉最为特殊的经历是：毛泽东曾经为他落选省革委会副主任鸣不平，江青在1976年“打招呼会议”上亲自关心他的入党问题，曾经作为毛江关心造反派政治上成长的一个范例。在文革运动初期，黄廉被重庆市木材公司当权派以“一贯反党”的罪名批斗、关押，后来是在北京南下串联学生从老保手上“抢”出来参与文革运动的。他于1966年9月最早参与组织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担任总部勤务组长；最初重庆造反派都是八一五派观点，他曾与周家喻一起筹划成立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周家喻是总指挥，黄廉担任政委；在夺权前夕，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将联合指挥部公章一劈两半，指挥部因此解体。在一月夺权之时，由于驻渝的7788部队偏向以八一五为主的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革联会”），对反对他们的人大搞打、砸、抓，许多人被他们抓进监狱，这样在重庆就产生了“砸派”（主张砸烂革联会的这一方，即反到底前身）和八一五的严重对立和分裂；在1967年2月发生的“二月镇反运动”期间，黄廉被抓入狱；周总理亲自点名要五十四军从监狱里把黄廉接出，和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等军队干部一起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1968年成立四川省革委会，黄廉担任省革委会委员，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此后黄廉算是十年不倒。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之下，1970年黄廉和周家喻一同下放长安机器厂三车间劳动；1971年5月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黄廉又回木材公司被当做“五一六骨干分子”办“四不准学习班”，据说还与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和格瓦拉有关系，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1975年依然是周恩来提名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而出席大会；是年在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期间，四川发起“批派”运动，黄廉又被赵紫阳指为四川的批判对象，说他们是“四大名旦”（邓兴国、黄廉、周家喻、杨志诚）之一；1976年4月入党；赵紫阳主持四川工作，省委下文安排黄廉分管重庆市计委工作；1976年11月随着中央有变，黄廉又成了四人帮在四川的黑干将，关押审查了五年多，轮流在全市各单位批斗了四年多，1982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骇人听闻的大罪名，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11月14日受刑期满释放；现黄廉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居重庆，是“无房子无家庭无医保无工作”的“四无”流浪者。                               一、 童年和早期的工作经历                               我1933年出生于铜梁土桥乡，随父亲自幼在重庆谋生，我父亲解放前先在望龙门小学当校工，以后在东林煤矿当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本人7岁到重庆，读过小学，初中二年级之后因为家里贫困，辍学后曾在又新川剧学校当学生，后进入重庆小米市群丰商行当见习生，相当于学徒。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求精中学报名，我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中队，校址在万县高级农校。我作为预科学员，学习的是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场上需要人手，8月份学校就提前结业，我随军部去青岛建设海军基地。后来安排我在南京挹江门海军联合学校二分校参谋系学习两年后，又转到北京前广平库总参雷达学校学习。1952年4月，因为战场上需要，分配到青岛海军基地高射炮兵1413部队高工团作战股当联络员，相当于见习参谋。53年调到1447支队当文书，在机关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调回作战股当侦察员。1953年4月在青岛海军基地加入共青团，后改称海军北海舰队基地。                               1956年5月，转业到重庆木材公司，任政治部办公室当宣教干事、秘书等，直到66年参加文革。此间最难忘的是1957年参加的反右斗争。在反右期间，我先是木材公司党组织选的战斗组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理论上和右派作斗争。其间许多人头天还是我的朋友，就因为在社会上说了一些“不当”言论，第二天就被交到战斗组受批判。我当时认为言语过激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怎么他们就划成“右派”了当敌人处理那呢？有个同事名叫姜云萍，是行政秘书，我们关系尚好，被划成极右派，一下子成了敌人。还有一个南下干部名赵春元，别人说同样的话没有事，而他说了同样的话就脱不到手，就要查他的历史，还说他是反革命。                               因此我对党支部包办的反右运动有些想法，就在会上讲，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在于是谁在那里集中，谁来集中民主就在谁手上，我曾提出质疑：党委第一书记有了问题，谁来监督？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我还说到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应该让自己选择工作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自己只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我们的工会工作是虚设，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                               我这样一讲就不得了，先要我离开战斗组，反右结束后又找我谈话，说“你的出身成份好，但是你的观点是中偏右，知不知道？”我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们在公司里用我的放大照片，缺席开批判会。在文革期间，当权派还以此诬我是“内控右派”，不是好人，这在群众组织中间曾引起过几次辩论。我被木材公司背地里划为中间偏右，可是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时候，木材公司主持工作的当权派又不认帐了。                               当时我听过彭真的一个录音报告，那完全是领导人可以随意决定人家的生死。李井泉在会上举例说，南充的一个生产队长被划成右派之后，就上吊自杀了，他说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嘛，上吊干什么？他和彭真都是一路货，把别人的生死轻飘飘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自己还感觉蛮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如此，一句话主宰别人的生杀大权，不民主怎么得了？对把持党政大权、还想要将权力窃为己有的官僚们，不让群众起来批判斗争怎么能行？还是毛主席说得有理“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二、 文革初期的感受                               四清运动的时候，23条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很赞同。文革开初的时候，重庆大学的学生写了很多大字报，揭露西南局和市委的官僚主义，尖锐批评他们把运动矛头对准一般群众，我就认为大学生的做法和提法合乎23条，觉得他们是对的。可是四清一开始，就是把矛头指向生产队长和一般农民，工厂里也是把车间主任和一般工人作为对象，我们木材公司是重点把矛头对准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其他单位也差不多。                               文革初期，重庆市委抛出早已垮台的干部张黎群就是转移方向，因为张黎群当时已经不在重庆了，调去成都西南局工作了。回想起来，四清运动在他们领导下也是走过场，把矛头对准农民的投机倒把什么的，而不是清查公社书记以上的当权派。文革一开始市委就派工作组去重庆大学，不几天，一个好端端的校长郑思群就自杀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和以假乱真是走资派的惯用伎俩。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大学生游行，遭到赤卫军的围攻，工厂里面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学校里面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些都是各单位市委组织下干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市委为什么要派学生中的保守组织去抄老百姓的家呢？还有学生在街上剪裤管，剪头发，都是根据市委和各单位走资派的安排，由中学生里面的保守组织出面搞的。不时还有消息传过来，说北京“西纠”可以随便打死人。他们安排中学生保守组织到处搞打砸抢，起了很怀的作用，后来的“文革史家”们却一致说这些都是造反派干的。                               另外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的反动路线里，根据市委和工作组的布置，在大学生里面抓所谓的“假左派、真右派”，在工厂里抓危险分子。运动按照市委文革小组的部署，矛头下指，在群众中间大搞“横扫”，而且纠缠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本来按照政策都是过去解决了的，又唆使保守派组织翻出来整。我在一次本单位的学习会上提出：这些搞法难道还要给地主找接班的吗？把矛头指向“黑五类”（就是指出身不好的任），按照中央精神，斗争矛头应该指向搞特权和官僚主义的书记局长才对。我这么一说，就不得了了，非要我在会上讲清楚，他们还明里暗里翻出我在57年所谓“右倾言论”的旧帐，说我当时就是为右派为反革命说话，观点一向是很右的，还捏造说我在北海舰队曾经和文工团一个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女孩恋爱。                               我说“本人”不仅自己的出身很好，历史上也没有“黑巴巴”，“红巴巴”倒是有几个，自己是解放军转业，还是共青团员。我接着就举例揭发，公司建造了一栋新房子，我看那些没有住房、几世同堂的任都没有住到，都是科长以上的干部分了，工作上书记也是一天到晚养尊处优，不读书不看报，依我看，公司经理以上的，虽不是走资派，已经有一个特权阶层的问题，你们不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我身上。                               会后我到市委去看了大字报，半夜我回到家里刚刚把女儿哄睡了。这个时候房门打开了，进来八个人，要我回公司里去开会，他们就这样把我绑架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公司党委组织的保守派。回公司之后连夜开批斗会，说我一贯反党，还要我交代去市委看大字报的事情，说市委已经发布了“四不准”，在非常时期，不准抄大字报，不准看大字报，不准跟学生往来，不准去外面发表演讲。我说大字报上说，你们搞特权，你们镇压群众运动，你们怕革命，你们心有鬼，毛主席就是这么讲的。                               第二天开始就不让我上街，关押在公司地下室里。我索性写了一张揭露公司黑暗的大字报，题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内容是：你们读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吗？现在修正主义就在我们眼前，你们害怕群众起来揭你们的问题，你们怕群众起来造你们的反，你们想压制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想错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不是你们的奴隶，工人再不起来反对走资派，党会不会变色，国家将走向何方？我们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现在再不造反，更待何时？……最后是三个口号。                               我被公司里保守派关押的事情，被公司工人越明祥等传出去了，把我写的大字报给了八一五和南下串联的学生。南下串联的学生就跑到木材公司来调查，公司里的保守派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约本地的学生一起行动，那一天来的人很多，把整个中兴路都扎断了，最后冲了进来，找到了我，将我拥着出了木材公司。出来之后就到了市委，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转抄过来的北京传单，还有一些江青在北京一些大学的讲话什么的，同时也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传单，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下了凡，惊奇不已。我最开始接触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德法系的孟宪成，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金根等外地串联学生，我感到他们很有水平。                               后来才听说，我的那张大字报传播得很广，成都的一些学校造反派、硬骨头造反团等也转抄过去了。学生们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首先是题目很好，引导工人冲破黑暗，预言了运动的展开，帮助人们冲破思想禁锢，以满怀悲壮的语言去迎接运动高潮的到来。接着就有很多人，给我送毛主席语录，不少人争着要我签名，许多工厂的工人也邀请我去厂里串联、支持、讲话等，我就到处讲要勇敢跟着毛主席参加造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不要怕，工人们觉得我讲的好，与他们的感受和心灵相通。当时我也自认是与八一五的心灵相通的。                               我看到一些学生搞抄家破四旧，完全没有章法，例如砸佛教罗汉寺、损坏老君洞、到渣滓洞去砸什么陵墓，我十分反感。更不要跟着搞什么戴高帽游街，走资派就是希望造反派破坏政策，失去运动大方向。我感到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能顺利贯彻，中间受到走资派的歪曲，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是对准走资派，要反修防修，避免党变修国变色。文革的对象不是群众中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是打死老虎，而且过去的剥削阶级在新中国已经成了劳动者，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的子女再接班当剥削者，所以我坚决反对谭力夫提出的“血统论”。有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却认为谭力夫是干部，有水平，讲话是对的；孟宪成说谭力夫是干部子弟，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江青批评过，但谭力夫是干部子弟，文化水平是有的，也很能讲话，我们应该是有成份论，但不能唯成份论，老黄，你要注意这个政策。                               三、 酝酿成立工人造反组织                               这个时候旧市委已经被学生、工人、起来造反的教师、干部冲得人仰马翻，政府某些部门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工人也起来了，但是还没有人去组织，也有乱贴大字报。革命高潮确实到来了，走资派被冲击，这个时候更需要有工人的组织，把运动引导到搞大批判、大揭发的大方向上来，真正实现灵魂深处的大革命，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夺权这个概念，根本不敢想到这个方面去。                               在南下学生的帮助和主持下，造反的工人在六中高二教室开了三次会。第一次是孟宪成提议成立重庆工人造反军，来支持重庆大学八一五学生的运动，也支持各地来串联的造反派学生，到工厂宣传。