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黎群：《怀念胡耀邦》 作者： -上传日期：2008/1/24     作者 张黎群 《怀念胡耀邦》 我是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认识耀邦同志的。这以后五十二年，我们的友谊真说得上与日俱增；尤其是有十多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教益难以历数。说起来他比我大三岁。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只是 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更是一位令我尊崇的良师。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途中，我亲眼目睹了我们党将成千上万的青年志士培养成才（包括像我这样一块“小顽石”也琢成可以做个给革命大厦垫漏洞的小砖头）。将胡耀邦同志这样一位从普通少年铸造成统率大党大国的领袖，更是我们党光荣伟大正确的教育思想成果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我在他逝世前二十天还同他促膝谈心。他走了十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永生在人间。 一、人民公仆人民爱 耀邦同志1930年15岁投身革命，当了小红军。1987年1月，他卸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千钧重担。1989年4月8日上午，他病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于4月15日溘然长逝。当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民公仆，最后以身殉职。他以自身的革命思想、人格魅力、高风亮节和工作业绩，谱写就一生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史。他忠实地实践了当年 面对党旗宣誓的诺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耀邦同志于1987年初辞职从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兼住宿的地方搬回家，到他告别人世，前后共计27个月。这27个月是怎样度过的？多少人想一明究竟呵！ 胡耀邦卸下治党建国的重担之后，并不撂挑子，享受“无官一身轻”的日子。他在这最后的二十七个月里，时时刻刻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想着人民的喜怒哀乐，还到外地去做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关心改革开放的大局，将他的智慧、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自我剖白的一段话，好象就是在刻画胡耀邦的心态。请听吧：予营求古仁人之心，或异己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为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为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作为一个终年七十三岁的人，二十七个月在耀邦同志光辉的一生中是很短暂的，但是这二十七个月是他将近六十年革命征途中的最后一段历程，更是他报党报国以酬壮志的最后一段关键时刻，所以格外引人关注，令人深思。这里，仅就我同他的一些接触以及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如实素描下来，以寄托对他的哀思。 二、革命人生须为乐 　　1987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去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他家看望。一进门，他就热情相迎。我看到他的气色不好，显得有些憔悴，忧郁的心情也难以掩饰；但是他仍然沉着镇定，两眼炯炯有神。坐下后相互道问了近况，我想竭力回避他辞职的事，可是他却主动谈开了：“生活会上，不少同志对我有很多批评帮助，当时我也来不及细细体会和思考。搬回家后，我让张秘书（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把这些年搞的文件、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找了出来，正在逐件逐篇地细看，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深为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当即说：“这些年的功过是非是明摆着的，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说：“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让历史来检验吧，不能凭自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啊，历史是公正的，实践是严格的，公道自在人心。公道的基础是无私，私字当头，黑白颠倒，决无公道，我欲言又止。 　　不久我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已经专心致志地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和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他的结论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谈锋颇健，出语幽默，富于智慧。谈着谈着，我吟了陆游诗中的两句：“人生失意须为乐，甲第朱门祗自困。”他苦涩地笑了，边笑边说：“‘须为乐’，不‘自困’，我都做到了。这叫 ‘革命人生须为乐’”。 　　他对我说，离职后的日子，过得是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也充实。他将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时，晚上10点半睡觉。每天还坚持走一万步路，每餐饭后沿着走廊走几圈，上下午还都要在户外走一走。他走路时挺胸直腰，步伐很快。每天上午坚持学习，看文件。有时练书法，写诗填词；有时也看一些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等文学名著。他学习时不许人干扰，一直潜心研究马恩著作，光是读书笔记就写了好多本。下午不是看书就是会客，偶尔也打打桥牌，这也是活动脑筋的一着。 三、写诗填词发新声 　　耀邦同志素来爱好诗词。现在赋闲在家，他有机会来吟诵唐诗宋词，并且把练字与读诗词结合起来，抄写了很多首。他尤爱杜甫的诗和辛弃疾的词，赞扬杜诗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吟诵之余，他也情不自禁地写诗填词。