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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及其教堂分布

作者: -上传日期:2008/1/2


 
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及其教堂分布
 

毛丽娅

 

基督教传入成都有悠久的历史。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的异端派别聂斯脱利派最早传入中国,称为“景教”。成都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徒,成都送仙桥有“景教遗址”。公元8世纪成都西门石塘街新建有大秦寺(景教)1座。天主教在明末,新教在近代传入成都。随着天主教、新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一种表现异域宗风的教堂也随之纷纷在各地建立起来。不少教堂历经沧桑,屡毁屡建。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成都市不少天主教堂和基督教礼拜堂得到了全面修缮,并先后对外开放。本文就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及其教堂的区域分布进行探讨。

 

一、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

 

成都地区包括成都市区及其所辖区(市)县,与历史上的天主教成都教区所管辖范围不同。历史上的成都教区,又名“川西教区”,前身称“川西北教区”。民国18年(1930年)8月划出川北13个县成立南充教区后,遂名为“成都代牧区”。自民国7年(1919年)前洪广化任代牧主教将座堂由彭县迁来成都后,成都一直是四川天主教的传教中心,成都教区也成为四川最大的教区。1930—1984年所辖区县共计48县,1984年对四川天主教区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成都教区所辖区县共计30余个区县[1](183页)。

(一) 天主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

天主教在成都的传播经过了传入、禁教、发展和自办教会四个时期。

1、天主教传入

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来到北京,与东阁大学士刘宇亮(四川绵竹人)相识,请刘相助,入川传教。

清顺治5年(1648年),成都有4000名道士和居士举行声讨大会。后因信教武官颜督及成都县令吴继善的保护,风波始得平息。清顺治4年(1647年),张献忠兵败身亡,利、安两神父被清军带回北京。此后四川战乱频繁,直至清康熙20年(1681年),社会才得安定。由于田园荒芜,地广人稀,从陕西、湖广等地移民入川,其中奉教者不乏其人。


2、禁教时期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有了显著的发展。据清康熙年间统计,全国28个城市中设有教堂,教徒已有15万人左右。面对日益膨胀的“洋教”势力,以及康熙年间发生的“礼仪之争”,随后,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教活动,雍、乾年间,禁教活动达到高潮,直至鸦片战争才被迫开关。禁教时期,成都官府遵照圣旨,严格禁教,发现教士,即刻遣至澳门,或监禁伏法。清康熙46年(1707年)公历6月,将在蓉多年的外国传教士穆天尺、白日升、巴里埃、毕天祥等四人押送出境,驱逐出国。不久,穆天尺又潜回四川。清康熙54年(1715年)被教廷任命为四川代牧主教,在蓉扩展教务,设立经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担心在川的传教点被遣使会独占,于清雍正7年(1729年)派会士马青山赴川。清雍正10年(1732年),马偕中国神父李安德抵成都;清乾隆9年(1944年)公历8月20日,陆迪仁代牧病死,马青山代管四川教务。清乾隆17年(1752年)公历1月22日罗马教廷正式委任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梅若翰为四川教区代牧主教。从此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了四川的传教权,此后历任代牧主教均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直至成都解放。首批来蓉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相继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本笃会、救世主会的传教士纷纷来蓉,经过争夺,最后巴黎外方传教会获胜。乾、嘉年间,尽管清廷厉行禁教,但这禁教是“禁者自禁,信者自信”,天主教会在民间仍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传教活动由公开变隐蔽,从城镇转移乡村。发展教理学校,注重对教理的传授,建立和健全教会基层组织。

3、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清廷被迫取消禁教,发还教产。《天津条约》规定对外籍传教士要“厚待保护”。《北京条约》更承认:“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田地建造自便”,于是,外国传教士纷纷进入成都。1856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把四川分为成都和重庆两大教区(后分八大教区),并以此为据点向周围各县府发展,使天主教很快遍及成都地区。

清咸丰时期法国教士在华阳县属督院街东龙须巷立公信堂,天主教传入双流县。

清咸丰初年(公元1851年) ,天主教传入温江县。

清顺治时,金堂县境内隆盛场外东泉水沟,有唐氏天主教徒居住。康熙42年(1703)后,意大利籍传教士穆天尺、毕天祥来金堂大渡(今淮口、高板地区)、长乐(今福兴区)、崇德(今竹篙、土桥地区)等乡传教。

天主教何时传入彭县,无具体记载。据今人宋俊儒说:他的高祖父就在隆丰乡文家村自设天主教教堂,是世代的天主教徒。又传,明蜀王后裔天主教徒朱应淳于咸丰年间从广汉迁居彭县河坝场后,在当地朱、倪、徐、何四姓家族中发展教徒。另一说法是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参加梵蒂冈第一次大会回川,于咸丰6年(1856)把四川分为成都与重庆两大教区。彭县属成都教区。

清光绪3年(1877年),外籍天主教神职人员开始在郫县两路口乡传教,并在成都法籍主教支持下,在该地设天主教圣修堂和小经堂各一所。

清代光绪2年间(1876年),有法国传教士在成都至灌县中途的郫县安德铺、两路口(现属郫县永兴乡)建立天主教堂。当年即派人到灌县崇义铺传教,在大石桥修天主教经堂。

清康熙末或雍正年间,天主教传入大邑县境。清光绪21至23年(1895至1897),县城东街修建天主堂,设司铎(即神父)1人,负责传教事宜。

清同治11年(1872年)起,以叙府(今宜宾市)为中心的天主教川南教区,先后派法籍传教士穆若德、沙波特、白热特、布瓦索、摩莱特、维莱等人,到蒲江寿安地区传教。并于光绪7年(1881年),在刘石桥(今插旗乡金家村境内)修建教堂。