第一次推举我先承头，还有印制二厂的工人王文华，长安厂的干部郎伯灵，男男女女总共七个人，当时都不敢当头，头天选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了；只好第二天晚上又重新选举，这一次有重庆锅炉厂的老陈，402工区建筑工人朱正坤，杨国成等，也是七个人，后来又有几个自行消失了。                               工人造反军成立勤务组，选举我当组长，在六中借了两间教室办公。对外发传单，也收集情况，与各厂建立联系，各个单位自己成立组织进行选举，选后到六中来与我们总部挂钩，由于大串联在全国开展，《红旗》杂志的文章和北京的传单不断有好消息，各界的人士都来支持。当时的情景，就象红军占领冬宫一样，人潮涌动，招呼都来不及，什么事情一个招呼都有人积极地去办。在孟宪成、吴有义的帮助下，在北大、清华串联学生的帮助下，我们正式定名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并写了《造反宣言》，这大概是八九月之间的事情。                               造反军成立不久，由画家正威居间联络，文联的罗广斌约我去谈谈，我当时以为他是作协主席，我当时看到是他在文联主持工作。我从六中走过去，许多工人说你现在需要人保护，自发地跟着我走。从上清寺走到文联，路上就看到一队队保守组织“工纠”在街上游行，他们穿着整齐的新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列队整齐、口号统一，产业大军上街了！喊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打到任白戈；勒令市委交出黄廉。针对我的传单也很多，有的说我是右派，是反革命份子，曾经受过军法处置，还有的说我是任白戈的警卫员，受命打入造反派的；我看到自己也感到好笑。有一位穿着军装的新华社记者，问我：你看到关于你的大字报没有？我说他们花这么多钱印传单，诋毁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真是浪费，要是把钱节约下来给我多好哇。                               罗广斌见到我之后，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领导造反军，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很多革命前辈都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要跟着毛主席走革命道路，江姐的革命牺牲精神还是鼓舞教育着我们。我问他是咋个想的，他说我们文联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们觉悟不及工人农民，我的主管愿望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走，支持革命派反对走资派，当一个人民的好作家。我说还是要大胆地为工农写出好的作品，要当跟工人一条心的作家，杨益言插话说绝对是应该跟工人一条心。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回答说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些官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为我们工农大众掌权，而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纯洁党的路线，要从共产党内清除他们打到他们。他说你这么说也对，要我多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                               1966年8月份，“十六条”已经发布了，市里走资派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镇压造反，假手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压制还很厉害，为了防止工人参加运动，凡支持八一五的人就被打成“危险分子”，各个单位造反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支持八一五学生造反对不对？全市的争论都很激烈，在市中心区解放碑，很多的工人农民都自发出来参加辩论，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都参加。人民群众是一片沸腾，起来揭发自己单位领导的人很是不少，在公路上、在广场上有人写出了大字标语“八一五好得很”，一个字有几米见方，还有标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李井泉等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                               在旧市委走资派的指使下，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了“八一五”罪行展览，说造反派学生都是流氓无赖，我们有工人去该校调查过，发现都是保守组织造谣，根本没有用门板给女教师正驼背那么回事。他们就是用造谣手段镇压起来参加文革的学生、工人和教师。在一些工厂里，就更厉害了，有的造反派被开除、有的人遭到关押、批斗，动不动就说你破坏生产，扣工资，他们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扑灭运动的烈火，有的单位造反派被逼得跳楼，有的人被当权派逼疯，被游街批斗的更是寻常事。造反派的每一次斗争，几乎都要与当权派组织的保守派发生冲突。我们单位是把我关押在公司里批判斗争，甚至是深夜搞车轮战批判，不敢把我弄出去游街，因为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怕游街的时候被学生抢走。那个时候很多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工人，都不敢回单位，大家都云集在重庆大学或者六中，这就是毛主席在他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白色恐怖”现象。                               我们当时明显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落实到基层确实是困难重重，真切感觉到共产党里头有两股绝然不同的势力：一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他们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改党的政策，任何一次运动他们都是颠倒黑白、矛头向下，打击工人农民和一般群众，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生死存亡的大革命。既然如此严肃，如此严重，如此残酷的斗争，没有团结，没有组织，没有战斗堡垒，是绝对不行的，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去讲阶级斗争，完全是儿戏。为了战斗，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决心把重庆愿意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工人组织起来，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准备正式成立起来。                               勤务组从9月25日就开会，第一、名正才能言顺，不少工人坚持：单称工人造反军不完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造一切剥削压迫者的反，因此必须全称为“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和他的同学们都说好，一致通过。第二、要有一个说服力强，贯穿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激情宣言，这个宣言要有（1）中苏论战“九评”的内容；（2）“十六条”的主要论点；（3）重庆工人的冲天呐喊；（4）要把造反军严明的纪律广而告之；（5）要表明：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学生的革命行动！这项工作由黄廉、唐工、陈未友、朱正坤、张怀珍去做，请国际关系学院孟宪成、吴有义帮助，务必在9月28日之前拿出来。                               第三，造反军的成立大典时间定在9月30日下午，为了防止保守组织和走资派的破坏，具体时间绝对保密，不提前公布，对基层行业和战斗团、分部通知：“总部9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28日下午各单位将出席大会代表领到六中，各单位准备的横幅、旗帜、传单，没有总部的指示不准拿出来，并请各分团、分部自己准备两三餐的干粮，何时进会场，会场在何地，临时听号令。这项工作由杨国成、杨木生、南岸城建分团的陈松柏、二轻徐传弟等同志负责。                               9月29日下午，各单位造反军代表纷纷云集上清寺六中，教室、操场都坐满了，当时保守的黑公安、市委的密探，也都到六中来探察，他们看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会场，没有主席台，这些老保认为成立大会开不成了也就走了。我们以私下串联的方式告知各分团并个别通知到个人，今晚不必回厂，各自就近投亲靠友住一宿，明天九点之前仍然在六中会齐，列队进入会场。当晚许多同志就借着六中的教室假眠一宿，工人当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甘愿受累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我们设置这种虚虚实实的措施，把保守派捣乱意图全搞乱了。                               9月30日下午二时，我们取得占领市人民大礼堂的重庆中学生九一纵队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等同志的支持，同意我们借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云集在六中的造反军3000多名代表，列队、举旗，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市大礼堂，里面不仅是座无虚席，而是连巷道都占满了造反军代表。工人造反军自己的纠察队立即封锁了各条通道，守住大门，与会者自己动手挂上横幅，贴上标语，宣言人手一份，会上笑声、歌声、掌声不断，由造反军总部杨国成主持大会，宣布大会开始，黄廉宣告“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经过血与火的大搏斗，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等同志前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我看到他也是含着泪花。主席台就座的各位勤务员，杨国成、张原贵、朱正坤、陈未友、徐传弟等也都是激动不已，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各地来渝串联的同学代表，都前来表示祝贺。我们以无比自信和自豪的声音宣读了《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宣言》，每读完一段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工人们看到自己的力量，尝试自己把我自己的命运的信念在起作用，这个场景我至今难忘。                               在后来风激浪高的艰险战斗征途中，在走资派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的离间和破坏下，工人造反军和勤务组也曾经有过沙浪沉浮，但总的看来还是稳定的，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坚贞、纯朴、诚实和革命坚定性。由于时间久远，自己年迈和记忆衰退，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许多人的名字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希望那些还尚在人间的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把自己曾经光明磊落地参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留给后人，以补充我的记忆缺失。                               1966年9月30日晚，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结束之后，三千多名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又迎来了共和国17周年的曙光。我们和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一起，在解放碑市区中央游行，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向全市民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                               四、 在北京的经历                               北京南下的学生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去。第一批红卫兵来重庆之后耀武扬威，行为非常过激，砸这砸那，陈伯达又把他们召回去了；第二批南下的学生比较讲政策，国际关系学院的孟宪成他们的宣传，就与第一批很不相同，他们很虚心、也很讲道理，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说第一批大多数是干部子弟，有些人是西城纠察队的成员，不少人是“保爹保妈派”。                               我心里也很苦闷，群众响应中央的号召，为什么总是受打击？为什么地方上毛主席的指示总是贯彻不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体验到李井泉确实是个土皇帝，很霸道，在重庆鲁大东他们竟然组织起那么大的保守势力来对抗学生运动，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重大问题，造反军总部想直接听听中央的声音，经商量，由我亲自去一趟北京，去的时候还有几个文艺界的人跟我一道，几个南下回京的学生护送着我去到北京，记得其中一个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女同学名叫林怀。                               到北京之后，我就想着要找周总理和文革接待站。到接待站，我填表的时候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履历和所写的大字报都写上了，是一个姓田的干部接待我的，他说“你是一个最正规的上访者”。他首先给我提了三个问题：你们说李井泉是土皇帝，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有那些很明显的违背？李大章是老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四川工作，你对他是什么看法？重庆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工纠是不是在积极抓生产？他们又是如何生产、如何革命的？我说工纠几十万人整天着装整齐游行示威，不准革命，他们既不革命也没有搞生产。我说我到北京来想要搞清楚，工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对不对？为什么总是挨批挨斗？受压的工人在重庆完全无路可走，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对李井泉了解不多，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他生活腐化搞特权，重庆市委派工作组到重大，郑校长自杀，文革目标是要清党内的走资派，这些问题恐怕都是要搞清楚的。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听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都有检讨，四川饿死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李井泉的检讨？                               田干部回答我说，现在是要把北京打扫干净，这恐怕不是对待上访者的措施，下面各个地方都混乱起来了，不可小看，十月份可能会有些决策出来。然后他就按照对口接待的原则，安排我住在物资部接待站，地址是在天坛公园里面。第二天林怀等几个学生带我去见蒯大富，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林枫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会上揭发林枫派工作组到学校镇压学生，说他们对文革很不理解，批判很文明，林枫等坐在台上接受批判，学生们依次上台去发言。有人把蒯大富请下来做了介绍，他请我上台去坐，问了一些重庆的情况。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工人起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革运动对不对？