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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
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在同时期全国城市中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时的江南城市，从层级来说，从都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以至市镇，可谓级级皆具；从城市功能或性质来分，既有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城市的南京，最为典型的工商城市苏州和杭州，交通中转型城市镇江，又有新兴的通商都市上海，还有一大批因商品经济而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可谓种类齐全。江南城市以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密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因而长期以来备受学界注目。尤其是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论著更源源推出，探讨涉及到了江南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现仅将中国大陆学者有关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择要综述如次，希望能够勾勒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城市布局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座落，认为城内河道即为苏杭城市的骨架，运河是苏州城市位置稳定和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杭州城市位置的稳定，既不能缺少西湖，也不能缺少运河。关于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傅崇兰论证了苏杭城市形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认为西湖和西湖诸山是杭州城市环境发展变化的主导因素，钱塘江、运河以及城内诸河是构成杭州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构成苏州城市环境的主导因素是水，而不是山，在苏州城内，主要是被称为三横四直的水系脉络，运河不但对于城内的河和城外的城濠都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苏州城市环境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虎丘则是对苏州城市环境影响较大的山，构成了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世界第一大城——明代南京城，一向少有筑城方面的学术探讨。季士家《明都南京城垣略论》①一文利用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作了认真细致的考订，将朱元璋的定都与筑城联系在一起，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与高大雄伟的南京城垣相联系，论证了朱升的建议是建造南京城的指导思想，利用自然山脊、高岗筑城，包容诸多山头进城内，突破了《考工记》筑城取方型或圆型、开门取正位和复数等规制，一切从实战出发，牢牢控制制高点，形成非方非圆的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的粽子型，总结出南京城筑城工程中沿岗垄之脊筑城，建立深而且坚的牢固墙基，合理利用原有墙身和湖堤，作必要的建筑力学处置，采用坚而且韧的粘合剂，排水措施的合理安排等六项技术，以实物说明了南京城墙历600余年而仍巍然屹立的技术原因，以及建造南京城过程中宫城选址不当和城河未能完全贯通的两项缺陷，多发前人之覆。陈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城市布局，即整个城市分为三个区域：城东部为政治文化区域，宫殿园囿、官舍衙门、国子监等建筑鳞次栉比，辉煌壮丽；城西部以内桥为界，南为居民坊厢，北为营伍区，城西北为军事区域；城西南为工商业区域。明初的南京不仅地域规模大为扩展，而且规划布局恢宏阔大②。苏州在明清时期形成东半城手工业区，西半城商业区的格局，因此学界较少论证。王卫平进一步论述道，城市东北部是丝织专业区，西北部是工商业中心区，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区，东南部则自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新兴商业区③。
关于市镇的分布，国内外学者原来多以府县城为中心，计算市镇与府县城之间的距离，并以此探讨分布模式(如美国城市地理史学家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将城市空间层次的结构称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由A类、B类、C类和D类四个中心构成，由低到高，D类中心朝着C类中心，C类中心朝着B类中心，B类中心朝着A类中心，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地拥有更广阔的腹地，而中心与腹地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六边形区域体系，以此形式逐级向四周辐射)。樊树志和陈学文虽与传统看法有异，但都认为是辐射型的，而两人看法稍异。樊树志认为市镇网络体系虽因水陆交通线的具体状况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如将嘉定县作为以县治为市镇体系的枢纽的例子，周庄镇作为某个繁华市镇中心的例子，黄渡镇作为嘉定、青浦、上海交界地区市镇中心的例子，层层辐射，较为规则，这甚至可适用于整个苏松嘉湖地区。④陈学文以嘉兴府为典型，主张市镇的分布基本上是围绕着府县城向四周辐射，组成一张府、县、市镇三级市场的商品流通网。⑤王家范认为，这样做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城市的相异点，与江南市镇形成的历史实际不符，江南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却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其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⑥。笔者以苏州府的市镇为典型分析后认为，各县各乡市镇数量多少不一。规模大小不等，并不存在如人所说的以县治府治为中心的层层辐射的分布格局，也没有形成如人所说的等距离有规则的分布网络。县治大多不是经济中心，位置又往往偏居一隅，市镇也就不可能以所庄县城为中心。苏州市镇只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发挥经济辐射的作用，与或近或远的县治府治关系不大，因此并不呈现出村乡市、镇县府间进行商品交流的地理层次，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江南市镇的分布，既要受到水陆交通线的限制，又要受到各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但各府各县之间极不均匀，多寡悬殊，即或一府一县之间也情形各异，很难一概而论，不能用某府某县或某地市镇的分布特征来简单概括整个江南地区市镇的分布状况。要说江南市镇有什么分布特征，那就是它基于各地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经济结构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⑦。至于其具体形状，王家范认为，市镇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镇环四流，河流横贯镇市，商店、民居多傍水而立，因水成衢，因水成市。而其基本格局为，小市镇是一线型，一河二街，店肆集中于上塘或下塘的某一中心地段，余则疏落为民居，而从明代中叶开始，许多新兴市镇的气派与旧市镇迥然不同，形成丁字型与十字型的大中型市镇(《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对此江南市镇的具体分布格局，樊树志也持相同看法⑧。陈忠平更紧扣水与市镇的关系，认为市镇是农村商品交换中心，近水而居，沿水成街，镇环四流，水在市中，构成了太湖流域市镇的典型地理地貌特色⑨。宋家泰、庄林德则认为，江南地区市镇的兴起发展与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大有关系⑩。罗仑、夏维中则认为，明清时代江南沿运河市镇与江南运河的功能兴衰颇有关系⑾。这些论著，角度虽有不同，但都从一个侧面推进了相关研究。
二、城市文化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辟有专章，叙述苏州城市文化。他认为，与扬州文化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人与商人的结合不同，苏州突出地表现为文化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文化人与手工业者相结合。因此他从文人与制扇手工业、画家与颜料生产、画家与装潢工艺美术手工业以及知识分子的意匠与苏式家具的形成四个方面具体论述苏州文化与生产结合的特点。
对于反映明清江南市井文化的图绘作品，学界一向注目。20世纪60年代初，李华即仔细辨认了清人徐扬的市井风俗画《盛世滋生图》
(后世又称《姑苏繁华图》)，解释了画中的230余家市招，为学界多所引用，贡献不小。1986年，苏州市为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又对此图分段作了介绍；后来在台湾、香港再版时，秉琨又作了介绍，虽有别样意趣，但进展似乎不多。江南另有两幅图卷，反映明后期南京繁华的市井风貌。一幅谓之《南都繁华图卷》。中国历史博物馆(2000年2月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的王宏钧、刘如仲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据其统计，仅在南市街至北市街这一段，画面上出现的幌子招牌就有109种，人物一千多个。他们认为，《南都繁华图卷》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城市经济繁荣和社会生活变化的种种景象，充满着特定时代与地点的特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时期丰富具体的形象史料。他们还指出，在《南都繁华图卷》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可能学习或参考过宋人《清明上河图》或其仿制品，以及描绘城市景物的民间作品，但是它的历史、艺术价值却远不是那些纯属摹仿旧作或大多凭想像画成的城市景物图所能比拟的。他们还主张，这件作品的绘画技巧虽然并不高，显然也不是名画家仇英的作品，但是它在描写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我国古代绘画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却应该肯定⑿。另一幅谓之《上元灯彩图》。对此图，徐邦达认为是“明中画师所作上元灯戏图意。写当日金陵秦淮一带居人于上元节日欢腾游乐之景”，而杨新认为，从画面的人物衣冠与绘画风格来判断，当为明人所作毫无疑问，但是从反映的人物的生活内容以及市场景况来判断，应相当于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所画地点应是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上元灯彩图》的作者为民间画师，作品的服务对象也是民间人士，所以更加接近生活原型。该图不但描绘了南京古董一条街，同时也描绘了众多的地摊商贩，从地摊上陈设的商品看，也以古董为主，是一次灯市与古董相结合的专门化集市贸易大会⒀。图像文本提供了文献所不能提供的诸多信息，学界对这些图卷的介绍性研究，大大地丰富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内容。