光绪7年(1881)天主教传入新都。

清同治3年(1864年),建天主堂于新津县城关正西街,开始传教。

清乾隆16年(1751)由白日升传到邛崃。

乾隆37年(1772)阎神父(Falconet)传教死于崇庆。

民国5年(1916年),成都教区决定将郫县圣修堂确定为成都“中华天主教会”的中心教堂,负责管辖成都周围各府县的教务,这使传教活动迅速发展,教徒人数急剧增加。天主教在这一时期传入成都各区(市)县。到1945年,崇庆和邛崃两县教徒已超过5000人。根据民国19年(1930年)《教会年鉴》统计,成都教区共有教徒5万多人,成都市区1949年有修会6个(巴黎外方传教会、本笃会、救世主会、苦修会、玛利亚方济各会女修会、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女修会附会),大、小教堂12座,教徒2000人左右,开办大修院1所、中学2所、医院1所,拥有街房998间、田地10320亩。

鸦片战争后,来到成都的传教士,有不少人凭借特权和法国公使的护照,专横跋扈,强买强占土地,包庇入教莠民,引起了广大民众不断的反洋教斗争,清光绪21年(1895年)成都发生“打李子事件”(即成都教案),清光绪28年(1902年)又爆发了“舒家湾教案”。

4、自办教会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的发展。1950年11月29日,广元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等500余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宣布:中国天主教徒“基于爱祖国、爱人民的立场,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这一倡议立即得到成都地区广大天主教徒的响应。成都天主教徒拥护“三自”的签名运动。1950年,成都市天主教五堂(成都市平安桥天主堂、张家巷天主堂、光大巷天主堂、桂王桥天主堂、青莲街天主堂)组成代表联席会,发表《自立革新宣言》,拥护广元天主堂发起的自立革新运动。1952年成立了成都天主教革新促进会,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1957年12月16日,成都教区自选自圣中国神父李熙亭为主教,1989年病故。1991年自选自圣刘显儒神父继任主教,唐远进神父为副主教。其间“文革”中,教堂被占用,教会活动被迫停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宗教活动场所得以恢复。

 

(二) 基督教新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强迫清廷先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确规定:外籍传教士可随意在华“开设教堂”,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传教,而且可“安然入内地传教,地方官府必厚待保护”,“毫不得刻待禁阻”。条约还规定外国传教士 “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为大批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提供了依据。基督教新教大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深入内地。于1877年传入四川重庆。清光绪7年(1881年)英国内地会(1865年在英国伦敦创办)的传教士首先到达成都,为近代基督教新教传入成都之始。内地会是进入成都最早的一个新教教会。之后,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圣公会、浸礼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外国差会相继派遣传教士来蓉设堂布道,开创宣教事业。解放战争时期,清洁会和神召会的传教士从西北、华北辗转来到成都。基督教新教在蓉历经百余年的岁月,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全市计有16个宗派,56座礼拜堂,男女青年会两处。1950年至1952年来蓉外国传教士共计127人。

清光绪年间,华阳县辖成都城内四圣祠街就有基督教设立的福音堂。继在省城南门外南台寺侧购地建筑学校。

清光绪27年(公元1901年)由中华基督教四川大会(英美会)派英籍传教士到温江县寿安乡吴家场布道,初选地址在“谈天阁”,因群众反对,乃转而购买赵姓土地(现该乡文化站)建福音堂。

金堂县境内的基督教,先有卫理公会,后有中华圣公会。卫理公会亦称美以美会。清光绪22年(1896),由美籍牧师传来赵镇,在鱼市街设福音堂,发展教徒374人。中华圣公会民国12年(1913年),美籍牧师来城厢镇,租街房设福音支堂,经常参加活动的教徒有30人左右。

光绪23年(1897)5月1日,何忠义给裁缝黄子祥施洗入教,黄为彭县第一个基督教徒。

清光绪24年(1898年),基督教会的英美会教士开始来郫县传教。

基督教传入灌县(今都江堰市),始于清光绪15年(1889年),成都内地会英籍传教士钟秀芝、胡天申来灌县宣传耶稣福音。1905年正式开堂布道,先后在城关镇、中兴乡建立教堂6座。传入灌县的基督教新教教派有内地会、复临安息日会和神召会。

清光绪时,基督教传入大邑县境,教堂名福音堂,在县城南街。

清光绪33年(1907年),英国教会在蒲江县城文庙街修建“福音堂”,传播基督教,在县城附近发展教徒。

新津的新教有内地会和安息会两个教派,教堂皆称福音堂。安息会福音堂设立于民国20年(1931)。

清光绪末年由四川丹棱人唐光清传入邛崃,当时尚无教堂,暂假今县府街段姓居民家传教。民国初年(1912),美国人孙信成夫妇在邛崃南街(今南街二小校址)建立教堂。

光绪21年(1895年)基督教始由美国浸礼会牧师侯维廉传入崇庆境,设真道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9月23日,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成都基督教徒热烈拥护,1950年11月17日,在暑袜街礼拜堂成立成都市基督徒学习委员会。1955年2月8日,在暑袜街礼拜堂召开了成都市基督教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原在成都各教会的外国传教士也从1950年至1952年先后自动离境。教会即由中国教职人员自行管理,与外国差会割断了联系,实现了“三自”。

