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沫若祭 ...“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家只有狗格和猪格。
珞珈山:沫若祭 ● 珞珈山
写毕《甲申再祭》,意未尽,还想再给郭沫若写篇祭。郭沫若是大文学家,我就从文学说起。 ①十九世纪,法国总统应邀参加一个大富翁举行的晚宴,到场后总统发现,他自己的席位竟排在第十六位。排名第一的是一位铁路工程师,第二位是文学家,第三位是诗人。一位来宾问主人为何这样安排,主人回答:“这是真正伟大的人的排名。所谓伟大,是指那人不可或缺,不可取代。排名第一的工程师是因为他身怀世界最尖端的技术,谁也不能取代。第二、第三位也是一样,但总统却并非只有他来当才行。”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时,在一次报告中说到:“给我足够的条件,我可以培养出五十个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不敢保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②文学必须与政治挂钩,因为文学在政治之上,政治在文学之下。在中国,文学可以躲得开政治,政治则躲不开文学。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人民则不一定需要。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文字狱,就可以知道文学有它的力量。它足以使暴君发抖。历史上同样有那么多谄媚的文学,也可以看出文学的力量。它足以使人民发抖。文学是永恒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学是春天,政治是夏天。当权者害怕文学,文学同样也害怕当权者,他们都不害怕的只有一样东西——人民。小说当然可以反党,虽然它不一定反党。它同样可以用来歌颂党。以文学为革命工具是小看了文学。不以文学为革命工具同样是小看了文学。作家不需要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但是时代却反映着作家的精神。在江青眼里,文学必须干预政治才叫文学。政治必须强奸文学才叫政治。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无病呻吟,风花雪夜,故作高深,技巧深沉,同样是政治挂帅的结果。政治一方面爱文学,一方面虐待文学。文学反过来也是一样。政治是一门艺术,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比政治残酷得多,也厉害得多,生命力也强得多。在古代中国,做政治家,多不得好死;做文学家,多不得好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③鲁迅是有人格的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家只有狗格和猪格。把那个时候的某些作家比喻成畜牲,其实是侮辱了畜牲。鲁迅时代的中国文学属于兴旺史。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学属于衰亡史,直到另一个鲁迅出现。不怪乎今天中国文学界最流行的口号是:全中国读小说的人联合起来,不再读小说!王蒙对中国作家的评介可谓入骨三分:一等诡诈,二等智商,三等学问,末等人格。刘心武说:“中国作家……小心眼小聪明小阴谋小儿科,蔚为小观!”郭沫若是代表人物。郭沫若有才情没有人格。有文学没有政治。有脸无皮。他用文学敲开政治大门,而政治最终又谋杀了他的文学。沫若以《女神》燃烧了旧中国。一句“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学史留名。沫若又逢伟大领袖。倘若作为政治领袖的那个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学。偏偏那个是文人,沫若则只好搞政治了。领袖号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诗发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粮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善,光是偷懒没事干;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文化革命起,沫若却被放在油锅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连儿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儿子郭世民在音乐学院被批斗,自杀。整整一年以后,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学院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死亡。接连失去两个爱子,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怀疑那场吃人的革命,更不怀疑领袖。我曾亲见伟大领袖讲话时郭沫若的表演。郭沫若双耳重听,所以用手护之,侧耳倾听领袖的每一句话,还把身子尽可能地朝领袖方向倾斜。某次,郭沫若注意到领袖未戴手表,当场把自己的瑞士名表解下来给领袖戴上。领袖终身用此表。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静时,沫若就伏在办公上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儿子深深的父爱,溶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儿子死后两个月,在一次会议上,他竟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听了后却不屑地对别人说:“诗人像一匹马,不能不给它吃,不吃要饿死;又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它就跑不动了。”据说她的丈夫这时说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还讨厌:虱子不吵。”我听说这件事后,曾问一个作家:“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答:“花岗岩。”我说:“不对,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么厚的脸皮都能穿透,还有什么东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让我们回到鲁迅的时代吧。我们要做鲁迅。我们坚决不做沫若。鲁迅实在伟大,他居然连母爱都敢怀疑,他说:“母爱像穿在身上的湿棉袄,脱了嫌凉,穿着不舒服。”对母爱都如此,对领袖的爱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有一点我仍存疑:鲁迅没有生活在领袖的阳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会变成什么,难说。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这全是偶然?老舍便是明证。老舍年轻时倜傥不羁,嫉恶如仇。他与朋友在饭馆吃饭时,曾从鞋底抽出钞票付账。朋友问他钞票为何藏在鞋中,他指着钞票恨恨地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要压迫它。”年轻的老舍,文稿常被编辑改动,深感头疼,某次,他把书稿送出版社后,在旁标明:“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可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老舍,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进太平湖自绝于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寄给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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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人不如文,作文为何 翻云 2005-05-26 13:06:48 这位陈伯君:“对一个作家的成就,我向来反对“文如其人”和“人如其文”的挂钩。作品就是作品。历史上,那么多留下辉煌诗篇的作者,特别是兼政治家的作者,恐怕有不少人手上沾满历史的鲜血,后人都去计较过吗?”