对于城市市民文学问题，探讨颇多，且看法不一。学界通常将明末苏州民变称为市民斗争或市民运动。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⒁一文认为，明末苏州两次大规模市民运动，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时城市各阶层人民只要求封建政权减轻对工商业的掠夺，并不是推翻封建统治，因此市民斗争具有两重性。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⒂一文认为，万历天启年间新兴市民阶层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东林党人同情市民斗争，但不是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虽然他们都反对明神宗派矿监开矿经商和阉党黑暗统治，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考察明末苏州民变的，还有潘树广的《明末苏州织工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⒃和《明末戏曲中的江苏织工斗争》⒄，从文艺角度研究民变，别出心裁。但开风的《明清时期没有市民运动》⒅对市民运动之说提出质疑。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封建城市与西欧中世纪末的城市有很大不同。中国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和手工业工人力量微弱，只是作为相互孤立的社会阶层分散存在，并无形成统一的市民等级的共同基础，更不能形成统一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市民运动，苏州的踹布、丝织、染织、印书等行业，都有雇工为争取增加工资和米贴、提高工银成色和反对包头克扣工价等，以罢工、停工等方式斗争，这纯属经济斗争性质，同由于封建政权禁止雇工“齐行罢市”，有许多限制雇工人身自由的苛刻规定不同。这种斗争虽然有反封建压迫性质，但仍不能说明存在属于“第三等级”性质的市民阶层和他们发动的市民运动，实际上它只是许多并无内部本质联系的城市居民中发生的事件而已。夏维中在回应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呼吁时也认为，不少学者把晚明民变这种斗争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并认为这就是市民运动，是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走向政治舞台的标志，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斗争，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都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相提并论。还有些学者把明中期以来城市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归之于市民，提出“市民风气”、“市民文学”之类的概念，这些也都是有点牵强附会的。从本质上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也不允许一个独立的市民阶层或阶级的存在⒆。
江南市镇文化，是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著都有不同程度的探讨。樊树志在其《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认为，市镇因为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向其聚集，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他并以湖州府的南浔、菱湖，苏州的唯亭、甫里、同里、唐市，松江府的朱泾，嘉定县的南翔、罗店等镇为例，阐述了其人文蔚起、科第兴旺的盛况。他还认为，构成明清区域文化一部分的江南市镇风俗，具有趋向奢糜和浓厚的市井气息与商品化色彩的特点。他还辟有专节讨论市镇茶馆文化，指出茶馆兼具信息、娱乐、赌博的多种功能，是市镇社会的一个缩影。吴仁安的《明清以来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⒇则专门探讨了吴江名镇同里镇在明清时期的社会风尚、文化结构及文化遗存，认为其时的同里镇，不仅是周围乡村的经济中心，也是苏州府东南的文化中心，其教育发达，义学、社学、书院等学校遍布全镇，文化昌明，人才辈出，人文蔚起，科第兴盛；镇上各种赛诗文会定时举行，文风不替，各种寺观庙会定时举行，香火不绝；镇上名门望族多，大户人家多，深宅大园多，园林碑刻多。此文篇幅不大，但就探讨市镇文化而言，份量不轻。
对于明清江南书业文化，论者不少。张秀民从文献刻印流布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南京书籍刻印的发展阶段、数量、种类及书铺的名称、坐落分布等，清晰地揭示出其时南京书业状况。方行基本上以江南印刷业为例，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大体沿文人刻书向商人刻书过渡、书坊雇工刻书和书坊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商方式的三条途径发生[21]。冀叔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22]和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23]等文，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南京、苏州等地刻书印书的内容、水平、书坊数量和刻工数量等问题。叶树声、余敏辉也对明清江南的私家刻书作了考察[24]。至于考察明清江南藏书及藏书家的论著，更不稍间断，但泛泛介绍者多，深入探讨者少。
对于江南人文风习，也有人寓目。马学强论上海人文风习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认为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府县建置与苏州府、太仓州联系甚密，渊源甚深，因而在风习上较接近于苏州，由传统的尚武向重文转变，清代康熙年间开海禁后，外来人口、商品的大量涌人，大大地开放了上海人的胸襟、意趣和视野，而与商贸发展相伴而来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则冲击着传统的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上海人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吐故纳新，对外来人、物宽容接纳，对新鲜事物异常欢喜，生活方式也由敦朴崇俭趋向奢华好侈。上海人文在传统时代的发展也许确实不够高雅、精致，但有着新兴发展的粗糙，也因为五方杂处而显得文化不够纯粹，总难免夹杂着商业气味，但这样的“粗俗”却使上海文化因为没有太多的传统积淀和文化的束缚与排斥而具有开放性，较容易吸纳各方文化的精华[25]。严迪昌的《“市隐”心态与吴中明清文化世族》[26]，探讨了明清时期吴地文化世族的市隐心态的形成背景、过程及内涵，认为吴中文人的市隐文化心态，历经明初及明中期，在本地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重新振起的和外来定居的旧有和新兴的文化世族的衍传，得到了长足发展，进而普遍构成为以太湖流域为幅员，以苏州府属为核心的吴地人文性格。此文揭示出了吴地文化世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推进了吴文化研究。
对于明清江南文人，也多专论。笔者的《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田考察了明清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实际上揭示了江南进士与城市的关系，认为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比例的进士主要分布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是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趋势一致的，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中第者最多。《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28]从经济基础、社会风尚、科考能力、自然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探讨了江南进士众多的原因，认为江南进士独多，与该地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擅长科考大有关系。《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29]考察了江南进士出身的官员为政和致仕后的所作所为，探讨了其作用和地位。孟彭兴考察了明清太湖地区的各种文化人才和经学、诗文、小说、戏曲、曲艺、民间歌谣、说书等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形式，认为在明清时期，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江南浓郁的文化环境更加得到较为深刻的体现，使其孕育了与其他地方具有较大差别的独特的文化性格，深深地影响着该地域社会的精神面貌[30]。黄爱华的《论明代市民文人》[31]考察了明代江南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及其价值作用，认为文人队伍和市民队伍的空前壮大，为市民文人阶层的膨大准备了条件，其思想意识表现为，否定现有社会秩序，要求改良政治和实现社会平等，反叛封建礼法名教，宣扬个性自由，提倡抒写真性情，推崇通俗文学。市民文人的思想意识和表现，对封建制度起了动摇和冲击作用，刺激了思想的解放，其新颖文学主张使文艺重新获得了生命，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他们对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倾注的热情和关注，大大地提高了通俗文艺的社会地位和艺术水平，对后世通俗文艺的进一步兴盛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李玫的《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32]更以苏州作家群体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其具体组成、活动年代、作品内容风格特点、作品存佚情形等。该书在明清江南文人研究的角度方面较有新意。
对于明清江南文化家族，研究成绩也令人瞩目。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33]，全面研究了明清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着重介绍了明清时期诸如潘恩、徐阶、董其昌、徐光启、王鸿绪、张照、钱大昕、廖寿丰等一大批望族名流的生平，300余家明清上海地区著姓望族的门祚，详细阐述了这些望族的形成条件、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以典型的资料清晰地勾勒出了明清上海地区望族在不同时期变动的轨迹。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34]，则是考察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专著，内容涵盖苏南望族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特征、家族教育、文化学术活动、人才优势，以及望族中的女性，望族与科举、家族藏书、家族文献整理的关系等，提供了明清苏南望族文化活动的基本信息。