 

二、成都地区教堂分布及其主要教堂

 

(一) 传教与教堂的建立

建筑艺术是以空间结构为表征的,常常被看成是一种象征性艺术。正是由于建筑艺术的象征性,一开始就受到了宗教的青睐。

在欧美建筑体系和艺术风格中,有着专门的基督教建筑风格及受其影响的其它建筑风格。其艺术特点是突出基督教的象征、抽象和超越意义,其艺术造型都是为了用“可见的东西”和形象来表达宗教信仰的激情,让人们去感受上帝的“存在”和“伟大”,“领悟灵性的真理”。

欧洲中世纪以来,人们开始称基督教的主教座堂为“大教堂”(Cathedral),中国天主教常称其教堂为“天主堂”,而中国基督教新教多称其教堂为“礼拜堂”或“福音堂”。教堂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神圣空间,是神的家,圣灵的殿,是基督教徒举行宗教礼仪的场所和教徒聚众祈祷的地方。

随着天主教、新教在四川的传播,这种表现异域宗风的教堂也随之在成都市区及所辖区(市)县纷纷建立起来。不少教堂历经沧桑,屡毁屡建。改革开放后,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成都市不少天主教堂和基督教礼拜堂得到了全面修缮,并先后对外开放。到1994年3月,成都市开放的天主教堂有23座,基督教新教教堂5座[1](300-301页)。

(二) 成都地区主要天主教堂

解放前,成都地区的天主教堂分布在成都市区及所辖区(市)县。主要有成都平安桥总堂、成都外北张家巷天主堂、成都青莲街天主堂、成都光大巷天主堂(原名一洞桥天主堂)、华阳银家坝天主堂、郫县安德铺天主堂、灌县崇义铺天主堂、新津天主堂、邛崃牟场天主堂、邛崃五面山天主堂、崇庆县元通场天主堂、崇庆县元通天主堂、温江天主堂、新繁天主堂、彭县白鹿乡天主堂、彭县马桑坝天主堂、彭县中修院、新都瓦店子天主堂、新都泥巴沱天主堂、金堂舒家湾天主堂、金堂七堆瓦天主堂等等。

现已开放的天主教堂有:成都市区成都市平安桥天主堂,彭州市马桑坝天主堂、彭州市两河口天主堂,金堂县舒家湾天主堂、金堂县七堆瓦天主堂、金堂县赵镇天主堂、金堂县隆盛天主堂、双流县银家坝天主堂、温江县城关天主堂、郫县两路口天主堂、都江堰市柳街天主堂、都江堰市崇义铺天主堂、新都县泥巴沱天主堂、邛崃市城关天主堂、邛崃市吴圣堂、邛崃市易圣堂、邛崃市董圣堂、大邑县城关天主堂、崇州市城关天主堂、崇州市余有河天主堂、崇州市刘家烧房天主堂、新津县铁溪乡天主堂、蒲江县寿安卿天主堂。这些已开放的教堂,遍及成都市区及所辖各区(市)县:彭州、金堂、双流、温江、郫县、都江堰、新都、邛崃、大邑、崇州、新津、蒲江。

1、成都平安桥天主堂

位于成都平安桥街29号(今西华门街25号),是成都教区主教座堂。因平安桥天主堂居成都教区各堂之首,故又称首堂,习称总堂。1894年五月初五端午节,成都民众反洋教斗争,打毁了位于成都市一洞桥光大巷的天主教主教座堂。当时四川宗座代牧法籍人杜昂主教(1893─1915在任)选择平安桥,指派当家神父法籍人骆书雅主持设计修建主教座堂。于1896年开始建造,历经近10年,1904年竣工。自从1904年主教座堂建成后,历任主教住于此。

该堂占地面积20862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0343平方米(含临街铺面),由大小教堂和主教公署组成,均各呈“十”字形,具有显著的天主教色彩。其规模宏大,造型别致典雅,系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建成至今100年。其间虽经1939年6月11日日机轰炸,门窗损坏,但建筑结构并未受损。“文革”中,建筑结构也未受到大的破坏,至今保存完整。该堂由法国人设计,中国工匠施工,颇费匠心。大教堂专供教友满足宗教生活之用,由教堂、祭房、住房组成,自成堂区,建筑面积787平方米,加上祭房等为1764平方米。主教公署内有主教堂271平方米,加上办公室、住房、客厅为3437平方米,总计为4872平方米。

平安桥天主堂以其华丽的装饰、鲜艳的墙面、富丽壮观的内厅、高耸的圆柱等特色著称于世。改革开放后,国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这座教堂首次得到维修,并于1979年圣诞节对外开放。

1996年4月23日,该堂被成都市青羊区政府批准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平安桥街扩建后,教堂凸显市区中心,经总体规划,成都市规委会批准。2004年,天主教成都教区开始启动整个教堂区的维修改造工作,并在圣诞节前完成了对大教堂的维修、加固、粉饰。如今,经过维修的大教堂辉煌壮丽,堂内装饰华丽。至今在大教堂门前形成了一个广场——礼仪广场,并修建了围绕整个教堂区古色古香的景观围墙。这些围墙上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个壁龛,里面安放有耶稣12宗徒的雕塑。