是不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最近毛主席就要在天安门接见革命群众，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从文革接待站回到天坛之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开了一台华沙车来找我，又与我摆谈了一阵，问了一些情况。最后要我暂时住下，说准备给我一张票，不过目前还没有定。后来又通知我到文化宫，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都是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人，有湖南湘江风雷的叶卫东，西安的李世英，我和几个四川和广西来人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林杰来看我们，王力讲了几句话，说毛主席发动文革，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反修防修，要我们中国千秋万代高举红旗，有人说感谢王力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我们，王力赶紧声明：“我没有资格代表毛主席，我们代表中央文革来看你们，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主席更想念你们，明天要在天安门接见你们。”戚本禹说：“你们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遭到关押，你们受苦了，下面的干部对文革还很不理解，你们回去之后要帮助他们理解，也是帮中央文革的忙。”                               他们还动员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自觉将随身携带的铁器交出来，衣服要整齐，每个人填一张表，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那天晚上还带我们去看了我们站立的位置，是天安门下面的东观礼台，我们旁边的就是军事院校的人。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出发，等到十点钟，整个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毛主席坐吉普车过来的时候，一个广西的年轻人在那里哭哇哭，最后昏过去了。游行队伍过来的时候，也是不断地有人昏倒，解放军抬着担架把他们送走。毛主席下车，走上天安门城楼，一边跟群众握手，想跟毛主席握手的人太多，到下午就传出消息说毛主席的手被争着跟他握手的认的指甲划破，我们是在离毛主席很远的观礼台上，只看见他老人家，没有机会涌上去握手，时间大概是十一月份上旬或者中旬的样子。                               这次赴京，我才大致弄懂了五十多天的问题是全国性的。对北京红卫兵中有三个司令部的情况也了解一些，我打电话给林怀，她说自己是“一司”的，现在她的爸妈不让出来了，红袖章也不带了，现在“垮司令”是相当风光，她把蒯大富称为垮司令。我到文化宫去，看到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牌子已经被人砸了，我的好朋友孟宪成说自己是二司的，他不保守，对工人也很客观，他说：我们也造了一司的反，因为他们是保工作组的，搞打砸抢，到处东砸西砸，是受工作组的指派，西纠犯了错误，我们“二司”就不当保爹保妈派，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到地质学院“三司”去一看，司令部里全部是首都各个大学派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是真正的造反派，这一次我没有单独见到王大宾同志，是司令部负责人赵文明同志接待的。                               文革接待站又来找我，对我说：“你来北京半个月了，也见了毛主席，应该早点回去。”我正要准备回重庆，第二天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又找到我，要我快去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做造反军的工作，并说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可能再遭镇压和打击，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煤二所，我才知道造反军有250多人北上，起初他们是步行北上，走了一百多里，到了永川才上火车。我向北上告状的同志们转达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意思，他们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没有解决呢，全市各单位的造反派被批斗、遭打击、扣工资、被关押、打成右派等等，你知道吗？国务院天天来联络员，还派记者来接待同志们，听大家的反映，同时也催我们早点回去。                               在那里我又听到一曲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在我们造反军正式成立之后，旧市委的走资派害怕工人形成的组织，开始是千方百计地阻止工人造反军召开成立大会，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在正式成立之后，不但举行了国庆游行，而且还在大街小巷里做了两天的宣传，市里当权派很恼火，下令各工矿企事业单位疯狂地打击参加了造反军的工人和干部，各个单位受到打击的同志深感事态严重，因此云集到六中和市总工会等地，举行游行抗议，印发传单、寻找当权派理论，还到市委去静坐都无济于事，许多工人回不了单位，生活无着，一顶顶反革命帽子压下来，怎么办？造反军总部的勤务员和首都串联红卫兵一起分析了形势，决定各个单位排除造反军代表组织北上告状，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楚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否有罪，工人该不该参加？                               领导这次进京告状的总部勤务员有叶祖禄、朱正坤、杨国成、周世成、陈松柏、哈尔滨（赵勋忠）、张厚贵等，北京南下学生随同一路支持的有孟宪成、李扬快，北上告状团出发时有400余人，时间是1966年10月中旬的样子。他们临行时在菜园坝火车站受阻，大家无比气愤，决定不步行上京，他们打着旗子，一路上散发传单，沿途演讲宣传，从重庆步行到永川。沿途一带，老百姓有议论，有掌声，有人送茶送水，还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来问长问短。市委当权派派大车小车尾追，来回队伍前后，步行的第一天只到达壁山县。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市委派出副秘书长许佳陆坐着小车追到壁山县，与造反军勤务员谈判，最后答应由市委派军用卡车将他们送去永川火车站登车，不存在什么“造反军在小南海强行拦火车，使铁路停运3小时”的事情，这是出于走资派的编造，在草稿上我也因袭了这个错误的说法。                               造反军中间有人认为勤务组的人有右倾思想，说叶祖禄右倾思想严重，说不定是市委派来的；他们又在永川召开了“遵义会议”性质的会议，重新选举了勤务员，还承认我，其他几个选出来的负责人是杨国成，402工区的工人；张厚贵，重庆锅炉厂工人；朱正坤，四建公司的工人蒋兆林等。他们到北京之后，文革接待站的赵文成要他们找黄廉。                               他们在京期间，天天到各个归口部去反映问题，揭露重庆的走资派抗拒文革的种种情形，控诉走资派怎么迫害批斗他们，还召开记者座谈会。还在北京人民公园召开一次四川赴京工人联合控诉李井泉的大会，北京各个部委和各大群众组织都派人参加了，各个报纸都派了记者，了解西南走资派对群众的镇压情况。各个部委的造反派，都支持四川赴京造反派，帮助解决吃穿，由于天气转冷，还支持了大衣什么的。                               其间我去人民日报编辑部，见到了当时的总编唐平铸，他是一个军人。我要求他派人派记者去重庆，他送了一张毛主席的大像片给我们。他向我了解了一些四川和重庆的情况，唐总编说：我们看了你写的大字报，觉得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认识高度，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都知道你们工人来北京和你们的大字报，建议你尽快把大家带回去就地闹革命，把重庆工人造反军带好，这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希望，要拿出工人阶级的责任心。他还告诉我最近中央文革要召开一次会议，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举办举办会议，准备请中央文革的人来作报告，专门讲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还有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希望你们重庆工人造反军带个头回去，你们200多人不能全部参加，问给你们20张票怎么样？我要了40张入场券，他开玩笑说没有座位不要造反啊。                               会议地点是总后勤部在王府井的帅府园礼堂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十一月十五号或者十六号的样子。我拿着票回到煤二所，经过大家研究，基本上保证每个系统每个厂有人，进帅府园之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坐在第一二排。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出席大会，王力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戚本禹讲粉碎走资派反扑的新胜利，关锋讲以革命促生产，以生产激励革命的辩证关系，讲了中央文革的意见。最后是说，情况已经清楚，线路已经明确，走资派各种伎俩都已经破产了，现在是我们努力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了，要大家回去就地闹革命，给毛主席争气。末了还问重庆工人造反军什么时候回去，有人回答说见了毛主席就回去，后面的人也跟着喊，一阵掌声过后，戚本禹说这也有可能嘛，不过要由毛主席来安排。                               这一次我们是要参加毛主席倒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给我们安排的地方是广场西侧、靠近人民大会堂的地方，工人造反军说不想站在那里看别人，我们要参加游行。因为不让外地人参加游行，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清华大学参加了他们，大家凑钱做了一个20多公尺的横幅和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旗帜，比哪个的横幅都大，十多个人拉着平面通过天安门，希望毛主席能够看得见。毛主席接见之后，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第二天我们就赶着回去。那个时候革命的政府，办事效率真是不一样，在大家的要求下，中央文革联络员同意给重庆工人造反军刻制了两枚白色塑料公章，还有一枚造反军驻京办事处的公章，此前造反军没有公章，只用了一个金石艺术家刻的“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艺术章代替公章使用。车厢已经帮我们包好了，票也已经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车厢就什么时候挂上去。我们心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大家赶着买了主席像章，要买上一大包回去作为礼品，文件和传单也是几大包，吃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准备。看到重庆工人这种精神面貌，煤二所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                               戚本禹说你们回去就是宣传队，我早就想好了要在成都下车，给李井泉示个威。我们到成都火车站下车之后，安排所有的造反军有秩序地坐在车站，我去给省委打电话要他们帮助我们找住的地方，接电话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张敏，他们怕我们分散下去了在成都造成影响，迅速就来了五台公交车，把我们拉到财贸干校住下。还来了两个干部，要求我们不要上街，还很关心我们好久离开，说我们有什么要求他们都一一记下来，这个时候省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情，我们就说要列席省委扩大会议，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还要给成都的造反派战友汇报中央文革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没想到李大章竟然同意了，他说你们送上门来，我们欢迎，既然是中央的声音，工人有意见，我们应该直接听你们讲，听你们的观点。                               第二天下午，就派车把我们重庆工人造反军200多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说他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你们回去重庆再去跟鲁大东讲。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兵团的前身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等。李大章是省长，一副学者气派，这时省委主管工作的还是廖志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部、厅、局长都在会上。                               开头我还很担心，准备去念王力的讲话，底下的群众讲，黄老总你不要讲了，下面排队等着讲话的有十几个。我要朱正坤去念，朱正坤根本不念这个，他上台讲自己怎么见了毛主席，然后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五万份发给大家，李大章说“跟他们印，跟他们印”。我感到在成都做事，比重庆还方便。控诉完之后，一些干部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一些成都造反派又把杨超推上去，站在第一排交代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在锦江宾馆礼堂后台休息室召见我们，问我们几时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有人要李大章给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他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装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我找一个人来，你们跟他谈，省里面还是志高同志负责。廖志高过来给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遗留问题。写完之后，还问我满意不满意？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轻工厅还支持我们十辆自行车，成都的造反派还列队欢送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更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路上就散发传单。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晚上半夜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群众出来接待的很多，我们就半夜扭起秧歌。几百人没有地方落脚，有建议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进总工会。第二天满街都是造反军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许多同志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工作，一天都有上万人来访问、串联、交流，总工会的地毯都踩坏了，结果只好收起来。食堂说吃饭的人太多，完全承受不了，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也不去食堂打饭了，本来是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造反派都是很讲道理遵守纪律的，并不是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所攻击的青面獠牙的妖魔。                               那个时候，群众确实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势头，工会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倾向我们，那些老保干部连班也不上了。                               