江南园林甲天下，论者自然不少。陈从周《中国园林》[35]一书，从园林构筑手法和美学欣赏的角度，论述了江南的诸多园林，如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沧浪亭、环秀山庄，上海豫园、内园，嘉定秋霞圃，海宁安澜园，以及常熟、西湖的园林，江南的著名造园高手，江宁随园图等均有涉及，精辟地分析了明清江南园林的美学意蕴。他同时指出，江南园林之多之美，与当地经济实力之雄厚，士大夫兴趣之所在，市民生活之需要等，皆有关系，造园在经济物质基础、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皆具备，主人好客，文入画家策划，在造园中体现了闲情逸致的士大夫思想意识，名工巧匠为之经营建造，于是城市山林，宛白天开，文酒之会，几无虚日，藉着林泉之资，培养声誉，家乐与园林，成为士大夫自命风雅的工具，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便利和机会。魏嘉瓒编著的《苏州历代园林录》[36]，则分时段叙述了苏州园林建造情形及著名景点，提供了较为有用的资料。王春瑜的《论明代江南园林》[37]，探讨了明代园林与江南经济的关系，认为江南园林在明代的迅速崛起，是明代高度的经济、文化的产物；江南园林是江南文化的结晶，江南园林的建造有着商品化倾向，具有园与庄的结合；江南园林的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杨嘉枯的《明代江南造园之风与士大夫生活——谈明人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札记》[38]，通过对《玉华堂日记》的介绍，考察了明代士大夫兼并土地，豪夺巧取，不吝大量钱财营造园林的概况。
此外，李嘉球对明清时期苏州的戏曲文化也作了考察[39]。
三、城市经济
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城市经济，认为明清时期的苏州丝绸业和工艺美术业是苏州城市的两项最主要的经济事业，其他经济事业都是伴随这两项经济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该城商业的发展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手工业的发展；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以民间手工业和民间商业的发展为主流，而其周围镇市的发展，与杭州城内经济的发展溶为一体，各不可少，构成了杭州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杭州与东南沿海城市和运河沿岸城市的联系，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的交流和货物贸易两个方面。对于杭州城市的兴衰程度，自梁启超认为唐宋时期最盛，明至清中叶中落后，长期为人所沿用，如陈学文说，在古代杭州城市发展史上，南宋达到了顶峰[40]。而傅崇兰通过对明清与南宋时期杭州的人口、城市规模的盈缩、城市工商业和城市周围镇市发展的对比研究，以及明清时期杭州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运河沿岸城市联系的考察，认为在古代杭州发展史上，南宋时不是它的顶峰，明清时期也没有中落，而是大大地超过了前代[41]。然而新近仍有学者坚持既有观点，如陈国灿、奚建华在其《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42]中，虽然认为明清时期杭州、嘉兴、湖州等城市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但还是主张这些城市明显走向衰落，尽管这种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相对而言的。由罗仑主编、范金民和夏维中撰写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43]，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特点，考察了苏州城市不断变化的官营丝织业，日益发展的民间丝织业、棉布加工业、染色业、酿酒业、印纸业、玉石器制造业等民间手工艺业，服务行业的普及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追求，金融典当业的发展及其地位和作用，苏州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的丧失和上海的兴起等。蒋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44]，考察了明清时期丝织、制盐等官营工业，丝织业、棉麻纺织业、造纸业、制笔业、窑业、榨油业、酿酒业等民间手工业，丝织业、棉纺织业、榨油业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缓慢发展的原因，海上贸易的兴衰，市镇的类型和特点，行会的发展、特点及其作用等，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诸多方面颇具新意。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考察了苏州城市机能的转变与工商业的繁荣、市镇的构造、城市工商业组织、上海的崛起与苏州中心城市地位的丧失等。陈忠平的《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与演变》[45]认为，明清时期南京城市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明初到正德以前，是南京随政治地位的变迁勃然兴盛而又突然中衰的阶段，正德之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是南京随内部经济的发展重新恢复并臻于鼎盛的阶段，明清两代南京城市人口的变动、工商业的变迁及其规模格局的变化，都清楚地显示了上述阶段性的发展特点。笔者的《明代南京经济探析》[46]和《清前期南京经济略论》[47]，考察了明清时期南京经济发展的阶段，认为从明初到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明代南京经济的勃兴阶段，其后到嘉隆年间是南京经济稳步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从万历到明亡为南京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达到了鼎盛；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年是清代南京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清初的统一战争和平定三藩直接影响了南京经济的发展，其后到道光二十年为清代南京经挤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人口增多，手工业发展，商业兴盛，服务行业各具特色，南京经济达到了鼎盛。丁日初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48]，第1章论述了鸦片战争前上海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业与市场和对外经济联系与西方对上海的窥视等，认为鸦片战争前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系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的中心城市，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它不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重要口岸，而且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谯枢铭的《清乾嘉时期的上海港与英国人寻找新的通商口岸》[49]和李荣昌的《上海开埠前西方商人对上海的了解与贸易往来》[50]，先后探讨了上海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在鸦片战争前的重要地位。前者认为，英国人原来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上海，而是没有更多地注意到上海，道光年间，英国人充分注意到了上海的特殊有利条件，足够地估量了它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途，于是上海成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夺取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而后者认为，西方商人对上海的情况一直是相当留意的，到嘉庆末，他们对上海已有相当多的了解，西方商人直接到上海从事贸易活动估计在嘉庆末叶或道光初叶就已发生，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数年，这种贸易活动已经是相当常见的事情了。马学强则探讨了地理条件和自身优势在上海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鸦片战争前，上海港在江南港口中已居主导地位，并跻身于全国四大港市之林，为其近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地位的确立，可以说是其凭借了自身的优越条件[51]。
有关各地城镇手工业的探讨也多。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52]，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中国手工业研究和资本主义研究著作，该书从资本主义萌芽角度，有几节专门考察了明清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认为明后期苏杭丝织业中的工场手工业主，主要来自小生产者的分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条途径，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的途径；清代苏州、杭州、南京丝织业进一步专门化，雇佣劳动出现了固定关系，商人开始支配生产，而账房即代表了商业资本；清代苏松染纺业、踹坊业中已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究竟是包买商式的性质，还是工场手工业性质，则不能确定。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53]，运用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对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江南手工各业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举凡丝棉纺织业、谷物加工业、酿酒制曲业、制茶业、食品再加工业、制盐业、榨油业、服装制作业、日用百货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材工业、造船业等，均有考证阐述，书中再次论述了工业生产中的能源与材料问题，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问题，作者还探讨了江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人力资源问题，提出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节能节材型，独立经营的手工小作坊是江南工业发展的最佳企业形式，论述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问题，认为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使得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然没有导致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基础，使得19世纪后期以来江南在近代工业化方面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进展远为顺利。