根据规划,整个教堂区东邻西华门街(原平安桥街),南邻平安巷及市政府大楼,西邻五福巷,北邻大树拐街,将形成16303平方米的西南最宏大的天主教堂区,打造3个各具特色的广场。在教堂区目前房屋的西面将新建一些风格与教堂区现有建筑相一致的新建筑,作为将来教堂区的商业区。此外,在大教堂旁,还将修建一座约10米高的钟楼。目前该教堂区东半部分的生活区及主教会客室的修缮工作已经展开,预计将在年内完成,而西半部分则将在随后启动,商业区的建设,将通过招商引资来进行。整个项目预计将利用3年时间完成[3]。

2、彭州白鹿镇上书院

坐落在彭州市白鹿镇孟加林山腰,距白鹿镇2公里。上书院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风格独特而闻名,西南三省老一辈神职人员均从这所修院培养出来,它是西南乃至全国仅存的一所古修院遗址,1989年被彭州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上书院系白历山(Alex Pecrdin)任修院院长期间修建,是一个典型的欧式建筑群,占地面积约30亩,整个建筑错落有致,恢宏壮观。该建筑由外国人设计,于1895年动工,历时14年,终于在1908年建成了这座“中修院”。修院竣工后,定名“领报修院”,俗称“白鹿上书院”,简称“上书院”,亦称“上学堂”。一般认为,“领报修院”的命名与《圣经》记载有关,《圣经》中说:“耶稣为完成天主圣父的旨意,救赎人类的工程,由天神加俾额尔报信于圣母玛利亚,圣母领报,乃因圣神受孕”。修院作为传报福音使者的培训基地,命名“领报修院”自有其深刻蕴涵。

上书院是一座集教堂、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于一体的四合院式建筑。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太多的痕迹。穿过“领报修院”残破的石拱门(残留的一段围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上书院正面的建筑物,这是二层带地下室的瓦屋,没有翘角飞檐,但从圆形拱门、雕花扶栏、圆弧形窗棂、弧形台阶可以感受到它的欧式情调。沿着正门楼前弧形阶梯而上,虽然扶栏、阶面都已破损,但依稀可见当初用料的考究和雕工的精细。正门门檐上清晰地刻着法文“SEMINARIUM ANNUNTIATIONIS”,直译为“苗圃”,意为培养人才的地方。穿过门厅,是一宽阔的空地,对面矗立着一座辉煌壮观的教堂,教堂及周围环绕建筑物形成四合院布局。

教堂高耸,圆形拱券,厚实的大理石墙体,内部为木架结构,并有筒形拱顶构造。教堂前部由祭台、祭房、厢房组成,呈拉丁十字形。其建筑风格实是罗马式和哥特式教堂建筑的混合。

环绕在教堂周围的是两层木结构瓦屋。上层被隔成了许多小间,共计有约1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60余间,系修生单人寝室,分为两排,中间是过道;下层空旷的大房间是教室、办公室、厨房等等,全系木质结构。一些房间还隐约可见黑板、石凳的残迹。地下室为储藏室。

虽然白鹿镇上书院建筑结构保存完整,至今仍不失恢宏的气势,但它毕竟已经受了上百年风雨剥蚀的洗礼,年久失修,木质朽坏,周围杂草丛生,慕名而来参观者无不为之惋惜。可喜的是为了保护上书院古老的文物建筑,目前白鹿镇政府已邀请具有资质的勘察单位对书院进行了实地勘察,将对上书院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

3、金堂县舒家湾天主堂

位于金堂县悦来乡舒家湾的高山上。根据舒家湾李安德神父(成都教区最早的中国神父,1774病故)墓碑记载,大约是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舒家湾就有教堂。清乾隆年间,教堂附近即有神父、教徒的坟墓。1868年后法国BOMPAS重建。1874年前后,有教徒数百户,1000余人。1902年,金堂县义和团起义,舒家湾天主堂被烧毁,史称“舒家湾教案”。事后清政府赔款,法国传教士狄壁用赔款在原址上重建此堂,历时3年。建筑面积为1645平方米,规模较前更大,建筑更精致,是川西地区最早建立的教堂之一。1983年12月,舒家湾天主教堂经维修后对外开放。