什么是“文以载道”,若人、文不对等,岂不是倡导欺世盗名的恶习?历史上的名家名著,今天的眼光更多是摒除了各个时期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而升华为纯文学角度进行赏评;而今时今世的所谓大家们,有良知的都难以推卸历史责任,做不到“人如其文”却能打动人,只能说其撒谎功力炉火纯青而已。
辩证法来看,郭沫若的诗歌,辉煌在上个世纪;郭沫若的文革媚行,遗臭于今日。当下是个诗歌衰亡的时代,又是后文革时期,还要搞几分功过论郭沫若,有那么容易么。文人不洁身自好,臭名比婊子还传得快。
人性中这个“犬”性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才能磨光,用的得当? jwls 2005-05-24 10:55:02 现在满眼尽是些会迎合人的,曲学阿世的狗;少有了鲁迅式的,李敖式的“哮天犬”——铁口直断秉性忠良的狗,人性中这个“犬”性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才能磨光,用的得当? 难怪大画家华君武叹曰:“对我来讲,最难画的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狗,真的画不像!”
专说迎合他的话,(自己就好“富贵”了)专说“曲学阿世”的话。于是,“铁口直断”的哮天犬,被“人”们渐渐的淡忘了,“往事如烟”了,于是有不甘被淡忘者如章怡和说:“往事并未如烟”,如不如烟?是啊!往事何曾如烟,那一切永远是那一代人心里永远的“耻”,挥之不去,停之再来,惚兮恍兮之间,隐隐作痛,使“人”永远振奋不起来,团结不起来,“人如撒沙,民族素质低下”人人会说,人人都见,却不是人人有资格说出口的!没有敬畏心,没有反思,没有忏悔过的人,你们不配说出口,你回光返照一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聒不知耻”不光是一句羞辱人格的话,它的的确确是一句“真”话。“人”有些时侯是需要别人来骂,来提醒,“觉”你的。“来掘你祖坟,我的祖坟,大家的祖坟”比一比什么货色,显摆显摆,“我是朱家的”,“我是孔家的”“我是毛家的”,他们为自家祖宗的光荣历史,歌“功”颂“德”的同时,可曾想过:老祖宗“礼记”里的“大同世界”?不会只为一家之私吧?那就好。 切忌以此“沽名钓誉”买“富贵”,再骗世蒙人,那就要殆害百姓了。
致事后诸葛们 南山燕 2005-05-19 15:15:26 有些人就喜欢在别人死后指手画脚,作义愤填膺状,慷慨陈词。倘若自己也处在彼时彼地,君子乎?小人乎?郭沫若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文人。郭沫若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不是个人造成的。与其指摘别人的品质,不如对历史作一番反思。
文人的生命与人格孰轻孰重? 我要呼吸 2005-05-19 00:46:22 陈伯君我知道,成都社科院的院长,四川人,自然对郭沫若的评价不会太低。我也是四川人,而且我现在就在郭沫若的家乡乐山工作,这里一所实为中学名为大学的学校还专门设有郭沫若研究中心。但是,我不会也不能理解郭沫若,我为其言行感到羞耻!我想文人终究不应该混同于平头百姓。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在那样的时代明哲保身,倒也无所谓,我能理解和原谅他们,但是文人不行!文人就要彰显其独特之处,就要履行其传播人文价值的职责,文人理所当然要有人格,否则就是假文人,是欺世盗名之徒!我以为,像郭沫若这样一个早年成名、影响巨大的文人,在那样的时代,其言行实实在在令人感到恶心!我赞成文人在高压的环境下,如若做不到自由言论,那就应该选择沉默;如若做不到沉默,那也不能说有辱文人品质的话;如若这样也不能,那就选择逃避;如若连逃避也没有机会,那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以死抗争!须知,文人一言一行,其影响是很大的。总之,做文人就应该有做文人的底线,那就是,即便不能正面倡导普世的人文价值,也不要反过来制造消极负面的影响,助纣为虐!以此底线来看,郭沫若确实没有文人的人格!作者所言不虚。
也谈郭老 左尔 2005-05-18 23:40:10 郭老晚年的思想是一个谜。我们能听见的,是一个表象,他的内心,真实思想如何,可怕鲜为人知。孔子说,君子不立危墙。在那个人性被普遍异化、人人自危的年代,我们能苛求郭老拍案而起?!如果我们以平常心去思考,郭老晚年的异化,及他命运的悲喜剧,会发现更深刻的警世价值。事实上,认真品读郭老晚年写的《李白与杜甫》,“大逆不道”的思辩,对杜甫首创后被文革滥用的“葵花向太阳”的深恶痛绝,多少有点内心真实思想的写照。 对一个作家的成就,我向来反对“文如其人”和“人如其文”的挂钩。作品就是作品。历史上,那么多留下辉煌诗篇的作者,特别是兼政治家的作者,恐怕有不少人手上沾满历史的鲜血,后人都去计较过吗?贝多芬在皇亲国戚面前挺起高昂的头,我们敬仰。歌德却阿谀奉承,我们仍然没有贬低他的《浮士德》。郭老早期的戏剧和诗文,点燃了那个时代,够了。我们敬重他,仅因为那些优秀诗篇。我们又不是在选女婿、评人格楷模。 ——陈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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