胡耀邦诗兴发自内心深处，诗言志，“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是“达”“穷”都一心念念不忘“兼济天下”。他注重诗词的思想内涵，而不太重视格律和平仄。他知道李锐同志对于诗词格律颇有造诣，就把自己初草而成的诗词送请李锐同志指正。他与李锐同志晚年成了诗友。我读到他《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那首古风，深深钦佩他的才华，更钦佩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因为他原来不赞成李锐同志《论三峡工程》所持的观点，所以曾经不同意此书的序言在报上发表。如今他仔细读到李锐《论三峡工程》一书了，认为言之有理，所以着意作了这首诗，借巫山神女之口，委婉道出了莫立石壁的切切情意： 妾本巫山女，含怨侍楚王。  泪滴三月雨，愁染六年霜。  泪愁应随东逝水，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计，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流水永使妾断肠。 　　我读过耀邦同志写的三首诗，创作于1987年9月25日，是他卸下重担8个月之后写的。诗曰：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这是多么真挚感人的诗啊！ 有一次，耀邦同志向我展示了他书赠文怀沙教授的一首古风：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原来这是耀邦同志答楚辞专家文怀沙教授的一首诗。1987年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后，文怀沙教授从陆游集中采撷五言两句，写成对联一副以赠耀邦。联曰：“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文教授这两句五言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加以新构，实比陆之赠朱熹更微妙合体。自作一联不难，借“诗”还魂不易。句中的“胡”字，一语双关。至于那“滞留”，屈原《离骚》有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卷（加虫旁）局顾而不行。”陆放翁用“公行胡滞留”五个字，把屈原这四句浓缩凝固了。以之刻画耀邦同志对祖国人民的眷恋，以及“忍而不能舍也”的心态，真是既含蓄又深沉。 後来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文怀沙教授对耀邦同志那首古风的体会。他说：“耀邦同志这首诗中所展现的苦苦追求、坚定信念伟大预见以及寄希望于中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多少能理解屈原，也多少能理解耀邦同志。所谓骚作的传统，实为一条贯穿至今的民本主义的线。把屈原精神现代化，使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在继承发扬这种“民为本”以至“民为主”的思想。所有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人，请听听屈原的告诫：‘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耀邦同志所苦寻的屈原魂，今日而言，就是建设四化中这种与民共呼吸的芳草品格。” 文教授满怀深情地说：“诗是写给我的，字面上写的是我，更深刻的内涵是耀邦同志的自我展示。他高尚的人格无疑是九嶷山上的云。耀邦心中则埋着屈原的魂。他才真是‘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的光明磊落人物。近两年他‘闭户’‘心悲’，沉默--其实是沉思到生命的最後时刻。他不畏‘天寒’，坚信‘寒极’之后的‘艳阳’之‘春’。他热情欢呼即将来临的艳阳之下，桃李千千万的‘芬芳’世界。明确指出‘一番变化一番新’，‘春蕾一绽更精神’。这是人世间更为晓畅的哲理，更是对中国青年的热情礼赞。因为任何时代，总是由青年代表着新生的活力和前进的方向。” 文教授赞曰：“名垂青史的胡耀邦，即以这首必传之作，也定将名垂诗史！ 四、顾全大局何其悲壮 耀邦同志是人民心中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大家信任、尊敬、热爱他。困难之际见真情。他不当权了，可是他的门庭不冷，常有人前去看望他。 1988年春节刚过，邢方群同志手提一只扒鸡去看他。方群向我描述会见情景：“耀邦同志问我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况。他说：近来物价上涨了，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我说：够得上小康水平，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着哩!……我随后问他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他本来决心从此解甲归田，作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平民百姓，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着重对我讲，只有把自己的想法搁在一边了，他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我随后向他讲了我接触到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称赞，说着说着，我掉下眼泪。我赶紧擦干了泪痕，把来时全家决定送的扒鸡拿出，对耀邦同志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对你的敬意。’耀邦同志说：‘那我拿什么送给你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几个蜜柑带回家吧!’我说：我们家里的人，一定会珍惜这几个蜜柑”。  方群说，“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和耀邦同志依依告别时，我把自己写的文章《离休之后》送给他。文章中引用了李白一首诗中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下来时，犹能簸却沧溟水’。我说：‘耀邦同志，你就是大鹏’，他听后戚然一笑”。  耀邦“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的愿望，是出于真心的，他为党、为国、为人民之事，身体熬得几近油干灯草尽了。他视高官要职为革命的工种，得离退时且离退!因此，这个要求和态度本身就是光明磊落的品格的体现。可是，当党中央向他提出须当接受任命时，他把个人的委屈抛出九天之外，报之以“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十二个璀璨光辉的大字。这是至高至大的党性，只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无怨无悔地去奉行它，实践它！  