(三) 成都地区主要基督教新教教堂

历史上基督教新教在成都市建立的教堂有:成都市区有内地会设的成都内地会福音堂,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设有陕西街福音堂、长顺街福音堂。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属加拿大循道宗教会,清光绪十八年进入成都,原名英美会。建有四圣祠礼拜堂、暑袜街礼拜堂、外东青龙街福音堂。中华圣公会在成都牧区有皮房街圣约翰堂1所,1980年复堂时名为“成都市基督教礼拜堂”。1949年在华西坝兴建教堂,名为“华西协合大学礼拜堂”,1952年更名“成都基督教外南礼拜堂”。龙泉驿区卫理公会龙泉福音堂(1917─?,1987年落实政策在洛带重建,名基督教礼拜堂);双流县有内地会城关镇福音堂(1885─?)、内地会彭镇福音堂(1932─?)、内地会三江口福音堂(1948─?)、中华基督教会中和场礼拜堂(1906─?)、浸礼会簇桥福音堂(1921─1946),大邑县内地会福音堂(1916─1928),邛崃市内地会天主堂(1906─?),新津县内地会福音堂(1892─?)、安息日会福音堂(1924─50年代初),蒲江县内地会福音堂(1910─?)、内地会高桥福音堂(1940─?),崇庆县内地会福音堂(1930─?)、内地会分州福音堂(1940─?)、内地会孙家沟福音堂(1943─?)、安息日会福音堂(1943─50年代初),都江堰市的内地会福音堂(1910─?)、内地会蒲村福音堂(1945─?)、内地会顺江场福音堂(1942─?)、内地会石羊场福音堂(1940─?)、中国神召会石羊场福音堂(1947─50年代初)、安息日会福音堂(1928─?)、内地会太平街福音堂(1888─1966,1988年落实政策恢复,名基督教礼拜堂),新都县圣公会城关教堂(1894─?)、圣公会向阳镇福音堂(1931─1951)、圣公会桥楼子福音堂(1943─?),金堂县圣公会金堂教会(1923─1945)、卫斯理公会赵镇福音堂(1896─1949)、卫理公会五凤溪福音堂(1942─1947)、基督教礼拜堂民(1989),温江县中华基督教会柳城镇教堂(1905─1951)、圣公会青苏福音堂(1949─1952),郫县中华基督教会郫筒镇教堂(1910─?)、中华基督教会犀浦福音堂(1901─?),彭州市中华基督教会天彭镇福音堂(1907─?)、中华基督教会海窝子福音堂(1902─?)。现成都市开放的基督教新教教堂有成都市四圣祠街恩光堂、成都市上翔街礼拜堂、都江堰市城关礼拜堂、金堂县五凤溪礼拜堂、龙泉驿区洛带礼拜堂。

1、成都四圣祠恩光堂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四圣祠北街17号,与四川神学院毗邻。这里没有大街的喧嚣,倒有几分小巷的宁静。初名英美会福音堂,1933年改名为四圣祠礼拜堂。教堂外观古朴,不尚雕饰,这种简朴、廉俭的外部装饰,更凸显出基督教新教教堂廉俭朴实的建筑风格。

四圣祠礼拜堂是目前成都市所开放的礼拜堂中最古老、保存较为完整的教堂之一。早在1891年,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卫斯理会,邀请美以美会前华中教区的开荒者和主持人等,由加拿大起程于当年11月抵达中国上海。1892年2月,美国传教士赫斐秋和加拿大传教士何忠义等一行8人沿江而上,经重庆于5月21日抵达成都,在玉沙街租用民房开始传教,并开办学校和医院。1893年,购得现址地基,历时1年,于1894年建成一座可容纳百人做礼拜的中式平房教堂。

1895年5月28日端午节,成都发生教案,该堂被毁,次年得清政府赔款重建。1900年,因义和团起义,教堂再次被毁,1901年重建可容纳300人的教堂。1918年,因传教士赫斐秋在扩建教堂时损坏了邻近民房,教堂第三次被毁。现存教堂为1921年所建,迄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

1920年,除被毁教堂所得赔款外,传教士为重建教堂而广集资金,当时掀起了一场“百万砖”运动。教堂由传教士兼建筑师苏继贤设计监造,于次年建成。该堂占地3000余平方米,使用面积1200余平方米,高约18米,可容纳上千人,这是一座属德国巴伐利亚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最初,堂顶北端还建有4层钟楼,内悬一合金巨钟,此堂时称“第一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冯玉祥将军曾亲登钟楼鸣钟志庆。“文革”中,钟楼被毁,教堂被占用,整座教堂遭到严重破坏,教会活动被迫停止。1980年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国务院、省、市政府拨专款18.8万元进行整修,1983年8月1日动工,次年11月25日竣工,遗憾的是那合金巨钟因无从查找不能恢复外,其余修缮如初。1989年1月1日对外开放。

该堂从1989年元旦复堂以来,先后接待了联合国人权组织、美、加、英、挪、韩、新、马来西亚以及港澳台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教组织、教会同工的访问。该堂现有牧师3人,长老1人,义工60余人,每周接待信徒的查经、读经、祷告、礼拜活动。

2、成都上翔街礼拜堂

在成都市古老的上翔街和顺城街交汇处,今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219号,有座极其古朴的基督教礼拜堂。该堂也是成都市在国内外比较有影响的一座教堂。该礼拜堂原名圣约翰堂,1992年改为现名。始建于1909年,其前身为传播西学之“辅仁学社”。当时教会(基督教圣公会)在皮房街(今中西顺城街)置地8.48亩,建西式三层楼房一幢,平房110余间,取《论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开办“辅仁学社”。1912年开社,收纳学生寄宿,在社内开设有礼拜、英文补习班,举办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讲座,1926年停办。

1923年,教堂改建为砖木结构,1939年将门道加深,在上面又加盖了一层楼,改名为“圣约翰堂”。1942年7月20日,教堂被日机炸毁,后经修复继续做礼拜,直至新中国成立。“文革”时,教堂被占用,教会活动被迫停止。1980年国家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经成都市委统战部批准,该堂于1980年3月2日复堂,向教徒开放。

1992年因扩建街道,拆除了位于红线内的教堂,在教会原有空地上修建了一简单过渡教堂,目前正筹资重建新堂。该堂现有牧师2人,长老1人,义工近70人。教会内有医务咨询室,每个礼拜六、日免费为教徒诊病,并提供常备药品。 


 
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及其教堂分布(续)
 

毛丽娅

 

 

