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应有的遗忘
作者:何蜀
不应有的遗忘
何蜀
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 充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 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 ‘天方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 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 。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
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 人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
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1998年第6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 赞》一文中发现的。
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 的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 说:“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 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 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 生还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 、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 ,说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 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 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 生”吗?当然不是。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 文革”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1966年5 月18日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1966年8月2日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 同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1966年9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1968年8月3日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1968年8月12日投 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1968年11月2日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 “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 杀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跳楼自杀” )、小说《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 多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 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 ”,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
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 “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 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 “文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
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 外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 多得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 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1916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1923年。
叶赛宁,1925年。
芥川龙之介,1927年。
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
茨威格,1942年。
法捷耶夫,1956年。
海明威,1961年。
三岛由纪夫,1970年。
川端康成,1972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 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 家,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在与中国“文革”十年相同的 时间段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 该是以一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 否则,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 拓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 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 仁。”
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 象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 接受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 书(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 文革”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 的:《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口述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 波、徐肖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 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 加醋”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 昆被‘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246页)
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 ”的?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 冤案,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 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 责人76人(“四人帮”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 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 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 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 基层干部,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 为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 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 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的,是杨尚昆 的直接部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 整理时写错了?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 。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
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 教训的总结、吸取。
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 归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 子”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 代在新中国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 妥。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 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 利”,但这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 个“利”与“义”(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 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 ”……须知,那些运动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 。那些充当“革命动力”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 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 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 象”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 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 ”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 ”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 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 ”吗?何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 是由属于“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 社会主义”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 云蔽日”,显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 的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 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 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 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 巴金还总结说,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 “精神奴隶”。这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 小人”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 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 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发表于《山西文学》200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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