耀邦同志自我制订的这十二字箴言，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度理智，这就在世人眼中树立了他胸怀大局、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形象。  耀邦同志是一个将自己的精力、智慧无保留地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他忘我地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小病小拖，中病中拖，能拖就拖。1981年4月他因为颈椎病十分严重，中央决定他休息一个月，结果他还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浙江、山东进行调查考察。到他古稀之年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之时，“公行胡滞留”之际，已是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了。但当邢方群问他健康如何时，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实际是，他体力下降了。一次我带一方李白纪念馆制作的“学士砚”相赠，我对他略作介绍，指着石砚说：“这方石砚是选自四川江油境内的观雾山特质石块制作的。这座山屹立于李白家乡青莲乡之北面。风光灵秀，雾气蒙蒙，生长一种自然黑石，质坚细腻。李白纪念馆聘请技术精湛的老工人精心制作。”边说边指着石砚而言曰：“盖上面刻的是观雾山全景。”耀邦立即伸过头来，双眼紧盯观看，喜形于色，双手捧过石砚，我发现他的双手颤颤抖抖，不胜负荷。我赶紧从他手中夺取过来。他误以为我改变送他的主意了，天真地望着我：“你不是送给我了吗？”我笑了：“我怕你失手掉到地上破碎了。”他这时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病号”了。他在1987年秋冬和1988年春在305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五、调查研究访易县 胡耀邦按辞职家居的作息时间表和戴着病号帽子，度过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时刻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想着人民的疾苦。他多么思念人民啊！1988年春，他从305医院出来，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离京作点调查研究。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派出四名干部同行。事隔六年之后，我和李公天、张定、严如平一行四人于1994年4月5日至8日专程去易县作了一次追踪调查访问，这里将他当年的调查研究情况简记如下： 1988年5月，耀邦同志第一个到的地方是河北易县，他过去来易县已经两次了。这次是要深入了解当前在政策上、改革上和党的建设上到底还存在什么问题。下一步怎么办才好。 耀邦同志在易县到达之日至离开之时计算，一来一去，不过九天（5月14日至22日）。这九天的安排十分紧凑，用15、17、19日上午三个半天的时间听县委书记和县长关于易县基本情况和资源优势、经济建设和改革、重点工程建设和扶贫等情况的详细情况介绍。耀邦同志边听、边问、边记，十分细致认真。  紧接着，耀邦同志又用三天的时间（16、18、20日）走访了八个地方：紫荆关古长城，紫荆关三级电站，安格庄水库，西陵区马兰台村，龙泉庄村，太平峪村，后部林场，易县图书馆。每到一处，他都向有关同志殷殷垂询，了解各方面情况，专心听，开口讲，针对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发表意见。当紫荆关乡长叶魁贤谈到前些年因造林而限制养羊，近两年开始解决林羊矛盾，羊只有所发展时，耀邦当即明确指出：“千万不能养林轻羊、保林宰羊。”他紧接着说：“前些年出现造林宰羊的问题，责任不在乡，也不在区、县。”他继而谆谆开导说：“现在羊的价值很高，我穿的这件毛衣，毛线就二十多元一斤。要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想办法在山上多种一些草、灌木等适合羊吃的东西，解决羊的温饱问题。如果每年绿化有所发展，羊只再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他还过问了高易铁路能否与涞源铁路接上轨的问题。他站在十八盘公路旁眺望紫荆电站，提出把小水电站建设好的要求；最后，他还到苏格庄水库作了一番观察。  18日上午，耀邦同志到西陵区马兰台村的村北山顶上，考察了这个村的造林绿化情况，并向村干部询问了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当前群众有哪些意见。村支书崔永泉如实讲了群众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水电费涨价、化肥柴油等供不应求的意见较大。耀邦同志说：“你说的不错，讲的是实话。你要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使财源像你的名字一样长流不断。” 20日，耀邦同志来到后部林场观看了他前几年亲自采集来赠给易县的白皮松树籽的育苗情况，林业局长靳洪年汇报了育苗过程和准备移栽到狼牙山、荆轲山和西陵等几个旅游地区的打算。耀邦听了很高兴。随后，耀邦来到县图书馆。他与馆长王家燕谈话时说：“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还不高，办好文化事业很重要，群众阅览图书可以象征性地收点费，这样读者看书就认真了。也可以让读者为图书馆搞义务活动，服务是相互的嘛。” 耀邦同志在易县九天，形成了这样五个方面的问题和如何解决之道：第一，关于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问题；第二，关于林木结合的问题；第三关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问题；第四、关于改革的问题；第五、关于扭转亏损企业的局面使之转亏为盈的问题。凡是听过他在汇报时的插话，或者访问家庭时的一问一答，以及对生产、建设方面的提示，如此等等，都给干部和群众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致的反映是：“耀邦同志突出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年年要有新发展。”干部们说：耀邦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员啊！ 曹孟德《龟虽寿的述志绝句有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当今共产党人面前，固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又有多少人不苟且图安，营营于蝇头小利呢！又有多少人像耀邦同志这样一心想着人民，想着国家而殚思竭虑呢！ 六、鼓足余勇奔涿州 1988年5月22日上午，耀邦同志又从易县到涿州，下榻于东方宾馆。