三、基督教在成都地区传播的特点

 

1、传教从成都市区向周边区(市)县扩展,教堂、修院成为传教中心

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新教众多教派相继传入成都各区(市)县,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传教活动从成都市区向周边区(市)县纵深扩展,传教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如天主教遣使会的穆天尺和毕天祥在成都打开局面后,即到金堂开展传教活动。从教堂的分布来看,大邑、邛崃、彭州、金堂开设的教堂绝大多数分布在远离县城的丘陵、山区,彭州的白鹿牧区远离城市,然而早在19世纪的后期,外国传教士就千里迢迢远涉蜀道来到这里传教,先后在白鹿乡修建了多个教堂以及备修院。教堂、修院成为当地宗教活动的中心。

2、传教与神职人员的培养相结合

为了推进传教事业,传教与神职人员的培养紧密结合,教会办有“小修院”(无玷小修院)、“中修院”(领报中修院)和“大修院”(四川总修院)。加快培养和起用当地神职人员。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享有特权,修院也陆续兴办起来,至1949年成都教区计有小修院1所,中修院1所,大修院1所。

无玷小修院,系预备升神职班的学校。1885年,彭县白鹿河畔的“备修院”改建工程完成,定名为“无玷书院”(即小修院,俗称下书院)。民国31年(1942年)迁邛崃上智中学。1950年,上智中学迁成都,该院停办。学制4年,一年一班,常有学生100人左右。学生免费上学,以拉丁文为主,一年级学习拼音,熟读简单词句。二年级以后,开始学拉丁语语法,熟读经文短节,翻译简单文字,学习教会礼节。附设中文、算术、地理、历史(天主教史)等科,成绩及格者升入中修院。

领报中修院,民国10年由成都教区所办的修院分出成立。院址在彭县白鹿乡“领报修院”(1908~1931年)(俗称上书院),1908年创办。1916年骆书雅任川西北代牧区主教时(1929─1949年任成都教区主教),大修院设在“领报修院”内,这样,大、中修院合办,骆主教委任林方济(Fnang• Beauguis)为大修院院长兼中修院院长。1920年,大修院迁成都平安桥29号开办,骆主教委任副主教古德克(Alpboh Coudeux)为院长。中修院的学制为5年,一年一班,常有学生60人左右,由初修班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直接升入。课程设有拉丁语的语文、地理、修辞、历史等。同时,学习天主教基础知识、教义、条规,听“弥撒”,辅以中国古典文学和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中修院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大修院。1933年秋,大、中修院互换地址,四川总修院迁彭县白鹿乡,彭县中修院迁成都平安桥,总修院院长仍由前中修院院长巴热士担任。自此,彭县白鹿乡上书院成为培养全川神职人员的重要场所,西南三省老一辈神职人员均从这所修院培养出来。1949年,总修院迁回成都平安桥,中修院又迁回彭县白鹿乡,仍由禄硕士(J • Roux)任院长。同年9月,成都教区由彭道传任主教,先后解散了总修院、中修院、孤老院、孤儿院等教会附属机构,从此修院停办。为了培养年轻的神职人员,1984年5月成立了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为云、贵、川培养神职人员。

“大修院”,又称“四川总修院”,民国19年创办,系全省八大教区合办,学制6年。每年收各中修院毕业生中成绩优异者,少时收几人,一般10多人。课程:先开两年哲学,即逻辑学、本体学、形而上学、宇宙学、心理学;后开神学4年,即伦理神学、论理神学,以及教会法典、教会礼仪、教会历史、圣经等必修课。课本全是拉丁文,也开少量的中国古典文学课,每日早中晚就餐和睡觉前,必须到经堂做弥撒。吃饭时,不准说话,静听神甫(教师)讲圣经故事。星期天由院长或神甫带领(监督)外出游览,不准与女性接触。神哲学院学生要求中国人主持教务,开设中文课。特别是民国37年(1948),管事唐元美克扣学生伙食,学生提意见。院长陆硕士进行镇压,引起学生罢课,修院被迫迁回成都。

不难看出,天主教会在白鹿乡建立了从初修、中修、大修的教会学校体系,不仅成为成都教区,而且是西南地区培养神职人员的中心。

3、传教与兴办文教医疗慈善事业相结合

建立教堂与兴办文教医疗慈善事业相结合,通过兴办学校、医院、诊疗所,建立孤儿院、孤老院等福利事业进行传教活动,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显著特点。

教会学校在蓉始于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外国传教事业而逐步发展起来。其宗旨是为使“中华归主”、“化中国为一信仰基督之国家”。显然兴办学校服务于传教的目的,但这些学校在客观上起了向近代中国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的积极作用。

