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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

作者: -上传日期:2008/2/22

  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  

  炎黄春秋  

作者:杨军戈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 “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 “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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