他穿一身中山装，还是旧的，住进302室后，笑着对服务员说：“你们宾馆房子这么好。我这身衣服不配套，现在换了吧。”他一再交代：“我就在302室内吃饭，不到你们餐厅去，不用那么多人陪着。我爱吃白薯、面条，千万不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有个电工到302室去换保险丝，耀邦对他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递给电工一支烟，准备再给他点打火机，电工一边道谢，一边忙着退出。电工碰上服务员就说：“这个老头真是一个好样的共产党员，尽说家常话。” 耀邦同志此次来到涿州是有渊源的，早在80年代，河北省有些领导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贯彻得不起劲，上面怎么也推不动。思想僵化是拦路虎，有些人误认为新华社“动态清样”和“内参”不断反映的安徽、四川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胡耀邦于1984年召集22个县的县委书记到中南海汇报工作，交流思想。其中有两件事令他大为兴奋：一是，大名县农民一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生活有显著改善；二是，涿州市乡镇企业东方实业公司搞股份制，织出的地毯远销国外。他这次来涿州，就是想实地看一看东方实业公司的发展情况。  东方实业公司总经理霍宗义，而今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人物了，但他也是千万个起于陇亩的凡人之一。他向耀邦同志讲了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创业的经过：他1953年入党后到乡政府工作，1957年任乡团委书记，1970年任西河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借了6000元办起一个社办企业——砖瓦厂，担任厂长，逐步扩大，慢慢发展。定名为西河公社修造厂，增加了机械铸造，车床增多，1978年发展到200工人，1980年转为地毯厂。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精心研制了波斯地毯真品，细心解剖、试织，精益求精，创造出独特的引人喜爱的东方牌地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组织各家各户编织，教技术，供原料，发花样，勤检查严格验收。这样厂里只搞采购、销售、技术设计、检验，搞几个样板产品，而不用建大厂房、成百上千的工人。外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订货由几百尺到二千尺。开始几年，国外还2不承认我们这个东方牌。我们立志争上游，改进复改进，精品亮相了，洋商家订了十万尺，美元滚滚进来了，国内也点头承认了。在此之前，1981年涿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给我戴上大帽子：“霍宗义发展资本主义，将地毯包给各家各户做。这是以个体搞两挤，一挤集体，二挤全民。”我想：“这事不能干了，歇了吧！”幸好有个有胆有识的县委书记支持我继续干。后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肯定乡镇企业，我激动得哇哇地哭。而后，企业红火起来了，四面开花，包括四川、云南在内，全国有20个加工厂，织毯工人5万名，，每天工作八小时，四个姑娘大约十个月可以织成六乘九英尺或八乘十英尺的东方地毯，出口可卖二百元美金。涿州市现有53万人，近几年富起来了，妇女拣活轻钱多的事做，不愿织地毯了，只有两千人左右还在织。在地毯厂基础上组建的东方实业公司已发展到有下属单位62个，包括设立在外国的，还有几个基地。 例如东方宾馆就是销售基地，全国地毯展销会就在此举行过。又如毛纺厂、毛织厂，都是原料基地，拥有资金一千二百万元。我们公司在用人方面是“维才是用”，工作人员有农民、工人、大学毕业生‘国家干部，不论资排辈，不光看学历，凭本事升迁，有农民当经理、国家干部当副手的。  耀邦同志听了这个汇报，高兴极了，他亲眼看到了乡镇企业如此繁荣昌盛，表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成效不小。接着他在霍宗义的陪同下，参观了东方实业公司几个基地。路上碰见涞源县委书记马权，耀邦同志对马权说：“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里工作搞好，使涞源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保护过我们。你有计划吗?”他还不断地问：“涞源县人民有多少人富了?有多少人还穷?” 第二天下午，在霍宗义陪同下，耀邦同志参观了包子铺村。他先看了小学校，再到村图书馆看了介绍这个村子发展情况的图表，然后到幼儿园，看见孩子们正在唱歌、跳舞。访问的头一家农户是崔桂芝家。耀邦等一行坐在沙发上询问崔桂芝：有几口人?每年收入多少?现在生活怎样?崔桂芝一一回答说，这几年生活好多了，置办了彩电、冰箱、沙发，她还请耀邦看了她的家庭织毯。耀邦摸摸正在织着的地毯问崔桂芝：“这村里还有比你家更好的吗?”答：“有”。耀邦再问：“有不富裕的吗?”答：“有十多户，不会过日子。”大家笑了。接着访问了郭玉芳家，这家比崔桂芝家还豪华。耀邦说：“看来那一户没说假话。”耀邦问郭玉芳：“你们怎么安排生活?”答：“农闲织毯，搞副业；农忙就种田。”耀邦说：“好!”耀邦问郭玉芳家庭一年收入多少钱。答：“一万元左右，”耀邦笑着说：“农民怕露富，不止一万元吧?比我强嘛。” 霍宗义要求耀邦同志写几个字给他留作纪念。耀邦同志写了“强国富民”四个字。还倒过来念了一遍“民富国强。”霍宗义对人说：“耀邦同志跟我老谈农业，谈广大农民怎样才能富起来，广大农民的生活怎样才能富起来，广大农民生活怎么才能一天一天改善，他简直入了迷。” 5月4日早晨，耀邦一行离开涿州，有约四千人送他。临行前，东方宾馆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要求跟他合影，还有要求单独跟他合影的。他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这次易县、涿州之行虽然只有短暂的十二天，在他一生无数次实地调查中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们看到了耀邦同志永远和人民心心相连的深厚感情，看到了他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仍然忧国忧民而壮志难酬的急迫心情，更令人惆怅的是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实地调查。他被许多人劝阻不再能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同群众促膝谈心了。他被安排到山东去疗养了。夏日炎炎。海风徐徐，但他感到十分冷寂。他整天与书做伴，只是以吟诗、练字来换换脑筋。偶而有几个战友部属来探访，他才得以排忧思。