教会的教育事业可分为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宗教教育和面向一般民众的社会教育。创办学校之初,全由教会直接管理。1906年基督教会成立华西教育会后,业务即由华西教育会指导,规定《圣经》为学校的主课,其他学科要符合“圣道”。校长由西人担任,学生主要是教徒子女,早晚必须参加祷告等宗教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扩大学生来源,公开在社会上招生,增设教会中学,提倡音体活动,重视外语教堂,强调教师质量。解放后,1951年政务院做出决定,教会学校由当地政府接管。成都市区基督教新教兴办的教会学校有从事宗教教育的传道学校(金马街,1904─?)、华西协合神道学校(华西坝,1913─?,浸礼会、美以美会、英美会、公谊会合办)、华西协合妇女圣经学校(方正街,1934─?)、华西协合神学院(华西坝,1937─1952)、四川神学院(四圣祠北街,1983,云、贵、川三省基督教两会创办);职业学校有仁济高级护士职校(四圣祠,1914─1951,并入华大护校)、进益高级助产职校(小天竺,1931─1950,经济困难停办)、盲哑学校(昭忠祠,1922─1951,后由国家接办)、华西平民学校(华西坝,1923─?)、华西协合教士养成学校(华西坝,1920─?),兴办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坝,1910─1950,1951年由政府接办)、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音乐体育专科学校(中西顺城街,1926─1928),兴办的中学有私立华美女子中学(陕西街,1898─1952,后由政府接办)、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华西坝,1909─1952,后由政府接办)、华西协合师范学校(华西坝,1909─1928)、私立高琦初级中学校(华西坝,1925─1952,政府接办)、华西协合女子师范学校(布后街,1915─1944),兴办的小学,如启华小学(陕西街,1906─1952─,政府接办)、广益小学(青龙街,1906─1952,政府接办)、成都私立明德小学(三圣街,1915─1952,政府接办)、弟维小学(小天竺街,1915─1951,政府接办)、三育小学(灶君庙街,1918─1950),兴办的幼稚园有成都私立明德幼稚园(南打金街,1926-1951)树基儿童学园(干槐树街,1916─1952)、真光福儿园(暑袜街,1946─1952)、宝宝家(春熙路,1985),成都私立明德婴儿院(三圣街,1950创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西协合大学,由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原英美会)、卫理公会(原美以美会)、浸礼会、公谊会、圣公会联合创办,1949年时,学校有教职员392人,学生1415人[4](194页)。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从建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毕业2197名学生,其中医、牙、药等科为各专业之首,共808人[5](152页)。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一半以上从事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不少人是著名的专家、学者。

天主教办学,注重办“经言学校”,其宗旨是使教徒子女在幼小的心灵中坚振信仰,使成年信徒通晓教义,懂得《要理问答》。不主张办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学校,直到1909年,天主教西南教务会议重庆会议决定,除坚持办经言学校外,可适当办一些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民国8年,比利时籍司铎雍守正在邛崃天主堂之右创设上智中学(“上智高等小学堂”),民国37年救世主会创办永援女中1所。民国35年开办的“仁爱护士学校”,地址成都平安桥57号,民国37年由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附会创办的“灵明小学”,校址成都东玉沙街修道院内。民国9年开办法文女子中学,其前身为清光绪三十四年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附会开办的孤儿院附设幼稚部。民国12年改名为“晨星小学”。

天主教成都教区办有《蜀铎月刊》,该刊创办于民国36年。基督教新教各派为了配合他们宣传“福音”,达到“中华归主”的目的,在成都兴办了印刷、出版、发行等事业,同时也为成都引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创办了英文月刊《华西传教消息》(1899─1938)、《希望》月刊(1924─1952,后并入《新希望》月刊)、《卫理青年》月刊(1941─1943)、《灵讯》(1944─1947)、《青年问题》月刊(1944─1952,并入《新希望》月刊)、《新希望》月刊(1952─1952,由原《希望》、《青年问题》月刊四川大会文字部合并而成),创办真光文化书社(1951─1953)、华英书局[6](1905─1951,政府接办)。

外国传教士兴办医院、疹疗所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为成都西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成都天主教会所办的医院有成都圣修医院(1903年)、成都张家巷平安医院(清光绪三十二年),教堂附设的“施诊所”、“施药室”在解放前计有:成都字库街天主堂施诊所、成都桂王桥天主堂施诊所、成都张家巷天主堂施诊所、成都外东天主堂施诊所、成都东丁字街天主堂施诊所、彭县白鹿乡天主堂施诊所、邛崃高梗乡天主堂施诊所、邛崃牟礼天主堂施诊所,兴办了成都马道街圣婴院(1875年)下属成都张家巷残废孤儿院、成都张家巷残废孤女院、成都张家巷残废孤老院三个孤儿院、彭县白鹿乡孤老院(民国32年)、新都瓦店子孤儿院(民国13年)、新津县孤老院等慈善事业。

基督教各差会来到成都后,都重视兴办医疗和慈善事业,以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从而达到吸收教徒的目的,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近代医疗技术在成都地区的传播。

为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清光绪十八年,外国差会派遣加拿大医生启尔德来蓉在四圣祠北街创办医院,初名“福音医院”。后得成都官府资助黄金1500余两,添设备,修大楼,逐渐成为驰名全川的“仁济医院”(1892─1950)。此后不少差会陆续来蓉建立医院。如存仁医院(1892─1955,并入华西大学医院)、仁济女医院(1893─1940,与男院合并)、华西大学医院(1915─1955,由政府接办)、口腔医院(1908─1950)、结核病疗养院(1938─1950)、麻疯病院(1939─1950)、慢性病医院(1946─1950)。尽管建立医院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他们把西医带到了成都,推动了成都西医和西药的发展。又如1908年加拿大传教士高文明到彭县传教行医,开办了“福音医院”(现县人民医院),有病床15张,并开展下腹部手术,一般肿瘤切除,唇裂修补和截肢手术,为彭县西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12年英国传教士胡天申牧师夫妇到灌县传教兼行医,开创了灌县人用西药的局面。