笔者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54]，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的棉布、丝绸、酒类、油类、草席、纸张、书籍、玉石器等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量。段本洛、张圻福的《苏州手工业史》[55]第1章，论述了1522—1840年的苏州手工业发展状况，诸如苏州织造局、民间丝织业、棉织业、棉布整染业、纸张加工业、工艺美术加工业等均有述论。徐仲杰的《南京云锦史》[56]从纺织技术工艺的角度，论述了南京云锦的起源、品种、图案、色彩及官营织造与云锦生产业的关系。笔者和金文合著的《江南丝绸史研究》[57]，利用大量档案资料，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江南的丝织业生产，在明清江南官营织造机构的数量，官营织造的生产规模，官营织局的生产形式，清代江南三大织造局的生产量，民营丝织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方式，“贸易绸缎”的来源、数量、品种、色彩和其反映的性质，官营与民间丝织业的关系，江南丝绸的生产技术，织机的发展改进，染色工艺水平等，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蒋兆成《论明清杭嘉湖地区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58]，从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蚕桑丝织业的重要地位。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59]，利用大量地方文献和实地访谈资料，全面研究了江南棉布生产的有关问题，在纺织工具、棉布劳动生产率、棉布品种规格、布匹价格、布匹生产量和商品量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学界以前一直重视不够的江南造船业，李伯重《明清江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60]作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南造船业较前有重大发展，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显然较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地区缓慢。
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李伯重的一组有关生产力的论文颇具学术分量。《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燃料问题》[61]，以明清时期的江南与16—17世纪的英国作比较，认为江南的燃料供应远比英国差，这就决定了明清江南的工农业生产只能是一种低燃料消费的生产，并且不可避免地对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带来重大的消费影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木材问题》[62]，认为木材问题不仅对明清江南建筑业的发展有很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对江南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起相当程度的制约作用。通过江南造船与建筑业用木考察，认为明清时期当地所需木材基本上依赖从外地输入，其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来源地域也远较前代为广。《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与中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比较研究》[63]，通过比较，认为明清江南与中世纪后期至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在生产动力来源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并对两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动力条件的局限性，严重地束缚了明清江南工场手工业及与工场手工业相应工业的发展。《明清江南社会生产中的铁和其他贱金属》[64]，对铁和其他贱金属与江南社会生产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明清江南铁及其他贱金属来源狭窄，人均铁消费量与相近时期的英国相比要低得多，这就使得一些耗用金属较多的生产工具难以得到广泛的推广，也严重阻碍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不利于对外来技术的吸收。
四、城市市场
关于市场层次或市场等级，学者们的表述不尽相同。吴承明在考察明代和清代前期全国市场时，将市场分为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突破区域范围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大市场)四个层级[65]。魏金玉在探讨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关系时，将市场分为基层市场、集散市场和中转市场，并认为大城市多是转手贸易和集散贸易的市场，中等城镇多是集散贸易的市场，小市镇基本是直接供需贸易的市场[66]。刘秀生在考察清代全国市场时，将其分为商品收购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商品零售市场三级市场结构[67]。陈忠乎考察明清时期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市场，将其分为市镇初级市场、城镇专业市场、城市中心市场[68]。孙竟吴将江南市场分为地方小市场结构，村市贸易与市镇市场，中心城市市场结构：苏州、杭州。笔者对江南城市市场的分级，参照陈忠平的看法，但认为市场层次既要能够反映出江南的特色，也要能够反映出它在全国的地位，而且对于“市镇”、“城镇”、“城市”等概念也须有所限定，因此将江南市场分为乡村小市场(即小市镇初级市场)、地方专业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和全国中心市场四个层级(《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陈学文在其《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69]中探讨了江南城镇的市场结构与网络。他认为明清江南的市场结构是多层次结构，逐级叠进式互相制约着，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级市场体系：初级市场或可称地方小市场；一些巨镇和经济发达的府、县城一级的市场即中级市场；商品流通量很大，市场覆盖面很广，人口密集，设施齐全，保障体系完备，是商品交换中心，并左右着整个地区和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商品交换，这样一类高级市场。也可说是四级结构，即加上全国性市场(最高级市场苏州)，但因为苏州兼具两种等级层次，所以一般仍称三级市场体系。他还指出，明清江南经济区已经形成，其中心是苏杭两城市，以苏杭为轴心而运转，带动如松常嘉湖以及如盛泽、乌青、南浔、双林、南翔等一批巨镇，此为网络的第一层，再由第一层的城市、巨镇推动一般市镇、村市、市集这一类初级市场——地方小市场，商品流通一层一层向四周辐射，互相牵连，交织成江南繁密的商品流通网络图。王卫平在其《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套用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以市镇为中心地，将江南市场分为三个层级，即标准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作为各级市场中心地的市镇，也相应地分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三个层次。
关于市场类型或专业市场，论者颇多。樊树志基本上按专业分类，江南的专业市镇即专业市场，计有丝绸业、棉布业、交通业、盐业、渔业、编织业、竹木山货业、窑业、冶铸业、刺绣业、烟叶业、制笔业、制车业、榨油业市镇(《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提出，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市场，按产业部类来划分的商品市场，有农产品的商品市场。包括粮食市场，棉花市场，桑茧市场，竹木茶市场，花果、蔬菜、油料、烟市场；渔牧业的商品市场；手工业品的商品市场，包括棉布(棉纱业和棉织业)市场，丝绸市场，席、建材、图书、纸笔、文具市场。按商品流通体系来划分的商品市场，有商品收购市场，包括市集，专业市，庄、行；商品集散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商品批发市场。他并且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生产资料商品市场不如生活资料商品市场培育、发展充分《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笔者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江南以米和豆为中心的粮食市场，以棉和布为中心的棉纺织市场，以丝和绸为中心的丝织业市场，以木材为中心的竹木市场，以典铺和钱庄为中心的金融市场(《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关于市场整治。李斌以苏州、松江地区的棉布业为例，述说了清代的假冒商标案，认为为了保护合法商人的权益，禁止假冒商标活动扰乱商品市场，清朝江南地方政府采取了相应的行政措施，给商号发放“行帖”，实行营业许可证制度，规定一行一帖，商号只能在登记的地段经营，不准跨行业经营；建立商标注册制度；勒碑示禁，把禁止假冒商标列为地方法律条文；对假冒商标肇事者处罚[70]。
五、城市商业与商人活动
陈忠平论述了明代南京商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认为明初南京市场以市集贸易最为活跃，铺户贸易同样发达，贩运贸易也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宫府的控制十分严格，其时南京商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限制；永乐迁都后到隆庆年间，南京由铺户当行制向铺户买办制的过渡，使城市商业贸易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铺户贸易和贩运贸易迅速发展，市集贸易则退居次要地位；从万历初年到崇祯末年，是明代南京商业贸易的鼎盛时期，铺户贸易、贩运贸易和市集贸易均进一步发展，各类服务性商业也应运而生，尤以茶坊为盛四。陈学文考察了明清时期苏州商业的前提和特点，其特点是以丝绸、棉布贸易为中心的商业经济，汇聚了各地客商，以及以苏州为据点的长途贩运商，商人集团的形成和会馆的建立，以苏州府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商业市场网络，并出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商业经营的新方式和新手段等新迹象；其商业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手工业发达，货源充足，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重商轻农、儒观念的变化[72]。