我们在内部就开始健全组织造反军的组织机构，总部下设宣传部由唐工、陈未友负责、联络部是朱正坤、保卫部徐传弟、办公室罗哲光、还有一个关系调解部；作战部是杨国成负责，主要收集情报，比如鲁大东在哪里，李井泉过重庆准备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准备跟走资派斗。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革命气质和作风，如办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较好，就有人说不合适，她第二天就换上工作服来上班。总负责人是黄廉、叶祖禄、张厚贵、蒋兆麟、朱正坤、杨国成，机构健全之后，我就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独立想些事情，听汇报，有时还要下工厂去作报告，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这个时候，市委多次派人来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们不想理他们，因为工厂里面打个招呼，印刷什么的，自己就能够解决，不再有求于他们了，基本上是半夺权状态。社会上支持革命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工人有什么事情也已经不去找他们，而是来找工人造反军解决了，市委基本上是出于半瘫痪状态。到九月底的时候，市委又来找我们，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们帮助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给他们。鲁大东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是想借机搞好关系，我们理都不理，也不想见鲁大东了。这是社会上出现传单说：黄廉原来是干部，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也不屑于去辨白。总部的工作人员拿中央文革给我们刻的公章，在重庆市公安局批准又去做了一架制工作证的钢印，上面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公章和钢印在解散群众组织的“倒旗”运动之后，都上交给重庆军分区保存。                               五、 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教育战线的工作者，解除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顾虑，群众组织宛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此间鲁大东和他操纵的保守组织都感到很恼火，不少老保、工纠开始反戈，加上我们在大字报里猛烈抨击走资派和保守组织在五十多天的错误，反复申说走资派才是运动的斗争对象，保守组织想要再转移运动方向、阻挡革命已经不可能了。重庆的“工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还不服气，他们心里有失落感。但那些老保的出身好，大多数也是些正统的优秀工人，有些还是劳动模范，市委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一些有朴素感情、热爱党的人，只是盲目地听从上级的调度，这样的挫折对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路线上站错了队，他们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在他的大字报里把这些称为“白色恐怖”。结果对方却是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的“真左派”，他们深感自己犯了错误，但又不服气，有怨气，鲁大东等人想开个大会示威，利用他们的特权再与造反派较量一次，以便稳住阵脚。                               在12月4日这一天，由市委支持，在重庆市体育场召集全市的保守组织开会，有“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30万人开会。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据说鲁大东亲自出席他们的示威大会，准备在会上讲话。妄图继续挑起他们对造反派的新仇恨，因为他们原来的名字已经很臭了，就准备在12月4日这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改名大会，统一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我们八一五派就决定到场造反，工人造反军、北京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八一五造反派三股力量，联合冲击了这个号称是30万人的大会场。                               保守派开会，市委要给他们发几块钱的补贴，“12－4”这天还给他们发麻饼，最后保守派就被人们称为“麻子兵”，成为老保的代名词。造反派去冲击他们的会场，冲突的开始是他们不让造反派入场，不准我们在大会上宣读中央文件，主席台上开始抢喇叭，会场上传出周家喻被老保从主席台上推下来了。因此体育场外就开始冲大门，保守派就动用他们事先准备拿了扁担和棒棒打人，造反派在愤怒之下都赤手空拳冲进去，结果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造反军的邓胜利、彭韧等30余人伤势严重而住院。尽管如此，造反派还是不惜一切地冲上主席台，保守派作鸟兽散都跑掉了，旗子、袖章丢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们脱下来。造反军抓获了30多人，送进总工会，经过询问之后都释放了。老保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拼命精神，虽然他们准备了武器，结果还是被赤手空拳的造反派冲得人仰马翻。一个南下红卫兵说他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造反派上去的时候他被保镖拥着出去上车走了。造反派欢呼雀跃，我登上检阅台撕毁了保守派的会标和宣传标语，拔掉工纠的旗帜，看到现场一片人潮滚滚的场景，气魄非常大。我感到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革命的洪流，这就是众怒！                               工纠的铁旗杆是用大钢管电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旗杆沉重无比，四十多个工人才抬回去，放在总工会造反军总部门口，上面就有很多人贴上纸条，有的写着“向造反军的战友致敬”，有的是给造反军献计献策，还有的是“欢呼铁杆保皇派倒了”。我在这里再次体验倒革命的怒潮和群众运动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群众怒潮才能征服修正主义和特权官僚势力。                               “12－4”这一天具体打伤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传说有人被老保打死了，鲁大东也很慌张，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市委一声令下，保守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许多传言说当权派把死人放在重钢的高炉里烧了毁尸灭迹，因此一些造反派就要查封火葬场，要各个单位注意当权派的动向，防止他们转移尸体，掩盖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医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说这个不行，我挨个医院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伤员。还有一位女同志拉着我的手哭，说一定要向老保讨回血债！当时是一片传言四起，北京国务院也打电话来问，外地群众组织也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市人民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这时我感到走资派的狡猾和斗争的复杂性，造反派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工人造反军一无权二无钱，只局限在一腔热血上，怎么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12－4这个事件在表面上是我们胜利了，保守组织也被我们冲垮了，但是我们工人造反军能够拿出什么决策？能回答群众的问题吗？我们有能力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清理排查吗？当时造反派许多人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讨论，如何鉴别尸体来源和真假，以及是否进行抬尸游行等等，哈军工的周闯、毛琦坚持要搞抬尸游行，我劝他们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闯说我右倾，是个小官僚。张金根说老黄主张慎重一些，我认为是恰当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说法，还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极力支持，南下的串联学生几乎是一手包办决策，他们在火葬场找了几具尸体，要通过抬尸游行去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拿了三具尸体，也不知道死者得单位和名字，连我都不让去看。罗广斌也说要谨慎，同时也劝我说，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去调查，又说大方向是不能过分去给学生们泼冷水。文艺界的人还编了一首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来调查证明，拿来的那几具尸体都不是造反派，老保和当权派就借着这个造舆论对我们进行反击。造反派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很多人自以为是，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有着自由主义的本能缺点，不会思前想后，我提出谨慎的建议，被一些人取笑为胆小怕事和右倾，遭人轰了。火葬场和医院都是走资派控制的，学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尸体？最后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尸体，是什么人决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今天还听到有人唱那首歌，我听后心里不是滋味，觉得教训极为深刻。                               以前赤卫军和工纠，都是明的，是公开地反对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纠打伤了很多人，造反派拼死一冲，双方以血相见，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之后，保守派组织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实际上也是鲁大东害怕死人，一纸令下的结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整个重庆谈到“工纠”就是一种耻辱，舆论氛围变换就是如此彻底，公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继续活动了。                               造反军受到广泛支持之后，大家的胆子就大了，农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市委说跨行业的组织他们不欢迎，还说造反军里面牛鬼蛇神多，我说要他们那些当官的说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们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说的进行批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官僚主义。                               那个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少，什么两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军总部来离婚，完全是应接不暇。我们因此下了五条规定，对于反对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产要支持，一切破坏社会治安、不利于文革深入进行的要反对，对于制造干扰的行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组织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跟着形势的变化常常有些分化和重组。造反军作为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也是这样。在造反军总部北上北京告状的时候，留在重庆的同志组织了造反军司令部，为首的是赵慰武、蒋国志、李云成等同志，他的主要功绩是把文艺界的人士组织在一起，举办文艺宣传队，同时创办《造反军战报》。他们也不赞成革联会一派夺权，在根本观点上与总部是一致的，但是办公地点不与总部在一起；67年武斗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退隐了。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途中，重庆建筑联社中的一些同志编为告状团的一支队，负责人是朱登明同志；返回重庆之后，朱因为在人事安排上与总部有分歧，故将造反军一支队的旗帜先后插在捍卫路、小什字建设银行、新华路、山城电影院等处；一支队在大方向上与总部始终保持一致，也坚持反对一派夺权，没有参与革联会的夺权活动；由于朱登明同志个性好强，在1967年的武斗期间，他们驻在两路口山城电影院的要道上，一次54军的吉普车强行通过他们的哨卡，发生误会射击，致54军张处长死亡，曾辉平重伤，朱登明作为一支队的负责人，因此遭受十多年的牢狱之灾，造反军一支队就过早地停止了活动。还有一个造反军二分团，团长是杨大瑜，他本人也参加过北上告状，是个老造反派；在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军总部反对没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拒绝参加革联会而遭受镇压，杨大瑜转向了革联会，以造反军二分团的名义参加了革联会的夺权，此后二分团就成为八一五派的一个组织，与造反军后来演变形成的“反到底”没有关系了。                               12－4事件之后，我曾经和一些造反派头头、各界的有识之士磋商，要将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凭现在的组织展开是不行的。老保已经垮了，为何我们还是这这样“内乱”？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我们自身的严重问题是团结不够、统一不够、联合不够，只有把左派团结和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更好地把全部八一五的力量凝聚起来。一些同志要我来承头召集，先与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喻商量。我们在重庆少年宫找到了他，我把12－4事件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实现大联合实现统一指挥的建议。周家喻说你们工人有责任感，提出的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很有价值，这么大的问题要向总团汇报，集体研究之后再决定。                               两天之后我们在六中见面了，周家喻说学校总团原则上同意，你看怎么个搞法？我提出的建议是：名称就叫“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由八一五总团和造反军先承头搭架子，总团和造反军各派3－9人出来参加联合办公，其他群众组织用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请来参加商议，清他们逐步联合、逐步完善，在工作中间形成信任、责任、地位。我们先进入工作。周家喻认为是大范围的工作机构，办公地点要单独地点，而且要有比较好的获得场所，方便群众往来，最后就选在市文化宫。与文化宫协商之后，确定了文化宫图书馆的一栋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重庆大学除了周家喻之外，还派出了师专的聂珍荣、赵云生等九名老师和同学参加联合指挥部，造反军派出了黄廉、陈发荣、张勇、刘忠海等九位同志。二七工人造反团的王庭学也曾经在总部工作过。成立联合指挥部的消息传出之后，深受八一五派群众的拥护。指挥部也很受大家尊敬，办事很有威信。一些群众组织主动找我们协调关系，向指挥部通报情况。我向文联借了一辆吉普车，在大游行的时候逆着队伍，去重庆大学印刷工作证书，车子上仅仅是贴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的标记，街上的群众看到是指挥部的车子，都要停下来让路，游行队伍就自动分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我们去重庆大学印刷厂办指挥部的工作证，工人都是加班加点赶工。                               