他回忆起一些往事，尤其是思想战线、学术研究中的一些风波，不禁提笔给于光远同志填了一首《渔家傲》： 科学真理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骑牛， 酸甜苦辣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耀邦同志9月中旬离开烟台，回来途中经济南，很想与中央苏区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一聚，不料谭去上海治病了，耀邦同志怅然若失，提笔命诗一首：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怀疑胡耀邦和谭启龙这些十七八岁的小红军都是AB团分子，险遭厄运。耀邦同志是很想同60年前的战友重新抒怀的，但是命运竟然让他们失之交臂，从此再也未能晤见。 七、众人争睹张家界 “身体衰弱”的阴霾笼罩在耀邦同志的头上，慢慢地合拢了。进入1988年秋冬，身体衰弱像他自己的身影，紧跟不舍。“胡耀邦字典”中原无休息二 字，可是，如今他自己宣布“休息”了。1988年11月20日他到了长沙，对前来迎接的省委书记熊清泉等同志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这对于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永远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不知疲倦、不顾一切地总想为人民多做事的耀邦同志来说，“休息”是多么无奈啊！ 李昭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这次去湖南，随身携带两大箱子书。有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和线装的唐诗、宋词还有《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他每天上午都要学习、阅读文件，聆听北京传来的声音。他常说：“我总嫌时间不够。”  耀邦到长沙的第二天（12日），就由万达陪同驱车到张家界这个举世闻名的森林公园，度过了他在家乡的第一个休闲的日子，也给张家界的人民和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据随行的保健医生唐义经回忆：耀邦同志一行住在森林宾馆。他休息一会儿就外出散步，恰好被正在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纷纷聚合在宾馆前大坪里翘首等待耀邦散步后回来。大家一个劲地同声地高乎：“热烈欢迎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耀邦同志笑眯眯地走进了他们的队列中。 13日早餐后，耀邦一行沿金鞭溪往索溪峪方向走去。耀邦同志一路兴高采烈，说说笑笑，不时伸出大拇指说：“这里山景真美啊！”张家界游人如织，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耀邦同志。他一进公园就被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发现了。他俩指使孩子去叫胡爷爷。那小孩长得俊秀活泼，聪明伶俐，他快步跑到耀邦同志面前，握着他的手叫：“胡爷爷您好！胡爷爷您好！”耀邦低下头问小孩：“你姓什么？几岁了？”答道：“我姓刘，五岁了。”耀邦同志叫道：“摄影师，请给我俩拍一张。”接着又和他全家合影留念。一群来自上海的青年人又团团围着耀邦同志说：“耀邦同志您好！同我们个合影留念吧！”他也高兴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下山时，耀邦同志又被一位河南老大娘认出来了。她立刻带着自己的女儿走上前，利索地站在耀邦同志身边说：“总书记咱们合个影吧！”当她们俩的要求得到满足后，还久久不肯离开，喃喃地说：“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官哩！”耀邦同志就这样一路上同观景的人合影几十张。游山时有人跟着他看，有人跑到前面瞧他，甚至阻碍他前进。警卫人员紧张极了，担心他的安全。有的警卫干部干脆阻拦群众和他合影和搭话。耀邦同志对保卫人员说：“你们别担心，群众不会杀我的。”是啊这样平易近人的耀邦同志，这样生活在群众中间的耀邦同志，实在是最安全的人。 八、素面一碗庆古稀 到达长沙后的第十天(11月20日)黄昏，耀邦同志下榻的住处外面，黛绿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渐渐地消融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身着铁灰色中山装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脸庞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他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勺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漾起惬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员透露秘密，原来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一个为亿万人富裕、幸福奋斗了60年的老人，在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只吃了一碗素面，真是共产党人洁来还洁去的生动写照啊。是啊，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家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务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准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事。当时地方领导出于关心，给耀邦同志的侄子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硬是不肯。直到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农民。  湖南省委办公厅干部徐文龙、省委接待处服务员湘玲回忆说：“几年前，一家报载，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一直在浏阳县苍坊村过着同当地农民一样简朴的农家生活。当时我们只是半信半疑。直到头年12月25日我们亲眼看到胡耀福老人时，才停止了跟着这半信半疑的感觉走。那天省委接待处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皮肤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耀邦个子高，年长三岁。胡耀福手提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五号楼。袋子里装满了弟弟喜欢吃的红皮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刀豆片。耀邦71岁的老嫂子和侄子都没有来。因为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的同志添麻烦。