石锡兴探讨了无锡布码头形成的原因、时间和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认为其形成原因在于有大批空闲劳动力，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流通水平大大提高，产品有特色，有稳定的市场，无锡交通便利，商业地理位置优越；形成的时代在康熙初年，到康熙中期则开始进入兴盛阶段；其影响是商业繁荣，无锡知名度提高，文化发展，乡间市镇增多，无锡人的商品经济观念增强[73]。
笔者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较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江西、湖广、浙江、江苏等省域商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论述了其经营行业、活动地域、经营特点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及十余篇论文，陈学文的三本有关江南经济研究的专著及相关论文，也多论述了各地商人在江南的活动。尤其是徽商在浙江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陈学文指出，徽商参与长途贩销活动，沟通商品流通渠道；参与海外贸易活动，推动了外贸事业发展，并刺激了国内商品生产的发展：徽商投资到生产事业，改变了徽州商业资本的传统方式，徽商活动深入到中小市镇与僻远的山区，对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与山区的开发是有积极意义的[74]。吴仁安考察了徽商在上海地区的经营范围与其成功的原因，其经营范围包括盐、茶、典、木和文房四宝、粮食、布帛、皮革、参业、烟叶业、瓷器业及京广杂货、草货业等多种行业，其之所以能在当地执商界牛耳，在于徽商能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孜孜不倦地追逐他们心中的“功名”，能以利为义，故财源不竭，在于以群体的力量在竞争中确立起在各商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于亦官亦商，官商结合，借助政治势力发展商业[75]。笔者探讨了徽商在江南城镇的活动，指出徽商在江南十分活跃，大规模经营棉布及其加工、丝绸、粮食、盐、木、典当及其他行业；其活动主要有独立经营、商伙制和合资经营三种方式，这种内在经营形式又与其外在的结帮成派的形式相伴而行，不但通过商业资本本身牟取利润，有的还将商业资本转化成工业资本，形成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从而既获取商业利润，又获取产业利润；徽商不但在经营上尽施其能，而且还通过种种非经济活动来为其服务；徽商在江南的活动，加速了江南与全国各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更直接地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深深地受江南地区风土人情的影响[76]。陈忠平则专门探讨了徽商与江南市镇的关系，认为徽商的活动与江南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商在江南市镇经营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是盐、典当、棉布、丝绸、粮食五大行业。其经营方式主要是结帮团伙，集资合股经营，行商、坐贾相间，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徽商的活动，推动了江南市镇的兴起与繁荣，促进了江南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冲击了江南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77]。又在探讨了江南市镇中的布庄与布号后认为，商人资本已由单纯的贩运贸易进而深入到市镇的购集、批发贸易之中，商业组织因之更为完备，商业经营方式也更为进步；商人资本开始由单纯的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布庄商人都与棉织小生产者建立了直接的购销关系或供销关系，布号商人则对踹染加工业形成了间接的或直接的支配关系[78]。
六、城币功能与地位
关于城市管理，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79]，从派官驻军、编划坊厢、防治水火、整顿市容、瘗死恤贫、市场管理等方面，探讨了城市管理。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城市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之下，故其管理也完全操之于各级官府之手，不是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归市民自己管理。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还着重从治安、防火、水利和环境保护方面考察了江南城市社会管理。关于市镇管理，林绍明认为，江南市镇兴起以后，封建管理体制随之变化，有的上升为府、县级建制，已在事实上按照不同情况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管理体制。一般来说，地居两省、几府之交的重镇，往往设立府级建制以便控制，而地处两县之间，或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巨镇，则设立县级衙门，再次一些的镇，仍以巡检司为管理机构[80]。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著及相关论文，都涉及到了江南市镇的行政和社会管理。
关于城市的作用和地位，韩大成提出，明代的城市，尽管有着明显的封建性和寄生性，但毕竟是人口密集、财力雄厚的地方，交通比较便利，信息比较灵通，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因此城市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具体则体现为：发展经济，包括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农产品的逐渐商品化，赋役逐渐货币化；繁荣文化，包括知识的传播，文艺的繁荣，出版印刷业的进步；振兴实学；渐变民风，包括重利轻义，重商轻农，婚姻论财，服舍逾制，伦常失序(《明代城市研究》)。这虽就全国城市和一般而论，但较之明清江南，城市的作用当更为明显。笔者从市场层级和地位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江南城市的地位作用，认为苏州有着全国最大的丝绸、棉布、书籍市场以及丝棉织物染整加王市场，位居前列的粮食市场、金融市场和极为突出的日用品及工艺品市场，还是全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工商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大都市。杭州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某种程度上与苏州齐名，但只是江南南部的区域中心市场。南京在明初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明中期到清前期，南京仅是江南的区域中心，沟通了江南与长江上中游及皖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上海在鸦片战争前已开始显露出全国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势，但其中心地位还未完全确立。无锡、镇江等都是区域中心城市(《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王卫平论述明清苏州城市的功能，认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经济功能超过了政治功能，苏州不仅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成为全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城市。他并且具体从城市空间布局、行政地位的提高、人口构成的变化看苏州城市经济职能的强化(《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对于江南市镇的功能，论者甚多。樊树志认为，苏松嘉湖地区星罗棋布的市镇，既是商业中心，又是手工业中心。王家范认为，市镇形成了经济网络，具有形成区域市场必不可少的环节的功能。陈学文认为，市镇以手工业或商业为主，基本上脱离农业生产，专业镇周围形成环状或片状的专业村市或村落网。蒋兆成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市镇是封建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地主经济的补充，它的建立和发展使地租、商业利润和利息结合在一起，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巨姓大族的支配。市镇的手工业生产还基本上处在商品性手工业与自给性农业相结合的阶段上。市镇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农副业产品的商品流通上，它是农副产品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品的集散地[81]。对于市镇的作用，意见较为一致。任道斌认为，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封建城市的商业性职能；商业性市镇的发展保护了自然经济，延续了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而手工业专业市镇的发展，却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推动了江南等地的经济繁荣[82]。张华认为，太湖流域专业市镇的兴起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明代江南城市商品经济更加发达繁荣，就在于专业市镇和集市贸易将大量农产品提供给城市。专业化市镇也促进了本地区作物布局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吸收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向兼业化和专业化发展[83]。蒋兆成则认为，市镇带有两重性，它一方面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又是封建国家和宗法势力在农村中的统治据点，而且尚未完全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和支配，因而其发展是不稳定的，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84]。
七、城市人口与城市化