这样很快就左右了重庆的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团结，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市委文革会”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还特意把简报送到八一五总团。他们散布谣言，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他不姓黄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内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书，在本单位是一个流氓，曾经打伤过三个情夫，我对这些鬼蜮伎俩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辩解。“黄廉是坏人”怎么能当指挥部政委？重大内部发生了分歧，市八一五总团就给周家喻施加压力，市委又说黄廉有问题，真要有问题朗个承担得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最先起来造反，让黄廉去当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联合指挥部。                               在一月夺权的前夕，我与罗广斌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告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造反军说重大来了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勒令秘书陈发荣把公章交出来，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后亲手一劈两半，留一半给我们，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罗广斌试着问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带几十个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前头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说还是要顾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当时造反军和一些群众组织都恨气愤，要我集中几十个人去砸八一五总团，我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我深知熊代富个人的思想、行为、胆略，他不敢作这样的决策，此举的背后有着重大的黑影。我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不能去做走资派高兴的事情，不能给造反派丢人。                               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埋下了后来分裂乃至武斗的种子，后来熊搞武斗也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积极。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有人说他是市文革委派进来的，市委也确实一直在保护他，现在也是发了大财。                               六、 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                               工纠垮了，造反派感到扬眉吐气，可是改头换面的保守派势力又出现了。走资派又采取新的手法，对造反派内部收买，进行分化瓦解，那个时候两三个人就可成立一个组织，复杂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八一五的人开始走上层路线，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在扩大。保守组织瓦解之后，一些人与造反派的仇恨心结并没有消失，开始大量加入造反派，在造反派组织内部搞派系，走资派由原来的公开对抗，转为隐蔽的手法，私下进行收买，用福利、金钱引诱，甚至有人用子女联姻的手段来进行腐蚀、拉拢，或者支一派压一派，仅仅是靠中央的一个表态和一纸文件，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文革始终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生死大搏斗，象鲁大东这些人对这个问题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十年文革中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的决心和意志，他就是要不择手段地把真正的造反派压制住、整下去，保护他坚持的路线和他们自己。总是把运动的矛头颠倒过来，对准群众或者死老虎。他们在新的形势下，就用新的手法来破坏文革，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抬尸游行带来的混乱，联合指挥部被内部破坏，都是在这种形势下才能更好地理解。                               八一五总团中有人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离间计，市委说社会上造反的人都不是好人，他们不纯洁，只有学生最好，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想就是这样顺利地输灌给学生的；再一个就是他们自认为是造反先锋，现在要工人来掌权，心里不平衡。当权派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心明眼亮，因此就拼命挑拨，只要你有一点私心，就最终要被他们利用，在你的心灵里打进分裂的楔子。他们说工人有野心，造反的动机不纯，黄廉本来是右派，以帮助破坏工人和学生的联合。学生和我们当时普遍感觉不到文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我们能够集结的力量而言，就我们与走资派的力量对比而言，我们不知道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是永远到不了分享胜利果实的那一天，总是错误地以为胜利就在前面，总是把内部的地位争夺，变成力量分散的苦果。可悲的是，直到1975年，我们造反派仍然没有领会到毛主席教我们评《水浒》的苦心。                               许多年之后，我们这些局中人才回过味来，在省革委会八次全委会期间，我跟周家喻一起编了一个寓言，说是有两个人听说楼上有一个美好的物什，要有多好就有多好，完全是十全十美，两个人从此就开始争夺一个唯一的楼梯，都要抢先上楼，走在前头的那个人时刻不忘记要拿脚揣一下后面那人的脑壳，最后前头的那个人终于上去了，才发现楼上不过是一场恶魔，自己也被吓得滚下了楼梯，后者也一同摔下。他也很同意我的这个创作，后来他也去跟别人讲。                               在抬尸游行之后，罗广斌对我说，他自己曾经是局级干部，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是有人在挑拨，抢尸体的时候你们控制不了局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去抢的，为什么要单单抢劳改犯的尸体出来？罗广斌说斗争很复杂，背后肯定有人。我找唐兴盛征求意见，他是老红军，他说支持造反派没有问题，也认为存在着这个问题。                               在一月夺权的时候，干部当时都不敢站出来，站出一个不但得不到支持，还说他是。堡垒始终无法攻破，仅仅靠学生和工人掌握不了局势，大部分单位都是处于混乱状态，走资派在内部破坏，权不夺也已经不行了。元月十一日广播了上海夺权的事情，要在重庆夺权我们还没有那个气魄。罗广斌跟我讲，你去跟工人开个会，准备找点有文化的工人，可否先夺电台的权。等到我们的人去电台一看，首都红卫兵、八一五、大专院校的人、军事院校和军分区的干部都在那里，十分混乱。又听说唐兴盛宣布军管，我才比较放心了，唯恐出了乱子，当时的心态大抵如此。                               “没有大联合，就不可能夺权。”我们向北京请示，就是这样回答的。八一五想要依靠干部，我们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我倒是认为任白戈在重庆没有干多少坏事，就是国防文学这个老问题，想要结合他。我个人对鲁大东有看法，认为他思想十分保守，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李（止洲）廖（伯康）”的事情抛出来，转移运动方向。而且干部中反应他是山东人，到重庆来工作之后，就在重庆党政系统形成一个“山东帮”，排斥一些正直的干部如岳林。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时候，周恩来召他进京，要他跟工人见面做工作，劝工人回来，他根本就不跟工人见面，还欺骗中央和周总理，说“已经做了工作”，这是他死后一些同僚写回忆文章中间才露出来的，说造反军从北京回来是他做的工作，谎言一直说到如今。                               造反派内面有人说，社会上已经说你是任白戈的警卫员了，而且夺权时第一把手都是靠边站的，所以不能考虑任白戈。社会上攻击我的也很多，保守组织参加到八一五和政法兵团的人不少，但是谣言毕竟时谣言。罗广斌说夺权没有中央支持不行，你还是去北京一趟。我给周总理发了个电报，说重庆到了非夺权不可的时候了，从生产和生活秩序看，从社会思潮看，都是一片混乱，为了不出现瘫痪局面，我把情况汇集了，想到北京汇报。罗广斌借了400元路费给我，要我尽快去北京。                               这个时候许多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都是考虑夺权的问题，分裂的问题。贵州红卫军团的李铁乃，云南炮派的范喜莲，都派人到重庆来找我，约我去北京，想要通过我找周总理和中央文革，他们说“你在中央文革心目中间还有点地位”。想把我推在前头去找人，大家的想法是大同小异，都是希望得到中央的指示，各地都不知道朗个办。贵州的情况是李再含明里支持李铁乃，李铁乃是少数民族像个野人一样，人很直爽，李再含暗地里支持地化所的徐英年，李铁乃觉得他不公平，就起来反对李再含，也想去北京找周恩来，把事情向上反映，寻求合理的解决。                               在北京李铁乃请我在西四吃火锅，还告诉我当天晚上两点半，总理要在四马桥接见他们，他一定要我参加。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屋子，门口站了一个解放军，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门全部关紧了。我看屋子里非常简陋，不象是总理会客的地方，就问解放军，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十二点多的时候，进来很多便衣带枪的人，问谁是李铁乃，一下子把他铐起来。对于在场的人，他们说首长说都要带去问清楚。我很纳闷，以为是“联动”出来绑架，最后才知道是被卫戍区管制起来了。等到第九天的时候，才有两个公安局的人找我，验证我到底是真黄廉还是假黄廉。又隔了两天才来一个军车，一个叫赵文成的干部告诉我，李铁乃犯了罪，把造反派开进进不得的地方，他还告诉我重庆的问题严重，你应尽快回去团结工作。                               第二天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温伯华同志约见我，他告诉我重庆的革联会已经夺权，重庆根本不知道你还在北京。造反军总部已经被砸了，罗广斌从楼上坠下，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们叫做砸派，要砸乱革联会。他还说：现在两派必须要大联合才能夺权，还必须三结合，你们要选出你们真正的代表。全国都是如此，干部代表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政权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他说：黄廉，重庆的形势远比你能够想象的复杂，你要赶快回去，周总理要你早点回去搞大联合，我们跟你买票。我问：这些天我回去怎么交代，温伯华说：由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就给你写证明，说你是由于办别的事情，在京耽搁了。                               七、 亲历二月逆流                               我在北京，就看到重庆上北京告状的人又来了很多，他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起来反扑，四川的“二月镇反”抓了十多万人，罗广斌被革联会害死了，造反军总部也被他们砸掉了。革联会是重大八一五一派夺权，熊代富进入了革联会。全市乱的一塌糊涂，砸派与革联会的斗争比与“工纠”的斗争还激烈，他们到处抓人关人，提出的口号：要火烧油炸黄廉，把造反军赶尽杀绝。他们不让我回去，说回去有危险，要我当逍遥派去上海耍。我没有听他们的，觉得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能不回去看，弄个明白呢？                               我在前门买了十几个饼子，立马就上了火车。在西安下车去看了李世英，一路上有个解放军把我招待得很好。到成都下车一看，整个城市鸦雀无声，街上到处都是漫画，把826划成蠢驴，把江海云的头像接在驴身上，兵团也遭到镇压。大街上都是“产业军就是好”“红成是忠于毛主席的”，回应的口号很少，稀稀落落的有几条，例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镇压学生就是段祺瑞”“坚决支持砸派的革命行动”。在街上碰到李志华，他说你怎么还敢在街上走啊，现在赶快离开，告诉我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多万人。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                               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一月夺权的时候，革联会与造反军发生公开的分裂，加上当时的西南师范831，交院915，西农826，重庆机关造反司令部，二七造反团，中学红卫兵91纵队和军工厂的一批造反组织“军工井冈山”等，都不承认没有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的一派夺权，并反对革联会这个机构，因此八一五就和7788部队就借着“二月逆流”的大形势，对持不同意见、不同意他们一派夺权者进行镇压。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                               上火车之后，他们全部买了软卧，独把张龙宝放在硬卧车厢，我即向耿参谋长提出，要他们将张龙宝同志换过来，最后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张龙宝告诉我：“我们这一场惊险，并非个人原因，而是重庆革联会借二月逆流的尾声来镇压我们这一派，造反军坚持反对就遭到他们的镇压，五十四军搞的一派夺权中央根本不承认。”在火车上，军队故意安排段大明与我一个车厢，我对他很不客气，想他既然跟军队搞在一起，自然是参与镇压阴谋的，我问他是谁喊他跟我们一起去北京的，他说是军队喊我去结合的。最后他自己表白说，自己曾当过红军，待遇已经够了，现在只想去搞柑橘研究所，当个所长就好了。                               八、 一步到天涯                               到北京之后，接我们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车送到西苑宾馆，把我安排了在西二楼的大套间，我问耿志刚住这么宽干什么？他说是按照市长的标准安排的三套间。我没有想到，自己从监狱一步跨到“天堂”，就好像是做梦一样。                               晚上专车送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台上有周恩来、康生、江青、吴法宪、叶群等人。江青首先问蔡文斌来了没有、黄廉来了没有？54军韩怀志站起来回答说来了。江青说这次在二月逆流之间被抓的同志，你们受苦了，经历了这一次反扑也是一次锻炼，不要以为干革命会安然无事。你们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连李大章、天宝这样的老同志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成什么话！江青喊我讲话，我说我从北京回重庆，还没拢屋就被抓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人，我什么也不知道，江青说你还不明白这是个路线问题吗？                               叶群起身跟江青说悄悄话，总理说，好了，现在开会。总理说现在该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这次请你们来议一议，商量一下，四川问题怎么解决。中央审查了刘张的问题，我看了他们的全部档案，他们确实是受李井泉迫害的好干部，准备参加省革筹的工作。