在成都所辖区(市)县,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建教堂,附设学校、医疗所不胜枚举。如温江县城关的天主教堂曾办小学1所,学生40人,以学圣经为主。

解放前夕,金堂全县建有本堂3所、分堂3所、小经堂1所,另设医馆、学校、育婴堂共7所。

在邛崃,民国9年(1920),神甫雍守正(比利时人)经主教批准,利用从清廷“庚子赔款”中分得的钱,在教堂后面开办上智小学,民国13年(1924)增办初中,教内外子弟均可入读。民国15年(1926),联中学生代表向雍守正索回了原驻军划给上智学校的一块地皮,称为“收回小租界”。不久,雍守正离邛,继任神甫高学海(崇庆县人)善书法,常结合孔孟之道讲述教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他在任职期内重视办学,坚持10余年,成绩显著。

从1921年起,崇庆天主堂设仁爱辅助会,置仁爱茶社、图书室、真福剧团、孤老院、孤儿院;还办有读经班,教徒子女入班受教规后,方许入小学。

光绪31年(1905年)传入龙泉驿,初在龙王庙侧施教。1931年购清武官衙门(今操坝巷口西侧)房屋16间做教堂,称“福音堂”,附设托儿所、医疗所、阅报室。

清光绪年间,华阳县辖成都城内四圣祠街就有基督教设立的福音堂。继在省城南门外南台寺侧购地建筑学校。

温江县的寿安、城关两处福音堂曾各办有“华英小学”1所,共4个班,有学生80余人。教外子女亦可入学,教师由教会指派,学生必须读圣经,民国29年停办。

约于20世纪20年代末,基督教会在郫筒、唐昌两镇分别创办教会学校各1所(郫筒镇为育英小学,唐昌镇为育才小学),学生200余人。学生除学习文化课外,每日必读圣经;星期日,学生与教徒一起参加宗教礼拜活动。民国35年以后,两县福音堂因经费不济,教会小学相继停办。

都江堰市崇义乡天主教堂曾办有平民学校1所。都江堰市太平街内地会福音堂,于1922年开始,在教堂左侧曾办“弘毅小学”1所。紫东街复临安息日会1946年起,曾办教会附设小学1所,名“三育小学”,每期学生有30余人,仅办学3年。1936年,中国牧师贾玉铭,潘子丰在南京后宰巷创办灵修学院,未及1年,南京被日寇占领。1941年,贾玉铭来灌县在灵岩寺开办灵修学院,校址设在东岳庙内。因同佛教徒及当地农民发生纠纷,1943年6月迁到重庆。

民国14年牧师余明发在新繁开办华英小学1所,民国28年停办。

崇庆县的安息日会与内地会两会都兴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在福音堂设医务所或学校,怀远福音堂还办邮政所。

4、教堂建筑的中西合璧特色,反映了基督教入乡随俗的本土化趋向

基督教传入我国,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信教,也为了减少由于东西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冲突,入乡随俗便是基督教在华传教的策略。

基督教堂以其特殊的建筑背景、独特的异域建筑风格以及堂内众多的圣像画装饰,强烈地烘托出了基督教堂浓郁的宗教艺术气息。同时,也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教堂具有中西建筑风格合璧的特色。如成都平安桥天主教堂,从建筑风格而言,大教堂属拜占庭式建筑风格,而主教公署为典型的庭院式中式建筑风格,二者浑然一体,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教堂呈拉丁十字平面布局,可容纳1000人以上。

主教公署和大教堂间原有短墙相隔,有便门可通,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构成一个整体。署内有一小经堂,位于呈“十”字形的顶部,该堂小巧玲珑,造型美观,为主教举行圣事的专用教堂。除教堂外,均系珍贵楠木结构的平房。有104间住房供全教区神父每年“避静”来堂使用。住房四周有走廊相通,并有114根摆柱支撑,这114根有耶稣背十字架,14处受苦之意。主教公署现是四川省天主教成都教区主教府所在地。

又如金堂县舒家湾天主教堂的建筑特点是教堂居中,左右为厢房,呈“四”字形。木石结构,青瓦屋面。教堂正立面是一高耸的牌坊,系中西合璧的石质建筑。有三个圆形拱门联结教堂,牌坊上饰有彩绘图案,浓淡清晰,最上方有一对联,右联是“慈母鸿仁通浃洽”,左联是“恩君极惠遍周流”,顶端竖立着十字架。

以教堂为中心,教堂左右两侧形成两个院落,其布局完全相同,而且极其对称,属典型的中式庭院布局。四周有走廊相通,中间是一个天井,各种花草竞艳,现是本堂神父住宿、教友食宿以及教友活动的地方。1983年11月,经成都市、金堂县人民政府批准,在舒家湾天主堂内,成立金堂县天主教爱国小组。1984年4月4日,批准在原址内成立金堂县天主教爱国会。

 

今天,在对基督教在成都地区的传播情况进行评价时,不能脱离它传入的历史条件,即使在清政府厉行禁教的时期,清代的四川曾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重要区域。这除了传教士积极的努力、信教者的虔诚外,还与当时四川相对宽松的环境密不可分[7],秦和平先生认为,清代中叶,四川部分地方曾出现容忍天主教会活动的特殊环境[8]。鸦片战争后,基督教除积极传播福音、吸收信徒外,还大办教育、医疗事业,通过兴办学校、医院以及慈善福利事业等传教,客观上为近代成都地区教育、西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成都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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