关于江南地区的城市人口，大多只能在探讨城市化的论著中间接窥知。李济贤的《明代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85]，通过考察苏松常三府的人口消长状况。发现户籍统计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很多地方人口不增反减，其原因并不是人口离开了江南，而只是人口为逃避繁重的赋役躲过了户籍登记而转移到了他处，可见户籍人口的消长，与田赋轻重有着直接关系。关于南京人口，笔者认为，洪武初年约近39万，经过官方组织的几次大规模人口迁入，洪武末年南京人口近70万，万历全盛时期估计达100万，而且其时南京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政治、军事人口减少，工商人口的比例增加[86]；清代南京人口在乾隆十年前后约有56万，嘉庆十四年约有110万[87]。陈忠平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南京城市人口数量空前增加，实际人口当在百万以上，大约已经超过了明初南京城市人口规模⑩。韩大成在其《明代城市研究》中认为，南京城市人口明初约为30万，到洪武三十年大约60万以上。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第4卷[89]认为，南京洪武四年大约有10万人，洪武二十四年城中及郊区的居民大约有100万，估计城市在籍人口达到70万—80万，若加上流动人口，则南京居民的总数可能达到90万—100万；永乐北迁后，南京城中的在籍居民大约只有20万—30万；明代后期，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40万—50万。傅崇兰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探讨了苏州和杭州的城市人口。他依据地方志所载，用顺治十年钱塘、仁和两县市民各占该县人口的百分比，推算出明代杭州人口最高的天顺、成化年间为41万余人；用康熙三年、六年两县市民各占该县人口的百分比，推算出清代杭州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间人口为25万，而乾隆四十九年只有14万余人。又依据明清两代杭州城内市民占杭州城市附郭县人口的比例，估算出苏州洪武九年人口为11万，嘉庆二十五年为50余万，而乾隆十二年不到10万人。至于人口结构，傅崇兰认为，杭州商贾人口最多，手工业者次之，苏州城则除了工商业者、文化人之外，就是一般城市居民和官吏、兵士等。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第4卷中认为，苏州正德年间的人口合计约有38万，明后期的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50万。太仓在洪武二十四年人口合计不足6万，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
关于市镇人口。台湾刘石吉曾对江南市镇人口作过描述，陈忠平更进一步，认为从明代前期开始，经明中后期到清前中期，江南诸多市镇都先后增长了数十户乃至数千户，其人口数量并在明中后期及前中期形成了两个增长的高峰，从而形成了一些千户左右以至万户左右的特大市镇：号称万家的有14个，5000户左右的有3个，4000户左右的有2个，3000户左右的有4个，2000户左右的有9个，千户左右的有13个，号称“数千家”的有3个，总计千户以至万户左右的特大市镇多达50个。江南市镇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还以其内在结构的演变，反映并推动着市镇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基本阶级结构之外，江南市镇还因内部资本主义作坊手工业及工场手王业的发展，形成了由原始资本家与早期无产者所构成的新的阶级关系[90]。
关于人口流动，马学强的《论人口流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91]，以江南为对象，探讨了人口流动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关系，认为外区域人口的流人与及时填补，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勃兴，某种程度上就与一大批外乡异地人的流人与定居密不可分。孔潮丽的《明清江南流动人口初探》[92]，认为其时的江南，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文化水准高于他地，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者谋生的路子较宽，因而与一般的人口迁移不一样，不是由人多田少的江南迁出。相反却是由周围各地纷纷向江南流动。
城市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不少有关人口的研究，是为了探讨明清江南城市化的程度。有关江南城市化的探讨，台湾刘石吉曾提出，向来对于中国城市人口的估计，均以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州城、府城、省城及京城为标准，而把各市镇排除在外，这种区分标准并不恰当，不少明清江南市镇的人口及商况均超过了县城，所以当估计都市化的程度时，有些重要的市镇应该包括在内[93]。他根据县志的记载，认为乾隆九年吴江市镇户数已占全县户数的35％．内地学人探讨江南的城市化水平，在市镇研究中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是一部全面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的专著，既从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市镇的兴起、分布、内部结构，又从地区和专业的角度分析了江南各地各种类型的市镇，认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过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辟有专章探讨明清江南的城市化水平。他也以目前学界通行的指标即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城市地域的扩张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指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非传统型市镇的勃兴，成为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形式，代表了近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城市人口的比重最高时在12％左右，已超出全国的一倍，足以说明江南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而无论在市场的发育水平上，还是市镇的分布密度，江南地区都是超越其他地区的，因而可以说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同时他也探讨了江南地区城市化的局限，认为较之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西方的近代城市化，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虽然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却是建立在周围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而始终只能在近代的门槛前徘徊。至于具体比例，曹树基估计，明代末年苏州府的人口，约有11．5％属于县城及市镇人口，而明代末年苏州府的城市人口多达105万以上，占全体人口的20％(《中国人口史》第4卷)。
八、城市社会结构
韩大成在其《明代城市研究》中分权贵势要之家、富商巨贾、城市劳动者、游手无赖几方面阐述了城市的阶级结构。王翔《论明清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94]论述了明清江南在婚姻制度、价值观念、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认为其时江南出现了婚姻关系衍替与社会等级结构脱序，重商思潮勃兴与社会心理结构嬗变，市民群体崛起与社会阶级结构演化的现象。他主张，当时已经形成了一股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与传统价值系统相悖离的舆论力量，产生出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赋予在发财致富道路上跃跃欲试的资产者以精神上的充实感，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由竞争。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集结，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崛起，即市民阶层。尽管早期江南市民尚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观念的束缚，尚不能彻底看透封建帝制的本质，从而找到一把解放自己的钥匙，但是，反抗矿监税使的城市民变，支持东林党人的群众斗争，都表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与此前的农民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尚处于被压抑状态，同时又处于不断壮大之中，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最终将不可逆转地成为封建社会的否定因素和对立力量。
不少论文则对明清江南的某个社会阶层作了考察。李洵的《论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势力的兴衰》[95]，以传记、墓志、行状和笔记材料为主，分析了明代江南士大夫的身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明代江南士大夫在登第之前并非富有或权势之家。进入政界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由于受到政治、经济上的压抑，清初江南士大夫仍然保持了明代的地位，但受到的限制更多。段本洛的《明清之际苏州丝织业中的牙行》[96]，从行会的角度，认为牙行对封建生产方式起着强化作用。而陈忠乎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和牙行》[97]则认为，市镇中的牙人和牙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经济生活中主要起了积极作用，即在官府与行商之间、在商人与小生产者之间、在小生产者之间和行商与坐贾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然而牙人与牙行毕竟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随着市镇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它就日益要求摆脱牙行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控制，同时随着小生产者对市场的熟悉与商人对生产过程的接近，牙人与牙行也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一篇难得见到的专论商品交易中介角色的论文。沙郑军的《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98]，论述了江南脚夫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强烈的割据性和排他性、政治上的依赖性、雇佣关系中初步的资本主义性等特点，认为江南脚夫的活动促进了商品流通，脚夫是以职业化吸引了剩余劳动力，对封建生产关系有一定的冲击力。把脚夫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集团研究，在明清江南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对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社会结构，樊树志、陈学文的市镇研究专著都有所涉及。如樊树志指出，各行各业的客商、店铺、牙行，以及脚夫、乐人、市井恶少无赖，构成了一幅幅江南巨镇光怪陆离的经济生活图卷，显示了江南市场兴盛时期繁荣昌盛的各个侧面(《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九、城市社会组织