四川一个晚上抓了十几万人，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凡是二三月份被关押的同志，一律平反，这样就否定了二月镇反。开完会我出去转了转，再回到西苑饭店，总理的联络员温伯华来找我，问我“你跑到哪里去了？江青同志和你们四川造反派头头照像，到处都找不着，到北京来开会要守纪律，出去要等会开完了才能出去，是总理叫我跟你谈谈。”                               五十四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有了阻力就把另一派的人都抓起来，这是不对的。总理插话说，给你们都讲了，要你们要一碗水端平，干部结合不能是“拉郎配”，这样也害了干部。总理批评我说，你不要出去串联乱跑，还要开会，重庆的问题还要单独开会，还要把八一五的代表请来，不要到时候又找不着你。第二天又用车把我送到人民大会堂，先是谢家祥找我个别谈话，他说“黄廉，你也当过兵，军队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都是听军委的，听成都军区的，过去的事情我也看清楚了，重庆的问题，我看你还是要与我们合作，团结起来把重庆的问题解决好，这是中央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不依靠军队恐怕不行。一会就要开会，专门解决重庆问题，希望你对团结、联合作出贡献。我们先交换一下看法，谈一下，等一下我还要去给总理汇报。”我说“谢政委，是你们不联合，不搞团结，而不是我黄廉不联合，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重庆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革联会，跟我们商量过吗？对结合的地方干部，征求过造反军等群众组织的意见吗？你们在二月逆流中间镇压我们，支持一派学生砸、抄我们的总部，把我们抓进牢房，怎么还怪我们不联合？既然中央领导和成都军区的领导都要参加解决重庆问题，我们就在会上谈吧。”                               我回到会场，看到了54军的蓝亦农、军分区的唐兴盛，还有八一五的周家喻、熊代富，重庆日报的沈世民、文联的杨益言、重庆大学的徐光明，造反军的朱正坤，文艺界的王以时，一共有四五十人出会议。周总理拿着一卷文稿，招呼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等人上台就座，一面把文稿展开进行改动。我坐在第一排，能够看清楚文稿是写在新华社的稿纸上，上面有很多处改动，周总理按照名单一一核实了与会人员，然后就宣布开会，问到结合干部时，总理问辛易之来了没有，辛易之站起来，我举手要求发言总理同意了，我就说辛易之有明显的派性，参加了革联会，坚决反对结合辛易之。总理批评说：不要象在广场上一样，搞政治要学会协商，你听一个就反对一个，那你提一个，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我说，前段时间我受迫害，关在牢房里，没有机会了解干部，如此唐突，现在也却是提不出。周总理点了一下头，看来还是先让部队承头，接着就念了关于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决定。革筹组组长是五十四军蓝亦农，副组长刘润泉和唐兴盛，黄廉、周家喻回去也参加一起筹备。从现在起，临时权力由革筹掌握，从此军队干部进入市委市人委主持日常工作，边筹备边工作，重庆市实际上进入军管。                               周总理但是还强调对工人造反军要完全平反，由市革筹和军管会出公告，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都要平反，在单位内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通知也要平反。谢家祥讲话表示坚决拥护，说回去保证一碗水端平，决不支一派压一派，希望群众能够谅解过去工作上不注意的问题，没有承认错误。周总理说，黄廉你回去要做同志们的工作，矛盾的双方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要注意骄兵必败，回去把革委会筹备组健全起来。                               在西苑饭店期间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成都军区前司令员韦杰同志找到我，把我拉到食堂的毛主席像前面，流着泪，说“黄廉，现在我在毛主席跟前给你道歉，我当众三鞠躬，对不起你。”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感动，他是老红军，少数民族出身，性情很耿直，有了错误转变得比较快。                               在西苑饭店的时候，聂元梓过来找过我，还照了像，问我一些情况；北师大还请我讲四川的二月逆流，做了几天报告。国务院五一节安排我去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焰火，当我看到焰火在空中的变幻，非常感慨，生活上的事情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前几天他们还抄我的家，要对造反军斩尽杀绝，现在中国的问题确实太复杂了。我回到重庆之后，五十四军找我传达中央否定二月逆流的指示，从此又是作不完的报告，搞不完的宣传。周恩来在北京告诉我们：刘张是好干部，但不服气的人却骂他们是“烂萝卜”，新的不祥之兆又露端倪。                               九、 分歧升级到武斗                               周总理4月28日接见我们的时候，八一五说“砸派反军乱军”，不讲道理。周问“砸派是什么意思？”八一五的人说：“就是打砸抢，砸乱革联会。”我说革联会是五十四军帮助捏起来的。刘结挺说：“你们造反军也不能代表全部重庆的造反派，还是要团结、统一起来。”我说准备联合起来成立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造反到底。刘西挺说：“那就叫反到底吧”，“反到底”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和解决重庆问题的“红五条”向社会公布之后，八一五里面有些人不服气，工厂里面贯彻有阻力慢慢地体现出来了。原来市委组织的老保在“12－4”之后被打下去了，军队支持的一派夺权也被否定了，中央支持我们，全国的造反派都支持我们，我们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有人说八一五是新老保，这不是很恰当，八一五在重庆最先起来造反，现在个老保的名声，我不太接受。他们不是天生保守，是错在别人利用他们的私心搞一派夺权，后来他们又利用“二月镇反”去打击陷害反对他们的人，是犯了错误。                               军队不转也得转，虽然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扭转，但他们也不敢公开跟中央文革叫板，现在看起来就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了。这时，八一五内部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分裂，还是坚持他的组织，自己另起名字、打起旗帜，有些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人倾向反到底，还有的干脆宣布参加到反到底一边来，反到底感到扬眉吐气。当时周家喻提了个口号：稳住阵脚，准备再战。                               在军队的默认下，革联会没有解散，作为八一五的群众组织保存下来。当时反到底内也有些人要砸烂，公开取消，我们认为当时中央已经有明确规定，已经不承认它了，也有了“革筹组”了，就不需要再去刺激他们。后来革联会也就自行消失了，事后看来我们的处置方式还是对的。文革中间，我们体会到：团结很重要，但只有在斗争中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在真理的旗帜下才有真正的团结，虚假的团结和联合是没有价值的。大联合要以大批判开路，6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召开批判李井泉的大会，当时是八一五掌握着李井泉，他们不给我们批判，企图是不叫我们掌握批判走资派的主动权。我们只好扎了一个稻草人写上李井泉的名字，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30万人大会搞缺席批判。会场上造反军在二月镇反之后，展现出来的巨大愤慨，至今历历在目，批判完了之后就把草人烧了。这个事情后来感动了中央，周总理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还引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来形容，说“纸船明烛照天烧”，这对八一五来说很是恼火，也加深了他们是“老保”的印象。当时八一五是要稳定军心，中央批评之后，他们更是士气大减。                               军工系统的产业工人，他们多数出身成份好，也有很强的组织性，有很强的优越感。因此早先不少人被走资派利用曾参加过工纠，工纠瓦解之后，许多人就地参加了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或明或暗地挑起一些双方的矛盾，早先的分歧和怨气也还没有完全消失，新的分歧和形势又来了。八一兵团出来仍然非常整齐，大有工纠的架势。农民的组织叫红农八一五。                               除了大批判之外，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有些群众组织根据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起了新的名字，例如反到底方面组织了红一方面军。刘结挺和张西挺打电话给我说：这么多的组织，是不是还是团结起来搞大批判。当时初步算了一下，单以几个大系统的称号来说合计有28个组织名称，张国华政委也说：“一定要把大家捏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在重庆市经委设立了“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还是“反到底”，省外很多地方只知道反到底。在反到底底下有六大司令部，造反军的负责人还是我兼、工总司班长是李木森、军工井冈山头是邓长春，大专院校红卫兵、二七工人造反兵团、重庆反到底机关司令部、反到底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重庆反到底延安兵团、重庆反到底农民司令部等。起先各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并不统一，望江厂的叫“金猴战斗队”，建设厂的叫“红大刀”，长安厂的叫“六月天兵”等，这个时候各个厂联合起来才叫“军工井冈山”。反到底这边的农民组织比较复杂，有农民造反军、农革会，二七等。                               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商业中心区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群林市场上八一五派广播站对垒。各自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新闻，辩论每天发生的事情。市民群众每天六点钟前后就自行集中在那里听，听两派的观点和对事件的看法，广播员都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之人，双方都是高音喇叭，外地人经过的时候往往也要停下来听一阵子。有时广播上激烈辩论，底下群众也开始辩论，不时发生冲突和打斗，觉得不服气、不讲道理就扔石头、吐口水什么的。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左足右拜），他当时在群众中间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左足右拜）负责广播。”他讲述一件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气势上咄咄逼人，一件平凡的事情，经他广播的时候下面听众也是鸦雀无声，都愿意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讲完之后，对面八一五的广播就开始反驳。                               有一次我下去检查工作，听到广播里的声音有点熟悉，在那里振振有辞，我走到广播室一看，原来是豆腐厂的厂长石有中同志，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这个文章，他把我们的批判文章抑扬顿挫地表述出来，说到愤怒的时候，就一拍桌子，下面的听众也往往对他的感情和思想感到水乳交融，他把批判文章跟说评书似的，讲完了之后，才回头跟我打招呼说“对不起，因为我在完成我的战斗。”一次我与周家喻闲聊，他说你们把一个说评书的人，搞来当广播员？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谢掰掰何许人也。这个人还是很有政治预见性，思想很敏锐，他曾经问过我“如果毛主席的哀乐之后怎么办”，后来他就萎靡不振了。                               后来中央军委将铁道兵的8711部队移来重庆，他们和四川省军区的独二师都是支持反到底，五十四军仍然鼎力支持八一五。市革筹组开始运作之后，市委就彻底瘫痪靠边站了。派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了新的内容。在对于干部的态度上，反到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说刘张是好干部，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烂萝卜”。最初的群众纠纷是辩论“红十条”“红五条”，反到底说八一五不执行红十条，是反对周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八一五就说反到底反军、是砸烂公检法的牛鬼蛇神。砸派说八一五参加搞“二月逆流”是走资派的帮凶，是资反路线的二次反扑，他们说自己是跟着军队走。而最关键的五十四军干部的感情始终难以扭转过来，碍着军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长城，不能把军队搞乱了的考虑，当时反到底也不好把话说透，处境就是这样困难。                               实权还是掌握在五十四军和原革联会那些人手里，光是中央在政治上的支持是不够的，大家都感到红十条是一纸空文，虽然政治上平了反，也道了歉，但是在基层，八一五的人领得到工资，反到底就有人还是领不到工资。指望他们回头认真搞大联合，完全是幻想。但是有人说，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北京，支一派压一派的54军在重庆。形势既明朗，也复杂，两派的争论在会上会下都是互不相让，从动嘴巴到动拳头，各个单位都在发生两派对打的情况。到处都说要制止武斗，军队的心态也很复杂，还在动拳头的时候，双方又都在准备钢钎。                               十、 67年重庆制止武斗努力的失败                               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6月上旬，地点是西南师范学院，西师八三一和八一五春雷造反团发生了武力冲突。八一五的人去支持西师“春雷”，反到底的工人、学生去支持西师831，都开了汽车过去，双方的支援力量在施家梁遭遇，两三千人在那里荒坡上拦住打。八一五的援助力量是熊代富带过去的，他是八一五总团的实力派，亲自带人去搞武斗，而且是八一五里面仅次于周家喻的头头，明显违背了中央的指示，叶祖禄和军医大学的人、还有军事院校的人把他捉到了，打了一针麻醉药，给他穿上雨衣，作为战俘送到北京去告状，当作一个活证据。他们在车上有两大失误，一是没有解开捆绑，长时间血脉不畅，最后一个手肌肉坏死不行了，幸好未造成残废；另外是麻醉药醒了他们也不知道，最后被乘警发现了，觉得事情反常而把人交给了北京卫戍区。熊回来之后就长期住在五十四军医院里，直到成立革委会之后才出来当副主任，此后他受到鲁大东的提拔，入党当了市委常委，还担任过重庆市团委书记。                               各个单位起先的武斗都是棍棍棒棒，拳头，先头是在二轻和嘉陵江桥头，动用体育用小口径步枪。接着大家就开始抢占战略地盘，控制占领自己的单位，医院能控制住就控制住。八一五首先控制了重大校园，继而控制了沙坪坝地区，一经控制住就把反到底统统赶出去，否则就是战俘。反到底的总部在体育馆，到处住满了被赶出来的人，这一片就被我们控制住了。当时的重庆市逐步形成派别割据形势，交通也逐步断绝了。                               为了应对紧急形势，六大司令部负责人在滩子口电影公司片库里，举行过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应付重庆的局势。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防空洞，当时的形势已经比较吃紧，从会议地点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来，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在争论中间徐光明还因此昏了过去。一种观点是以“左左派”徐光明为代表的“人民战争救山城”的观点，他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到处在挨打，红十条、红五条贯彻不下来，全盘否定二月镇反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又不服气，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武斗不断，因此有的人就要以武斗来对待武斗，在这样的严重局势前面绝对不能右倾，这种观点比较有市场。