事后一一个护士问耀邦：‘听说前几天你的哥哥来看望了你，你给了他什么东西？’答‘我给了他二百元钱。’护士接口说‘你太小气了。’人们想不到，这样一位高级首长竟如此清廉。”  数月之后，这位以一碗素面过他最后一个生日的前总书记去世了，湘人泪洒如雨。人们说：“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不少‘官倒’的传闻，但就没有听说胡家的子弟高‘官倒’，好样的！”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这里有无数美丽的传说，有柳毅井、爱妃墓、岳阳楼、范仲淹的千古流传的名记，激情满怀的遗墨，这些，无一不引人遐思..... 12月7日中午,耀邦由刘夫生、王治国两位省领导陪同到岳州府，当日下午，游览了岳阳楼，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碑前，耀邦同志站立良久。他默默诵读这早已烂熟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止是千古名句，也是千古至理。在延安范公祠的大门框上就刻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字。他想的很多、很员远。当他登上楼顶，眺望着洞庭湖时，感慨良久。这些日子，他身在家乡流连山水，可是他何曾丝毫动摇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何曾一时一刻忘却过正在艰难行进的我们的国家民族？  这次来湘，耀邦同志照样深切关心当地的情况。他不时向省负责人发问：“明年的日子怎么样?下面的情绪、精神面貌怎么样?”说起不久前去的张家界，他动情地说：“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现在还很贫困，一些群众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有愧于他们啊!” 12月20日晚，湖南省委办公厅干部申昱等陪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来看望耀邦同志，当耀邦同志听说中央准备发一个关于加强和改善群众工作的文件时，十分兴奋。连声说“好！好！中央下这个文件好！”他看了看大家语重心长地说：“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毛主席把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 比作鱼水关系，这个比喻很贴切，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一个党离开了群众就不能生存。”接着他略带忧虑地说：“前不久倪志福同志来看我，还有你们湖南的工会主席刘玉娥，团委书记李建国来看我时，都说现在的群众工作不大好做，有一些困难。中央这个时候发一个群众工作的文件，很有必要。”他侧过身子对着中办的王清林同志嘱咐道“老王啊，一定要多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把文件写好。”申昱回忆说：”我点上香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大胆冒了一句：“现在我们党的号召力、吸引力都有所减弱，群众思想不那么一致。”耀邦同志的脸色顿时沉重、严肃起来，接过我的话头说：“这个问题主要是党风问题，党风不正。民心就不顺。”接着耀邦同志讲了最近他到岳阳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夫妇遇到了我，并提出了要与我单独谈几句话。我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您才说这些话。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共产党腐败了，党没希望了。’我想了想，严肃地对她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耀邦同志讲完这件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件事说明，我们党的凝聚力也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耀邦同志喝了一口茶，接着说：“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 是的，耀邦同志就是这样的表率。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数千万党员。我们党及政府的全体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都能像耀邦同志这样作党风的表率，肯定我们面临的困难就会少得多，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九、岳麓书院遗墨香 1989年1月，长沙下了一场大雪。那场雪把岳麓山脚下岳麓书院门前的好几棵松树都压断了。人走在雪里。脚要拔一拔才能出来。此时的耀邦同志在长沙感冒了。两天前（1月6日）他乘车来参观岳麓书院，上午9点，闻讯而来的湖南大学学生和学校负责人夹道欢迎他，他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像老朋友似地笑了起来。群众一下子与他缩短了距离，把他当住自己的朋友，围着他，挽着他的胳膊，与他合影留念。 三十五年前，他到过这里，今天，他抬头望了那宽敞的大门，就，迈步上了台阶，接着他就走进了书院的外大门。之后，他又抢先上了台阶，站到了书院正门前面高高的赫曦台上。他陡然来了精神，在台阶上走来走去，足足看了好几分钟。这座当年朱熹老夫子修建的饿亭台，似乎给了他某种启迪。他问陪同的人这个台子叫什么名字，有人告诉他叫赫曦台，他点了一下头，转过身去，9点钟的太阳从东边辉映到台上，而东边湖南大学上课的铃声，恰在此时响起。朱熹有点狂是不是？湖南人有点狂是不是？这块生长英雄和战士的土地，又有谁能看得清有多少次太阳从这里升起呢？ 耀邦同志久久地凝视着岳麓书院内那个苍劲雄浑的大字，他在努力回忆是谁的手笔？那字好熟悉，后来他想起在故宫里见过，再后来他终于想起来了是宋真宗题写的，这位帝王治理朝政并不突出，然而对办学非常重视，还亲笔写过一守《劝学诗》，耀邦在“文革”中啃古书时啃到过。有几句他甚至还能背出来，并劝随行的人说：“这个皇帝的《劝学诗》很不错，这个皇帝也不错。” 他指着岳麓书院的正门说：“要把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好好研究一下，这是很有特色的。” 再后来他的视线移到了“唯楚有才”“於斯为盛”的楹联上。他轻声吟诵着“唯楚有才”。这自然又是一句狂语，不过楚地地子孙后代们确实有才人辈出。 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堂左右墙壁上，刻有朱熹亲手书写的“忠孝廉节”四个遒劲的大字。这四个大字，耀邦在三十五年前第一次来访就注意到了，今天，他在“廉”字面前停留了好久。神情十分严肃，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这位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几十年中仍然保持廉洁奉公美德的领导人面对这一巨大的“廉”字，他是问心无愧的。 