会馆公所特别是明清江南的会馆公所一向是海内外学界较为重视的研究课题。如果将19世纪末年欧美旅华人士的有关调查算起，那么对会馆公所的研究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冬，江苏省博物馆调查了江苏苏州、南京、吴江、昆山、常熟、无锡和上海等地的碑刻资料，光苏州就调查到132处公所，后来编成《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99]。197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苏州历史博物馆与江苏师范学校历史系联合调查苏州工商业碑刻，又有不少碑记被发现，后来编成《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00]。1979年，上海博物馆选编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一书[101]。这些调查及出版的碑刻集，为研究明清江南工商业组织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1997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彭泽益选编的《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1998年，王国平、唐力行主编出版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102]，更为研究明清苏州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少新资料。正是利用这些原始碑刻资料，江南工商组织的研究持续获得进展。简单说来，大体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内外学者几乎众口一词，都将会馆公所视为西方中世纪那样的行会。在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讨论过程中，不少学者还认为会馆公所这种行会式的工商组织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洪焕椿利用大量碑刻资料，对苏州的会馆公所作了系统分类，认为有七种类型，即手工业会馆，商业性质的会馆，官商捐资合建的会馆，手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工商业会馆，工匠们为了抵制手工业作坊主克扣王资和种种约束，以保护工匠们自身的利益而建立的会馆，带有地方色彩的同乡会馆，地方官吏创办的会馆。这些工商业会馆公所，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103]。同时，有人对会馆公所的市场垄断权力说法提出质疑，并对比附基尔特(日本学者对行会的称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秦佩珩认为，中国工商业者的“行会”，和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差别，不尽相同。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或者等同起来，那就很不妥当。这是由于两者产生的根源不同、性质不同、作用不同，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104]。吕作燮则第一次将会馆与公所加以区别探讨，认为会馆与公所这种行会组织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后者是同业的组织；前者有仕绅、工商业者、农民等各色人参加，而后者的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本地人不设会馆，而本地工商业者都参与一定的行会组织，因此“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王商业行会”[105]。此论一出，先后遭到力主行会说学者的批评。汪士信坚持，商人会馆就是一种商人行会，而且是中国式的商人行会，商人会馆是商人行会的初级阶段，继续发展，其同业关系的性格就表现出来，而公所则是会馆的第三阶段[106]。彭泽益更说，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这一命题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问题，显然不符合事实，对于会馆公所这一作为中国行会机构的名称不应再生怀疑、徒作无谓的争论[107]。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会馆公所的研究又有了深化，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台湾有学者不同意将会馆公所解释为行会，认为既有研究过分夸大了会馆公所的市场垄断作用，因而改称会馆公所为工商团体[108]；二是王日根把会馆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就全国范围对会馆的社会整合、会馆的内在运作、会馆的文化内涵等作了全面的研究[109]；三是唐文权、虞和平、马敏和朱英、丁长清等将会馆公所与晚清的商会作了对比研究[110]。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注重了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而几乎未再具体考证其数量，利用的多是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少会馆公所特别是市镇会馆公所还基本上未被提及。有鉴于此，吕作燮首次考证出南京的会馆多达37所[111]。陈忠平首次探讨了江南市镇的会馆公所，考证出市镇会馆33所，公所50多所[112]。笔者更对以往少人探讨的杭州、嘉兴、湖州、镇江、常州等地的会馆公所作了考证，认为江南各地至少有会馆226所，公所356所，共计582所，数量要比以往所知多得多，其中府城以上大中城市会馆为173所，公所为293所，县城以下的城镇会馆为53所，公所为63所，也要比以往所述多得多。笔者同时认为，会馆公所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毕竟大异其趣，要想真正认识会馆与公所的异同，如实揭示其客观历史实际和基本特征，可从地域和行业的角度，将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即地域性会馆公所和行业性会馆公所，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但又有主次。会馆即使表现为地域性的同时也表现为行业性，但地域性占绝对比例，相反，公所即使表现为行业性的同时也表现为地域性，但行业性占绝对比例。会馆与公所不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产生时间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先后，就各地区而言，会馆公所的产生也有一定的时间差。至于会馆公所的性质功能，地域性会馆公所是祀神祗的公共建筑，联乡谊的聚会场所，办善举的社会组织，谋商务的地域团体，甚至还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辅助力量；行业性会馆公所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在内涵上和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拿西方的行会来随意框套。会馆公所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又与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合拍，不像西欧中世纪行会那样阻碍生产的发展而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新的工商业组织的创立和成长奠定了基础。会馆公所和日后的商会都是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都是以开展工商业活动为主的社会组织，都体现了工商业发展的程度；商会以会馆公所的行帮为基础；商会并没有替代会馆公所的作用，而且必须通过会馆公所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商会与会馆公所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十、城市社会生活
王家范从消费风气、消费结构详实的描述人手，进而对明清江南的消费性质、消费效果、消费观念、消费政策等作了详细评估，并就徽商作个案剖析，将整个消费行为分为饮食肴馔、住宅园林、衣着服饰、陈设用具、婚丧寿诞、文化娱乐、民俗信仰、科举官场以及纳妾宿妓等九类，分别作了深入的考察，认为明清江南存在着突出的高消费现象，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低消费，在高消费结构中，政治性与奢侈性的比重崎高，消费结构具有传统的病态特征，消费行为仍保持着古代社会传统消费的鲜明等级性与强烈的政治色彩[113]。罗仑主编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论述了清代明清苏州的社会风俗和社会生活，考察了诸如饮食业、副食品业、生活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认为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在晚明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侈糜，去朴从华，新奇刺激，轻视礼教，已成为当时城市社会风尚取向，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享乐化的同时，还对文化生活必需品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生活因此而繁荣发达，纷呈多样，该地风尚往往开风气之先，成为许多地区乃至全国争相仿效的时尚。而到了清前期，苏州举凡吃、住、行、玩，都有相应的服务行业和服务设施，达官富豪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技艺百工可以在那里觅食谋生。王卫平在其《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也考察了苏州市民的日常生活，认为出现了市民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须臾不可分割，追求高档次的物质生活，社交形式趋新，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如娱乐活动多样，民间戏曲流行，市民文学兴盛)等迹象。他并且在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星斌夫和夫马进的研究基础上，从慈善事业的角度，论述了城市社会事业及其发展的原因，认为明代江南地区民间慈善活动的展开，主要表现为从个别富人的义举发展到有组织的团体机构，成为清代民间慈善活动兴盛的基础和前提。清代民间慈善活动表现为组织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财力充足、参与阶层广泛、活动经常，不仅表现为慈善团体即善会、善堂的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还表现为工商业者的广泛参与。因此，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苏州的慈善事业就其主持者及其慈善团体的类型来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既有官方主持的，又有地方社会主持的，还有工商业者主持的，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笔者的《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114]，从同行社会救济的角度，探讨了清代徽州商帮在杭州、苏州、上海、南京以及广大市镇的慈善设施与活动，分析了徽州商帮创设慈善设施的出发点、相关规章以及其活动的功效。孟彭兴探讨了商品经济与市民生活的关系，认为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城市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明人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生活的习俗等方面的嬗变，这种变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对中国社会步人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先期导向作用，但发达的明代城市始终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发育成长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产生市民阶级[115]。