我的观点是：目前第二次资反路线是对着毛主席的大字报和红十条的新反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疯狂抵制，保守组织和跟错路线的造反派转不过弯来，斗争的复杂性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派是坐山观虎斗，我们群众组织之间相争，走资派是渔翁得利。我们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根本没有深入下去，我们只有上面依靠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现在解放军还是毛主席掌握的，关键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也要相信中央能够做军队的工作。如果我们行动偏激了，给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造成借口。                               我的观点开头是少数，接着我就讲了很多的现实困难，首先是我们没有全面反击的力量，工厂里已有的原材料固然能够生产一些武器，但是后续的供应从哪里来？群众组织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控制，武器流失到社会上，后果完全不能想象；没有任何物质和技术上救助条件，伤员怎么处理？群众和群众打起来，死者算什么，是歹徒还是烈士，这个本身是要由政府来认定的，中央有明确的认可吗？至于后勤给养，就更加不要提起了。我说武斗升级最后无非是两种前途：一是一派消灭另一派，即便是这样，系列后遗症也难以解决；二是两败俱伤。我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撤退，别人拿起枪来了，不跑是不行的。                               会上批评我右倾的大有人在，支持我的人也不少，两方的意见争持不下，徐光明和邓长春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军工坚决反对，他们可以固守工厂地盘。会上最后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对我的意见比较多。后头我的意见是没有武器的就只有走，不能白白被人杀死，有几十万人跑去内江、宜宾、成都，形成武斗大逃亡。                               大概是七月中旬，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说张国华要他们护送我去成都有事，由副军长韩怀志陪同我去成都汇报武斗情况。我坐的是铁路巡逻车去成都，这个铁甲车是制止武斗的装甲专列。我在锦江宾馆向刘张汇报，说“红十条”是空文，军队的立场还是没有转变，每个单位都在发生问题，矛盾在逐步激化，群众组织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要害是军队的态度没有根本转变。晚上张国华打电话找我去50军军部，张政委一见面就说打电话到处都找不到我，我说重庆到处都在打架，反到底纷纷被从单位赶出来，打出许多人现在住在体育馆里，我每天都在各个工厂中间奔忙，怎么接得到你的电话呢？他叫我等着他们研究，也要我与五十四军商量。第二天我被喊去军区，在西南局第四会议室，说谢富治副总理来了要见我。谢副总理见面后，问了重庆的情况，我讲了武斗从拳头、砖头到钢钎、枪支的过程，他问到红岩发动机厂的情况，我说很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谢富治要我明天去协助他们作些群众工作，他亲自去做五十四军的工作，要我务必出面与军队一起去制止和劝阻武斗，他说武斗再升级对老百姓是不利的。他要我立即回重庆，说两派的头头都要出去把武斗劝阻下去。他是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来的，也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文革的王力同志也来了。五十四军有一个师在成都，他说要他们派一个连先遣送我回去。                               那个时候武斗到处在封锁，铁路已经是一截一截的，五十四军一个连荷枪实弹、头戴钢盔，分坐了四辆军车，行车接近重庆的时候，在北碚我看到工人都是头戴钢盔，手拿盾牌和钢钎，红岩厂的钢钎多，在这个厂八一五的人被赶走了，从歇马镇到红岩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我要他们不要主动出击，工人还是买我的帐，谢富治的秘书参谋说你还是有威信。我说过了北碚就是八一五控制了，我的威信就不起作用了，解放军说有这样的情况，就由我们来解决，他们明确告诉八一五的武装人员，是护送黄廉的，我们是从成都军区来的，要他们请军代表出来讲话，一路上到处都是八一五的检查站，完全是一派战争气氛。                               谢富治、王力、梁兴初、李再含、刘结挺等到重庆之后，在警备区接见两派各大总部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大家尽力制止武斗。在这个会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还在厕所里发现了匕首。开了会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省革筹的张国华、梁兴初、刘张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直升机就已经在54军的靶场降落，谢王午饭都没有吃就离开了，我跟谢王握手问他们能够呆多久，谢家祥说他们马上就要走，据说要去武汉。我拦住王力问，你们这一走我们这一摊子怎么办？他回答说眼下还有比你这里还紧急的事情。我当时对中央代表和省里领导这次来渝抱着很大的希望，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我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不久就传说邓长春成立了黄山战区，我感到没有这个必要，毛主席还能够控制这个局面，有什么必要“重上井冈山”？不过大批的人趁机跑到黄山上去，省得留在下面发生冲突，八一五也没有能力去攻打黄山。                               六中又用小口径步枪打伤二轻的一个人，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的地方就开始抢枪。这个时候，省革筹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都到重庆来制止武斗，试图调解两派的矛盾，在五十四军召开两派头头的会议。正好在那个时候，江青没有明确反对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出现在《文汇报》上，我拿这个报纸去找刘结挺，他不表态；张西挺说刘政委不可能明确解答你的问题，恐怕只能按照自己的处境条件去决定了。我曾经问过王力，如果人家打上门来怎么办，王力说只有死人才让人家打不还手。我们主张不搞武斗，要是人家逼着你就没有办法了，只有自卫。                               我问梁兴初：这么多人被打出来怎么办？梁兴初的口气很硬，要动员大家回原单位去，五十四军和军分区也跟着施加压力，我问安全怎么保证？结果他们都不采取安全保证措施，回去一批挨了打，又跑出来。五十四军的派性还藏着和掖着点，梁兴初自恃“老子功劳大”，派性公开表露无遗，在九五命令下来之后，他还曾经公开支持八一五持有枪械，这是1968年武斗余波的伏笔，九一三之后他作为“林彪死党”，这才从四川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第二天我回到工总司去，中学生跨着冲锋枪闯进来，把我团团围住，逼着我签字去军工要枪。我说这个字我不能签，他们把刺刀拔出来插在桌子上。我说谁打响第一枪，谁的责任大；而且只要全面武斗一打响，就没有了是非和界线，今天我们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如果是全面武斗，赶出来的人还要多，吃饭怎么办？每个人的供给都在单位，吃饭谁给钱？武斗升级死伤必多，军队有编制，武斗的伤员怎么救治，阵亡留下的孤儿寡母怎么办？学生们说怎么能够考虑那么多的问题，人都被他们整成这个样子了，你当什么头头？自然这个时候邓长春成了英雄，威信就起来了，也有支持我的，他们也考虑武斗升级之后的死伤，还有中央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徐光明他们写的《人民战争救山城》叫我看，我说你都是抄毛主席的东西多，这样搞下去，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问题还在于：最后的是非还是要用十六条来检验。                               那个时候真是进退为难，处处发生问题，到七月上旬的时候，整个城市已经处于割据、对峙和胶着状态，大家都没有安全感，都找不到出路。一天五十四军张处长打电话给我，要接我去军部，说是一二号首长要见我，还不让带随从人员和警卫。我就在体育馆等他们的车，车子来的时候，几个老太太哭着拉住我不让上车，说军队根本不支持我们，怕我去到那里被他们害死。到五十四军之后，耿参谋长说是你的一个老朋友要找你谈心，交流一下意见，他还说制止武斗的事情，我们也在制止，还是要靠你们去做群众的工作。                               原来是周家喻找我，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里面游泳。我同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他学生的事情管不管得住，周说虽然管不到但是有些事情也在做。我说我们还是要团结在“红十条”“红五条”下，第一是要保证我们的人回厂安全，军队还是听你们的。他说你们在施家梁把熊代富捉了。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熊代富在我们反到底的人手里。周问我手上有枪没有，我说没有。他也说武斗再升不得级了，不要搞得大家都收不了场。他问你们体育馆发枪没有，我说没有。我反过来问他，他说我们群众手上没有枪，只要需要枪随时都会有。我说：你这是威胁我。他说你这个人自己不说话，我讲了实情，你又说我威胁你。周严肃地说：我们有人看到你们文联屋顶上架有机枪。                               回去之后，我找人询问，才知道文联那不是真枪，那是一些中学生担心八一五来进攻，把演戏的道具枪摆在屋顶上，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厉害，唯恐天下不乱，还说就是要吓唬吓唬那些老保。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就马上给五十四军支左办公室挂电话，说明文联楼顶“有机枪”的实际情况。武斗前的那个征兆，真是草木皆兵了。                               十一、 陷入“安全困境”的造反派武装过程                               7月底的时候，梁兴初和刘张他们到重庆制止武斗，他们走了问题也没有解决。形势越来越紧张，矛盾在持续积累和激化。反到底被打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重庆站不住脚，赶车跑去成都、宜宾、泸州等地，梁兴初还动不动就打电话来，要我去把人接回来。武斗已将我们逼得没有立锥之地了。                               在二十一二号的时候，空压厂已经发了枪，机械学校的八一五也已经有枪了。体育馆已经集中了许许多多人，多数都是拖娃带崽的妇孺，其间我们的自卫力量还只有些钢钎，周围的八一五都有了枪支，如果住在文化宫的八一五专业武斗队一旦打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确实是由不得我了，必须考虑加强总部的自卫力量了，在一个中午的时候我集合了170多个拿钢钎的人，叫他们不要声张，跟我去建设厂要枪，听说他们正在发枪。我们不敢走大路去，说袁家岗的“机麻子”已经有枪了，封锁了三岔路口和大路，只有沿着江边的铁路分散运动过去。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建设厂，结果军工井冈山的人根本不买帐，不肯发枪给我们工人造反军总部。陈代富同志说：据说你搞上层路线，对武斗现状也不管，也不同意发枪，大家对你有意见。我说我给中央发了许多电报，中央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来了也不表态，刘结挺不表态，我有什么权力批准发枪。现在总部设在体育馆，只有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方，在那里住着的都是一些被各单位八一五打出来的避难者，万一被人家攻下来，拖娃带崽的多，怎么办？要给我们一点自卫的枪支，我们只要求有300条枪就行了。他们说是中学生逼着他们发枪的，我说要发枪也只能先武装成熟的工人，最好把枪掌握在本单位的复员转业军人手里，工人听话些，学生拿着枪隐患多。                               周应古、陈代富、韩庆昌是建设厂的主要头，陈代富说我们要与周应古研究一下，总部是应该有武器，但是你思想右倾。周应古到重医去了，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头都在那里办公。我们到重医去找周应古，首先看到的是中学生大学生都在领枪，财贸921和交院915在那里领枪。有两个工人挎着枪，把我推到楼底下，声称要把我关起来，说是不要我去干扰他们，他们说八一五派八一兵团都已经发了枪。过了一阵子，重钢和杨家坪地区的造反军过来找周应古，说你们扣下黄老总。你周应古能够当好这个头？正在这个时候，五十四军的李凡处长过来了，邓长春的参谋小名周三的，拔枪顶住他，我要周三不要对李处长无礼，小心走火，结果又有两个造反军的人，拿枪顶住周三。发枪的隐患当场就看出来了，我对他们说，我们进行“文攻武卫”是被逼无奈，不是想要玩枪，要枪去参加解放军好了，拿着枪一定要加倍慎重。我当时心情万分沉重，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斗争发展到今天，不知道最后究竟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有几个工人指责我不签字发枪，我对他们说，你们是工人出身，不是很懂政治，你手上已经有枪了，为什么还非要我老黄来签字？这不明摆着是一个圈套吗？我真签了字，你们就能拿到枪吗？这时重钢的几个荷枪实弹的造反军，站在我边上说：你们对老总如此无礼也不见得走得脱。周应古说，枪还没有组装出来，这些枪都是已经有主了。到晚饭的时候，去的同志非常不耐烦。周应古说枪可以发给你，但是你们今晚要参加总攻消灭“机麻子”，你们造反军的人，必须参加战斗，把天鹅宝蛋打下来，然后枪你们可以拿走。有些人是军队转业下来的，有些还当过连长什么的，他们说这个条件真的是很歹毒，这岂不是喊我们拿命换枪吗？要有命活下来，枪才能拿走，好吧，叫他们发枪，我们去跟他打仗。最后发给我们154支枪，每个人十匣子弹。                               预备在当天晚上八点半发起总攻，大家都不愿意让我参战，四个人把住门口不让我出去。我说自己当过兵，还有点常识，最后他们同意我在后面的位置上督战，还给我换了一支最新的冲锋枪，四匣子弹，警卫脚跟脚傍着我。他们想要选择树林作为突破，我说还是选择红苕地比较好。正准备前进的时候，空压厂八一兵团开出四辆坦克，从清水池方向对建设厂进行猛烈攻击，我们就终止进攻，撤下来了又走不过去，我要他们赶快就地休息，准备应付今天晚上可能有的恶战。后来才听说，反到底用灭火器填装炸药炸坏了一辆坦克，就阻止了他们的进攻行为。看来双方都缺乏充分的作战准备，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就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们就将得到的一百多条枪拿回体育馆，我们仍然沿着江边的铁路回去，分成30个人一组，前面的走过去了没事，后面一组才敢跟上来，经菜园坝回到体育馆，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枪。造反军内部也开始兼并，有一些想得到枪支的，就上黄山跟邓长春他们套近乎，接受收编。造反军南岸城建兵团的陈松柏同志，就坚持不肯接受收编，他坚持保卫海棠溪、上新街、黄角古道至黄角桠一线，在几次恶斗中间都有很好的表现，让老百姓的安宁不受侵犯。                               武斗就这样升级了，反到底下面有些分团跟军工搞交易，木材厂、二轻各自去搞枪。在贯彻九五命令缴枪的时候，据说造反军缴枪数字是1000多条枪。武斗的枪支来源有二：一是抢解放军的枪，大部分是“明抢暗送”；二是军工厂里自己发的。两派都在抢枪，八一五实际上是明抢暗送，他们拿了枪就走，什么事情也没有，有同情反到底观点的战士，因制止八一五抢枪而受过处分；如反到底去抢枪是要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还有一次邓长春带人冲进军械库，发现里面都是些被服罐头，虽然什么武器都没有拿到，但是军队却借此告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说反到底抢了军械库。                               再重庆的军工厂中间，江陵厂是生产三七炮引信；长安厂生产三管、四管三七炮，解放前是生产冲锋枪的；空压厂生产坦克，通用机器厂生产装甲车；朝阳厂生产导弹，已经拿出来了，没有敢用；建设厂生产步兵枪支，控制在军工井冈山手里，这是反到底枪支来源的主渠道。生产枪支的技术很简单，据说江陵厂改装自己的机器也能生产枪支，八一五在井口农药机械厂，强行责令生产冲锋枪，并命名为“八一五”冲锋枪。武器就是这样大量地流向社会，大家各显神通。                               