他在参观岳麓书院的御书楼时，听了管理人员的介绍并询问了书楼的藏书情况，之后，他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后为这里的藏书尽些力。”他说这些话的时间是1989年1月6日上午9点15分，而4月15日他便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中间相隔不到四个月，太短暂了，以致他还来不及履行他的诺言。尽管如此，他还给书院留下一笔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巨大精神财富，那就是“尊重知识”四个大字，这是他一生经历的感受，是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对科技兴国的战略，对千千万万中国人和他们的子孙的殷切期望。在御书楼二层的一个小型阅览室里，他站在一长普通方桌前，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成竹在胸地拿起笔来，在一张长120厘米、宽60厘米的宣纸上，留下了“尊重知识”这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在落款的时候他没有写年月日。是啊，尊重知识是没有时间界限的，他清楚这一点，在场的人也都明白这一点。如今，“尊重知识”四个大字已经悬挂在岳麓书院的墙壁上，当人们怀念耀邦的时候，便会自自然然地想起他的这个遗墨。 十、“智力体操”话桥牌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耀邦同志学会下象棋。他努力学习，事事好动脑子，棋艺属于上乘。他还会打桥牌、打麻将。我本人的棋艺只是小学一年级水平，而且打不起兴趣，所以不曾和他交锋。五十年代时，在他那里当助手的同志中耀邦同志总以佘世光为对手。佘世光对我说：“耀邦下象棋，志在必胜，输了不下火线，一而再、再而三，得胜才回朝。星期日晚上，他输了不肯罢休，我想溜号，做假‘让他一把’，他发现了死活不干，要我亮出全般武艺，直到打败我为止。”邢方群对我说：“耀邦的桥牌，是向我领教的，我这个人不用功，耀邦打桥牌肯钻，当做一回事，他的牌技精进了。我则依然如故。他便不以我为对手了。” 耀邦同志的桥牌水平如何？从打牌反映出他的气派和风采，独具的机智与幽默。湖南周旭洲曾亲自领略，有一篇很生动的叙述。他回忆到：1988年12月3日下午，耀邦同志和他的老秘书、后来在中央文献工作室工作的刘崇文联袂打南北方，周旭洲和小马一队坐东西方。 一开局，东西方以微弱优势领先。耀邦同志笑着说：“还是年轻人行。不过骄傲不得，我们可是以礼相待哟。”大家被他逗笑了，开始的拘谨为之一扫。不一会儿，周旭洲和小马就领略到耀邦同志的高超牌技。一副牌耀邦同志和老刘只有二十七八点缺二A，耀邦同志叫成了大满冠（桥牌定约的最高阶数，不允许丢一墩，通常要三十五六点才能做成）。周旭州毫不犹豫地加倍。耀邦同志以其独有的战略气度再加倍。老刘啧啧有声为耀邦同志的“在此一举”担忧。耀邦同志精心计算，时而忍让、飞张，时而堵塞、紧避，终于做成。东西方输了十六个点(IMP)。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他给桥牌起了个雅号“智力体操”。桥牌作为一种文明高雅的国际性竞赛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被誉为现代三大智力活动之一。 耀邦的桥牌有他超乎一般人的地方。他以自然叫牌体系为基础，又引入了精确系低点开叫的方法，和他的工作作风一样，敏捷、果断、明快。他有一种超人的判断力，善于利用双方的的牌形，在牌力弱小的情况下，先声夺人，打出高分。他巧妙地将阻击、飞张、忍让等战术混为一体，长于做庄，尤其在无将的情况下，他的首攻很少失误。他对于在复杂的情况下打出高水平的牌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常常能打出一些令人叫绝的牌例。 周旭洲说：尽管和耀邦同志配对缺乏那种长期配合达成的默契，但此后的几十轮交锋中，常常胜多败少，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耀邦精湛的牌技。在配对时周旭洲强烈地感觉到耀邦同志有一种领袖般的豪放、豁达、洒脱、力拔千钧的气概和风采，在一轮牌中总要创出几个高潮。 1989年1月2日下午，耀邦同志要与他这次在长沙结识的桥牌朋友告别了，这一天，他向周旭洲等同志深深鞠了一躬，兴奋地说：“桥牌是一项很好的开发智力的活动，希望把桥牌的饿活动普及到群众中去，不断提高桥牌水平。”周旭洲本人表示要提高水平打到北京去。耀邦同志连连摆手说：“打到北京去不算，要有信心打到桥牌王国意大利去。” 临走前两天，在大家一再恳求下，耀邦同志题写了“桥牌朋友”四个字，作为纪念，然后和大家一一握手话别。 耀邦同志这次在湖南休息的日子并不长，只有五十天，但他的形象却深深吸引着周围的年轻人。周旭洲说：耀邦同志走到哪里，哪里就伴随着他和年轻人的笑声，他的心和年轻人心是相通的。湖南省委办公厅徐文龙说：耀邦同志待人诚恳，珍惜自己与年轻人的情谊。1988年12月11日，省委机关几个年轻人依偎在耀邦同志身边合影留念。他看到大家照完相还不肯离去，就主动发问：“大家还有什么事？”几个异口同声说：“请你签名。”当大家把早已准备好的签名本和一支圆珠笔送给他时，他轻轻地摇了摇手说：“圆珠笔容易模糊，还是拿我的签字笔来吧。”他目光迎着生活秘书小杜穿过宽敞的客厅，走过长长的过道取回签字笔，然后在每个人的本子上签上“胡耀邦”三个字。 十一、谋国养生需待时 1990年1月7日，耀邦同志离开长沙、奔南宁。原因是，长沙天气变化了，不适宜他的身体健康。在长沙按照他承认的说法是“休息”了五十天。此次奔南宁他已不得不承认是“养病”。1989年1月8日至3月13日在南宁住了六十六天，回到北京“居家”，只有三十二天，便与人民告别，永不再见了。 有位年轻的同志哭丧着脸，眼泪汪汪地说：“他一下台就该好好收拾身体，原本就是积劳成疾了。可是，不安分，不认真对待身体。北京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他跑到广西做什么？若是乖乖地呆在北京，哪有4月15日这场灾难呢？...”说着说着嚎啕大哭起来。 耀邦同志在“下岗”后，有一句感叹词不时从口中冒出：“我总感到时间不够。”综观他辞世前的二十七个月，他一心想的还是党事、国事、人民之事。他深知身体是资本，没有它一事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志未酬人已老，江南到处有啼痕。”可是，由于他总是把公事放在首位，对身体健康的自我评估不太正确。他有一句常念的经：“我的身体的素质是好的。”所以疏于炼身、健力、养生。二十七个月分四步走，竟然走下万丈悬崖了！先是阅读文件材料反思回顾，又是基层调查研究，工作量够大的；第二步是“休息”，承认硬拼不过了，所以改变说法了。但休息什么呢，还是手脚不停；第三步，迫不得已，承认“养病”了，但是他又说：不能“小病大养！”第四步，什么也不说了，照常做事、开会，直到倒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边，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口气。他出色地完成，不，超额地完成党和国家委托的任务，无愧于心地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一位老同志感慨万千地说：“耀邦啊，耀邦，你万事讲战略，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讲战略。