回顾20世纪最后25年关于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学界的成绩是不俗的，举凡城市布局、城市经济、城市市场、城市商业与商人活动、城市功能与地位、城市人口与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会组织和城市社会生活等方面，均有论述。在南京城墙的修筑，苏州、南京、杭州城市经济的总体研究，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文化的总体情形，进士等江南文士，文化世族，人文风习，反映城市繁华风貌的画卷，丝织、棉纺织加工、刻书印书、酿造、造船、工艺制作等手工行业，市镇的兴起、数量、分布、座落、外观特征、规模、行政管理、工商发展程度、经济文化状况、功能性质、与城乡的联系等，商业的兴衰，市场的层次、等级、功能及其联系，商人商帮的活动，工商业组织会馆公所的兴起、数量、分布、发展阶段、功能性质、作用以及与商会的区别联系，城市的分布、层级、功能和地位，城市人口的数量、比重、结构，市民文学和市民社会，城市化的程度估计，城市社会结构及其前后变化，城市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城市社会生活、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不少专题如市镇、市场、丝棉织业、商人商帮活动、工商组织会馆公所、进士等江南文人、文化世族、苏州南京的人口、鸦片战争前上海的地位等，成果尤其丰硕，多有精辟之论。可以说，中国学界对于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无论在明清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区域史研究领域，甚至在城市文化史研究领域，都是令人瞩目的，在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富有学术影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对于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有如上述的成就，但是其不足和缺陷也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
纵观25年的研究，竟然没有一部关于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著作，甚至连以此为题或主题的研究专论也尚付阙如。
或许受资料的局限，对于明清江南城市如苏州、南京、杭州、上海的研究较多，成果也丰，但是对于无锡、镇江、嘉兴、湖州等中等城市以及各地的县城，则很少有专论。有些城市甚至可以说完全未曾涉及。
尽管对于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研究较为深入，但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观察，未曾涉及的方位和层面仍有很多。对于单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研究如果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江南城市群体之间的区别、联系、功能、地位和作用等则几乎未被人提及，至今还未见将明清江南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或比较其异同的研究性论著。
即使苏州、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既有研究做得较好或较为深入，但从城市文化角度立论的论著也很少睹见。江南城市的分布、构造、空间布局、内部社区格局、地理环境、建筑风格及其文化意蕴等，富有典型意义和地域特色，然而相关研究既少又浅。
既有研究对于明清江南市镇堪称最为醒目，然而对于镇江、江宁地区的市镇，论者难得一见，即使同属太湖地区，市镇相当发达的无锡、江阴，也无相关研究。
分布于各地的工商组织，构成明清江南城市区别于前代城市的明显特色，但对会馆等建筑的分布座落和建筑特色所体现的文化意境，会馆社会事务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不是缺少专论，就是探讨不够深入。
既有研究论述进士等精英阶层、达官富商等富贵阶层者屡见，而于城市编户齐民、手工业者、贩夫走卒、里役杂作等城市大众却殊少注目。明清江南城市既是全国经济的重要中心，又是全国文化的重要中心，但是既有研究似乎经济多于文化，上层文化多于大宗文化，高雅文化多于通俗文化，士绅等精英文化重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文化，对于大众日常生活文化状况、大众心态、大众娱乐形式等着笔甚少，对于曾为江南城市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广大能工巧匠，几乎为研究者所遗忘，对于文化人的活动也着墨不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还缺少深度。
即使对于士大夫的研究较多，但注重其在位作用者多，而对其家居生活却不甚寓目。对于男子尤其是士大夫的研究甚多，而对于女性文化活动者的研究寥寥无几。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明清时代的苏州、南京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青楼业，娱乐消遣文化的内容相当丰富，然而对于这一特殊社会阶层，既有成果大多不能属研究范围。
江南城市有着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市场，既有研究对商品市场的论述相当深入，而对各地的文化市场的考察相对薄弱，对各种有形市场的探讨很多，对文化商品的运作、市场份额的争夺等无形市场的研究则很少见到。
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化进程在全国可以说是最高的，然而既有研究并未就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水平立论，现有的一些城市化论述，涵盖范围仅在某些城市和市镇，采用的方法和论证的途径皆值得商榷，市镇人口的探讨大多未作市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区分，估计入口以及城市化水平从而高下悬殊。
无论怎么评价，明清江南无疑是先进思潮、先进观念、先进生活方式和时髦样式的策源地或起始地，然而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后，似乎相关研究未再更进一步。无论市民文学、市民斗争以及市民社会的主张者和否认者，实际上都自觉和不自觉地以西方社会的标准来作评价，而很少顾及江南社会的实际情形。
“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江南经济与文化互相促进互为影响，但是至今仍无对于江南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专门论述。
明清江南地区的各类城市文化史资料极为丰富，几部碑刻集也有所收录，但是仍有不少文化宗教碑刻如南京的科举碑刻等未被收录，引用者固然不多，利用各类资料作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者更属罕见。
令人欣喜的是，进人世纪之交，在明清江南文化的研究领域，不少选题正在开拓，不少空缺正在填补，不少专题趋向深入。如刘风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116]一书及其《明清城市的坊巷与社区：兼论传统文化在城市空间的折射》[117]等论文，探讨了城墙，坊巷与社区，官衙与民居，市廛与寺观，剧院、茶馆与会馆，私家园林等在城市空间分布上体现的文化意境。虽然论述范围涵盖全国，有些方面所论也过于简略，但创始之功，不能以等闲视之，如果将其收缩至江南，相信必有一番天地。赵世瑜、周尚意的《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118]也有同工之妙，是一篇探讨明清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佳作。虽其对象为北京，但于江南城市极具借鉴意义。论者皆谓明清江南人口繁多，但就事论事者多，对于城市人口的社会后果等殊少立论。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119]、《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120]和《清代吴地的教育环境与人口文化素质》[121]，另辟蹊径，或论人口与住房之关系，或论民间社会之人口管理，或论教育环境与人口素质之关系，三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推动了江南人口研究向纵深发展。程念祺《明朝江南士夫的俗趣》[122]从休闲文化角度，不像以往论道士大夫之雅趣，而是着眼士夫之俗趣，考察其表现，探究其原因，推陈出新，也别有意趣。郝秉键《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123]，探讨江南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一“打行”，陈述其表现，探寻其原因，考察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往研究江南单个文物鉴赏家者不少，而以之作为群体考察并不多见，吴琴《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124]研究苏州文物收藏家群体，虽有欠深度，但旨趣可嘉。赵坚等人的《吴地工匠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拓展》[125]，从能工巧匠的含义出发，提出了工匠文化的概念，并进而论述了吴地工匠的创制性业绩，虽考证尚欠谨严，但立意饶有意味。以往研究上海的兴起，多就上海立论，吴松弟《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126]则从其时东南沿海各地港口的递嬗来考察上海港的崛起，地理环境的意义得到了应有的强调。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长文[127]，着眼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的关系，亦有新意，为深化苏州城市研究作了有益尝试。笔者的《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128]，综合利用碑刻、档案、方志、分家书等资料，重新探讨清代江南特别是苏州的棉布字号的经营者、资本额、生产规模、生产加工形式以及坯布收购标准和相关的踹坊数量等。所有这些论著，给人以一个强烈的印象，近年来的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宏观立论者虽然罕见，但精细研究者绵绵不断，在选题的角度和探讨的深度上，多有可圈可点之作。可以预言，随着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化研究的日益受重视，不出几年，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这一专题，定会群芳争艳，新品佳作迭出。
注 释：
① 收入氏著：《明清史事论集》，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明清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1983年第2辑。
⑤ 陈文学：《嘉兴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载其著《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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