至于弹药，江陵厂生产一些，子弹的主要生产厂是位于江南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生产步枪和冲锋枪子弹，这个厂子当时控制在八一五手上，所以我们常常打到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运弹药，我们江陵厂死了一些同志。                               我曾想抵制武斗升级，也抵制不了。邓长春同志比我年青，他曾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他自己签字同意发枪。据说后来军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侦察他当初写的那张字条，作为给他定罪的证据。后来很多人把武斗的责任推给江青，公正地看这是一个气候，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武斗升级是逐步的、渐进的，不是哪个人能够控制得了的。有些人因为邓长春指挥过武斗，就把他说成是坏人，以此去苛责他，其实他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就算是邓长春本人不批准发枪，也会有别人去批准，要实行“武装自卫”的人不是一个两个，那是应付特定形势的一种方略，而不是哪个人凭空进行的创造发明。许多人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想当然地下结论，也有许多人明明经历过了，却喜欢附合着后来的形势说些瞎话。我自己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我曾经竭力想要避免武斗，但是我最后还不得不亲自去寻求枪支来自卫，以增强安全感，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瞎话。                               十二、 重庆大武斗                               重庆武斗中间，场面宽，战场多，事件起因复杂，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有些是当时听汇报的，知道多少说多少。                               武汉720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我说根本就回不来，进得了重庆也回不了单位，不信你派人送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我是尽量避免打，不主张主动进攻，也不是我们能够用武力打下来的。我当时写了《写给毛主席的汇报》，说他们把我们压缩在二十来平方公里的地域里，粮食和蔬菜断绝；因为他们有军队支持，要粮有粮，要枪有枪。而且还威胁要停水停电，我给五十四军打电话，说一经停水停电，几百万人的城市会发生什么后果，你们要考虑。                               当时河运学校的航锋、军工的部分人、重钢也有人，集中在重医那一坨，成为反到底的一个据点，那里曾经发生过伤亡惨重的夜战。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在八一五手里，两个据点，对面相望。他们从中江、泸州调来大批农民，准备夜袭重医，拔掉这个钉子，消灭住在重医的反到底那一坨。农民跟我们毫无瓜葛，谁能够动员他们，非常明显是拿的出钱和手上有权的人，八一五给农民发了枪，晚间参战人员穿上雨衣，匍匐通过招待所的花园和草地，准备去袭击重医。当时夜已经很深了，驻扎在重医的反到底又刚刚开完晚会休息了，外面没有人守卫。据说是有一个师专的女学生，她带去的小妹妹不肯睡觉，跑到外面去玩枪，她先看到招待所花园里有很多猪，感到很奇怪，等到农民爬过来之后，她就看到刺刀的反光，她就用阵地上的机枪对准就打，这突然的开火当然就伤亡惨重，好在后坐力把她给掀翻了。枪声惊动了已经休息的人，大家跑上来就是一通好打，战后要找英雄，才知道是一个不肯睡觉的10多岁的小学女生，最先处置危险的。农民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地形又不利，加上突然打响又不知道躲避，死伤非常惨重，有的说死了两百，有的说死了三百，过了几天尸体躺在果树下都腐烂了，结果是就地掩埋，有些农民死在那里很多年了，家里人恐怕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到底是死是活。八一五后来又来报复，因为是白天，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类战乱中间的憾事，至今想起来还是心里难受，拿起武器实出于无奈，都是那些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走资派挑起内战，他们在一边渔利，这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但是他们始终躲在一边。                               我想起什么就谈什么，没有时序，武斗初期八一五为了打通往市区的道路，阳增太曾经指挥攻打响了工业学校一战，也是很有名的。建设厂的武斗，有重钢的造反军在那里支援，八一五在攻打建设厂的女工宿舍的时候，动用了火炮；为了拔掉压制建设厂火力点，建设厂举行反攻，赶走了占据“弯弯大楼”制高点的八一五。我虽然没有亲临武斗现场，在听到汇报之后，心情十分沉重。                               重庆市市中区是夹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一个半岛，重庆出现割据局面之后，谁都是动弹不得。八一五已经控制了沙坪坝地区，断绝了西边的交通要道，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六中占据着印刷厂和二轻大楼，封锁了反到底的大本营，火力封锁住嘉陵江大桥，断绝了北面的通道；东南面是长江，朝天门码头文革初期改称红港，很多据点被八一五占据了。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附近一带在我们手里；江北华新街到三钢、长安厂一线基本上是反到底控制，江陵厂也占了一片；依仗望江厂的实力，反到底控制了南岸和铜锣峡，从铁山坪翻过山去就与望江厂接壤。铜元局又控制在八一五手里。整个城市分割成为一片一片的，每一个地方都走不通了。当时只有军队的车辆可以畅通无阻，鉴于我们与军队的关系不好，军队不肯帮助我们运输生活用品，有时军队还故意刁难我们，不但是反到底大本营受困，其他工厂和附近地区的遭遇也一样，蔬菜粮食都无法运进来，我们总部就困在体育馆一带，各单位被打出来的反到底一派观点的群众，能够撤出来的就集中到体育馆来，容不下的，尽量劝他们远离重庆、出去投亲靠友。                               当时反到底一派群众流亡到川内各地和全国，内战风烟滚滚的时候，重庆老百姓也和我们一样共同受苦。我们三面的交通都被断绝了，码头不能用，西边是重大控制的沙坪坝地域，嘉陵江大桥又被封锁，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争取从大足、达县得到支援，这一道路上八一五只有几个孤立的据点。我们当时开会研究，粮食蔬菜已经没有了，如果八一五再断掉水电，那就更危险了，生存来源都断绝了，还谈什么“自卫”！我当时主持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封锁大桥的少数人，只有几百人，被困在体育馆的是多数，被困在市中区的老百姓是多数，反到底六大司令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所以就与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六月天兵”商量，预备打通大桥，从江北获得粮食和蔬菜，打下来之后立即由江北指挥部和长安厂把守大桥，维护交通。准许货运车辆进城，允许农民进城卖菜，允许普通群众自由过桥，加强检查，凡携带武器者不准通行，军车也要检查，不准帮助运送枪械和军火。                               我们事先商定，在开炮之前要预先通知老百姓疏散，由江北指挥部的苏靖康和工总司的李木森同志做好炮手的思想工作，不要炮击民宅。同时也准备正告八一五武斗人员退出据点，还提前告知五十四军要他们帮助做八一五的工作，请他们自觉撤退，不要封锁嘉陵江大桥。当时也考虑到，有可能八一五得知进攻消息之后，调集大批力量过来，结果攻下不来。我当时讲，预先进行广播不是天真，而是事关人命，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八一五也是群众，如果他们要调重兵过来，那就打吧！具体的宣传工作、发布广播以及与军队通报，就由我来办。                               8月14日下午五点钟，我给五十四军白斌副军长打电话，希望他做八一五的工作，白斌说一些官话，叫不要打，一切好商量。我告诉他说，你赶紧做工作，如果6点钟之前他们不撤除对嘉陵江大桥的封锁，我们就要开炮了。我把电话打完之后，由工总司、体委、长安厂的广播发出声明，各个点上都大开高音喇叭，说八一五围困市中区人民将近半个月了，我们没有粮食蔬菜，我们不得已要用武力逼退他们，请周围的群众理解并支持我们，尽快撤离。第二个广播是对八一五讲话的，说嘉陵江大桥是重庆人民的大桥，是重庆南北交流的要道，任何人任何团体都没有权利封锁，为了人民的生存，要求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撤出封锁据点，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希望你们自觉放弃不恰当的作法。                               广播之后，我就站在文联的楼顶上看，八一五置之不理，附近的老百姓抱着东西、拖儿带女开始转移，情景非常感人。6点15分，江北区委和长安厂的炮位开始警告性的发炮，攻击八一五盘踞的轻工局大楼、六中和印刷厂，战斗大约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也有的说是一个小时，因为是群众组织参战，没有那么一致。从后来查看的弹着点看，李木森和苏靖康同志是做了工作的，没有炮击任何一栋民宅，没有攻击一个非武斗据点，我由衷地佩服同志们。八一五的还击点定位在江北区委，长安厂，三钢。当时我身边的一个同志感叹说“这就是战场，好凶啊！”炮击准备过后，工人们都是赤膊上阵，穿了短裤，手持步枪和冲锋枪，在桥上匍匐前进，非常勇敢。打下来之后，我立即去江北区委指挥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苏靖康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去休息了，武斗人员也找不到了。在南桥头二轻局大楼被炮火击中，整个大楼起火燃烧了；六中的教室也被打坏了几间，印刷厂也有损失，市委大院也落了炮弹，八一五也有炮位设在市委背后。三钢死了几个人，当时只好埋在厂区，长安厂也有伤亡。大桥上有两具尸体，还是打着赤膊、躺在桥上。老百姓说还是反到底、工总司好，打仗之前就要我们避开，他们自己去牺牲，第二天尸体就腐败了，同志们就把他们安葬在桥头的花园里面。                               第二天早上就听说农民的粮食和蔬菜已经进城了，大桥上的人成群结队，都是去江北的粮店买菜油的，粮店干脆每个人一瓶，发给大家。                               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不少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其间工总司也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大家都是精神振奋，打下来之后要“表功”，造反军和工总司都有人教我打电话给中央汇报，长安厂的人估计说：恐怕打了五六千发炮弹，江北指挥部的人说他们也打了那么多，这样我就如实报告给北京，为什么要打，以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小报以《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为题目加以报道，后来知道这个文章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当时总共只有十七八门炮，炮击持续了一个来小时，估计打了三五千发炮弹是有的，没有上报的那么多，当初大家都是争着要表功。最后听说周总理骂败家子，大家又都缩回去了。                               当时我们大开喇叭，提前警告准备进攻的时候，可能是五十四军不相信我们真能打；机关干部里面有些人说黄廉好傻呀，哪有打仗还提前告知对方的，也有的说是吓唬而已；周家喻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也不相信你能打。经过这一件事，我对“兵不厌诈”有了很深刻的体会，事情常常是真真假假，难以辨别。                               我们提前告知对方，最后还打赢了，都认为是个奇迹。我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炮多，他们只有几门炮；第二：据点里八一五派主要是一些学生，比我们这边工人更算是乌合之众，而且很多工人本身就是部队转业的，有作战经验。打过之后，五十四军和旧市委的一些人就放出谣言来了，说反到底能够打下嘉陵江大桥，背后绝对有黑高参，说什么黄廉这个人从部队到地方都是耍笔杆子的，哪里会打仗嘛。他们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黄廉曾经跟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一起下过棋，五十四军还说是裴昌会亲自帮黄廉确定的炮位。反到底内部本来就有分歧，接着这个怀疑又增加了，黄廉三十岁的人有这个能耐？还有的人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北京，这也是一个分歧。后来那些当权派为了整我们，就着这个谣言，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为此还特别确立了个“一号专案”。这个专案是为了实现支一派压一派，为了把我们置于死地，一口咬定反到底和黄廉是被走资派、牛鬼蛇神和国民党旧军官所利用，除了要打击我本人和反到底一派的群众之外，这一专案不知道陷害了多少起义将领和群众。                               根据我了解的实际情况，市公安局有个名叫高尚武的处长，曾经参加过“一号专案”的工作。专案的设想来自于五十四军军部保存了一个“联络图”，这是旧市委、革联会和五十四军早就构思好的，他们把一大批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编入专案，说他们上面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操纵，下面通过黄廉操纵造反军，在清队中间就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联络图，进行逼供信以取得口供。具体是一个名叫邓翰的人，在苦打成招中间提供假材料，胡宗南的参谋长裴昌会被他们打断了脚杆，还涉及到夏仲实、鲁崇义等，还有一些低级别的国民党将领。这个图后来转移到公安局保管，高处长感到他们太不成话，完全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高尚武同志出于良知和正义，含着泪水把一号专案联络图的复制件交给了我，我们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作为一个走资派的政治阴谋，上报周总理和中央，说他们无中生有地对一派群众组织进行政治陷害，对民主人士进行陷害。在我几次挨整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交代如何知道这个材料，我怕他们杀人灭口就说案中有案，拒不回答，高处长后来还是遭他们排斥，无缘无故地靠边站了，这个案子决不是群众组织搞的，后来给一号专案平反的时候，鲁大东他们又另外编一套瞎话，掩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个专案中间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掩盖他市如何利用这个专案来陷害与他有不同意见的老干部如王墨林、王公杰、王炎、宋学武、岳林等。我作为“一号专案”构陷的第一号对象，从来就没有平反。                               1982年对我进行审判的时候，把打嘉陵江大桥的事情全部算在我头上，说我参加策划武斗，残害群众，犯有“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决书列举的伤亡和损失数字是：“这次武斗造成打死十一人，打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一轻工业局办公大楼、重庆第六中学一栋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烧毁大楼干部档案、财会帐目、文件资料，后果严重。”由于他们在1979年已经给“一号专案”平了反，就不再说我跟国民党残渣余孽勾结搞叛乱了，改而说我们准备在重庆附近上山打游击。                               十三、 九五命令之后平息武斗的再次努力                               在十六条中间就明确规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对后来的形势发展很有预见性，话说回来，文化大革命既然涉及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恰恰有发生武斗的理由。明明毛主席一贯是反对武斗的，武斗也是不受普通人欢迎的，许多参加者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浏览次数：1615-- ----上篇文章：05.12.《海峡教育报》发表郑光路《我的中学“作家梦”》，受到好评！点击！ ----下篇文章：推荐！《：[转帖]中国古代吃人历史[真实] ！》 0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