下台后的首要一步棋，应该抓养生，搞好了，再干活。可惜计不出此，呜呼哀哉！” 我在这里，提供只言片语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于他的身体是有想法的，也是有所注意的。但是他在权衡党事与身体方面，总是把党事放在首位。 我曾经对耀邦同志说过：“你一向对身体很不注意。常说伟大的事业寓于健全的体魄。我建议你百事不管，去上体育学院，拿到文凭再说。” 耀邦同志有点动心但是，他当即恳切地说：“我的身体素质是好的。目前，政治局委员责任在肩。中央领导可以说：你不管具体工作。但我能戴着头衔不做事吗？白拿工钱不出力，这叫做‘官老爷’，不失眠才怪。拿开会来说，接到通知，请一次假，似乎还可以；请第二次假，便要脸红了；请第三次假便说不通了！”他紧接着又说：屁股坐上会议桌就要发言，一次不发还说得过去；二次不发就坐不稳了；三次不发么，岂不成了‘实在无用’吗”（注：他引用将官僚主义比着一座泥塑的大块菩萨画像一文的最后一句。全文十句：一声不哼，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生烟，八面玲珑，久（九）坐不起，实（十）在无用。按：这是五十年代罗瑞卿在作反官僚主义报告时讲的。）说到这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够了，他又说：要发言，说什么，怎么说，我给自己定一条规矩：不能空对空，不能无的放矢。因此，必须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你看，这是一套工序啊！“ 十二、自古难能去后思 耀邦同志虽然离职赋闲在家，病魔也不断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疗，然而他一直心系党和国家的大事，和亿万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难以平静。 1989年3月26日，我听说他已回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去看望他。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同我推心置腹，谈天说地。他说：“我正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开右掌，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说着，他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儿童一出生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从他幽默的语言和灵活的动作中，我顿悟出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是何等地关怀青年、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啊!  “两亿两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他快活的音容笑貌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接过我的话头：“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随我去山东的秘书告诉我，他问一名13岁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老师挣的钱多!” “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 我从书橱中取出《中国青少年犯罪学》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两本厚厚的书，放在茶几上，问他看过没有。他说：“给我送书的人多多的，看不过来哟！可也没偷懒呀。” “青少年问题，是我国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送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给你，请你关心，指导啊！” 在座的陈沂同志也插话了：“耀邦啊，我们这些人干了几十年革命，一身精光，全部奉献给党了。现在国家建设的事这么多，我们哪能高枕无忧呢?” 我紧接着说：“耀邦同志还记得不? 1973年我出狱来京，向你倾吐真心话，反映自己忧国心情。你对我说：一定要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打出来的江山会治理好的，不会自己搞垮的!哪能自己搞垮自己创建起来的事业呢?” 耀邦同志看看陈沂，又看看我，沉默不语，只是笑了一笑，尽管不无一丝苦涩，但笑得多么纯真!他哪里会对伟大事业失去信心?只是眼前那么多的问题使他忧心忡忡啊!他哪有一晚高枕无忧过?只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事实上，他是从点点滴滴的事上来谋政啊!他所言所行又那点脱离政治啊!他那共产党人的忠诚品质永远不泯，不计成败，锐进不已，自强不息。“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就在那次我见了他后的13天——4月8日，他仍然兴冲冲地离家去出席讨论教育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他毕竟精疲力尽，郁积于心头的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突然在会议桌前一病不起，一周后即与世长辞。一个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永远停止了战斗!“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古难能去后思”。耀邦同志走了十年了，这十年我几次到过他在共青城的陵园，走访过他的故乡、故居，接触过许多同志，大家都怀念他，有人看到我书房一张他的照片，一再索取走了。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中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耀邦生时受人尊敬，走后受人怀念，他全心全意为党为国为民，更是古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的。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大家永远怀念他。 （写于1999年4月耀邦同志辞世十周年祭）(完) 五柳村2005年4月14日制作 Posted @2005年04月27日 18时46分  阅读(645)  评论(0)   [返回] 上一篇：郑光路：我的“知青”岁月（下） 下一篇：余世存：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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